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精选12篇）
思想启蒙 篇1
17、18世纪，西欧爆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换言之，启蒙就是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来独立的判断是非。如果不敢诉诸自己的理性思考，而一味追随外界的权威，那么他就处于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把过去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有到了他们这一代，人类才从心智的黑暗中走出来。他们要在这一伟大的启蒙时代把知识的光明带给无知的民众，照亮以往的黑暗，即引导人们走出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仰以及专制的“黑暗时期”。
历史主义的奠基人赫尔德宣称历史没有普遍的标准，每个时代均有其独特世界观。本文试图剖析把启蒙运动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开来的三个独特观念，即对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信念，这些观念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理念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看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是马克斯·韦伯式的，指的是一种心理取向，强调考虑问题要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形式”，注重逻辑和实证。西方人传统上就重视这种理性，韦伯曾论证了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富于这种理性精神的特质。[2]西方对于理性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说“没有理性，眼睛是最坏的见证人。”而当巴门尼德从逻辑上得出“没有任何东西是出于变化状态之中的”的时候，甚至拒绝相信自己对于运动的感觉。如此依赖于逻辑的思路，哪怕是看到的现实也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念，这与过于追随权威的其他古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启蒙运动中西方人的理性虽然源自古希腊，却又与古希腊逻格斯意义上的存在理性有所不同，而是新确立的一种主体理性。笛卡尔以他那“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首先确立了这种主体理性的地位。笛卡尔的“我思”只能来源于自我，因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理性。
不管如何，对于理性的信念失落了千年之后，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中终于重新捡起了这一法宝。相信理性就是想信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以自己的理智而不是外界的权威来判断事物。启蒙思想家们一切唯理性是从，不唯权威，包括基督教和圣经的权威，以及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古典文化传统，而其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学。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3]
启蒙思想的传播，对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思想家们发展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原则，并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生都在极力反对法律的不公正，以及法律面前阶级的不平等，倡导自由平等，他说：“我强烈的反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发展了洛克的政府理论，将政府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司法，并建议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以防止专制。年轻的美国在1789年和法国在1791年采用的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而百科全书派的《百科全书》则是对整个启蒙时期的新的世界观的总的概括。这些思想成果的取得，体现了理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是与当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
西方人对科学的信念，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古希腊人拥有远较同代文明发达的古代科学。只要看看这些名字就可以了，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埃拉托色尼、希帕库斯、托勒密、盖伦……，我想读者不想我把这个名单开列下去了。同样是被中世纪隔断千年之后，西方人重又找回了祖先的科学精神，与牛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革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二个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理论的创立。[4]
1687年，牛顿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人类一种新的宇宙观的创立。这本书中阐述的万有引力定律揭开了宇宙运动的神秘的面纱，把它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位诗人称颂道：“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成为光明。”[5]牛顿的这个法则既支配了整个宇宙，也支配了最微小的物体，自然会引起惯于理性思索的启蒙思想家们去探索支配社会的普遍法则。伏尔泰写道：“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法则，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不把这些定律放在眼里，完全任意的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6]孟德斯鸠研究法的精神，也正是为了寻找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
受到科学的鼓舞，启蒙思想家们相信科学方法不仅能够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这样，追求社会运动的规律的社会科学也在他们的努力下应运而生了。尽管启蒙思想家们没有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恒的法则，但是他们影响到了世界上爱好思考的人们。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就接受了他们的至少某些学说，虽然他们仍然坚持天赋的君权，但此时权力也已被用于为人民谋利，因而这些君主在历史上以开明专制而闻名。而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代表的各国的革命更是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把历史推进到现时代。
启蒙思想家相信的第三个信念是进步，今日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分享着这一理念。一提到西方，我们总会习惯性的回溯到古希腊，似乎古希腊人总是分享着我们现代的理念。正如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而王尔德则更过于溢美了，他说“实际上，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于希腊人，而所有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应归咎于中世纪。”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古希腊人的历史观与现代人的截然不同。古希腊人对世界抱着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按照希西阿德的五阶段理论，历史的循环遵循的顺序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依次堕落，这位农民诗人为自己不幸生在黑铁时代而哀叹，他宁愿自己还没有出生或出生后即死。倒是中世纪与我们共享了进步的信念，奥古斯都的《上帝之城》，通过上帝之城和世上之城的隐喻告诉人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爱上帝的人和爱自己的人之间的斗争史，最后都要统一到上帝的意志中去。这样，历史就成了有着预定的目的的直线发展的过程，即朝向天国的进步。
那么，启蒙时代的人之相信进步又从何而来呢?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窥探到了“上帝的秘密”，这使得人们认识到人类可以认识和征服自然，推动人类社会在物质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启蒙思想家们创立了社会科学，用以指导人类的生活，因而人们认为存在着创造更好的社会和更好的人民的可能。启蒙思想家把历史视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是理性的制度取代不理性的制度，是历史的进步，否定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步史观和中世纪的神学的进步史观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诉诸人的理性，后者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正如王晴佳所说，这样一来，“前者论证了现世的合理，后者则否定了人间的生活;前者鼓舞人们最求现实的幸福，后者使得人们沉迷于遁世的冥想。”[7]
启蒙运动作为一次巨大的思想运动，是对中世纪神学思维方式的反动，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经过两百多年的历程，人们逐渐觉察到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因而后现代主义展开了对这些启蒙理念的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社会进步被深刻的打上了科学的烙印，伯特兰·罗素曾说，“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8]然而科学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造成了难于解决的可怕后果，生态问题、资源耗竭和核武的威胁宛如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9]我们也不应该忘记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警告人们我们的文明曾遭到的严重威胁，看来要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不应该总是“科学的”行动，科学远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而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如启蒙思想家一厢情愿的认为总是“进步的”。
那么这一切是理性之错吗?笔者认为理性当然是无辜的，问题在于，两百年来我们过于崇拜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失落了价值。如果以马克斯·韦伯的术语表达，现代化是个工具理性化的过程，给我们带来科学，推动社会由停滞的农业文明走向发展的工业文明。但是如果工具理性过于发达，必然导致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工具理性使得人的行为被导向一个有意识的以及毫不含糊的制定的目标，并且在可用知识的基础上，采取能够导致这一目标之实现的手段。人的行动完全基于工具理性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达到目的尽可以不择手段，在这里人只被可怕的看成了可以牺牲的手段。启蒙思想家原本指望借助理性可以以人为本的控制自然和社会，造福于人，可是与此同时人本身也越来越被控制和异化，甚至人的活动被导向反对自身，真是始料未及。人们滥用理性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启蒙所设想的成年状态，不仅没有凭借启蒙理性成为主人，反而成为启蒙理性的奴隶。所以韦伯担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会使得前者淹没了后者，科学理性淹没了人文精神，最终会导致西方的没落。
实际上，对于源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后现代的反思不是在我们时代才有。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对此早就有过一连串的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弗洛伊德的理性和自主性批判，尼采的道德批判。我们已经看到了启蒙理念的幼稚性，我们也看到了症结所在，接下来要怎么做，将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抉择。我想，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摘要：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所谓“现代性”, 而“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就是理性。理性和建立于其上的科学和进步的理念一起构成了启蒙思想的三种主要观念, 它们共同引领人类的历史推进到现时代。然而这三种观念也逐渐也暴露出了其双刃剑的另一面, 所以人们开始了对其后现代的反思。
关键词：启蒙运动,理性,科学,进步,现代性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李珩译, 商务印书馆1989
[3]、柯瓦雷:《牛顿研究》, 张卜天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陈维刚等译,
[5]、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90
[7]、巴克勒等:《西方社会史》, 霍文利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马克尧主编:《世界文明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思想启蒙 篇2
启蒙思想家主要指复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在共同提倡理性，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各人的主张还是有差别的。
伏尔泰反对君主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
孟德斯鸠主张三权分立。孟德斯鸠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制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用三权分立的办百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剥夺君主及其政府干预司法事务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卢梭认度为，人类最初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个时间，不存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私有制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国家是因订立契约而产生，人民是制订契约的主体，由此他提出“问人民主权”的思想，国家主权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一切人权的表现和运用必须表现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在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能高于法律。
二.启蒙运动的性质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是启蒙运动具有推翻当时欧洲等地压迫民众的封建势力的性质，在这个方面启蒙运动强调的
就是封建势力的去除，因为在当时受到这种封建的管制，许多民众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有人出来反抗这种封建统治。第二个方面是要推翻教会的那些束缚社会发展的思想，因为在当时欧洲那些教会不仅联合着封建统治者一起打压民众，让民众生活在很艰难的环境中，教会自身的独断专行的统治，不仅向民众散播那种落后的思想观念。独断专行的教会是天主教会，更残忍的是，只要有和这个教会所信仰的内容有所不同的时候，教会就会派人去残害那些其他教会的人，在这个教会的残酷压迫下，于是启蒙运动开始后，第二个要点就是要把这个压制民众的教会打倒。让民众从教会的束缚中脱离出来。
第三个性质就是解放民众的思想，敢于同压迫他们的人斗争，因为长期受到那种封建压迫思想的束缚，反抗不是很明显。在启蒙运动开始后，这些敢于反抗的新思想逐渐传播到民众心中。
三.启蒙运动的具体特点
①从批判的对象上来看，矛头指向专制主义、教权主义。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孟德斯鸠更明确地提出三权分立的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的共同本质，就是反对专制主义。所谓批判教权主义，主要是指批判教会享有的超国家的权力和世俗的特权，从而把文艺复兴时期对教会陋行的揭露和对神学世界观的批判，进一步引申到对教权主义的批判上。
②从批判的领域上看，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诉诸理性。所谓理性就是强调凡事都要以人的思维去判断，而不承认神的意志。既然上帝的意志已经不可靠了，那么，君权神授和封建特权也就失去了依据。启蒙思想家宣传理性，实际上正是为了剥去封建制度的神圣外衣，以便否定它、摧毁它。对封建制度进行更改的批判，是科学进步和资产阶级强大的反映。
公民熊伟：“新启蒙”的思想者 篇3
而多数人不知，熊伟更大的“风头”其实是在6年前。
那时，他辞掉工作，在一间1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闷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他以一己之力，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建议稿。如今，这部草拟的“法律”已五易其稿，现稿共计11章、94条、1.3万余字，前后共征得了1000多名人大代表的支持。熊伟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这部立法建议稿变成共和国历史上一部真正的法律。”
“在国内，一个公民草拟的‘法律’，继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听证之后，正成为由下而上、由外而内推进国家立法民主的又一宗标志性事件。”对此，国内知名评论员鲁宁如是评价。
然而，这只是很小的一步。对于公民熊伟，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启蒙民众，推动更多的公民参与立法。为此，他注册成立了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推动有关部门来考虑这个问题，给法律起草部门提供参考，并构成事实上的压力。”熊伟这样解释其价值。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
2002年6月，作为《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的记者，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
由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存在不规范操作，普通选民和当地村委会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群情激奋中，村民将选举工作组围起，要求给予说法。不想第二天中午，镇公安局来人，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了四位村民。很快，参与纠纷的100多个村民乘夜逃离村庄，流散他地。
此事深深触动了熊伟。“当时我就一直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当时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一些程序上的漏洞，最终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
做记者时，熊伟就开始关注基层选举。那时，他接触了太多上访的农民，倾听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随之，他研究基层民主的兴趣渐浓。为此，他每天早早就到办公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诸多条例，硬是被他一条条地背诵下来。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积累，让他可以在这次调查后，迅速拟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头脑里有个大致轮廓，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应该涵盖哪些过程和环节，在哪些方面最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哪些不完善等，所以当时写起来感觉还比较简单。”
四个月后，建议稿拟就。
然而，对于熊伟的“野心”来说，这只是最简单的一步，要真正推动它实施，成为一部真正的法律，却是极度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02年起草完以后，他找到当地一个人大代表，请其提交给全国“两会”审查，但几乎没有任何回音。之后每一年，他都坚持找到“两会”代表提交，“版本每年都修改”。2005年，全国人大专门开会讨论是否应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当时很多代表都要求制定，民政部发言人也讲到要制定，但后来因为条件并不是很成熟，所以先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06年6月，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专门在辽宁大连召开会议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专门召开了关于《村民委员会立法》的会议。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找一些基层做试点实验。这需要一个过程。”熊伟并不着急。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需从长计议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最近，《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的推进工作有新进展吗？
熊伟（以下简称熊）：今年还在继续推动。除了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之外，我们还在推动《村务公开法》和《村务公开条例》，我们通过和人大代表们合作提案，建议国家尽快实施《村务公开法》。2007年底，民政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村务公开法》，对此要认真研究。这代表官方的一个回应。
青：是什么促使您如此坚持？实际上，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漫长。
熊：如果你花8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你就要从最基层的事情做起，有些事如果没人推动就会变得更漫长。《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如果没人推动，很有可能就此完全搁置。我们一次次地推动，虽然艰难，然而，每一次推动都是一个量的增加，到最后就可能有质的飞跃。第一次我带着建议稿找人大代表，只有32个人愿意签名，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了。
青：这些签名真能促其立法吗？
熊：当然可以。2006年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全国人大国家法行政法司的主任当时专门到民政部协商：这个到底怎么做？是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是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制定《村民自治法》？当时内部商量的结果就是加快《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制定速度。但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还得一步步来。
青：有没有很灰心的时候？
熊：没有。我已经习惯于挫折了。这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很多事我并不对其抱有百分之百的期望，而关键在于我做了没有。而且这要跟个人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如果为了名和利，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青：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到底是为了什么？
熊：可以帮助中国几亿农民，而且也可以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意义非常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真正制定出来就能把村民自治向前推进一大步，而农村的土地等很多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成立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熊：就是做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公益活动是以NGO的形式做，从这次“无烟奥运”可以看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最有活力的力量其实是民间组织。成立NGO就是想推动中国的进步。
青：“新启蒙”主要启蒙什么？
熊：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新启蒙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1910年代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二就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很多人理解“启蒙”就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我觉得这是个误区。而我说的这个“新启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第二个才是知识分子向大众的启蒙。
青：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怎么理解呢？
熊：之前讲到“启蒙”，就是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理念传播给大众，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认清，比如中国民主法制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是什么？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
青：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什么？
熊：之前你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关注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法制之路应该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乡村人民代表依法选举为突破口，提升乡村政府的执政能力。农村的很多问题根子就在乡镇政府，如果乡村政府负责，基层民主得到很好的落实，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还有就是要关注议会民主，议会民主在中国就是人大制度。社会转型有三条路径，一个是暴力革命；第二是街头政治，游行示威；第三是议会民主，通过完善人大制度，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比如“瓮安事件”之后，大家都在说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怎么淡化官民矛盾等。但是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启蒙没有完成。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全面、根本性的认识。
青：如果从您说的中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路径这个角度，您怎样解读“瓮安事件”？
熊：第一，我觉得这个矛盾是长期积累的。因为当地政府政治能力不强，执政混乱。但根本上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路径问题。对老百姓不要过多指责，因为他们文化程度所限，无法去思考“中国民主化路径”的问题，但却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时的缺位。如果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走议会民主之路，而非街头政治、暴力革命之路，然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向大众传播这样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不要搞暴力革命，很多矛盾其实是可以淡化，甚至化解的。第二，我认为完善人大制度有一个突破口，就是由民间力量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
青：为什么要推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
熊：如当时湖北随州的人大代表梁建国，就建过代表工作室。老百姓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反映。这就是专职化的一种形式，专职地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作为一种职业，听取选民的意见和呼声，从制度层面帮助选民做一些事情。如果说“瓮安事件”之前，大家都认识到议会民主的重要性，民间的力量也去推动代表专职化，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他们化解，就不会演化成后来的暴力事件了。人大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是我关注和研究最多的。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建言，让老百姓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这也是我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青：“公民参与立法”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的生活很重要吗？
熊：极其重要！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国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出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上，这些制度密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果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人们一般认为立法是立法机关的事。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立法，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思想启蒙 篇4
古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内涵
传统音乐延续数千年的历程所形成的诸多美学品格, 集中体现音乐思想的特殊本质, 是音乐思想发展的巨大成就。古代先哲倡导的将矛盾作为一种内在和谐, 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意识与精神在音乐美学方面的集中体现, 是贯穿于传统音乐美学发展历程的核心思想。以“和”为核心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和谐思想。明清时期, 徐上瀛、李贽等人提出的“淡和”审美观以及“主情”思潮成为当时盛行的音乐美学思想。此时的美学思想除了反应传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音乐美学思想外, 于明清这一启蒙时期体现出了音乐反抗现实, 表达人本思想的时代特征, 使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的诞生。
明清主要音乐美学思想述评
1.徐上瀛的音乐美学思想
徐上瀛是明朝著名琴家, 著有著名的琴学专著《溪山琴况》一书。该书中他提出了:“和”“淡”“清”“远”“恬”“古”“静”等共计24况。其中“淡和”为贯穿24况的基本精神准则。因此, 要求琴人要做到“雪其躁气, 释其竞心”。放弃世俗斗争, 追求无情无欲。要求琴乐“黜俗归雅”, 反对“去故谋新”“艳而可欲”的世俗之风。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用今天话来说颇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演奏思想, 根据作者的这一思想, 琴乐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是为了“娱己”, 因此, 客体之人乐和主体之人达到了高度一致。徐上瀛认为音乐表演者要善于把握音乐的意境和曲韵, 只有把音和意有机结合起来表达出弦外之音, 才能动人真情促发联想, 为此, 演奏者要具备精湛的手法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在表演中要注意自身的入境, 达到“神思游于太古”的超然境界。重视表演者表演中的身临其境的心理状态。徐上瀛非常重视音乐联系和想象力的特殊作用, 他认为要准确表达曲意, 严谨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他曾经强调“欲用其意, 必先练其音, 练其音, 而后方能达其意”。在练习时要十分注意把握好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的关系。强调在技术层面要自发、自觉地多加练习以达熟能生巧之程度。在艺术层面, 他强调“究心音义, 探究心灵琴音的道理, 规律”在论及“指”“音”“心”三者关系时, 他强调优美琴音的根本在于演奏者内心的清净质朴、纯洁自然。而高超精妙的弹琴指法则是共同演奏者心灵和琴音的中介。指出“欲修妙音者, 本在指;欲修指者, 本于心洁”的论断, 指出了心静对于妙音的重要性。在想象力方面, 他非常重视在表演和练习中想象力和合理联想的作用, 强调音乐演奏的“会心”和“含蓄”的艺术美。他认为“曲有尽而意无穷”音乐要通过充满想象力和联想的演奏传递出无穷无尽的意蕴, 产生弦外之音, 从而激发欣赏主体的无尽联想, 达到领会曲意的艺术目的。
徐上瀛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方面继承了“音乐贵和”的儒家传统音乐心理思想, 另外一方面, 他主张弹琴之人要内心淡薄宁静, 无语无情, 把琴音当作是修身养性的途径。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道家传统音乐思想的影响。其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兼具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2.李贽的主情音乐思潮
李贽是明朝中期的启蒙思想家, 也是中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和嵇康一样有着坚强的反名教、追求自由的精神, 《焚书, 读律肤说》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他的理论以“童心”说为基础, 他认为一切美与艺术都必须要“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 要具有独创性和个性的彰显。他的美学思想纲领是:“以自然为美”强调内容上不被“天”和“礼”束缚, 形式上不被成规制约而能自由发展。提出“发于情性, 由乎自然”以反抗儒家思想倡导的“发乎情, 止乎礼”的音乐美学思想。李贽还针对“琴者, 禁也, 所以禁止淫邪, 正人心也”。提出“琴者, 心也。琴者, 吟也, 所以吟其心也”的说法, 主张把琴由禁欲主义之工具转变为自由抒发性情之手段。他即肯定和继承儒家思想中关于音乐表情特征的思想, 反对道家的“无情”和“禁欲”主张, 又继承发扬了道家“法天贵真”,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批判精神, 反对儒家思想禁锢人性, 禁锢音乐的礼制。主张解放音乐个性自由地表情达意, 他继承先秦时期业已有之的“音乐可以沟通天人”的说法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性格的合理科学的音乐心理思想。他认为“琴是圣心通造化, 德协神人, 以理天下人之性情”的产物, 以此来表明琴对陶冶人心、性格和情感的作用。同时, 李贽也继承儒家“和”的音乐思想, 提出“琴贵和”, “育性情”之说。指出琴和关键在于:音意和, 指音和, 弦指和, 并且进一步指出“辩之在指, 审之在听”的原则。肯定听觉与心理之间的关系。
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作为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最完美体现, 从其主张来说仍然没有跳出我国古代以儒道两家为思想主体的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但是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 他所提出的抒发真性情, 形式自由, 内容创新的主张, 反映了在君主专制强化,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明清音乐美学思想在封建文化总体走向衰落背景下的一次回光返照。
3.康梁二人的音乐教育思想
谈到明清的音乐美学思想, 笔者坚持认为, 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必须被提到的。众所周知, 二人把教育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 康有为在其著作《长兴学记》中不仅仅对学生提出考据、经世、词章以及礼、乐、数、枪等知识技能的培养, 还提出对学生进行音乐技艺的训练。为推进学生的音乐教育, 他还特意撰写了《文成舞辞》。在《大同》书中, 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出音乐教育的目的, 如针对中学生, 他提出音乐教育在于“涵养性情, 调和气血, 发其神思”的教学目的。他在其一系列教育著作中把音乐教育和德育、体质教育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作为陶冶情操, 升华思想, 启迪智慧从而提高学生素质以报国家的重要手段。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然成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思想的开端。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 梁启超把康有为的音乐教育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音乐教育在“开民智”“育人才”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故在其《论幼学》中提出了要对儿童开展音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的音乐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他正确地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社会功能。其次, 倡导“音雄以强”, “发扬蹈厉之气的军歌”。
总之, 作为历史名人的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其音乐教育思想可谓意义重大。首先, 它对吸收西洋音乐特点的近代音乐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 对后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音乐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语
作为对音乐审美意识高度升华的音乐美学思想, 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实际是儒家、道家等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各方观念主次位置相互变化的一个往返循环的历史过程。
摘要：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的可靠记载, 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自其形成起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等几个重要的时期。作为我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明清音乐美学思想, 和其他的艺术思想一样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其思想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对明清音乐美学思想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探寻明清音乐的发展真相, 为现今音乐及其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音乐,美学思想,明清时期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经典语录 篇5
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真、美、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或善之上再加上一种稀有的光辉灿烂的情境，真或善就变成美了。
哲学是理性和科学的朋友，而神学是理性的敌人和无知的庇护者。
想象，这是种特质。没有它，一个人既不能成为诗人，也不能成为哲学家、有机智的人、有理性的生物，也就不成其为人。 狄德罗经典语录
我相信如果谎话可以用于一时，从长远看来它必然是有害的;反之，真话从长远看来必然是有用的，尽管暂时也会发生害处。
伟大往往是各种对立品质自然平衡的结果。
我把科学的广阔园地，看作是一个广大的原野，其中散布着一些黑暗的地方和一些光明的地方。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应该是或者扩大光明地方的界限，或者在原野中增加光亮的中心。
天才只可体会，但绝不能模仿。 狄德罗名言
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如果真理在少数人中间获得了充分的胜利，而这少数人是优秀的，那就应当予以接受;因为真理的本性并不在于使多数人喜爱。
如果善确实在作品中，并且表现出来，那时作品才真正是美和善。
如果你喜欢，就做个伪君子吧，但绝不要像伪君子那样说话! 狄德罗经典语录
真理喜欢批评，因为经过批评，真理就会取胜;谬误害怕批评，因为经过批评，谬误就要失败。 狄德罗名言
天才是各个时代都有的;可是，除非待有非常的事变发生，激动群众，是有天才的人出现，否则赋有天才的人就会僵化。
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
理智时常纠正感情的过于急促的判断。
人生是海洋，希望是舵手的罗盘，使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致迷失方向。 狄德罗经典语录
忍受孤寂或者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败坏人的性格。
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
知道事物就该是什么样，说明你是聪明的人;知道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说明你是有才能的人。
如果你不必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世界将是何等出色的一台喜剧。
深刻的思想就像铁钉，一旦钉在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法把它拔出来。
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
人们无穷无尽地痛斥情感;人们把的一切都归罪于情感，而忘记了情感也是他的一切快乐的源泉。因此说，情感就其本身性质性质来说，是一种既不能说得太好也不能说得太坏的因素。 狄德罗名言
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
人不可孤立，孤立则危。
年轻人畅谈自己正在做的事，老年人细诉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愚者高论自己想做的事。
谬误的好处是一时的，真理的好处是永久的。 狄德罗经典语录
敏感从来不是伟大天才的优良品质，伟大天才所喜爱的是准确。
迷信者的见解模糊不清，伪君子则是一副假心肠。
美德既受人赞扬也遭人憎恨，人们纷纷逃离它，因为它总是那样冰冷，而在这个世界上你终究得保持一点儿暖意。
没有永久的美。 狄德罗名言
没有目的，就做不成任何事情;目的渺小，就做不成任何大事。
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的心。
仅仅一个理论上的证明，也比五十件事实更能打动我。
既然他经常俯伏在银箱上，他怎么会上升到高尚的境界? 狄德罗经典语录
感情淡薄使人平庸。
德行是人人都赞美的，因为好人和恶人都可以从中打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思想启蒙 篇6
今年10月，中德两国签署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宣布两国将开展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业4.0”合作，明确提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方认为，两国政府应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前曾主动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德国“工业4.0”战略。随后中国工程院与国资委举办了“德国工业4.0”学术报告会，工信部也围绕“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进行了讨论。
工业4.0开始成为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新催化点，在11月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克强再次强调了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实业还在酝酿中，股市已经先行。11月27日，与智能机器板块相关的个股表现活跃，锐奇股份、松德股份、科大智能、智云股份、蓝英装备、沈阳机床等个股均涨停。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从消费领域和消费者层面，迈入与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商业、工业及产业层面，成为有望提升国家生产力的重要工具。
工业启蒙运动
工业 4.0源于德国政府 2011 年 11月公布的《高技术战略 2020》中的一项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工业 4.0被德国视为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把工业4.0视作国家战略，亲自挂帅推广这一战略。此外，德国还成立了“工业4.0工作组”，并于2013年4月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德国相关机构合作则设立了“工业4.0平台”，并于2013年12月发表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工业4.0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互联网推进到了工业领域。在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变革工业生产设备及生产组织方式，工业生产将向个性化、定制化、小批量化方式转变，工业企业的边界被打破，生产与服务的边界相融合，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中小制造企业获得了与大型制造企业同等的竞争能力。德国的工业4.0战略包括了智能工厂与智能生产，通过互联网、智能机器、大数据分析等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从而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随着工业4.0的推出，由GE于2012年底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概念也开始获得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工业互联网把互联网等新技术，扩展到了工业与产业领域。工业互联网把智能机器、互联网和大数据相结合，促进产生更先进的制造设备和更完善的工业服务，从而升级关键的工业领域，并创造新的工业服务。有专家认为，发达国家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而我国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有机会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火花四溅的商业4.0
与工业互联网相呼应，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词汇：产业互联网。宽带资本董事长、 亚信董事长田溯宁在2014年3月的深圳IT领袖峰会上，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产业互联网”的概念：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拥有云计算及大数据的能力，互联网还将创造从改变消费者个体的行为到改变行业、政府乃至社会的新时代，即为“产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等产业未来20年都将被互联网化，而互联网化的新型产业将表现为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与工业4.0相呼应，《数字商业时代》杂志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商业4.0时代，也就是通过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的数字技术改变传统商业运营模式。在商业4.0时代，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多的通过O2O的方式实现。O2O是2014年的热词之一，不同的企业对O2O有不同的理解，当前涌现了许多创新型O2O模式，包括生鲜O2O、旅游O2O、农业O2O、社区O2O等。除了O2O的模式外，人工智能也成为了企业与消费者互动的新形式。双十一期间微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微软小冰”入驻京东移动端，成为手机版的私人导购;而IBM人工智能系统沃森通过学习3万多种经典食谱及分析海量食材配搭，“沃森大厨”设计了超越人类经验和想象的新型食谱。
除了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互联网金融也是商业4.0时代的重要特征。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电子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金融机构或企业金融以创新的方式参与商业的运作。P2P网贷、NFC支付、电商金融、支付宝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手段，正在盘活商业领域里的低效率、低分配、低生产力领域，为商业激发更多活力。
全民大创新
可以说，工业4.0带来了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型创新，全民参与、集体创新。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只要“一机在手”“人在线上”，实现“电脑+人脑”的融合，就可以通过“创客”“众筹”“众包”等方式获取大量知识信息，对接众多创业投资，引爆无限创意创造。
在中国这场国家创新大潮中，以IBM为代表的外企也在积极参与。今年是IBM中国开发中心15周年，年初该中心启动了合作伙伴“联合创新中心”项目。通过联合创新中心项目，IBM向国内的企业与合作伙伴全面开放了核心的研发能力与研发资源，把自己的研发团队与国内的企业研发团队绑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如何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IBM甚至把自己的核心数据库Informix源代码向国内公司南大通用与华胜天成开放，推动高端计算系统的国产化进程。
今年8月，一个叫作“动批网”的O2O网站上线了。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有着悠久的历史，应北京城市发展需要，面积约30万平方米、年营业额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动批”将要搬迁。“动批网”则致力于解决外迁后，原动批商户的商贸问题。通过“动批网”，原商户不再受地理位置限制，在服装批发商与采购商之间，有了一个便捷、高效、安全的电子化与信息化交易平台。
2014年为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变化，但最有影响力的变化，莫过于互联网给工业、对产业、商业带来的变化，莫过于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商户都参与其中的全民创新创业潮。这些变化是对中国老百姓思想最直接的触动，是一次广泛的互联网思想启蒙运动。
思想启蒙 篇7
在人类发展史中, 每个阶段都有战争和革命, 每个时期人类的思想都有着一些差别, 但是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身权利争取的斗争和革命, 追求的社会的自由平等是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十三世纪末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近代史开端的标志, 也是划分欧洲封建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重要标志, 文艺复兴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仰, 通过复兴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 并且加以创新, 创立并且宣传人文主义精神, 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在此期间主要的宣传形式是文艺创作, 通过文艺复兴不难看出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对人类的影响是广泛的、久远的[1]。
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 决定男女之间地位和权利不同的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在农业社会中, 男人在体制上强于女人, 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劳动力, 男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贡献比女人大, 所以逐步提升了男人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男性也就逐渐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主宰, 并且这种观念和思想一直流传到近代。但是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较为迅速, 而且女性的思想也随之解放, 在社会劳动中, 女性的表现欲望愈来愈强, 而且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男权社会遭到质疑, 女性也逐渐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和价值, 渴望着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尊严, 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初启蒙运动兴起之后, 这种追求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趋势更加强烈。
一、启蒙思想及女权主义
启蒙思想运动起源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 但是之后的中心是在法国, 具体的时间范围是在十八世纪初到法国大革命期间, 启蒙运动期间涌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理性观点, 在这期间涉及了众多的领域, 包括伦理学、自然科学、经济、历史、文学和传统政治观点、社会观点等。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有着间接的影响, 并且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启蒙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启蒙运动中影响较为突出的人物有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等, 他们的一些观点对世人影响深远[2]。
女权运动以解放思想和人人平等的理论为基础, 受到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较大, 逐渐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揭露和批判社会中女性的种种不平等地位和待遇, 并开始对解放女性思想, 追求和推动妇女在社会中权利等话题进行讨论。总体来说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建立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权利或者给予多于女性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女权主义分为几种流派, 但是她们的共同出发点都是提倡社会中男女平等, 维护女性应有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权利, 启蒙思想运动中影响较大的女权主义者有,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范妮·伊姆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
二、启蒙思想对18世纪女权主义者的影响
1. 启蒙思想给女权主义者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伦理基础
首先, 启蒙思想有着强烈的反对封建的意识和行动,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进一步提出要求获得政权, 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对于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追求, 符合女权主义者的观念。其次, 启蒙思想运动反对当时的教会统治, 不仅仅揭露一些罪恶和腐败的现象, 还将唯物主义论和自然科学等进行宣传和论证。再有, 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其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也是对当时女权主义者影响最大的意义之一, 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由此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由于启蒙运动具有政治思想革命运动的性质, 因此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决不限于文学家, 除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 英国的哲学家洛克, 科学家牛顿, 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德格尔, 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 德意志的康德等等, 均属启蒙思想家的行列[3]。
2. 启蒙思想促进女权主义的发展
启蒙思想运动在某些角度上来说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女权主义者思维的扩散与发展, 在欧洲和美洲范围内促进了女权主义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宣传“天赋人权”的理论, 讲究社会中男女的平等性和人权性, 在启蒙运动兴起期间, 在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女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得到解放的一个衡量标准是, 政治上获得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管理国家的权利;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经济上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途径, 对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料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继承权, 普遍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 接受符合自身发展能力的教育, 使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作用被社会完全承认,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 家庭内部夫妻平等, 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 意识形态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 建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 这说明女权运动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促进。
三、结束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是崇尚自由和平等的, 在社会大分工越来越明确的今天, 女性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拥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地位, 而且现在许多女性的思维观念得到了空前解放, 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许多男性。社会中只有人与人之间有着平等的权利, 才能够更加融洽地进行各项建设, 女权主义者的观念出发点是社会中的一些现状和问题, 可能有偏激的因素存在, 但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解放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龚鹏, 邹韬奋启蒙思想研究[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2.01.
[2]彭平一, 思想启蒙与文化转型[I], 岳麓出版社, 2012.06.01.
思想启蒙 篇8
关键词：五四时期,蔡元培,爱国思想,启蒙,影响
蔡元培博学传统文化, 二十五岁进士及第, 受翰林院编修, 然而蔡元培却弃官不做, 投身到反清的革命中去, 这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正源于他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正义感。他“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在历史的转折中最终走向了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之时, 蔡元培通过学习西方, 及时地意识到二十世纪是教育和科学兴国的时代, 是依靠人的素质进行竞争的时代。因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中去, 他一生所追求的是, 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化的教育体系, 培养人才, 以“造成完全人格, 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
时代的要求, 救国的需要, 为蔡元培发挥自己的才干创造了广阔的天地。他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把学术研究封闭在书斋里, 没有让教育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活动, 而是把发展科学, 改革教育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前夕蔡元培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 创办爱国学社, 爱国女学, 传授科学知识, 把学员输送到革命队伍参加武装斗争等,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蔡元培的思想上, 教育--- 学术--- 救国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通过以科学民主的新式教育, 为革命作思想上、人才上的准备, 储备必要的力量, 达到救国的目的。他不遗余力地传播美学思想, 实施美育, 完全服从于革命救国需要, 是他推行“教育救国”路线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 不仅贯彻到教育实践, 提出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 而且贯彻到政治斗争, 新文化运动中去, 他始终以进步的美学观念, 批判封建文艺的利己主义以及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消极思想, 低级趣味, 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至于他敢挺身而出到封建官僚习气浓重, 校风腐败的北大任职, 也正是他坚定的教育救国的爱国立场使然。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 殷切的勉励学生应该具有坚强毅力, 发愤图强;他不仅改造了北大, 使其成为焕然一新的中国最高学府, 新潮流新思想应运而生, 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 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 思想和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和震撼。
蔡元培早就看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脱离的危害, 并试图以“科学救国”与“美育救国”并举, 来弥补这种危害。他明确指出, 鄙视物质文明的重要性是错误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世界存在的两个方面, 二者并非相互冲突, 而是互相依存, 相互作用的。他又把美育比喻为人的神经系统, 可以起传导作用。由此可见, 美育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重视人类精神文明同步的, 便是重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蔡元培多次提到科学与美术的关系来看, 便可知其重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中国虽然祖先创造了影响于世界的科学文化, 但时至近代, 已远远落在人后。必须正视这种差距, 不能由于祖先创造了可赞的科学文化, 就陶醉沉湎其中;也不能因落后而自暴自弃。重要的是急起直追, 要走科学、教育救国之路, 就要向西方学习, 不仅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 更要学习他们的民主治国思想。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随着野蛮的炮舰政策挤进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 尽管它已经在冲击着封建主义的陈旧的经济基础和腐朽的上层建筑。为了彻底改变祖国落后面貌, 就要广泛开展科学文化的交流, 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总之, 他认为要迅速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必须冲破封建的保守主义, 决不能继续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论对古对西, 都要认真研究、吸收、消化, 以求创新。特别是对于吸收欧洲文明, 也要注意选择, 切不要把那些消极因素也吸收进来, 这给“五四”前后意在泛滥的排外复古思潮以沉重的打击, 有助于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蔡元培指出, “文化”从大方面来讲, 是由科学与审美两部分构成。它们虽然都属于文化, 但科学直接作用于物质文明, 而美育直接作用于精神文明, 科学给人以知识, 审美激发人的美感, 两者在意志行为上得到结合, 从而产生了自由——美德。所以, 科学教育在于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而美育在于激发感情、改造世界的兴会。这就是科学与审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根本关系。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确为后人所敬佩。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 蔡元培竭力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 由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限制, 如同他的美育实施流产一样, 收效是甚微的。但这种透彻的理论上的论述, 却为提倡科学民主、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梁柱、王世儒:《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思想启蒙 篇9
一、以现代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策划和创建现代的图书馆
在鲁迅的眼中, 图书馆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的, 他始终把图书馆的建设作为他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他到教育部后不久就参加了通俗教育会, 主管图书馆后, 为了让这一具有独特社会教育功能的机构广泛地面向普通百姓, 他开始以现代的眼光、超前的意识亲自参与京师图书馆的迁馆工作并积极筹办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 为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注入了新的思想。
1. 京师图书馆的改组、分馆的建立。
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最初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 (1909年) , 馆址设在北京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内。它的馆藏浩瀚珍贵, 收有南宋皇家旧藏。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 北京临时政府从清王朝手中接管了它。当时负责接管和改组图书馆工作的第一个人, 正是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的鲁迅。
鲁迅要充分发挥京师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效, 首要任务就是要改组京师图书馆, 变原来封闭性的皇家内部图书馆为向社会开放的、为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由于鲁迅的努力策划和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 京师图书馆在1912年首次对公众开放。但因广化寺一带地处僻远, 又低洼潮湿, 既不宜于图书的保藏, 又不方便读者来借阅, 因此鲁迅积极支持当时的江瀚馆长另找地方迁馆, 并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另设分馆。在1913年2月2日京师图书馆报送给教育部的呈文中这样说, 分馆“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 除将馆内学者必须浏览之书分别择置外, 再行添购各项杂志及新出图籍, 既以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感, 并借副大部振兴社会教育之至意”。可见鲁迅时时不忘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效, 努力实现“振兴社会教育”、启蒙大众的理想。
京师图书馆虽然从1913年10月开始讨论建分馆、迁馆问题, 但是直到1914年4月才在前青厂建立分馆, 1915年7月才决定迁馆到国子监南学的房舍中去。其间前后选择地方和计划布置等工作, 鲁迅均亲自参加, 在《鲁迅日记》中, 记载他从事京师图书馆工作的就有70多处, 如1912年12月19日记“大雪终日。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 途中冷甚。”这大概是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分馆第一次发生联系, 并由此开始了鲁迅联系京师图书馆活动时期。1914年10月29日记“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 头脑岑岑然”等。虽然大都寥寥数语, 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那段时间鲁迅为了改组京师图书馆、建立分馆呕心沥血, 费尽了辛劳。直到1917年1月26日, 京师图书馆迁移到了便于群众阅读的方家胡同内, 鲁迅、蔡元培与教育部部分同仁出席了开馆活动并留影纪念[1]。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粗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
2. 京师通俗图书馆的策划与创办。
鲁迅热衷启蒙教育, 不仅表现在他对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上, 更表现在他对京师通俗图书馆 (即今首都图书馆前身) 的策划与创办上。
由于鲁迅先生认为“通俗教育能开启民智, 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2]在他的极力倡导下, 1913年10月, 供普通群众和儿童使用的京师通俗图书馆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开馆。由于它以向民众进行通俗文化教育为主, 所以引起他的关注, 常来过问该馆工作并作为读者经常到此借阅图书, 《日记》中亦记载颇多。他要求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2], 并不断把自己家中较为适合的图书如经他校阅过的翻译小说《炭画》及当时发行的《新青年》杂志等捐献出来丰富馆藏。十余年后, 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曾回顾这所通俗图书馆, 还称它为“天堂之所”, 可知鲁迅对它是相当赞许的, 因为他深知办通俗图书馆对普及文化和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以“唤起民众”的重要意义。
京师通俗图书馆还专门设立了新闻阅览处和儿童阅览处, 提供免费阅览服务。此外, 还附设一个公众体育场和儿童体育场, 供读者小憩时进行锻炼, 以健身心,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还帮助建立了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图书阅览处, 出借近代科技文化书籍。当时还是儿童和青年的许多人, 正是从这些图书馆、阅览处吸收了有益的知识, 成长为今日的科学家、文艺家以及其他专家。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 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鲁迅推行启蒙教育的良苦用心。
二、改变传统的藏书楼借阅方式, 科学管理图书馆
1. 借阅方式的改革。
鲁迅对京师图书馆的管理制度改革也处处体现了他启蒙大众的教育理念和方便读者的办馆宗旨。当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时, 藏书不少, 可是缺乏办馆经验, 基本上采取旧时藏书楼的借阅方法, 以售书券的方式, 把藏书分为“善本”和“阅览”两大部分。除了阅览日常的报章杂志不需要买票外, 阅览普通书籍每券铜元一至两枚, 善本每券五至十枚。书目就写在水粉板上, 藏书也就堆放在几排桌椅上不加分类。读者想看某一本书, 必须一本本去翻, 很浪费时间, 又加快了书的磨损。为此鲁迅对这种落后、繁杂的借阅方法进行了改革, 把所有的书目都写在玻璃框里, 开辟了一个接待室, 把镜框书目张挂在四壁上面, 人们可以花两个铜元购买一张入门券, 先到接待室查找书目, 然后到阅览室从通向书库的小窗里借来自己需要看的书。坐在阅览室读, 遇到“特殊”情况, 经过办理手续可以外借。通过改革, 已与我们现在图书馆的闭架阅览外借一致了[3]。
在图书的架位排列上, 鲁迅要求排架科学、准确。先把图书经过系统的分类, 然后有条理地排列在架位上, 并在架头贴上标签, 以便工作人员快速地搜寻到读者所需要的图书。许羡苏曾回忆“鲁先生每次来要书, 说在哪一层哪一柜的哪一头, 你去找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找到它们。”[4]可见鲁迅对图书放置情况的熟悉, 已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鲁迅先生的这种改革在当时非常先进, 难怪图书馆界早就有人称他为中国图书馆的先驱者了。
2. 藏书建设。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图书馆的藏书建设。1916年京师图书馆在鲁迅的努力下, 开始正式接收国内出版物呈缴本, 这标志其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鲁迅还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重视文化古籍收藏的同时, 鲁迅在启蒙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又着眼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知识, 想方设法增加现代科技书刊。他一手经办建立起来的京师图书馆前青厂分馆, 就以藏借近现代科技书刊为主, 收集了大量科技书、译本书、新闻报纸、杂志等;他亲自组织建立的北京通俗图书馆也以实行通俗文化教育为主。这在当时, 实属开风气之先, 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在藏书建设中, 鲁迅既注意“全”, 又重视“专”。他认为大型图书馆应当各种专业、各类图书资料齐备, 如条件允许可开辟一些专藏、特藏。他自己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 就有两个突出的专藏:美术书画和金石拓片。鲁迅深知个人搜集美术书刊的困难, 所以1914年他在致陈烟桥的信中说;美术书总是贵的, 个人购置, 非常困难。所以必须有一机关共同购阅。图书馆即应成为这样的机关。画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为普及美育, 加强美育教育, 各级各类的图书馆都应重视美术图书的收藏。收藏美术图书, 能够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提高人民道德情操, 发挥图书馆的应有作用。这些也都是以他的启蒙教育思想为出发点的。
采购图书是丰富藏书的重要途径, 图书选购得当与否, 关系到图书馆被利用程度的高低, 所以鲁迅很注意选书人的眼光, 认为选书人应该有正确的鉴别力, 能够审视图书市场的动态, 以读者的需求为标准, 而不应以个人的好恶为依据。为此, 鲁迅亲自选用了一些有学识、肯负责的人从事选书工作。例如, 他曾推荐宋紫佩, 鲁迅的学生和同乡, 是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 曾主编过进步报纸《越铎日报》。在京师图书馆改建时节, 他为鲁迅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为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后来, 宋紫佩热爱上了图书馆工作, 一直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到韶年病逝。
鲁迅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地从事藏书建设,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早在1918年关于通俗图书馆的藏书, 鲁迅即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惟于通俗图书馆, 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 而科学书等, 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准, 大可购置。”[5]鲁迅在民国初年即大力提倡文学、科学, 这实在是因为二者对社会发展皆有重大作用, 特别是文学, 能陶冶国民情性。鲁迅的藏书建设思想, 对以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徐人仲.鲁迅与北京图书馆[J].前线, 1987 (9)
[2]李致忠.热衷启蒙教育鲁迅对京师图书馆分馆的倾心[N].人民政协报, 2009-6-4.
[3]傅金柱.鲁迅与图书馆建设[J].图书馆杂志, 1994 (2) .
[4]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 (3) [M].文物出版社, 1977.
思想启蒙 篇10
的确，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已经严重分裂了，这种分裂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几乎对所有的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公众都会听到截然不同的两种、三种乃至多种解释;几乎对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公众都会听到完全相反的评价;至于对中国未来究竟向何处去，公众更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思想流派所拿出的迥然不同的方案，其差别之大，用南辕北辙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中国的思想界从1980年代统一的“启蒙思想界”，走到今天这样“山头”林立的“战国时代”，期间经过了哪些争论?不同思想流派之间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目前中国思想界主要有哪些思想流派?对所有这些问题，思想界之外的人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像雾里看花，也可能会觉得兴味索然，但如果你要真的关心中国未来的发展，关心中国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只是关心自己命运的话，你就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因为今天知识分子争论的话题，明天就可能成为政治家决策的依据。这一点，只要看看主流经济学界的观点，和大规模国企改制之间的关系就明白了。
但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庞杂、宏大的体系，各种论文、专著等汗牛充栋，一个非专业的读者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以最低的学习成本快速地把握中国思想界的全貌呢?在我看来，许纪霖、罗岗撰写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争论研究》一书，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本书称得上是“一张中国思想界的导游图”，只要一册在手，便可对中国思想界历史与现状大体上做到心中有数，一旦看到某某学者又在传媒上发表某某言论，由于你已预知其观点和立场，便会会心一笑，知道他属于哪个流派，对政策的影响可能有多大。
在体例上，本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脉络，概述了从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历次论争，包括“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鲁迅的论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等等，最后几章，则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思想界论争的特点，总的来说，读完了本书，就会对中国思想界的各个“山头”及其来龙去脉，有一个整体宏观的印象。
原本统一的中国思想界，究竟为什么会逐步趋于瓦解呢?本书的第一作者许纪霖先生给出了这样几点解释：
首先是利益的分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分化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内部，文化市场的精英和学院顶尖精英与一般知识人和文化人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外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也发生了分化;这种双重的分化，导致知识界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走向的理解也分化了。
其次是知识结构的分化。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界对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的了解是整体主义的、混沌笼统的话，那么，到1990年代，随着国学热、新的一轮翻译西书、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加入到中国思想界和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学科化，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知识内部异常丰富的思想传统和知识结构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面对各种互相冲突、皆以“新”为标榜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理论背景也迅速发生分化，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思想“山头”
最后是目标诉求的分化。现代性是所有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到了1990年代，由于改革过程中利益和知识结构的分化，问题变成了不是要不要现代性，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的改革目标究竟是一个个人权利优先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还是一个优先考虑各社会阶层平等的激进民主的社会?或者是自由与公正兼顾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由于追求的目标不同，思想界也由此分裂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面对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思想究竟可以分为哪几座“山头”?国内外舆论习惯于简单地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并且按照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但在许纪霖看来，这却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许纪霖认为，到19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二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可以概括为5种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弗里德曼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代表者则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主张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
新左派是从19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曾在国外留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却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新左派进而主张，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但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本书虽然是一本思想理论专著，但由于脉络清晰，梳理得当，所以读起来并不枯燥。对初读者来说，“总论”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作者在“总论”中，详述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由来，以及其同一性和内在分歧，并分析了启蒙思想界分裂的原因，概述了其过程，因此“总论”可以说是“导游图的导游图”，读通了总论，再读本书的其他部分，自然也就会事半功倍。
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 篇11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是这四人在我们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绝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知识界发现了作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新概念叫做“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李泽厚并不是什么康德专家，他的康德述评也很难说是康德研究的必读书。但在用康德解释把握时代命脉甚至推动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李泽厚无人可比。康德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刻居然如此激动人心，究其原因，天时地利因素占据泰半。但把这种因素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李氏解释厥功至伟。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
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八十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做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进入九十年代，在李泽厚那里保持完整的问题领域在研究的深入中逐渐失衡、解体并分化为“学科之争”。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独大的时代。“传统”除了依附于海外汉学或者新儒家被知识分子匆匆撇过之外，主要是在民间获得了学人难以赞同的复兴。在逐渐成形的现代体制中，“个体生命”的意义被突出地放到了那些游走于社会科学之外的所谓“人文知识分子”面前。刘小枫对基督徒体验的持续思索，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运动等等，无不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焦虑。这种思想状态体现为对一干“诗化哲人”的关注。但海德格尔最终把国人对尼采、萨特、叔本华之类的热情全都收入自身之内。在《存在与时间》中文本出版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海德格尔影响了当代哲学学科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影响了文艺理论、艺术评论甚至诗歌创作。其流泽之广远大大超出了韦伯，甚至超越康德。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当然在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改革瓦解了几乎所有的旧共同体，消除了那种陈腐的归属感，把人驱逐到了无所不包的市场丛林与科层体制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茫然之感也许很难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课题，但此刻却是折磨每个敏感心灵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意义之问正是这些心灵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深刻依靠。“海德格尔”超越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了“个体生命意义”这个问题的总象征。这个古怪的马丁·海德格尔是我国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探索与康德主义主体性探索的最后归宿。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那不对称的“学科之争”也许就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战争 —— 一场思想文化的后启蒙与社会现实的总体启蒙之间的战争。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体制上的泛现代主义从相互斗争逐渐趋向相互依存。这种主观意识上的非理性主义与客观精神上的理性主义都发展着把对方统一在自身之内。陌生的客观现实越是膨胀弥漫无远弗届，主观意识就越是茫然无措进退失据。而无法区分虚无与自由的内在状态正是那个摧毁一切边界、宰制一切对方的客观现实的主观环节。无视黑格尔的教诲、孤立阐发主体性，其代价就是这个“主体”在与“实体”的遭遇战面前一败涂地。时代精神是哲学思维的内容，但单纯的“主体性哲学”已经无法思维这个被它呼唤出来的时代了。如果哲学不想走黑格尔—马克思的道路去面向实体，那么就只有以一种比康德更彻底的态度去倒腾那个“主体”了。
李泽厚—康德的启蒙主体性就这样消融在海德格尔的时代中。启蒙归根结底在于对理性的积极态度——哪怕德国唯心论将感性解释为理性的异在形态，哪怕这种对理性的依靠会导致宗教批判甚至社会革命这种感性意味十足的现实活动。但当海德格尔在其康德解释中把创生性想象力抬到高于理性与感性的本源地位之时，当他在那些赋予人最突出的存在论地位的真正未来形而上学探究中，却把“主体”之存在透彻地描述为茫然无据的“深渊”之时，当他神秘而又锐利地宣布理性离开思想最远之时，八十年代笼罩在启蒙、现代，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上的魅力之光就全都苍白黯淡了。
我们看到，李泽厚“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使他重视“个体主体”到了压倒“社会存在”的地步。但在更彻底的哲学分析那里，这个“个体”的存在稳固性消失了。如果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子式的坚实“主体”，那么由这“个体主体”呼唤出来的、对“社会存在”的启蒙要求还值得认真论证吗？与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的人间喜剧不同，历史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实现给人看。历史对启蒙哲人们的最大嘲弄就是，当现代社会终于呱呱坠地之时，他们突然发现早就为她准备的那张合法出生证丢失了。先知所呼唤的来了，但哲人论证不了。
不过，“主体性哲学”或者“生命意义”之类玄远问题早就被大踏步前进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置诸脑后。“建设现代社会”这个问题轴非但占据了时代英雄们的几乎全部注意力，同时还在它自身中孕育出另一个相对完整的问题领域。由政府的经济政策建立并且扶持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面临市场与政府的磨合问题，这个问题向前走一步就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强化了不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制度变革趋势的争论。随着现代社会的成熟与社会领域的分化，八十年代的脆弱共识破裂了。同时，“开放”的市场经济使得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一步步卷入经济乃至政治的全球体系之中。市场经济与社会变革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社会分配与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现代性问题”逐渐摆脱了单纯的“经济建设”形态，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界的争论话题纠缠在社会平等、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的多重焦点之中，论战的阵营也在单纯的“左”“右”翼之外增加了“国家建设”乃至“文明复兴”的密切关注者。
问题领域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这种复杂性为知识界的系统性思索带来了障碍。除非把问题复杂的完整性当做头等重要的思索对象，任何一种讨论都可能是片面甚至有害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经济学主流仅关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却几乎不可能考虑经济政策在社会正义、道德风气尤其是国家安全上带来的问题。根本说来，片面性是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科学自身的问题。克服片面性的尝试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时代注定是罕见的。在人类诸精神形态中，必须自觉地关注整全的，在实践上首先是统治国家的技艺，在理论上则是现代哲学、现代社会理论与古典政治哲学。九十年代晚期以来的知识界，自觉渴望整全的绝不是头脑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哲学界——也许李泽厚本人是个例外。社会学理论是某些清醒者试图克服片面性的最早尝试。但九十年代的公共知识界已经浮躁到连韦伯都无法消化的地步。甘阳翻译的那本比《人论》切时得多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与现代社会理论相比，古典政治哲学却在二十一世纪初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的历史地位自然无法同康德、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阐释者们正在中国着手结束海德格尔的时代。以药除病，药复成病。施特劳斯的教诲原本就是用来克制德国哲学之病的。
海德格尔以一种现象学的彻底性把主体性破解为此在之存在。此在之存在方式具有两重性：其一是在处世行事中向着外物、他人、世界等而在，是为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其二是在遗世独立中向着自身而在并借此接近存在自身，是为本真的存在方式。前者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与存在者打交道，后者才把存在者以及整个世界悬置起来，如是才能显露与存在者有着绝对差异（所谓“存在论差异”）的存在自身。一句话，作为对存在的追问，哲学的代价是对整个世界了无兴趣，是直面断绝了一切外缘的、孤立无据的自身。
海氏的存在之问达到了哲学与人生的极限。这一看似比以往任何哲学体系都重视生活的学说，也恰恰是彻底勾销了生活根据的学说。正如其同代人所批评的那样，存在论现象学是纯形式性的——无论对世界还是此在都是如此。它描述了此在决断的时间性结构，但必须撇开一切据以决断的先在内容。海德格尔把哲学最纯粹的那面无保留地展现出来，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这样几个麻烦：世界的现象化；生活的无根化；存在与存在者的绝对分化。“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这类被大时代唤醒的安身立命问题，只是被现象学当成存在之问的此在基本现象加以描述。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基本存在论毫不相干——此类问题之为基本现象，恰恰在于它没有答案。如它被赋予任何实质性的回答，那么此在即刻就沦落到“非本真”的存在方式上去了。是的，哲学反省生活。但这不是为了探究什么是好的生活，而是为了阐明，任何诸如此类的“好”都来自前见世界之非本真生存，都是对存在之真的遮蔽。
不过，一切时代的总问题都只属于“如何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的非本真问题，海德格尔学说通过赋予人生一个殊胜的第一哲学地位恢复了我们对世界整体的关注，以此克制着现代生活与现代知识体系带来的片面性。但基本存在论上的世界整体性只是现象的、形式的、为了本真之故必须悬置的。海德格尔在形式上给出了一切，在内容上则剥夺了一切。哲学对于生活的消极意义在他那里达到了巅峰。施特劳斯对海氏学说的挑战并不表现为攻击与摧毁，而只是加以明智的限制。施氏并不会去攻击出于本真存在方式的存在之问——去掉这些问题，哲学还是什么呢——而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个“在世界之中”的非本真存在方式。他的根本任务在于克服现象学的形式主义缺陷——“世界现象”的内容无非就是柏拉图的洞穴。换言之，生活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政治世界。政治世界不是世界的片段，不是诸“世界”之一，不是局部的区域存在者，而是世界整体本身。作为此在基本现象，“存在于世界之中”印证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人是政治的动物。”即使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也无法越过这个界限。转成启蒙哲人们熟悉的行话说，“主体”的本性告诫人们，“理性”不可突破“权威”、“神话”、“诗教”或者一言以蔽之“传统”的界限。基本存在论贬抑理性，古典政治哲学限制理性。这就进一步打击了“有勇气运用理智”的启蒙精神。
总之，通过推进基本存在论从而将哲学上的首要地位赋予生存之政治性，施特劳斯为重新聚合在九十年代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问题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襄助。他提醒知识人在面向事情本身的同时历史性地认识自身，认识哲学、科学或者知识冲动在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对象化效果。这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深入审视无法绕开对启蒙本身的反省。后启蒙的时代静悄悄地过渡到了反（省）启蒙时代。与浪漫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之类相反，保守主义式的反启蒙是被古典政治哲学的沉静气质所熏染的。保守主义思潮不声不响地，但也是不可逆转地更新了问题整体：政治问题，或者说文明—国家的问题是统摄性的，此前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问题均附丽其下，个体生命问题则完全隐退消失了。或者不如说，后海德格尔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出现，其本身就是对个体生命问题的回答——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在这个伦理—政治—历史世界中的世俗生活才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首要意义。在形而上学上保持沉默的保守主义，对海德格尔所代表的一切纯粹哲学的态度，重蹈了儒学复兴时代对待佛老的态度。宋明理学在“形而上学”方面之所以比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多费了那些周折，无非要告诫说，“在世界之中存在”，才是真正的本真存在；哲学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但以圣贤工夫浸润的伦理—政治生活才是最高的哲学生活。可以预料，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将迎来儒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的又一次复兴。西学伟人们的时代行将结束。更深入的西学译介工作当然不会停止，但西学为中国思想界提供导师的情景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三十年的思想史，将以中国思想的自觉为归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归宿。
要而言之，撇去“导师”们的名字，“三十年思想史”经过了如下几个概念环节：人、主体、此在、政治的动物；人对应于对象，主体对应于客体，此在对应于世界—存在，政治动物对应于文明—国家。这几个概念是逐次丰富、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概念都是努力摆脱前一概念带来的思想困境的产物。如果反观三十年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李泽厚的主体性学说，似乎也可以说，这三十年的观念历程，就是主体性自身的辩证法，只是这个主体性的辩证展开已经超越了启蒙自身的内容。与时代精神的展开类似，李泽厚本人的思想，无非就是“主体性”概念的不断充实与发挥。把这三十年的时代思想史与李泽厚个人的思想发展做一对照，会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
实际上，李泽厚真正的体系性贡献，不是他著名的康德评述，而是以此为起点在“主体性哲学”上的不断探索与建设。依据其“人类学本体论”（历史本体论、主体性实践哲学），李泽厚在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思想的阐释上贡献良多。与研究道路有些形似的牟宗三相比，李的特点在于更偏重心体而非性体，在于他对“主体性”复杂性的重视。早在一九八三年，他就勾画出“主体性”的“两个双重内容”：
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这四者相互交错渗透、不可分割。而且每一方又都是某种复杂的组合体。（《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18页）
这就用主体性概念把这三十年思想史涉及的基本问题都囊括在哲学之内了。因而问题整体领域的失衡同样也表现在主体性概念含义的偏重上。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了主体性概念的复杂性，李泽厚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他更重视每一重含义的第二方面，也就是个体的、内在的一面。随着对原始儒学的深入研读，李更是将“情”这样的个体“心理”因素放到了本源位置上。在他进入本世纪的作品中，“主体”基本被“本体”概念取代了，但仍然保持着以情为本的“文化—心理”基本结构。“情本体”可算是李泽厚晚年体系的基石，他认为情本体“伦理—宗教”的走向可将牟宗三的体系摄于其下，更试图通过阐发该本体“伦理—政治”的走向，以“儒法互用”为主轴建立为儒家复兴乃至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建提出新的方案（参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97页，及《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189页）。
必须将李泽厚“效应”与李泽厚本人区别开来。前者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时期，后者虽然没有放弃启蒙的基本理想，但已通过对“主体性”概念的不断阐发回应了整个“三十年思想史”。“情本体”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是在借鉴海德格尔以推进康德——李泽厚认为牟宗三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了同样的事情。“儒法互用”学说运思精警，切中了后施特劳斯时代政治思想讨论的一个要害：中华政制或者中国国家形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泽厚试图从“情本体”推出其“伦理—政治”维度。这在“欲求整全”已被所谓“政治哲学”剥夺了权威的今天，是绝无仅有的努力。这是体系的开端，是牟宗三之后唯一真正的中国哲学冲动。虽然他只是独断地宣布新概念中的内容，既缺乏对“情本体”的某种所谓“现象学描述”，也缺乏对“伦理—政治世界”的“现象学构成”或者“辩证推演”，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开端来说，接下来的工作，也许只是必要的余事而已。
李泽厚的后康德探索，无论在“情本体”方面，还是在这个本体“儒法互用”的“伦理—政治维度”方面，都早已超越了他素朴的启蒙信念，独自走了一条对这三十年思想史具有对照意义的沉思之路。其最富教益之处在于，李泽厚仍然是以“哲学”这种十八、十九世纪的求知形式进行探索的。这位老人的不懈思考表明，从哲学那里释放出来的问题整体，也许仍可被收回到一个更深刻、更完满的体系中去。三十年之后，我们如何重新上路，开始思想？哲学能否还是启蒙之后的下一个三十年的起点？在三联书店重版的那些李氏旧作面前，每一个受过他精神恩惠的后学都会这样思索。
二○○八年八月，上海
思想启蒙 篇12
篮球运动于1891年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设计发明的。国内学者关于篮球运动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 (1) 奈史密斯博士当时受启发于当地青年摘桃子扔入桃框的活动性游戏, 即在一块场地的两端设置2个竹制桃框, 开展投篮比赛。后来奈史密斯将在室外开展篮球游戏移至室内。 (2) 奈史密斯博士当初为了使学生在冬季里不必天天做呆板乏味的体操, 因而设计富有娱乐和竞争性质的运动来取代体操活动。设计出综合美式橄榄球、曲棍球及足球等球类游戏的方法与原则, 以投掷进篮计分方式判定胜负的新式球类活动。 (3) 由于美国东部地区入冬较早, 天气又较为寒冷, 奈史密斯博士为了设计适宜学生冬季能在室内进行体育活动, 于是便从工人和儿童用球向“篮子框”投准的游戏中得到启发, 进而设计发明的。因此, 从篮球运动产生的表面现象来看, 它的产生依托与学校特定的历史时代。
2 启蒙运动的性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兴起于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思想解放运动, 也是一场文化教育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容忍和人性作为战斗口号, 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 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教会和封建特权, 主张人人平等, 鼓励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是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包括体育。启蒙运动主要体现了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三大特征, 这三大特征引起了启蒙学者对教育的主张有着不同的观点, 为学校体育教育埋下了伏笔, 为基于学校体育背景下的篮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3 人文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 要求个性解放, 执着尘世, 面向现实。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 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 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人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体, 应通过对自己的思考, 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来说, 为达到禁欲主义的最高境界, 教士和修士们极力号召人们摧残身体以便完美灵魂, 一切有利于增进健康的体育活动都被视为“罪孽”这样的观念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参与体育活动不再是一种“罪孽”。与文艺复兴时期, 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平等、博爱, 所有人都成为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 公民们对文化娱乐有了自由空间, 每个普通人都有享受体育活动的权利。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的教育思想造就了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体操运动。古茨穆斯认为体操有两个功能: (1) 满足人的身体需要, (2) 通过练习使人身体完美。从事体操的人可以获得身心的和谐和护身的技能。1802年美国把古茨穆斯的《青年体操》一书翻译成自己国家文字并出版。继美国国内战争之后, 由于本国体育发展的速度较快, 1881年美国就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体操成了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不断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发展, 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时空环境和物质基础, 确立了学校体育的地位, 为了丰富学校体育课程, 只依靠体操不足给以学生带来乐趣, 而且篮球运动不受年龄、性别、贫富的限制, 任何人都能参加。
4 理性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们继人文主义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要求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 在西方的文明史上从未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运动那样充满了理性的光芒。首先启蒙运动的发生, 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欧洲和法国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 它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 并且揭示了他们的必然性和他们的内部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 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 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 科学是革命的力量, 它直接激发了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启蒙运动中所谓理性主义的一面就是要同迷信、宗教偏见、宗教狂热作斗争, 并以传播知识为斗争的武器。洛克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漫话》中。由于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 因此洛克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 认为“良好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幸福和繁荣”。对洛克来说, 学习源于世界, 也是为了世界。通过学习, 学习者能够知道更多的生活知识, 以至于最终能够生活的更有富有价值。这种知识的传播和学习基于学校教育。洛克的体质较弱, 正是他自身的这一弱点出发了他对体育和健康的重视, 他提出要进行德、智、体多方位教育, 而且把体育教育放在了第一位。他在《教育漫话》中说道:“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 “我们要工作, 要有幸福, 必须要先有健康, 我们能忍耐劳苦, 要能出人头地, 也必须要先有健康的身体。”因此在19世纪的欧洲国民教育改革的高潮中, 体育也列入了这个过程中, 最终在学校教育中得以确立。19世纪80年代后, 篮球发源地美国建立的体育院校, 真正开始实施学校体育并在各州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大大推进了体育的开展和规范化进程。19世纪中叶, 学校体育单一的体操项目已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 这也是促使篮球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5 世界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传播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特征, 是一场超越国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大约在17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首先从英国和瑞士等国掀起, 之后就影响到法国并在法国达到了高峰, 并影响了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 甚至影响了遥远的美洲大陆。因此启蒙运动其本身的展开与传播就存在世界主义的特征, 这与人们对地球进行的探险航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通过新航线的开辟发现了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印度、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的历史文明。人们开阔了对地球的视野, 超越了国界的束缚, 国与国之间相互借鉴与学习。富兰克林作为洛克思想的传播者, 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也源于《教育漫话》, 洛克对他的影响是隐约可见的。他主张教学应该包括参观临近的农场, 争取自然观察的机会, 运用科学仪器, 参加体育活动等。学习多方面的课程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人才, 而是培养在实际事务中有能力的人, 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教育气息, 与洛克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 是洛克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包括体育的发展也都离不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篮球在学校体育特定的历史时代下产生, 作为新的竞技运动必须是“文明”的, 严禁粗野的行为, 为了弥补足球和棒球的不足, 能够使学生不受条件约束而进行的体育游戏运动。这种游戏一出现, 立即引起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兴趣, 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奈史密斯的学生们在休假期间, 把这一游戏介绍到基督教会, 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892年1月25日《学院的研究报告之集》中以“新的游戏”为题, 第一次公开介绍了“篮球”这一刊物发行到全美基督教青年会, 很快把篮球列入了体育大纲的重要内容, 使得篮球在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篮球被打破国界先后传播到各个国家, 至今篮球运动仍是世界仅次于足球运动的项目, 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
6 结语
启蒙运动是要摆脱封建制度的国家在其维护发展中所必经的阶段, 他的巨大冲击下, 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可以说, 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从字面上讲, 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 反对愚昧主义, 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就其精神实质上看, 它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 并非单纯是文学运动。
唯物论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到社会发展趋势。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下的教育思想正是先进的、正确的社会意识, 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促进了历史社会的飞跃发展, 学校体育是历史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与德育、智育构成了学校教育。早期篮球运动为了取代枯燥无味的体操运动, 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运动乐趣, 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人人都能参加的情况下, 在学校被发明产生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教育正处于自由、平等、理性、流传性时期, 为篮球运动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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