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思想

治史思想（共9篇）

治史思想 篇1

摘要：尼古拉斯·佩夫斯纳作为著名的艺术史家、设计史家,其治史方法及思想对后来的学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出版《现代运动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作为现代设计史的经典之作,一举奠定了佩夫斯纳的学术地位,之后出版的多部关于设计史的著作,为设计史学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世学者誉为“现代设计史的奠基人”。从研究设计史到治史方法、学术思想的整理,佩夫斯纳在进行分析与论证中,积极研究前人的优势,并渗透自身对设计史的理解,从而为现代设计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与实践。本文从佩夫斯纳的学术渊源入手,来探讨其不同阶段下对设计史思想的发展,以及主要特征,并从设计史思想的时代精神、英雄史观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就佩夫斯纳的设计史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总结。

关键词：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设计史,学术思想,时代精神,英雄史观,历史影响

一、引言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早年在德国学习艺术史、建筑史,并于1925年亲眼目睹包豪斯德绍校舍的奠基及柯布西耶“新精神馆”的展出后,对现代设计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1936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出版第一部关于设计史的研究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从对现代主义精神的展现中来分析英雄史观设计思想;之后,其作品《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通过对社会性和设计事件的阐述来表达设计史及设计史的发展。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对现代设计史学的研究中,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在如何书写设计史、如何继承艺术史、建筑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如何从设计史的研究中自成体系,都值得我们从其治史方法及学术思想中进行解读。关于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研究在近年来受到关注,如王受之的《西方现代设计史》、邵宏的《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都是关于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研究著作。同时,对于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个人著作的出版,如《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王申祜、王晓京译;《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M],三联书店,2001,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殷凌云等译;《反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尼古拉斯·佩夫斯纳、丹尼斯·夏普著,邓敬、王俊、杨矫、崔珩、邓鸿成译;《美术学院的历史》[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殷凌云、张渝杰译。国外关于佩夫斯纳及其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如彼得·德雷珀主编的《重新认识佩夫斯纳》论文集(Reassessing Nikolaus Pevsner[M],Peter Draper,Ashgate PublishingLimited,2004),和苏西·哈里斯的专著:《佩夫斯纳传》(Susie Harries,Nikolaus Pevsner:The Life[M],Chatto&Windus,2011)。还有斯蒂芬·盖姆斯《早期的佩夫斯纳:德国与艺术》[M],肯泰纽出版集团,2010(Stephen Games,Pevsner-The Early Life:Germany and Art[M],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0)。

二、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学术渊源及设计史思想的发展阶段

1、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学术渊源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出生于俄籍犹太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1921年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艺术史,并在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指导下研究文艺复兴及巴洛克艺术;之后,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又在法兰克福大学、莱比锡大学求学,游学式的大学教育拓宽了他的学术范围。先后师从沃尔夫林、戈尔德施密特、鲁道夫·考奇、威廉·平德等著名美术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在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求学经历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沃尔夫林和平德。正如保罗·克罗斯利谈到“佩夫斯纳的老师决定了他一生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1]我们从佩夫斯纳的晚年作品《英国建筑》丛书中,可以发现沃尔夫林的“风格式”与“科学性”的写作方法。对于平德,佩夫斯纳的博士论文《莱比锡巴洛克》就是在平德的指导下完成,该书于1928年出版,定名为《莱比锡巴洛克---莱比锡的巴洛克艺术》,可见,平德对佩夫斯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2、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的发展

佩夫斯纳在接受德国传统艺术史教育之后,开始了游学经历,期间受到多为艺术史学大家的影响,而其对德国传统学生思想的认知,一直影响着他后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1)由德国艺术史向现代主义的转变(1928-1940)

1928年,佩夫斯纳从博士毕业后进入哥廷根大学任教,此时就已经开始对现代设计运动的研究,如其作品《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就是在期间开始写作的。由于种族原因,佩夫斯纳被撤职并前往英国,任职于伯明翰大学,期间完成三部著作:《现代运动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1936)、《英国工业艺术调查》(1937)、《美术学院的历史》(1940)。

2)从时代精神转向英国艺术的英国性(1941-1960)

佩夫斯纳的三部著作的问世,赢得了其在英国的学术声誉,佩夫斯纳在担任《建筑评论》杂志编辑后,对英国本土艺术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如其著作《欧洲建筑纲要》(企鹅出版社)成为二战时期的畅销书,并在再版中,佩夫斯纳强调“建筑的风格属于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建筑不是材料和使用目的堆砌的产物,而是由时代精神所主宰”。[2]1945年完成《索斯韦尔之叶》,主要对英国哥特式建筑进行研究,其对英国艺术的非理性思想及“英国性”认识较多,如在1956年发表的《英国艺术的英国性》中,他曾多次强调英国艺术的时代精神。

3)从设计史的理论研究到历史文化的保护者转变

佩夫斯纳在晚年时仍在积极写作,为了完成《英国建筑》丛书,他独自驾车认真寻找和筛选英国特色建筑。在《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中,佩夫斯纳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热情进行了保持,并着力倡导包豪斯设计哲学,强调建筑与设计的时代精神;相较而言,在《建筑类型史》中,佩夫斯纳不再执着现代主义,而是对类型学展开研究,如对博物馆、图书馆、纪念碑、酒店、剧院、商场、车站等建筑进行归纳与分类,让风格学与类型学进行融合。

三、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特征

1、历史决定论思想

历史决定论是几乎所有与历史相关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样,佩夫斯纳也不例外。卡尔·波普尔在《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出“……一种主张历史发展有限性的理论,我们审视过去的立足点是我们自己在历史中,这一切是不受个人变化来决定的的认识……”。[3]对于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历史决定论中来看待。我们从其著作中可以总结出共同的特点,把复杂的风格问题简单化,并用一种灌输的形式来赋予“重要

”和“正确”的历史现状,展现给读者。对于读者来说,能够从繁复的历史细节中直接获取正确的、重要的历史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历史”,又该有谁去决定?从而显示出历史决定论的自身局限性。我们从佩夫斯纳的设计史学研究方法中可见,对于现代设计史的构建,佩夫斯纳从历史决定论中来大胆预测了“正确”的设计走向,即现代设计的终极目标:对绝对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坚持。1936年包豪斯主义创建者格罗皮乌斯将时代精神作为流派的主线。但佩夫斯纳从设计艺术运动发展研究中,无法明确设计的单一走向,而是将欧洲大陆的新艺术运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及英国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进行整合,共同作为现代设计风格的来源。与此同时,对于设计史思想的研究,森佩尔与李格尔的论战,围绕“为什么设计史会这样发展?”探讨了多年,佩夫斯纳对设计史的走向判断是基于其自身对设计道德的理解,以及对社会学的认知基础上。我们在《美术学院的历史》中看到,佩夫斯纳多次强调“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只有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进行逻辑一致性的分析,才能表现出特定时期、特定民族的艺术风格。就历史研究而言,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不足的,历史的发展遵循其自身规律的变化。在佩夫斯纳的设计史思想研究中,的确存在波普尔所谈到的“历史的解释是不科学的,科学可以证伪、检验,而历史是不可检验的”。但对佩夫斯纳来说,对于20世纪的社会现状及生产力水平来看,其对功能主义的预测判断在50年代就达到顶峰,之后便逐步消亡。

2、设计史思想中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源自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德国艺术史的研究,从精神上去诠释艺术发展,艺术家不再是重要的,任何人或物都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佩夫斯纳对建筑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欧洲建筑界对森佩尔物质主义的信奉,他采用看似矛盾的思想却很好的解决了实际问题。在《欧洲建筑大纲》中,他将建筑定义为“人塑造空间的艺术”,由此而来,对于他笔下的建筑物,不再是森佩尔所定义的、物质上的具有建筑四要素的“建筑物”,同时又有别于李格尔的雕塑及绘画艺术。同时,在他的定义下,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他将现代设计的发展建立在“艺术与手工艺运动、钢铁建筑、新艺术运动”三个来源基础上,为其设计史思想贴上了独特的标签。在设计史叙事结构中,我们从《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中发现,编年始于莫里斯,终于格罗皮乌斯,而对于完整设计史的研究周期,应该包括起源、巅峰和衰落,而其选择的周期却是一个上升的历史阶段。在故事情节化模式研究中,佩夫斯纳试图从时代精神的飘渺与现代设计运动的真实性进行连接,以故事来生动展现建筑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佩夫斯纳在艺术学的研究中发展了类型学方法,在《建筑类型史》研究中,佩夫斯纳提出“如果你阅读任何一本关于西方建筑从开端到18世纪历史的书,你就会发现他几乎全部由教堂、城堡和宫殿组成。此外,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市政厅……这种情形到了19世纪完全改变了,以至于今天的建筑师关心的是各种建筑类型。”但同时,我们从佩夫斯纳的类型学方法研究中发现,其对流行文化的排斥,认为对现实娱乐性建筑文化的逃避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反而为其艺术史研究敷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如佩夫斯纳将电影院归结于“爵士现代主义”的条目,其选择具有不合逻辑性。对于“时代精神”的评议,平德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平德的精神史研究包含“艺术地理学、社会学”,试图从风格与精神之间构建桥梁,强调对特定时间、特定文化的显现。佩夫斯纳借用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即历史经验都是被某种普遍的精神所综合,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去发现风格。可见,时代精神并不能完全概括设计现象中的问题。

3、设计史思想中的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属于唯心史观,对历史的发展看做是少数英雄人物来决定的。相较而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显得更冷静,而是由客观精神所决定。在这种观念里,佩夫斯纳将“时代精神”与客观精神应用到设计史的研究中。在其《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中,从人名的关注就显示出对英雄人物的关注。同时,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写作手法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设计史中的人物与《名人传》(瓦萨著)具有相似性。学者贡布里希在对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方法进行对照中发现,佩夫斯纳是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人与莫里斯、格罗皮乌斯等人进行互换。当然,这一说法有失偏颇。但相较而言对于《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佩夫斯纳将设计师作为时代与风格的代表来呈现,从而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英雄人物一直是信奉英雄史观者的一种写作方向。对于佩夫斯纳对英雄人物的选择也是很慎重的,我们从《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中来看,对于威廉·莫里斯的定义,首先尊称为现代运动之父,正是基于此,莫里斯的头衔一直沿用至今。但对于莫里斯而言,“现代运动之父”是否名副其实?这种论断是与佩夫斯纳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

四、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弟子迈克尔·法尔于1952年开始创作《英国工业设计--世纪中叶的调查》,以现代主义忠实信徒继承了佩夫斯纳对现代主义设计的看法,强调包豪斯主义的简洁性和现代性。学者提姆·本顿在其设计史学科教材编写上,从叙事结构上继承了佩夫斯纳的现代设计主线思路,但佩夫斯纳模糊了建筑与设计的概念,导致提姆·本顿试图将设计史从建筑史中进行剥离。希格弗莱德·吉迪恩在其著作《空间·时间·建筑》编写上,对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及其他设计史家进行对比研究,改进了佩夫斯纳的设计史思想,指出“采用英雄史观来研究设计史,并非无可厚非,但在构建史学框架中,简单的套用美术史研究中的英雄史观是不足的”。于是,在《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的设计史》中,果断放弃英雄史论编写方法,而是采用了“无名艺术史家”来进行创作,从而开创了无名艺术史概念。彼得·雷纳·班纳姆是20世纪下半叶著名建筑史理论家、评论家,也是佩夫斯纳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但其观点与佩夫斯纳却不尽相同。在设计史思想研究中,班纳姆的叙事结构与佩夫斯纳基本一致,但在现代运动历史研究中,抛弃了佩夫斯纳的时代精神,对于佩夫斯纳的设计史思想方法具有狭隘性。[4]如在《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第二章中,班纳姆以大量篇幅来研究被佩夫斯纳忽略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设计流派;在第四章为柯布西耶“平反”,反驳佩夫斯纳对其“不负责任”设计师的描述。佩夫斯纳也对自己的设计史思想进行了反思,如借鉴班纳姆的设计史思想,来修正自己的编写方法。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第三版中,佩夫斯纳加入了高迪和圣伊利亚的评价,承认了高迪和圣伊利亚的学术地位和积极贡献。

五、结语

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设计史中的重要事件和设计流派的形成发展特点。从其《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中,佩夫斯纳开辟了独特的设计史研究之路,尤其是对现代设计的预判,成为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先驱者,也为后来学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现代设计的先驱者》、《现代建筑的源泉》、《美术学院的历史》、《英国工业调查》、《英国艺术的艺术性》、46卷的《英国建筑》、45卷的《鹈鹕艺术史》……,这些巨著的出版,犹如一座座丰碑,昭示着佩夫斯纳对设计史学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从其作品中来研究西方现代设计史的书写范式及理论框架,从中来探讨德国传统艺术史的治史方法,也为我们开创了独特的现代设计史的书写模式。历史决定论、时代精神和英雄史观作为佩夫斯纳设计史思想的三驾马车,带领我们从中探究设计史哲学与理论体系的关系,从中来发现问题,并洞察其优点,以此来启迪我们更好的研究设计史发展。

参考文献

[1]Introduction,Paul Crossley[A],Reass essing Nikolaus Pevsner[M],Peter Draper,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4.

[2]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殷凌云、张渝杰译,《欧洲建筑纲要》[M],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P2.

[3]卡尔·波普尔,《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伦敦:劳特里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0.

[4]袁熙旸.《前瞻中的历史,回望中的未来——雷纳·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装饰》.2010-02.

[5]The Architect and the“Arch-Pedant”:Sadie Speight,Nikolaus Pevsner and“Design Review”[J],Jill Seddon,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Vol.20,No.1(Spring,2007),pp.29-41.

治史思想 篇2

严耕望老先生是我崇拜的几位大师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大师们的世界我应该不懂，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幼稚看法。老先生把历史研究、论文写作等好多方面的道理用质朴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给我将来的历史研究、论文写作指明了一个方向。

关于历史研究，我个人总结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两点：

一是“全面”。这一点可以从先生的“原则的基本方法”体现出来。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了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先生也指出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他的“专精”与“博通”的理论可谓精辟，这两者可谓互为前提，个人以为博通是专精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大师专精的肯定不是一个方面。他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从未说过的话”。是啊，我们都应当博览群书，历史就是以博览群书为基础。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迷信权威。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惊讶于大师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相通。其他方面的指导依旧字字珠玑，耐人寻味，鄙人只是寻章摘句，自家之言。

二是“谨慎”。这一点在他的“几条具体规律”和关于论文的种种理论得以充分体现。“谨慎”的原则在史料选择方面可谓尤为重要。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改变，在于它的阴差阳错。无论做什么方向的历史研究，我们都应当谨慎引用史料。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面对历史，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受历史的奥妙。这是尊重史料的编纂者，尊重每一个历史人物，尊重每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论文是不可能逃避的一个问题。尊重、虔诚、谨慎，这是一份社会良心，是一份对历史的良心。

西方政治史的发展 篇3

关键词：政治史；兰克学派；年鉴学派

政治史，在历史中一段时间的地位让所有的历史分科羡慕不已。无论古代的西方或东方，政治史均被各国历代统治者奉为上宾，唯恐其于史书中遗臭万年。那么政治史在西方是如何发展？笔者将试着探讨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政治之定义很难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认为：“政治史经济的最集中地表现，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毛泽东认为：“政治史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但是更多的人说，政治史它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西方政治史其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段。

一、古典史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时期

古典史学开始于神话和史诗前的希罗多德，到公元五世纪算是“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文明源于古代希腊与罗马，最初的史学也是源于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由于社会的生存性质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必定是艰辛的。在这种艰辛的背景下，统治者们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生存与扩大自己地盘上，对待历史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个时段的历史记录多半是史学家们自己的兴趣使然。史学家们在他们史书上所记录的不是他们身边的人民吃什么、怎么出行。他们更多的把自己记录焦点放到了国王们征战了哪些国家，或者哪个国家又侵略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从历史学这个学科的产生之初，它就深深地烙上了国家之间政治的印记。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蒂托·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罗马史》等等。这些古典史学巨作大多记录的都是国家的战争、皇宫、民族等一系列跟政治相关的内容。这个时间段的史学可以说就是政治史的范畴。在这段时间形成的政治史的优良写作传统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中世纪政治史学

公元五世纪开始，西方的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基督教神学观介入了史学。提到欧洲的中世纪，通常都会加上类似“黑暗的”的形容词。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不仅仅是把普通的百姓置于黑暗统治之下，甚至各国的君主也受到罗马教会的摆布。直到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们才开始摆脱教会的长期的统治，在这段长达将近十个世纪的黑暗时光中，历史学无法避免的受到教会的侵扰与束缚。

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可以说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实际意义。历史在教会的统治下最大的功用就是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时符合上帝旨意，现实生活中任何东西它都是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体现。史学家们的工作被严重束缚，思想也缺少了自己应有的创作观念。在这段时间，历史学相对来说发展地及其缓慢。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史的发展也是无从谈起的。欧洲各国的君主在这段时间，受缚与教会的威慑，也是在极大的压制历史学的发展。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著有《编年史》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个年代，古典的史学家如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等人由于把自己的写作视角放在世俗的事情上，所以反倒受到了中世纪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他们的作品受到鄙视，甚至是破坏。这不得不说是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曲折过程。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段时间的欧洲历史，在一些的作品中，如被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的格雷戈里，在他的代表作《法兰克人史》中，记录了大量的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状况；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起着极大的作用。

三、近代政治史学

十四世纪时期到十六世纪，发生了一件对日后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欧洲的史学在这段时间加快了其进程。文艺复兴渐渐地解开了教会对人们精神的束缚，薄伽丘、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是他们中的先驱与杰出代表。史学界在教会长达数个世纪的压迫下，文艺复兴让各种史学流派如雨后春笋，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等相继发展起来。历史学就是在这段时间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政治史在此期间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政治史在历史学中地位也是空前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十九世紀末在德国形成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统治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史学界，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的史学界仍不缺少兰克学派的拥护者。政治史也正是在兰克学派的倡导下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巅峰时刻。兰克学派提倡写史应当“如实直书”、客观公平同样也应当是无色彩的。在兰克本人提出的史学观念值得称道，被誉为“科学史之父”也是恰如其分的。兰克本人之所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政治史上，原因有二：一、传统的历史写作习惯使然。正如上文所说，在古典史学中，政治史一直是史学家们的记录核心；这种传统的创作习惯，尽管在中世纪有过数个世纪的中断，但是这一点都妨碍，解放思想后的欧洲。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欧洲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思想可以说是二次解放，古典史学的一些史学写作传统在解放中得到重生。二、兰克本人就有参与过政治运动（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对政治感兴趣）。这一点让兰克在史学研究中，不自觉的把眼光聚集到政治史上。

随着兰克学派门人对兰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一些东西在改变。其实就兰克本人来说，他过分的强调档案史料的作用，让社会文化史学家相比之下，只像是个半个业余史学爱好者。这种强调必然，限制自身学派的眼界。实际上，兰克倒是相对来说没有其后他继承者们，那么狭隘，他也曾从事过宗教改革与反宗教的讨论，他也不排斥社会、艺术、文学或者科学的历史。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就没有如此的心胸了，兰克学派的追捧者们认为，似乎除了政治史外，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史学了，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写到史书上。在随后的时光中，非政治被排除在了史学之外。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不是从事政治史研究学习的史学家，或许你会被你所在的学校扫地出门。这似乎让政治史占尽光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光是其它门类史学的灾难，对于政治史来说这也是一种另类的灾难。因为，越是辉煌的东西，在倒塌之后就会有越多的人来踩踏。

四、现代史学

从二十世纪新史学的萌芽产生的时刻起，就日益冲击者传统史学的地位。大体上来说，现代西方史学史等同于二十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西方新史学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年鉴学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就是为批判兰克学派而产生的。兰克学派过分极端的把视角放在政治史上，但是年鉴学派却要倡导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我们不妨从年鉴学派的发展来看。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费弗尔和布洛赫，他们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历史，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等被大量提及。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提及了总体史的概念。这些都是对传统史学强有力地挑战。第二阶段，也就是二战后，其中布罗代尔是其代表；他在其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把历史事件分成三个时段，而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尤其的注重，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历史写作范式；与此同同时，他还把政治事件直接规划到了段时段中去，这样的划分，以为着，政治事件的发生成为了转瞬即逝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极小的历史部分。政治史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虽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写作背景是以政治事件为背景，但是文章阐述了大量的地中海及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知道这些地理因素都被布罗代尔规划到长时段范围的，而且对于政治的描写则是要凸显它影响的微不足道。第三代即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年鉴学派，似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鉴学派了；史学家们把目光从宏观史学转向了微观史学，心态史、计量史等新的历史分支走上了历史舞台。历史研究范围空前扩大。而政治史在历史学中遭遇长期冷遇后，则再被提及。

治史思想 篇4

(一) 争夺“阵地”的要求

高校是人才集聚、知识富蕴、文化传承创新和培养社会精英的场所, 青年学生具有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勇于接受新观点和新思想的特质, 然而因年纪尚轻、阅历尚浅而具较大的可塑性。回望中国近现代史, 若干次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皆由青年大学生的深度参与而起。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 促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转折。再如1935年12月首先由北平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舆论准备。1989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因改革决策失误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执政危机日甚, 执政党垮台、国家性质转向或国家解体。血的教训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警醒“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 而且认识到“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因此党和政府必须重视高校这块“阵地”。

(二) 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

关于党的教育方针, 十八大报告表述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及以前的党代会报告均把“德”字置于教育方针的首位。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高校担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层次人才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教育方针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 强调对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 而学校教育中包括政治史类课程在内的历史课程教育则是使学生修德启智的重要手段。所以, 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突出政治史类课程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

教师的天职既是教书, 又是育人。教师不仅仅是教书匠, 更应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哲人。所以, 通过包括政治史类课程在内的教学加强对学生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是对教师尤其是从事政治史相关学科教学的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二、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途径

(一) 把握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的特殊性

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有其特殊性。世界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中华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百余年的中国革命史、90余年的中共奋斗史浓缩于纸页之上字里行间, 史料浩如烟海, 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政治文明史海的概貌, 从历史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汲取人类历史长河中政治文明之精髓, 有很大的难度。政治史类课程的复杂性、特殊性, 是对担任该类课程教学的教师自身教学能力的挑战。这就要求政治史类任课教师努力钻研业务, 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让受教育者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 特别是中华民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治思想的丰富、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在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曾经创造的灿烂政治文化精髓, 彰显了中华民族之勤劳、智慧、伟大。

教师还要通过政治史类课程的教学让受教育者了解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里, 尤其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磨难和屈辱。古往今来, 无数的民族英雄、仁人志士, 写就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奋斗故事。教师要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讲述来激发学生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作贡献的热忱。

(二) 创新教学方法, 让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

目前,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方法单一僵化、灌输式甚至命令式现象严重存在, 学生对这种精神灌输不爱听、听不进。所以, 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无效的。因此, 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包括通过政治史类课程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都存在一个创新教学方法的问题, 要努力变沉闷僵化的教育教学方式为新鲜活泼、广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方法。通过对政治史类课程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探索, 笔者觉得如下几种教学方法行之有效。

一是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讲授政治史类课程的时候可以预先设计适量的问题, 在课堂上提出来让学生思考并回答, 然后再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 结合史实谈自己的观点。如在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 可以先问学生这样几个问题: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联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为何失败?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些问题必能促使学生深入思考, 这样一来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就好入手了, 针对性也强了。

二是古今结合式教学法。单线条、流水线式地讲解政治史课程, 容易给学生以枯燥单调感。如果古今结合, 则能使学生思绪随时空跳跃, 不至于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如在讲孔子的政治思想史时, 可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尊孔、洪秀全的反孔、辛亥革命前后的反孔和尊孔复古、“文化大革命”时的批林批孔等问题穿插结合着讲授。在讲我国当前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 可以联系到战国末期在由强大走向衰败的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屈原忧国忧民, 坚决主张改良内政, 重振国威, 其志之坚, 虽九死而不悔。在讲当前党的建设的时候, 亦可联系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这种跳跃式的“蒙太奇”教法之效果优于单线条、流水线式的教法。

三是学生做演员教师当导演教法。传统教法多为教师在台上表演, 学生在台下当观众。日子久了, 观众定会产生“审美疲劳”, 这类似于现在有些连年上春晚的明星越来越不受观众欢迎的现象。把舞台 (讲台) 交给学生, 师生位子“交换”, 让学生在讲台上过把教师瘾, 就会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和对课程的深刻感受。当然, 教师使用这种教法必须在上课前告知学生授课题目, 让他们充分备课, 而且课堂上最好采用学生随机抽签讲课方式, 以促使更多的学生参与授课体验。教师使用这种教法教师不是在课堂上撒手不管, 而是要对学生授课内容做好总结点评, 并且对他们的板书、课件、语言表达等给予及时指导, 达到教学相长之目的。

四是答“记者问”式教学法。有些课程的内容, 可采取答记者问的形式进行授课。学生可把授课内容设计成问题向任课教师提问, 教师当堂回答。这种互动式教学法能够较好地集中学生注意力。但这种方法也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现场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 教师使用这种教学法最好在“记者”提问开始前先对授课内容作一概述。

教有良法, 但无定法。在对待教学方法的问题上, 笔者借用一句广告词来表明态度,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改进政治史类课程教学法以突显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不断推陈出新值得提倡, 但唯有经教学实践检验效果良好的“新”才是教改追求的目标。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党的教育方针之核心: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在大学生德育、智育方面有义不容辞的培养义务担当。而把握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的特殊性, 创新教学方法, 让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 则是突出高校政治史类课程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改探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治史三书读后感 篇5

全书的第一部分为《治史经验谈》，这部分主要是谈一些研究的方法、原则，使用史料的注意事项及论文写作的一些内容。作者以其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治史的原则在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而方法就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这些都是作者一生治学之经验，意在告诉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踏实，细心，不可急功近利;史学意在求实，不可妄自臆断。首先作者谈到了“专精”与“博通”的问题，作者认为二者应该同时具备，史学本身的博通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断代研究作者认为不能把时间限制得太仓促，研究一个朝代，至少要对三个朝代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作者还通过大量的例证告诉我们如果断代研究只局限了一个朝代那这很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错误。历史学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以作者强调要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历朝历代所修正史即为基本材料。作者认为对于正史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通读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个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不易遗漏一些重要的史料。作者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而作者最值的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肯踏踏实实的将正史通读，而从正史中寻找问题。作者强调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的史料极其难得，我们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新的史料，而是要善于在旧的史料中寻找出新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把握。作者还强调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在利用史料时要尽量引用原始史料，而不是经过人为改写或转写过的史料。

通过对严先生治史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先生一生治学都是用一些在常人看来是很笨拙的办法，却做出了很多自认为聪明的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成绩。先生肯坐冷板凳，肯一字一句的去通读正史，这都是很多人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最后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踏踏实实的方法才是史学研究的正道。

在接下来的《治史问答中》，先生就前一部分的观点又做了深入的解答，而且谈到了一下自己的兴趣点，而且作者还认为宋史可以是青年大展拳脚的园地。这部分仍是关于治学的一些方法、建议，但核心思想和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是《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主要讲的是作者跟随钱穆先生学习的经历和一些感悟。严耕望先生一生一直跟随着钱穆先生，所以很受先生器重，在作者的笔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身为人师的钱穆宾四先生。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的繁荣景象，看到了那时思想的自由。那是的北大同一门课可以有很多教授开设，然后每位教授都会讲述自己的观点，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北大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可谓中国通史著作中的精品。据作者回忆在钱先生的第一节课时，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正如先生所说制度和地理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敲门砖，只有充分把握这两个领域才有能力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

总之，本部书对于历史学习者是一笔财富，作者以其一生的治学经验为我们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情妇五千年，一部政治史 篇6

纳妾的等级学：娶小老婆和穿官服一样关系到社会地位

古代中国并没有“情妇”这个名称，统称为宠婢或姬（姬妾）。

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说是“妾通卖买”，与妻“等数相悬”，也就是妾是买来的物件，与妻子性质不同，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妾是男人的财富和身份标志之一。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处的匹夫，就和纳妾制度息息相关。

匹夫即等于布衣，娶老婆的数量不止和情爱生活有关，更和社会地位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到，纳妾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特权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的。西晋曾经发布过命令，王公一级的可以置妾八人，郡一级的公侯可以置妾六人，一品、二品官员置妾四人，三品、四品官员置妾三人，五品、六品两个人，七品、八品只能纳一个妾。唐《六典》规定了唐朝的制度，在唐朝亲王的妾的数目是十二个，郡王以及一品官十个，二品官八个，三品官六个，四品官四个，五品官三个等等。

与其说询问一个中国男人是否有情妇是冒犯他，还不如说是恭维他。纳妾往往成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石崇王凯斗富的“过招”中妾室的数量都是“指标”之一。《晋书》里面记载一个叫陶侃的显贵，媵妾数十，家僮千人；唐玄宗时的李林甫也纳妾数十人，共二十五子、二十五女。而即使是在清朝鼎盛时期，也只有一小部分男性养得起小老婆。

另外，已婚男性若与没有正式结婚的女性同居或维持稳定的性关系，称为姘居，女方称为姘妇或姘头。而富裕家庭中与男主人发生性关系的婢女，称为通房丫头，亦是姬妾的一类。比如《红楼梦》中的鲍二家的和花袭人，即分别为贾琏的姘头和贾宝玉的通房。

西施们的情妇社会学：小老婆们的政治价值

对待妾室的态度也成为男权社会中权贵富人表达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途径——不在乎，不吝惜，是他们的“名士风度”之一。

小老婆们不但具有性功能，政治价值、性贿赂成为最大特色。燕国太子丹为了笼络门客荆轲，斩侍女手送荆轲。西施、赵姬、貂蝉、蔡文姬、杨玉环、李师师、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纵观中国历史上这十大情妇，她们大都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或作为礼物换取和平，或作为“卧底”刺探敌情。

西施和貂蝉更是身兼离间、复国等种种政治任务，情妇和主人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为不成文的“潜规则”，性资源仅仅是她们交换财富和地位的资本之一。

情妇是男权的产物还在于处决权和归属权。而由于妾是购买得来，男人有完全的处分权。蒋防所著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之母就是霍王的宠婢，被霍王的正式妻妾赶出王府。唐朝，有个张藉，爱花如痴，看中了别人的一盆山茶花，竟然用自己的爱妾柳叶换来了一盆花。

文豪苏轼有一群姬妾，贬官以后一律赠予他人，其中两人还怀有身孕。苏轼身边还有妾叫春娘，苏轼一匹白马，就要用春娘换马，春娘羞愤难当，当场撞树而死。唐朝高官严挺之，宠爱妾室玄英，儿子严武十分气愤，半夜杀死了父亲的爱妾，严挺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表彰儿子很有胆量，将来定有作为。

可以说纳妾是等级制度的派生物，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汉朝的时候，有一本著作叫做《盐铁论》，称纳妾造成的一个结果，“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意思是说，纳妾制度造成了许多女人枉费青春，也造成了许多许多的男人无妻可娶。

情妇的民国狂欢：情爱解放和高官助理？

民国时期的情妇，与传统的纳妾不同，情妇之于男人，有一层感情解放的意义，情妇大行其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财富的增加。两情相悦不说，基本还是协助男人搞好政治。

蒋介石干革命前，让陈洁如给他勇气，他说，“我将我的心置于你的裙边之下”，真是诗一般的语言。民国高官情妇大多如此把裙带关系带到了政治饭局上。

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和小凤仙的红粉英雄故事就为这个乱世的爱情写上了权利的色彩。小凤仙，生于1900年，原名朱筱凤，偏房所生，后改名为张凤云、张洗非。原籍浙江钱塘。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凱的囚禁。

而蓝妮和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故事更将其推向传奇顶峰。蓝妮生于1912年，原名蓝巽宜，学名蓝业珍，她的父亲蓝世勋是江苏省税务局局长，经常在家里讲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

蓝妮长大后，以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作为私人秘书，蓝妮将孙科的工作场所整理得井井有条，将孙科的日常饮食生活都细心设计，交际场合落落大方又给孙科增添了更多的欢笑。随后位极权高的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并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文学家张爱玲和伪汪政府官员胡兰成的恋情、上海影后胡蝶和特务头子杜月笙的故事、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浪漫婚恋过程……无不写满了“情妇情爱解放”的影子。至于著名的政治之花宋美龄、宋庆龄在嫁给蒋介石和孙中山之前，二人也都曾有妻室。宋庆龄也是从孙中山的助手，帮其打点工作开始产生情愫。她们的婚姻可以说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从两性关系上说，民国情妇和当下的“二奶”稍有差别，不止停在性爱交易层面。民国情妇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背景优越，有工作能力和追随的男人有互相协助的关系，更兼之当时的男人多为封建包办婚姻和原配毫无感情基础，“情妇”在当时甚至有些爱情解放、两性自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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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治史特点略论 篇7

一、林纾以文人身份治史

中国有着文史不分的传统, 历史上有文人修史或治史的先例, 如沈约、欧阳修等, 林纾也是其中一位。文人治史与史家治史自有不同之处, “文人撰文, 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 惟恐出之于己, 其大本先不同矣”[1]。但其目的和旨向应大致相同, 皆欲通过治史达到“修身”、“治国”之目的, 实现保存历史文化典籍、承继祖国学术文化遗产的人生理想。

林纾乃一文士, 在文学上, 他博采众长, 尤以韩、柳、欧等人为宗, 同时他对史学也有着极大兴趣, “治《史记》、《汉书》廿五年”[2]5, “专研《史记》特甚, ……自十三岁至二十校阅古籍, 不下二千卷”[3]222, 自称尊崇左、班、马、韩四大家, 其中史家占了三家, 由此可见林纾的史学情结之深。当然, 《史记》等史著含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是林纾对其产生研治兴趣的重要动因。

林纾一生发表了不少史评, 《评选船山史论》即一典型之作, 此书是“一部史论结合, 论证严密, 颇具哲理文采之新论。作者以其丰富的史学、文化与文学知识逐一评述船山史论, 纵横古今、驰骋东西, 对于船山之史论据义执经、豁然发其所疑, 而示之以信, 堪称为文史评论之范典”[4]。

二、林纾治史之特点

1. 以解经之法读史。

在传统社会, “经”与“史”并称为“显学”。在有些史家看来, “经”即“史”, “史”即“经”。基于这种特殊关系, “史”长期以来承享着“经”之地位, 故后世有“史权”之一说, 林纾的一段话有力地诠释了“史权”这一说法:“文家者, 立世界之范, 使暴君乱臣因而栗惧, 而己身隐于草莽之间, 忽生奇光, 能掩盖帝王之威力。呜呼!孔子之作《春秋》, 非此意乎?前清文字之狱, 至于族诛, 然私家记载, 至今竟未能漫灭。即以元人之威力, 而郑所南之《心史》, 居然行诸人间。则文人之力, 果足以掩盖帝王之威力也。”[5]

晚清是公羊学大兴之时代, 诞生了一大批公羊学大师。林纾生活于这个时代, 不能不受到公羊学的影响, 在心理上形成经学情结。林纾以医经为例, 阐释了自己对“经”的独特理解:“《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 注经, 法也;释名经, 径也, 如径路无所不通, 可常用也’, 故儒有六经, 医有内经, 即为法而利于常用者。……医者, 意也, 既得经意即可恣行, 若泥古, 患其不中于病, 宁迟而有恃, 则病深而药弗及, 犹危城坐困, 乃拥重兵弗进, 此湘东之援台城, 贺兰之坐视睢阳也。至项羽之钜鹿, 则破釜沉舟以前得胜着矣。”[6]61

公羊学认为《春秋》“辞微而指博”、“言近而旨远”, 故注重解读《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林纾对《史记》的解读即灵活运用了公羊学的这一套方法, “但观 (史公) 每叙卫、霍之功, 必加以‘天子曰’三字, 于是者凡八见‘天子曰’, 意盖谓卫、霍之功不必如量, 特天子以嬖倖之故, 夸大其功耳, 此微旨也。……《平准书》中……每用‘矣’字, 言外皆有余思, 但观孝景时上郡以西旱, 亦复卖爵令, 而贱其价以招民, 及徒复作, 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益造苑马以广用, 而宫室列观舆马, 益增修矣。试问卖爵赎罪, 是何如事, 造苑马以广用, 此犹可月, 而宫室列观以卖爵赎罪之钱增修, 用一‘矣’字沉吟慨叹, 非为朝廷惋惜耶?以下十二‘矣’字, 言外均有不满之意”[7]7—9。

2. 以求是为原则, 以考证为信条。

“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 ……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8]生活于这种学术环境中, 林纾自然以求是为治学原则。对于缠足之事, 有人将之归罪于宋儒, 林纾据宋白廷玉《湛渊静语》予以驳斥, 其中记载:“伊川六代孙, 淮之族人, 蕃居池阳, 妇人不缠足, 不贯耳, 至今导之。”于此他得出结论:“耳且不贯, 何缠足之有, 古人固有大过, 人者若妄揣度, 直盲吠耳。”[9]21

求是与考证密不可分, 考证, 在中国又称考据, 内容涵盖名物训诂、古史考辨、类编文献的整齐排比、学者文集和笔记杂著的钩沉考异等。林纾不好考据, 但在治史中却不时借重考据探寻历史事实, 其所著《巾帼阳秋》第三章中一段男女主人公的对话颇能反映林纾的考据功底:“素曰:《武帝纪》‘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 师古谓即祁连山, 若云祁连山则在甘州之张掖, 属内地, 何必出酒泉, 此说, 妹甚疑之。良曰:师古说, 非也, 此天山即白山, 《括地志》云即折罗漫山, 在伊州伊吾县, 远在西北, 非前此霍去病所夺之祁连山在内地者也。”[7]10—11

林纾以考证小说、戏曲、社会风俗等见长, 如他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内容虚实作了一番考证:“《三国演义》为元人王实甫撰, 七修类稿, 又以为明罗贯中所编, 金圣叹评为第一才子书。其书组织陈志、裴注及唐宋小说而成。前清入关时, 曾翻译为满文, 用作兵书, 袁崇焕之死, 即用蒋干偷书之谬说……”[9]13林纾广征史籍, 又据《周书·尚殷篇》, 考证出《封神传》中“魔”之来历:“广成子见《庄子》, 赤精子见《汉书·李寻传》, 托塔天王见《元史·舆服志》, 哪吒见《夷坚志》, 灌口二郎即杨戬, 其说皆不为无据”, “足订小说之依托”[9]13。对于缠足这一社会风俗, 世人对之存在误解, 林纾的考证结论别有一番新意:“缠足始于隋, 然亦但约束令小而已, 非缠作弓样也。《冬郎诗》言美人之足亦云六尺, 欧西妇人, 颇以小脚为美, 不过较男子为小耳, 非极力束之如菱角者也。”[9]20对于母子称谓, 林纾发现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 据《四朝闻见录》和《说文》, 有呼母为“姐”者 (如宋高宗称韦太后及蜀地之俗) , 察前清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 直称母为父, 引《易经》“家人有严君焉, 父母之谓也”, 似应此意[9]16。林纾在治史中, 以求是为原则, 以考证为信条, 使自己的学问做得更加精微。

3. 反对以今非古, 主张对古人持理解同情之态度。

中国古代有“知人论世”一说, 被许多后世儒者继承和发扬。章学诚曰:“知其世矣, 不知古人之身处, 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 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10]吴淇曰:“未可以我之世例之, 盖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11]朱熹曰:“论其当世行事之迹。言既观其言, 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 又考其行也。”[12]钱大昕批评某些学者“强作聪明, 妄生疻痏, 不稽年代, 不揆时势, 强人之所难行, 责人之所难受, 陈义甚高, 居心过刻”[13]。他告诫学者“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 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14]。

林纾深懂“知人论世”法, 对某些学者以今非古, 攻击古人的做法深表反感:“若苏家, 则好论古人, 荆公间亦为之, 特不如苏氏之多。苏氏逞聪明, 执偏见, 遂开后人攻击古人之窍窦。孔娄东尚平允, 至船山, 《通鉴》、《宋论》一出, 古人体无完肤矣。愚故云:非所见之确, 所蕴之深, 此等论不作可也。”[15]2文中“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实乃林纾对治史者提出的要求。

文中提到的王船山, 在林纾看来, 未达到“所见之确”、“所蕴之深”之素养, 船山诋詈苏东坡“情夺其性久矣, ……利胜其命深矣”。林纾为苏东坡辩驳道:“余不能不为东坡称枉者, …… (宋史) 录东坡事迹, ……大兵大狱一节, 与王荆公争于金陵, 差役之复, 与司马温公争于中书, 至于完六井、浚二、筑堤西湖, 在在皆为民计。斥太后犊车、警定州骄卒, 慷慨大节, 固不后于贾陆二公。乃必摧抑骂詈, 沦之于后世轻薄名士之列, 船山又似过矣。”[4]林纾言及曾国藩对明代归震川之评论也有失公允, 他说:“震川之文, 多关心时政。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及三途并用议, 语语切实, 不类文人之言。……而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 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 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 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 不审朝廷大政, 可乎?”[2]77

林纾主张今人站在古人的立场上, 对古人持理解同情之态度, 如诸葛亮伐魏之举, 后世文人对之屡有责评, 林纾却能知其心, 洞其情, 体察其伐魏之艰辛, 体谅其苦心壮志, “忠武既定三分于隆中, 固知其不能并魏矣, 然未尝以蜀自局, 累起而图魏, 即欲致魏之窃据者归进之蜀。……然求致其来归之心, 初未尝一日懈也。乃忠武绌于势而兵力疲。……嗟夫!大夫许国之心, 固勿问其事之成与弗成, 亦但论其志耳。侯之不能并魏侯, 自知之, 乃知其不可为, 尚为之, 志也”[6]66。

4. 偏重史学的叙事之美。

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强调“史之称美者, 以叙事为先”,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述作之尤美者在于“文约而事丰”, “略小而存大, 举重明轻, 一言而巨细咸该, 三语而洪纤靡漏”。这说明史家是重视史学的叙事之美, 但不过分强调, 以免影响史事叙述的真实性。

林纾毕竟是文士, 偏重史学叙事之美。众多史著中, 他最服膺《左传》的叙事之美:“左氏之文, 无所不能, 时时变其行阵, 使望阵者莫审其阵图之所出, 譬如首尾背驰, 不能系缧为一, 则中间作锁纽之笔暗中牵合, 使隐渡而下, 至于临尾一拍即合, 使人瞀然不觉其艰琐, 反羡其自然者, 或叙致一事赫然如荼火, 读者人人争欲寻究其结穴, 乃读至收束之处, 漠然如淡烟轻云, 缥缈无迹, 乃不知其结穴处转在中间, ……又或叙战事之规划, 极力叙战而不言谋, 或极力抒谋而略言战, 或在百忙之中而间出以闲笔, 或从纷扰之中而转成为针对;其叙战事尤极留意, 必因事设权, 不曾一笔沿袭, 一语雷同, 真神技也。”[6]4

林纾对《史记》的文学成就也非常赞赏:“且《史记》者, 史公之创局, 虽不及《左传》之千门万户, 光怪陆离, 然班氏望尘已不之及, 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传言之, 蝉联而下, 断而不断, 如松际欲尽不尽之云, 一经班氏窜改即索然无味。余故谓《史记》所既有者则可不读班书, 而班书中为《史记》所无者如赵皇后、霍光、赵广汉、王尊、贡禹、朱博、孙宝、何并及酷吏之诸传, 又范蔚宗穷老尽气所不能到而婉媚之处, 亦正得力于史公。”[16]9林纾对史学“简略”的叙事风格有些微词, 但又表示出理解之情, “余历观中史, 所记战事, 但载军帅之抒略, 形胜之利便, 与夫胜负之大势而已, 未有赡叙卒伍生死饥疲之态及劳人思妇怨旷之情者。盖史例至严, 不能间涉于此”[5]。

三、结语

史学是传统文化赖以传演的根基, 离开了史学, 传统文化将黯然失色。近世晚清是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 传统文化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 使其传演面临巨大危机。藉治史以保留祖国文化遗产成为当时士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林纾的治史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毫无疑问, 林纾的治史活动对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延续传统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治史思想 篇8

史料之异, 傅先生将其划分为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在史料之相对的价值一章中, 傅先生全面分析了各种史料的利弊, 加以对比, 并结合实例甄别史料在历史学的正误研究。

先生曾以官家记载和民间记载之互有短长分析史料之用。一切官修之史均为好史, 然民间之史系为丰富联想所羁绊, 有失历史之本真。纵各有其短, 官修之史仍以事实本身居多, 而民间之史常能言史官所不能言, 怒史官之不敢怒。不禁思及历代封建王朝, 当权者予以史料更多的政治导向。忆当年始皇焚书坑儒, 有违历史之发展规律, 为其中央集权的实现, 始皇大范围焚烧儒家经典书籍。当权者追求历史地位与功名之心过于急切, 以至于忽视史料本身的客观性。清朝高压政治发展到顶端之时, 出现了文字狱。乾隆十五年, 民间出现“五不解, 十大过”之奏稿, 直指乾隆帝, 对当朝大臣斥责揭露。乾隆在全国公开严查, 并在全国严猛苛政。余以为, 管家记载与民间记载纵各有所长短, 然开放之文化氛围与民主之政治方才有利于其功用之施展。

史料之用, 不可忽视其真实性, 亦不可因其利弊而有所偏颇。尊重史料的真实性却并不拘泥于其本身, 以众家之说为预备或界落, 将史料之用融于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 亦不失为治史求真之道。

二、历史分期, 不容讳言其丑

傅先生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章中, 就中国现存历史分期之问题独抒性灵, 指出重分中国历史期世不可忽略之四事。余为先生求是之果敢感动不已。

近年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所谓四朝为中国历史分期标准, 即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世, 然先生以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批驳汉唐之强行合一。先生之言余甚为赞同, 余以为历史真相之本源重于历史之荣辱。汉唐合一可掩历史之丑, 却不可消后人读史之疑。然史之真谛何在?余以为史之真谛在以史为鉴, 予后人以警示参考为用。回想历史一度对文革时期的过错讳莫如深, 然历史真相终将昭然天下, 我们亦能以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去正确定位社会主义发展时期遇到的挫折或走过的弯路。

在历史分期之己见中, 先生倡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准, 愚不敢苟同。余甚同意先生以史实本真还原历史分期之说, 然若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准, 窃以为不利于民族共同感的巩固。我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国家, 历史上汉族纵是人口阜盛之民族, 若以之为核心, 大有招致其他民族情感无从归属之可能。整体观之, 犹应以政俗之融会贯通为准。傅先生犹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准, 划分中国历史为三世, 上世、中世与近世。前二世中但有相传, 而无相灭, 而近世却但有相灭, 而无相传。余虽不以赞同, 却以其不欺往来者之精神所感。

治史也好, 为学也罢, 我辈切不可违心徇情。纵讳言历史真相, 读史者自有甄别之眼。

三、古史之论, 鉴往知来

傅斯年对先秦史的研究是以他20年代中期写给顾颉刚的信为起始的。先生就孔子与六经提出的见解, 精准了然。先生以为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 都是后人以历史待他的缘故, 《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 《春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先生认为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 而非靠六艺相扶, 与其谓六艺是儒家, 是孔学, 毋宁谓六艺是鲁学。

傅先生提出此观点时人在欧洲, 正处于自家理论成长与转型之期, 特别是“五四”之后傅先生刚刚形成自家的独西理论之时的影子尚存。因此, 傅先生称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同时, 在书信之中先生提出了逐近今时史愈不可信的观点, 并指出了诸多今史相异之处, 有仿神话之效。先生在文中笑注, 古文材料虽伪, 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越想越觉世人贬纣之话正是颂纣之言。”先生对史料的不真持有极端的批判态度。先生也十分善于对中国历史特点进行整理与分析, 特别是对于真实史料分析下的一统理解, 他列出了如下几个项目:统一国家的秦、统一文教的鲁、统一宗教的齐、统一官术的三晋。特别在中国史料中的中国的概念上, 先生持有了一统的观点, 他提出疑问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统一、政治统一的不同看法。一统则兴者一宗, 废者万家的耿直观点通俗易懂。

余虽不与治史之工作, 但每思及先生求真务实之品质, 感动不已。治史之道, 贵在求真, 由此及彼, 做人治学又有何甄别?

摘要：学界重史料风气之形成, 傅斯年与胡适二位先生功不可没。徒然高揭治史之道无济于事, 傅斯年先生有语:“上穷碧落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所谓“绝知此事要躬行”, 治史之道, 贵在求真。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方法论

参考文献

[1]、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3

[2]、刘进全, 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0.6

[3]、谢进东,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古代文明, 2010.4

[4]、陈峰, 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文史哲, 2008.5

治史思想 篇9

关键词：政治史教學；生心理；学习水平；对策研究

G633.2

政治史，概括来讲，即一切人类政治活动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过程的历史。学习政治史，对学生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视角来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观，以及正确看待社会政治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政治史的教与学碰到了许多困难。政治史内容往往概念性较多，不同时期政治跳跃性大，时间跨度较大，这些使得高中的政治史教学极为困难。本文试图运用学习心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学生在中国政治史的学习心理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为例，进而形成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策。

一、高中学生政治史学习心理调查与分析

（一）高中学生喜欢历史课内容的调查

去年我对所教班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的主题是“学生对各部分历史学习内容感兴趣程度依次是什么？” 调查题的具体内容是为：“你对以下各类历史有多大兴趣：A.社会生活习俗；B.名人；C.军事；D.文化；E.经济；F.政治；G.科学技术；H.民族关系；I.对外关系。”调查结果得知，学生对政治史感兴趣的程度低于所列各类，排在第八位。

（二）高中学生对政治史不感兴趣的原因调查

此后我又进行第二次调查，侧重了解了学生对中国政治史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原因。题目是这样的：“你对学习政治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并请说明理由。”从学习心理学角度分析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第一种：学生对政治史 “很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原因主要可归为两方面：一是间接兴趣。指学生的兴趣是由于事物表面现象和特点所吸引，如学生陈述的“老师讲得好，有趣”。二是直接兴趣。其表现分为两个层次：一类是好奇心，想了解教材中的有关插图的历史背景，想知道当今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另一种则表现出对中国政治历史发展有浓厚的探究心理，希望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和政治发展规律。当然，持这种学习心理的是极少数学生。

第二种：学生对政治史“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的原因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种是认知距离。这是指学生对所认知的对象缺乏亲近感，或因不熟悉而产生的距离感，如有些学生认为“政治史问题太枯燥”，“不太了解政治史方面的内容”等等。

二是认知障碍。这里又包含两种状况：一种情况是学生对认知对象认识不够，这些学生认为“古代政治史问题不重要”，“学了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等；另一种情况是学生对认知对象的学习产生困难而降低或失去兴趣，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政治史内容复杂、琐碎，较难理解”，还有的学生认为“政治制度、专有名词太枯燥，记不住”。

三是直接兴趣低。学生普遍认为“政治史内容没意思，没有吸引力”，“那些政治制度、政策和政治概念抽象、深奥”、“不喜欢政治史内容”等等。概括讲，学生中普遍存在对中国政治史不感兴趣的现象。

（三）高中学生历史学习习惯的调查

上表表明：许多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存在着错误的观念：如视机械背诵为唯一的法宝，不愿意认真听讲，缺乏积极思维的习惯；认识不到训练的价值，不做平时积累，循序渐进的打算。学生这种滞后的观念和学习方法根本无法适应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会严重影响学生历史学习水平的提高，我们教师必须帮助他们分析和比较初、高中历史学习在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帮助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综上所述：学生的政治史学习心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学习兴趣不高，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二是认知障碍较多；三是缺少政治史意识和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高中学生学习政治史的方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欠缺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二是视机械背诵为唯一的方法；三是缺乏理性思维的训练。

二、教学对策和办法

针对以上对学生政治史的学习心理剖析以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政治史的教学和思想观念进行一定的调整，采取了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学习政治史的意识

（1）政治现象之间的纵横联系意识。

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要让学生了解：社会政治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必修课程《历史Ⅰ》，着重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模块共设有9个专题： 前五个学习专题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三种不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基本线索和特征，这五个学习主专题不同的历史侧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后四个专题主要反映的是世界历史的内容，时间断限从古代希腊罗马直至20世纪末。

（2）注重政治与经济、文化的横向联系意识。

政治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的材料。深入浅出地说明彼此之间的联系。

例1：在讲专题二第一课《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时，借助《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一图可以分析出当时中英两国的差距。

通过比较中英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差异，学生得出中国是个落后的大国，英国是世界强国，学生就能很自然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发生，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需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这一根本原因推动。

（3）坚持古今贯通、中外相连的整体性原则

政治史的内容，强调了古今贯通、中外相连的选题原则，即在坚持以人类政治活动发展主线及其时段性政治结构特征的前提下，注重学习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递进，注重中外历史专题间的相互关联和交叉。

例2：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专题八“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从“简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到“概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和“概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史实”。

这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更好地认识国情、认识世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

（二）整合教材内容，建构知识网络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教会学生把政治史知识点按照专题史或者通史的形式进行排列和组合，形成系统的政治史知识体系。比如讲到近代中国历史时，可以这样整合知识点。

例3：

新教材对近代中国的上这些内容的介绍是分散在不同的节里面的。但是，采用了上述整合可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学生从多个视角将零散、琐碎的政治现象进行组合、排列，建构起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知识框架，形成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全貌。

（三）利用多媒体资源，加强直观认识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出：“要努力创造条件，利用多媒体、网络组织教学，开发和制作历史课件，开展历史学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歷史已经成为过去而定格，多媒体可以展现许多影像资料、图片等，直接给学生带来视觉的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例4：在讲到抗日战争历史《南京大屠杀》时，显示以下图片

这些源自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图片本身就是历史的载体，在无比真实的历史面前，任何语言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当老师呈现这些照片时，不如保持沉默，留一段教学的空白点，以无声似有声，让学生在事实面前感悟国家、民族的巨大不幸与耻辱，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层层剖析，深入理解

在政治史的内容中，有些政治现象比较分散，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比较抽象，难以理解。这就要求老师精心设计，挖掘政治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深入理解政治概念，掌握政治史的规律。

例5：通过历史图片内容的比较，找出变化的历史信息，从而认识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如下三图的比较：

（1）三幅图分别体现了哪一个时期的何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2）与图一相比，图二制度有何显著特点？

（3）图二、图三与图一相比，这些制度实行后，对政局发展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4）根据三个朝代地方制度反映的史实，扼要指出我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主要趋势。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

（1）图一：西周分封制；图二：秦朝郡县制；图三：元朝行省制度。

（2）特点：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势；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

（3）不同影响：西周后期出现分裂割据或对抗中央的局面；秦、元始终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

（4）趋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疆域扩大；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通过这样层层设问，并借助有关的历史材料，就能使学生很好的理解抽象的政治概念或政治现象，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五）创设历史情景，培养历史思维

讲述政治史，还应适当地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以此再现政治生活的场景，让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在体验中领悟政治现象，来加深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深入理解政治概念。

例6：在讲必修一《卓尔不群的雅典》时，主要内容是三场政治改革，改革本身体系繁杂，内容抽象，在阐述完改革内容后，学生还是云里雾里，仅停留在识记阶段，为加深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本人利用课件引用了一些模拟希腊民主政治生活的情境，并配上了有趣的flash动画。

情景一：尤利斯是雅典郊区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30岁（公元前399年），他是家庭的男主人，今天他要去参加公民大会，他妻子说：“我也要去。”展示完这个场景后，我向学生提问：公民大会每十天就召开一次，严重影响尤利斯干活赚钱，但他还是很乐意去，这是为什么？

情景二：尤利斯和妻子到了会场门口，执勤人员却阻止他的妻子进入会场。设问：为什么尤利斯的妻子不能进入？还有什么人如果想进去也会被阻止？这反映雅典民主政治的什么实质？

情景三：目不识丁的尤利斯通过抽签，幸运的成为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每日轮值主席。设问：不识字的尤利斯为什么能担任公职？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通过这些简单的场景，使学生融入历史情境，再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就以上问题开展讨论，最终解决，从而使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在这里本人已经突破了历史剧的浅薄单一，而是有针对性的，合理科学的设计引用历史情境。

历史情景剧角色扮演法的运用，使得课程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为给学生灌输相关的现成知识，而是通过创设模拟情景为学生营造更好的体验环境，通过模拟情景的“真实体验”，使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直观的知识，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相关理论。尤其是关于政治制度史的课程内容，往往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与学生的生活经历存在一定距离，给高中生的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在此背景下，角色扮演的经验就成为“学习者”和“知识”实现有机沟通的桥梁。学生在课后回顾这些知识时，课堂上一个个生动的场景自然而然地浮现于脑海之中，寓于场景中的知识也最容易被回忆，便于长时记忆。

总之，在政治史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实际，努力贴近学生的生活，尽量减少空洞、抽象的概念分析，重在引导学生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基本内容、主要线索和重大典型事件的认识。这有助于高中学生学习角色的转轨和学习历史的积极心态的形成，有助于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镜流：《教育心理学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2]周谦：《学习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姚岚：《对学生政治史学习心理的研究》，《历史教学》2001.5

[4]徐秀静：《中学历史中政治史教学的几种方法》，《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