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蛮人》

《等待野蛮人》（共5篇）

《等待野蛮人》 篇1

一、引言

《等待野蛮人》叙述了发生在帝国边境上的一场军事行动以及随之而起的恐慌和骚乱。边境上的老行政长官由于同情一个被俘虏的异族女孩,将女孩送回到她的部落当中去。 回来时,他被帝国的军队长官视为通敌,将其关押并施加酷刑。几个月后,帝国军队因获知野蛮人要来进攻而逃走,被关押的行政长官被释放并继续在边境小镇行使他的职权,他们一直等待着野蛮人的到来,但始终也没有等到。小说通过对权力的寓言式书写,批判了西方文明的野蛮本性,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种族和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层的反省,寓示着正义和人道的胜利。

二、权力

福柯理论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在《性史》第一卷和 《主体与权力》中,福柯对自己的权力概念进行了概括。“( 权力)各种力的关系在它们所运作及构成它们自身的组织的领域里所展现的多样性;(权力)是一个过程,经由不断的斗争与对立、转化、加强或倒置力的关系;(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之间找到支持,于是形成一个锁链或是一个系统, 或是相反的,是(这些力的关系)的歧义与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可凭借而产生效用的策略,使得它们……可以显现在国家机器中、法律形成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霸权中”。权力不是获得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对既定社会中 “复杂的策略处境”的一个称呼。正如米歇尔•巴瑞特指出的 “对福柯而言,分析对象从权力作为一绝对物,转向了用权力关系来论述权力”。在《等待野蛮人》中,权力首先是帝国用来控制他人的霸权。在小说中,乔尔上校作为帝国的代理人,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帝国的权力运行方式。这一点,在他与行政长官的谈话中表达得非常清晰:“……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已经告诉你实话了呢?”“有某种肯定的声调,”乔尔说,“某种肯定的声调会从说实话的人声音里表露出来。训练和经验教会我们去识别这种声调。”“说真话的声调!你能从每人的讲话中辨别出这种声调来?你能听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日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小得小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自—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 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从景敞视建筑出发,剖析了另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全景敞视主义”。全景敞视建筑是环形的,中心有一个瞭望塔,“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小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小会被观看到”。《等待野蛮人》开篇,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架在乔尔上校眼睛上的两个圆圆的小玻璃片,“那小玻璃镜片是暗色的,从里面看出来并不透明,但他就是能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过来”。作为帝国的代理人,乔尔上校的玻璃片象征着帝国的透视视角。种单向的透视让被看的人一览无余,被看的人却无法捕捉透视者的表情和情绪,因而保持着权威的至上性和不可解读性。

三、权力和身体

《规训与惩罚》是一部身体史,在这一书中,福柯考察了身体被规训的过程。他说:“那些使身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使身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规训”。他力图通过对经验、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证明“身体” 被压抑、被遗忘的事实,最后还原身体的本真体验,他甚至以自己反叛性的行为来宣传身体存在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既没有大力渲染暴力,用浮华的辞藻刻画用刑的场面及犯人受刑的痛不欲生;也没有对暴力行径视而不见,避免直接刻画酷刑,而是采取了独特的再现手法。例子之一是以上提到关于犯人死亡的证词。库切用冷峻的笔调将乔尔上校关于犯人死亡的报告和老行政长官亲临刑室耳闻目睹的情况同时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在描叙犯人的尸体时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呈现出犯人备受凌辱而死的状况,而不是任凭想象用华丽的辞藻进行夸张的描写。例子之二是对老行政长官受刑的描写。库切在描述老行政长官两次受刑时并没有刻画乔尔、迈德尔或其手下如何对老行政长官施刑,也没有对刑室、刑具进行繁琐的描叙,而是将老行政长官作为句子的主语,通过其感官和心理变化反映出受刑人的经历。

四、结语

《等待野蛮人》通过对权力的寓言式书写,批判了西方文明的野蛮本性,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种族和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层的反省,预示着正义和人道的胜利。库切通过对霸权帝国罪行的揭露,以及对这种罪行产生原因的冷静分析,颠覆了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其最终目的是昭示他心目中所坚持的理想帝国。本文以福柯有关权力和身体的理论对小说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小说对西方文明欺凌异族野蛮本质的揭露,从而反驳外界评论对小说的不公正批评。

参考文献

[1]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8-69.

谁是野蛮人 篇2

从十六世纪开始，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给世界带来刺激和震荡的民族。首先是马丁 ·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二元对立。十七世纪上半叶，这一对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十分惨烈，德意志各邦国更是人口减半。进入十八世纪后，德意志民族成为音乐民族和 “诗哲民族 ”。前者归功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后者与康德、歌德等人密不可分。十九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异军突起，先后通过战争打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各个方面迅猛发展，直逼世界头号强国英格兰。二十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战败和两次崛起。两次战争德国均为东、西双线作战，而“一战 ”中的德国还在双重意义上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用笔杆子开辟了第二战场，在思想战场 “保家卫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国文化人都参加了这场 “保卫战 ”（中立和唱反调的只是极少数）。这场论战涉及诸多话题，以下三个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战争的责任在谁？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认为是德、奥首先宣战，是德国首先破坏国际法，进入他国领土。

但是，一九一四年的德国人并不这么看问题。战争打响后，德国的文化人普遍认为德国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他们义愤填膺，甚至充满悲情。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悲剧命运而悲愤。在他们眼里，德意志民族因为特立独行、因为生机勃勃而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排斥和仇视，并由此陷入由英、法、俄等国合力编织的 C形乃至 O形包围圈。就是说，他们把 “仇德 ”心理视为战争的根源。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而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上上下下的一致看法。所以，开战之后 “愿上帝惩罚英格兰 ”成为四处可见的标语和日常问候语，《千夫所指英格兰》（Hassgesang gegen England，亦可译为《大刀向英国鬼子头上砍去》）很快成为响彻德意志大地的歌曲。即便今天，人们也不会觉得这种阐释多么匪夷所思。在对 “一战 ”的百年反思中，充满现实关怀和本土关怀的中国学者常常提到 “修昔底德陷阱 ”，即

“老二死得很惨 ”的历史规律，而“修昔底德陷阱 ”的经典例证就是始于十九世纪的德、英冲突：英国是老大，德国是咄咄逼人的老二，老大最终给老二设了个圈套 ……可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知识精英很少从现实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冲突去思考问题。对于他们，英格兰代表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代表法国大革命理想，二者是一丘之貉，与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神学家马克斯 ·舍勒强调，这场世界大战 “说来说去都是德、英之战 ”，从德国的角度看，这是 “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恶果的战争 ”。如果英国赢得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 “温吞的英式享受和循规蹈矩的文明战胜充满原创和个性的文化，资产阶级战胜腓特烈大帝和歌德、康德的精神 ”。社会学家维尔纳 ·桑巴特索性把英、德对立上升为 “商人 ”民族和 “英雄 ”民族的对立，说德国人在 “与一家百货公司搏斗 ”，说德国是最后一座 “抵挡商业

化浊流的防波堤 ”。文学家托马斯 ·曼坦言自己首先关心的不是德意

志帝国的 “商贸主导地位 ”，因为在一个 “诞生了康德美学的国家 ”

人们可以做到 “无关利害地欢呼德国的胜利 ”。他所关注的，是“蔑视十八世纪理想 ”的德意志精神如何抵御以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为特征的 “西化 ”浪潮，是如何 “保持德国的德意志特征 ”，如何避免德国遭遇 “去德国化 ”。哲学家兼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倭铿的调门更高：他深信德意志民族是 “人类的灵魂 ”，消灭德意志精神就意味着 “剥夺世界史的最深刻的意义 ”。总之，强调德意志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文化精英们的共同心声，他们深信德意志重精神、重内在，西方国家重物质和外在，而且用不同的概念和词语来描述二者的本质区别，如“文化 ”对“文明 ”，如 “一九一四理想 ”（其始作俑者是社会学家约翰 ·普伦格）对“一七八九理

想”，如“集体观念、诚实、勇于牺牲 ”对“自由、平等、博爱 ”等等。

第二，战争是祸是福？

对于刚刚打响的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文化人可谓掌声一片：

战争是福分。这种态度源于他们对战争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和形而上

透视，他们认为战争具有陶冶情操、弘扬民族精神、改造社会之效。

对于神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 ·特洛尔奇而言，战争是发现 “德意志

人在世上的神圣使命 ”的契机。倭铿把战争视为道德的源泉，他的

一篇著名演说就叫《战争的道德力量》；他的学生马克斯 ·舍勒认为

战争能够给生命、给历史注入活力，宣称 “和平时期的 ‘规范 ’源

自在战争中得以升华的道德现实 ”。桑巴特断言 “没有危险，人就要

退化，就会变得肤浅，就会虚构幸福 ”，所以他把战争看作 “实现灵

魂革命 ”的手段。他对战前社会严重不满，抱怨人们 “对电报技术

和空间技术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原罪问题和维特的烦恼的兴趣 ”。桑巴

特的同行和朋友韦伯则高呼：“不管战果如何，这都是一场伟大而美

妙的战争。”与韦伯和桑巴特共同创立了 “德国社会学学会 ”的格奥

尔格 ·西美尔，相信战争将 “给德意志文化注入活力 ”，相信战争是克服 “拜金主义 ”的手段。宗教哲学家马丁 ·布伯言简意赅地把战争誉为 “精神大扫除 ”；画家弗朗茨 ·马尔克认为可以通过战争打扫被他称为 “奥吉亚斯牛圈 ”的老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家尤里乌斯 ·哈特期待 “战争精神 ”清除 “文学中的各种时髦、变态、颓废、泛滥成灾的色情描写、附庸风雅的超人形象，还有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 ”。

需要补充的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人们的战争热忱与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基本成正比。文化人和上等人的战争热忱普遍高于工人、农民，但这并非因为前者留在大后方高谈阔论，后者则开赴前线充当炮灰。德国的贵族和文化人一般都不畏惧打仗，他们不仅做宣传鼓动工作，不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还主动报名参军或者送子参军。据统计，在开战后头十天自愿参军的二十六万人和最终入伍的十四万人中间，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弟占了绝大多数。年过五旬的著名诗人理夏德 ·德默尔就主动参军并开赴前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豪普特曼把自己的四个儿子送上了前线，弗朗茨 ·马尔克则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入伍的，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战争和战士表达敬意。譬如，近视眼黑塞撰写了长诗《艺术家向战士致敬》；《千夫所指英格兰》来自征兵体检不合格的恩斯特 ·利绍尔笔下；同样未能通过体检的托马斯 ·曼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四年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写政论；音乐家理查德 ·施特劳斯写完《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第一幕之后特别在乐谱上注明 “完成于萨尔堡大捷之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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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谁是野蛮人？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德意志文化发生了从英特纳雄耐尔到纳雄耐尔的转变。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颇有国际胸怀，康德梦想世界大同，歌德呼唤世界文学，席勒获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人则不仅张嘴 “德意志 ”闭嘴 “德意志 ”，而且喊出了 “德意志高于一切 ”、“让世界随德意志精神复兴 ”这类响亮的口号。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到 “一战 ”爆发的几十年里，德国在人口、经济总量、文化和科技创造几个方面飞速发展，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也同步增长。威廉二世不仅保证要带领其臣民 “走向辉煌时代 ”，而且发出了 “德意志帝国的太阳应该永不落 ”的豪言。所以，桑巴特的《商人和英雄》可以一本正经地以如下句子开篇：“正如德意志大雕总是在芸芸众生之上高高盘旋一样，德意志人应该高高在上，俯瞰四夷。”

“一战 ”爆发后，德国在国际社会落下两项恶名：一是军国主义，二是野蛮。前者归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长期奉行穷兵黩武政策并最终挑起世界大战，后者归咎于德军进入比利时和法国之后的恶劣表现。德军不仅摧毁城市和村庄，枪杀无辜平民，而且制造了两个轰动性的破坏文物事件：八月二十五日，德军摧毁了古色古香的鲁汶大学图书馆，而鲁汶大学是比利时的最高学府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九月十八至二十日，德军炮轰古老的兰斯圣母院，而兰斯圣母院享有 “法兰西最高贵的皇家教堂 ”的美誉，多位法兰西国王曾在此加冕。德军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连中立的瑞士和意大利也表示抗议。来自敌对国家的声音就更加刺耳：英国作家吉卜林疾呼 “匈奴人在砸门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将战争明确定性为“文明对野蛮之战 ”；法国作家阿纳托尔 ·法朗士宣布：“德国的名字将遗臭万年。谁还怀疑他们不是野蛮人？”原本亲德的和平主义者罗曼 ·罗兰也不得不质问德国人：“你们是歌德还是阿提拉的子孙？”

德国人怒不可遏，对“野蛮说 ”进行了猛烈反击，其反击方式则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天主教教师协会和德意志教师协会在其联合声明中指出，德国士兵全都上过国民学校，不可能做出野蛮行径；德国媒体对德国士兵的行军背囊津津乐道，说是里面可以没有剃须刀，但总有一本歌德一本尼采或者一本《圣经》和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俏皮的反战者卡尔 ·克劳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印数能否满足德军的需要表示质疑）；由版画艺术家路易斯 ·奥本海姆设计了一幅题为《我们是野蛮人？》的招贴画，拿德、英、法三国的文化

“干货 ”来进行对比，结果是德国完胜，英、法完败；由九十三位来自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联合署名的《告文明世界书》则指责英、法两国跨越了文明的底线：“那些与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的人，那些唆使蒙古人和黑人攻击白种人，从而在世人面前上演一幕可耻的戏剧的人，最无权利装扮欧洲文明的守护者。”换言之，充满文化和种族自豪感的德意志精英对英、法两国与落后的东欧国家还有日本结盟嗤之以鼻，他们对于不远万里把有色人种从殖民地拉到欧洲战场做壮丁的做法更是义愤填膺。

在国际社会，德意志帝国因其军国主义而臭名昭著。人们纷纷进行谴责。一九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就说过：“德国的军国主义就像一株有毒的蘑菇，它将欧洲毒害了半个世纪，现在必须予以铲除。”主张客观、公正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则强调，协约国的战斗对象 “不是德国文化，而是德国的军国主义 ”。德国的文化精英们对军国主义论做出的反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不仅坦承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而且把军国主义定义为德意志民族性格和德意志美德，并斥责区分说 “虚伪 ”。《告文明世界书》在其第六条声明中郑重宣告：“如果没有德国的军国主义，德意志文化早就遭到摧毁。军国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文化，其使命就在于保护德意志文化，因为德意志文化诞生在一个几百年来饱受强盗滋扰的国家。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融为一体。”《告文明世界书》发表不到两周，普鲁士科学院主席维拉莫维茨 -莫伦多夫又起草了一份德意志帝国高校联合声明，百分之八十的高校教师在签名者之列。该声明对 “以英国为首的德国的敌人 ”表示愤慨，因为“他们声称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德国科学的精神与他们称之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东西对立起来 ”。上述两份声明发表之后，海外舆论一片哗然，但是其签署者在德国并不孤单，因为许许多多的德国同胞有着同样的思想，操着同样的语言。譬如，哲学家和神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把军国主义、君主制、勤奋、秩序感定义为德意志民族特性；托马斯 ·曼认为：“只有在战争中，德国才充分绽放出美和美德。和平状态下的德国并不总是耐看 ”；桑巴特的定义更是高屋建瓴：军国主义就是 “波茨坦和魏玛的完美统一 ”，等等。

二

“一战 ”以德国的战败告终。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也随之输掉了笔

杆子。他们拥护帝制，帝制垮了；他们反对西化，反对共和，战后

的德国却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他们美化战争，把军国主义誉为德意

志基因和德意志美德，战争却带来几百万、上千万人的死伤，死伤

者的面貌恐怖而且丑陋，而德意志战士也频频出现精神崩溃：“一

战”期间德军有二十万个战争精神病患者和三千个厌战自杀者（难

怪卡尔 ·克劳斯倡议 “缔结和平之后把讴歌战争的文人全部抓起来，然后在伤

残军人面前狠狠鞭打一番 ”）；他们否认德军野蛮，德军却频频创下野蛮

纪录，他们后来干的一些事情已令鲁汶事件和兰斯事件小巫见大巫：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军率先发起毒气战，毒气战造成交战

双方九万一千人死亡，一百三十万人受伤；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

德国潜艇击沉英国皇家邮轮 “卢西塔尼亚号 ”，夺走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生命；德军率先发起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大量民用商船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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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似乎不影响德国士兵阅读《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圣经》，反之亦然。 “二战 ”结束时，托马斯 ·曼对德意志历史悲剧做过如下概括：“德

意志人因其不通世故的理想主义而犯下滔天大罪。”理想主义就是唯

心主义，二者在德文里是一个词：Idealismus。中文的两种译法分别与德文概念的正面和负面内涵相呼应。德国人可谓成也唯心，败也唯心。由于唯心，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由于唯心，他们不通世故，不懂常理；由于唯心，他们最终犯下滔天大罪。托马斯 ·曼这句肺腑之言同样适用于 “一战 ”期间出现的各种唯心主义言论。可以说，一九一四的德国文化精英反对一七八九，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七八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那一面，是因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恶果，如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还有世界的祛魅和人类生活的散文化；他们鼓吹战争，一要归咎于他们的英雄情结和理想情结，二是因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想象还停留在横刀立马的冷兵器时代，不知道一马当先、短兵相接的古典战争场面已是难得一见，现代战争意味着用机枪、大炮、坦克、毒气、潜艇实施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屠杀；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就不会走向邪恶，这更是典型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和唯美主义偏见，其始作俑者就是教导人们从美走向善的席勒。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 ”的时候纳粹在距离德意志文化双雄歌德、席勒的魏玛故居不到八公里的地方修建了 “榉树林 ”，即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一战 ”结束后，德国知识精英中间的许多人从历史现实中接受了教训，转变或者部分转变了思想和立场，如特洛尔奇和托马斯 ·曼便是经典实例。但正如许多 “一战 ”军人相信后院失火说（因为直到宣布投降那一刻德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外国的一兵一卒），不少知识精英依然笃信 “德意志特殊道路 ”，所以魏玛共和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大分化、大活跃、大混乱的局面。一些知识精英成为纳粹思想的开路先锋。德意志第三帝国崛起之后，德国的知识分子有人欢呼雀跃，有人被迫出走。当托马斯 ·曼从大西洋彼岸宣告 “我在何方，德意志文化就跟向何方 ”的时候，众多的德意志文化精英其实选择了跟随希特勒。

“二战 ”之后，西方国家才跟德国人算包括 “一战 ”在内的精神

总账，英、美先在兰斯接受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份战败投降书，随后与苏联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公告，再后来又正式下令废除普鲁士建制并对原普鲁士邦领土进行肢解，彻底铲除了 “波茨坦 ”的故乡。萧伯纳关于 “一战 ”有助于让德国 “戒掉波茨坦 ”的预言在三十年后才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英、美在其占领区推行非纳粹化运动，随后又把新生的联邦德国纳入西方政治 —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历史让德国人在制度上、思想上彻底融入了西方。从某种程度上讲，联邦德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西化史，就是一部去德意志化的历史。

如今的德国，不仅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而且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引领欧陆、引领欧盟，而且一七八九的旗帜在如今的德意志大地迎风飘扬。决心和一九一四一刀两断，这是当代德国人政治成熟的标志。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九一四的笔杆子战士多半属于载入史册的思想大师、艺术大师、学术大师。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捧读他们的书，依然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而最能得其真传的，恐怕还是他们的德意志子孙后代。否则，联邦德国为何独树一帜地带着 “社会”思维搞市场经济？为何不遗余力地保护其绿色大地？为何在抵御资本主义的罪恶方面似乎比其他西方大国胜出一筹？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联邦德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回顾六十年的文化成就时常常产生惆怅和纠结。这正如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前主席迪特 ·博希迈尔二○一三年在北大的一场讲演中所说：“我们在政治上成熟了，我们甚至变得很老练，但是我们不再有歌德和托马斯 ·曼，不再有康德和尼采，不再有贝多芬和瓦格纳 ……”

这种纠结和惆怅是不是很德意志？

库切及其作品《等待野蛮人》 篇3

我们对南非那个国家非常陌生, 不知道那儿是干旱还是多雨, 是丘陵山岳还是一马平川, 在翻译库切的小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儿是否也有飘雪的冬天。可是我们知道它曾有过非常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为了反抗那种非人道的制度曾被监禁二十七年之久。库切在描写那个崇仰和平、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老行政长官时, 是不是也想到了关在牢中的曼德拉?当然, 库切的主人公并非曼德拉那样刚毅果敢的民权斗士, 就身份而言也根本不是殖民主义者眼里的“野蛮人”, 倒是属于“文明世界”, 应该说小说借此表述的是“文明人”的自省。一个平庸而善良、高雅却未必称高尚的老人, 在帝国讨伐“野蛮人”的战争中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跨入了灾难之门……

《等待野蛮人》的写作手法相当另类, 可以说是一个寓言, 一个虚拟的帝国, 一段虚构的历史。人物大多是虚写, 出现和消失都带有某种随意性, 在某个段落中会突然冒出一个前面不曾提起的人物, 而后这些人物往往又不知所终。人物和情节的虚化, 时空界限的模糊, 无疑给作品带来了指涉更为广泛复杂的意象性。显然, 库切不想把自己的主题限定在南非种族主义那段历史上, 他要说的是人类的一段痛史, 从“文明人”眼里检讨“文明”如何戕害文明。那个作为帝国官员的主人公是整部小说几乎惟一有性格塑造的人物, 此人政绩平平, 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念头, 却喜欢考古、爱好打猎, 闲暇时则有文学、音乐相伴, 既然镇上三六九等的女人都乐于讨好他, 自也不乏寻花问柳之举。这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但绝对不是善于自我拷问的思想家, 库切让这样一个优游自适的太平官走向高尚的殉道之路, 最终完成灵魂救赎的主题, 整个叙述过程居然如此丝丝入扣, 好像过去的小说家未见有这等本事。

作者将帝国与“野蛮人”的战争作为故事背景, 一开始就引入一种严峻气氛, 随着战事一步步拉开, 人性终于被置于非常岁月的炼狱之中。乔尔上校的到来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平静生活, 从这一刻起老行政长官就感受到内心被蹂躏的痛楚, 然而正是这位代表帝国意志的国防部第三局要员唤醒了他的救赎之念。当那个流落街头的野蛮人女孩出现在自己眼前时, 老行政长官内心的宁静被打破了 (而且是永久性地打破了) 。由同情变成爱, 自然不是一蹴而就, 小说层层推进的描述委婉有致, 人物心理过程的反反复复也写得非常精彩。就说这两个人的反差也真够大的——老/少、富/穷、官员/乞丐、文明人/野蛮人、言述者/沉默者……小说的戏剧因素不谓不丰富, 但库切不是那种卖弄噱头的戏剧化写手, 他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个反差强烈的男女故事上边。正如他的主人公惦念着绿色沼泽地里新生的芦苇, 留恋那喧嚣过后洒满月光的湖面, 库切的文字很自然地赋予对象一种超越之势, 因为人的精神归宿才是他关注的重点。于是有了老行政长官历经千辛万苦把那女孩送回野蛮人部落去的一章。照《纽约时报书评》一篇文章的说法, 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章, 许多段落充满诗一般的语句。小说家在这里显示了罕见的描述技巧, 当我翻译到这一章时, 一边尽情欣赏那极富美感的原文, 一边又深觉译笔支绌之窘。这个华彩章节几乎给人一种结束感, 末了是那女孩随野蛮人的队伍离去,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和老行政长官就这么分别了, 互道“再见”之后, 那女孩再也没有回到故事中来。天哪, 故事到这儿才写了一半, 接下去的文章怎么做?但是随着老行政长官的厄运降临, 读者自然有了新的企盼, 心灵的旅途尚迢遥无期。库切这部小说有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 那些收放自如的笔墨不但让人感到惊讶, 也伴随着沉思的韵律。

一个孩子眼中的阴霾在雪后的泪水中融化了, 他复明了, 这是上帝的奇迹。一个孩子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搭建雪城堡的梦, 这是库切内心深怀恐惧的镜像。为什么雪城堡里没有人, 为什么那蛮族女孩总是无动于衷, 为什么帝国的臣民要把野蛮人视为异类, 为什么……读着老行政长官被殴打被监禁遭受种种折磨的痛苦经历, 你不得不怀疑人类正义的思维在这混乱的世间是否还能给灵魂以关照。信仰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颅, 道德良知陷入思想和主义的围剿。流言和恐惧, 新思维和爱国口号, 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在失衡中的挣扎变得愈加无力。正如老行政长官所说:“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 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一个活着的身体, 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 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 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进一瓶脱盐水, 弄得咳嗽不止, 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 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这番内心独白可谓字字带血, 让我们知道乔尔上校那类人物用什么方法使得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它的阉割。

帝国跟野蛮人的战争没有胜者, 人们输掉的是人性和有关“文明”的信念。这本书要读到最后才能明白书名的含义, “等待野蛮人”跟“等待戈多”不同, 这种“等待”不仅是一种精神折磨, 而且带有灵魂追问的深意。在老行政长官心目中, 这是一个混合着恐惧和快意的字眼, 还带着无尽的慨叹。故事结尾的地方倒不大像结尾, 最后只写到边境小镇孤立无援的“等待”, 若是野蛮人打进来那几乎等于引颈受戮, 可是没有下文。野蛮人会来么, 兵燹之后又将是什么局面?后面的事情库切就不管了, 大概在他看来, 检讨“文明”是每一个文明人应有的功课。

是啊, 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远, 以至于忘了自己当初从哪里出发。也许我们以为高雅与高尚非常接近, 以至于忘了高尚的代价往往是高雅。

作为译者, 我有幸成为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 可是真没想到, 当把库切的叙述变成汉语的同时自己竟也深深陷入那种冷峻森严的氛围之中。夜复一夜, 随着老行政长官在牢里拷问自己的良知, 把最惨烈的事实一桩一桩揭示出来, 我也不禁陷入沉思。库切的主人公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归属, 也许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条可行之路, 当你失去一切权利和自由之时, 心底若还存有仁爱就有希望———这终究是文明的根柢。仁爱是孤寂者的家, 孤寂的人在倾听和发现自己的同时, 也学会了理解他人和世界, 从而建立起一方珍贵的精神领地。我想, 这样去理解库切的“等待”也许更好, 一旦从喧嚣纷扰的世间走入平静的内心, 就没有什么好怕的。译到本书最后几页, 库切的边境小镇上刮起暴风雪的时候, 我的窗外也飘起了雪花, 从来没有感受到杭州的冬天也有如此彻骨之寒, 猛烈的北风哗啦啦地摧动着窗玻璃, 仿佛就是书中的情形, 让人一眼瞥见那个正在费劲地撰写边境历史的老行政长官。他“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 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 这最后的一句话让我颇费斟酌, 但我终于明白这正是表明库切对世界的一种悲欣交集的看法:人类似乎再也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格, 而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却是最后的希望之地。这认识是一种痛苦, 也是一种安慰。随着老行政长官踽踽远去的身影, 一切野蛮人或是文明人的古老灵魂都以倾身祈祷的姿态在漫天皆白的黄昏里定格了, 无数彷徨无依的游魂在狂风呼啸的屋顶落下脚来。

翻译库切作品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 小说中复杂的意象、丰富的用典往往颇费猜解, 加之惜字如金的行文风格, 初看真有一点语焉不详的感觉, 所有这些都给翻译带来了重重障碍。库切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多用一般现在时态, 稍一疏忽, 可能误读误译。所以, 整个翻译过程中颇有几分提心吊胆的感觉。

由于库切对于某些情节和细节的处理大大逾出一般小说笔法, 翻译中也有一些疑惑是与文意的解读有关, 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如, 第四章有一处看上去相当突兀的描写:老行政长官在广场上跟众人一起目睹那些被折磨的野蛮人俘虏时, 心想“我救不了他们, 我只能救自己”, 突然转身去打了一桶水, 拎回广场。可是这桶水并没有派什么用处, 主人公意欲何为, 这里一点也没交待。这里或许会使人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埃丝米拉达给钟楼怪人送水一节, 也有人提示这是否与《圣经》中耶稣在十字架上接受别人的醋有关。我不敢对此作穿凿之解, 只能把这个谜团扔给读者。再如, 第五章后半截老行政长官想象着乔尔上校在沙漠里追剿野蛮人的情形, 其中“登上金碧辉煌的夏宫, 推翻那个象征着江山万代的虎踞金球的宝座”一句, 冷丁一看让人不解, 因为前文曾交代野蛮人的器用都相当原始, 何以又有如此气派的宫殿?这里, “夏宫”原文是SummerPalace, 但作为专有名词它未载于一般词典, 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释义是中国清代作为皇家行宫的颐和园, 而Old Summer Palace则是圆明园。从追杀野蛮人一下子扯到圆明园和颐和园被毁掠的历史, 行文中这种跳跃性似乎不是我们所习惯的表述。我理解库切以此喻指“文明人”对弱势民族的不文明的征服, 可是这里如果直接译成圆明园和颐和园仍有不谐之感, 所以姑按原文的字面意思译作“夏宫”, 加了一个脚注略作说明。

KKR野蛮人跌跤 篇4

经过近30年的飞速发展，在诞生了无数个财富神话和并购悲剧之后，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操作套路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能够帮助PE奇才们不断扩大收购的战果就是杠杆筹资，而这其中债券融资是非常重要的杠杆。

但是次级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让美国债券市场持续低迷，投资者在次级贷款为基础开发的债券或以债券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上损失惨重，对新的债券发行唯恐避之不及。在这一形势下，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寒冬——他们赖以撬动并购的债务筹资渠道陷入困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有远见卓识，没有资金来运作，PE管理者也只能痴人说梦。为了增加融资渠道，上市成为他们全力以赴的重头戏。这些向来擅长吞掉别人，并借助上市退出获取高额回报的金融玩家们，如今在形势所迫之下，也不得不放下教练员的架子，亲自上场参与股市竞赛了。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8月初，国际私募股权巨头KKR宣称，将计划年内于纽交所上市。尽管有消息指出：上市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管理层老龄化问题的考虑——此次上市将留出16%的股份未来安排给管理层和团队，但在不适合公开募资的情况下募集新资金仍是KKR的主要目的。

一波三折的求生机会

KKR此番的重组、上市计划已经传递出了私募股权基金深陷金融危机并将继续受挫的负面信号。

2007年上市的黑石集团管理层或许更有远见，当时黑石的上市一度被认为是PE走向穷途末路的标志，其股价自IPO后一路下滑。但是黑石的管理层却借助新股发行的机会成功套现了好几亿美元，其中奠基人施瓦茨曼个人套现了6.84亿美元。而去年紧随黑石步伐准备上市的KKR则命运多舛。

先是迫于黑石管理层套现引发的负面反应，KKR明确承诺不会仿效前者，以免辜负投资者期望。随后，道琼斯指数的逐渐下滑让KKR难以寻找合适的上市时机来避免黑石上市后一路走低的命运。

KKR苦等一年多，到了今年8月中旬，债券市场形势进一步恶化。祸不单行的是，KKR子公司KPE在泛欧交易所上市后也境况不妙，该公司市值甚至一度低于净资产价值，以KPE为渠道进行股权融资的路几乎堵死了。

为了在困境中突围，KKR选择先将KPE收购、退市，然后再整体上市的套路。对此番运作，华尔街主流分析师明显分成两派。一方认为：解决KPE的问题，有助于KKR在随后纽交所上市进程中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在KKR报表上对KPE的投资价值会因为后者的股价变化而导致KKR的整体估值、定价面临诸多变数。另一派观点则认为：KKR在让KPE退市的过程中作了有不确定性代价的承诺，因为此次退市采取的是换股策略，即KPE投资者按照一定比例换为持有KKR的股份。为了取得投资者同意，KKR承诺如果未来三年KPE股东置换的KKR新股价值未能达到某一水平，他们将获得额外的股份。这对准备年内上市的KKR不是一个有利的举措，因为那些准备购买KKR股票的潜在投资者不会甘心让公司老股东得到额外的补偿。

“和两年前比起来，KKR、阿波罗还有黑石这些大型PE基金现在的状况很不妙。”彭博社认为，KKR此番的重组、上市计划已经传递出了私募股权基金深陷金融危机并将继续受挫的负面信号。

寻找新的盈利支点

KKR将投资一些中间等级的债务以及股权、债券混合类的证券、受困资产，并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进行投资。

彭博社的观点并非哗众取宠。2008年第一季度KKR亏损约1.18亿美元，如此状况下又怎能让人相信KKR可以快速扭转乾坤呢？

并购咨询企业格雷德利（Gridley & Co）的创始人林达·格雷德利说：在华尔街无论是大型投资银行还是私募股权基金都急需业务转型。

作为金融界最激进和最精明的捕猎者之一，KKR管理层正在不断地作自我调整。除了积极推进上市计划之外，还致力于调整公司业务结构，其中包括投资方向的多元化。据彭博社报道，KKR将投资一些中间等级的债务以及股权、债券混合类的证券、受困资产（distressed assets），并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进行投资。不过，如此调整也着实乏善可陈。

如果上市成功，公众公司的身份则会让KKR面临诸多束缚，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KKR投资运作策略的隐蔽性。

就在各路分析师纷纷列出KKR前景选择的时候，黑石为PE基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并购基金集团，黑石于今年耗费9.3亿美元投资了对冲基金GSO，这家对冲基金也果真不负众望，帮助黑石在最近一个季度取得了战胜分析师预期的业绩。

那么，号称也要投资债务和受困资产的KKR，是否也将会选择对冲基金作为实现转型的平台呢？

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在未来的合作逐步加强得到了很多支持性观点，毕竟在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的一片惨淡之中借助做空交易保持利润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野蛮人来敲门 篇5

到目前为止，宝万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但这个将来注定要纳入MBA课程的鲜活案例，已经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了多方面的思考和警示。

其一，企业应该何时分散股权？

如果给“野蛮人”以中性定义，是指有进攻性的投资人。会不会被“野蛮人”锁定为投资标的，还源于企业自身的股权结构设计。

在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核心经营团队做控股股东还是参股股东，做大股东还是小股东，不能一概而论，但一定要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相匹配。比如，创业型企业的初创阶段，更需要经营团队的全力以赴与战略路线的坚定一致，这个时期，是一定需要“亲爹亲妈”把孩子拉扯大的。

其二，企业需要财务投资人，还是战略投资人？

经济不景气时期，会是重组洗牌的重要时机。无论是开门迎客还是不请自来，投资并购都会相对活跃。而林林总总的投资人，从其产业背景和并购目的来看，可分为财务投资人和战略投资人。

当财务投资人动手，尤其针对一家蒸蒸日上并有独特企业文化的优质企业下手，强势敲门或许会突袭成功，但若遭遇阻击，也会面临巨大的整合风险，承担不可预见的增量整合成本。而被投资企业，也将在品牌延续、文化传承、团队稳定、业绩保持与提升方面，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而战略投资人进驻企业，因为产业相通、资源效应叠加、品牌与业务接续等等便利，或许能给企业带来重组后的新天新地。在我们印刷行业，大族冠华于2011年底收购日本筱原公司，并能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其三，如何防止野蛮人来敲门？

希望永续经营但已向资本市场开放的企业，随时有被侵袭的风险。如何避免野蛮人来敲门？在同股同权的中国股市，这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或许是阿里巴巴等企业选择海外上市的一重考虑。

但无论如何，为了稳健经营与持续发展，对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尽早安排。其实，万科也已意识到股权高度分散所隐含的风险，并从2014年3月开始，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增加管理层的持股份额。2年时间，万科管理层控制的盈安合伙已经持有万科4%的股票。但市场没有给万科更多的制度安排时间，也仅在2年之后，野蛮人长驱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