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安全评价（通用9篇）
定量安全评价 篇1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以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水危机,水安全问题被提上日程,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水安全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何表征、量化与评价水安全状况已成为水安全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但目前这一研究多集中于一般性区域,而针对喀斯特(Karst,亦称岩溶)区水安全的定量研究则鲜见文献报道[1]1。
喀斯特区因其独特的水文系统“二元结构”,地表崎岖破碎,地下洞隙纵横交织,水文动态变化剧烈,地表水漏失严重,旱涝交迭,植被条件差,自然和人为影响的地质灾害频繁,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加上人口多、素质欠高,贫穷等[2]18,水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已严重制约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西南喀斯特区是世界最大、最集中连片的喀斯特区[3],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贫困地区之一[4]。贵州省作为西南喀斯特区的心腹地带,岩溶面积1.3×105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73.8%[2]18,是喀斯特区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以西南喀斯特区贵州省为例,试行喀斯特区水安全动态变化的定量研究,以期推动、丰富喀斯特区水安全研究和实践,为贵州省水资源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1 喀斯特区水安全定义及评价模型
1.1 喀斯特区水安全定义
近年来,我国围绕水安全相关理论的研究不少,但迄今为止对水安全也无统一的定义[5]。考虑到喀斯特区水安全特有的制约因素[1]2,可将喀斯特区水安全定义为:“在现在或将来,由于喀斯特区独特的水文系统‘二元结构’、脆弱的生态环境及发展缓慢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等,导致水资源难以利用或利用不合理、水环境污染严重、水生态破坏剧烈,以及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等状况,正在或将要给该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评价模型
1.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基于喀斯特区水安全制约因素,在“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PSR)[6]概念模型指导下,依据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原理[7]1,建立喀斯特区水安全评价的多层评价指标体系(表1)。该指标体系共分3层:第一层为目标层,以喀斯特区水安全度为目标,度量其水安全的总体水平;第二层为准则层,包含“系统压力”、“系统状态”及“系统响应”等3个准则(其中压力指标表征产生水安全问题的原因和潜在影响,状态指标表征区域水安全问题的现状,响应指标表征人类社会克服水安全问题的能力及为此所作出的努力);第三层为指标层,由可直接度量的指标构成,主要依据理论分析法、频度分析法及专家咨询法,同时考虑资料的可获得性进行选取。
注: “+”代表效益型指标,“-”代表成本型指标。
1.2.2 评价指标标准化
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及数量级间的差异和影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
假设有m个待评对象,n项评价指标,形成评价样本矩阵X=(xij)m×n,并假设样本矩阵X标准化后记为R =(rij)m×n,则:
对效益型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安全:
对成本型指标,即数值越小越安全:
式中:xij、rij分别为样本i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max xj和min x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即评价指标的阈值(表1)。此处值得指出的是:水安全评价指标阈值的确定是一项具有探索性的工作,本文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以下3个原则予以确定,即:(1) 依据国际公认或国家、行业、规划和地方规定的一些指标值和各种标准;(2)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参考了文献[1]、[7]、[8]、[9];(3) 结合贵州省区域特征、本底情况及近年来我国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1.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多种,但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前者根据主观经验或专家评判而得到权数,如AHP、Delphi法等,因简单、易操作,且较好地考虑了决策者的知识与经验,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客观性差;后者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相关或变异关系,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如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所得权数较为客观,但其完全依赖于样本指标数据,不能反映决策者偏好。
为避免单一赋权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本文采用AHP与熵值法相结合的赋权方式确定指标权重。鉴于AHP和熵值法较为常用,且许多文献均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仅假设通过AHP[10]42-46得到的归一化指标权重向量为:W(1)=(Wundefined,Wundefined,…,Wundefined,…,Wundefined),通过熵值法[11]得到的归一化指标权重向量为:W(2)= (Wundefined,Wundefined,…,Wundefined,…,Wundefined),则由AHP与熵值法结合的组合赋权公式如下:
式中: λj为第j个指标的组合权重; Wundefined、 Wundefined分别为采用AHP及熵值法赋予第j个指标的权重;θ为按某种组合赋权原则,如依据决策者对某种赋权方法的偏好度或某种赋权方法的相对一致性程度,赋给AHP的权重,为简化处理,这里假设赋予AHP与熵值法以等权,即θ=0.5。
1.2.4 综合评价模型
在指标标准化与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依据综合指数法可建立喀斯特区水安全综合评价模型。本文采用水安全度(Degree of Water Safety,DWS)来表述喀斯特区水安全状况,即:
式中:DWSi为评价样本i的水安全度;Pi、Si、Ri分别为相应的压力子安全度,状态子安全度和响应子安全度; u、v、z分别为压力、状态、响应三准则层内的指标数,u+v+z=n;其余符号含义同前。
已知,DWS∈[0,1],其值越大,代表越安全。为与人们判断“好”和“差”的习惯相适应,本文依据喀斯特区水安全系统特点,采用均匀分布函数将喀斯特区水安全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和一定的DWS取值对应,并用文字描述(表2)。
2 贵州省水安全实例研究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部,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多年平均年降水量较多(1 191 mm),是全国水资源较丰富的省份之一。但由于其地势变化大,喀斯特异常发育,可利用的水量并不多,加之水资源分布不均,人口多而素质相对欠高,水环境污染较严重,以及水资源管理不善等,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质型缺水、工程型缺水、资源型缺水和管理型缺水,水安全问题严重。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7～2011),《贵州省水资源公报》(1998～2010),《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1996～2010),《贵州省水利统计主要指标摘编》(1996～2004),《中国水利年鉴》(1997～201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0)等相关资料。其中一些原始数据可直接用来进行评价,如人口自然增长率;另一些原始数据则需根据指标的物理意义进行转化,如水利投资指数。
2.2 评价结果
依据上述喀斯特区水安全评价模型,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表1),同时计算出贵州省“九五”～“十一五”期间各年度水安全度(表3、 图1)。
2.3 结果分析
(1) 结合喀斯特区水安全水平分级标准(表2)及表3中各年度的水安全度, “九五”～“十一五”期间,贵州省水安全水平为不安全的有8年,临界安全的有6年,较安全的有1年。由此可见,在评价的15年中,无“极不安全”级别年份,但也无“安全”级别年份,且在“较安全”级别的1年中,水安全度仅为0.601 0,接近“临界安全”,说明贵州省水安全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亟需提高。
(2) 由表3可知,1996～2010年间,贵州省水安全状况较好的3年分别是2010年(0.601 0)、2009年 (0.561 8)、2008年 (0.550 7);最差的3年分别是1996年 (0.240 0)、1997年 (0.257 2)、1999年 (0.282 2)。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时期来看,“九五”期间,水安全水平均为“不安全”;“十五”期间,水安全水平为“不安全”的有3年,“临界安全”的有2年;“十一五”期间水安全水平为“临界安全”的有4年,“较安全”的有1年,即评价年份内唯一水安全水平为“较安全”的年份分布在该时期。另外,由图1中水安全度曲线走势看,水安全度总体上是逐年趋向递增。以上说明“九五”～“十一五”期间贵州省水安全水平总体趋向提高(个别年份有所波动),同时也说明,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省相关部门在水安全水平提高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人工调节措施如水利投资、环保投资、生态环境治理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 图1中,响应子安全度曲线走向明显逐年上扬,压力子安全度曲线走向总体上也逐年上扬,而状态子安全度曲线则基本上是稳中有升。3条曲线走向总体表明随着消极影响的减小(压力子安全度递增)及响应措施的实施(响应子安全度递增),贵州省水安全状态趋向改善(状态子安全度递增),但改善效果总体不甚明显,部分年份(如1999～2001年,2008～2010年)反而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说明贵州省水安全人工调控能力虽然在增强,但能力尚弱,不足以抵御人类活动的消极影响及某些破坏性大的自然灾害,尚需自身不断增强,同时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尤其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喀斯特区水安全系统的脆弱性,一旦遭受破坏,其恢复的速度十分缓慢,甚至不可恢复,因此人工调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安全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水和谐”发展才是治本之策。
(4) 图1中,响应子安全度虽然逐年递增,但不同阶段递增幅度不一样,其中1999～2001年,2009～2010年递增幅度最为明显(表现为直线斜率最大),表明其响应措施的密集性,而这两个时段一个是1998年特大洪灾后,一个是2009～2010年贵州省发生特大旱灾期间,因此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贵州省水安全响应的被动性特征。
(5) 从表1中各指标的权重来看,对贵州省水安全影响较大的指标主要有废水排放强度、城市污水处理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GDP、水利投资指数、森林覆盖率、工农业产值密度等;同时可由表1得出,贵州省水安全系统压力、状态、响应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405 4、 0.163 1、 0.431 5,其中系统响应指标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对贵州省水安全而言,控制人口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配置污水处理设施,加大水利、环保投入,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和水安全意识教育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3 结语
喀斯特区水安全涉及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为全面评价其水安全程度,诊断水安全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建立水安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本文基于PSR概念模型建立的喀斯特区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清晰的因果关系,便于发现问题,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可依此实现喀斯特区水安全的定量评价。
利用本文建立的喀斯特区水安全综合评价模型,以典型喀斯特区贵州省为例,从时间尺度上对其水安全进行了动态的定量评价,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评价结论可为贵州省水资源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经研究,1996～2010年,贵州省水安全状况在波动中趋向改善,但总体不容乐观,其水安全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今后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持续减小人类活动的消极影响,并持续增加其响应措施,增强响应的主动性,着重控制人口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水利建设,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加强节约用水,增强水安全意识教育等。
标准化方法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综合指数法的核心。极差法标准化的缺陷在于有时很难判断某指标的属性(效益型或成本型),因为有些指标属性会随取值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人均GDP;由AHP和熵值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单一赋权法所造成的片面性,但本文θ值的确定较简化。因此,标准化方法及文中θ值的确定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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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安全评价 篇2
区域生态安全定量评价与阈值确定的方法探讨
生态安全评价是当前生态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问题.从目前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来看,在评价对象与内容上存在差异,定量评估方法与准则的确定仍处于探索阶段,现阶段尚未形成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较少.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尺度、时空动态评价、评价的基本参照系、尺度转换、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恢复的`关系等问题,并提出基于景观生态安全评价和尺度转换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与方法,以及确定区域生态安全阈值的基本思路.
作 者：张艳芳 任志远 ZHANG Yan-fang REN Zhi-yuan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刊 名：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年，卷(期)：200620(2)分类号：X171.1关键词：生态安全 定量评价 阈值 生态恢复
定量安全评价 篇3
1云模型的基本理论
云模型是李德毅院士提出的1种定性概念与其定量表示之间的不确定性转换模型。设U是1个用精确数值表示的定量论域,C是U上的定性概念,若定量值x∈U,且x是定性概念C的一次随机实现,x对C的确定度μ( x) ∈[0,1]是有稳定倾向的随机数,如有映射:
则x在论域U上的分布称为云,每1个x称为1个云滴。云的数字特征用期望Ex、熵En和超熵He 3个数值表示。其中,期望Ex为定性概念量化的最典型样本,是概念论域的中心。熵En为定性概念不确定度的度量,反映了论域空间中可被概念接受的云滴的取值范围,超熵He是熵的不确定度量,反映了云滴的离散度,超熵越大,云分布越分散[4]。
1. 1单条件单规则发生器
该规则可形式化表示为:
If A then B
其中,A、B分别对应于论域U1、U2上的定性概念C1、C2,A为规则前件,B为规则后件。通过前件云发生器和后件云发生器以条件规则组合而成的规则发生器确保了推理过程中不确定性传递。在对油气长输管道进行安全评价时,对导致管道失效影响因素进行打分的过程,是一个综合了油气管道运行现状和安全专家经验的过程。管道运行现状的不确定性和专家知识经验的模糊性和随机性的特征,可以用云规则很好地描述这一过程,即在一个新的确定输入条件下,就可以激活相应的规则,通过推理机制,产生不确定性输出。记概念A、B的正态云分别为CA( ExA,EnAHeA) ,CB( ExB,EnB,HeB) ,则单条件单规则发生器的算法如下:
1. 2逆向云发生器
逆向云发生器是实现从定量值到定性概念的转换模型[5]。逆向云发生器的算法是基于统计原理,它可以将一定数量的精确数据转换为以数字特征表示的定性概念,利用确定度信息逆向云发生器的算法如下:
1. 3浮动云
设在论域中有N朵基云C1( Ex1,En1,He1) ,C2( Ex2,En2,He2) ,…,Cn( Exn,Enn,Hen) 可生成浮动云[6],它表示2朵基云表达的定性概念中间的空白语言值。当浮动云从第1朵云向第2朵云移动时,受第1朵云的影响逐渐减少,受第2朵云的影响逐渐增大。针对油气长输管道安全评价结果受到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采用浮动云算法能够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管道运行的实际情况。生成浮动云C( Ex,En,He) 的算法为:
其中,ω1,ω2,…,ωn为指标权重值。
2基于云模型的油气长输管道安全评价
长输管道一般埋设于地下,穿越地区广,地区复杂,服役条件恶劣,且输送介质大多具有易燃、易爆和有毒的特性,输送介质工作压力高,潜在危险很大。日常检测比较困难。为了实现对管道进行有效科学的管理,针对管道安全评价过程中危险因素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专家评分的主观性,采用云模型对评价过程中各项因素定性定量的不确定性转换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出管道运行的安全情况。
2. 1评价单元划分
在开始进行安全评价前,需要对管道进行分段,1个管段为1个安全评价单元,根据各管段的评价结果进行排序,最后确定需要重点维护的管段。管道分段采用动态分段方式,根据管道几个重要属性的变化,将管道分为多个管段。由于管道所有属性值都可能随着管道的里程而变化,所以按照有1个属性变化,即划分为1个新管段的原则,可以将管道划分为多个管段,从而保证相邻管段的属性值不同,方便计算风险值。分段的原理示意如图1所示。
2. 2评价集合
基于云模型的油气长输管道安全评价主要有4个集合: 危险因素集U = { U1,U2,…,Un} ,安全贡献得分集V1= { A1,A2,…,An} ,安全等级集V2= { B1,B2,…,Bn} ,属性权重集W = { W1,W2,…,Wn} 。
根据文献 [7] 的相关分析,选取U = { U1,U2,U3} 作为安全评价的一级指标,其中第三方破坏指标U1= { u11,u12,u13} ,u11表示最小埋深,u12表示周边环境,u13表示巡线频率; 腐蚀指标U2= { u21,u22} ,u21表示内腐蚀,u22表示外腐蚀;缺陷指标U3= { u31,u32,u33,u34} ,u31表示设计,u32表示施工,u33表示操作,u34表示维护。安全贡献得分集V1= { A1,A2,A3,A4,A5} ,表示各级评价指标对管道运行安全性能贡献度量化值的等级,对应高、较高、一般、低、很低5个等级,则对应的安全等级集V2= { B1,B2,B3,B4,B5} ,分别代表安全、较安全、一般、危险、较危险5个等级。本文根据专家相关经验采用云理论中的黄金分割法[3],得到安全贡献得分集和安全等级集所对应的云模型参数,如表1所示。则其评价标准云,如图2所示。
2. 3云模型综合评价
采用不确定性控制的方法,建立危险因素指标量化值与安全等级得分的规则发生器。输入管道某评价单元风险因素二级指标的数值,反复利用云模型的规则发生器生成该因素的安全等级得分云滴,将这些云滴样本代入逆向云发生器得到其对应安全等级得分的虚拟云。
根据得到的二级指标虚拟云,采用浮动云算法综合运算得到一级指标得分云,继续一级指标的综合运算得到各评价单元的综合得分云。根据各评价单元的综合得分云,了解管道各评价单元的安全状况,以此指导管道的维护工作,降低管道事故的危险性。
3实例应用
3. 1选取安全评价对象
对某在役长输管道进行安全评价,根据评价单元划分原则,管道共分6个单元。这些评价单元的风险因素指标: 第三方破坏指标、腐蚀指标、缺陷指标是属于趋上优指标,该类指标越大越好。根据有关管道设计标准及专家行业经验对该管道运行现状危险因素指标打分,其结果如表2所示。
3. 2危险因素二级指标评价
利用云定性控制方法解决管道安全评价过程中不确定性问题。危险因素二级指标得分越高,则对管道安全性的贡献越大。以最小埋深u11为例,通过如下云控制规则发生器进行推理过程的不确定性传递。
If最小埋深得分高,then安全等级为安全;if最小埋深得分较高,then安全等级为较安全; if最小埋深得分一般,then安全等级为一般; if最小埋深得分较低,then安全等级为较危险; if最小埋深得分低,then安全等级为危险。
在1号评价单元中,最小埋深的指标数据xij= 6( xij表示i号评价单元j指标的数值) ,分别计算它对规则前件5个定性概念的确定度ukij( 表示xij属于第k条规则前件的确定度) ,取得最大确定度输入umij到对应k = 2的规则后件发生器中,得到其安全等级得分yij= 6. 20 ,即得到xij的安全等级得分云滴( yij,umij) 。重复以上过程生成多个云滴,本文所取云滴数目为1 000,将得到的云滴样本利用逆向云发生器即可求得该指标的安全等级得分虚拟云。
采用上述方法,输入管道各评价单元的基础数据,即可得到5个评价单元全部危险因素二级指标的安全等级得分云,如表3所示。
3. 3油气长输管道安全评价结果
通过上述危险因素评价二级指标安全等级得分云,采用浮动云合成算法得到一级指标安全等级得分云,继续对一级指标进行合成运算。本文指标权重值用文献 [7] 的关联度分析方法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最终得到某管道评价单元的综合安全等级得分云,如表5所示。则其对应的云滴分布,如图3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从图3中可以看出评价单元2的综合安全得分云处于较危险和一般之间,是属于运行比较危险的管段,应该对该管段评分较低部分进行重点检测,并将该管段作为主要维护对象,提高管道运行的安全性。评价单元6综合安全得分云主要处于较安全区,运行现状还是比较安全的,但对该评价管道的薄弱部分,即其周边环境进行改善,加强对附近居民的教育,提高其安全意识,并且做好该地区地质灾害的防护工作,从多方面提高管道的安全性。从评价单元的综合得分云可以看出该管线运行的安全性,评价单元6 > 评价单元3 > 评价单元4 > 评价单元1> 评价单元5 > 评价单元2,评价单元1、3、4、5都处于一般和较安全之间,而评价单元5更偏向于一般,评价单元3偏向于较安全。
4结论
教师定量绩效考核评价方案 篇4
一、指导思想
对教师进行定量绩效考核评价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定量绩效评价引导广大教师明确并履行岗位职责，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以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考核评价对象导
考核评价对象是本职、在岗受聘的该校教师。
三、考核评价内容
教师定量绩效考核评价有两方面内容：
1、小学教师工作量定量标准。
2、小学教师定量绩效考核评价要点和标准。
小学教师工作量定量标准是在国家规定的标准的班额的情况下确定，根据本校实际定量如下；
班额标准20——30人之间（以农村乡镇而言）
定量安全评价 篇5
露天矿边坡安全是一项综合性工作, 包括确定合理的边坡参数, 选择适当的开采技术和制定严格的边坡安全管理制度, 其中, 合理的台阶高度、宽度、工作台阶坡面角对露天开采的技术经济指标和作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将针对影响露天矿安全性的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两大重要因素, 根据《金属非金属矿矿山安全规程》 (GB16423-2006) 中规定的台阶高度、宽度、坡面角和开采方式, 采用图表的方式研究如何选择矿山设计、开采中经济性与安全性最佳的方案。
1 露天矿的结构及功能
1.1 主要结构及现象
(1) 露天矿边坡系指露天矿场四周由台阶、平台和运输道等构成的倾向采场的岩体, 常称为露天矿边帮。露天矿边帮可分为两大类, 即非工作边帮 (永久边帮、最终边帮) 和工作边帮。本文提出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是在《金属非金属矿矿山安全规程》 (GB16423-2006) 中有明确界定的主要结构。
(2)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单个台阶的边坡角称为台阶坡角, 由于露天矿的边坡可作为铺设运输线路, 使各开采平台与地面相通或用来保证深度开采工程的安全生产。
(3) 露天矿边坡一般较高, 常达几十米, 甚至几百米, 其走向常达几百米乃至数公里。因而边坡揭露的地层多, 边坡各部分地质条件差异大, 变化复杂。
(4) 露天矿有些边坡岩石主要是火成岩、变质岩, 岩石坚而强度高, 但岩体的断层, 节理较发育。有些边坡岩石主要为沉积岩, 层理明显, 软弱夹层较多, 岩石的强度较低。
1.2 主要功能及作用
(1) 露天矿边坡一般都作为一种构筑物, 为许多工业部门所共用, 例如, 公路、铁路的边坡, 水库的岸坡, 水坝的内外边坡, 尾矿坝的边坡, 山区开挖工程中的边坡等。
(2) 露天矿边坡主要是滑动变形, 即滑坡。岩体强度高的坡常沿断层、节理, 有时也沿流层面发生, 通常滑运面不甚明显。
(3) 露天矿边坡对岩体强度低的滑坡、沿层面、断岩层, 通过层、软弱夹层、断层软弱夹层和沿断层、节理发育不良等地质现象起到支护作用。
(4) 露天矿的建设中主要由工作坡面、平台、最终边坡角组成。在矿山设计和建设施工以及安全管理中抓住了露天矿的主要部分, 将有利于矿山的安全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
2 开采面和边坡角的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一般情况下, 提高边坡稳定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减缓露天边坡角。但是, 减缓边坡角必然影响露天开采的经济效果, 将大大增加剥离费用。矿山建设在设计时对开采面的坡面角和最终边坡角的设计, 只单纯地考虑边坡的稳定性, 忽略经济效益, 把边坡角设计过缓, 这将会增大开采时的运输成本, 增加无效投入。坡面角延缓过度会导致矿产资源的浪费和矿场布局不合理, 安全性与经济性未能达到最优方案, 显然不科学合理。
只追求眼前的产量和经济利益, 将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设计过大, 边坡角过陡时, 稳定性差, 易滑坡, 很可能还会带来人身和设备的不安全, 导致停产。经济上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加上不按合理顺序采矿或边剥离边掏底, 势必造成边坡整体滑动, 导致矿灾。
针对众多的岩层, 我们选用了松软、坚硬、沙状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岩层进行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2.1 松软岩体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对松软矿体的开采, 开采面的高度不应大于3m, 开采斜面不应大于50°, 其经济性安全性最优, 见图1。
2.2 坚硬岩体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对坚硬矿体的开采, 开采面的高度不应大于6m, 开采斜面不大于80°, 其经济性安全性最优, 见图2。
2.3 沙状岩体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对沙状矿体的开采, 开采面的高度不应大于1.8m, 自然安息角不应大于30°, 其经济性安全性最优, 见图3。
2.4 三种不同岩层工作坡面角的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优化设定
针对不同的岩层矿种, 考虑到安全与经济性的优化组合, 一般按照上述角度进行开采作业, 可有效降低开采成本和保障安全生产, 见表1。
2.5 开采台阶高度的合理确定 (见表2)
2.6 最终边坡角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
最终边坡角的确定应考虑该矿山的岩石性质、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开采高度、边坡存在期限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十分复杂, 因此通常参照类似矿山的实际数据来选择矿山最终边坡角。
合理的最终边坡角还应考虑矿山开拓剥离、运输方式、边坡的综合利用和设备选型及安全管理水平等相关因素而确定。
目前边坡设计多采用类比法和经验数据。
按照《金属非金属矿矿山安全规程》 (GB16423-2006) 的规定, 根据不同的开采方式、不同岩层、矿种, 确定不同的开采面, 开采高度, 平台和最终边坡角, 可有效地降低开采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在安全评价工作中将安全性与经济性的有机结合, 使矿山开采过程在保障安全作业的前提下, 尽量达到投资收益最大化。
3 开采面和边坡角的安全性影响因素分析
安全性与经济性的有机结合, 应根据不同的开采方式和矿山的客观实际情况, 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案进行设计施工和生产, 在确定开采方式前应对如下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3.1 自然因素的影响分析
(1) 边坡岩石力学性质, 地质构造的复杂程度, 节理变化、滑面及断层交错, 地下水位的移动和地面降雨情况, 残余构造应力的存在对最终边坡角的影响。 (2) 雨季、地下水位的升降、干燥度和解冻期等自然因素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3) 风蚀、软化、热膨胀、冷收缩等自然因素方面对最终边坡角的影响。
3.2 采场内在的影响分析
(1) 采场内采用的爆破方式、爆破震动波对边坡的影响分析。 (2) 采场面的拓进方式和几何形状变化及应力影响分析。 (3) 机械凿岩、爆破、装运和地质测量等作业的影响分析。 (4) 回采的推进、移动。台阶变化的影响分析。 (5) 开采台阶和边坡承负的运输压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分析。
3.3 边坡外作用的影响
(1) 大多数边坡都担负着公用功能, 比如水库、大坝、铁道、护坡、沟渠、防排水均依托边坡的作用。而这些功能都对边坡产生作用与影响。 (2) 植被、生物对边坡的影响。
4 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的安全性与经济性选择
4.1 确定合理的台阶高度和平台宽度
合理的台阶高度对露天开采的技术经济指标和作业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确定台阶高度要考虑矿岩的埋藏条件和力学性质、穿爆作业的要求、采掘工作的要求, 一般不超过15m。
平台宽度不但影响边坡角的大小, 也影响边坡的稳定。工作平台宽度取决于所彩的采掘运输设备的要求和爆堆的宽度。
4.2 正确选择台阶坡面角和最终边坡角
台阶坡面角的大小与矿岩性质、穿爆方式、推进方向、矿岩层理方向和节理发育情况等因素有关。工作台阶坡面角的大小在种类矿山安全规程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 其大小取决于矿岩的性质:松软矿岩, 工作台阶坡不大于所开采矿岩的自然安息角;较稳定的矿岩, 工作台阶坡面角不大于50°;坚硬稳固的矿岩, 工作台阶坡面角不大于80°。
最终边坡角与岩石的性质、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开采深度、边坡存在期限等因素有关。由于这些因素十分复杂, 因此通常参照类似矿山的实际数据来选择矿山最终边坡角。
4.3 选用合理的开采顺序和推进方向
在生产过程中要坚持从上到下的开采顺序, 坚持打下向孔或倾斜炮孔, 杜绝在作业台阶底部进行掏底开采, 避免边坡形成伞檐状和空洞。一般情况下应选用从上盘向下盘的采剥推进方向, 做到有计划、有条件的开采。
在垂直露天矿边坡走向断面上, 自最上一个台阶的坡顶至最下一个台阶的坡底的边线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称为边坡角。当露天矿延伸到达最终境界位置的边坡, 称为露天矿最终边坡, 其相应的边坡角为露天矿最终边坡或称露天矿废止角。
在众多的安全评价方法中, 往往仅针对矿山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而忽略了经济性。本文对金属非金属矿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的经济性与安全性评价, 重点采用了《金属非金属矿矿山安全规程》 (GB16423-2006) 中规定的台阶高度、宽度、坡面角和开采方式用图表的方式, 直观地告诉建设单位, 如何选择矿山设计、开采中经济性与安全性最佳的方案, 确定科学合理的开采面和最终边坡角, 所以在安全生产、安全评价和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 都应该将安全性与经济性有机结合, 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把矿山开采的安全性与经济性有效结合起来, 采用最优化的可比方案, 进行矿山开采设计、施工建设。
在金属非金属矿安全评价中, 采用经济性与安全性的分析评价法, 有利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采用最佳方案, 使矿山建设工程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收益最大化, 有利于提高安全评价的质量和矿山开采企业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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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研究综述 篇6
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企业频频爆出的公司丑闻使得公司治理问题持续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研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不再仅局限于财务报表的分析, 公司治理水平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的重点考察因素之一。麦肯锡公司针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一系列调查表明, 大部分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良好的公司支付更高的溢价 (Newell&Wilson, 2002) 。Craig Doidge、G.Andrew Karolyi&RenéM.Stulz (2004) 在研究中发现, 公司治理水平与投资机会的增长、所有权集中、外部融资需要以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密切相关。但国内外现有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指标体系评价内容不一, 部分指标不能有效反映公司治理的真实情况, 关键指标有所遗漏, 导致应用偏差。基于此, 笔者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出发, 总结现有研究进展, 指出现有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二、公司治理的不同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问题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界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是从Berle&Means (1932) 的研究开始,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 公司治理作为概念提出后, 才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至今, 学术界对于公司治理内涵的理解尚存分歧和争论。
(一) 以股东为核心的公司治理观
这一观点主要以Berle&Means (1932) 、Jensen&Meckling (1976) 、Shleifer&Vishny (1997) 、Tirole (2001) 等为代表。该观点认为, 企业的所有者 (通常为股东) 投入实物资本从而形成企业的财产。他们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 因此,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保障股东的利益, 公司治理应当遵循股东权益至上原则。该观点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保障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而这样的单边治理模式也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但股东仅仅是最初投入资本方,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增值还依赖于员工、经营者等多方的共同参与, 他们同样承担了相关风险。一味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会导致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的承担, 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 对于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忽视导致这一观点广受争议。
(二) 利益相关者治理观
这种观点以Freeman (1984) 、Cochran&Wartick (1988) 、Blair (1995) 、杨瑞龙 (1998) 、李心合 (2001) 等为代表。该观点认为, 公司治理中, 应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 其核心是多方共同参与治理。公司运营所需的资本和人力是以全社会作为获取的空间, 其产品和劳务又是为全社会所需的, 基于这一性质, 决定了公司从发起到营运的各个环节都应以维护全体出资人、员工及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为立足点和行为准则。这一观点的优势在于兼顾了除所有者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 还考虑到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是多方共同承担的, 并且公司治理也是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 这有利于企业长远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一观点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因此, 如果能较好地划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这一观点是相对较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
可以看出, 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更符合社会发展和稳定, 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因此, 可以认为, 公司治理是一个由多方共同参与的过程, 通过一系列内外结合的制度安排、合理的治理结构设置, 实现各主要利益相关方权、责、利的均衡, 从而提高公司的决策能力和效率, 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维护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共同利益, 最终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相应地, 公司治理评价的内涵是以公司治理内涵为核心, 以公司治理的原则为评价指引,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公司运营的合规性、各层级利益相关者责任的履行情况、主要利益相关方利益的保障、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完整性以及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研究进展
(一) 国外研究
国外较早关于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的规范研究是1952年由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所设计出的第一套正式评价董事会的程序。早期推出的公司治理定量评价大多是针对单边治理或单一方面进行的评价, 未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国外最早推出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是美国标准普尔 (S&P) 的公司治理服务系统 (1998) , 后经修改, 推出了面向全球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 (评分) 体系 (2004) , 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后, 欧洲戴米诺公司 (Deminor) (1999) 开展了欧洲公司治理评级服务, 这一评级服务的推出在公司治理领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提供了一个基准。同时, 该评级机构还代表公司客户, 使用评分卡相关方法编制详细的“公司治理概要文件”, 并作为公开的“公司治理评价与投资者报告”。里昂证券亚洲公司 (2000) 也推出了面向全球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此外, 还有日本公司治理研究所推出的针对公司层面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JCGIndex) 等。这些是国际上典型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主要指标构成见表1。
除了以上公司或机构推出的典型评价系统外, 国外个体学者代表性研究有:Howard Sherman (2004) 认为, 专注于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企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创造更高的回报、经济性能, 并且降低资本成本。Howard Sherman (2004) 和他的团队基于超过4100家公司的相关数据组成的数据库中, 对董事会问责制、财务信息披露、股东权利、薪酬政策、市场控制、股东基础、企业声誉以及劳资关系、监管措施、环境行为等方面进行评价,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等发布的全球公司治理规范为评级标准, 确定了20家在公司治理上得分最高的公司, 从而提出了国际治理标准公司 (Governance Metrics International, GMI) 。
尽管治理标准和其他新的评价措施的推出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 但公司治理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在董事会内部以及公司本身。Dallas和Patel (2004) 认为, 即使信息的复杂性使得很难产生对公司层面治理的定量评价, 但公司治理评级仍然是评价公司治理质量的有效指标。Leora F.Klapper和Inessa Love (2004) 利用14个新兴市场企业层面的公司治理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是相关的。Christian Strenger (2004) 系统地阐述了德国的公司治理评分卡 (The German Scorecard) , 该评分卡有标准化的格式, 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公司自我评价以及行业间的比较等。该评分卡主要评价标准为公司治理的承诺、股东与股东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合作、管理委员会、监事会、透明度、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和审计等七个方面。该评分卡的优点在于能够应用于改善公司治理的实践中, 并且被分析师和投资者在实际中广为运用。其不足之处在于在评价标准设置方面遗漏了一些关键性指标, 使得评价层面不够全面。Daryl Koehn&Joe Ueng (2005) 比较了当时典型的两种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公司治理国际标准公司 (GMI) 和美国机构投资者服务组织 (ISS) , 两者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数据来源不同, 以及GMI的评级体系具体包括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 而ISS的评级体系并未包含这一点。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者不应过分依赖于机构股东服务公司 (ISS) 所给出的公司治理评分标准, 并且没有结果表明高的公司治理得分和公司治理高质量盈利有正相关关系。Chhaochharia等人 (2008) 研究结果表明, 在欧洲, 虽然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 但公司治理的评级似乎随时间而增加, 从而促使公司治理水平更接近外部投资者的需求。这也引发了相关的讨论:公司治理是否应该由法律加以规范, 或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这些发现对研究遵守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的有效性提供了帮助。Annelies等人 (2010) 认为, 与信用评级不同, 公司治理评级是主动提供的, 由于公司治理评级机构和企业之间不涉及任何合约关系, 因此, 公司治理评级可以被视为公司治理质量评价的可靠信号。Themistokles Lazarides和Evaggelos Drimpetas (2011) 通过分析发现, 公司治理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规模、领导或权利的集中和董事会特征等方面。基于此, 他们使用二进制变量来构建公司治理质量评价指数。同时, 通过年报数据来识别公司治理的机制和实践, 通过有序probit模型来识别公司治理的驱动程序。这一指数的优点在于, 通过识别对公司治理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 从而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价, 因此, 决策者可以通过关注这一指数, 创建一个可以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法律监管框架。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数据的获取是从年度财务报告中获得的, 若会计信息失真, 将会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 因此信息的可靠性有待提高。Ying Zheng和Harry Zhou (2012) 以帮助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为目的, 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所发布的公司治理相关文件中的关键因素, 包括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董事会信息、高管薪酬制度、内幕交易信息等作为公司治理评价的出发点, 建立了公司治理智能分析和评价系统 (intellig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ating system, ICGA) 。该系统可以为政府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会计师、金融机构等提供独立的、值得信赖的关于评估公司治理的相关资料。
国外对于公司治理定量评价及相关研究范围比较广泛, 并且很多公司治理研究中都运用到了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的数据, 因此, 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研究不仅对于公司治理水平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也对公司治理的相关领域研究有所贡献。
(二)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要晚于国外。裴武威 (2001) 从公司治理评价的理论基础出发, 分析了国外主要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公司治理的特点, 在对戴米诺、标准普尔等较为成熟的国外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进行修改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框架。海通证券研究所上市公司治理评价项目组 (2002) 也推出了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并进行了实际应用。该评价体系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而建立。该评价体系推出的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CGI) 主要用于一个公司遵循公司治理规范的情况, 服务于企业的各方相关利益主体。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也推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系统 (2003) , 并连续多年推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CCGINK) , 受到普遍认可及应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部一直致力于公司治理领域研究, 于2000年颁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 而后, 胡汝银、司徒大年 (2002) 又进一步推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以上文献中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都考虑了我国公司治理的特点以及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公司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 符合我国现实情况。但在评价内容的设置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各评价系统评价的目的、针对的信息使用者以及出发点和评价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导致的。
随着我国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研究的兴起, 对于推出的各主要评价体系的评价研究也在进行。牛建波、李胜楠 (2004) 将国内外主要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后, 对公司治理准则适用性、评价标准、评价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认为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中应当包含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周繁 (2004) 对公司治理的原则、目标以及现有公司治理评价模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后,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可以从公司外部治理评价、公司内部治理评价和治理与管理的匹配性三个层面来构建。张大力 (2008) 对国内外主要的公司治理评价实践进行回顾后, 对国内外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进行了再评价, 认为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内容、赋值方式、权重分配和计算原理不尽相同, 适用范围各有侧重;与国外相比, 国内的评级重形式而轻实质, 并指出公司治理评价应该是“公司治理绩效评价”, 评价体系的设置应当明确评价了什么, 由谁来评价, 在今后可以鼓励多种商业性机构作为评价主体。蒙立元、张颖 (2009) 对国内外典型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应当在针对内部治理的评价中注重对股东行为、独立董事、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的评价, 同时还应当注重对外部治理的评价。李维安、徐业坤、宋文洋 (2011) 系统梳理了近几年来国外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及基于公司治理评价指数的相关实证研究, 提出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设计应该融入对公司治理环境的评价, 评价的对象以及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要构建适合我国转型背景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同时还指出, 在利用公司治理指数进行实证研究时, 要考虑到公司治理指数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内生性问题。吴晓路、陈海燕 (2012) 在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背景及其内涵的基础上, 对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认为我国公司治理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 评价的主体不明确, 评价的信息质量、股权结构应当受到重视。国内外一些代表性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如表1所示。
四、公司治理定量评价现状
目前, 鲜见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定量评价中存在问题的文献, 少数的相关文献指出其问题主要包括评价标准不统一, 缺乏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 公司治理准则以及评价标准的适用性欠佳, 评价的信息可靠性低等。然而, 这些论述不够全面和深入, 忽略了一些关键的重大问题, 如, 现有评价体系中缺乏治理效果的评价, 未能将公司治理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结合起来等。
(一) 评价主体模糊, 导致应用偏差
相关文献表明, 最初的公司治理评价是一个单方面的评价, 通常仅针对公司董事会的运作、结构与履责情况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通常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董事会治理, 公司治理质量很大程度上与董事会的组成及作为有关, 因此选用董事会这一层面作为评价主体。但现代公司治理通常是一个由多方共同治理的格局, 因此, 这种评价主体的选择会直接导致评价内容设置的单一性与片面性, 使评价结果有失偏颇。当前, 现有的主流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 评价主体多数由公司内部多方组成, 如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等。这种评价主体的选择虽然考虑了公司治理是一个多方共同治理的过程, 但其评价主体的选择几乎都是从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股东) 出发, 而较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其他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因此, 当前关于评价主体的选择依然从公司内部视角出发, 不够全面。一般认为, 不同评价主体有不同的立场、评价需求和内容, 但现有公司治理定量评价几乎都未明确说明评价主体, 因此, 评价结论可能导致其他主体错误决策。
(二) 遗漏部分关键性指标, 特别是忽视相关利益者的指标
从表1中可以看到, 大多数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 一级指标都没有设置相关利益者方面的评价指标。国外主流评价体系中, 标准普尔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虽有涉及, 但也仅关注了金融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国内主流评价体系中, 仅南开大学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推出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了相关利益者评价的一级指标, 但具体指标并未涉及诸如员工利益保障等方面的评价。究其本质原因在于学术界对于公司治理的内涵尚存分歧, 导致对于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否应当给予关注和保障的问题至今没有一致论调。《OECD公司治理原则》 (1999) 中提出的公司治理五大原则中指出了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并提倡应当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美国圆桌商业会议公司治理声明》 (1997) 中也将利益相关者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指出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以及公司的正常运营, 管理层和董事会必须考虑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并提出公司有责任公平地对待雇员。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02) 专门针对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并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界定为以债权人、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为主。此外, 出资人 (主要是股东和债权人) 虽然对于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和经营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 但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生存发展还要依靠经营者、职工、客户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忽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企业必定走不长远。因此, 现有指标体系中, 诸如相关利益者这样的关键评价指标的缺失会导致评价的片面以及评价结果失真。所以, 在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设置专门针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价的多级指标是十分必要的, 并且这一指标应当是一个关键性的评价指标之一。
(三) 缺乏对各指标的客观重要性测度, 导致指标权重不科学
在实际中, 运用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通常用公司治理指数表示。不同指标在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 因此, 大多采用权重系数衡量其重要性大小。但大多数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 没有对主要的相关因素所赋予的权重的由来加以说明, 没有对相关因素作用关系及大小进行分析和阐释。显然, 现有评价文献几乎都是采取了主观赋值或评分模式, 这样的方式虽然具有操作方便的优点, 但存在重要缺陷, 尚未发现对各指标客观重要性测度的相关文献。只有明确了各相关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 采用客观赋权方法, 才能够准确的对各级指标赋予权重, 进行评分。因此, 现有指标体系结果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四) 缺乏治理效果的评价, 未能将公司治理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结合起来
公司治理定量评价可以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实质两个方面来反映, 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董事会结构等属于外在形式, 大多数文献侧重于外在形式评价。治理效果是真实治理水平, 属于内在实质, 但现有文献普遍忽视了这一根本性内容。公司治理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实质可能统一, 也可能相背离。公司治理外在形式好的企业, 公司治理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因为, 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 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会有不同的治理效果, 而只要治理结果是让人满意的, 即使某些非关键面并未完全遵守公司治理评价的外在标准, 也可以认为其公司治理水平满足相关利益者的需要。因此, 现有文献仅仅从外在形式或治理结构来评价公司治理, 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较差。
五、结论
(一) 明确公司治理评价的主体
对公司治理的评价应当站在多方相关利益者的立场上进行评价。公司治理评价的结果不应仅应用于公司的实际治理中, 更重要的是让各相关利益方明确自己的利益及保障情况, 尤其是能够为外部投资者据此做出投资决策提供切实的帮助。只有将多方相关利益者作为一个整体, 从他们的角度进行考量、评价, 才能够使评价结果被更多人所接受, 只有站在一个能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立场上, 才能够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公正。因此, 公司治理评价的主体是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共同体, 以此为出发点建立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对上市公司进行定量评价的结果, 不仅运用于企业内部, 还应当为外部投资者甚至政府部门等相关机构所运用。此外, 若仅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公司治理评价, 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相同, 因此不应对外部治理环境, 诸如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健全、政府监管是否到位等方面进行评价, 仅着重评价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治理效果即可。需要说明是, 大量的研究表明, 当一个国家有强大的股东保护的法规、较强的法律环境时, 该国的企业通常都会有更高的公司治理评分。因此, 外部法律法规健全和严格实施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二) 考察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全面性, 同时关注关键性指标
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应当设置针对相关利益者的评价指标, 具体应考虑到以下两方面:一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通常为法人治理结构, 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 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 因此应针对这几方面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治理成效进行单独评价。二是合理界定利益相关者。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无限延伸, 但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作为公司治理主体, 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因此, 建议在公司治理评价中, 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可以界定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非社会利益相关者, 即:股东、经营者、债权人、员工以及社区 (包括自然环境) 等。综合上述分析, 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 利益相关者具体指标应当重点评价的对象是员工以及社区 (主要是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责任履行方面) 。在具体指标设置方面, 可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员工参与程度及利益保障情况, 环境保护行为以及企业其他社会责任 (如产品质量、是否存在价格垄断等方面) 履行情况。最主要的是对利益相关者各方的责任履行情况及其各自应得利益保障情况进行评价。尤其应当关注股东所得利益的同时是否侵占了其他企业相关者的利益, 如员工、债权人等方面。
(三) 对相关因素间的作用及大小进行实证分析或测度, 科学确定各指标权重
考虑到公司治理评价的重要性, 应由财政部组织相关专家或机构对公司治理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实质性测度, 为多数企业确定公司治理指标权重提供参考标准。数据丰富的企业, 也可采用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研究能力强的企业, 也可采用系统仿真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动态模拟公司治理系统, 以测度具体相关因素作用大小。
(四) 指标的设置遵循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 更加注重公司治理评价的实质
高中研究性教学定量评价探析 篇7
一、研究性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性教学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策略或学生的学习方式, 更是一个包含教学、学习、理念的综合体[2]。研究性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是一种包容“开放性”的教学, 也是一种师生合作性的教学[3]。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我国教育改革过程中, 研究性教学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中学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也积极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 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于研究性教学具有探究性、实践性、开放性、自主性等特点, 本文在设计研究性教学评价体系过程中, 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研究的一般角度出发总体设计4个一级指标, 即:问题提出环节、问题分析环节、问题解决环节、学生学业考核环节。当然,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这三个环节的界限有时不一定非常分明, 而是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此基础上, 形成11个二级指标, 分别为:问题提出的内容与形式、课后研究性问题提出探究、问题分析的形式、问题分析的方法、问题分析的效果、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效果、学业评价形式、学业成绩评定、教学过程的反思总结、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究。进一步在二级指标基础上将三级指标划分为15项指标, 并按照好、中、差三个等级进行分解, 形成45项具体评价指标 (表1) 。
二、研究性教学评价指标的赋分
评价指标的赋分是进行研究性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文参考佘远富、王庆仁[4]的研究, 采用特尔斐打分法对一级指标进行赋分, 4个一级指标, 赋分共100分:问题提出环节 (20分) 、问题分析环节 (30分) 、问题解决环节 (20分) 、学生学业考核环节 (30分) 。
而对于二级指标的赋分, 是在一级指标赋分基础上, 同样采用特尔斐打分法进行赋分。具体来看:问题提出的内容与形式 (10分) 、课后研究性问题提出探究 (10分) 、问题分析的形式 (10分) 、问题分析的方法 (10分) 、问题分析的效果 (10分) 、解决问题的方式 (10分) 、解决问题的效果 (10分) 、学业评价形式 (10分) 、学业成绩评定 (5分) 、教学过程的反思总结 (10分) 、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5分) 。
对于三级指标赋分, 首先确定评价等级为“好”级中各指标分值, 依据特尔斐打分法及AHP层次分析法确定的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来分解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值, 并结合专家意见形成三级指标最终分值。在确定“好”级各指标分值后, 进一步按照有关专家建议确定“中”级的各指标分值, 最后确定“差”级的各指标分值。
三、评价等级的划分
在构建评价体系及确定相关指标赋分标准后, 即可依据教师在教学中是否实施研究性教学以及实施该研究性教学的效果状况进行评价。具体可以通过教师在研究性教学的具体表现, 参考评价指标表 (表1) 的评价标准进行逐项对比, 然后将对比分数进行累加, 即可以得到该教师研究性教学评价总分值。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公式中, F为某位教师研究性教学评价总分值, F好i、F中j、F差k分别为其具体在“好、中、差”等级中所对应的某项所得分数。
对于评价等级的划分, 主要参考评价总分值所处的区间, 本文参考佘远富、王庆仁[4]有关研究, 结合我国高中研究性教学改革现状, 将研究性教学评价等级分为“好、中、差”三级, 其分别对应的评价总分值区间为 (80, 100]、 (40, 80]、 (0, 40]。
如对某位高中教师进行研究性教学评价, 若其在“问题提出环节”, 能够在内容上紧扣当前热点与值得探究性的问题, 并适当延伸教材, 依据表1, 可以赋分为“好”级的5分;但若其在问题提出的形式上“提出问题形式单一, 无法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依据表1, 只能赋分“差”级的0.5分;进一步若该教师“课后研究性问题提出探究”中, “布置一定数量的阅读文献, 指导学生检索文献, 但没有指导学生阅读文献”, 依据表1, 可以赋分“中”级5分。据此, 该教师在“问题提出环节”得分总值为10.5分 (5+0.5+5) 。同理可以推算该教师在“问题分析环节”、“问题的解决环节”、“学生学业考核环节”剩余的3个环节的分值, 最终以上四个方面的分值求和就可以得到最终评价总分值F, 然后依据总分值所在区间可以得到该教师研究性教学的评价等级 (好、中、差) 。
高中研究性教学评价是一项探索性工作, 对于此项工作的评价当然不止一种方法, 如还可以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确定各项指标权值→指标标准化处理→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进行相关评价。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是通过逐项对照评价指标评分表进行的分值求和评价, 这种方法相比加权求和方法优点在于, 所搭建的指标体系更为全面, 同时无须进行权值及标准化值的确定, 因而更为节省工作量, 同时还能够减少必要的评价误差。当然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一些具体操作方面还有待于细化, 在具体指标设置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高中研究性教学评价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在推进该项工作进程中亟需以下保障措施为支撑:一是创建研究性教学的氛围与环境, 也就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弱化师生关系, 强化围绕某一共同目标, 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有关途径;二是加强教师研究性教学人才队伍建设, 也就是要求教师不仅要改进教学方法, 更要提高其科研能力;三是完善研究性教学的激励机制, 也就是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提高师生参与研究性教学的积极性;四是完善研究性教学的硬件设施, 也就是完善专业研究性学习的硬件设施, 不仅包括实验室, 还应包括很多专业技术软件、场所、图书室及网络等;五是强化研究性教学组织管理制度建设, 也就是要求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均要建立完善的研究性教学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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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帅帅.高中思想政治课研究性教学探索[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能效逻辑和数据中心定量评价指标 篇8
该报告的主要包括了解现状、展望趋势、评估能耗、寻找机会、优选手段等内容。该报告已经深远的影响了全球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产业,且将在以后的几年内对整个产业继续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该EPA报告罗列了由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提供的10个最佳的节能措施。
◆Lighting Controls照明控制;
◆Use Premium Efficiency Motors使用高效率马达;
◆Install Variable Speed Everything安装变速设备;
◆Utilize More Efficient Chilled Water Plants使用高效率水冷系统;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提高能量转换效率;
◆Virtualization减少未使用的服务器数量;
◆Air-Side Efficiency提高空气流动通道效率;
◆Free Cooling自然冷却;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适宜的环境条件;
◆Liquid Cooling液体冷却。
但Emerson认为单单是罗列节能措施远远不够,目前业界缺乏一种对数据中心节能方案的中立客观的评估。因此,这使得数据中心管理者无法确定这些节能方法的优先排序,并且无法针对其数据中心的设备情况和运营状况定制出最好的节能策略,于是就有了能效逻辑(Energy Logic)。
1能效逻辑
能效逻辑由艾默生网络能源提出,可成为降低能耗的路标。对于数据中心和IT部门的管理者来说,能效逻辑描述的是从终端主设备到基础设施的级联节能效应。能效逻辑对过程中的每一步骤的节能进行量化以及评估投资的回报时间。基于研究和建模,能效逻辑在保证可用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使能耗最小化,系统容量最大化。
能效逻辑级联节能的瀑布模型如图1。
(1)能效逻辑理解数据中心节能降耗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级联效应的模型化,可视化——关于数据中心节能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业界的叙述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当能效逻辑的提出者站在数据中心整个系统的高度研究之后提出了节能链条的观点:“终端主设备节省的每一瓦电能都会向上游支撑设备产生级联效应”并用良好的可视化的模型表现出来。这是从概念的角度来看待能效逻辑。
◆数据模型——能效逻辑的提出者做出了大量细致而又艰苦的建模的工作,建立一个十分漂亮的5000平方英尺数据中心模型。除了美国与中国因为供电制式的差异之外,其模型大部分可以为现实所参考。这是从手段的角度来看待能效逻辑。
◆基于能耗量能的角度对节能措施优先级排序——这是能效逻辑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而事实上只要一看图1的瀑布模型,这个目的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各子系统的能耗比例是如此的一目了然,数据中心管理者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当然很容易就做出判断。这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待能效逻辑。
能效逻辑对业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可视化的揭示了数据中心各子系统在节能降耗方面的逻辑相关性,更为业界的同行提供了分析数据中心的一种思路和方法。
但是能效逻辑是对节能措施进行优先级排序的定性方法,而不是定量的标准。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呢?这个标准必须是能够定量的显示数据中心的能效,且在采取节能措施后能从数字上看到这种改进的效果。而且这个标准必须由中立组织制定,且广泛为业界认可。因此数据中心能效定量评价指标应运而生。
2数据中心能效定量评价指标:PUE&DCi E
(1)定义: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能量使用效率)
DCi E: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Efficiency(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
PUE和DCi E二者成倒数关系,在文章《The Green Grid Data Center Power Efficiency Metrics:PUE and DCi E》中有更为详细的界定。
(2)历史沿革
这两个概念都是由Green Grid(绿色网格)制定,Green Grid(绿色网格)是一个非盈利的第三方机构,由业界专家构成,该机构主要负责研制修订数据中心能效定量评价指标,和EPA、ECMA等机构关系密切。
这两个概念非常新,2007年2月才有Green Grid(绿色网格)在文章《Green Grid Metrics:Describing Data Center Power Efficiency》定义出来,刚出来时,两个概念分别叫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和DCE(Data Center Effectiveness),PUE被广泛应用,但由于DCE语义不明,几个月后Green Grid在文章《The Green Grid Data Center Power Efficiency Metrics:PUE and DCi E》将DCE改成DCi E。
(3)指标制定思路
EPA将数据中心分成IT和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两个部分,两个部分能效的乘积才是整个数据中心的能效,详见图2。但是IT部分的能效评价指标还在定义之中,还没出来,现在还只有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部分的能效定义,即PUE and DCi E。PUE已经在业界有广泛应用,而DCi E(见图3)在2007年8月EPA那份有名的报告中被专门提及,身价立即倍增,这两个指标作为定义数据中心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层)能效评价指标已经无法动摇。
(4)指标的局限
数据中心典型的PUE和DCi E曲线如图4、图5所示。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PUE和DCi E的指标到时是否有个阈值,低于这个特定的DCi E阈值数据中心就可被认为是耗能的,高于这个特定的DCi E阈值数据中心就可被认为是节能的?很遗憾,目前这个阈值点的具体数值目前大家仍在讨论,但这个阈值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5)指标的发展
第一,关于如何定义数据中心总能效也就是数据中心生产率(包括IT层和Infrastructure层),主要在讨论如何定义何为“有效的计算Useful Computing或Usefu work”。但数据中心能效也就是数据中心生产率的初步定义已经出来(见图6)。
第二,PUE的定义也在深化,主要是因为如果对系统分解,就可以得到如下定义。
因为:Total Facility Power=Cooling Load+Power Equipment Loss+IT Equipment Load
即:数据中心总能耗=制冷用电负荷+供配电能耗+IT设备能耗
以后,CLF就代表在IT/W负载上消耗的制冷用电量,而PLF就代表在IT/W负载上供电系统的损耗,1.0则永远不会变,因为这是IT负载和自己的比率。这样,就可通过一些子指标来定量表征各子系统和IT负荷的能效关联度。
摘要：Energy Logic(能效逻辑)通过其精巧的数据模型不仅可以展示各子系统的级联节能效应,也可展示其基于量能的对节能措施的优先排序。PUE和DCiE可以实现对数据中心能效的定量管理。
关键词：Energy Logic(能效逻辑),数据中心定量评价指标(PUE,DCiE)
参考文献
[1]Green Grid《The Green Grid Data Center Power Efficiency Metrics:PUE and DCiE》
定量安全评价 篇9
创业教育可以说是当今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新领域。从国内创业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成果来看, 这些年, 倡导类、呼吁类的论文占了很大一部分, 论文开篇不乏会提到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面向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展望与世界行动宣言》中首次明确了创业教育理念;或者就是1998年清华大学引入美国MIT创业竞赛模式, 举办的首届“挑战杯”创业大赛;或者就是2002年教育部确定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九所高校作为开展创业教育的试点高校;或者就是2005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国际劳工组织, 在中国大学生中设立的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等等, 研究内容从总体上看, 很多论文缺乏新意。当然自2006年以后, 创业教育类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成倍增长, 说明国内创业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可喜的局面, 目前,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些研究中和实践中, 出现了很多颇具特色的高校创业教育模式, 并且个别创业教育模式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创业教育的针对性不强、本土化不足, 以及教学效果不佳、创业实践成功率不高等问题[1]。
但是, 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国内各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时间、重视的程度等不同, 造成各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在总体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 这对于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也是不符合创业教育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方面可以系统、全面、客观地综合评价我国创业教育发展水平, 掌握当前我国创业教育的具体状况;另一方面, 针对当前创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深入研究, 得出相应对策, 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宏观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二、高校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的《商业周刊》《创业者》《成功》等杂志就先后开始对大学生创业教育项目进行一年一度的评估。为了更好地评估大学的创业教育项目, 威斯帕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评价的七个因素:提供的课程、教员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对社会的影响力、毕业校友的成就、创业教育项目自身的创新、毕业校友创建新企业情况、外部学术联系 (包括举办创业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和出版学术期刊) [2]。在国内, 对于高校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大多从创业教育的必要性、设计原则、实现路径、实践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例如刘帆认为创业教育体系由创业教育组织支持、学科课程、课程教学、质量控制及延展活动五个维度构成。黄志纯认为应从组织领导、师资队伍、学生素质、环境建设、社会声誉等五个方面来构建创业教育评价体系。具体到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量研究的, 应该是李国平在2004年提出的一系列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模糊评价方法、相关指标体系以及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控制系统[3], 但李国平对具体的体系构建以及各项指标的权重并没有过多的研究。陈浩凯则从影响创业教育的课程、师资、环境、学生个人特质等因素选取相应指标, 详细列出了40项三级指标, 并且也考虑到了高校实施创业教育计划一致性较小的情况小, 创业教育评估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和选择评价方法时, 必须与各高校创业教育的级别、目标、内容、结构及教学方法相结合等[4]。但没有对各个指标体系进行具体的矩阵运算, 涉及到的相关指标的最大特征值没有进行科学深入地推算和研究。
陶丹则提出了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AHP分析的详尽步骤, 并聘请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对矩阵的特征向量、特征值进行了评估和计算, 同时也应用到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某高校创业教育质量进行了模糊综合评价[5]。纵观陶丹的研究, 可以说是对李国平提出的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深入研究, 甚至借鉴了教育部对高校教学评估工作中的系列方法, 但是在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划分和定位上, 把“课程体系环节”“课程教学环节”“非课程教育环节”定位为三个一级指标, 笔者对此并不苟同。笔者认为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 作为目标层的“高校创业教育质量”是最理想的唯一一级指标, 这样的话, 对三级指标的的权重划分更会清晰化、科学化。
万建香则以学生、教师、学校环境、创业平台、学校名气、社会服务为二级指标, 并在准则层建立了相应的30个子指标, 通过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计算以后, 组织大学教授、大学生、行政人员、用人单位、家长等不同群体对论文研究中的七所高校进行了评估, 并为地区创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6]。
吕贵兴在研究中提出以学生、创业与教学、课程、学校声誉、学校创业环境等五个方面为二级指标, 并对27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涉及到社会影响力和支持力度方面的评价时参考了核心品质的评价方法, 并对目标层、准则层建立了相应的矩阵, 但是文中也提出其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在学校内部用于纵向比较, 因此在三级指标的定位和划分上可能需要一些完善[7]。
三、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和研究方法
(一) 构建原则
1. 普遍性原则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的时间、力度不同, 所以在构建通用评价体系时, 应该遵循差异最小化原则, 这样更有利于创业教育评价体系适用于更多不同层次的高校。
2. 主体性原则
高校创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 因此, 在构建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时, 必须要把学生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去研究。
3. 科学性原则
一方面, 创业教育的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定要符合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规律, 按客观规律办事;另一方面, 要保证评价体系递阶层次结构的合理性, 所以在分解简化问题时, 把握主要因素, 同时要注意同级比较指标之间的强度关系, 同一层次指标的强度不要相差太悬殊。
4. 跨学科研究原则
构建一套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既要应用到教育学、创业学等学科的一些知识和研究方法, 又应用了社会学领域广泛采用的层次分析法 (AHP) , 在对各个指标权重研究中又应用到了Matlab、Maple等统计学常用软件。
(二)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C.Saaty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多方案或多目标的决策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它合理地将定性与定量的决策结合起来, 按照思维、心理的规律把决策过程层次化、数量化。它改变了以往最优化技术只能处理定量分析问题的传统观念, 而率先进入长期留在定性分析水平上的许多科学研究领地, 提供了对非定量事件作定量分析的简便方法, 并以其系统灵活的优点, 迅速地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内,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8]
在文章中, 笔者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判断矩阵, 求得各个指标权重, 步骤如下:
①建立体系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②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正互反矩阵) ;
③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
④对各个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⑤确定出各个指标综合评价权重。
四、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的定量研究内容
(一) 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的创业教育指标的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在体系中, 着重对三级指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指标含义解释, 各项三级指标的最后评分为其多项指标含义的平局分, 这样, 对三级指标的评分更加客观、全面。在具体参数一览, 评分是由多名专家评判, 再取多名专家打分的平均值的方式得到指标含义和三级指标的分值。专家评判分为5个等级: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分别对应的得分为95、85、75、65、50或更低。具体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注:符号△代表必须有相关单位的应用证明
(二) 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和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各个指标的彼此重要程度,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构建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分别对应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 利用Matlab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并求得各项指标的权重。
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通过软件求得:G:λmax=5.1941 CI=0.0485 CR=0.0433 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权重为:WG=[0.2635, 0.0337, 0.0684, 0.1184, 0.5161]T。
三级指标对相应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Cstudents:λmax=4.1707 CI=0.0569 CR=0.0633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三级指标对其二级指标的权重为:WCstudents=[0.2674, 0.1267, 0.5660, 0.0399]T。
Cteachers:λmax=3.0291 CI=0.0146 CR=0.0251 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三级指标对其二级指标的权重为:WCteachers=[0.2654, 0.0629, 0.6716]T。
Ccourses:λmax=3.0803 CI=0.0402 CR=0.0692 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三级指标对其二级指标的权重为:WCcourses=[0.6554, 0.2897, 0.0549]T。
Cenvironments:λmax=5.2375 CI=0.0594 CR=0.0530 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三级指标对其二级指标的权重为:WCenvironments=[0.0634, 0.1290, 0.2615, 0.5128, 0.0333]T。
Cbenefits:λmax=4.0763 CI=0.0254 CR=0.0283 CR<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项三级指标对其二级指标的权重为:WCbenefits=[0.1141, 0.2554, 0.58060, 0499]T。
五、结语
本研究是在坚持普遍性、主体性、科学性、跨学科研究等原则和遵循创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将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定性指标定量化, 构建的一套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由于国内高校创业教育总体状况的复杂性, 这套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在有些方面可能达不到通用评估的目的, 但笔者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吸引同领域的学者对通用评价体系的构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早日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高校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 促进创业教育科学快速健康发展, 使得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
摘要：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已经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由于地区差异和国内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时间、力度不同, 国内高校创业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这不利于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长远发展。在遵循创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包含5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的创业教育指标的创业教育质量通用评价体系。并对其三个级别的指标进行定量研究, 从而全面、客观地综合评价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水平, 掌握当前创业教育的具体状况, 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以促进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创业教育质量评价,定量研究,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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