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依赖

对自然的依赖（共12篇）

对自然的依赖 篇1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 19岁, 某大学一年级学生, 父母均为工人, 家庭生活温馨, 因为她是父母的独生女儿, 因而备受宠爱。上大学前, 她的一切事宜均由父母料理, 从不承担任何家务劳动, 甚至连衣服鞋袜也不用自己洗。上大学后, 非常想家, 对大学生活极不适应, 产生了许多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以下是她对自己心理状态的叙述:我真不该来这里上大学, 我现在连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家, 晚上上床, 想到睡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 很难入睡。梦中经常梦到的都是爸爸、妈妈, 我也知道是梦, 就不愿醒过来, 但是总是要醒来的呵!醒来一睁眼就心烦、心酸, 真不想起床, 不想吃早饭, 也不想服从校规去做早操, 但又怕身体垮了父母着急, 便强迫自己起床锻炼、吃饭。在校园里散步, 听见广播里放的音乐有“妈”之类的歌词就要哭, 一边走一边哭, 走回寝室时, 已哭成了泪人。在校园、在大街上, 到处听见的都是本地人的口音, 深深觉得自己是被抛弃到异地的游子, 我真是孤独极了。周末, 看见本地同学纷纷回家, 更是伤心得心口剧痛, 我的学习成绩一天天在下降, 又怕自己被淘汰遭到别人笑话, 看不进书, 却不能不看。入学后, 我经常给家里写信, 有时还打电话, 把一些生活费都省下来用在给家里通信和打电话上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了, 全靠父母和家乡亲友的150多封来信, 才使我能强打精神坚持着。

2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形成的诊断

本例患者的这种情形, 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障碍, 根据心理学知识和心理障碍的治疗方法, 对本例患者的心理障碍进行诊断, 属于“依赖型人格障碍”。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一般为[1]:

2.1 症状标准

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 (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 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 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 并至少有下列1项症状: (1) 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 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 (2) 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当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 (3) 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 (4) 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2.2 严重标准

特殊行为模式的异常偏离, 使病人或其他人感到痛苦或社会适应不良。

2.3 病程标准

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期, 现年18岁以上, 至少持续2年。

2.4 排除标准

人格特征的异常偏离并非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表现或后果。世界卫生组织确定常见的人格障碍类型有: (1) 偏执型人格障碍; (2) 分裂型人格障碍; (3)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4) 冲动型人格障碍; (5) 癔症型人格障碍; (6) 强迫型人格障碍; (7) 焦虑型人格障碍; (8) 依赖型人格障碍; (9) 其他人格障碍; (10) 未特定的人格障碍。

3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特征

多见于女性, 特征是缺乏自信, 不能独立活动, 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和笨拙, 情愿把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一切悉听他人决定。一切需要依赖父母本案中的本例患者女孩的状况, 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即本例患者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在整体上与其年龄、文化等明显偏离、情感异常偏离、控制冲动异常偏离。其特殊状况的异常偏离, 使她感到痛苦。从她的自述中, 可排除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表现或后果。

4 对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应对策略 (治疗方法)

儿童在发育期表现出一定依赖性是正常的, 孩子越小, 对成人的依赖就越多, 但这种依赖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儿童独立性的不断成长而逐渐减少。儿童期的过分依赖, 严重影响儿童独立性的培养, 部分女孩症状可能长期存在, 成人后依赖现象依然很严重[1]。对已有过分依赖性的儿童, 要及早发现, 及早给予教育和心理治疗。除逐步改变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成人的教育态度以外, 可以经常选择一些合适的, 能增强自立性、独立性的任务, 让孩子去完成, 他们若能独立完成则给予奖励。成人要尽量培养儿童的独立性[2]。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方法:

4.1 习惯矫正法

依赖型人格的依赖行为已成为一种习惯, 治疗首先必须破除这种不良习惯[3]。清查一下自己的行为中的哪些是习惯性地依赖别人去做, 哪些是自作决定的。可以每天做记录, 记满一个星期, 然后将这些事按自主意识强、中等、较差分三等, 每周一小结。对自主意识强的事件, 以后遇到同类情况应坚持自己做;对自主意识中等的事件, 应提出改进的方法, 并在以后的行动中逐步实施;对自主意识较差的事件, 可以采取控制技术逐步强化、提高自主意识, 控制法是指在别人要求的行为之下增加自我创造的色彩。例如, 你从同学随意邀请陪她逛街中感受到她渴望你陪伴, 最初你可能有讨好和应付的感觉, 你如果主动提议一同去逛街或去游玩, 就证明你的自主意识已大为强化了。依赖型人格障碍的重要特征是, 依赖行为并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一旦形成习惯, 你会发现要自己决定每件事毕竟很难, 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回到老路上去, 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简单的方法是找一个监督者, 最好是找自己最依赖的那个人[4]。

4.2 重建自信法

第一步消除童年不良印迹, 依赖型的人缺乏自信, 自我意识十分低下, 这与童年期的不良教育在心中留下的自卑感痕迹有关。你可以回忆童年时父母、长辈、朋友对自己说过的具有不良影响的话, 一条一条加以认知重构, 并将这些话语转告给你的朋友、亲人, 让他们在你试着干一些事情时, 不要用这些话来指责你, 而要热情地鼓励、帮助你。第二步, 重建勇气[5], 可以选择做一些略带冒险性的事每周做一项。例如:独自一人到附近的风景点做短途旅行;独自一人去参加一项娱乐活动或一周规定一天“自主日”, 这一日不论什么事情, 决不依赖他人。通过做这些事情, 可以增加你的勇气, 改变你事事依赖他人的弱点。

5 本例患者目前的情况

通过在博客中与她在线聊天的方式, 采用以上治疗的措施对她进行心理治疗, 一个多月来, 她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对未来建立了信心, 明确了独立生活是她将必需面对的, 渐渐消除了对过往生活的留恋和对父母的依赖, 与同学能和谐相处, 除了学习之外, 还经常能和同学一起去游玩, 精力充沛。已基本上走出了孤独、无助的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易法建, 冯正道.心理医生[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12-14.

[2]汤世明.解读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J].中国社区医师, 2008, 23 (4) :40.

[3]吕淑云.如何矫正依赖型人格[J].医药保健杂志, 2009, 11 (3) :11-13.

[4]郭念锋, 虞积生.心理咨询师[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281-182.

[5]马志国.如何矫正依赖型人格[J].求医问药, 2009, 12 (2) :49-50.

对自然的依赖 篇2

妈妈又在喝令我别玩手机，可我一直找借口想玩下去。

我对玩手机的依赖是从妈妈给我买手机时开始的。那时候，是三年级，我满怀欢喜地接过手机，先把微信和游戏下载下来，之后便开始大玩特玩，觉得太好玩了，根本停不下来。

买手机是因为班上许多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手机，每次看他们炫耀的时候，我便产生了对他们的羡慕，而我只能眼睁睁看他们打游戏。我一回家就跟妈妈说我要手机、别人手机上看过来的功能以及我的渴望。可妈妈严肃的地说，我现在控制不住我自己，以后等我表现好的时候再给我买。我听后，拼命地学习，期末成绩出来了——我竟是全班第一。妈妈知道后，思考了一会儿，真的给我买了手机!

暑假里，我基本上没作业，这60天里，我天天在玩，已经产生了依赖，妈妈经常让我停下别玩，可手机仿佛在召唤我，“赶紧过来，部落战开了，他们都叫你去玩啊!”我控制不住了，拿起手机，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打开手机，赶紧开始玩。

开学了，我一定会把手机带在身边，如果不带手机，我整个人都不舒服，非常想玩，妈妈经常让我戒掉玩手机，可我做不到。父母出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就会偷偷地拿出手机，兴奋地玩起来。出去旅行时没有带手机简直就是最大的折磨，如果没有玩手机，我就会觉得自己吃不开心，玩什么也心不在焉，干啥都没兴趣，我真是手机依赖症患者了。

对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分析与建议 篇3

关键词：外部评级依赖 监管制度 内部风险评估机制

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形成和传导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受到猛烈抨击，而市场参与主体对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更是被视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危机之后，加强评级行业监管、减少评级依赖成为国际评级行业监管改革的共识，也是我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需要履行的重要承诺。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应有之义，深入思考我国评级行业现状及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可行路径，对于促进我国评级行业和债券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评级的应用形式

信用评级机构的早期角色是为分散的投资人提供有关借款人信用品质的信息，作为第三方专业化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信用评级机构积累了一定的声誉资本，外部评级的价值也逐渐得到金融市场和监管部门的认可，成为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结合现有市场实践来看，外部评级的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操作层面和监管制度层面。

（一）金融市场操作层面的应用

随着信用评级行业影响力的扩大，评级结果在金融市场操作过程中应用普遍，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1.设定投资基准。

例如，金融机构通常在其内部投资政策中设定具体的级别要求或将其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以此限定投资组合级别门槛，控制资产的风险集中度。

2.交易对手方风险控制

具体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级扳机，例如在贷款文件、债券发行或交易条款中，通过将信用级别变动与风险补偿相挂钩，对信用级别下降的对手方采取惩罚性措施以保护资金提供者的权益；第二类是授信管理，例如根据交易对手方的级别核定能否授信以及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控制交易对手方的信用风险敞口；第三类是抵押担保品管理，例如市场参与者（包括中央银行）在交易中往往需要对手方提供相应的合格抵押担保品，并对抵押担保品设定级别要求和对应的折损比例。

（二）监管制度层面的应用

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货币监理署首次将信用评级引入监管规则中以来，外部评级结果在监管制度层面的应用逐渐扩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设定债券发行限制

例如，在发行环节将外部评级结果作为债券发行的必备要件、设定债券发行的级别门槛或简化信息披露要求。

2.明确投资要求

例如，在投资环节设定允许投资债券的级别门槛，以控制风险集中度。

3.风险管理参考。主要是将外部评级与金融机构监管资本要求结合起来，设定风险权重和资本金要求等。

在监管制度层面，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美国证监会建立的“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制度”（NRSRO）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提出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前者通过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予以认可并将其作为监管的手段，扩大了外部评级结果在美国的影响力；后者则将信用评级与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权重相挂钩，使外部评级结果在全球银行业监管中被广泛使用。

正确认识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内涵

（一）外部评级依赖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1.产生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外部评级依赖问题的形成与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长期的过度、机械应用密不可分。

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风险要素日趋复杂化，金融机构自行判断风险的成本不断上升，而外部评级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优势进一步显现，这就促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逐步提高了外部评级结果的使用程度。部分金融机构甚至不再自行开展尽职调查和风险研判，而是不加判断地直接将评级结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例如，欧洲银行体系中约有30%的银行直接根据外部信用评级结果计算资产的风险权重（欧央行，2005）；评级扳机则在金融市场中应用普遍，在标准普尔500企业发行的所有债券中，42%的债券存在评级扳机条款（Bhanot和Mello，2006）。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在其监管规则中大量引用外部评级结果，强制要求使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外部信用评级机构准监管地位，强化了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正如学者Sinclair 所指出：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使用信用评级，并将其作为金融监管的条例或规则，不同国家在金融监管的不同方面都充斥着信用评级的身影。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报告（2002年），至少有8部联邦法律、47部联邦监管法规、100多部地方性法律和监管规则将NRSRO 评级结果作为监管标准；而欧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2010年）同样表明，信贷机构、投资公司、可转让集合投资证券等对应的监管规则中均设定了外部信用评级结果的使用要求。

2.负面影响

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不仅导致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长期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自身开展信用风险分析的动力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在投资者普遍采用和机械依赖外部评级的情况下，评级结果调整容易造成市场投资决策趋同和市场成员行动的一致性，在机构层面出现羊群现象，造成市场对于信用事件过度反映，引发峭壁效应2。例如，希腊国债在2010年遭遇降级后被从花旗全球债券指数中剔除（因为可纳入花旗全球债券指数的债券的最低信用级别为BBB-），直接遭到大举抛售，引发市场恐慌，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葡萄牙国债遭遇降级之时。以上这些问题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更加凸显出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主要措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最重要平台。鉴于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信用评级行业改革也成为G20的重要议题。

2010年6月，G20多伦多峰会公报在重申加强评级机构监管的同时提出，在法规制定和监管方面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随后，为落实G20公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0年10月发布了《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高级原则》；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分别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信用评级监管法规》，明确提出减少现有监管法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

从国外已出台的监管措施来看，减少外部评级依赖就是要改变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对信用评级机构过度、机械、不恰当的依赖，涉及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各类标准、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2年设定的实施路线图，全球组织（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等）和各国监管当局应在2013-2014年提出方案，并在2015-2016年左右贯彻执行。因此，未来两年将是各国在减少评级依赖方面发力的关键期。

二是加强内部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减少金融机构和具体金融活动对外部信用评级结果的依赖，这涉及中央银行操作、银行审慎监管、机构投资者设定内部投资参考标准和政策、评级扳机使用、发行人信息披露等方面，其目标就在于真正贯彻风险自担，减少具体市场活动对于评级结果的依赖。从未来的改革方向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可能成为落实减少评级依赖政策的主战场。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具有系统重要性，如果要求其在风险判断时依靠外部评级，容易使外部评级结果被贴上“官方铅印”，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从内部风险管理能力而言，大型金融机构通常具有更加充分的市场信息和强大的研究实力，开展内部风险评估更具规模效应和可行性。

（三）正确看待外部评级制度的作用

随着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监管政策的推行，现在市场上出现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外部评级缺乏存在的价值，甚至内部评级可以取代外部评级，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此前外部评级被过度使用的矫枉过正。可见，减少外部评级依赖并不否定外部评级的客观作用。从FSB的《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高级原则》来看，其仍然允许市场参与者使用评级结果，将其作为内部风险管理的输入变量予以考虑。

实际上，外部评级能够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驱动效应，具有内部评级无法取代的优势，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仍然不可或缺。首先，随着市场深度、广度的增加，金融机构自行进行风险判断的成本不断上升，外部评级机构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凸显出来，弥补了内部评级覆盖面不足的弊端。其次，评级机构通过实地访谈与发行人做近距离的充分沟通，可以获得单个投资者难以得到的详细信息，免去投资者花费精力到企业实地调查。这对于投资者和发行人来说，都大大降低了信息沟通成本。再次，评级机构作为第三方，其评级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是投资者内部评级囿于投资利益等多重影响所无法达到的。最后，就评级准确性而言，外部评级不能完全解决，内部评级同样不能，这并非简单地取消外部评级就能解决。总之，金融市场应客观看待外部评级的价值，既不简单依赖也不完全否定外部评级，而是自主地将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外部评级的作用，同时避免滥用和误用，形成更加客观合理的风险判断。

对我国推进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有关思考

（一）我国外部评级应用的现状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债券市场尤其是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而逐渐成长。199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首次明确了债券评级应作为债券公开发行管理的必备要件之一，确立了评级机构在债券发行中的作用。随后，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发改委等监管部门从业务管理角度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其监管范围，并陆续出台规章制度将信用评级作为债券发行要件或债券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2005年以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品种日益丰富，为评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评级机构积极发挥其揭示债券发行主体信用风险、增强市场对发行主体约束等方面的作用，在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体来看，我国评级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监管政策中对外部评级的诸多应用虽然为我国评级机构的业务空间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也明显抑制了声誉约束机制作用。评级机构迫于生存发展压力往往通过级别竞争等方式来争夺市场份额，频繁上调级别成为近几年的一种普遍现象，导致评级行业评级结果稳定性差、等级严重虚高、级别区分度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评级未能有效发挥其揭示风险的应有功能，行业整体公信力差，市场认可度低。

相比国外，我国外部评级已经形成了监管层面应用较多、市场层面应用较少或几乎没有的格局（参见表1）。

表1 国内外信用评级应用情况比较

应用环节国外情况国内情况

监管制度

层面债券发行要件发达国家债券市场发展初期存在，目前大多数已取消；新兴市场国家较为普遍证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证券化产品、资产支持票据等均将信用评级作为发债要件

简化发行环节信息披露要求较为普遍不存在

投资级别门槛较为普遍对保险公司可投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可投资债券等设定级别要求

风险管理措施银行监管中普遍使用中小型商业银行主要使用基于外部评级的标准法

市场操作

层面投资基准普遍应用，存在明显的评级依赖外部评级公信力不高，金融机构以内评为主，参考外评结果

对手方风险控制金融合同中普遍使用评级扳机，存在明显的评级依赖与国外在金融合同中大量引用外部评级不同，我国在金融合同等领域应用较少，仅在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合同中有所涉及

授信管理中普遍使用信用评级结果商业银行授信管理以内评结果为主

普遍设定合格抵押担保品的门槛级别国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以国债、央票和政策性金融债为抵押担保品，但上述债券均不需要评级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我国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总体思路分析

回顾评级行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信用评级制度植根于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之中，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在发达国家，信用评级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动力源自金融市场的自发力量，其本身是债券市场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孕育和出现的产物。此后，随着信用评级价值的逐步显现，评级结果才在监管层面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外部评级结果应用情况与发达国家并不相同：发达国家信用评级制度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应用普遍，减少评级依赖需要在监管层面和市场操作层面同时进行，一定程度上是在还原评级制度的实际功能；而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缺乏深厚的市场基础，因此解决外部评级依赖问题要与促进评级公信力提升和推动市场应用相结合，不能简单化处理。

对我国而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时间较短，其在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亟待进一步提升。在市场自主应用不足的条件下，贸然减少外部评级在监管中的应用，可能会使整个行业的发展陷入僵局。

从现实来看，投资者不是过度依赖信用评级，而是信用评级没有发挥对投资者应有的参考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债券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的背景下，劣质的信用评级不但不能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增加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引发信用危机，破坏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更应多措并举促进评级公信力提升，努力夯实信用评级这一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安排，推动外部评级获得市场的认可和充分应用，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减少评级在监管层面的应用。

综上，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监管改革既要遵循国际监管改革的原则和基本共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评级行业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发展问题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循序渐进推进，其总体思路是：将减少外部评级依赖作为评级行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外部评级制度作为债券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作用，多措并举促进外部评级公信力提升和市场层面的自主应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监管层面的强制应用。

（三）我国推进减少外部评级依赖改革的具体路径

当前，我国金融脱媒化加速推进，债券市场信用中枢正在缓慢下移，市场参与者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需求不断上升。按照上述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总体思路，我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相关工作：

1.有效提升评级行业的公信力，促进外部评级的市场化应用

对我国而言，信用评级行业是“舶来品”，从发展之初就普遍借鉴西方经验，但其在发展中遭遇到评级基础信息的可靠性保障程度低、评级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评级违约数据缺失、评级公信力和权威性不足等困境。随着发债主体从优质企业逐步拓展到低信用评级的企业，债券市场更加需要评级机构的参与，发挥信用评级为投资人揭示风险的作用。因此，借助债券市场发展的大好机遇有效提升评级行业的公信力是减少对外部评级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基于发挥外部评级作用和我国评级机构公信力普遍不高的实际情况，我国可考虑积极引入双评级制度，通过双评级将评级行为置于市场监督之下，使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相互比照，从而对级别竞争现象形成约束，发挥好其在揭示风险、解决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形成有力支撑。

二是积极推动付费模式的改革，一方面立足评级行业实际情况完善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运行机制，通过防火墙制度和分析师轮换机制等措施来缓解利益冲突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和创新投资人付费模式，从根源上解决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可以发挥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在独立性方面的优势，将其作为双评级制度实施中的重要参与者。

三是不断加强评级行业的声誉积累和违约数据积累，真正发挥外部评级的约束作用。

2.引导市场参与者合理使用外部评级结果

金融危机的教训充分说明，评级机构对于金融市场产生的系统性影响与市场主体对于外部评级结果的不当使用密切相关。当评级结果不只是投资者判断信用风险的参考而成为评判依据时，容易导致市场投资者行为的趋同，从而引发风险。

基于此，我国在促进评级公信力提高和市场应用的同时，需注意引导市场参与者对外部评级结果的合理使用，既不简单依赖也不完全否定外部评级，而是将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结合起来。

具体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正确认识外部评级结果，充分理解外部评级结果的局限性，避免在投资理念和方法层面形成外部评级依赖倾向。

二是逐步将外部评级结果作为内部风险管理的中间变量，积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对所有风险敞口风险进行自行评估。

三是加强风险控制和审慎管理，如设定整体上应用外部评级或单类资产使用外部评级的比例限制、提高未经过内部评级投资的资本要求等。结合市场接受程度和现有风险管理基础，对于小型机构可预留更多的政策弹性，在外部评级结果使用方面适当给予更加灵活的过渡机制和更长的过渡期。

3.逐步减少外部评级结果在监管层面的过度使用

在当前评级行业等级虚高的背景下，对债券发行主体或可投资债券设定最低级别限制，可能迫使发行人为追求高信用级别给处于相对弱势的评级机构施加影响，不利于评级机构维持独立的立场，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级别竞争现象。随着债券市场投资者的不断成熟，其风险判断能力和承受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将外部评级结果作为发行要件的必要性显著降低，彻底消除外部评级结果“官方铅印”的条件已经成熟。

基于外部评级的系统性影响，我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减少外部评级依赖已在监管层面达成基本共识和改革方向：国务院金融领域“规范发展信用评级行业”重大课题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要降低对外部评级的依赖，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更是如此；银监会、保监会等分别要求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在运用外部评级的同时，加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弥补外部信用评级不足，减少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

在具体路径方面，我国可考虑以下步骤：

首先，可考虑侧重消除外部评级结果与设定发行级别门槛、投资级别门槛相绑定的有关规则，避免其对债券市场正常运行造成扭曲，如保险资金、货币市场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可投资债券的级别限制等；

其次，可逐步取消评级结果作为债券发行要件（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公司债等）的要求，将风险研判的功能归还给投资者，促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真正实现依靠市场发展驱动和带动评级行业发展；

最后，在债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且投资者群体较为成熟时，再行取消将外部评级作为创新产品发行要件的约束。

注：1. Sinclair， Timothy J.，The New Masters of Capita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2. 峭壁效应（Cliff Effect）在危机后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指由于评级级别下调引发的突然行为。例如，在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投资级以下后，所有投资管理人由于受投资政策限制而被迫卖出其持有的相关债券，这一集体行为将引起金融市场动荡。

作者单位：中债资信评估公司研究开发部

责任编辑：刘颖 罗邦敏

附表1

我国监管层面对于外部评级的应用情况

监管部门主要制度对于评级的要求使用范围

保监会《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暂行管理办法》（2003年，已废止）设定保险公司可投资企业债券为：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发行，且经监管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设置投资门槛

《保险机构投资者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已废止）保险机构投资的商业银行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应具有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级或者相当于A级以上的长期信用级别；投资的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应具有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级或者相当于AA级以上的长期信用级别；短期融资券级别为A-1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增加保险机构债券投资品种的通知》（2009，已废止）境内发行、发行人为央企的债券级别达到AAA；境内发行、发行人为其他企业、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债券级别为AAA；香港发行，发行人为大型国有企业，级别在A（国际）及以上；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债券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2009，已废止）大型国有企业、香港联交所公告的H股和红筹股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的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级别在BBB （国际）及以上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保险机构投资无担保企业债券有关事宜的通知》（2009年，已废止）无担保企业债券AAA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调整保险资金投资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有担保企业（公司）类债券A及以上

无担保企业（公司）类债券AA及以上设置投资门槛

《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暂行办法》（2012）金融债、次级债发行主体级别A（含）以上、债项A（含）以上；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级别A（含）以上，债券评级AA（含）以上设置投资门槛

证监会《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债券发行人应当聘请证券资信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对跟踪评级做出安排作为发行要件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2004年）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于信用等级在AAA以下的企业债券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短期融资券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1级或相当于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货币市场基金持有短期融资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内予以全部减持。设置投资门槛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2006年）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级的信用级别；其他类别的基金则根据基金合同制订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若合同未明确的，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BBB以上（含BBB）的资产支持证券设置投资门槛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2007）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之一为：须经资信评级机构评级，债券信用级别良好。明确发行要件

发改委《关于国家电网公司等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及发行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债券的发行需“由具有企业债券评估从业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指自2000年以来承担过国务院特批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明确发行要件

人民银行2004年第22号公告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机构和所发行的债券，均应经过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能力的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但有评级豁免的除外。明确发行要件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2008年）金融企业（不含政策性银行）法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金融债券和非金融企业法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明确规定需要具备债券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明确发行要件

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08年）发起行应聘请具有良好专业能力和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承销商、会计顾问、评级机构等专业机构、确保业务各个环节、步骤的规范运作明确发行要件

《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令2007年第13号）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信托公司的出资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银监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2年对其作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及以上”。资质认定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使用外部信用评级的通知》（2011）如果重大投资产品没有内部评级，则商业银行必须选择两个外部评级，且采用评级较低、违约概率较大的外部评级结果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

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2012）资产支持证券在全球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与交易初始评级应当聘请两家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鼓励探索采取多元化信用评级方式，支持对资产支持证券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进行信用评级明确发行要件，鼓励双评级

放射诊断对医疗器械的依赖性分析 篇4

放射诊断是基于放射技术的医疗诊断,在医院里应用很普遍。放射诊断是诊断医生通过放射医疗器械所提供的医学影像来进行分析研究,进而诊断、辅助诊断患者病情的诊断[1]。常用的放射技术为X线摄影(CR)、数字化直接成像系统检测(DR)、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磁共振成像(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DSA)、数字化X线透视等。

放射诊断贯穿于患者的常规检查、精细检查,是各类疾病的重要辅助检查手段,也在临床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放射技术在临床上的运用包括诊断、放射治疗、治疗后检查治疗结果,几乎贯穿着整个医院行为的始终。放射诊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一般医院会设有放射科,为医生进行病因诊断、病理形态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都发挥作用。在症状诊断、超声波诊断、体检诊断、心电图诊断、X射线诊断、实验诊断等各类诊断中为临床医生提供临床资料[2]。

放射诊断是一个医院诊断水平的重要体现,放射技术的运用和放射医疗器械的使用,对增进医院的治疗水平、医生的治疗、患者的康复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放射诊断是依赖于医疗器械的诊断

放射诊断医生主要通过医疗器械呈现的医学影像来分析患者的病情,所以对医疗器械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放射诊断常用的医疗器械有普通X拍片机、CR、DR、CT、MRI、DSA等。在放射诊断中,X射线的运用是最基本的。

2.1 X射线

X射线发现于1895年,又称伦琴射线,在医学上的运用是使X线透射过人体后,通过对X射线的分布和强度进行测量实现人体的成像,通过对成像的分析研究人体的内部、外部构造中所呈现的问题,对医学诊断意义重大。X射线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具有穿透、电离、荧光、感光、反射、折射等作用,还能被转化成热能,升高物体的温度[3]。X射线带来了医学的革命是实现了透视检查,并被运用于放射诊断中。

2.2 放射诊断常依赖的医疗器械

(1)普通X线拍片机

普通X线拍片机是医院放射科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它用于人体的头部、胸部、腹部检查,也可检查腰椎、四肢等,检查时可以检查正位、卧位、侧位等较多的体位,普通X线拍片机不仅能普通摄影,还可以进行点片摄影、高千伏摄影,是非常实用而基本的医疗仪器。普通X线拍片机近年来已经升级成数字化拍片,实用性增强。

(2)CR

CR是计算机X线摄影系统,运用于人类临床学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CR实现了普通X摄像的数字化,大大提高了摄影系统的质量和效率,经过不断的发展,CR正逐渐的在临床医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4]。CR也是通过X射线的医学影像来实现放射诊断的,但它的数字化升级实现了很多普通X摄像系统没法拥有的优点:产生的医学影像更清晰;图像的获取更方便快捷。CR系统由关键性元件IP(成像板)、CR阅读器、影响后处理工作站、存储装置等几个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乳腺摄影常用高分辨率IP,常规摄影大多用普通型IP,是采集X线的重要介质。CR阅读器分为点激光扫描和线激光扫描两种,CR阅读器负责读取IP所记录的信息,并进行简单的处理后输出,CR阅读器是可以取出的。影后处理工作站是指具有影像处理软件的工作站,可以实现对数字影像的各种处理、存储、传输,经过前面处理的医学影像最终可以通过存储装置进行备份和保存,以供日后调用。CR性价比高、适用于各种体位,剂量小,所以在临床诊断中很常用,为重症患者带来了便利。

(3)DR

DR即直接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DR是在计算机的直接控制下完成的,放射检测时,穿过人体的X射线由计算机控制变为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可由计算机采集、重构成医学影像,还可以对医学影像进行图像处理[5]。DR性能优越。1 DR与CR都实现了影像的数字化,比起CR,DR的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2成像速度迅速。DR的图像成像只需三秒就能完成,诊断医生看完图像后马上就可以进行处理、得出诊断报告,效率高;3分辨率高、低噪。DR是采用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对X射线进行转化的,转成的是电信号,不会减少图片的锐度,所以成像清晰。4具有强大的后期处理功能。DR对数字成像可以进行自由缩放、拼接、压缩、边缘处理、改变灰度等常规处理;5剂量小,减小了辐射损害。X射线对人体会有一定的损害,但DR接受的X照射只相当于普通屏片组合照片的几十分之一,辐射伤害得到减轻;6 DR采用直接转换技术,减少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DR的存储、传输非常便利。因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DR在临床诊断上极受青睐,也提高了医学影像的发展水平。

(4)CT

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被称为CT。CT是针对人体某一部位的断面扫描,可使用X线束、超声波、γ射线等扫描。CT第一次用于检查病人是在1971年,一年后诞生了人类第一台CT机,现在已发展到第五代。扫描时,X射线、超声波、γ射线等穿透人体后穿透率和人体的吸收情况是不同,CT通过高灵敏度的探测仪的探测,将这些数据采集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形成图像,这样诊断医生就可以直观的通过形成的断面或整体图像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分析和诊断。CT应用很普遍,对头颈部、胸腹、心血管、骨关节,甚至是中枢神经都可以检测。

(5)MRI

MRI即磁共振成像。MRI获得人体信息是利用磁共振现象产生的电磁信号来重建医学影像的,MRI的成像是断层成像,它的成像是数字的,病理的断面图像、解剖的不同结构在机器上会由不同的灰度显示出来,分辨率较高,方位多样,极度便捷。而且MRI对人体的伤害很小。在诊断中,子宫、阴道、膀胱、中枢神经等的检测很依赖MRI。

(6)DS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为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是对应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而言的。DSA以常规血管造影术为基础,结合了计算机的图像处理,通过检查部位摄入和未输入造影剂的血管医学成像来分析单纯的血管影像的技术设备。它实现了骨骼、肌肉、其他组织的影响,断面的呈现某个剖面的图面,增加了手术的安全系数。

3. 结论

放射诊断是基于放射技术的诊断方法,是电子信息技术与生物学、物理学等高科技与传统科学结合的产物,所以极度依赖先进的医疗器械,没有相应的医疗器械,放射诊断不可能完成。文章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希望能引起相关单位和诊断医生对医疗器械的重视,积极更新医疗器械、正确使用和维护设备,提高仪器的使用质量和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李战江.放射技术在放射科工作中的重要性[J].求医问药(下半月),2011,09(12):506-507.

[2]任健强.放射技术在放射科的重要性及现代影像质量控制体会[J].大家健康(学术版),2014,8(20):65.

[3]葛先权,王名声,王新明.北京地区计算机X射线摄影设备应用现况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装备,2012,9(1):33-35.

[4]赵坚.放射诊断设备管理的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导报,2015,31(30):70-73.

以对父母的依赖为题的作文 篇5

大家一定也会每天缠着你的爸爸和妈妈吧，也一定离不开他们吧！我是从一件事里体会出我对我母亲的依赖。

11月13日，我的期中成绩下来了，考得非常不理想！我把成绩告诉我的爸爸时，爸爸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怎么考那么几个分啊？考的也太差了！”然后我在那里写英语作业，爸爸把我叫了出来，说：“出来，XXX！来，反思一下你这次期中考的成绩！”我坐在了凳子上，爸爸在那说着我考砸了的原因，我当时我也很自责，爸爸说的话，我一一的听着。我在那里低着头，撕着纸，把纸撕的一片一片的，弄得满地都是。可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就哭泣起来，我没有哭出来，只是在心里哭，没有掉一滴眼泪。过了些时间，眼泪慢慢地从眼睛框里开始往外淌，那时候，我就立马抱住了妈妈，开始大哭起来。妈妈一直安慰着我。于是，我又耍小孩子的脾气，进了卧室，把门重重的带上了。我一直不停地咳嗽。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了，和我说了会儿话，真要准备离开，我就说：“妈妈，你别走！陪陪我！”

对自然的依赖 篇6

【关键词】 心理干预；酒依赖；焦虑；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9-0598-02

酒依赖是指由反复饮酒所致的对酒渴求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表现为对酒的渴求和经常需要饮酒的强迫性体验，停止饮酒后常感坐立不安，有明显焦虑情绪，或出现肢体震颤，甚至恶心、呕吐、大汗等戒断症状，恢复饮酒后相应症状消失。戒酒后复饮率较高[1]，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受到全社会人们的关注。如何能有效地提高戒酒率，降低戒酒后复饮率，改善生活质量[2]，恢复其社会功能，我们对酒依赖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了心理干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对象 选用自2012-2013年在本院住院的酒依赖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ICD-10）酒依赖诊断标准；（2）无严重躯体疾病； （3）患者及家属同意参加，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共78例，均为男性，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为39例，年龄23—59岁，平均（34.8±6.5）岁；饮酒史6—29年，平均（7.6±5.7）年。对照组39例，年龄25—60岁，平均（33.6±7.7）岁；饮酒史5—30年，平均（6.2±7.5）年。两组年龄、饮酒史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治疗（苯二氮卓類替代、B组维生素等）；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干预。住院期间以集体心理治疗为主，告知长期无节制饮酒对躯体及精神的损害，住院戒酒的必要性，成功戒酒的经验及戒酒失败的对策，酒后导致的法律问题，增强患者戒酒的决心和信心，督导其遵守正常的作息时间，保持其正性情绪，并根据患者的兴趣爱好给予相应音乐、体育、作业治疗。患者出院后予以家访，定期邀请患者回院开座谈会及电话回访等，树立家属对患者戒酒的信心，并督促参加社会、娱乐活动及“匿名戒酒会”等自助团体，使其亲身体验生活节奏的乐趣，树立自信心。

1.3疗效评定 于治疗前及治疗8周末，采用SAS评定焦虑状态。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3.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焦虑症状发生率 78例酒依赖患者中，SAS≥50 分者66例，发生率84.62%。

2.2治疗前后两组SAS评分 治疗前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治疗后干预组SAS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差异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对照组SAS评分较治疗前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SAS评分较对照组下降显著，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

3 讨论

有研究表明，酒依赖患者戒酒后其饮酒的心理渴求可持续2-3年，50%的患者在戒酒1年内复饮[3]。酒依赖是遗传、神经生化、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不仅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障碍、戒断症状、神经系统损害、各种躯体并发症等，还损害患者的心理、家庭、职业及社会功能等，只有采取医学、心理行为、社会康复等综合模式来治疗酒依赖患者，才能减少复饮。本研究显示，治疗后患者焦虑自评量表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说明加强心理干预逐渐改变了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有效减轻酒依赖患者的焦虑情绪，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医院内成功戒饮后，如能有来自家庭、单位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心理支持，教他们学会自我放松训练方法[5]，也有利于患者了解酒依赖的危害性，缓解患者对酒的渴求及心理依赖，明显减少甚至避免复饮，以达到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回归并适应社会，从而获得良好的远期疗效。

参考文献

[1]Hiramine Y，Imamura Y，Uto H，et al.Alcohol drinking patterns and the risk of fatty liver in Japanese men[J].J Gas troenterol，2011，46（4）：519.

[2]刘学军，刘光亚，马静.心理治疗缓解抑郁的生物机理.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1，38（4）：260-262.

[3]沈渔邨.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351-363.

[4]职晓燕，黄洪勇，王传升，等.心理干预对酒依赖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2，18（2）149-151.

对自然的依赖 篇7

许多渠道学者开始关注关系行为这一构念，因为它对渠道成员之间合作、协调以及渠道绩效等有比较强的影响。以往文献在对关系行为的构成维度问题上仍存较大争议的同时，认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那些有助于提升价值的核心行为，比如依从。依从指一个渠道成员按照另一个成员要求行事的程度。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制造商绩效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销商的支持与配合。如果制造商的要求是合理的、重要的，此时经销商如果不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或者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那么就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整体绩效、每个渠道成员的绩效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渠道研究必须关注依从这一构念，探讨依从的前因及结果。

相互依赖是营销渠道研究的一个关键构念，而且它对理解渠道互动是重要的，也是分析渠道关系的出发点。它不断影响着关系行为并且和关系行为共同决定经销商的经营绩效，同时它还决定渠道关系的性质与特性，即渠道关系是坚实的还是脆弱的。因此，在可以预期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相互依赖可能会影响经销商依从。关于相互依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经销商依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未涉及。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关注相互依赖的两个维度———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对经销商依从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相互依赖

在营销渠道研究中，依赖指一个渠道成员A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产生的保持与另一个渠道成员B合作关系的需要。A对B依赖度的判断源自两个方面：一是A从与B工作关系中接受效用的多少，二是从B处接受效用的不可替代程度。如果A从B处得到的效用越多并且从B那里得到的这些效用的替代来源也越少，那么A依赖于B的程度可能越高。

依赖不是单方面的，渠道成员彼此相互依赖，它表示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行动或其他目标依赖于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行动和目标的发生或变化的程度。渠道成员变得相互依赖，是从事经济交换以取得超出其控制但对于其目标的实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的结果。相互依赖既有程度上的区别，也有结构上的差异。依赖程度标志着一个渠道成员对另一个成员依赖水平或互依水平的高低，而互依结构则表示互依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比如A对B的依赖水平可高于、等于或低于B对A的依赖水平。

Kumar等学者（1998）认为，渠道相互依赖结构必须包括总体相互依赖和相互依赖非对称两个维度[1]。总体相互依赖指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的总和，它代表关系的凝聚力。相互依赖非对称被定义为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之间的差额。Kumar(2005）指出这两个维度可以独立变化，即当关系双方间相互依赖非对称保持不变时，总体相互依赖可发生增加或减少变化，而在总体相互依赖保持不变时，相互依赖非对称亦可发生同样的变化[2]。

（二）依从

在社会心理学中，依从指行为个体对他人命令的服从，对他人建议的接受、对他人的建议和要求的合作。行为个体对他人命令、要求的依从反映了其调节自己的行为使之与他人期望和要求一致的能力和意愿。增加依从的营销努力也存在于许多产业中。在许多场合下，权力主体需要权力客体立即依从或者需要影响权力客体采取一些不利于它自身的行动。这些行为变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获得，比如请求、特殊人情、提供特殊激励、使用强制性权力等。如果经销商不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则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整体绩效以及每个渠道成员的绩效和双方之间的关系。

鉴于依从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将依从概念引入到营销渠道领域。Kumar等学者（1992）定义依从为经销商对制造商渠道政策与计划的接受[3]。在Joshi和Arnold(1998）看来，依从指的是尽管采购者顺从供应商要求产生一些潜在成本，但是采购者仍然积极接受供应商持续关系的请求[4]。Browman等（2004）认为依从是对另一个人或组织要求、规则的遵照或者适应[5]。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关注依从的态度性结果或依从意图，测量的是未来依从的可能性。Payan和McFarland(2005）则将依从定义为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测量过去一年中经销商按照制造商影响战略的要求行事的频率[6]。他们的依从量表反映的是实际的依从。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依从定义为经销商接受或适应制造商要求、渠道政策或营销计划等的程度。

三、研究假设

（一）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

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总体互相依赖的形成需要经历多个关系开发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双方持续增加用于发展和维系关系的专门资产，以向对方发出和表明自己真心维系与发展关系的信号。伴随总体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关系各方在持续成功关系结果上的投入也随之增加。

高的退出壁垒和利益一致性将会使经销商感知制造商所提出的要求是公正的、合理的，因为他们相信制造商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如果经销商视制造商的要求为合理的，它可能感知有义务或责任依从制造商要求，因为这也能使自己获取利益。另一方面，经销商也感知双方之间的互相适应对各自目标或整体目标的实现是重要的。Payan和Nevin(2006）的研究证实，感知重要性越高，经销商就越有可能顺从制造商的请求，而其他替代回应（包括不依从）可能被经销商所抵制或者不予考虑[7]。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假设1：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总体相互依赖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倾向于按照制造商的要求行事。

（二）相互依赖非对称与经销商依从

当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非对称情况时，双方利益发生分歧。相互依赖非对称导致渠道成员之间利益不一致、低稳定性和低信任性[8]。经销商认为制造商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不可能考虑自己的利益需要，制造商的要求仅有利于其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适应行为也是单边的，经销商执行制造商的要求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或资源，经销商将感知依从制造商请求成本高昂。在相互依赖非对称下，当制造商要求经销商采取某一个行为或行动时，经销商就极有可能感知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和昂贵的，对自己目标实现是不利的，因此经销商就有可能抵制制造商要求。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得出以下命题：

假设2：在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中，相互依赖非对称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倾向于不遵照制造商的要求行事。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1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原因：（1）调查单个渠道系统，也就是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2）该公司管理者对本文所研究问题有较大兴趣，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2. 变量测量。

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有文献中获取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二阶段，与制造商、经销商双方进行访谈，对上阶段确定的题项进行讨论分析；第三阶段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正。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7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数值从1到7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相互依赖的操作需要测量渠道成员依赖。一个渠道成员向另一个渠道成员所提供重要资源的替代来源越少，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越大。经销商依赖及其感知的制造商依赖各自使用3个项目加以测量，这些项目改编自Lusch和Brown(1996）[9]的量表。

依从测量的是经销商遵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程度。采用Payan与McFarland(2005）对依从的度量，评价一段时间内经销商实际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频率，反映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而不是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意愿。

（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描述各建构的具体指标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都明显高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0.50（其中最小值是0.77）并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指标能够非常好地描述其相关的变量，而且各建构的综合信度系数的最小值是0.862，符合统计检验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三）假设检验

通过观察散点图发现，要考察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应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自变量总体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非对称与因变量经销商依从的关系。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高值为1.629，远远小于10；而容许度（Tolerance）最低值为0.614，高于0.10的常规界限，这表明回归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2中的回归结果，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两个自变量都进入回归模型中，而且对经销商依从均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显著正相关（β=0.359,p<0.001），即制造商与经销商互依程度越高，经销商就越可能按照制造商要求从事，假设1得到支持；相互依赖非对称与经销商依从显著负相关（β=-0.227,p<0.001），也就是说，制造商与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程度越高，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的可能性越低，假设2得到验证。

五、讨论与管理启示

营销渠道自身特性决定了渠道成员依赖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彼此相互依赖。这种互依结构将对渠道关系行为产生影响。而经销商依从是一种重要的并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重要关系行为变量。本文以制造商—经销商双边关系为例，实证分析了制造商—经销商之间互依结构对经销商依从的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发现，总体相互依赖与经销商依从之间存在积极影响，这可能与经销商内化制造商的要求相关。在总体相互依赖下，双方的利益趋向一致并且互相信任对方，这些可能促进经销商对外在价值的“吸收”，即把制造商的要求、价值观等转化为自己认同的要求与价值观，并将它整合到自我之中。经销商在将外在价值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的同时，其态度也发生转变，经销商会把制造商的外部要求视为自身的内在需要，经销商将真心愿意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本研究结论还发现，相互依赖非对称对经销商依从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西方渠道学者倾向于将相互依赖非对称视为关系不稳定或短期特征的信号，认为相互依赖非对称对渠道关系有负面影响，不利于那些有助于建立、保持和维护长期合作关系的关系行为的产生。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营销渠道的现实，提出如下建议：制造商通过提升双方之间的互依程度来影响经销商的行为，而不是依靠自己拥有的强势地位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恶性行为与日益严重的渠道冲突，制造商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渠道力量，使自己具有一种潜在的影响经销商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应努力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帮助伙伴发展其自身的重要战略资源，提升自己对伙伴的依赖，平衡双方之间的依赖差距，至少要将相互依赖非对称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这就要求渠道成员转变“非赢即输”的传统思想，渠道成员要充分意识到厂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唇齿相依的整体，而不是被割裂的两个利益主体。对制造商来说，经销商是企业的发展战略伙伴，使对方和企业共同发展将会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制造商应该表现出合作的诚意，支持经销商与自己共同发展，在这个支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与经销商之间的“双边协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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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shi Ashwin and Arnold Stephen J.How Relational Norms Affect Compliance in Industrial Buying[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8,41:105-114.

[5]Browman Douglas,Heilman Carrie M.,and Seetharaman P.B.Determinants of Product-Use Compliance Behav-ior[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4,Vol.XLI(August):32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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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ide Jan B.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n Market-ing Channel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Jan-uary):71-85.

对自然的依赖 篇8

睡眠是人体基本的生理需求,是健康及生活质量的保证。近几年对国内大学生的睡眠质量调查表明,医学生、健康状态、心理状态、学习压力、体育锻炼、人际关系、睡前上网等均与睡眠质量存在联系[6,7,8]。手机使用作为影响睡眠的环境因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刘红等[9]调查发现,有近50% 的大学生因使用手机而影响了睡眠; 王锐烽等[10]在对中职护理学专业学生的调查中发现,中职护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存在一定的关联,睡眠质量受手机依赖程度影响。基于手机依赖与睡眠可能存在的关系,本研究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程度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教学班为单位抽取吉林省某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8—9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 141份,收回1 073份,有效问卷956份;问卷回收率为94.04%,有效率为89.09%。其中男生448名(46.9%),女生498名(52.1%),缺失10名;大一学生132名(13.8%),大二学生138名(14.4%),大三学生345名(36.1%),大四学生245名(25.6%),大五学生(医科五年制学生)88名(9.2%),缺失8名;文科生154名(16.1%),理科生130名(13.6%),工科生238名(24.9%),农科生166名(17.4%),医学生262名(27.4%),缺失6名。平均年龄(20.72±1.59)岁。

1.2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自编问卷主要调查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情况及手机使用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年龄及睡前使用手机习惯、醒后使用手机习惯、睡时手机关机习惯、睡时手机放于身边等。

1.2.2手机依赖倾向量表(MPAS)

MPAS(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是Hong参考Young[11]“网络依赖倾向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Scale)结合大学生手机的使用情况编制的。本量表共有11个题项,分为3个维度,分别为时间管理维度(共5题)、学业影响维度(共3题)、现实替代维度(共3题)。量表采用6点计分,1~6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大多不符合、有点不符合、有点符合、大多符合、完全符合。根据得分情况判定手机依赖程度。得分越高说明手机依赖倾向越严重。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4 5,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2]。

1.2.3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PSQI(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是由Buysse等[13]在1989年编制的睡眠质量自评量表。由于该量表信度、效度较高,且简单易行,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睡眠质量的常用量表。该量表由19个自评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第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参与计分的18个自评条目可组合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7个成份。每个成份按0~3分计分,总分为21分,得分越高则表明被调查者睡眠质量越差,以PSQI总分>7分作为判断睡眠障碍的标准[14]。

1.2.4质量控制

研究的资料搜集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统一培训调查员,课题组成员到学校的相应班级直接发放问卷,要求调查者采用统一指导语。问卷现场回收,调查员对每一份问卷进行核查,如发现填写错误或漏填等立即让调查对象补充。

1.3统计分析

使用Eip Data 3.1软件进行资料的双录入,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方差分析、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检验水准为α=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社会人口学变量与睡眠障碍的关联性

依据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的筛选,此次调查中睡眠障碍者有132人,占总人数的13.8%,据此将被调查大学生分为睡眠障碍组和睡眠正常组。采用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考查社会人口学变量对睡眠质量的影响。表1显示,睡眠障碍率男生(12.7%)与女生(14.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专业上,睡眠障碍率医学生(24.8%)高于非医科学生(P<0.01);在年级上,睡眠障碍率大一(15.9%)、大二(8.0%)、大三(13.0%)、大四(14.3%)与大五(2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手机依赖与睡眠障碍的关联性

采用t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考查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表2显示,在时间管理、学业影响及现实替代维度上,睡眠障碍组与睡眠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睡眠障碍组得分均高于睡眠正常组。

注: ( ) 内数字为检出率/% 。

2.3手机使用行为与睡眠障碍的关联性

采用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考查手机使用行为对睡眠质量的影响,表3显示,在睡前使用手机、醒后使用手机及睡时手机关机上,是否有类似习惯在睡眠障碍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睡时手机放于身边可能是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P=0.037)。

注: ( ) 内数字为检出率/% 。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的睡眠障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李燕芬等[15]对中国大学生睡眠质量进行的Meta分析结果一致。在专业上,医科专业学生睡眠障碍率即使在去除大五学生的情况下仍较其他专业高,而工科专业学生睡眠障碍率较低,且医学专业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风险因素,与施少平等[7]研究发现的医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高于非医学生的结果相同。医学生睡眠障碍相对其他专业更高可能是由于医学生的学业压力大,长时间的学习可能占用了睡眠时间,伴随着压力的增大也会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而工科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及就业压力相对较小,可能是工科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较低的原因之一[16]。

本研究从睡眠障碍出发分为睡眠正常组与睡眠障碍组,并结合与睡眠相关的手机使用行为,尝试探讨手机依赖及相关使用行为对睡眠障碍的影响。手机依赖倾向量表各维度平均得分睡眠障碍率比较显示,睡眠障碍组手机依赖倾向量表3 个维度( 时间管理维度、学业影响维度及现实替代维度) 的得分均高于睡眠正常组,时间管理维度、学业影响维度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风险因素。Yogesh等[17]对医学生中手机使用与睡眠模式的研究中发现,手机使用时长与睡眠质量在医学生中呈负相关,每日使用时间超过2 h可能会导致睡眠剥夺、日间功能障碍及学习能力下降等诸多问题; Sahin等[18]对青年人手机成瘾的研究发现,手机成瘾等级的升高伴随着睡眠质量的恶化。大学生对手机使用的时间控制力不足,在尝试减少手机使用时间上存在问题,导致手机使用时间的延长,进而导致睡眠时间的减少,且在手机不在身边时表现出较强的手机使用欲望并存在反复查看手机等戒断症状,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

本研究结合日常大学生手机使用中可能会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的诸多行为因素进行探讨,尝试从手机使用行为上解释手机依赖与睡眠障碍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研究发现有睡时手机放于身边习惯的大学生睡眠障碍率高于无此习惯的大学生,睡时手机放于身边习惯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风险因素,与Redmayne等[19]的研究成果“青少年夜间被手机吵醒是导致日间嗜睡及功能障碍的风险因素”相似,大学生睡眠障碍的发生可能与睡时手机放在身边时夜间短信、电话打扰睡眠有关。此外,Munezawa等[20]的调查显示,熄灯后使用手机与睡眠障碍存在联系; 刘红等[9]调查发现,有近50% 的大学生因使用手机而影响了睡眠,提示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将会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及手机依赖会影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保持良好的睡眠是拥有充足学习精力和维持正常社会功能的基础。因此应当加强对大学生手机正确使用的宣传教育,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针对性地开展干预工作,预防大学生手机依赖及睡眠障碍的发生。

摘要：<正>手机依赖是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1]。手机依赖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影响尤其明显。近年来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手机依赖率为15%~30%[2-5],大学生手机依赖将会对其学习、生活及身体健康等方面产生影响。睡眠是人体基本的生理需求,是健康及生活质量的保证。近几年对国内大学生的睡眠质量调查表明,医学生、健康状态、心理状态、学习压力、体育锻炼、人

对自然的依赖 篇9

关键词：二陈汤,吗啡,条件性位置偏爱

中医痰病学术, 是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的学术宝库, 是中医药治疗多种疑难杂病的优势、特色所在。目前关于痰证的研究多扎根于临床, 缺乏必要的动物实验研究, 关于痰证的本质研究还比较少。因此, 研制出合理的痰证动物模型可以为揭示痰证的本质提供一个基础平台。本课题组从中医体质角度探讨毒品复吸的发病机制, 先期调查发现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30973718) , 当机体存在痰病理产物和阳虚、血热等病理变化时, 易引起“毒瘾”复发, 而其中又以痰最为突出, 笔者认为, “毒瘾”的缠绵难除特性可能与“痰”有关, 而此痰有其特异性, 是“顽痰”, “顽痰”是吸毒人群“毒瘾”缠绵难除的特性[1]。由此, 笔者思考:毒品成瘾动物模型是否也具有痰证缠绵难除病理特点呢?因此, 笔者采用国际公认的条件性位置偏爱 (CPP) 小鼠模型[2,3,4,5,6], 以经典燥湿化痰方反证治疗, 验证我们这一假想, 从而进一步探索研制痰证动物模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动物

昆明种小鼠, 雄性, 体重18~22 g, 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所有小鼠饲养条件:清洁级动物房、单笼、照明12 h/d, 室温 (22±2) ℃, 相对湿度为30%~40%, 喂常规饲料, 自由进食饮水。

1.1.2 药品

盐酸吗啡粉, 购自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 规格:1 g, 批号:20111101, 用生理盐水配成所需要的浓度。

1.1.3 药物准备

二陈汤按重量比加8倍量水浸泡半小时, 文火煎煮2次, 第1次30 min, 第2次30 min, 合并2次水煎液, 3000 r/m离心15 min, 倒出上清液, 70℃恒温水浴, 浓缩至每毫升药液含生药0.27 g, 高压灭菌后4℃冰箱储存备用。

1.1.4 设备

条件性位置偏爱箱根据文献制作:箱子由两个正方体组成, 中间有一可活动的隔板, 将隔板抽起后, 小鼠可在两个箱子之间自由活动。箱子的一侧用油漆涂成黑色, 用柔软毛毯将底板底面制成粗糙面, 另一侧用油漆涂成白色, 用玻璃底板制成光滑面, 使整个偏爱箱具有明显不同的视觉和触觉[7]。

1.2 方法

1.2.1 建立吗啡依赖CPP小鼠模型及其消退和诱导复发

在安静环境的条件下, 采用条件位置偏爱箱建立吗啡依赖CPP及其消退和诱导复发。在实验开始之前, 将小鼠放入条件位置偏爱箱中适应环境, 小鼠可在箱内自由活动, 上下午各1 h, 共7 d[8]。

1.2.2 预测试阶段

在条件位置偏爱箱内, 测定每只小鼠在白箱的停留时间, 1次/d, 连续3 d, 最后取平均值, 以小鼠偏爱的白箱作为伴药箱进行实验, 检测白箱停留时间:测试小鼠60 min内在白箱中的停留时间。

1.2.3 训练阶段

建立吗啡精神依赖模型, 每天9AM时给予吗啡 (9 mg/kg, sc) , 连续7 d, 注射吗啡后将小鼠立即放入白箱 (伴药箱) , 在箱内停留60 min, 每天5PM皮下注射等容积生理盐水后放入黑箱 (非伴药箱) , 亦在箱内停留60 min。7 d之后停用吗啡, 测定停用吗啡后的第1、2、3天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9]。

1.2.4 停药期

从停用吗啡算起连续15 d, 每天将小鼠放入条件位置偏爱箱中自由活动, 每天60 min。

1.2.5 动物分组及给药

检测二陈汤位置偏爱效应时, 将正常小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二陈汤低剂量、中剂量、高剂量共四组, 每组10只, 正常对照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 二陈汤组按4 m L/kg的剂量分别灌胃给药, 各组用药5 d, 每天2次 (9AM, 5PM) 第6天测定各组小鼠在白箱中的停留时间;检测二陈汤对CPP小鼠影响时, 将小鼠随机分为吗啡组、正常对照组、二陈汤低剂量、中剂量、高剂量共5组, 每组10只, 吗啡组皮下注射吗啡, 正常对照组给予皮下注射氯化钠注射液, 二陈汤组则按4 m L/kg的剂量分别灌胃给药, 各组用药5 d, 每天2次 (9AM, 5PM) , 灌胃后30 min注射吗啡, 第6天开始停用吗啡, 将小鼠放入条件位置偏爱箱中自由活动, 第20天给予吗啡组及二陈汤组皮下注射氢化可的松5 mg/kg, 15 min后将小鼠放入条件位置偏爱箱, 测定其在白箱中停留的时间。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二陈汤位置偏爱效应检测结果

各组小鼠分别测得在白箱中停留时间, 二陈汤各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其各自给药前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二陈汤无奖赏效应或厌恶效应, 见表1。

2.2 二陈汤对吗啡引起的位置偏爱效应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22±38) s, 吗啡组为 (683±47) s, 吗啡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明显长于正常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吗啡使小鼠产生了明显的位置偏爱效应;二陈汤低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642±16) s, 二陈汤中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77±41) s, 二陈汤高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54±30) s, 二陈汤低剂量组在白箱中停留时间明显长于正常对照组, 而二陈汤中、高剂量组在白箱中停留时间明显短于吗啡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明二陈汤中、高剂量组能够消除吗啡所致小鼠的条件性位置偏爱。

2.3 二陈汤对吗啡点燃诱导CPP重建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14±24) s, 吗啡组为 (675±15) s, 吗啡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明显长于正常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提示CPP小鼠重建模型建立;二陈汤低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649±38) s, 二陈汤中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84±32) s, 二陈汤高剂量组+吗啡组的小鼠在白箱停留时间为 (545±49) s, 二陈汤低剂量组在白箱中停留时间明显长于正常对照组, 而二陈汤中、高剂量组在白箱中停留时间明显短于吗啡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示二陈汤中、高剂量组可以抑制吗啡点燃诱导的CPP重建。

3 讨论

痰证是因体内水液代谢失常而产生一些列证候的一类病证。“百病皆有痰作祟”说明痰的致病广泛。痰饮停留脏腑, 影响脏腑功能, 流注肢体, 变生怪病。如停积于肺、痰鸣如吼、气息喘促。痰常与湿邪共同致病, 因此具有缠绵难愈的病理特点。本课题先期调查发现, 吸毒人员有缠绵难愈的特点, 在发作期表现多见痰证, 如呵欠泪出, 痰涌呕逆等, 证明“毒瘾”的缠绵难除的痰特性始终存在[10]。

条件位置偏爱实验 (CPP) 是目前评价药物精神依赖性的经典实验模型, 也是广泛应用于寻找抗觅药行为的有效工具。本研究意在探讨CPP小鼠模型是否也具有痰证特点, 在小鼠连续使用吗啡后, 能迅速形成对用药相关环境的CPP, 当小鼠暴露于以往用药有关的环境或者接触到其他相关线索时, 常引发继发性的觅药行为, 即人类中的复吸现象。二陈汤源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由法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组成, 是一种能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中医经典药方, 临床上经常用于治疗湿痰证, 如咳嗽痰多、色白易咳、恶心呕吐、胸膈痞闷、肢体困重或头眩心悸等。因此, 本实验采用经典方二陈汤进行反证治疗, 结果表明二陈汤中、高剂量组在一定程度上能能够消除吗啡所致小鼠的条件性位置偏爱, 可以抑制吗啡点燃诱导的CPP重建。因此, 从某种角度看, CPP小鼠动物模型可以作为中医痰证模型, 为进一步探索研制痰证动物模型提供实验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朝阳, 李灿东, 李陵军, 等.吸毒人群高复吸率的中医体质调查[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10, 19 (5) :390-391.

[2]陆林, 黄明生, 李静, 等.强迫游泳和糖皮质激素促进小鼠对吗啡的条件性位置偏爱[J].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0, 33 (1) :35-37.

[3]Mueller D, Stewart J.Coca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reinstatement by priming injections of cocaine after extinction[J].Behav Brain Res, 2000, 115 (1) :39-47.

[4]Andrews N, Loomis S, Blake R, et al.Effect of gabapentin-like compounds o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J].Psychopharmacology, 2001, 157 (4) :381-387.

[5]Randall C K, Kraemer P J, Bardo M T.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 preweanling and adult rats[J].Phar macol Biochem Behav, 1998, 60 (1) :217-222.

[6]Thanos P K, Tucci A, Stamos J, et al.Chronic forced exercise during adolescence decreases cocaine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 Lewis rats[J].Behav Brain Res, 2010, 215 (1) :77-82.

[7]Maldonado R, Saiardi A, Valverde O, et al.Absence of opiate rewarding effects in mice lacking dopamine D2 receptors[J].Nature, 1997, 388 (6642) :586-589.

[8]Tzschentke T M.Review on CPP:Measuring reward with the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CPP) paradigm:update of the last decade[J].Addiction biology, 2007, 12 (3-4) :227-462.

[9]Wang B, Luo F, Zhang W T, et al.Stress or drug priming induces reinstatement of extinguish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J].Neuroreport, 2000, 11 (12) :2781-2784.

对自然的依赖 篇10

目前, 英国中部地区的一些生猪养殖者正开展一项商业规模的实验, 来探索将自种豆类用于育肥猪日粮的可能性, 以减少英国生猪养殖对环境的负荷, 同时减少生猪日粮对大豆的依赖性。该计划被称为“绿色生猪”, 由学术界和生猪产业界联合开展, 并由政府拨款资助。该项目业已表明, 可以在成长期或育肥生猪日粮中大量使用豆类以替代目前的日粮成分, 而又不会对猪只的生产性能和屠宰数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 研究还表明用豌豆或蚕豆来构成生猪日粮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养殖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所要使用的豆类。

大学生对微信依赖性的探讨 篇11

关键词：大学生；微信；依赖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284-01

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生事物，以星火燎原之势被大众所熟悉并应用到生活中去。并且以其独特的个性化特点吸引着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微信在为大学生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让一些大学生产生了依赖性，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大学生对于微信的依赖性的问题研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如何正确的引导并合理利用这种依赖心理，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大学生对微信依赖的原因

（一）微信本身是大学生对其产生依赖性的客观原因。

首先，微信依托的载体具有较明显的移动性。微信是以手机为载体的通讯软件，而大学生几乎人人都使用手机，这为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手机可以随时携带，使得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微信进行聊天，记录学习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了解并发布感兴趣的资讯，及时关注好友动态。

其次，微信涉及到资费的项目很少，使用微信的绝大部分功能产生的流量费是由移动运营商收取的，而且微信的使用有需求极少的流量。这也是相对经济不独立的大学生对选择使用微信的原因之一。

最后，微信独特的沟通方式及个性化的功能，也使大学生对其爱不释手。微信可以快速的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各种形式的信息，这些独特的沟通方式相比于传统呆板的文字信息，不仅使得大学生更方便快捷的跟朋友联系沟通，而且使得大学生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富有乐趣。

（二）大学生独具个性的心里特点，是对微信依赖性的主观原因。

首先，从最初接触微信这个新事物的动机上来看，大多数大学生是处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以及追求时尚。使用微信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要走在潮流之前的冲动，或者有时候也是一种从众心理的被动接受。因此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在使用微信时，微信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通讯工具，也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认同。

其次，微信改变了交流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使得的大学生感情交流更加深刻。对于熟悉的人，微信促进了大学生与他们之间的及时沟通，增强了大学生与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平时难以言表的感情在微信上可以更好的倾诉。对于陌生人，由于微信具有一定的匿名性，使得大学生与之沟通没有现实中的一些束缚，可以尽情的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因此，微信成为大学生表达思想观点和相互倾诉心声的最佳选择，为大学生自我需求的实现开辟了一条新通道。可见微信可以帮助大学生排解生活中的寂寞、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情绪。微信聊天环境的匿名性和聊天对象的虚拟性也为大学生提供了自我释放的空间，在微信中大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不受现实环境的约束和限制。在微信中大学生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受到现实的约束和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在微信中大学生可以弥补生活中不可满足的快感，在现实生活中压抑着的“本我”通过微信中的交流可以的到宣泄和释放，从而满足了大学生缓解焦虑的需求。

最后，微信不仅仅是一款通讯软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发泄和释放内心压抑情绪的娱乐平台。休闲娱乐是最好的放松身心的方式，微信内置的游戏可以娱乐消遣、增加生活乐趣，微信在为大学生提供娱乐消遣方面具有不容置疑的作用。微信很好的迎合了大学生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让大学生可以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来得到身心的放松。

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对微信的依赖

首先，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对微信认识。大学生在使用微信时，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所以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避免微信依赖心理负面影响的基础，让大学生认识微信传播的本质、特点和运作方式，培养大学生对微信产生的影响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指导大学生能够正确理解、选择性地接受微信平台上所传播的资源，并提高大学生的批评能力和不良信息的辨认能力，让其能够科学地利用微信给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认识和定位微信，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能够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在不影响学习、生活的前提下，理性使用微信。清醒地认识到在使用微信过程中，应该遵守大学生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避免自己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言行，不利用微信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并且大学生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也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尤其重要的是在使用微信时，要合理安排时间，不沉迷其中。

其次，合理利用微信，提高学生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微信成为了大学生新的宠儿，学校也要与时俱进，通过微信进一步贴近大学生，了解并动态关注大学的所思所想，及时的发现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快速的帮助其解决，充分重视微信这一媒介在大学生教育工作中的载体作用，提高学生教育工作的时效性。辅导员还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创建班级群聊，利用这个平台营造平等对话、和谐互动的微信班级，进行班级日常管理，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出现问题。学生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与辅导员沟通，虽然不能够面对面，却能够做到心贴心。也可以利用微信平台组织线下的校园活动，提高大学生在现实中交的际能力，通过虚实结合，不断创新校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达到更好的教育目的。

最后，各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微信环境。从微信开发商角度，更多的是要研发具有传播正确价值观导向的新功能，推出适合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聊天和娱乐，而能够实现娱学一体。同时，要注意保护使用群体的个人信息不外泄，维护好用户隐私。对监管部门角度，要净化网络环境，及时查处不良信息，避免在大学生群体中肆意蔓延，维护好网络安全，倡导推进正能量。作为立法机关，要完善相关法律条款，使开发商和运营商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程序办事，监管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能有法可依。

实际上，大学生对微信依赖性的产生是信息化时代出现的正常现象， 只要大学生加强自身的辨识能力，教育工作者坚持科学的教育观、发展观，父母及时给予孩子更多关爱以及社会各方力量通力合作，就能够有效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微信。

对自然的依赖 篇12

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我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为我国高校教育的主体———“90”后大学生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网络普及而成长起来的, 他们已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群体。 虽然, 网络成为“90”后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也是他们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 但对网络的过度使用行为已经直接危害学生的学业和心理的发展, 甚至导致学生出现人际交往问题、社会适应性差、日常时间管理混乱等问题, 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得到心理和教育界的关注和研究。

早前的国内外研究的重点都在网络成瘾者, 而国内学者白羽和樊富珉[1]发现, 研究网络成瘾的人群自然有其重大意义, 然而关注可能成为网络成瘾的边缘群体, 即沉迷于网络使用但未达到成瘾程度的群体更具有现实意义, 他们将这个群体界定为网络依赖者。 网络依赖介于正常使用网络和网络成瘾之间, 存在与网络成瘾相似的症状, 如人际关系淡漠、交际范围变小、社会适应性较差、时间管理混乱、在学业和个人发展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障碍[2]。 虽然网络依赖者的症状不及网络成瘾者严重, 但是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也受到网络干扰, 并且有转变为网络成瘾者的可能。 网络依赖在“90后”大学生中所占人口比例较大, 且更容易进行心理干预。 团体辅导作为心理干预的一种形式, 它可以通过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 运用团体动力和适当的心理咨询技巧, 协助个体认识自我、改善与他人的关系, 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 团体辅导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干预方式更适合网络依赖者。 故本研究选择团体辅导的方式对“90”后网络依赖大学生进行干预, 并探讨了干预效果。

2.对象与方法

2.1对象

在湖北某高校发放正式通知招募及辅导员转介, 通过结构面谈与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CIAS-R) [3]甄选, 最后确定10名网络依赖者作为研究对象。 甄选标准:CIAS-R量表得分介于46-53之间 (在修订CIAS量表时此分数段位于总数据点的80%-95%位置) [4]并参考面谈结果。

2.2方法

2.2.1工具

陈淑慧[3]等人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CIASR) [4]。 共19个题项, 包含网络成瘾核心症状 (IA-Sym) 及网络成瘾相关问题 (IA-RP) 两个分量表, 含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 (Sym-G&Sym-W) , 网络成瘾耐受性 (Sym-T) 、人际关系与健康问题 (RP-IH) 及时间管理问题 (RP-IM) 四个维度, 陈淑慧教授报告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团体辅导的设置

团体名称: 网络伴我健康成长—心理成长小组; 团体性质:成长与治疗相结合的结构式团体;团体的整体目标:对网络依赖的群体进行干预, 使之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学习, 健康地使用网络, 避免其陷入更深的网络依赖或网络成瘾中。

2.2.3团体辅导方案

共进行八次团体辅导活动。 八次团体辅导活动名称分别为:缘聚你我、我真的很不错、风雨同舟、携手同行、信任之旅、网络面面观、时间馅饼、珍重再见。 每一次团体辅导活动都有明确的分目标。

2.2.4干预程序

团体辅导活动共进行八次, 每周两次, 持续四周。 团体人数为12人, 含团体带领者1人, 协助带领者1人。 每次团体辅导活动的时间为1.5小时。 第一次团体活动前及八次团体活动后进行前后测, 前后测问卷均采用CIAS-R量表。

2.2.5干预者及其训练背景

干预者与助手均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专职心理老师, 不仅具备心理学硕士学位, 具备3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而且参加过团体心理咨询的专业培训。

2.3统计方法

运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配对样本t检验。

3.结果

表1显示团体辅导前后CIAS-R的总得分及CIAS-R的戒断反应、 人际与健康因子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CIAS的耐受性、时间管理因子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 这也说明, 团体辅导干预后, 网络依赖大学生的网络依赖, 特别是在戒断反应和人际与健康方面发生了明显改变, 而在耐受性和时间方面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4.讨论

本研究设计的团体辅导对“90”后网络依赖大学生有显著的干预效果, 特别是在戒断反应和人际与健康方面有了很好的改善。这可能与本研究的团体辅导的方案设计有关。 白羽和樊富珉[1]在研究中提出, 大学生对网络产生依赖的三个主要原因为:①网络的可获得性,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支配;②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发展性问题, 即人际关系问题;③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本研究团体方案就是围绕网络依赖的这三个原因而设计团体活动的, 使团体成员从根源上获得改变, 这是团体辅导活动成功的关键。

研究还发现, 团体辅导干预后, “90”后网络依赖大学生在耐受性和时间管理方面改变不明显。 这也与一些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刘伟等[5]用集中封闭式团体咨询对网络依赖大学生进行干预, 结果也发现, 网络依赖大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并没有明显改变。 白羽和樊富珉[6]则认为, 网络依赖的根源并不在于网络使用, 而在于大学生的发展性和适应性问题, 以及大学生有关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

本研究对团体辅导在“90”后大学生的网络依赖问题的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 也得到了有效干预。 在后续研究中还有更多内容可以进一步研究, 比如设计出更适合“90”后网络依赖大学生的结构形式与主题的团体辅导等。

参考文献

[1]白羽, 樊富珉.大学生网络依赖及其团体干预方法[J].青年研究, 2005, 5:42-29.

[2]王世伟, 翟春花, 吴洪来.大学生网络依赖团体辅导初探[J].校园心理, 2011, 9 (6) :388-390.

[3]陈淑惠, 等.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之编制与心理计量特性研究[J].中华心理学刊, 2003, 45 (3) :279-294.

[4]白羽, 樊富珉.大学生网络依赖测量工具的修订与应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4:99-104.

[5]刘伟, 等.网络依赖大学生集中封闭式团体咨询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10, 31 (4) :390-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