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

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精选5篇）

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 篇1

一、路径依赖理论阐述

路径依赖理论是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 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通俗的说法,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就是符合路径依赖原理的。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

诺思认为,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 一旦进入某一路径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最早是用来解释技术演变过程的, 但在文化传承上也有这种趋势。文化一旦步入一种强势路径, 后面的一切都将依赖这条路径走下去, 难以改变。我们的英语教学就在英美文化的强大路径下走到今天。

二、英语教学的国际背景及英语帝国主义

“语言帝国主义”一词, 是丹麦学者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英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如此地步, 原因在于英语国家的“外援”, 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语教学。他认为这是个大阴谋, 因为越“支援”越“依赖”, 英语霸权结构化。语言帝国主义的背后是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根据Burchfield, 语言剥夺是一个不易觉察的情形, 但无论如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语言帝国主义把一种语言文化置于核心地位, 诱使外围语言文化向核心语言文化的标准看齐。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语言的弱势将导致民族的弱势。随着英语及其标准的输出, 英语国家成功实现了文化扩张, 其宗教、习俗、文学、艺术、体育, 特别是青年文化, 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英语国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取向。

三、我国英语教学现状

目前状态下, 我国的英语学习急剧升温, 已成为世界上英语消费的第一大国。这主要是人们对“英语帝国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 对路径过于依赖, 英语地位被非理性抬高。例如,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教师和技术人员晋升职称、干部和公务员录用或提职, 不管其工作是否需要, 都必须通过相应的英语考试。正是这种导向, 使英语在我国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在其他非英语国家中是很少见的。

理论上讲,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 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方向配合, 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 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 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 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社会就会陷入无效制度, 进入“锁定”状态, 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简单说这两种情况就是自我强化和自我锁定。我国的英语教学存在着很强的路径依赖。英美国家经济的强大导致文化的入侵, 我们在学习目的语文化的一切。而现在国家对英语的重视度及各种英语考试, 都在强化着英语学习的这条路径。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知道他们的见面问候语、了解他们谈话中的禁忌、也清楚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甚至不出国门可以用英语畅谈西方人早餐吃的食物, 而面对我们自己天天早餐吃的馒头稀饭却哑口无言。所以我们现在的英语教学存在着博弈现象:一些人懂英语却不懂中国文化, 一些人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却英语不过关。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学习英语多年的人无法向西方人介绍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我们用英语跟西方人交流的都是他们的文化, 而他们却不能从我们的交流中了解到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孔孟之道等文化。中西文化不能很好地交流沟通, 跨文化交际也是单方面的。

这说明中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最大缺陷, 就是本土文化的缺失。交际交流应该是双方的, 双方都能从交谈中获得各自所需要的信息, 而不是单方面的我说你听。西方人更感兴趣更想了解的是中国文化, 而并不期待着我们用英语跟他们侃侃而谈莎士比亚和圣经。外语教学是为民族与民族间的双向交流服务的, 绝不是摈弃一种文化而吸收另一种文化, 更不应该排斥本族文化而去接受另一种文化。我们目前的英语教学偏离了方向, 有点厚此薄彼, 太过强调学习目的语而忽视了本族语。简而言之, 我们现在的英语教学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以目的语为主导的英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起促进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现实。从长远来看, 这种英语教学是会阻碍文化交流的, 也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 是会妨碍我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发展的。

四、中国文化传承

1. 传承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路径依赖过程是“刻点均衡”, 制度创新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 变化只有在“临界点”上才能发生。改变现行英语教学的路径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临界点, 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世界在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今世界一些问题也很有帮助。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睿智地发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 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全世界吸纳, 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当全世界转向中国文化来寻求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我们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理由忽视自己的文化呢?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国家将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这是一种转变, 是我们快被漫天铺地的洋节日淹没时所听到的中国文化的声音。

2. 通过英语教学传承中国文化

要传承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我们必须打破现行英语教学的模式。要改变英语教学模式、传承中国文化, 首先要从大纲和教材进行改革。要在大纲和教材中增加母语文化的内容。教学大纲和教材是英语教学的指挥棒。只有在大纲和教材中体现母语文化, 广大的英语教师们才能在教学实践中传承中国文化;其次, 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确定母语文化的主体性。教师必须让学生意识到, 英语学得再好, 其主体身份都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立足之本。用福柯的话讲, 话语从来都不是中性的, 话语是权利的象征。由于话语由语言所承载, 在文化的发展、阐释和交流过程中, 语言的重要性及其权力是不可忽略的。当我们与某种语言接触时, 我们必定是在接触某种文化;再次, 采取措施转变即得利益。英语教学以目的语为主导, 教学的检验标准—————各类英语考试—————相应地也只考核目的语文化。以中国本土的英语考试为例, 我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和硕士博士英语入学考试都没有考核中国文化。学生以目前的方式学习英语, 四六级获得高分, 容易找到好工作。硕士博士入学通过, 人生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这些都是英语学习者的即得利益。在中国, 考试是教学的风向标, 可以指引教学方向、强化教学效果。如果我们不改变教学的检验标准, 传承中国文化就没有实质性的体现。所以, 在四六级和硕士博士英语考试中增加母语文化考核也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

更何况中国人用英语对外交流是国际性的, 而不仅仅面向英国和美国, 因此中国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背景也应该体现多样性, 目前来讲既然包含一定的英美历史文化知识外, 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也应该有所涉及。

当然, 以上这些在英语教学中传承中国文化的方法还存在一些的问题。比如, 这对英语教师的要求就更高。英语教师一方面要有很强的母语文化主体性意识, 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而且这也给教师的英语教学和学生的英语学习提出更大的挑战。但是, 教无定法、学无定法。教师和学生是有无限创造力的。也有很多论文专门介绍和探讨课堂教学中传承中国文化的具体办法, 例如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有关中国文化的专题讨论,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穿插介绍中国文化, 在讲授西方节日的同时比较中国传统节日等。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雷义桂.外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兼容并蓄.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3) .

[3]王宗炎.语言学和语言的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4]李基安.警惕“英语帝国主义”侵蚀中华文化.上海宣传通讯, 2005 (23) .

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 篇2

遗憾的是，在过去50年里，紊乱——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冲击”（Shock）——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个例。在各种冲击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能源生产冲击，它们既影响了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能源和材料）的相对价格，也影响了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对各项要素投入的相对数量。由于更换资本需要投资，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而储蓄规模比起资本存量来说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所以，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可能需要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为此，各国政府试图找到能够加快这个调整过程的政策。美国目前就采取了一项这样的政策，也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Easing）。

全球化及资本流动带来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是过去20年里影响全球经济的首要活动。全球化促成了通讯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得容易并且成本下降），从而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加。上述变化包括互联网以及通过互联网远程登录支付系统，以及国内居民更容易投资外国资产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包括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允许国内居民投资由外国资产构成的共同基金和含有外国资产成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伴随资本流动增加的制度变革，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地区——中国、印度、前苏联地区和南非等，也就是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融入全球经济、实行快速发展政策。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Freeman）曾经指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决定，导致全球可投入使用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近一倍。

实行快速发展政策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政策通过促进生产力增长来达到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标。企业通过两条途径推动生产力增长：一是购置机器（资本）使工人能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二是改进应用于机器的技术以及生产流程（即企业综合利用机器、能源、材料和工人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

全球化对要素价格的净效应是深刻的。全球劳动力总量翻番，使全球劳动力供应相对于预期需求出现增加，从而对工资水平形成抑制作用。由于资本流动增加，企业可以选择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或者本国。因此，由于金砖国家的工人可以代替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全球化具有抑制全球工资水平的作用。由于采取旨在提高人均收入（因此也将提高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政策，金砖国家的企业有意愿为自己的工人配备新型且技术更先进的机器，此举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由于资本商品是可交易资产，资本需求的大规模增加推高了全球资本价格。资本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基础资产的价值，因此推高了股票价格。因为长期利率与资本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总体上是逆向而行的，全球化有助于解释过去10年间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所承受的下行压力——这就是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所說的“谜”，具体来说是指美联储从2004年开始上调短期利率，但长期利率却几乎毫无变动的现象。一旦金砖国家投入资本改进生产流程，对材料（用于在机器上加工）和能源（为机器提供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由于这两种需求的增加快于供给的缓慢增加，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就会上涨。

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全球化过程中的动态演变影响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的经济表现。全球化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提高了全球资本、能源和材料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让企业有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结果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相对于全球化尚未开始前的水平也出现下降。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也让企业有动力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而不是发达经济体，以利用金砖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在“后全球化”时代，由于金砖国家经济体的加入，收入和产出水平将高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然而，在“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将会减缓，反映出资本价格相对来说高于劳动力价格，企业有意愿在具有边际收益的范围内以劳动力代替资本，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

全球范围内资本、材料和能源相对于工资的高价，使发达经济体的一些生产活动变得毫无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会倾向于提早撤掉发达经济体中的资本存量，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较高的资本收益会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使这些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加快——经济增长也因此加快。在发达经济体中提早撤掉资本存量的行为，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的意愿，将导致生产力增长放缓。因此，发达经济体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下税收收入就会出现下降。过去10年中正是这种情形。如本文中所界定的全球化为经济领域提供了种种刺激因子，促成了埃尔一埃里安（El-Erian）称之为“新常态”的经济环境。

中国的汇率管理政策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只能同时具备以下三种特征中的两种：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该原则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提出的。在固定汇率机制下，一国央行随时准备以自己设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外汇。为此，央行将失去对自己外汇储备总量及变化速度的控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一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基础货币中的一部分。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央行可以设定外汇储备目标，由货币市场决定外汇价格，从而保持自身在决定基础货币总量及构成上的独立性。央行选择固定汇率或管理外汇价格，就肯定会失去这种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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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了一种对汇率（人民币兑美元）进行管理的政策。在这项政策作用下，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经济领域奉行的快速发展政策，大概是所有金砖国家经济体中最为激进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急剧增长，导致生产力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显著提速。中国生产力增长快于发达经济体，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升值，并为资本流入中国提供了动力，中国为此积累了巨额的国际外汇储备。中国实际汇率升值会以如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体现出来：本国名义货币升值（按照中国实行的汇率机制，也可以说是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通胀）或者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下跌（通缩）。鉴于中国把汇率控制在相对狭小的区间内，中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中国通胀率相对于贸易伙伴国通胀率的变动来实现。如果中国把汇率维持在狭小区间内，同时国内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实际汇率的调整将通过贸易伙伴国的通缩来实现。这个过程恰如近期欧元区国家相对于德国的调整，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金本位下各国所经历的调整。

美中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

中国在对汇率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为获得名义汇率（对美元）的稳定性，对自身货币政策行动的效果失去了控制权。在现行汇率机制下，中国利率调整的效果有赖于美联储对其政策利率所作的决策。对2008年两国政策导致在宏观经济领域引起的變化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相互依赖所造成的结果。

2007年美国楼市需求显著萎缩，是美国经济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陷入衰退的直接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建筑活动却极其火热。在2008年，两国都依据封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教的政策处方，采取措施应对各自所面对的形势。

美国通过实施当局以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力图提振国内经济活动，并防止物价通缩。具体做法是将政策利率下调至1％，同时向上年纳过税的居民邮寄500美元支票（这是典型的“直升机撒钱”方式）。这些政策行动一方面旨在通过推动美元贬值扩大出口，从而增加国内产出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推高股票及其他资产价格使居民财富增加，以及通过大幅下调政策利率降低贷款成本，从而扩大耐用消费品领域的支出。结果，刺激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基本上，消费者选择以一种资产（货币）交换另一种资产（买回自己的债务）。这些政策在消费和产出领域激起的微弱反应，看起来对居民收入水平仅产生了微乎其微的作用，美国国内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通缩压力。

中国则上调利率，并对本国货币进行缓慢升值，目的是减缓建筑活动开支飙升势头、缓和出口扩大趋势、抑制趋于上升的通胀率（尤其是食品和住宅环节）。在施行这些政策后，建筑活动却变得更为红火，无疑是受筹办奥运会以及地震后重建活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胀有所抬头。

在以资本流动为特征的开放经济框架下，美中两国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大异于封闭经济下的结果，何况其中一个国家（美国）是储备货币国家，有极大的能力增加国际储备总量，而另一个国家（中国）拥有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经济，资本收益率较高，并且实行有管理的汇率机制。由于中国名义利率经上调后远高于美国名义利率，并且中国还承诺不让本国货币贬值，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这将吸引大量资金流入中国，使建筑业如烈火烹油（2008年上半年的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随着美中经济朝着两国实际利率趋同的方向调整，中国通胀率会趋于上升，而美国通胀率会下降或者维持不变。当中国土地及房地产价格——就像食品及包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一样——大幅上涨时，似乎也发生了这样的相对通胀率调整（在开放经济框架下，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似乎与美中两国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正相反）。此外，由于中国生产力增长远快于美国，预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应该也会导致中国通胀提速，而美国通胀则保持不变。考虑到当时两国劳动力供应都有过剩现象，难怪在整个价格调整过程中，工资或服务价格都几乎没什么变动，通胀压力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以及以美元计值、在国际上交易的初级产品（因为通胀压力来自国际储备以美元计算的价值出现大幅上升）。

2008年下半年，两国经济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调整。随着奥运会开幕，中国为减少空气污染而叫停了大量生产活动。此外，中国还下调了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和工业生产减少，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应下降，导致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滑。随着中国产出水平大幅放缓，国际储备的扩大也明显放缓。因为初级产品生产国往往也会控制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导致全球国际储备按美元计算出现了贬值。全球美元基础货币的价值下降，极有可能导致货币供应出现萎缩，从而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量化宽松措施带来的新挑战

美联储于2012年9月13日宣布将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简称QE3）。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表示，将增加购买不动产担保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计划每月购买400亿美元。该委员会还将继续延长所持证券的平均到期期限，并把从持有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中收回的本金，重新投资于机构抵押贷款证券。这些措施预计将使美联储持有的长期证券每月增加850亿美元左右，可对长期利率构成下行压力。

QE3似乎已经成功地对长期利率施加了下行压力，尽管量化效果看起来相对较小。因此，至少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住宅抵押贷款的二次贷款，或许也会鼓励购房活动，包括新房和二手房。在一定限度内，融资成本降低应有助于在短期内提振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量。鉴于长期利率的预期下滑幅度相对较小，QE3的量化效果估计不会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QE3是一项具有较深层金融抑制作用的政策，这种作用体现在对资产收益率的抑制上，因此对投资收益有一定负面影响。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指出，企业似乎不愿允诺购置长期资产。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没有作出解释。然而，这种行为与如下预期是相符的：长期利率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处于低水平，当长期利率上升时，长期资产将会贬值。而就长期收益率仍然受到抑制这一点来说，冒着这种贬值风险置办长期资产大概也会被认为不划算。

至于QE3对中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政策。长期利率下行应会推高石油及其他初级产品等类资产的价格，这些是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所需投入的资源。如果中国延续抑制土地和住宅投资、减轻食品及服务领域通胀压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将继续给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带来通缩效应。如果中国减轻抑制建筑投资的力度，那么，只要中国继续对汇率进行管理，QE3应该会促使资本流入中国（在边际收益大于零的范围内）。考虑到长期利率下滑幅度较小，其作用应该不会很大。

要使中美两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行动中重新获得独立性，中国应就自身的外汇储备规模制定一个目标，并允许汇率浮动。如果中国不肯让汇率浮动，中美应致力于拉近双方政策利率的差距，以减少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试图执行独立政策行动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中国如果不朝着浮动汇率制迈进，就应该让“有管理的汇率”的通胀效应显现在国内经济中，以减少给发达经济体造成的通缩效应——目前中国就在向发达经济体输送通缩压力。

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 篇3

许多渠道学者开始关注关系行为这一构念，因为它对渠道成员之间合作、协调以及渠道绩效等有比较强的影响。以往文献在对关系行为的构成维度问题上仍存较大争议的同时，认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那些有助于提升价值的核心行为，比如依从。依从指一个渠道成员按照另一个成员要求行事的程度。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制造商绩效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销商的支持与配合。如果制造商的要求是合理的、重要的，此时经销商如果不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或者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那么就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整体绩效、每个渠道成员的绩效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渠道研究必须关注依从这一构念，探讨依从的前因及结果。

相互依赖是营销渠道研究的一个关键构念，而且它对理解渠道互动是重要的，也是分析渠道关系的出发点。它不断影响着关系行为并且和关系行为共同决定经销商的经营绩效，同时它还决定渠道关系的性质与特性，即渠道关系是坚实的还是脆弱的。因此，在可以预期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相互依赖可能会影响经销商依从。关于相互依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经销商依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未涉及。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关注相互依赖的两个维度———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对经销商依从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相互依赖

在营销渠道研究中，依赖指一个渠道成员A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产生的保持与另一个渠道成员B合作关系的需要。A对B依赖度的判断源自两个方面：一是A从与B工作关系中接受效用的多少，二是从B处接受效用的不可替代程度。如果A从B处得到的效用越多并且从B那里得到的这些效用的替代来源也越少，那么A依赖于B的程度可能越高。

依赖不是单方面的，渠道成员彼此相互依赖，它表示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行动或其他目标依赖于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行动和目标的发生或变化的程度。渠道成员变得相互依赖，是从事经济交换以取得超出其控制但对于其目标的实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的结果。相互依赖既有程度上的区别，也有结构上的差异。依赖程度标志着一个渠道成员对另一个成员依赖水平或互依水平的高低，而互依结构则表示互依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比如A对B的依赖水平可高于、等于或低于B对A的依赖水平。

Kumar等学者（1998）认为，渠道相互依赖结构必须包括总体相互依赖和相互依赖非对称两个维度[1]。总体相互依赖指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的总和，它代表关系的凝聚力。相互依赖非对称被定义为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之间的差额。Kumar(2005）指出这两个维度可以独立变化，即当关系双方间相互依赖非对称保持不变时，总体相互依赖可发生增加或减少变化，而在总体相互依赖保持不变时，相互依赖非对称亦可发生同样的变化[2]。

（二）依从

在社会心理学中，依从指行为个体对他人命令的服从，对他人建议的接受、对他人的建议和要求的合作。行为个体对他人命令、要求的依从反映了其调节自己的行为使之与他人期望和要求一致的能力和意愿。增加依从的营销努力也存在于许多产业中。在许多场合下，权力主体需要权力客体立即依从或者需要影响权力客体采取一些不利于它自身的行动。这些行为变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获得，比如请求、特殊人情、提供特殊激励、使用强制性权力等。如果经销商不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则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整体绩效以及每个渠道成员的绩效和双方之间的关系。

鉴于依从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将依从概念引入到营销渠道领域。Kumar等学者（1992）定义依从为经销商对制造商渠道政策与计划的接受[3]。在Joshi和Arnold(1998）看来，依从指的是尽管采购者顺从供应商要求产生一些潜在成本，但是采购者仍然积极接受供应商持续关系的请求[4]。Browman等（2004）认为依从是对另一个人或组织要求、规则的遵照或者适应[5]。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关注依从的态度性结果或依从意图，测量的是未来依从的可能性。Payan和McFarland(2005）则将依从定义为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测量过去一年中经销商按照制造商影响战略的要求行事的频率[6]。他们的依从量表反映的是实际的依从。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依从定义为经销商接受或适应制造商要求、渠道政策或营销计划等的程度。

三、研究假设

（一）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

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总体互相依赖的形成需要经历多个关系开发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双方持续增加用于发展和维系关系的专门资产，以向对方发出和表明自己真心维系与发展关系的信号。伴随总体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关系各方在持续成功关系结果上的投入也随之增加。

高的退出壁垒和利益一致性将会使经销商感知制造商所提出的要求是公正的、合理的，因为他们相信制造商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如果经销商视制造商的要求为合理的，它可能感知有义务或责任依从制造商要求，因为这也能使自己获取利益。另一方面，经销商也感知双方之间的互相适应对各自目标或整体目标的实现是重要的。Payan和Nevin(2006）的研究证实，感知重要性越高，经销商就越有可能顺从制造商的请求，而其他替代回应（包括不依从）可能被经销商所抵制或者不予考虑[7]。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假设1：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总体相互依赖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倾向于按照制造商的要求行事。

（二）相互依赖非对称与经销商依从

当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非对称情况时，双方利益发生分歧。相互依赖非对称导致渠道成员之间利益不一致、低稳定性和低信任性[8]。经销商认为制造商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不可能考虑自己的利益需要，制造商的要求仅有利于其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适应行为也是单边的，经销商执行制造商的要求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或资源，经销商将感知依从制造商请求成本高昂。在相互依赖非对称下，当制造商要求经销商采取某一个行为或行动时，经销商就极有可能感知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和昂贵的，对自己目标实现是不利的，因此经销商就有可能抵制制造商要求。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得出以下命题：

假设2：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相互依赖非对称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倾向于不遵照制造商的要求行事。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1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原因：（1）调查单个渠道系统，也就是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2）该公司管理者对本文所研究问题有较大兴趣，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2. 变量测量。

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有文献中获取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二阶段，与制造商、经销商双方进行访谈，对上阶段确定的题项进行讨论分析；第三阶段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正。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7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数值从1到7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相互依赖的操作需要测量渠道成员依赖。一个渠道成员向另一个渠道成员所提供重要资源的替代来源越少，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越大。经销商依赖及其感知的制造商依赖各自使用3个项目加以测量，这些项目改编自Lusch和Brown(1996）[9]的量表。

依从测量的是经销商遵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程度。采用Payan与McFarland(2005）对依从的度量，评价一段时间内经销商实际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频率，反映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而不是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意愿。

（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描述各建构的具体指标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都明显高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0.50（其中最小值是0.77）并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指标能够非常好地描述其相关的变量，而且各建构的综合信度系数的最小值是0.862，符合统计检验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三）假设检验

通过观察散点图发现，要考察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应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自变量总体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非对称与因变量经销商依从的关系。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高值为1.629，远远小于10；而容许度（Tolerance）最低值为0.614，高于0.10的常规界限，这表明回归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2中的回归结果，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两个自变量都进入回归模型中，而且对经销商依从均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显著正相关（β=0.359,p<0.001），即制造商与经销商互依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可能按照制造商要求从事，假设1得到支持；相互依赖非对称与经销商依从显著负相关（β=-0.227,p<0.001），也就是说，制造商与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程度越高，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可能性越低，假设2得到验证。

五、讨论与管理启示

营销渠道自身特性决定了渠道成员依赖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彼此相互依赖。这种互依结构将对渠道关系行为产生影响。而经销商依从是一种重要的并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重要关系行为变量。本文以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为例，实证分析了制造商—经销商之间互依结构对经销商依从的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发现，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之间存在积极影响，这可能与经销商内化制造商的要求相关。在总体相互依赖下，双方的利益趋向一致并且互相信任对方，这些可能促进经销商对外在价值的“吸收”，即把制造商的要求、价值观等转化为自己认同的要求与价值观，并将它整合到自我之中。经销商在将外在价值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的同时，其态度也发生转变，经销商会把制造商的外部要求视为自身的内在需要，经销商将真心愿意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本研究结论还发现，相互依赖非对称对经销商依从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西方渠道学者倾向于将相互依赖非对称视为关系不稳定或短期特征的信号，认为相互依赖非对称对渠道关系有负面影响，不利于那些有助于建立、保持和维护长期合作关系的关系行为的产生。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营销渠道的现实，提出如下建议：制造商通过提升双方之间的互依程度来影响经销商的行为，而不是依靠自己拥有的强势地位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恶性行为与日益严重的渠道冲突，制造商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渠道力量，使自己具有一种潜在的影响经销商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应努力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帮助伙伴发展其自身的重要战略资源，提升自己对伙伴的依赖，平衡双方之间的依赖差距，至少要将相互依赖非对称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这就要求渠道成员转变“非赢即输”的传统思想，渠道成员要充分意识到厂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唇齿相依的整体，而不是被割裂的两个利益主体。对制造商来说，经销商是企业的发展战略伙伴，使对方和企业共同发展将会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制造商应该表现出合作的诚意，支持经销商与自己共同发展，在这个支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与经销商之间的“双边协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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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ide Jan B.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n Market-ing Channel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Jan-uary):71-85.

从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看欧债危机 篇4

从内涵上来看, “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通过彼此影响, 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状态。这一点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拿这次欧债危机来讲, 当希腊副总理接受记者采访, 被问到是否担心希腊孤立无援时说:“希腊问题并非孤立的问题, 我们需要审视欧元区体系。希腊确实存在经济问题, 但西班牙、葡萄牙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面对危机, 各国需要团结起来, 因为一旦危机蔓延,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第二是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是指除了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 它们之间通过相互影响形成依赖关系, 这次债务危机过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凸显了这种影响。

三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 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另外, 高盛与希腊危机的错综关系也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相互影响演绎到极致, 希腊为加入欧元区寻求高盛等投行帮助降低财政赤字, 随后, 希腊政府便与高盛签订一系列讲外债兑换为欧元的协议。这样一来, 希腊预算赤字降低获得加入欧元集团资格, 但由此也埋下了隐患, 2009年, 希腊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12月, 国际评级机构接连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 引爆希腊政府债务危机, 美联储开始调查高盛集团, 但有份分析指出, 高盛行为背后是欧美金融主导权之争, 但无论如何, 最后的债务担子稳稳地落在了希腊肩上。

基欧汉和约瑟夫认为, 自由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应处处显示自己的不同, 因此, 他们对照自己概括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假定,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而这三个所谓的“自由主义假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复合相互依赖”。

首先, 第一个假定:针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 他们指出很多国家存在着联系社会的许多渠道, 国家并不垄断这些交往, 所以, 国家并不是主要行为体, 当然, 近些年来, 在欧盟一体化不断深化基础上, 东盟、北美自贸区等国际组织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似乎给人一种假象, 即国家又被国际组织取代的趋势, 但笔者不赞同此观点, 只需要看一下债务危机爆发后各国的反应, 便可以很容易驳斥这一结论。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 欧洲内部团结就一直经受考验, 虽然各国领导人都将把团结挂在嘴边, 但面对日益严峻的危机, 欧盟各国仍难逃利己主义窠臼, 讲自身利益摆在首位, 这一点从西欧国家一开始应对金融危机时的乱想就可见一斑。西欧国家在应对危机中纷纷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法国总统萨科齐声称, 法国汽车厂商获取政府补贴以后不得再到他国增资设厂, 为帮助本国更好应付金融危机, 西欧国家试图将钱圈在国内, 要求本国金融机构先向本国放贷, 导致这些金融机构纷纷从海外市场撤资, 造成这些国家金融体系岌岌可危, 货币大幅贬值。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后, 各国首先选择的并非如何团结起来解决问题, 而是努力保护自身经济稳定, 传奇投资大师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清楚谁在裸泳。”对于每个国家来说, 在平衡发展时期, 国家这一概念确实有所淡化, 但一旦其中一国或外国经济出现问题, 主权国际和国家利益竟被重新放置在首要位置。

第二个假定是针对现实主义关于“军事安全是国家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提出的, 自由主义者为显示自己的不同, 将安全问题弱化, 他们指出问题没有等级之分, 军事安全并非国家首要问题, 笔者赞成这一假定, 无论从08年源自美国研制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是源自希腊波及全欧的债务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已成为各国主球的首要目标, 另外, 经济是保障一国军事安全强有力的后盾, 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我们拿什么去建立强大的国防, 那什么去建构所谓的军事安全体系?

第三个假设是针对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即军事力量是国家解决国际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这一观点提出的, 自由主义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即军事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 对欧盟来说, 军事力量确实对解决其内部纠纷毫无作用, 同时,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欧关系中得到论证, 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欧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大量廉价商的注入欧洲市场, 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同时, 冲击着欧洲本土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及本土创业压力下, 欧盟对中国开展反倾销调查, 对中国产品的设置配额, 严重影响二者关系。但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 欧洲国家对中国信贷、资本需求越来越高, 最终二者只能依赖彼此务实谈判, 达成协议。

可以看出, 在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依赖关系的日益复杂, 国家依然是实质上主要行为体的今天, 国家如何跨越追求自身利益, 转而谋求更高的欧盟利益甚至欧洲利益, 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参考文献

相互依赖的理论背景 篇5

1 中澳贸易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分析

虽然中澳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贸易合作的发展也充满了潜力, 但是两国的贸易也存在着不对称的依赖关系。

1.1 中澳贸易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性

近年来, 两国贸易依存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0.68%上升到2010年的1.50%, 上升了0.82个百分点;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2.43%上升到2010年的6.76%, 上升了4.33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分别超过了两国外贸的增长速度。可见, 中澳两国间贸易具有相互依赖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澳大利亚的支持, 而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推动。

中澳贸易显示出不对称依赖的现象。从总量上看, 两国间的贸易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比例明显高于其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通常占其出口总额的10%或更多, 2010年更是达到了28.77%, 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要小得多, 一般小于2%。同样, 2010年, 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13.5%, 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额仅为中国进口总额的约4.38%。同时, 中澳双方作为贸易伙伴, 相对于对方的重要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还仅仅是澳大利亚的五个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但到了2011年, 两国贸易总额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3.3%, 中国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相反, 澳大利亚只是中国的几个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之一。这些现状和趋势似乎都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赖程度。

由于双方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和需求的差异性, 导致了两国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多为铁矿石、羊毛等, 从产品的替代性来看, 很难找到替代市场。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这些生产资料的需求还会增加。而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为工业制成品, 容易找到替代市场,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想要通过政策和市场等方式来调整对中国的贸易依赖难度并不大。随着两国贸易额的迅猛增长,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加[1]。

1.2 中澳贸易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中澳两国贸易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会导致贸易谈判中主导权的不对称。贸易双方对对方的依赖程度可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两方面来分析。敏感性的分析主要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在贸易总量上可以用贸易依存度来衡量, 在贸易结构上可以采用战略性商品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脆弱性的分析, 则以一国对另一国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进口商品的替代程度越小, 则中断依赖关系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水平的损失越大, 同时国内经济的调节余地也越小, 这说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依赖越大。反之, 如果进口替代程度高的话, 无论进口规模的大小如何, 进口国都不会对出口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依赖[2]。

对比这两项指标, 可以发现国际贸易交往的规模并不完全决定中断依赖关系时的调整成本, 关键还是要看进口商品的替代性大小。所以在两国的贸易中, 从表面上看依赖性较强的一方并不一定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 只有从另一国进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较强, 即脆弱性依赖较小的一方在贸易谈判中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并在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主导权。

我们以贸易依存度为衡量中澳贸易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指标, 从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来看, 指标“两国贸易额/中国GDP”呈较快上升趋势, 从2001年的0.68%上升到了2010年的1.50%, 说明“中澳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但由于中国GDP基数大, 两国贸易额在中国GDP中只占的很小比例, 最高的2010年也才达到1.50%, 所占份额非常有限。从澳大利亚角度来看, “两国贸易/澳大利亚GDP”在2010年达到了6.76%。虽然对双方来说, 所占比例都比较小, 但是它仍然表明:从整体来看, 两国贸易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同时, 还可以看到指标“两国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也呈上升趋势, 从2001年的1.77%, 上升到了2010年2.97%, 虽然比例很小, 且上升速度较慢, 但仍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澳贸易”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力也在逐年增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这一指数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且一直在上升, 并在2010年达到了21.34%, 表明对澳大利亚来说, 中国的贸易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同时也体现了在总量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性明显小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

从贸易结构上看, 澳大利亚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如表1所示, 在2009年两国的贸易结构中, 机电产品、服装、玩具是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主要商品类别, 合计占对澳出口总额的34.8%。这些都不属于战略性商品。因此, 从战略性商品的角度分析, 澳大利亚在进口方面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的敏感性是非常低的。

数据来源: http://au.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011/20101107261285.html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金属矿石、天然气、石油、纺织纤维等战略性的资源型产品,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如表2所示, 200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和铁精矿为251亿澳元, 占进口额的54.0%, 煤炭位居第二, 比例为11.0%。铜矿砂和铜精矿与羊毛和其他动物皮毛分列第三、第四位。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 而澳大利亚又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由此可见中国在对澳贸易上的核心经济利益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所以, 中国在战略性资源型产品的进口上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性非常强, 即敏感性很高。

数据来源: http://au.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011/20101107261285.html

中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向澳大利亚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 这类产品在很多市场上能找到替代品, 澳方需要为此付出的成本也较为低廉。所以, 澳大利亚在对中国的进口市场上依赖的脆弱性很低。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市场的脆弱性依赖程度也比较低。澳大利亚是矿产品出口大国。矿产品既是其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同时也是其第二大出口商品。而矿产品中, 铁矿砂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澳大利亚有一半以上的铁矿砂出口到中国市场, 但这并不表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具有很强的脆弱性依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澳大利亚的铁矿需求也很大, 总量占澳大利亚的铁矿产品出口份额的30%以上, 加上中国周边各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发展时期, 对钢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也很大, 也是澳大利亚铁矿产品在未来的具有潜力的出口市场。由于铁矿石特殊的战略性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前景乐观, 不愁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买家。所以, 澳大利亚商品对中国出口市场也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依赖的脆弱性很低。

由于澳大利亚自身市场规模的限制, 中国对其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也很小, 中国基本不存在对澳大利亚出口贸易依赖的脆弱性。

由于铁矿石作为战略性资源, 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 澳大利亚又是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最大来源地。如中澳断绝贸易往来, 中国要寻找替代方案需要多支付很高的成本。这说明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依赖的脆弱性强。如果不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 在无法缩减国内对铁矿石需求量的情况下, 中国只能寻求从别的国家进口来替代从澳大利亚进口。除澳大利亚外, 中国的主要铁矿石来源地是巴西和印度。从铁矿石的供应量和质量而言, 能与澳大利亚相提并论的惟有巴西。但是, 巴西图巴朗港至中国大约10860海里, 而西澳大利亚黑德兰港至中国3240海里。而印度矿石的品位不如澳大利亚和巴西, 再加上印度本国也正加速发展钢铁业, 战略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其政府常以加征关税的方式限制对华铁矿石出口, 所以中国要从印度购买更多的铁矿石, 尤其是高品位的铁矿石, 是很困难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市场替代性较弱,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 不仅其敏感性很高, 脆弱性同样也很强。

2 中澳贸易互补性分析

2.1 由于要素禀赋优势不同中澳的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澳两国各自具有极强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互不重合, 大部分产业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综合贸易互补性近年来呈逐年增强之势。通过比较两国各行业近年来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见表3) , 可以得出结论, 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双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真实反映。

数据来源:曾倩, 邱晓丹《建立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与影响分析》:《中国商贸》2011年第24期, 根据UN COMTRADE DATABASE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品、能源产品、农产品可长期供应中国市场。所以,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为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及某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显示了其优势是资源和资本。在农产品方面, 羊毛、棉花、畜产品等资源型农产品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主要项目。由于澳大利亚在这些产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始终存在贸易赤字。

同时, 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市场, 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 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产品出口, 反映出其传统的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优势。因此, 两国经济取长补短、互利合作的潜力很大。中澳两国由于要素禀赋优势的不同, 各自具有极强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互不重合, 两国产业竞争性不强, 互补性很强。因此, 中澳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很大, 加强中澳贸易合作, 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前景广阔。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互补性, 是中澳两国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2.2 衡量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在对中澳两国贸易互补情况有一个总体认识的基础上, 这里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来对两国的双边贸易的互补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衡量两国之间贸易的互补程度, 首先需要比较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 (Balassa) 于1965年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指标, RCA表示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出口所占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可用于衡量比较优势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的前提是要素禀赋上的差异, 所以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两国出口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 研究中澳两国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所在, 考察两国的产业竞争力, 以分析中澳两国贸易的互补关系。

RCA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i代表国家, j代表产品 (或产业) , X代表出口, 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的出口总额, 所以, Xij为i国j类产品的出口额, Xi为i国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 Wj为j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RCA指数表明, 如果i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在本国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大于世界上该产品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 那么, i国在该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该指标介于0和+∞之间, 数值越大, 比较优势越明显。国际贸易中一般认为, RCA指数大于2.5表示该类产品具有极强出口比较优势;若RCA指数介于1.25和2.5之间, 则说明比较优势较强;RCA指数介于0.8和1.25之间表示该国出口产品具有中等出口比较优势;RCA指数小于0.8则表示比较优势较弱。RCA指数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 较好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某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 体现出该产品的竞争力。

如表4和表5所示, 2007至2010年期间, 中国在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以及服装上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 在办公和通讯设备以及钢铁的出口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化学品和纺织品的比较优势中等, 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弱;而澳大利亚矿产品的出口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 在农产品和食品等产业部门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在办公和通讯设备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的生产上比较优势较弱。总体来说, 中澳贸易产品显性比较优势相差较大, 在中国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电器机械、电气设备、办公设备及配件上, 澳大利亚比较优势较弱, 而澳大利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石、矿渣、砂浆和矿物燃料等能源和矿产品, 中国只有中等比较优势或者更弱。可见, 中国和澳大利亚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重合, 且具有较大差别, 所以两国贸易以互补性为主。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在农产品方面, 虽然澳大利亚总体农产品出口规模近年有所缩小, 显性比较优势也逐年降低, 但其总体在强势农产品如肉及食用杂碎、乳品、谷物、饮料、生皮及皮革、羊毛等动物毛织物与棉花等仍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农产品的RCA指数近较澳大利亚低很多。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及饮食消费习惯导致的, 英国或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在品质上比中国更有优势;另外, 近年来,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及食品采用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 限制了中国部分农产品的出口。

当然, 也应当注意到, 仅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评价一国某产业国际竞争力, 有时候不够准确。因为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如若同时存在比较大的进口依赖性, 即以进口衡量的比较劣势较大, 则该国的该产业也难以具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中国的纺织原料产业, 澳大利亚的加工农产品、皮革及其制品产业等, 这就需要以多种指标综合评价和衡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3 结论和应对措施

澳大利亚从表面上看, 似乎在对中国的贸易总量上具有非常强的敏感性, 但是, 经过更深入的探寻可以发现, 在两国双边贸易中, 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一方。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旺盛, 而国际战略性资源的分布现状又导致澳大利亚在其出口的垄断性资源型产品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 中澳双边贸易中具有的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性 (见表6) , 必须引起重视。

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战略性资源的依赖具有普遍性, 且这些产品的替代性都较差, 进口依存度很高。中澳双边贸易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铁矿石等战略性的资源上, 以铁矿石为例, 目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85%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三国, 其中从澳大利亚的进口占33%。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大矿业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优质矿山和全球铁矿石供应量的73%, 它们通常在铁矿石贸易谈判中联手定价[3], 所以该产业的垄断格局明显, 并且中国寻找替代方案的成本和困难都很高。

同样, 中国在石油、铜矿、铝矿、天然气等资源上都具有很高的进口依赖性, 这种情况除了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高额的成本之外, 还会导致对国外进口, 尤其是对其中一国的进口依赖性太高, 具有非常强的脆弱性。如果脆弱性的程度不断提升, 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会转变成一国对另一国的依附, 甚至受制于人, 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发展会面临威胁。

为避免他国利用“资源牌”威胁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 我们必须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以扬长避短, 在国际贸易谈判和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要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我国自身的发展现状结合分析, 努力寻找出解决中澳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合理办法。

3.1 合理利用进口资源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对资源的需求量巨大。可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源策略, 利用自己的综合国力、采取一系列资源供应保障措施:

(1) 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 加快开发境外战略资源的步伐, 建立境外资源基地。加快境外战略资源的开发, 是大势所趋。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就将石油勘探的开发投向海外, 我国境外资源开发必须进行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 同时还要建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基金, 拓宽境外资源开发的融资渠道, 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2) 推进资源外交战略。通过外交政策和手段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 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为资源外交。中国应立足国内资源, 同时增强对国际市场资源供应的影响力, 密切与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 促进资源的海外开发, 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

3.2 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内资源, 调控国内供求

一方面要对战略性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的回收利用。首先, 在资源的需求上要解决下游需求企业集中度较低的问题。具体方式为加快下游需求企业的并购和重组, 提高行业集中度, 避免企业在对外采购中各自为战, 哄抬价格的不利局面;同时可以通过优化下游企业的地理布局, 降低原材料和货物的运输成本。其次, 要努力发展科技,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节约使用能源。最后, 还需进行贸易手段改革, 健全贸易市场, 对外采购要尽量采取联合采购或者签订长期合约的方式, 使进口市场实现来源多元化。

摘要：自中澳建交以来, 两国经贸合作往来日趋密切, 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本文通过对两国近几年来贸易数据的研究, 发现中国对澳出口产品替代性较强, 而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替代性也很强,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赖脆弱性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依赖脆弱性。同时, 通过对双方贸易显现比较优势指数 (RCA) 的研究, 发现中澳贸易也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 澳大利亚产品具有的优势远远高于中国产品的优势, 这导致贸易谈判中中国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还就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以及对中国该如何应对中澳贸易中的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增强两国产品强互补性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澳贸易,经济相互依赖,互补性,中澳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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