教学权威（共12篇）
教学权威 篇1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 出现了一种新的教学形态“对话教学”, 强调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主张教师和学生具有对话的心态, 课堂上没有绝对的服从于权威的主宰。民主、平等, 沟通、合作, 互动、交往, 创造、生成, 以人为目的, 无疑是对传统教学全方位的改造, 应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教师的角色变为“教学的对话者”, 这给传统教师权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一传统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
1教师权威的界定
什么是教师权威?教师权威是指在教育领域里教师依据该领域所确立的目标与规范对学生的控制与管理, 学生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与观念中服从并依赖于教师[1]。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使学生信从的力量[2]。教师权威包含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教师的信赖, 这是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本文中理解的教师权威, 是基于对话教学视野下教师宽容、尊重、理解、学生的新型权威, 是对传统教师权威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
2传统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
时代的发展, 要求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的教师权威。传统的“独白式”教学已经不再符合当代教育的要求, 对话教学适应对话时代的精神, 正成为一种新的教学形态。新型的教师权威对传统的教师权威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主要表现在:
(1) 教师感召权威面临的挑战
教师的感召力权威主要是基于教师本身的人格、师德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教师感召权威的获得跟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元价值观的时期, 教师较容易树立起感召权威, 而在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的今天, 学生对教师的人格与德行有着多重要求。显然, 不管哪一个教师都很难满足众多学生对人格与德行不同的要求。更何况, 现实中, 有部分教师群体安于现状、趋于名利, 这些使得教师感召权威减弱。
(2) 教师评价权威面临的挑战
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学生考试成绩为标准, 来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要想获得较高的评价结果只需要紧紧跟着教师的步伐, 牢牢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 在此认知模式下, 进一步滋生了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而在变个性的教育领域里, 需要建立一种强调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方式, 可由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关注学生全面的、开放性的评价。让教师合理的利用权威, 防止部分教师将权威简单的理解成惩治的标杆。
(3) 教师知识权威面临的挑战
一直以来, 都认为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获得较高的教师知识权威, 如今, 这一权威受到来自社会的强大挑战。一是来自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 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传授, 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化;二是家庭知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家长逐渐对教师不再抱有顶礼膜拜的崇拜之情, 家长逐步扮演起学校教育的参与者的角色;三是知识观的变化。教师在学生眼里的知识权威已经不再是不可侵犯, 学生发现任何知识都需要有质疑的眼光, 知识具有变化性、价值性, 没有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二基于对话教学的教师权威的特征
对话教学是在对话中, 每个人都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而是两者共同去认识, 形成新的共识, 这是在师生共同的探讨中逐步形成的。在课堂教学中, 我们将对话视为“民主、平等的教学”、是“交往、创造的教学”。在对话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以知识为中介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灌输关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你”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 一种主体间边缘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师生双方的主体性得以彰显[5]。
对话教学对传统教师权威提出了挑战, 我们认为, 基于对话教学的教师权威指的是一种“内在生成式”, 是指基于教师素质和人格以及学生对教师发自内心的钦佩而生的权威, 它具有以下表现:
第一, 对话教学下的教师是作为一个“人”, 参与到学生的学习活动中, 对学生进行知识上探究、在情感上感染、促进态度上转变、改变行动上影响。教师权威的对象是学生。传统的教师权威无视学生的个体存在, 以控制和驯化学生为主要目的, 违背了“一切为学生发展”的宗旨。而新型的教师权威是促进人与人的心灵交流活动, 其中包括知识的传授、还包括生命内涵的领悟, 并通过文化的传递功能, 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一代,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使得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逐渐增强, 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
第二, 教师权威的内涵具有变化性。教师权威的内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同样的教师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在交往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而言, 低年龄段学生眼中的教师是无所不能的, 教师专业权威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大学之后, 教师的人格魅力为主导的感召对学生的影响力更大。
第三, 对话教学下的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 互相尊重, 尤其是人格上的平等。传统的教师权威是依靠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威来对学生产生一种强制性的色彩, 是一种外在的权威, 学生可能处于迫于教师的地位权利而表面服从。而新型的教师权威则是内隐性较强的, 强调以教师的精神人格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力量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更加持久、深刻, 同时也要求教师提高自身的内在品质与修养。
三对话教学过程中教师权威的建构
教师权威不再是简单的建构在学生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之上, 而是在教师辅助学生并促进学生充分发展的能力基础上的。我们认为新型教师权威的建构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1从教师职业道德看新课程中的教师权威, 要求教师确立教育服务观
作为一名教师, 应该感谢学生为自己职业发展提供了施展才华, 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充分认识到教师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认识到教育是非商业性的, 教师需要热爱学生、工作负责、人格高尚的人来担任。当学生主动接受教师的教育影响时, 教师权威就得到瓜熟蒂落, 这是学生内心深处自发的对教师教育信念、人格魅力的认可, 利于学生热爱学生, 形成主动探究的过程。
2在师生关系中, 教师要实现角色转变, 把新型权威建立在教师角色重新定位上
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都是以传授知识的权威者, 教学行为变成了简单的存储, 教师存, 学生储, 毫无主体性而言。相对而言, 在对话教学中, 教师是作为“平等中的首席”, 倡导的是教师在对话教学中是引导者、倾听者与合作者。这种角色的转变首先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创造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 教师应该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鼓励学生参与主动创新, 教师从旁以平等的身份发言, 为学生提供宽广的思路。强调教师的启发、唤醒、激励功能, 履行教师在课程进行中的责任, 驾驭课程改革的方向。
3教师应加强师德修养, 提高人格魅力
对话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师权威的消解, 特别是知识权威, 这时候教师更需要另一种力量来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 这就是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 即是师德, 这种精神力量虽然是潜移默化的, 但是却是持久、深远的。这需要教师在注重教师专业水平提升的同时更要关注师德的培养。
4社会制度应适当赋予教师权力
古代社会, 教师是统治阶级的代表, 代表着一种权威的统治, 十分强调师道尊严。但如今,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 学校和教师为了追求升学率, 难免会把知识教学放在第一位。权威已经不能够让学生信服, 这种权威正在逐步消失, 一切为了学生, 教学是学生为本, 至于教师权威也被逐步淡忘, 这并不意味着, 教师权威将不再重要, 社会制度应当适当赋予教师权利, 让教师权威处于适宜的位置。
总之,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必先建构新型的教师权威, 而传统的教师权威向现代教师权威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抛弃权威, 而是师生双方在对话教学中作为交往的主题互相宽容、理解, 共同分享权力与知识, 共同决策与认同。然而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建构新型的教师权威是个漫长的过程, 教师在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同时应该积极转变观念, 借鉴学习中外教师观的精华, 争取早日实现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胡朝兵, 张大均.论教师的权威、威信与教育影响力[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2) .
[2]张良才, 李润洲.论教师权威的现代转型[J].教育研究, 2003 (11) .
教学权威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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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感知观察、绘画内容生活化、组织方法灵活化、体验途径多样化四个方面探讨《指南》背景下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策略。
关键词：幼儿教学;体验式绘画;《指南》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和实施以来得到了各个幼儿园的积极响应，都在积极学习《指南》的精神，并对幼儿教学进行深入思考，努力调整教学方法，从多种角度出发，发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以关注幼儿生活、注重幼儿的能力培养为基础，改变固有的、传统的教学策略，努力寻求更适合幼儿的教学策略，从而逐渐形成了科学的教育模式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推动幼儿园课程改革工作。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就是《指南》背景下的一种较为科学及富有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之一，体验式教学方法能有效引导幼儿亲自观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体验产生感受和经验，从而为其自主表达提供原始的积累，激发出幼儿绘画情感及创造性。本文探讨《指南》背景下有效开展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的策略，以期为提高幼儿园科学的保教质量略尽绵力。
一、充分感知观察是幼儿体验式绘画的前提
《指南》中强调艺术教育应充分给幼儿创造足够的机会和条件，使幼儿能感知、观察并体验美。所以教师要改变陈旧思想观念，从传统的复制式的简笔画教学走出来，注重孩子绘画的观察体验。只有充分的感知观察才能形成幼儿对绘画事物的理解，并由此积极思维，大胆联想，提高对绘画的表现力及创造力。如绘画老虎时，我就先请家长配合带幼儿去动物园看看老虎，并与“老虎”合影，然后课堂上我再给孩子讲虎王的故事，最后观察老虎各种可爱的姿态图片，大胆想象大老虎和小老虎间的对话，模仿老虎的姿态。经过这样的感受和体验，幼儿画出的是不同表情、姿态的老虎，表达的是自己心中不同的故事和情感。幼儿的绘画艺术表现是和直接感知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感知和体验，教师简单的示范和追求技能训练，就不能让幼儿有情感共鸣与表现欲望，幼儿的作品表现就很单一，缺乏感情和创造性。幼儿只有亲身体验观察事物，才能对绘画对象有一个较完整、生动、形象的了解。所以，感知和体验是幼儿美术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二、体验式绘画内容的生活化
1.把绘画内容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指南》中强调要引导幼儿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绘画是幼儿表现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内心意愿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孩子才是绘画教学中的主体，将绘画内容的主动权交还给幼儿，由孩子自己确定绘画的内容，引导他们用画画去表现自己所见所想，尊重幼儿对绘画的自由组织、想象，也允许幼儿运用自己独特的画法，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潜力，使幼儿能从自主的绘画创造中体会到创作的乐趣及成功的愉悦。
2.选择幼儿兴趣的、生活化的绘画内容，感悟表现大自然的真善美
开展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善于发现幼儿的兴趣点，并以生活经验为背景，从生活化的绘画内容着手，回归幼儿最真实的世界，引发幼儿对生活中美好事物及周边环境的兴趣，使幼儿能热爱生活、回归自我，在自然地环境中进行绘画表现及创作。实践中，我引领幼儿走出教室，进入自然、社会等更为开放的活动空间去，使幼儿能融入生活并感受生活，获得美的体验，还争取家长的配合，利用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外出开展亲子绘画活动，将公园、田野、村庄等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引导幼儿运用多种美术手段表现出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鼓励幼儿用自己的画笔去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提升了绘画的表现能力。生活化美术活动是立足于幼儿的生活，以生活经验为背景，让幼儿在生活中不断拓展绘画和创造美的经验。
三、体验式绘画组织方法的灵活化
在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中，教师可以打破小―中―大幼儿年龄分界限线，开展交叉教学，使有序、无序的教与学有机结合、互补共存。教师还可以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幼儿听的教学模式，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选择孩子喜爱的活动方式，让孩子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其乐意参与学习，主动去学习，组织幼儿分小组进行合作式绘画体验学习，引导孩子分工合作制作主题绘画，并鼓励孩子走上讲台，描述自己所在小组在进行主题绘画过程中的点滴步骤，交流自己的想法、情感体验，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为幼儿提供生动丰富的素材资料，以直观的形象、良好的视听感觉和鲜明的色彩，让幼儿迅速溶入情景进而发现、联想、模仿、创作从而提高绘画兴趣，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四、体验式绘画途径的多样化
1.园内园外的体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多种途径给幼儿创造充分感知观察的机会，可以在教学中给幼儿展示图片、实物、视频等，通过游戏让幼儿充分感知，同时教会幼儿欣赏和观察的方法，丰富孩子对事物的表象经验，提高孩子对绘画主题特征的认知。还可以引领幼儿走出课堂，去大自然中去体验观察绘画，充分激发幼儿的视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感知观察万事万物，帮助孩子建构并积累物体的表象，为美术活动中幼儿的自我表现积累下丰富的素材。
2.与各领域相结合的体验。体验式绘画和幼儿教育的各个领域教育活动的整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幼儿的餐点活动中，幼儿吃蛋糕前老师可以先引导幼儿边吃边仔细观察蛋糕的外形特征，有了充分的观察认知后，教师提供蛋糕，要求幼儿看着蛋糕绘画。在认识图形活动中，教师可以给孩子提供大小不
一、颜色各异的图形材料，然后让孩子通过看、摸等方式感知图形的特征，之后让孩子进行绘画。在语言活动中，教师给孩子创设语言的情境，并给孩子出示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帮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引导孩子去表达、交流并模仿故事表现的情节，在充分体验之后，引导孩子以绘画的形式表现故事。在音乐活动中，教师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引导孩子有目的地欣赏音乐，启发孩子边听边想象，并鼓励孩子动眼、动口、动手、动脑，互相讨论、表达、模仿，并用绘画的形式将想象中的音乐形象表达出来。体验式绘画与幼儿的生活活动、科学活动、语言活动、音乐活动的有机整合，运用幼儿各种感官进行充分体验后进行绘画，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教学的效果，使体验式绘画教学呈现出多元化。
总之，《指南》背景下开展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是基于关注幼儿生活、注重通过幼儿体验表达情感的一种绘画教学方法，能为幼儿自主艺术表达提供原始的积累，激发出幼儿绘画的情感及创造性。体验式绘画教学不仅仅需要教师领会《指南》精神，更新教育观念，开放教学内容、途径、方法，还需要教师有效整合幼儿教育的各个领域活动，达到绘画教学最佳化。
参考文献：
[1]楼必生，屠美如.学前儿童艺术综合教育研究[M].北师大出版社.[2]李慰宜.2-6岁儿童绘画活动指导[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文档资料：《指南》背景下幼儿体验式绘画教学策略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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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篇3
关键词：权威 混合型权威 法治权威 正当的法律程序
一、权威和法律权威的词源
什么是权威？为什么需要权威？法治需要权威吗？如果需要，法治需要什么样的权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文的前提性知识。那么，什么是权威呢？在古汉语中，权威意指权力和威势。根据《辞海》的解释：“权威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主要指人类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 〔1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权威”一词来自拉丁语中的“auctoritas”，意指发明、建议、观点、影响或命令。在英语中，“权威”一词用来意指国家赋予的权力（以国会议员、法官、警察等的形式）或某一领域的学术知识（某人可能成为某一学科的权威）赋予的权力。〔2 〕在哲学上，“权威”一词通常与权力交替使用。不过，它们的含义不同。权力被界定为影响某人做某事的能力；权威是指合法性的主张，行使这种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利。
在法学中，“权威”是指：“允许；行使权力的权利；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权利；要求完全服从的权利，命令的权利。它通常与权力为同义语。” 〔3 〕“法律权威”则是指：“一种法律制度或体系以及其中的每项原则或规则，如果其存在是根据或来自于该国宪法所确认的一个或多个法律渊源，并且在执行和被遵守的过程中，该原则和规范本身显示出了它们是权威性的原则和规范，我们就可称它们是有权威的。” 〔4 〕除此之外，法定权威，又称合理性权威、合理性统治、法律统治或官僚统治，它是一种统治形式，其权威或统治体制主要依赖法律的合理性、法律的合法性和官僚体制。20世纪的现代国家，大多都是理性的法律权威。〔5 〕著名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认为：“权威是改变理由的能力”，“权威的本质要求服从，即使我们认为这种服从与行为理由相冲突。由此可见，服从权威毫无理性可言。” 〔6 〕
在社会学中，权威则意味着控制与整合。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T. Parsons）认为：“权威是控制与参与实现集体目标有关的社会成员行动的制度化权利的综合体……权威是整合集体的既定模式与层次的制度化。这些既定模式是有效与合法的集体行动的基本条件。” 〔7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权威是“拥有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利。如果说甲对乙在某些方面具有权威地位，意即甲有权在某些方面控制乙的行动” 〔8 〕。
从以上这些概念中，权威涉及如下要素：权力、力量、命令与服从、统治、控制与整合等等，而这些要素均处在社会关系中。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曾说：“……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以服从为前提的。” 〔9 〕在这里，权威是一种意志服从关系。它内在地要求“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10 〕。
二、权威与国家治理：迈向法治型权威
现代国家的治理是否需要权威？如果需要，需要什么样的权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国家学说、政治学说、法律学说的核心内容。人类社会自从进入了有组织的社会以来，随着国家、政府、统治者（或执政者）成为必要，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人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正当性的权威，或者正统性的权威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正统的就是正当的权威，就是合法性的权威。至于何为正统、优良的道德、神授、世袭、武力和法律等，都是正统的备选。亚里士多德说：“君主政体的发生起源于君主或其家族的优异才德和卓绝的功勋，因而树立了他们特殊的地位。” 〔11 〕此处强调的是作为正统的道德与功勋。柏拉图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2 〕此处则强调作为正统的法律。可以说，以上这些正统，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中，都有典型的例证。
由于正统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权威统治的多样性。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而言，统治无异于“发号施令的权威型权力” 〔13 〕。在韦伯看来，统治包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信一种统治制度具有正当性的信念有助于稳定一种权威关系，而且还标志着各种统治制度之间非常真实的差异。如同一切享有凌驾于其同伴之上的优势者一样，当权者们也想把他们自己的地位当做是‘正当的，把他们的优势当做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把多数人的服从解释为‘应得的命运” 〔14 〕。只有三种类型的权威统治是合法性的权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每一种正当统治类型都对应着一种具体的统治方式。传统型统治对应着家长式统治方式，个人魅力型统治对应着领袖集权统治，而法理型统治则对应着“官僚制”统治方式。不仅如此，在历史上，“人们发现这些统治的‘纯粹类型总是处于混合状态中，一种统治制度中的某些相异之物，是与体制结构的修改和正当性信念的变更有关系的”。〔15 〕比如，个人魅力型统治是敌视规则和传统的，但是，门徒们却总是希望看到领袖人物的非凡地位保存于日常生活中。每一统治类型都有内在的自我保护因素，这些因素产生于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正当性的信念。倘若统治者未能实践他们借以证明自己统治是正当有理的准则，就会破坏大众对这些准则的信念。结果是，一切统治制度都将改变性质。由于门徒们自行其是，规则和传统发展起来，使门徒们有意为之效力的克里斯玛发生性质变化。在法理型统治之下，统治者本身就需服从法律；如果他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借此无限扩大他的统治，他就会逐渐损害那种维系合法秩序的信念。在传统统治之下，如果统治者运用专断的发号施令的权力，使自己凌驾于这些权力教给他的传统之上，他就会损害对神圣传统的信念。同样，当领袖人物在门徒随从眼中无法证实自己之时，他就丧失了他的权威。〔16 〕可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每一种权威治理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由于国家治理涉及的因素极其复杂，纯粹的权威治理类型并不常见，常见的治理权威是一种混合型的状态，即以一种权威治理模式为主，同时其他权威治理模式的一些要素也在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现代国家治理的可靠的权威治理模式是法理型权威治理模式。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治理一般采用法律的治理。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应当确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被普遍遵守的状态。那么，什么是法律权威呢？就法律权威的含义而言，它是指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有效，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汤姆·R.泰勒（Tom R. Tyler）认为，法律要具有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则及其决定必须影响那些受它们所规制的那些人的行为。〔17 〕在宪政理念下，法律权威则更倾向于官方行为与法律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法律对于政府行为规制的有效性。“立宪政府观念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来源上，当然都绝对不是革命的。它不过意味着一个受法律限制的政府，通过宪法保证来维护公民自由。这体现在各种权利法案上，它们都被纳入新宪法中，通常被认为是新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绝不是要体现新的、革命的人民权力，相反，其所以令人感到必要，乃是为了制约政府的权力，即便是在新成立的政治体中。一部权利法案……‘使人民有权对抗地球上的一切政府，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还是某个特定的政府；一切正义的政府都不能拒绝它，或闪烁其词。” 〔18 〕
在法理型权威的社会中，法律成了编织社会关系的正当理由。基于理性主义的假设，所有社会关系皆由形式化的法律（成文法）来调整，包括通过宪法来规定国家治理者的地位，公众对国家治理者的权威地位（治理权威）的认同。其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普遍认同法律对权威关系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型权威是依宪而治的。通过宪法把政治权力公开化，达到权力去魅之效；通过法律规定权力行使的程序，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下，打破了权力神秘。与之相伴的是，政治和权力运行成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由于宪法和法律已经昭示了权力的来源，公众皆知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行使应当为了人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的享有者，也就是国家的治理者必须关照民意，做到最大可能的公开，权力不可能再保留任何的神秘。进一步地，作为国家的治理者，他们的个人私密也被媒体和其他监督者进行必要的限制，他们也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神。正如韦伯所言：“在法律的统治类型中，人们服从由法律创立的非人格化秩序及其主权者，这种统治具有在该秩序赋予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特征。” 〔19 〕
三、当代中国的权威与法律：有权威，但法治不足
就当代中国的权威关系而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当代中国有权威统治，但法律权威不足。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模式，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权威治理模式。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出现了“发展可行的法律体制，并使行政程序规范化” 〔20 〕的趋势。这个时期，中国正处在一种政治统治整体崩溃和瓦解的时期，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转化为现实。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当时对中国应当建构一个什么类型的统治权威存在着根本分歧：是依照个性化特质来建构起魅力型的统治类型，还是按照科层制建构成法理型的统治类型？“对于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意味着管理制度的程序化，而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如果过分强调技术性要求，就会降低人的主体价值。” 〔21 〕作为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政治家，“出于对科层制体制本质的警觉，以及对其效率的怀疑，他愿意承担精神导师的责任，而回避程序化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有条不紊和按部就班、乃至于钝化了民众的士气。所以，他宁可与群众发展直接沟通关系。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诉诸所谓韦伯式的‘工具理性，依靠程序、专家、技术管理社会……另一种则诉诸‘价值理性，主要依靠精神价值、个性化的直接社会动员，以及‘克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对民众的感召。” 〔22 〕从制度实践上看，“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当代政治领导类型由个人魅力型向法理型转变的准备期。不仅他个人，当时中国许多各级领导以及一般民众，对法理型权威基础还缺乏心理上的适应与准备。” 〔23 〕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统治类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始于民主与法治的兴起。邓小平曾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 〔24 〕他甚至说：“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 〔25 〕可见，这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靠“一两个人的威望”和“我的分量”来治理国家已经遇到了危机。认识到这种危机是中国社会统治类型转移的前提，但往哪个方向转？则是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危机，并指出出路在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的确立。为此，他提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主张，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统治类型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的权威统治类型向法理型权威转换的过程中进行的。但这一进程注定是复杂的，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是存在着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水平较低，国家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增长，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有赖于与之相匹配的体制，以一方面满足通过社会动员被调动起来的人的期望值，另一方面去调整种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关系，但国家与社会在短期内又无法建立比较健全的体制。这就使得人们的期望受挫，引起人们对社会价值的怀疑和不满，大众交流媒介尤其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对这种感觉的放大，加之政府的软弱和一些官员的腐败，政府便成了迁怒的对象，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高涨。然而，由于落后国家在政治上也处在发展阶段，缺乏恰当的有效手段去处理这些问题，政府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倒退，因而激起民众更大的不满，暴力冲突或稍为温和的一些抗拒秩序的行为由此发端。〔26 〕
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建立法理型权威统治类型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政党与国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同构性，决定了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官僚科层制度所寻求的自治性与政党的政治动员之间频频发生冲突。这就是说，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通过政治动员来实现执政的目标；而国家治理则要求依照法律来治理，它内在地要求政党应当在法律内活动。换句话说，政党必须守法，它内在地排斥政党通过政治动员实现执政目的的做法。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冲突，使得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显得特别困难。由于前述冲突的存在，加上社会中存在的党政官员贪腐案件的发生，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靠个人的统治不可靠，只有依靠制度，依靠法律才是真正的出路。对执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执政者也异常困惑：为什么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不能平抑民众中存在的不满情绪？不是因为执政党的理念不够好，而是政治的手段不能令人信服，人们常常带着不信任态度看待现实中发生的公共事件或热点案件。不信任已成为一种常态，重拾信任又不能依靠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依法治国已成为不二选择，维系这一权威所仰赖的是一切行动的合法性，包括政党行为也必须具有合法性。总之，在当代中国，就权威而言，中国社会是有权威的，也是有公共秩序的。但这种权威缺乏法律的权威，这种公共秩序也不是完全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它仍然是一种混合的权威，其中个人的权威和法律两者都在起作用。这种有权威而缺乏法治权威的状态，也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认为：“无论如何定义法律，法律都是权威的一个维度。但法律并不等同于权威。许多种类的权威并没有法律的地位，也不依据法律来行使。实际上，某些权威在立场上与法律不同，甚至与法律相反……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中，法律与权威形式的真实关系通常是相当复杂的。只有在简单的社会中，才可以把法律与权威作为基本相同的事物加以对待。” 〔27 〕
这种有法律而法治不足的状态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和风险。这种危机表现为官方制定的法律失灵所引发的官方行为失信于民的道德风险。换句话说，它将导致官方成为不守信、不信守承诺的风险，这种风险带来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它内在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领导权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法律化的背景下，公众的物质利益的需求和其他精神生活的需要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但是，人们还有一种更强烈的愿望和期待，那就是希望把这种富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能够延续下去的秩序化的需求。与人民的这种长期的秩序化的需求相比，官方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却使人们心里不踏实。
当代中国有权威，但缺乏法治权威的现状的另一种表述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法律化了，中国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完成的社会生活法律化过程，但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信任。因此，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法律的形式化进程，但还没有完全充分地进入法治化阶段。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解，法律化现象“采取三种明显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与‘责任爆炸有关，它所基于的前提是，商业组织、政府机构等类型的组织在从事活动时，应受法律调控，如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应在法律上享有豁免权，不应不负法律责任。第二种形式与‘正当程序革命有关，它所基于的前提是，大型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不得在法律上实施影响人们生活的行为，除非人们有机会进行申辩或者对抗。第三种形式是这样的理念，即凡被宣称为不正义的事务，不应仅仅由于该事务的性质而超越法律之外” 〔28 〕。
四、法治的权威：从法律化走向法治化
法治型权威是一种纯粹类型的统治权威，而当代中国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其统治权威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作为维系权威统治关系的要素，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异质因素。〔29 〕韦伯认为，从混合型权威到作为纯粹权类型的法理型权威转化，通常需要长期的过程。根据韦伯的解释，法理型统治是一种依靠官僚和法定程序的政治统治。〔30 〕它内含着这样的要素：符合理性的、形式化的法律；普遍的法律信任；法律运行的官僚体制；法定程序。
首先，从合理性的形式化的法律要素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已经法律化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法理型权威的基础。〔31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它标志着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人们的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我国法律体系的构成是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的统一整体。截至目前，除宪法外，共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40多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00多件。” 〔32 〕这是法理型权威统治的基础条件，也是形式化的基本要求。
其次，就普遍的法律信任而言，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法律信任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大于法的问题还很突出。在当今混合型的法律化权威条件下，从形式上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法律完成的。而事实上法律实施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既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得到严肃对待和有效实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法律实施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所有法律部门”，相比较而言，“经济和行政类的法律执行情况更差”。〔33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立法不少，执法不好”，“立法如林，执法无人”，“经济要上，法律要让”等等，这些都成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状况不佳的真实写照。〔34 〕信法、依法的意识还很淡薄，遇到问题想到的还是找关系、找领导。另外，司法腐败、法官贪腐的事件时有曝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社会生活法律化之后，完全法治化还没有到来。中国社会的权威统治类型表现为混合型权威类型。法理型权威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领袖也要守法，政治精英也要守法，国家要依据既定规则来治理。在法理型权威下，统治的过程或者国家治理的过程如同机器在运作，一切都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运行，没有来自个人，特别是没有政治精英的干预，因为政治精英也是这台无声的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型统治是理性的、规则化的。法理型统治相信法律，即使有权威的人也只有在法律规则之下才有发布命令的权力。人们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处在从混合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过程中的国家，中国的权威根据包括法律、政党政策、政治领袖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权威统治类型。虽然政党的活动遵守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但是，由于原则自身的缺陷，事实上政党活动越界的情形是国家治理过程的常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就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向法治优先转化的过程。
再次，就法律运行的官僚体制而言，中国已经满足了这一条件。中国的官僚体制已经非常完备地建立起来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构已经按照宪法和组织法建立起来。官僚制又称为科层制，是马克斯·韦伯通过对工业社会的观察归纳出来的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的优势包括：第一在于它严格的效率取向。官僚制是精确、迅速、明确、可持续性、保密、统一性和严格服从的，因而富有效率。第二，它主要依靠法律和程序。韦伯认为，官僚制的理性体现在它的“形式主义”精神。形式化的、非人格化的普遍主义精神是组织文化的精髓，形式化的法律与明晰的规则确定了机构与个人的权限范围与职责内容，个人服从法律与组织规则，不搀杂个人私情。第三，它强调专业知识与专业技术。官僚制要求组织内部的从业人员具有专业技术与专业知识背景，这对于提高组织效率和追求公平精神大有裨益。第四，官僚制具有普适性。韦伯认为，官僚制“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 〔35 〕。在当代中国，官僚制存在于一切现代组织之中，包括政党、政府、企业、工会、社会团体等。在官僚制中，服从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下级选择服从，是因为他们认为规章或秩序是实现目标最好的方法，因而遵从秩序。可见，当代中国已经建立起官僚制的统治。问题在于没有克服官僚制可能带来的官僚主义或者官僚陋习。〔36 〕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仍需平衡效率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最后，在程序意义上，中国未来的权威类型一定是程序性优先的权威类型。因而，在法律化时代的中国，在迈向法理型权威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程序达成权力制约的法治之路。其使命在于逐步实现法治权威，当代中国的法治应当从形式化操作，通过法律形式化的技术路线，实现法治化的目的价值。之所以要走通过正当程序迈向法治权威，原因在于现代规制国家的出现必然要求正当的法律程序。〔37 〕这是因为在工业化的社会中，管制性的政府或国家对公民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加深了政府对公民社会生活的控制。在政府和公民的互动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和损害。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相对于国家保持独立身份的根本保障，也是区分社会内部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线，更是市民社会中公民自由的基础。而管制国家的出现使得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平民依赖政府给付而不是私有财产维持生活。这就给自由、独立、崇尚个人奋斗的现代价值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威胁。一旦这种危险变成现实的冲突，就要求运用正当的法律过程，来解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
不仅如此，随着现代国家行政化的加剧，在业已模糊的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确立一条中间地带，成为个人独立的保障。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走正当法律程序之路。法律的正当程序，更为准确地说应当是“法律的正当过程”。法律的正当过程又分为实体性正当过程和程序性正当过程。实体性正当过程要求政府必须为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理由，主要适用于对立法和政策的正当性审查。程序性正当过程的核心则在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施加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必须满足某种最低限度的公平，“专注于政府政策执行的方法和程序，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 〔38 〕。在当代中国，法律的正当程序既有实体正当性的要求，又有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本文所涉及的正当法律程序主要是指程序性正当或正当的法律程序。所谓正当的法律程序，其最初的形式和途径是告知、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和公职人员在与所处理事务有利害关系时回避。但20世纪中期以后，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在正当法律程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典范，〔39 〕欧盟及其成员国，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或21世纪初陆续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在没有制定专门“信息公开法”和“透明政府法”的许多国家，则在其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规定了政务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可见，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已构成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内容。2008年，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标志着我国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或过程已经启动。
教学权威 篇4
一、征文目的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现代教育理念已进入全面推广、不断深化阶段,第九届征文活动将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现代教育理念推广,促进广大教师深入领会各学科课程标准,切实改进教育教学实践,并对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探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扶持中青年教师成长。
二、主办单位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基金会(原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三、承办单位
云南教育报刊社
四、征稿对象
中小学、幼儿园和高等院校教师,教育行政干部、教研员,《云南教育》广大读者,《学生新报》的教师及家长读者。
五、评选范围
论文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现代教育理念,内容涉及各级各类学校学科教学和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现代教育理念的实践、三生教育、课程管理、教师专业化发展、校本教研、地方和校本课程开发、教与学的方式和方法、对各科课程标准的研究、教学评价、教学经验,以及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理论研讨和教学反思等。
六、评选办法
由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基金会、云南教育报刊社遴聘教育专家、特级教师、教育报刊编辑成立评委会,对参赛稿件进行评审。奖项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基金会给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名单在《云南教育》2011年11期上刊登,部分获奖论文将在《云南教育》杂志和《学生新报》上陆续刊登,条件具备时将由出版社辑成专集出版。
七、征稿时间
2011年3月1日至201 1年7月31日,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为准。
八、稿件要求
1. 征文作者必须尊重知识产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严禁剽窃抄袭。确认为抄袭的作品一律取消评奖资格。
2. 参评稿件以论文为主,可凭借各学科各版本教材。文章要体现各学科新课程标准及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教学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观点鲜明,有教育教学实例,文字简练。
3. 来稿在正文前不必写“摘要”、“关键词”,但重要引文须在文末“参考文献”下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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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权威与诉诸权威谬误辨析 篇5
权威有“学术”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引证权威”与“诉诸权威”不同,“引证权威”是一种常用的论证方法,而“诉诸权威”则是一种“以人为据”的逻辑谬误.“诉诸权威”分为“诉诸相干权威”谬误和“诉诸不相干权威”谬误.引用权威不当或滥用权威会导致“诉诸权威”谬误.
作 者：龙小平陈爱国 作者单位：龙小平(电子科技大学,四川,成都,610054)
陈爱国(江西省万载县株潭中学,江西,万载,336105)
教学权威 篇6
关键词：乡村权威；法律权威；村民自治；乡村社会；法治社会；社会转型
摘要：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103-06
自1982年《宪法》首倡“村民自治”到1998年村民自治进程的标志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的正式实施，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这场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中，中国的乡村社会实现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变。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即‘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复杂秩序”。正是在这种多元复杂秩序的背景下，以村民自治“基本法”《村委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建立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在法治国家，权威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唯有在乡村社会中树立法律权威，才能使中国迈进真正的法治化进程。首先，关于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实际情况，部分学者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乡村社会中树立法律权威的仅有25％～35％左右。换句话说，有65％以上的村庄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权威，完成法治化的进程。其次，从学者的相关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乡村的秩序中除了法律权威、行政权威(行政村约占10％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进程。这些力量就是以传统道德权威、宗族权威为代表的权威体系。这些权威区别于法律权威、行政权威，本文将其统称为乡村权威。乡村权威中除了传统道德权威、宗族权威之外还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在村庄中的“经济权威”、“能人权威”等。这些权威相互冲突又相互合作，共同构成了一个足以与法律权威、行政权威相抗衡的权威体系。乡村权威从不同侧面影响着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树立，当然，法律权威也会影响乡村权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权威和乡村权威共同影响着《村委会组织法》的具体实施效果，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存在着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博弈。本文结合村民自治的个案调查情况来关注《村委会组织法》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制度建构的建议。
一、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博弈
(一)权力来源过程中的博弈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相关程序规定，村委会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基本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候选人；候选人由村民小组产生，产生的过程为先由村民小组的负责人提名，村民若无异议则定为候选人。按照传统法学理论，人们按照合法有效的程序产生的村委会应当是合法的，村委会权力的来源是不容许置疑的。但是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法律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是村委会的权力在实际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真实来源。在被调查村庄中，村民希望依靠民主选举一些能处理好公共事务的村委会成员，他们能为村民利益着想并带领村民致富。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权威在村民心目中还是有很大分量的。但村民自治权力的实际产生过程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村民在选举中往往表现为服从乡村权威而摒弃法律权威。
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是传统的小社会，政权无法控制到每一个小村庄。从古至今，中国的村庄一直都受道德、宗族观念为基础的乡村权威的控制，这些乡村权威在过去国家法治无法到达乡村的时候，实际上是受到政权有条件的鼓励的。正是在政权的鼓励和长期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即便多次受到行政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冲击，中国的乡土社会仍然受到来自乡村权威的重大影响。例如笔者在进行社会调查时，被调查的一大部分村民就表示：影响他们选择村委会成员的因素是“面子”，其次是候选人的社会资本。“面子”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宗族观念下复杂的情感关系。部分村委会成员凭借着宗族关系成为了乡村权威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乡村权威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只要候选人在选举前来家里游说过，村民一般碍于面子就会选他。而且这种“面子”观念还上升到一定的道德高度，也就是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要村民在选举前答应候选人，到选举时绝大多数不会改变决定。当然，在经济社会下，一个有理性的村民除了受传统的宗族、道德为基础的乡村权威控制外，是一定会考虑到选举结果对自己的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的，但是在这个选举的交换体系中候选人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力量上的不均衡。村庄的候选人大多数都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来控制选举过程，使得选举过程朝着他们预想的目标发展，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候选人花重金雇佣当地的地痞流氓到各家进行威胁从而使得自己当选的情况。
所以，尽管《村委会组织法》在法律体系逻辑结构上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村民自治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道德、宗族观念的挑战，再加上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其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选举的过程中乡村权威很容易就替代了法律权威。
(二)权力实施过程中的博弈
1，村委会与乡政府的关系
《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这一法律条文我们可以看出，村委会与乡一级政府之间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相互协作的关系。但事实上，村委会往往与乡政府之间存在着下列几种关系：第一，大多数村委会仍然像是乡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村民联合会、农民协会。尽管在法律上村委会应当是群众自治组织，但这类村庄却是以行政权威取代了法律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权威往往会谋求与法律权威的合作，以争取自己的利益。第二，部分村委会与乡政府完全脱离，成为个别人控制下的独裁村委会，乡政府无法指导及确保相关法律的实施贯彻。在这种村庄中，乡村权威占据了完全的优势。第三，只有少部分村庄实现了村民自治，《村委会组织法》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村庄，行政干预的现象仍然十分明显，且在农民心中他们所认为的良好的治理并不是来源于法律的保障而是政府的保障，法律权威是缺位的。
2，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合作和冲突
以笔者曾经进行社会调查的某村为例，由于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太低和工作安排存在不公平，而大多数的村民法律观念淡薄，对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不太了解，遇到此类情况时他们很自然就想到了传统的乡村权威，寻求其帮助。农民的意见首先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也曾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且村委会还曾组织并“培训”部分村民(主要是给村民宣传国家的征用土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让村民和村委会成员一起去乡政府反映情况。在此情况下，乡村权威在对抗行政权威的时候也感觉自身力量不足，乡村权威开始寻求法律权威的帮助，希望以此来共同对抗行政权威，争取自己的利益。可以说出现了乡村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合作，然而效果不佳。乡政府对村民的集体上访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村民们要求的权利经过几年的上访也没能获得。这时对于村民而言，在这个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民主选举出的村委会竟不能为他们解决问题，乡村权威和法律权威都在村民心中跌到低点。而此时，行政权威又开始了对乡村权威和法律权威合作的瓦解。在农民的眼里他们认为乡镇政府代表国家，也就是这次土地征用矛盾的对立方，本来农民希望通过自治组织与乡镇政府讨价还价，可是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村委会配合对立方来解决其与“自己人”之间的矛盾，让行政权威来干涉村民自治的权力。再加上某些村委会成员还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村民们对村委会成员的这些行为普遍表示不满，从而产生“村委无用论”。预期的利益没有得到，村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对村委会的信心和实际参与的热情，进一步也就导致了对法律权威的失望。此外，当村民参与村庄管理触及村委会成员利益的时候，有些地方的村委会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来打击报复村民。尽管这些行为明显违背法律，出现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激烈冲突，但结果通常是乡村权威占了上风，使得村民不敢再参与村庄管理。
(三)权力监督过程中的博弈
1，村财政监督的相关规定
对村庄财政的掌握是自治权力范围里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庄财政的事宜有着明确的规定。例如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第二十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而且该条也规定了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后果，如“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尽管法律对村庄财政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也设计了相应的监督过程，但是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监督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法律在真正实施时却会遭遇来自乡村权威的操纵。
2，村财政的监督过程中乡村权威对法律权威的操纵
我们首先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参与乡村权力划分的人群之间的力量对比。目前大部分乡村里的权力(利)结构可以分为四部分：宗族族权、“能人”控制下的乡村经济权力、村庙控制下的神权、法律权威支持下的村民个人的公民权。在这四种权力(利)中村庙权力在日益萎缩，只剩下平时的游神活动的筹划和实施工作，不再参与“世俗事务”的管理，神权在乡村中已无实际权力。而族权和经济权力有合并的趋势，成为乡村中真正的权力主宰。在族权和经济权的结合中，也改变了传统由老人控制的族权结构，所谓真正族权的控制者只是在同一姓氏符号下的经济能人。同宗的人往往依附于族里的“能人”，因为“能人”掌握有较大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里并不指社会威望而是指与上级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权力结合的结果之一就是村委会由大姓的“能人”共同控制。村委会成员几乎都具备两个条件：是该村的大姓家族，经济收入高且与乡镇等政权有较密切的联系。在前三种权力的共同压力下，零散的公民权其实已成为民主形式的摆设。
实际权力的不均衡导致了村民无法真正对村委会实施有效的制约。如有些村的村委会虽按照法律规定设置了村财政监督小组，小组成员不乏企业主和曾经当过会计的退休人员，但普通村民没有一人。原因很简单，村民没有文化，不懂财务报表。甚至这几个成员的作用也是很微弱的，他们采取的是消极监督的方式，除了村委会主动将财务报表给他们签字，他们并没有主动参与村财的管理和监督。故村委会的村财开支实际上仍然是隐蔽的。即使村民对某款项有异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往往感到无能为力或受到外界的压力而不了了之。由于没有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实力，法律权威往往会被乡村权威所操纵。
二、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中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多元复杂的秩序中，尽管《村委会组织法》在内在法律逻辑上是完善的，但是它的实施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村委会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贯彻实施，甚至有的相关规定和法条在操作过程中经常被人为歪曲理解，或者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即真正实现引导村民自治进程这一目的。当然这其中的因素是多样的，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法律权威的单薄。国家颁布《村委会组织法》推进村庄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意味着国家法律要继续主导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塑造。但历史的教训又表明，国家法律若不顾“小传统”的特性而将乡村社会完全纳入自己轨道的“强制式”沟通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现代社会，“契约性法”必然成为代表性的法律类型，它的基本精神在于平等基础上的沟通与合作。于是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代表秩序的法律权威与代表自由的乡村权威的冲突。
(一)法律移植过程中两种利益的斗争
从本质上审视法律，我们发现法律不过是利益的规范化再现。从起源看，现代法律秩序无非就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把市民社会利益斗争的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利益体制”，法律是权力主体的利益载体。中国现代法律基本上是移植西方法律的结果，它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秩序的“大传统”并与乡村社会的民间法这一“小传统”相对峙，前者代表的是具有聚合性的国家利益，而后者代表的是分散性的社会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的斗争下，法律的实施并不可能一帆风顺。相反乡村权威却可凭借天然的优势成为利益斗争中重要的力量，而法律权威的树立自然要受到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
(二)法律权威自身的薄弱
从村民组织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法律对选举过程做了相关的规定，而村民们也并不是不知道个人干预选举过程是违法的，但问题是村民在发现他人侵犯了自己权利的时候却不懂得如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村委会组织法》也对此缺乏相应的违法制裁措施和执行制裁措施的司法机关的配合之保障，故法律权威很容易就被一
些乡村权威所替代。
(三)乡村权威力量的庞大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权威成为了实际上控制村庄的力量。封建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威加以控制与利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行政权力力量有限，故不得不依靠乡村权威来治理村庄，导致了乡村权威力量的庞大。新中国成立后，行政权力曾一度完全渗透到村庄，一时间行政权威在形式上取代了乡村权威。后来，随着法治化进程，行政权威逐渐向法律权威转变。由于我国法律是大量地移植西方法律，在中国的乡村时常出现“水土不服”，于是部分地区的乡村权威又重新控制了村庄的权力。在法律权威缺乏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诸如前文所述的“选举过程中的乡村权威对法律权威的冲突和替代”的现象。
(四)行政权威的不良干涉
如前文所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权威并不是完全与法律权威相冲突的。恰恰相反，乡村权威也曾谋求过与法律权威的合作。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是好的，但是由于行政权威的不良干涉，导致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合作受到了来自行政权力的挑战。在行政权威的干预下，村委会基本上只能再次成为行政权威的派出机构。那么在村民看来，如果自己通过合法程序选择的代表仍然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仅仅表现为行政权威的代表——这些行政权威代表实际上仍实施行政管理，那么乡村权威在权衡了自身的利益后就会摒弃法律权威，转向与行政权威的合作，又导致了法治化进程的倒退。
(五)权利主体之间力量的不均衡
这一点是法律权威受到乡村权威挑战，以至于不得不依靠乡村权威才得以树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村民自治的“宪法”——《村委会组织法》尽管逻辑上合理，但是缺乏现实的实施基础。在经济实力上普通村民和村委会成员之间是有巨大差距的，此外村委会成员还掌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凭借着经济和社会资源上的优势，乡村权威几乎控制了整个村庄，控制了《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过程。而这样的差距也使得作为权利主体的普通村民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村委会成员相抗衡。当村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村民又无法从法律权威那里得到保护。因此整个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等于是让两个不同级别的拳击手进行搏击，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弱势一方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没有经济和社会资源来争取或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没有知识和能力来监督村委会的运作。
三、交往与融合：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共塑法治村庄
(一)交往与融合的可能
面对乡村权威的挑战，人们会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是悲观和乐观。悲观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根本就不适合实施民主法治，原因在于村民素质问题和客观经济原因。现在有一种归结为“法治文化”的倾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不适合实行法治。但是我们也可以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下及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乡村权威：尽管它在挑战法律的权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要在乡村权威控制的村庄中实施，就不能脱离乡村实际来空谈村民自治的法律条款。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法律，“那么就正如社会法学家埃利希所宣称的那样，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他同时强调对“活的法律”的研究。“所谓活的法律，就是指支配生活本身的法律，尽管这种法律并不曾被制定为法律条文，而活的法律的科学意义，不限于对法院所适用的供判决用的规范，或对成文法的内容有影响，活的法律知识还具有一种法律秩序的基础，尽管它不同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同时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习惯、惯例和法律之间的演变界线是非常模糊的。”该理论也主张应从本土社会挖掘习惯法、民间法，尊重民间自生秩序，强调制定法与民间法的沟通、对话与对接。事实也证明，当前我国的以西方社会思想为基础的法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社会的发展了。中国社会需要内生出自己的契约性法律，需要重视控制乡村的实际力量即乡村权威的作用，而且乡村权威本身并不是只有负面的影响。“在以利益追求为自身目的、以合法性追求为实现条件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过程中，也正在催生出深具活力的民主法治的原生模型。”
(二)交往与融合的途径
当今中国村民自治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村民、组织、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欲化解之，法律就必须成为界定合理利益的有效工具。同时乡村权威也必须依靠法律权威在这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本身是存在某种亲合性的，但是也不可避免受到一些影响，使得乡村权威无法与法律权威合作。因此笔者建议在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过程中，除了保障法律条款内在逻辑的严密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共同塑造法治村庄。
1，设立相关机构和人员来指导村委会和村民制订自己的自治章程
考虑到乡村权威在村民自治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自治章程在不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同时必须要符合村庄治理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因“水土不服”导致自治章程缺乏可操作性。国家可以在立法中确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自治章程的法律效力，以及自治章程与法律法规相违背而给村民带来损害的救济性措施，让法律真正成为村民自治权的保护伞，从而树立法律权威。
2，加强相关立法，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国家应通过立法坚决打击破坏村民自治进程的行政行为，同时清理不符合村民自治法治精神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如针对某些行政机关对村民自治的违法干预，侵犯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可在立法中规定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使村民自治权能得到法律保障。《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但是从实际立法情况来看，众多的地方政府都参与了相关实施办法的制定，甚至一些乡镇政府都参与了制定，而且在现实中往往这些政府部门制定的实施办法的约束力都比《村委会组织法》强。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组织法》上所确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就会落空，而且会导致前文所分析的行政权的滥用。因此在加强村民自治的立法过程中，国家必须明确只有依法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可以制定与村民自治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规范性的法律文件。
3，对乡村权威进行正确的区分和认识
我们应区分乡村权威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武器，严厉打击乡村中的不法势力，保障村民的人身财产和政治权利，在村民中树立法律权威。而对于乡村权威中的积极因素，如道德、经济及知识为基础形成的乡村权威，国家则应加以正确的引导，实现法律权威和乡村权威的合作。如在涉及到村民自治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适当考虑村庄的传统道德因素，尽可能利用乡村权威的力量来调节村民自治的纠纷，避免村民对法律权威的抵制；让村庄中掌握知识和监督力量的村民来参与村民自治的过程。促进法律权威的建立；同时也要让乡村权威通过与法律权威的合作获得好处，法律权威应当予以保障并促进这部分乡村权威的发展。
4，建立具体的奖励措施，鼓励村委会带领村民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
《村委会组织法》第五条虽然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没有确立相应的奖励机制，村委会成员的积极性就会落空，就没有热情来带领村民发展经济。而村民没有掌握一定经济资源，就没有与乡村权威相抗衡的实力，就无法真正地制约村委会权力的行使。
5，通过司法确保村务公开，让村民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监督权
在村民自治的监督过程中，村务公开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实际监督过程中的法律权威的树立要依靠乡村权威。但是《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却将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合作打破，引入了一个行政权力。笔者认为如果村民的知情权受到损害的时候只能求助于行政权力，而不能得到司法救济，那么在这个监督过程中，法律权威是很难被确立的。所以国家应当从司法途径而不是只通过行政途径来保障村务公开。因此笔者建议在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时增加诉讼救济的相关规定，对村委会不及时进行村务公开或公布的事项不真实而损害个体村民自治权利及不积极履行自治权职责的行为，村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使得村民自治监督权能通过诉讼这道最后防线得以保障。
教学权威 篇7
一、教师权威的内涵界定
雅斯贝尔斯在他的《生存哲学》一书中给权威下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权威是这样一种真理形态, 在这种形态中, 真理既不仅仅是普遍知识, 也不仅仅是外来的命令和要求, 也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倒同时是它们三者。而且因此, 权威固然是外面来的要求和强制, 但它同时又是从内心里说的话。”[1]他强调, 权威是与真理相关联着的, 是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 而且在他看来, 权威的真实意义在于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而不仅仅是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寡, 抑或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正像他在《什么是教育》中说的那样:“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 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2]雅斯贝尔斯不仅注重的是权威的精神性、内在性, 而且把权威置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当中去体认。他饱含哲理地说:“权威是随着历史而成长起来的。权威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事情, 它只能从传承的深度去发现和更新自己的形象, 只能从当下的本源中去重新认识其不断变化的内容。”[2]权威具有历史性, 它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人们只有沉入历史性当中去, 在人类创造的优秀伟大而又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中陶冶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在这种前提下, 教师的权威是不与专制、强权挂钩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教师的权威就是社会赋予教师管理、支配学生的一种正当的权力, 更不能滥用此权力去试图控制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使学生像温顺的羔羊一般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安排。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中谈道:“当我只做到了不假思考的服从而不是对权威深深敬佩时, 它就成了假的。”[1]然则赫尔巴特认为, 学生的身心发展完全依赖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精心组织和对教学方式的精心选择, 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在学生心目中享有崇高的权威, 这是一个不需论证的教育前提。实际上,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教师本位主义异化的表现。荀况更甚, 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他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主张“师云亦云” (《荀子·修身》) , 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 谓之畔;教而不称师, 谓之倍。倍畔之人, 明君不内, 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 (《荀子·大略》)
赫尔巴特与荀况都犯了绝对化的毛病, 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教师高高在上, 学生只是教师的附庸, 没有任何独立与自由。师生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度带来的严重裂痕, 因而也就无法达到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显然, 这不是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灵魂”之教育。
二、教师权威必要性的体认
雅斯贝尔斯没有直接论证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但他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向我们阐释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他说, “没有权威, 团体生活、共同的精神、国民教育、军事秩序、国家与法律效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 权威的产生是必然的, 丧失权威就将导致人的贬值, 以及通过残酷的暴政实行强制秩序。”[2]人生于世, 必定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生活中, 为了人们正常生活的顺利有序进行, 必有一个大家都认可并自愿服从的社会准则或团体纪律, 这些准则和纪律已经赢得了人心, 人们无条件地自觉遵从, 把它们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杆。这些就是雅氏所讲的权威, 它不带有强迫性, 也不是强行限制人们的自由;相反, 人们在这些权威中自由地抉择, 自由地生活。因此他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但是在团体中必有一个连系团体、大家所公认的权威存在, 单个人会无意识地追随权威, 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由。”[2]它给人们的生活以真实性和绝对性的意义和价值。一旦脱离了权威, 或者超然于权威之外, 人们只能立足于虚无之境。“人只有选择自己所意愿的某种权威的自由, 也就是说, 他拥有选择其生活基础内涵的自由。”[2]
简而言之, 权威是客观存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权威当中, “权威就像人们所呼吸的空气, 不可缺少”。[2]然而具体到学校教育场域中, 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又如何理解呢?
从宏观角度看, 教师权威是学校教学秩序得以保证的关键因素, 集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权威。学校作为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未来人的社会机构, 其所进行的这一特殊活动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而教师权威的缺席会在师生之间无形地划出一道鸿沟, 使得教育教学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 教育教学的目的也难以圆满完成。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权威理论, 师生以学校为基地过着一种团体的教育生活, 在这种团体生活中, 必然会存在着某种权威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反之, 缺少这个权威就无法构成学校的团体生活, 更别谈教书育人了。这个权威正是集中体现学校教育权威的教师权威。而涂尔干所强调的教师权威主要是针对儿童教育, 而且其范围仅仅局限于道德教育。但从他的理论至少可以看出教师权威在基础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国教师权威的弱化主要也就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 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们的警醒与重视。
从微观角度看, 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必然借由一定的权威来实施教学, 且此权威不但不会影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生的主体性的合理、全面的发挥。雅斯贝尔斯认为, 真正的权威在人的内心里, 是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学生作为一个个体人, 其生命历程总是始于他们“生存的有限性”, 如若将这一有限性扩而大之、充而盈之, 则必须借助教师权威的力量。没有教师的细心引导、耐心讲解, 即便再勤勉聪颖的学生在其学业道路上也只能步履维艰, 事倍功半。这是由权威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决定的, 每一个体都必须尊重这一规律和要求。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中, 教师的权威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人们对教师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雅斯贝尔斯立足于存在主义哲学基础提出的权威观或许能给那些迷茫的人们以醍醐灌顶般的启示:本真的教师权威存在于学生的内心中。它与民主、自由相关, 而不意味着强权与专制;它具有历史生成性;它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 保证学校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自由发展的必要手段。一句话, 中小学教师的权威不可丢, 而应加以保护和倡导。
参考文献
[1][4]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36, 40.
权威发布 篇8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 2016 年, 山东省财政安排4.46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全省食品监管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这个数字同比增长14.3%, 这其中的2 亿元, 用来支持制定食品安全风险标准, 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环节的食品、保健食品开展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其中1.2 亿元, 支持开展“食安山东”活动, 加强省级食品检验能力建设, 推进省级食品安全市、县创建, 积极争创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5350 万元, 支持全省食品监管信息化建设, 引导和加强区域食品检验能力建设, 查处食品违法违纪案件等;7205 万元, 支持食品安全监管教育, 培养山东省急需专业人才, 夯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基础。
本刊记者 周雅楠
● 天津出台《2016 年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计划》
近日, 《2016 年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计划》经天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计划》, 今年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按照“五个三”监管思路, 强化“三方责任”、做实“三级”食安办、创新“三项机制”、填补“三个空白”、探索“三种模式”, 提升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切实维护“舌尖上的安全”。
《计划》强调, 要强化“三方责任”, 即各级政府属地管理责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食品安全市、区县、街镇乡三级责任制, 完善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制度, 建立风险排查制度, 强化食品安全工作保障。
天津市还将通过做实市、区县、街镇乡“三级”食安办建设, 创新食品安全城市“三级”联创机制、“三级”抽检机制、“四有两责”工作机制等“三项机制”, 探索建立严密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衔接模式、京津冀安全监管协作模式、食品和保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模式等“三种模式”, 综合施策,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 婴幼儿配方乳粉将按月检查
“今年将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抽样检查, 从去年每个季度抽样检查公布一次改为月月抽检、月月公开。”2 月29 日, 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在国新办就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透露。
据毕井泉介绍, 目前全国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共有103 家, 总体上看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是可靠、安全的。“今年要继续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体系的检查力度, 严格控制婴幼儿配方乳粉配方的数量和品牌, 禁止利用配方进行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
从产品质量检测到对产品配方的清理, 国家相关部门对于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对于行业整顿力度也越来越大。业内人士认为, 在此严格环境之下, 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集中度也会进一步提升, 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将逐渐被市场淘汰, 操作规范的大型企业市场地位将会进一步稳固。
● 安徽试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温度太高, 食品容易变质, 防腐剂过量, 也会影响食品安全。作为风险极高的食品企业, 今后将可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 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保险公司将直接对受害者先行赔付。日前, 《安徽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将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保证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补偿,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方案要求, 试点期间, 由安徽省各市、省直管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采取招标方式, 选择信誉好、实力强、服务质量高、网络齐全的保险机构作为试点承保机构。投保企业发生食品安全损害事故后, 应当立即按照相关规定对事故进行处置, 防止事故扩大, 并按规定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同时, 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协助保险公司开展事故勘查和定损。
● 青海28 类食品生产审批权下放
近期, 记者获悉, 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28 大类500 余个品种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批权限下放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为认真做好食品生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承接工作和下放后的规范管理, 海东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谋划, 采取相应措施, 着力抓好食品生产许可审批承接工作落到实处。面对新的工作任务, 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严格许可、不降门槛的要求, 强化服务意识, 做到保证发证质量, 规范审批行为, 优化审批流程, 确保海东市食品生产许可审批工作扎实推进。
目前, 海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据新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规定, 受理了7 家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申请。其中, 6 家为延续换证, 1 家为首次申请。其余各项许可程序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 马铃薯主粮产品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效
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25 日主办的马铃薯产业开发高层研讨暨成果发布会上获悉, 近两年多来, 我国积极推进马铃薯主粮产品的产业开发,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筛选出10 多个适宜主食加工的马铃薯新品种, 成功将馒头、面条、米粉等传统大众型主食产品中的马铃薯粉占比由10% 提高至70%、45%、55%。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会议上表示, 立足我国的资源禀赋和粮食供求现状, 特别是顺应居民消费需求趋势, 必须树立大食物观,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 有助于培养健康消费理念, 打造小康社会主食文化;有助于破解农业发展瓶颈、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有助于集约节约利用资源, 引领农业绿色发展,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权威发布 篇9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明确今年起对省级政府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评议考核。
《办法》规定,考核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实地检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考核组,依据考核方案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当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进展进行实地检查。二是自查评分。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按照考核方案,对本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打分。三是部门评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考核方案,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对自评报告中相关指标内容进行考核评审。四是综合评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作出综合评议,形成考核报告,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审定。考核结果分为A、B、C三个等级,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通报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办法》规定,考核工作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应在考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内,向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对通报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与时限。对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弄虚作假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粮食局积极稳妥消化粮食库存
近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局获悉,从今年3月开始,国家有关部门陆续下达计划,对部分国家临储玉米进行转储轮换,组织开展超期储存和蓆!囤储存粮食定向竞价销售,还将通过其他方式积极稳妥消化粮食库存。
通知要求,加强定向销售、包干销售、国家一次性转储销售等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的监管,跟踪粮食流向。检查企业是否存在虚购虚销、买陈抵新、转手倒卖、未轮报轮、擅自改变使用用途、出口转内销等违法违规行为。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特开展2016年粮食收购监督检查工作。以问题为导向加大粮食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力度。抓好主体责任落实,严格政策执行不走样,加大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
●质检总局201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
9月1日,在重庆市举行的201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上,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现场宣布今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42家主办单位将从质量提升、质量整治、质量宣传和群众性质量活动等4大方面,开展200余项活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
今年“质量月”活动主办的中央单位增至42个。其中,质检总局将联合北京市政府共同承办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开展消费品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会同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布空气净化器、智能马桶盖等10类消费品质量状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会同多部门共同开展“质量诚信建设专项行动”,指导重点行业开展守信承诺、信用评价等活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继续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万里行活动,推进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
●农业部无籽葡萄与避孕药无关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段疑似水果商贩和果农对话的视频,两人讨论无籽葡萄是咋来的,能不能吃,视频一经发出引发不少人的担心。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农业部果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兴城)主任聂继云表示,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无籽葡萄与避孕药毫无关系,从多年来葡萄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来看,葡萄质量安全是有保障的,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激素”分子想要发挥作用,一定要“认出”细胞中的特异性蛋白并且能与之结合。“植物激素”与动物激素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结构和携带的蛋白也完全不同,就好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如果与锁结构不配就没法儿开锁。一样的道理,人用避孕药没法儿让水果无籽,“植物激素”也无法调节人的生长发育。
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无籽化栽培是一种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部门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具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监管,大家大可不必听信谣言,可以放心购买无籽葡萄。
●食药监总局加强中秋国庆食品安全监管
9月5日,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16年中秋和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求各地加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节令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指出,各地要结合当地节日食品消费特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第23号)要求,以商业区、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节日和旅游度假消费集中区域为重点区域,以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者、大型商超、承办集体聚餐餐饮服务单位、连锁经营餐饮服务单位、中央厨房等为重点场所,以肉制品、乳制品、酒类、保健食品等热销食品及水产品、畜禽产品等食用农产品为重点品种,认真开展监督检查,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和原料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严禁食品生产经营者购进和使用无合法来源或不可溯源的食品和原料。
●发改委困难人群可领食品补贴
国家发改委网站昨日发布消息,下发通知调整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教师权威靠什么 篇10
记得小时候, 爷爷不喜欢我, 因我好动爱实验, 每每相遇, 怒目而视, 吓得我魂飞魄散, 长者权也;又因学阉鸡弄死爷爷家的公鸡, 塞我满嘴鸡毛, 横威也;后又弄坏观音像, 挨训罚跪, 触动了爷爷的封建思想, 对神灵冒犯, 神威也。这几件小事道出了人性之威的三种形态:天威, 专威, 神威。而今, 我已为师二十多载, 对影响人生的往事还记忆犹新, 可见, 师者育人不可不慎, 师之威对学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不可小觑。
记得刚从学校毕业时, 满腔热忱, 走向讲坛, 滔滔不绝, 几堂课下来,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可考起试来, 成绩差强人意, 家长学生怨声载道, 师愧也。而后改为学生自学为主, 师从旁指点, 一个月后, 再次测试, 成绩还不如第一次, 因生不知如何读书, 极端也。经过多年的教学探索总结, 师道的权威就在于吃透学生, 因势利导, 既不因师学有限而学不精, 也不因生不严未能专注学业, 最终在教师的指导下, “业精于勤”, 又不“墨守成规”, 创新也。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教师在学生中的权威?
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学校的办学宗旨、师生结构及管理制度;二是教师的个性特征和品质等因素。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想想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教学, 何尝不是按照学校要求的方向努力, 只要学生能考高分, 不管用什么手段, 也不管学生受得了受不了, 有兴趣也罢无兴趣也罢, 教师争分夺秒, 不怕辛苦, 全程陪伴, 直到完成为止, 每一学科皆是如此, 弄得学生苦不堪言, 却敢怒不敢言, 见了老师退避三舍, 更不用说学生主动与教师交谈, 还是按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来要求学生, 结果与信息时代格格不入, 学生表面恭敬, 骨子里不知埋下了多少叛逆, 最终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另外, 教师个人的修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几年来, 有个别教师, 自己不会写作, 学生作文等级评不了, 一篇经典课文离开参考书更是无从教起, 怎么能令学生满意呢?还有些教师不是以品格胜人, 而是以严厉的手段来控制学生, 久而久之, 怨其师, 弃其学。因此, “经典+权威”的方式难以长久维持。
笔者认为, 教师权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教师权威是法律规定和赋予的。只要是从国家规定的师范院校毕业, 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 都可以在教育机构里上课讲学, 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就能够在学生面前树立威信, 要想扮演好教师这一角色, 需要学识和人格魅力以及鲜活的思想, 赢得学生的尊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人形象地描述其师:讲坛上, 俨然一个将军, 讲坛下还不如一个逃兵。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王崧舟老师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三种境界:人在课中, 课在人中, 这是第一种境界;人如其课, 课如其人, 这是第二种境界;人即是课, 课即是人, 这是第三种境界。这话说得很在理, 只有达到人道境合一, 天人合一, 师生合一以及权、威、信的高度统一, 教师的光辉形象才能树立在学生心中, 由教书匠到教育家的逐渐过渡, 才真正算得上一个有权威的教师。
其次, 教师权威表现在师道人格上。“道高为师”, 道越高, 越受人尊敬, 听者众, 否则, 无人问津。例如,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就要对经典文章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不能人云亦云, 同时也不能用歪理来糊弄学生, 否则只能自食其果。另外, 教师个人能力强, 学识高, 对学生的问题能有问必答, 能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靠自身的能力令学生敬佩, 产生威信, 进而产生权威。“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这是寻觅过程, 艰苦困难, 以求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探索过程, 只求流汗流血不流泪, 期望能达到“苦战能过关”的境界, 为了既定的目标, 执著坚定不动摇;“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这是成功后的超脱与自如, 是道的升华, 是人生的收获, 是学生学习的榜样, 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有这样的师道, 怎能不令学生刮目相看, 怎能不产生权威!
再次, 教师权威表现在思想开拓创新, 教法灵活多变。从素质教育角度讲, 就是让学生学以致用, “学古而不古”“学知有限而创新无限”, 让一切知识皆有“活水源头”。教师教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学的本领, 查资料的能力和综合运用的高超技巧。教是为了不教, 为其“江山代有人才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
值得一提的是个体教师的专长。一个教师不可能仅靠外在的因素来维持其虚有的权威, 如传统、职务、专压等。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知识, 依靠主体自身的权威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赖, 才能产生无形的权威, 从而维系神圣的教学。
最后, 不得不说教师教学的具体操作要仰仗教师权威作用的发挥, 但我们也要看到, 教师权威下学生所受到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权威都是有限度的, 如果超出适宜的范围, 滥用权威的后果, 就是应有的理想状态被颠覆。记得中国有句俗话“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不管其对错, 都要遵从, 这样做的危害不言而喻。随着改革开放, “师生平等”“赏识教育”等理念的不断提出, 学生个性要张扬, 教师不再“唯我独尊”。教师权威和学生个性发生矛盾, 教师只能择其善道而教, 学生只能择其善者而学。因此, 千人有千面, 千学有千种, 人才扬其长, 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智慧, 最终达到教和学的高度和谐统一。
叫板“权威” 篇11
消息传出，立即引发极大争议。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具有此种排列的固体物质不可能存在。
男子据理力争，一直闹到学术界权威那里，最后的鉴定意见是这种排列违背了起码的利学常识。
他所发现的“品体”被人形容为“准晶体”，而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准科学家”的绰号，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笑话。
在质疑与嘲讽声中，男子被迫离开了心爱的研究小组，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色列，那里有他和朋友共同创办的一间简易实验室。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篇论述“准晶体”挑战自然规则的论文终于出炉了，但是，居然没有一家学术媒体敢将它发表。两年前的那场风波闹得太大，“准科学家”的影响远未消除。
男子仍然不死心。朋友见他整天魂不守舍，答应帮他找家关系刊物，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先将论文发出来。至于论文发表之后的事，他们根本无法细想。
不出所料，论文一发表，立即在化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著名的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首先就否决了他的理论，并且对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嗤之以鼻。
大家都说他是想出名想疯了，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理论反复折腾，纯粹是谈人误己。最后，“准晶体”理论不仅没得到承认，他的‘准科学家’还被人说成是“伪科学家”。
从那天起，男子几乎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直到20多年后，几位科研人员在当年他闹笑话的实验室里陆续制造出其他种类的“准晶体”，并在俄罗斯一条河流中发现了这种天然矿物质。
大家这才想起当年那篇轰动一时的发烧论文，以及那个被说成是“伪科学家”的人。幸运的是，那位男子还健在，而且，这20多年间，他一直没停止过自己的学术研究。
那篇一度沦为学术垃圾的论文，霎那问焕发出灼人的光焰，被科学界正式定性为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
2011年，凭着这篇死灰复燃的论文，如愿以偿地摘取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就是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
叫板公认的权威体系，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谢赫特曼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和痛苦，去呵护一篇数次被打入“冷宫”的论文。
他的成功，不光是时间、勇气、智慧的凝结，还有凡人所不及的等待与坚忍。
叫板“权威”／蒋平
国王收到了来自阿拉伯的礼物——两只威武的猎鹰。国王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猛禽，他把它们交给自己的首席驯鹰人进行训练。
几个月过去了，驯鹰人报告说其中一只猎鹰已能傲然飞翔，另一只却没有半点儿动静，从来到王宫的那天起就待在枝头纹丝不动。
国王召集了各方的兽医术士，命他们设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但所有人都无功而返。
最后无计可施的国王突然想到：“也许我需要一个熟悉野外环境，对自然了解更多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命人去找一个农夫进宫。
第二天，国王看见那只不可救药的猎鹰正盘旋在御花园的上空，他兴奋地问农夫：“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的?”
农夫谦恭地低着头回答道：“殿下，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砍断这只鹰抓着的树枝。”
每个人的心灵上都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们自由翱翔。
但我们总是忽略它的存在，固守在自己的领域里，为了安全感和舒适感，抓着熟悉的东西紧紧不放，从而失去了探寻精彩世界的能力。
让我们斩断束缚的“枝条”，展翅高飞吧!
(董晨展编译)
国王收到了来自阿拉伯的礼物——两只威武的猎鹰。国王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猛禽，他把它们交给自己的首席驯鹰人进行训练。
几个月过去了，驯鹰人报告说其中一只猎鹰已能傲然飞翔，另一只却没有半点儿动静，从来到王宫的那天起就待在枝头纹丝不动。
国王召集了各方的兽医术士，命他们设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但所有人都无功而返。
最后无计可施的国王突然想到：“也许我需要一个熟悉野外环境，对自然了解更多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命人去找一个农夫进宫。
第二天，国王看见那只不可救药的猎鹰正盘旋在御花园的上空，他兴奋地问农夫：“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的?”
农夫谦恭地低着头回答道：“殿下，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砍断这只鹰抓着的树枝。”
每个人的心灵上都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们自由翱翔。
但我们总是忽略它的存在，固守在自己的领域里，为了安全感和舒适感，抓着熟悉的东西紧紧不放，从而失去了探寻精彩世界的能力。
让我们斩断束缚的“枝条”，展翅高飞吧!
(董晨展编译)
国王收到了来自阿拉伯的礼物——两只威武的猎鹰。国王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猛禽，他把它们交给自己的首席驯鹰人进行训练。
几个月过去了，驯鹰人报告说其中一只猎鹰已能傲然飞翔，另一只却没有半点儿动静，从来到王宫的那天起就待在枝头纹丝不动。
国王召集了各方的兽医术士，命他们设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但所有人都无功而返。
最后无计可施的国王突然想到：“也许我需要一个熟悉野外环境，对自然了解更多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命人去找一个农夫进宫。
第二天，国王看见那只不可救药的猎鹰正盘旋在御花园的上空，他兴奋地问农夫：“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的?”
农夫谦恭地低着头回答道：“殿下，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砍断这只鹰抓着的树枝。”
每个人的心灵上都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们自由翱翔。
但我们总是忽略它的存在，固守在自己的领域里，为了安全感和舒适感，抓着熟悉的东西紧紧不放，从而失去了探寻精彩世界的能力。
让我们斩断束缚的“枝条”，展翅高飞吧!
教师权威困境的审视 篇12
一、教育实践对教师权威构成了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入, 教师的权威也由此受到了诸多的挑战。由于人们对于教师权威持有一定的否定性, 使得学生对于教师的权威心存疑惑, 这就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一定的挑战。
1.“教育是服务”的观念挑战教师制度权威
现在的教育领域也逐渐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家长们在孩子的教育投资上不惜血本, 甚至出现了花钱来买教育的情况。学生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转变以往被动的发展局面, 而进行了主动的选择, 而那些教育机构正是其选择的对象, 因此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就逐渐加大。在这种情况下, 教育就是服务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认知, 人们迫切要求教育工作者能够把教育当作一种服务来做, 这种理念不但影响了教育制度, 对教育目标的制定也产生了影响。教师的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就是学生, 在考虑教学因素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 为学生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 近年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影响着我国的教育, 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 为了争夺到更多的生源, 学校都极力改善自己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其中软件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教师的服务意识以及服务精神。在现实的教育中, 如果教师不能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话, 其提供的服务就不合格, 这样带来的就是学生对教师的不尊重, 更有甚者, 家长会让学生转学来表示抗议。如果这种趋势蔓延的话, 学校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此, 我国的很多学校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对于教师的服务意识以及服务精神都比较重视, 只有其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才能更好地吸引学生。与此同时, 在家长和教师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在家长的心中教师就是出售知识的人, 所以家长们认为在教育上投入越多, 得到的服务越好, 学生的知识水平也就越高, 基于这样的畸形认识, 教学服务和教学质量联系在了一起, 这严重挑战着教师的制度权威。
2.信息技术的发展挑战教师的知识权威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人们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途径得到了很大的拓展。面对大量的信息, 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 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 这样就使得教师的知识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伴随而来的是教学方式的转变, 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 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完整, 思维方式也更加灵活。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学生的知识获取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得学校并未教授的知识, 这些都丰富了学生的见闻, 不但补充了课堂教学的不足, 还使得学生的学习思维更加开阔。另一方面, 学生能够通过大众媒体来获得那些教师不能够占有的知识, 这样教师的知识权威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其在某些知识上面甚至需要向学生请教。这样就使得原来教师的知识主导地位产生了变化, 教师不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学生偶像, 使得教师的权威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动摇。
3.教师“道德完人”形象的破灭影响教师权威
传统观念中, 教师为人师表, 在道德方面都是严以律己的, 他们不但有深厚的学术修养, 还有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 受到人们的敬仰。此外, 人们还把教师形容为蜡烛,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心中对于教师的期盼与实际教师的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现在教师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职业, 他们不但为人师表, 同时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 他们也追求物质的生活, 现在的一部分教师在追求物质之中逐渐迷失, 一部分教师出现了道德问题, 行为规范受到人们的唾弃。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种批评纷至沓来, 影响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这样使得教师的权威逐渐丧失。
4.权威主义的存在给教师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学生在学校学习重要的不是获得多少知识, 而是掌握了多少能力。只有使学生知道如何学习, 懂得创新与合作,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其终身发展, 使其更好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然而, 现在很多学校的教育都偏离了这个主旨, 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 在学习上给学生制造不小的压力, 这样不但起不到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 相反还会给学生构成很大的迫害。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教师的规范来学习, 一旦不能达到教师的要求就不免要受到教师的指责。学生都有很强的个性, 但是如果学生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话, 就会被教学的环境所扼杀。很多教师为了维护自己权威的形象, 常常通过强迫、命令等方法使学生屈服, 有的教师甚至采用侮辱、恐吓等方式来使学生遵照自己的要求。这样的方式表面上实现了教师的权威, 但是实际上只不过维持了一种表面的宁静。教师在教授知识的时候, 往往会进行死记硬背的教学, 并不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整个过程学生缺乏自己的见解, 完全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 这样的权威滥用不但不能使学生服从教师, 还造成了学生的强烈不满, 这种权威主义的存在会对教师的权威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教师自身对教师权威认识的混乱
在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对于教师权威的认识并不是非常清楚, 有些教师认为教师的权威就是教师的权力, 有些教师则认为教师权威就是教师的威信, 这些认识都是对教师权威概念的曲解, 从而导致了教师权威的困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教师权威等同于教师权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但是教授者, 还是组织者和管理者, 这主要是因为学生还不成熟, 只有加强教师在组织管理方面的权力才能够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权威的产生并非和权力毫无干系, 其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 但是如果将这两个概念对等的话, 那么教师势必会在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过于生硬, 从而导致学生的怨恨。实际上, 教师权威就是一种形式, 如果教师的权力被收回的话, 那么教师的威信也就不复存在。现在社会对于个性意识越来越重视, 在教育生活中人性化的管理也逐渐普及, 如果教师还利用权力对学生进行压制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权威和个性之间的矛盾, 从而影响到教学的效果。新的教育理念要求解放学生的个性, 使其更加具有自主性和积极性, 能够表现出更强的进取心。但是在追求人性的过程中, 却否定了权利的作用, 这就使得学生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这样就难以起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为此, 教师应该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 但是不能利用权力胡作非为, 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不用, 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依靠自己的知识、人格、品质等博取学生对于教师的爱戴。
2.教师权威等同于教师威信
教师威信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心中树立起来的一种思想的感召力, 其建立在双方的感情交流上, 只有教师的思想和行动保持一致, 严格要求自己, 爱护学生才能使教师产生威信。但是相较于教师的权威, 威信的得来更多的是靠教师的知识、品质等方面的影响, 主要是教师的人格、德行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而教师权威不仅是主观作用的结果, 其有着一定的制度支持, 在制度的支持下, 拥有威信的教师的权威会更大。为了更好地加强教师权威, 不但需要教师善用自己的权力, 还需要加强自身修养, 这样才能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增强学生对教师的敬仰与信赖, 从而更好地树立教师权威。
3.教师权威等同于权威主义
所谓权威主义, 是指将学校视为一种权力的实施机构, 在这个机构当中, 有权势者 (教师、教育管理人员等) 对无权势者 (学生) 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专制的权威观强调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绝对支配地位, 认为教师是有“权威”的人物, 在使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以及情感、道德、人格的成长诸方面, 教师都要直接负责他们的教育、指导与管束。
在这样的教育中, “教师是知识的持有者, 学生则被看做是知识的接受者, 教师是了解这一领域的专家。学生拿着削好的铅笔和笔记本坐着等待智慧的语言。”教师是权力的拥有者, 学生则是服从者, 控制总是自上而下。权威主义要求学生对教师言听计从和绝对服从, 不允许学生提出任何质疑。这种要求与当下教育改革中要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背道而驰, 完全扼杀了儿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幸, 就是教师的命令、指示、要求提得太多。如果儿童, 特别是少年, 从教育者那里听到的总是命令, 他的精神就会受到束缚。”强调教师的权威主义和学生的一味顺从, 只能阻碍教育的发展。真正的教育者应该关注的是在自己和学生之间建立细腻的情感, 使“学生愿意把自己心里的温暖给予别人”, 学生通过教师的教导在自己积极的活动中产生思想和感受的共鸣, 而这些借助权威主义手段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三、教育现实中教师权威遭到异化
教师权威的异化是教育异化的组成部分。判断教师权威是否异化, 首先要看教师拥有权威或运用权威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育人”, 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在教育领域, 教师权威的异化突出地表现在教师权威的弱化和教师权威主义的强化。
1.教师权威的弱化
现在教师权威正在面临不同理论之间的冲突以及教学中的实际挑战, 这使得教师陷入了迷茫, 直接导致了教师权威在实际教学中的作用大大降低。面对巨大的压力, 教师对于教师权威产生了恐惧, 并开始放弃教师权威, 这就导致了教师权威的弱化。教师如果维护自己的权威又会产生权威主义, 教师在这两方面实际上比较为难。但是, 从整体上看教师权威还是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在现在的教学中, 教师言行的绝对权威已经一去不再, 在学生的心目中, 教师不再值得信赖, 其不会找教师倾诉, 受到教师的影响也比较小, 相反其受到年龄相仿的同辈的影响比较大, 在大众传媒盛行的今天, 学生更是对教师的权威视若无睹, 做出种种叛逆的举动。
2.教师权威主义的强化
虽然教师权威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教师权威强化过度的现象, 而一旦过度强化, 教师权威就形成了权威主义, 现在我国的教育中权威主义是比较普遍的。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变形体罚, 不得侮辱学生的人格。但是很多教师还是按照老黄历来教育学生, 对学生的体罚更是从未禁止, 这使得学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教师不但肩负着传授知识的职责, 还有着育人的使命, 其不但要使学生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 还需要教会学生怎么为人处世。使用暴力手段不但会伤害学生的身体, 还会影响到学生心理的健康, 学生很可能由于被体罚而产生自卑、自暴自弃的心理, 有的学生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毫无疑问, 如果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的话, 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危害。教师在对学生使用暴力的时候, 往往要求学生按照自己规定的轨道走, 这就打压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为下降。
参考文献
[1]郝文武著.教育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2]岳伟, 王坤庆.生成性存在:当代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0 (4) .
[3]石中英.教育中的民主概念:一种批判性考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9 (4) .
[4]卢志刚.中小学教师权威的制约因素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8 (2) .
[5]周枫.个人自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6 (6) .
[6]苏东霞.略论教育异化.教育探索, 2006 (10) .
[7]赵汀阳.再论“自由的困境”——兼答王贵明的质疑.学术月刊, 200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