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精选12篇）

话语分析 篇1

1. 话语分析简述

话语分析在1952年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Z.S.Harris首次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朱永生曾经对话语分析五十年的发展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和展望,并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52—1970)、起步阶段(1970—1980)、兴盛阶段(1980—现在),并将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以下几种:(一)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二)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三)会话原则;(四)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五)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六)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七)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朱永生,2006)。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人类对语言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体现了语言研究从形式到功能,从静态到动态,从词、句分析到话语、篇章分析,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从单一领域到跨学科领域的过渡,因此,它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2. 批评话语分析的探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欧洲大陆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R.Fowler等人提出。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批评话语分析从初创到发展,受到了国内外语言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一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语言学家积极投入到该领域中,对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剖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决定了它“揭露”和“否定”的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错综复杂,仅凭“批评”或“打倒”是无法解决的。批评话语分析者过于消极的态度既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从正面去引导人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去做的事。

3.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发展

3.1 积极话语分析概念的提出

1999年举行的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R.Martin教授在其“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针对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种种不足,Martin认为语言分析不但要集中精力去解读那些含有不平等的现象的“坏新闻(bad news)”,而且应以积极的态度和视野去观察那些主张和平平等的“好新闻(good news)”。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3.2 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点

积极话语分析在哲学基础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是基本一致的。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学家们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们一样,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是社会基础。此外,从动机来看,积极话语分析并没有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主张用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及各色不平等现象,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期望通过话语分析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与延伸。同时也不难发现,积极话语分析相对于批评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具建构性。

3.3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积极话语分析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过于侧重政治,过于重视批评与解构,以消极的态度影响社会。朱永生(2006)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反拨。

(1) 动机

批评语言分析对所分析的社会事实一般都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几乎成了话语分析的全部内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而Martin等人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alignment)和“设计”(design)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就是这个原因。

(2) 语料的选择和分析

在语料方面,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语篇所涉及的领域(locale of discourse),除了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和咨询等语篇。在这些语篇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政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如由种族矛盾引起的人权危机等。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分析有“三多”的特点,即“多模式”(multimodal):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层次”(multistratal):对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层面作分析;“多功能”(multifunctional):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围绕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展开分析。

4. 结语

应当看到,到目前为止,积极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话语意义起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尚未涉及,如隐喻作用、抽象形象作用、礼节和仪式作用等(朱永生,2006)。作为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但是由于积极话语分析评价态度友好、分析目标具有建构性,理念积极且与时俱进,更能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已经开始引起我国国内语言研究学者的普遍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积极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Martin,J.R.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J].英语研究,2006,(4).

[2]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

[3]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黄会健,冷占英,顾月秋.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刘成科.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从解构走向建构[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6]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

[8]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2004,(5).

[9]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03,(3).

[10]朱永生.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J].英语研究,2006,(4).

话语分析 篇2

叙述故事是小说重要的特点之一。鲁迅在真实的历史条件下虚构一个“狂人”的文学故事。作品中的“余”传达出了传记体式的真实背景，把日记处理为病狂者的呓语。表面上看，是“狂人”起初觉得周围的人很奇怪，而后从怀疑到确定这些人要吃他，然后甚至觉得自己的大哥也参与了吃人，最后疾呼救救孩子。实际上，作品用狂人的非逻辑心理进行叙事，始终围绕着“吃人”；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人，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叙述话语解决的是一个怎么讲故事的问题。《狂人日记》是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一篇小说，其中13则狂人的日记是按心理时间的顺序，20年前的事，前几天听到的事，年幼时听到的事，妹妹的死，四五岁时听到的事交错排列，形成时间迭印现象。叙述视角是先是以“余”作为信息的发布者，一方面代表着世俗和公众的观点，同时也是“狂人”的知音，取走、阅读并发表了“狂人”的日记。在日记中，以狂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这就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冲淡和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

叙述动作解决的是谁在讲故事的问题。《狂人日记》设置了两重叙述者：首先是超越故事的旁观性叙述者――开头作者题记中出现的“余”，他是“狂人”昔日中学好友，得到“狂人”的日记二册并将它公之于众。其次是故事内叙述者――“我”（即“狂人”），他在日记中“语颇错杂无伦次”地记录下自己的“荒唐之言”，这些“荒唐之言”正构成小说的正文。

1.叙述内容。这是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也就是被讲述的故事，包括事件、人物和场景等。《狂人日记》的叙述内容，可以概括为“狂人”的故事：一个曾患“迫害狂”病症的人曾经有过的“狂人”梦魇。在这梦魇中，发生了“狂人”与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佃户、陈老五等关于“吃人”的故事。这是读者读完小说后在头脑里还原出来的故事。

对于《围城》的话语分析 篇3

【关键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话语分析

在《围城》这部作品中，通过作者钱钟书先生运用了大量的描写，原汁原味得表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所为。《围城》这部作品是虚构的，但是读来好像确有其事，实有其人，甚至人们会认为作品中“方鸿渐”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比如说《围城》里面方鸿渐是无锡人，流过洋，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也在内地教过书。而钱钟书曾去英国牛津留学并取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和方鸿渐一样也是坐船在香港上岸。杨绛曾在《围城》的后续中写道“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对于这样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可以从各个学科的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等，来分析作品的中作者运用的语言， 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意义，作品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诸如此类。本文将从语言学角度主要通过《围城》这一作品中的对话分析，探讨对于中文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使用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进行分析。

场景一：在归国途中的法国邮船上，苏文纨对于方鸿渐心生好感，但是方鸿渐确与鲍小姐暧昧不清，在邮船抵达香港，鲍小姐下船扑向她的未婚夫时，方鸿渐发觉自己的感情遭受了玩弄，正在发呆，这时发生了下述对话。

苏小姐：“方先生不下船，在想心思？ 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没人陪啦。”

方鸿渐：“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

苏小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

方鸿渐：“我原说，人家不肯赏脸呀！”

苏小姐：“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你肯陪吗？”

方鸿渐：“妙极了！我正要去理发。咱们理完发，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下了山我请你吃饭，饭后到浅水湾喝茶，晚上看电影好不好？

苏小姐：“方先生，你想得真周到！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

苏小姐希望能够接近方鸿渐，故而特意打扮一番，同时使用娇嗔的语气与他搭话。而之前方鸿渐因为苏小姐曾当面讽刺过他，心中“恨不得把苏小姐瘦身体里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本不欲理睬她。可是看到装扮得袅袅婷婷的苏小姐，他立刻忘记了之前的不快，同时也马上把鲍小姐抛之脑后，与苏小姐调笑起来。当然作为东方女性，即使留洋归来，思想再开放，也不可能放下矜持。她听明白了方鸿渐此刻并没有拒绝她同时也确认了方鸿渐身边没有其他竞争者，故而婉转的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其实在此刻苏小姐的态度已然很明确，就是在暗示能和方鸿渐交往，可以陪陪方鸿渐。但是方鸿渐不解风情并没有立刻邀请苏小姐，或者说并不不真的想邀请苏小姐，只是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不敢提出邀请是因为害怕苏小姐拒绝。他的回答并没有达到苏小姐的预期，因此苏小姐只好主动提出约会要求，但是说的比较委婉，用了一个明显不是必须出去的借口即“洗头”，问方鸿渐“你肯陪么？”。这时方鸿渐恍然大悟，连忙做了一系列的出游计划，化被动为主动的接受了约会邀请挽回了苏小姐的“面子”。故而苏小姐非常愉快，方鸿渐可以手傍着她腰下船。

上述这段对话充分体现了Grice的合作原则。Grice的合作原则指：在你参与的谈话中，整个交谈过程里你所说的话语应该符合你所参与的这次谈话的目标和方向。苏小姐的目的非常明确，她完全为了吸引方鸿渐，希望他能够“卑逊地仰慕而后曲伏地求爱”。但由于她一贯得“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显得崇高而孤独，令他人都不敢攀谈，故她只得放下身架主动与方鸿渐交谈，她也完全明白之前她讽刺方鸿渐和鲍小姐，而现在方鸿渐被甩了心情必然不佳，故而说话语气是用“柔声”，语言也是先安慰“方先生不下船，在想心思？”怕方鸿渐反感马上说“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这是鲍小姐不对，不该引诱了他却又马上抛下他，玩弄感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方鸿渐失恋状态的关心“没人陪啦。”

方鸿渐的回答看似答非所问，但是他也遵守了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第一个问题“在想心思？”这个问题显然任何男性都不愿意回答，他不可能向苏小姐承认自己在“想心思”，鲍小姐刚刚下船，他正在凭栏发呆，此情此景他又无法说自己没有“想心思”，所以他的回答一定是破坏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之一关联原则。方鸿渐只好是顾左右而言他“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这个回答并不妥当，因为这之前方鸿渐和苏小姐仅仅是同学，并无更深层交往，而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想让苏小姐相陪，却怕没有资格”暗示自己对苏小姐有意思。那么方鸿渐真的对苏小姐有好感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说完这句话后准备碰个软钉子，却没料到这句话正中苏小姐下怀，不过她是官家小姐，不能直接说“你有这个资格可以奉陪我”因此她的回答只好破坏了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原则，她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暗示方鸿渐其实“你可以邀请我呀。”

从言语交际中，交谈双方在谈话中大多遵守合作原则，但是准则并非必需遵守的语言规则，不是不可违反的，而恰恰这种特意的违反合作原则，可以让听话人推导出他的会话含义。因此用合作原则来解释人们谈话中的话语意义是可行而且有效的。

在上述对话中听话人都推导出了对方会话的特殊含义，从而达成了各自的谈话目的。其实从此处对话已经可以看出方鸿渐对爱情的态度。女方的表态已经非常明确，而男方在明知自己对她没有好感的前提下还表现得非常暧昧，显得男主人公非常优柔寡断，口是心非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后问苏小姐一而再、再而三的误会，终而酿成其因爱生恨，拆散了方鸿渐和唐小姐的“爱情”。苏小姐的性格在此处刻画得非常生动，一个目的明确，颇有心计，但是果断大胆追求爱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为后面的人物命运打下了伏笔。

场景二：方鸿渐把另有爱人的事情告诉苏小姐，苏小姐心中怀恨，在唐小姐面前大讲方鸿渐的坏话，方鸿渐写了信给唐小姐，而唐小姐一直没有回信，故他冒雨去唐小姐家拜访。发生了下述对话。

方鸿渐：“我来过两次，你都不在家，礼拜一的信收到没有？”

唐小姐：“收到了。方先生……方先生听说礼拜二也来过，为什么不进来，我那天倒在家。”

方鸿渐：“唐小姐，怎么知道我礼拜二来过？”

唐小姐：“表姐的车夫看见方先生，奇怪你过门不入，他告诉了表姐，表姐又告诉我。你那天应该进来，我们在谈起你。”

……

方鸿渐：“怎么，你看见我给你表姐的信？”

唐小姐：“表姐给我看的，她并且把从船上到那天晚上的事全告诉我。”

方鸿渐：“她怎样讲？”

唐小姐：“你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么？”

方鸿渐：“唐小姐，让我解释——”

……

方鸿渐：“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这是闹着玩儿的。”

唐小姐说：“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

方鸿渐：“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

唐小姐：“那么再会。”

唐小姐：“再会。”

唐小姐：“希望你远行一路平安。”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解释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关系，即说话人如何通过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含蓄间接的表达自己的意图，让听话人推断出会话含义，但它却没有解释说话人为什么要时常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为此，Leech提出了礼貌原则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以弥补合作原则的局限性。Leech认为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一些准则是为了遵循礼貌原则。虽然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这样做并非纯粹出于礼貌的需要，但在不少情况下，交际者确实是出于礼貌的考虑。礼貌原则从总体上可以表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减弱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尽量增强礼貌信念的表达。

从上述这段对话中最值得让人推敲的是唐小姐对方鸿渐的称呼。按理说这之前，两人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不应当再以当初刚见面时“方先生”、“唐小姐”这样礼貌的称呼。但是唐小姐一见到方鸿渐就称呼他为“方先生”，并且态度非常矜持，与之前笑语吟吟的样子截然不同。那么唐小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她突然疏离的态度，显得非常的客气，让方鸿渐一听就明白，此刻唐小姐已经受到苏小姐影响，对他非常生气。她的话语反应出了她当时愤怒的心情以及发现自己感情受到欺骗后对于方鸿渐的“愤恨”，表露出无法原谅方鸿渐的含义。

通常说女性的感情被男性欺骗后，多半会大骂男性，比如说苏小姐会骂方鸿渐“你——你这混蛋”。而唐小姐的之后的话语很有意思，她在整个对话中并没有骂方鸿渐一个字，却说方鸿渐“很神秘”“莫测高深”“方先生的口才我早知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很满意中听的解释”“很聪明”，她也没有正面说方鸿渐如何见异思迁，用情不专等等，她只是质问“你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吗？”至于方鸿渐曾经结过婚（事实上只是订婚）的事，她也只是说“方先生现在住在……贵岳家”，对于方鸿渐虚假文凭的事，她的说法也是“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得到过美国学位”。应当说唐小姐在这段质问方鸿渐的对话中，为了维护方鸿渐的面子，使用了更礼貌的表达方式，使方鸿渐的受损最小，尽力缩小对他的贬损以及尽力缩小自身对他的厌恶。她遵循了礼貌原则中的赞扬准则，策略准则和同情准则，她大可像苏小姐那样大骂方鸿渐，但是唐小姐故意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数量原则，仅仅为了减少听话人的伤害，这正是唐小姐的可爱之处。

但是很可惜，方鸿渐并没有推断出唐小姐说话的会话含义，或者应当说他推断了唐小姐话的会话含义但是他推断错了。

唐小姐谈到方先生的学位问题，方鸿渐解释他从未在她面前吹过他有学位，只是“闹着玩儿”的。但是唐小姐的回答说“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这句话从字面上根本无法解释，因为跟前面的对话并没有关联。但是根据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进行推导，唐小姐这样回答肯定是遵守合作原则，但是她明显违背了关联原则。方鸿渐认为她肯定不是在夸奖，她认为既然他的学位是假的，那么他的感情当然也不会认真，相对于方鸿渐的这样逢场作戏的态度，而她确“笨”得把这一切当真了。她肯定不会再相信方鸿渐对她也是认真的，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切对于唐小姐来说都是狡辩，她不会再相信了。其实他这样推导是基于唐小姐对他冷漠的态度，律师般的质问，使他无地自容，但是他过分高估了唐小姐生气的程度，也低估了唐小姐对他的爱。他根本没心思来领会她的这样说的目的，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百口莫辩，当听到最后一句话“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他感到无比绝望，双眼含泪，像大孩子挨了打骂，只说了一句“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站起来就走。

从此处可以看出，方鸿渐在被自己喜爱的人揭穿谎言后，感到羞愧难当，他对于唐小姐一条条的指责辩无可辩，他觉得自己“可鄙可贱得不成为人”因此完全赞同唐小姐对自己欺骗别人感情的判断，同时又夸大了对自己的贬损， 用自我羞辱或自我惩罚的方式来承担责任与抵偿自己的罪过，他运用这种道歉方式表达出了他强烈的道歉情感。

但是这样的回答完全出乎唐小姐的预料，她原以为方鸿渐会各种花言巧语为自己辩白，但没想到这一次他居然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护，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她的本意只是为了“责罚个痛快”，她只是想告诉方鸿渐“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她不希望方鸿渐不断的有鲍小姐、苏小姐之类的其它人，更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要分手的意思。她恨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辩护呢？我会相信你”，但是在此刻她不愿意先低头，她只能说“那么再会。”她送他出门，希望他还有话说，外面下着雨，她送他到门口希望留他等雨势稍杀再走。但是此时的方鸿渐失魂落魄，只是看看唐小姐，瑟缩不敢拉手。唐小姐只好说“再会”，“希望你远行一路平安”。这话从方鸿渐听来，就是送客的意思，同时由于之前方鸿渐写信告诉唐小姐他收到的湖南三闾大学的聘书，而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说她不会和他同去湖南，也不会同往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之间就此别过了。但是这句话对于唐小姐来说她是希望与方鸿渐能够再见面，希望挽留他，而方鸿渐最终还是没能明白她的心意，往错误的方向理解了，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决裂。其实在此处如果唐小姐能够遵守合作原则，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能够直接对方鸿渐说：“我可以原谅你”或者说希望方鸿渐能够留下的话，相信他们不一定会分手。但是唐小姐脾气高傲，宁可后悔忍痛至于生病也不愿意说出她的真心话。

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为文学作品的解读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于人物之间的话语分析，探究他们为何会违反合作原则，尤其对于语义异常的句子时，通过理解其话语含义往往能够更生动更具体的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含义，更能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而通过分析礼貌原则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也能够明白礼貌原则并不一定在所有的场合都适用，而是应当根据具体的语境如交际目的、交际双方的关系、交际背景等做出相应的决定。在实际的交际中，合作原则才是人们交际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双方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开展交际，也才能考虑话语是否礼貌得体。

参考文献：

[1]俞东明主编.什么是语用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何兆熊主编.语用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4]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1985年12月

[5]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2版.第99-102页

作者简介：

话语分析 篇4

“Discourse”is considered to be a formation of knowledge,and a way to analyze the processes and circumstances of knowledge.“Discourse Analysis”has been gradually becoming a popular theory and a useful method within culture analysis.But what on earth does Michel Foucault define the concept of“discourse”,how does it come into being,are there any principles for us to use“Discourse Analysis”?and how can“Discourse Analysis”function in writing against culture?These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 in the following essay which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brief background statements of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nalysis,the definition of discourse,three main group of procedures of production of Discourse and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Discourse Analysis,an ex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Discourse Analysis in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2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nalysis—Michel Fou-cault

2.1 The definition of“Discourse”by Foucault

Firstly,“discourse”is different from“words and things”.As mentioned in“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by Foucault,discourse is not a mere intersection of things and words,is not“a slender surface of contact,or confrontation,between a reality and a language,the intrication of a lexicon and experience”.That means,discourse is no longer only a group of signs,a representation of signs,but more importantly a practice which form systematically the objects of which it speaks.In short,discourse has its role“to abolis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ignifier”.(1)

Secondly,discourse is a formation of knowledge.Foucault uses discourse as the plural of“statement”,where statement is a se of symbols or signs to which the status of knowledge can be ascribed.Discourse means meaningful statements produced by rules and practic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Discourse is“a group of statements which provide a language for talk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Discourse,Foucault argues,constructs the topic.It defines and produces the objects o our knowledge.It governs the way that a topic can be meaningfully talked about and reasoned about.So,it means regularity,formation of knowledge,it is the way people talking and writing things,a body of knowledge,and a way to analyze the processes and circumstances of knowledge(2).

Thirdly,discourse links to power.Discourse argues for a certain institution,and nothing has any meaning outside of this discourse.So discourse not only assumes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th,bu also has the power to make itself true.“It is constituted by a relation between desire,which wants discourse to be unrestricted,infinitely open,and the institutions,which assert that discourse comes into formation through constraint and control,and that it is in this way that it possesses power.(3)”

2.2 The procedures of production of“Discourse”

The first group is“outside exclusion”which includes three types that intersect,reinforce and compensate for each other.One is“prohibition”for sexuality and politics,forbidding people to talk about these two topics,one is“division or rejection”for reason and madness and the other is“opposition”for truth and falsehood.

The second procedure for controlling and delimiting discourse is“internal rarefaction”through which its own control of discourse is exercised by itself and procedures now act as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of ordering and of distribution.Here,“commentary”,“author”and“disciplines”are used to master another dimension of discourse——events and chance.Both the principles of commentary and author limit the chance-element in discourse by the play of an identity,In short,the second group of“internal rarefaction”is a matter of averting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appearance of discourse(4).

Discourse can come into being through the third group of procedures by imposing a certain number of rules on the individuals to limit the access to the discourse.Here,speech-rituals,societies of discourse,doctrinal groups and social appropriations link to each other and constitute great edific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peaking subjects work in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scourse and to ensure the 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subject.

2.3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Discourse Analysis”

The principle of“reversal”means to overturn,to subvert the systems and figures that are customarily thought to be the right sources of discourses,e.g.those of the author,the discipline,the will to truth.One should rather recognize the negative action of an exclusion and a rarefaction of discourse.A good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is Foucault’s suggestion that madness undermines philosophy and thought.

The second principle is that of“discontinuity”which displays that one should hold neither an idea that there is a vast unlimited,continuous,silent discourse that is left unsaid beneath or beyond the systems of rarefaction,nor the idea that it is repressed and should be raisedt up by restoring the power of speech to it.“Discourses must be treated as discontinuous practices,which cross each other,are sometimes juxtaposed with one another,but can just as well exclude or be unaware of each other.”(4)

The following one is the principle of“specificity”.As Foucault argues,one must conceive discourse as“a violence which we do to things,or in any case as a practice which impose on them”instead of resolving it into a play of pre-existing significations because the world doesn’t turn“a legible face”to us and there is no“pre-discursive providence which disposes the world in our favor”and because only in this practice,“the events of discourse find the principle of their regularity”.(4)

The last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 is the rule of“exteriority”.What Foucault suggests is that instead of moving towards“the interior,hidden nucleus”and searching for“the infinite treasure of buried signification”,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go,on the basis of discourse itself,towards the‘external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and find out“what leads to the aleatory series of these events and sets its limits.”(4)

3 An ex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The Discursiv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of Austrian—Ruth Wodah

3.1 Basic assumption about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first is that nations are to be understood as mental constructs,as“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ies”.They are presented as sovereign and limited political units.(4)The second is that national identities—conceived as specific forms of social identities—are discursively produced,reproduced,transformed and destructed by means of language and other semiotic systems.Thirdly,nationa identity can be regarded as a sort of habitus,meaning a complex o common ideas,concepts or perception schemes of related emotional attitudes as well as of similar behavioral dispositions,which are internalized through“national”socialization.Fourthly,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always runs hand in han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distinctiveness and uniqueness.This means national identities are to be understood as dynamic,fragile,vulnerable and often incoherent.

3.2 Distinguish features of the approach designated a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The distinguish feature of the approach is designated a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eaning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discourse constitutes social practice and is at the same time constituted by it(5).

The discourse-analytical tools are employed in the study by distinguishing analytically between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1)contents/topics,2)strategies,3)linguistic means and forms of realization.

To start by illustrating matrix of topics,they distinguish between five semantic macro-areas related to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ustrian identity and nation:(1)the idea of a“homo austriacus”and a“homo externus”;(2)the narrative of a collective political history:myths of genesis and origin,mythical figures,politica triumphs;(3)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culture inculding as well as everyday culture;(4)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present and future consisting citizenship,politica achievements,crises and threats.Particularly,they looked at Austria’s accession to the EU and Austria’s permanent neutrality separately;(5)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national body”which focuses on local,geographic and physical dimension.

The second principle element involved in the discourse-analytical approach is the strategies including:(1)constructive strategies which encompass those linguistic acts which serve to establish a particular national identity;(2)perpetuation and justification strategies which attempt to maintain,support and reproduce national identities;(3)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help of which one can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meaning of a relatively well-established asp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into another;(4)dismantling or destructive strategies which serve to de-mythologize or demolish exis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or elements of them.

The third is the linguistic means and forms of realization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Here the analysis focus is on lexical units,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syntactical means which express unity,sameness,difference,singularity,continuity,change,autonomy,heteronomy,etc.

3.3 Attempts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 perception of“Austrian identity”in semi-public and quasi-private contexts contains both state-specific and cultural elements.The“affirmation of faith in Austria”is a central theme in all the data they analyzed.The declarations of unquestionable national pride and patriotism go hand in hand.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of nation is best understood as illuminating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self-image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nation state.In the study,it shows the importance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d especially for research on political discourse,of including data from everyday life and experience;to complement the study of elite discourse with ethnographic research,in order to grasp the tensions and inter-discursive relationships within and between official,semi-official and quasi-private discourses as well as between discursive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practice.

4 Discourse analysis in culture analysis—Lila Abu-Lughod

4.1 Defects of culture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s the hidden term in all that has just been said about anthropology.In culture analysis,it’s not new to see either calls for the radical reconfiguration of the culture construct or events of substantial re-conceptualization.Rosaldo’s talking of redefinition,Paul Rabinow’s decline,Joes Kahn’s putting to rest and Lila Abu-Lughod’s writing against are examples.All the criticism are based on the defects of culture:holism,localism,totalization,coherence,homogeneity,primordialism,idealism,ahistoricism,objectivism,foundationalism,discreteness,and divisive effects.Lila Abu-Lughod’s article“Writing against Culture”(1991)constitutes a synoptical compendium of the defects of culture currently in play:

Culture as ideation:a discourse-centered approach refu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deas and practices or text and world that the culture concept too readily encourages”.(1991:147)

Culture as legalism:practice theory favors strategies,interests,and improvisations over the more static and homogenizing cultural tropes of rules,models,and texts.(1991:147)

Culture as hierarchy:I will argue that“culture”operates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to enforce separations that inevitably carry a sense of hierarchy.(1991”137-138)(6)

4.2 Discourse Analysis used to write against culture

Culture is the essential tool for making other.For Lila Abu-Lughod,it is the differential function of which reproduces hierarchy between the metropolitan West and the peripheral rest that makes it reasonable enough for anthropologist to“write against culture”and to introduce Bourdieu’s“practice”and Foucaultian“discourse”as analytical replacements.She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lways the danger that these terms will come to be used simply as synonyms for culture,they are intended to enable us to“analyze social life without presuming the degree of coherence that the culture concept has come to carry”.(7)

She enumerates what she takes to be the advantages of discourse over culture:discourse has more diverse sources and meanings in anthropology,discourse allows for contest and competition discourse“refu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deas and practices or text and world that the culture concept too readily encourages”,linguistic discourse perspectives allow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recognizing within a social group the play of“multiple,shifting and competing statements with practical effects”,all of which work against the assumption of“boundedness and idealism”of the culture concept.(8)

When the theory encounters field data,Abu-Lughod argues that the discourse exhibits superior interpretive and analytical power.She gives two examples.Example 1:a footnote gives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superiority of discourse as an antidote to the“timelessness,coherence and homogeneity”entailed in the culture construct:“in my own work on an Egyptian Bedouin community I began to think in terms of discourses rather than culture simply because I had to find ways to make sens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seemed to be two contradictory discourse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the discourse of honor and modesty and the poetic discourse on vulnerability and detachment—which informed and were used by the same individuals in differing contexts.”Example 2:the two distinct discourses on earth characterized men and women and legitimized pow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The examples given above show that“discourse”is allowed to theorize and represen contradiction and heterogeneity,whereas“culture”,by definition cannot.(8)

So,for Abu-Lughod,among the three modes of writing agains culture,discourse analysis is explicitly advocated by her.

5 Conclusion

Within culture analysis,more and more theories come into being,among which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theory over the past ten years.For Michel Foucault,a“discourse”is“a body of thought and writing that is united by having a common object of study,a common methodology,and/or a set o common terms and ideas”.“Discourse”can be controlled and organized by certain procedures named“outside exclusion”,“interna rarefaction”and the one which limits the access to a discourse.The applying of“Discourse Analysis”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r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in terms of reversal,discontinuity,specificity and exteriority.(8)As to“Discourse Analysis”,Ruth Wodah gives quite a good example which shows the proces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of Austrian using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with the distinguish feature designated as“Critica Discourse Analysis”meaning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Among so many objections to“culture”,“Discourse Analysis”is used by Lila Abu-Lughod to write against culture because discourse can work against the defects of boundedness,idealism,coherence,timelessness,discreteness which are possessed by“culture”,discourse refu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deas and practice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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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Brightman.Forget Culture:Replacement,Transcendence,Relexification[J].Cultural Anthropology,1995,10(4):509-542.

多模态话语分析功夫熊猫2 篇5

梦工厂动画片《功夫熊猫》和《功夫熊猫2》在全球掀起了不小的功夫热潮。憨态可掬的功夫熊猫“阿宝”步入江湖，成为神龙大侠，担当起拯救功夫、拯救中原的重任。《功夫熊猫2》在2011 年5月上映，更是掀起了不小的观影高潮。《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之所以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是因为它融合了西方大片的制作技术和为中国广大观众所熟悉并感到亲切的中国文化元素。影片《功夫熊猫2》中的“凤凰城”，大红灯笼沿街高挂，黄包车随处可见，整座古城坐落在云雾缭绕、水墨山水之中；气势恢宏的“宫门城”，细节之处尽显成都宽窄巷子与锦里的影子。片中衣（汉服）、食（豆沙包、担担面、豆腐、火锅）、住（亭台楼阁和皇宫宝塔）、行（黄包车）、乐（太极、皮影戏、琵琶、烟花、舞狮）无不体现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同时，在《功夫熊猫2》中，潮湿的植被、淅淅沥沥的雨水、壮观的瀑布等场景构成了“熊猫们的香格里拉”，也将给观众带来更加真实的视觉体验。“水”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常见的象征意象，片中大量水的元素的加入、水的运用远远超越了水的表象意义。本文将从多模态分析角度分析水在《功夫熊猫2》中禅学意义的构建。

一、多模态话语分析

多模态（multimodality）也称多符号，指包括口语、书面语、图像、图表、空间以及其他可以用来构建意义的各种符号资源。李战子（2003）把多模态定义为除了文本以外，有图像、图表等的符号话语，或者是任何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多模态话语运用听觉、视觉甚至触觉等多种感觉，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是多模态话语交际的手段和符号资源。

Kress（2001：68）指出在书本教材、报纸、电子媒介、网络等传播媒介中，图像正替代语言成为主要的意义构建资源或者与语言平分秋色。由于“视觉文化”的影响，视听动态图像渐渐取代文本来传递信息，意义的构建往往通过文化处所或实体等非语言符号系统来体现。视觉结构绝不只是形式的，它们在语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Kress& Leeuwen，1996：

47）这也就是说，图像和语言一样，对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既具有复制作用，又具有重新建构的作用。心理学实验表明，图像比语言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有利于意义的构建和理解。

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意义资源整合起来，（Gibbon，2000）它可以研究语言系统在意义构建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也可以反映图像、音乐、颜色等非语言符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从而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进而发现综合使用多种模态而促成的社会交际目的。

OHalloran（2004）提出了系统功能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符号资源的意义潜势在不同符号层面的体现以及多模态话语中符号选择的意义构建和整合。Kress和Leeuwen（2003）根据Halliday的语言三大功能理论提出了适用于图像分析的“视觉语法”，分别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析图像等视觉符号的语义关系，并且分析了再现意义（概念意义层面）、互动意义（人际意义层面）构图意义（语篇意义层面）。

随着多模态分析的不断发展，多模态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领域，而且扩展到符号学、哲学、社会学甚至美学等领域，研究对象也从语言文字扩展到音乐、图片、影像等多种社会符号系统。电影是语言、影像、音乐和色彩等多种模态的集合体。电影是一种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构建意义、传递信息的多模态语篇，电影中意义的体现、功能的建构有赖于电影中多种模态的协同作用。

二、对于水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乐水与乐山，始终是中国禅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只有懂得领略那种如山水共生、水天一色般澄澈的境界，才能坚定人性

提升和心灵宁静的意志。《管子·水地篇》中有言曰：“水者何也？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常见的象征意象。如止水般平静的内心使熊猫阿宝对要置他于死地与他有深仇大恨的敌人给予宽恕和劝导。在阿宝看来功夫代表的不是报复，不是仇杀，功夫给了阿宝扬善除恶的决心和勇气。《功夫熊猫2》中多种符号资源的融合体现了水的禅学意境。本文将从多模态话语角度分析《功夫熊猫2》中水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进而分析水的禅学意义的构建。

（一）水的再现意义

视觉图像像语言一样能够如实地再现客观世界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以及人物的内心活动。再现分为叙事性再现和概念性再现两大类。电影中多以叙事图像对意义加以展现，呈现给观众的是连续展开的“动作”和“事件”。浣熊师父冥想之处是一片流水潺潺的幽静处所，放眼望去水天相接，画面中清澈流淌的溪流、平静的湖面、冥想的师父和师父口中的“心如止水”（inner peace）构成了故事的一个又一个动作，构成了一个相得益彰的叙事概念。水引出了电影中的核心理念——心如止水：思想就如同水，当水波摇曳时，很难看清，不过当它平静下来，答案就清澈见底了。（Your mind is like this water，when it is agitated，it becomes difficult to see，but if you allow it to settle，the answer becomes clear.）从师父讲解心如止水到阿宝顿悟心如止水，影片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乌龟大师这一禅意的临终教诲而展开。

（二）水的互动意义

在电影中互动意义强调的是电影制作者、电影中的角色和观众之间的交际意义。Kress和Leeuwen（1996：117）指出，图像意义的传达是由参与者的凝视系统来完成的，这种凝视表达分为两种：索求和提供。师父在阐释 “心如止水”时，凝视系统表达为提供，他背对阿宝、闭目凝神，没有与任何人的视线接触，手中的水珠为观众提供了“心如止水”的最好的诠释；阿宝跟随水珠的“游动”的视线则是一种索求，对于“心如止水”的被动、茫然的索求。当阿宝完成自身救赎后，他的凝视系统的表达变成了提供，内心的平静使阿宝战胜了自我，手中的水珠滑落到叶片上的瞬间为阿宝最终战胜沈王爷的结局提供了铺垫。

（三）水的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是多模态语篇的整体布局、叙事安排。就电影而言，构图意义通常是指观众获取的对电影的整体印象。构图意义有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实现的，各种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体现出不同的信息值。重要信息在取景时通常被前景化，从而突出其显著性。电影可以利用多模态手段使某些元素前景化，前景化的模态可以引导观众的认同方向。元素放置位置的不同决定其在画面中的角色。通常，处于中间位置的元素是要被凸显的，而位于边缘的是被弱化的。

影片中水多次被置于中间位置加以凸显其信息值。在寂静的山间，静水之畔，谈及乌龟大师临终的教诲时，师父并没有急于解释，影片中镜头一转，原本被弱化的洞壁得以凸显，从龟头状的岩柱底滴下一滴水，仿佛乌龟大师生命无声的延续。师父以柔缓的太极招式将落下的水珠导入进自己的气场，然后顺其气，就其势，虽不变其形却能以己意换其所向，随后把水珠轻轻顺着叶片送入水池。在这一场景中水珠始终占据凸显的位置。中国文化中，太极是与水和大自然联动很多的功夫。片中水珠与太极功夫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水和太极功夫的共性：刚柔并济，以柔克刚。水珠引出师父对于功夫真谛的诠释——只有心如止水，功夫方能登峰造极，功夫高手内心的强大远胜于武功的出神入化。

阿宝在羊仙姑处疗伤时，眼前前景化了的湖水成了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滴下的雨水则成了开启阿宝对过去的记忆的钥匙。最终，阿宝顿悟师父的教诲，他像师父一样以心为轴，用一臂一脚作圆，将落下的水珠导入进自己的气场。水珠如同太极图，半阴半阳，半暗半明，半凹半凸。阿宝以太极功夫的方式整合了自我，超然了自我，完成了“见性”；用水珠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顺其气，就其势，换其所向，这正应了羊仙姑那句话：“你人生故事的开头也许充满坎坷，不过这并不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看你后来的人生路，你自己选择怎么走下去。”（Your story may not have a such happy beginning，but that doesnt make who you are.It is the rest of your story，who you choose to be.）

Kress & Leeuwen（1996）认为被置于上方的因素是“理想的”。大战沈王爷时，内心平静的阿宝眼中的炮弹也变成了水珠，水珠再一次前景化，被置于阿宝头部的上方，得以凸显，从而说明心如止水的重要性，表现了阿宝内心真正的强大。

三、结 语

语言系统在意义交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电影的重要因素的图像、音乐、颜色等其他符号系统在信息传递和意义构建中也同样产生至关重要的效果，从而使观众对影片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

“知不道”话语的语用分析 篇6

关键词：知不道  语用学  言外行为  动补结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然而，在北方部分地区的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知不道”现象。比如，“请问，你知道火车站怎么走吗？”“知不道”。不懂这句话的人听了之后，会认为你“知”，却“不道”给我，这使愉快的交谈环境马上笼罩了尴尬的氛围。很多人会认为，“知不道”的含义就是“知道，但是不说”，“不知道”是认知问题，而“知道，却不说”是态度，甚至是道德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语用学理论，对该话语进行语用、言语行为以及话语结构分析，以厘清其语义，促进理解和沟通。

一、“知不道”的语用分析

语言学家赵世康考证，“知不道”最初的含义应该是“知不到”的意思，即“未能知道”。刘忠华从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动补结构类推得出“知不道”本该记作“知不到”。从时间的维度考察，该话语来自于“智不到”，比如南宋诗人陈与义在《再用迹字韵成一首呈判府》有“贪人积胡椒，智不到鬼录”的诗句，意思是“知识和智力到达不了的地方”[1]（P4）。再如“我也知不道甚么是争风吃醋。”（《醒世姻缘传》）意思是“认识不到”。由此可见，在古代“知不到”与“知不道”是异体词。“知道”意思是“知也”，即“明白，了解”，它的反义词自然就是“不知道”;而“知到”的语义则为“认识到”“认识了”的意思，其反义词自然就变成“知不道”，即“认识不到，不明白，不了解”等含义。随着时间的演变，“知不道”产生了类似于“知不清，睡不醒，做不到，犯不著”等用法。从地域的维度考察，“知不道”是一种方言，使用范围大概涵盖陕西西安、咸阳的关中方言，以及山西大同广灵，天津宝坻，山东济宁、潍坊等地，安徽亳州，河南正阳县，河北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蔚县等方言区。从典籍文献看，该话语也属于官话，特别存现于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的文献里。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2]（P203）语用学是研究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如何得体地、有效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学科，包括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何准确地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如何产生最好的交际效果。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3]（P9）。词语的含义一是语面意义：语境意义与意图意义;二是言外之意，又称为句子的语用含义或会话含义。语用是一个行为过程，而行为总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的：其一，行为者——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其二，行为的手段;其三，行为发生的环境;其四，行为规则。言语行为的主体是发话者和受话者，双方在进行概念理解时处在一个主动探索、积极捕捉的心理状态中。

在日常生活中，例如李金斗、陈涌泉的相声：

（1）甲：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乙：游客还让你们看呀？

甲：这你就知不道啦，现在人都有钱了，可是迷信的人倒多起来了。

乙：噢！

甲：我还跟你说，迷信啥？

此时“知不道”语言符号的发话者与受话者拥有共同的语言经验，“知不道”等同于“不知道”，双方的语言规则和语用规则相同。“知不道”这一语言符号的使用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产生了发话者预期的影响和效果。如今大量使用“知不道”的人们在异地他乡学习谋职，若是说上一两句家乡特色方言，不仅可以拉近彼此距离，增强好感，还能重温家乡氛围。“知不道”是一个北方标签（从其使用范围分布可知），就像北方的馒头与南方的大米白饭一样，风格鲜明独特。列文森（Levinson）是荷兰语言与认知方面的专家，他的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包括了三个原则：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俞东明，2011）

说话人原则：最少量原则。“话尽可能得少”，也就是只表述实现交际目的所需要的最少的言语信息。

（2）“请问，你知道火车站怎么走吗？”

“知不道。”

“知不道”在说话人看来就是“我知不道火车站怎么走。”

听话人原则：扩展原则。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说话人意图”，因此他找到特定解释的方法去放大说话人话语里的信息，如果他的语言世界里没有“知不道”的语用环境，他就快速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做出分析，“他知，但不道给我”，他做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就是“说话人的最少量原则”：“知——不道。”并且认为自己的解释正确无疑，其实已经曲解了原意。由此可见，会话人双方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就是共有的语言基础与共识。

从日常话语分析看，“知不道”是“不知道”的一种更为婉转的表达方式，“知不道”是向人解释自己智力或知识达不到，更有一种谦虚而拒绝的意味，“不知道”的回答则干脆、简单、直接。正因为这种表达方式的婉转，所以才会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二、“知不道”的言语行为分析

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言语行为是句子意义的一种功能。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塞尔（Searle）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言外行为可以归纳为六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和阐述类宣告。表达类中说话人对某种客观状态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根据不同的事实而异，比如猜测，赞同，遗憾，感激，悲伤，庆祝等。宣告类是引起命题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若这么着，他二人的脾气神仙也知不道了。自此待黛玉格外留心。（曹雪芹《红楼梦》）

（4）“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大个子嘻嘻了几声，把钱拿起去，说了实话：会里的事归一个姓唐的管;唐老爷名叫什么？ 知不道。原先的当差的姓崔，崔三，是大个子的乡亲。崔三每月拿八块钱工钱。（老舍《骆驼祥子》）

（6）叔吊孝原是取好，不管不顾说这么几句叫奶奶心里不自在。刚才不是怪奶奶不说，只是说当家子就知不道有这事，叫人笑话晁夫。（《醒世姻缘》）

以上四个语段中，例（3）不是言语行为，因此不做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仅从“知不道”的用法来看，这段心理描写是林黛玉刚到贾府，王熙凤根据林黛玉和贾宝玉见面后发生的事情，对二人尤其是林黛玉脾气的一种揣测。王熙凤认为二玉同睡在贾母的暖阁中必会发生不轨之事，没想到事实却不是那样。此处是王熙凤针对客观事实分析后得出的心理猜测。她心想，二人的脾气连神仙也“知不道”，此处“知不道”就是“不知道”，意思是脾气难测。自此，待黛玉自然格外留心。

例（4）中两位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对话是基于彼此相互了解的事实以“反问加否定”形式表达心理的想法：我们互相了解，属于言外行为中的表达类。此处“知不道”也是“不知道”。

例（5）中“知不道”的用法是言外行为中的阐述类宣告，“唐老爷名叫什么？知不道”，说话人通过自问自答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不知道唐老爷姓什么。例（6）的用法属于宣告类，意思是明确说明当家人“知不道”这件事，因此你们不要对他有其他的看法。

三、“知不道”的现代汉语话语分析

从话语结构的视角看，“知不道”当归于动补结构，“不知道”是动词前加否定词“不”。李临定用“缩减”检测法来解释动补结构。徐通锵则认为，动补结构是古代汉语中自动句式和使动句式的遗留和变异。自动句中的动词补语的语义指向受事，可以转换成使动句而保持语义不变，因此这种用法可以看作使动句的遗留和变异。

（7）对娘说知此事。（施耐庵《水浒传》）

该句可以转换为“使事情让娘知道”。

第二种类别的句子，动词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适宜从自动句的角度去解释。

（8）风筝飞上天。（曹雪芹《红楼梦》）

该句的意思是风筝自己飞上天，属自动句。

第三种类别的句子动词补语已经虚化，语义不再指向施事或受事，它只是补充说明动词，作用类似于状语，语义就指向动词本身。这种动补结构的来源与使动句或自动句无关;例如：知不道，睡不醒，“不道”即“不到”是用来补充说明“知”的程度，“不醒”用来补充说明“睡”的状态。

究竟如何判断动补结构？[5]（P115）：第一，“得”是标志。如果动词与后面的成分之间有一个助词“得”，那么该句就是动补结构。例如：打得稀烂，哭得很凶，吵得厉害，笑得流眼泪。第二，如果动词后面有数量词，也可以判定为动补结构。例如：读三遍、去两次。第三，如果动词后面是介词短语或是趋向动词，也可判定为动补结构。例如：来自西藏、走进去、打开、飞出。第四，如果有一个动词短语，单凭前面一个动词无法理解语义。例如“睡”，睡什么？睡得怎样？不清楚。“睡不醒”中“不醒”来补充说明“睡”，也就是说“知不道”（“知不到”）是“不道”（“不到”）来补充说明“知”，“不道”（“不到”）并不是“知”后要进行的下一个动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想表达出“知道，但不愿意说的意思”，他的表达应为“知而不道”。例如数学中有一种解题方法叫作“设而不求”，设出未知数，并不去求这个未知数的具体值，知道而不告诉你，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而”作为关联词去体现出转折的语义。因此，在理解对方话语的时候，从语法结构去分析语义往往能得到更准确的效果。

根据以上的认知，汉语语序的变化自然也会带来语义的变化。但是“知不道”与“不知道”语义相同，“胆不大”与“不大胆”语义相同。古代汉语中的宾语前置、定语后置和状语后置等虽与现代汉语的语序不同，但语义相同。

（9）“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宾语前置，意思是“吾欺谁”。

（10）“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

定语后置，形式为“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意思是到处都是这样的石头。

（11）“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师说》）

状语后置，介词结构后置，意思是在我之前出世。

汉语博大精深，如“老马识途”“小鸟依人”“大笔如椽”，若调换语序变作“识途老马”“依人小鸟”“如椽大笔”，语义变化虽小，但前一组词语是指一种状态，后一组词语却指具体事物了，用法自然就不同。例如：

鸿渐道：“给你说得结婚那么可怕，真是众叛亲离了。”辛楣笑道：“不是我众叛亲离，是你们自己“亲离众叛。”（钱钟书《围城》）

此处“众叛亲离”和“亲离众叛”强调“众叛”和“亲离”的先后顺序，词义已发生了变化。

有些词语序改变，看似没有变化，语义却相差甚远。例如“去不了”和“不去了”，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去，“去不了”是动补结构，“了”音/liao/，上声。“不了”意思是无法完成，并且多是客观原因。“不去了”是“去”动词的否定，意思是主观上不愿意去。若是其他词语，语序发生变化，意思更是千差万别。比如说“牛吃草”调换为“吃牛草”就不成句子了。

综上所述，对一个词语作语用、言语行为以及话语分析，不仅能够确切推知该词语的原生意义，还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去促进言语行为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交际双方创造性运用语言符号，结合语境以获得更好的言语交际效果。

（本文系浙江省语言文字“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规划课题“基础教育阶段典雅语言训练机制与实践研究”[批准文号：ZY2011A03]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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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红旗.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习语分析与话语分析 篇7

习语 (idiom) 在《朗文英语成语辞典》中被定义为“是含有特殊意义的固定词语组合, 其意义并非等同单个的词义相加”。习语一词语义范围可大可小, 从广义上来说, 它泛指一种民族语言中所有的惯用语和特殊表达方式;从狭义上来说, 指英语中长期以来惯用的, 表达完整意义的、结构定型的、固定的词组或短语。习语在英语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把习语比作菜肴中的盐、食物中的维生素、语言中的核心和精华, 这些评论都显示出习语是富有表达力的语言材料。而话语 (discourse) 可以指言语和语篇, 相对于习语 (idiom) 来讲是一个宏观上的单位。那么, 习语和话语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能否将微观上的习语分析与宏观上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这就是这篇文章尝试探讨的内容。

二、习语与词汇教学

如果能从习语和话语中找出某种有意义的关联, 我们对一个教师、学生和教学大纲设计者最感兴趣的单词问题的理解将会大大加深:为什么语言提供给我们表达同一样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包括字面意思和习语表达, 且在很多种情况下, 这两种表达方式是共存的?在教学大纲里和词汇学习过程中, 不管是出现在描述性还是应用性材料中, 这些习语常常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对待和处理。习语往往成了大纲中“打趣”的成分, 但是还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习语。这样, 在教师培训手册和其他文献中, 关于习语的一些意见都很模糊, 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书面文本中的习语

教师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特定的语言教学目的, 他们需要尽量找到适合的文本材料。在关于习语的教学问题上,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经常包含习语的叙事材料是关于流传很广的占星术方面的内容。占星术是对将来的一种描述 (如果把叙事按照常规的方法划分, 这就是一种虚构的叙事) 。它是关于读者的叙事, 以作为占星家作者的口气进行讲述和评价。作者处于一种支配地位, 他可能希望告知你、警示你、建议你, 但也不是恐吓或疏远你。而且, 这种占星术必须有足够的一般性, 以使它的描述看起来适用于拥有同一出生特征的所有读者, 而且不能太具体化。一些关于占星术的描述模仿在流行杂志中常出现的话语, 举例如下:

1.Nice aspects to Saturn on 5 and 10November suggest you'll make headway with works or study... (More magazine, 12 November1991:64)

2.You're usually free and easy with your money, but it looks like you're determined to save for something special…People and places you thought too dull to bother with turn out to be a riot. (More magazine, 12 November 1991:64)

3.From early November, you must find ways of your own to overcome obstacles or realize that they're simply not worth worrying about.Let off stream as you need to wind down. (More magazine, 12 November, 1991:64)

4.An unexpected night out with someone close will add some colour to your life this week. (Best magazine, 14 November, 1991)

这些针对个人的流行占星术, 作为一种叙事体裁, 应该是读者和占星家的内心交谈。在这样一个体裁中, 经常出现一些评论读者的性格特征、其他人对读者可能产生的行为以及读者将来可能所处局势的话语。在大部分的流行杂志占星术里 (虽然在英国品位较高的杂志里, 占星术里出现的习语要少得多) , 习语出现的频率要比Stra咬ssler提出的话语交际中每1, 150词出现一次的数字高得多。在一个从以上引用过的材料中随机抽取的300词的样本中, 习语的出现次数不少于13次。这样,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 对于教师来说, 流行杂志占星术里含有异常丰富的关于习语的自然语言原材料, 而且还可以看出, 词汇的分布与体裁和文本类型有绝对的关系。

四、结语

以体裁、语域和文本类型等方面因素作为主要编排原则的话语教学大纲中, 也可以选择一些材料, 特别是习语, 它能在宏观层次的结构中突出显示某些微观语言特征, 反过来, 在对于习语等微观语言现象的研究中, 可以评价话语内容, 了解话语结构等, 从而明确宏观层次上的特点。这样就可以同时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操作, 避免一种经常出现的分离现象, 即结构和词汇列表处于一边, 而关于文本类型的描述处于另一边。对于语言教师来说, 在话语分析层面上, 可以做的最有用的工作就是获得一种微观和宏观层次的整合。

摘要：习语分析和话语分析, 分别从微观 (词汇语法角度) 和宏观 (言语或语篇角度) 分析了语言现象。本文尝试从习语分析和话语分析中找出二者含义、功能、组织结构上有意义的关联, 以交际中的具体语言为例, 介绍了二者的整合模式。在话语分析层面上, 获得一种微观和宏观层次的整合, 是语言教师可以做的一项有用的工作。

关键词：习语,话语分析,叙事,整合

参考文献

[1]常晨光、戴凡, 《语篇中的英语习语》, 《外语教学》, 2003

[2]李明明, 《英语习语的语篇功能》,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06

浅析批评话语分析 篇8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由英国语言学家Fowler等人在《语言和控制》一书中首次提出。CDA旨在研究意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分析大众语篇的特点及其社会和历史背景揭露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露不容易被读者感知的各种假设和信念以及这些假设和信念是如何隐藏在语言之下的。

二、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由于CDA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揭示意识形态和探索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三者是CDA重要的三个概念,因此需要详细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Althusser(1984)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意识形态不只是指个人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而是指参与者作为社会群体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身份和经历的过程。意识形态在控制个人或群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根据常识假设进行语言交流,但往往很难注意到这一点。这种基于常识的假设就被称为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们所想所说以及与社会交往的各种方式的总和。”因此,意识形态的功效在不被发觉时才能达到最大的效力,如果被发现了,则不再具有维护不平等权力的能力。

检验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语言。Fairclough(1989)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特别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方式实现。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存在于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等多个层面。

Foucault(1980)指出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通过话语实现,而话语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某些权力关系可能隐藏在话语之中。我们在与他人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权力决定了我们的用词、语气、语调和修辞。因此,权力控制着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所以权力是人们采取行动去寻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的能力,并且是控制和支配他人去调动资源的能力。

而意识形态构成了话语的内容。哪里有阶级斗争,哪里就有意识形态隐藏在语言的使用之中。语言不仅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还能反过来影响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利和控制有关,而语言和意识形态服务于权力。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以下简称SFL)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及理论依据的主要来源。韩礼德认为,语言必须符合使用者三个方面的需求,即:表达主客观世界经验、反映人际关系和语篇组织,也就是语言的元功能。SFL特别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旨在揭示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选择SFL作为CDA的方法之一就是因为它能够解释语言所服务的社会个人需求与语法层面之间的关系。

CDA和SFL有三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将语言视为社会实践,认为语言受意识形态驱动。其次,他们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语言。认为特定的话语事件会影响语境,反之亦然。最后,CDA和SFL都强调意义受到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影响。

然而,这两个领域在理论和应用上仍有一些差异。首先,SFL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与CDA相比,更具普遍性和系统性。而CDA既不是方法论也不是语言理论,而是对话语层面体现出的社会问题的意识,是一种分析方法。因此,CDA是话语分析研究的一种类型,为揭示不同背景下社会交往所产生的权力滥用、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其次,CDA没有特定的语法理论。因此CDA具有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

四、结论

总之,CDA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更意在揭露这些不平等关系在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本文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中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主要的分析方法—系统功能语法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窥见批评话语分析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Althusser,L.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The Falmer Press,1990.

[2]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London:Longman,1989.

[3]Foucault,M.(ed.Colin Gordon).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

[4]Fowler R.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1.

[5]Wodak,R.&Meyer,M.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age Publications:London,2001.

[6]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

[7]王晋军.CDA与SFL关系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2(6).

《钢的琴》镜像话语分析 篇9

关键词：低角度,景别叙事,水平运动

《钢的琴》是青年导演张猛2011年的一部优秀作品, 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 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里, 下岗工人陈桂林的生活艰难, 面临妻离女散的危机, 为了挽救自己生活中的希望——女儿, 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 决定用尽全力去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 送她一架钢琴。为此, 他去借钱、去偷钢琴、去造钢琴也终未能留住女儿的故事。影片通过对小人物辛酸而幽默的生活展示, 表达了对那个年代记忆的一种情怀。影片以导演极具个性化的镜头语言表达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 本文试从镜像话语的角度对影片的艺术效果做出分析。

一、仰角度与舞台效果

《钢的琴》影像多采用正面或侧面的仰拍镜头构图,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影像画面构图方式, 一种强化性的表意方式, 能够造成影像的扭曲和畸变, 通常只偶尔参与特定影像的画面构成, 用来对特定人物的姿态与环境风貌做造型处理, 以强化对象的高大、突兀、压迫感等效果。本片中, 导演大量使用仰拍镜头来拍摄这群社会中的小人物, 并非要制造他们的高大形象。摄影机在低角度中采取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对准人物, 避免了影像的扭曲变形和镜头的主观化, 使镜头保持了一种观众的客观视点。这样的拍摄方式在画面中制造出了一种舞台效果, 导演通过他的镜头给这群被社会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小人物们一个舞台来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精神追求。

如片头中, 以两秒钟的黑银幕开场, 酷似话剧开场前的暗场, 这时画面中已出现人物对话, 接着画面亮, 出现了一男一女面对摄影机并排站位的中景镜头, 仰角镜头中的二人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和一定的空间, 但导演把摄影机仰角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避免了影像的过度变形, 中景中的人物并没有给人非常高大或带有压迫感的形象, 使视点与人物保持了一种观众与舞台的距离。背景环境是一个废旧工厂的空地, 后景中废旧房屋上的两扇大屋檐与前景中的人物形成一定的角度配合, 正好处于两位人物的肩头, 形构了一双张开的翅膀。一方面象征了时代变迁使昔日的工厂无法再继续飞腾超越;另一方面, 对于这对谈判离婚的夫妻来说, 也暗示了他们劳燕分飞的事实。两扇屋檐中, 男主人公一面的是破败的, 只剩了空的钢架;而女方一面的则是仍可遮风蔽雨, 这一细节也暗示了二人在影片叙事即将展开的对女儿抚养权的争夺中的优劣势地位, 为后面的叙事做出了铺垫。本片中贯穿始终的仰拍镜头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一种舞台式的间离效果, 展现了导演对现实主义的题材的一种另类尝试。

二、景别的选择与叙事表意

景别与对象的关系是电影镜头构成的重要部分, 不同景别的选择具有不同的画面表现力与叙事功能, 在本片中, 导演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来构图和叙事, 使影像的话语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如送葬场面中, 导演在展示人物动作和状态的中近景与小全景的叙事镜头中插入两次极具暗示力的大远景。第一个大远景中, 荒凉的空地、巨大的烟囱使人物在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第二次大远景前景中死者的祭坛与后景中的两根冒烟的大烟囱形成一种画面张力。大烟囱是那个工业化时代的象征, 如片中人物所说“烟囱比楼多”, 这个场景中所展现的既是一个老人的葬礼, 也可以象征整个大工业时代, 以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葬礼。影片的叙事中加入了一支关于烟囱的线索, 在影片最后, 两根巨大的烟囱作为工业时代的记忆, 在人们无奈的留恋中轰然而塌, 摄影机在远景中仰望送别烟囱的人群, 尘土在镜头前升起, 遮蔽了人群。工业空间的摧毁暗示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丧失, 历史变迁的大潮将渺小的个体淹没其中。这里, 影片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进行选择与变换, 使画面构图有力地辅助了叙事中矛盾的凸显, 并使故事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

三、平移机位的悖反与创新

本片的影像主要是在仰拍的固定镜头与平移运动镜头里完成的, 导演利用水平移动镜头与场面调度强调画面的舞台感和空间封闭性的造型效果, 在较短景深或无景深场面中, 使用平移镜头跟拍人物运动。演员采取了从右侧入画, 从左侧出画的走位方式来配合这种镜头运动方式的叙事需要。这种拍摄方式在画面内成功地创设出了一种观众的在场感, 从而使镜头的视点呈现出既与片中人物亲近, 又保持一种观众的冷眼旁观效果。在大景深场面中, 摄影机则采用了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和推拉镜头来表现人物在景深场面中的纵向移动, 塑造了一种纵深的空间感。影片将平移镜头与固定机位长镜头交替剪辑, 在荧幕上营造出了一种十字形的限定性空间。如小元出场的镜头段落, 水平横移镜头与固定推镜头的交叉配合, 镜头在小元和陈桂林之间呈现出距离感和限定性的空间, 通过镜头的操作暗示了剧情中陈桂林无法触及小元的音乐梦想以及掌握小元的成长空间的叙事线索。

这是限定性视点下所能看到的空间, 用限定性视点和限定性的空间来处理现实主义题材, 限制了创作者对题材的干预程度。导演张猛在东北的工业区长大, 他熟悉并热爱那片老工业区, 崇敬那时候的老工人, 他和影片中的小女孩陈小元一样体验了那个时代的剧变。他的影片对现实、底层的关注中没有批判, 少了严肃和悲情, 多了一种温情的诗意, 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对那些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普通人的内在精神的注目上, 体现了导演内在的一种人文关怀。

四、光影的能指渲染

本片画面影像采用了怀旧的冷色调处理, 人物的着装造型, 只有淑娴有暖色系, 她那一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 也是在陈桂林挽救女儿的一系列行动中对陈桂林的支持与鼓励最多的人, 是她帮助陈桂林度过了影片本文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她的着装提示了她作为整部冷色调影像与影片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的特殊性。在影像布光方面以采用自然光为主, 以配合其现实主义题材叙事的需要, 在叙事中插入的几处超现实主义镜头中采用了不同颜色的人工的顶光来造型, 如偷琴失败后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段落, 导演使周围环境在一片黑暗之中, 以示暂时逃离惨淡的现实, 而安排一束白色的顶光投射在那台令人伤感的钢琴上, 偷琴者陈桂林坐在钢琴前动情的弹奏着, 渐渐将刚才偷琴失败的尴尬与失落驱散出去。白色人工光和缓缓飘散的雪花营造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 黑暗中顶光的投射便于表现人物的整体动作, 不易造成画面形象的变形, 能够造成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分离, 使镜头表现的焦点投注于人物自我的精神状态当中。本片中的人工顶光运用起到了渲染诗意气氛, 表现人物内心情绪的重要作用。

影片《钢的琴》中镜像话语的特征体现了导演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理解。运用一系列反传统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来表现现实, 特写了张猛对工人阶级精神的一种深切理解。影片以一种积极乐观、充满喜剧幽默与诗意的“语调”来讲述这个现实悲剧故事, 导演让我们看到了“钢的琴”所象征的工人阶级在没落中自我救赎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钢的琴》四人谈[J].当代电影, 2011 (6) .

话语分析 篇10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的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件事如此是因为某人说它如此’。” (Fishman, 1980:92, 转引自辛斌, 2005:103) 与此同时, 新闻报道有很强的选择性, 正如格伊斯 (Geis) (1987:10, 转引自辛斌, 2005:84) 指出的那样:“也许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说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 并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

评价理论包括态度 (attitude) 、级差 (graduation) 和介入 (engagement) 三大次系统, 介入系统可以分为自言 (intravocalise) 和外言 (extravocalise) 。外言系统中的插入 (insert) 即直接引语, 同化 (assimilate) 即间接引语。本文重点讨论中美大报引语的转述动词以及消息来源 (news source) 的使用情况。转述动词选择上的差异有助于表达的不同立场和观点, 引语的使用暗示了这些话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目前的交际目的相关, 从而影响读者对所报事件的看法。

2. 语料与统计结果

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10月11日至2012年10月31日“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新华网 (“Xinhua News Agency”) 和“人民网” (“People’s Daily Online”) 的英文版以及“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和“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s”) 有关莫言获奖事件的报道。以“莫言” (“Mo Yan”) 和“诺贝尔” (“Nobel”) 作为检索词在这六家大报网络版和Lesix-Nesix、Factiva和Ebsco三家数据库进行检索。由于中国大报涉及的报道多达百篇, 因此将中国大报的检索词限定为标题 (Headline) 检索。经过对内容重复的报道进行排除, 中国大报标题包含“莫言”和“诺贝尔”的报道共计23篇, 美国大报全文包含“莫言”和“诺贝尔”的报道共计21篇。

Martin J.R.&White P.R.R. (2005:122) 将转述动词分为承认 (acknowledge) 和疏远 (distance) , 两者的区别在于作者是否为话语的真实性承担责任。由于Martin J.R.&White P.R.R.并没有对转述动词进行细致区分, 因此本研究采用辛斌 (2008:61-65) 的统计方法, 将转述动词分为积极动词、消极动词、共识动词和分歧动词。其中积极动词和共识动词属于承认, 即作者为话语的真实性分担责任;消极动词和分歧动词属于疏远, 即作者疏远该话语来源, 不为其真实性承担责任。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动词在各类动词中的位置, 数字越大, 程度越低;动词出现的个数和次数如表1所示。

积极动词:

中国大报:inform (4) , describe (28) , praise (30) , continue (33) (平均程度:24)

美国大报:explain (12) , know (16) , cite (17) , note (19) , describe (28) , praise (30) , continue (33) , recall (36) , suggest (40) (平均程度:26)

消极动词:

中国大报:blame (4) , claim (35) , insist (38) (平均程度:26)

美国大报:plead (2) , complain (12) , call (16) , tout (17) , blast (19) , assail (23) , accuse (29) , shrug (31) , denounce (32) , argue (33) , insist (38) , extol (40) (平均程度:24)

共识动词:

中国大报:report (1) , comment (4) , say (5) , continue (6) , describe (7) , inform (9) , believe (11) , praise (17) , add (18) , announce (20) , tell (25) , remember (29) , promise (32) , call for (37) , ask (40) (平均程度:17)

美国大报:report (1) , answer (3) , comment (4) , say (5) , continue (6) , describe (7) , believe (11) , respond (12) , offer (13) , note (14) , praise (17) , add (18) , go on (19) , announce (20) , cite (23) , tell (25) , recall (27) , remember (29) , recognize (34) , know (36) , call for (37) , ask (40) (平均程度:18)

分歧动词:

中国大报:claim (27) , label (29) (平均程度:28)

美国大报:blast (1) , call (7) , plead (20) , argue (28) , denounce (30) , press (31) , assail (37) (平均程度:22)

我们可以看出在报道莫言获奖事件时中美大报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 采取了不同的角度:中国大报积极动词和共识动词的平均程度数值比美国大报小, 即中国大报积极和共识程度更高;中国大报积消极动词和分歧动词的平均程度数值比美国大报大, 即中国大报的消极和分歧程度更低, 这两组数据均表明中国大报对莫言获奖事件的态度更为积极, 共识更高。中国大报各类转述动词的使用个数和次数普遍低于美国大报, 表明美国大报转述动词的选择更为多样化;而中国大报共识动词的个数高于美国大报, 表明中国大报更多使用承认动词, 更愿意为话语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3. 部分转述话语的对比分析

大众传播媒体的宗旨之一是追求真实性。由于引语一般出自当事人、知情人或权威人士之口, 对受话人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此, 它们的使用能有效增强语篇的权威性。 (辛斌;2005:75) 用作消息来源的个人和组织的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在大众语篇中总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辛斌;2005:27-28) 因此, 本研究重点对中美大报的中性转述动词 (say, tell, according to) 的嵌入和同化情况以及其消息来源进行对比分析。

经过统计, 中国大报引语共使用81次, 其话语来源包括中外专家、诺贝尔奖协会、中国政府发言人、莫言、中国读者以及中国普通民众;美国大报直接引语共使用70次, 其话语来源包括西方学者、诺贝尔奖协会、持异见分子、中国政府发言人和莫言。通过对比直接引语的话语来源,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报考虑了中国民众对该事件的观点, 而美国大报则倾向于引用西方权威的话语, 从而湮没了民众的声音。

考察间接引语可以将一个语篇中的引语与其它语篇中对相同话语的引用加以比较, 从而帮助我们了解不同语篇在描述相同事件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Fairclough, 1992:Ch.4转引自辛斌, 2005:76) 本研究考察了中美大报对莫言话语引用的表征方式, 如例句1所示。

(1.1) "I am very happy, "he said."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I received the news.I was surprised." (Mo Yan'very surprised'upon winning Nobel.China Daily.2012.10.11)

(1.2) Mo Yan—the pen name is Chinese for"don't speak"—couldn'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but he was quoted by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Thursday night as saying that he was"very surprised"at winning the award. (Nobel Places China in Focus Again.Wall Street Journals.2012.10.12)

(1.3) When the organizers contacted Mr.Mo, said Peter Englund, the secretary of the Swedish Academy, ''he said 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Novelist from China gets?Nobel?for literature;?'Red Sorghum'author breaks European hold on prestigious writing award.The New York Times.2012.10.12)

《中国日报》通过直接引用莫言的话, 表达了莫言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时高兴和惊喜之情。《华尔街日报》援引新华社报道莫言的话语, 仍较为客观。然而《纽约时报》通过使用间接引语, 将 (1.1) 和 (1.2) 中表达莫言心情的词语“surprise”转述为“overjoyed and scared”, 即将“惊喜”转述为“狂喜并惶恐”, 暗示了作者的消极态度。通过对其它语篇中相同话语的引用加以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将自己的主观理解融入莫言的话语之中。《纽约时报》的间接引语貌似客观公正, 实际上被用以突出报道的重点, 并影响读者对莫言获奖事件的看法。

4. 结语

本文对中美大报莫言获奖事件报道的转述话语进行分析, 扩展了评价理论的应用范围。从转述动词来看, 中国大报的态度更为积极, 更愿意为话语承担责任, 但转述动词使用的多样性还需要加强;从话语来源来看, 中国大报更多的倾听民众的声音。美国大报通过使用间接引语, 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 这与其报道目的紧密相关, 通过转述话语的使用可以既保持报道表面上的客观公正, 又可以达到报道者欲达到的交际效果。通过对转述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中美大报对于莫言获奖事件的不同评价态度, 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1]Fishman, M.Manufacturing the News[M].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2]Geis, M.L.The Language of Politics[M].New York:Springer-Verlag, 1987.

[3]Martin J.R.&White P.R.R.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4]White, P.R.R.Appraisal outline[OL].http://www.grammatics.com/appraisal/.2001.

[5]唐丽萍.批评性跨文化阅读的主体间评价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唐丽萍.英语学术书评的评价策略——从对话视角的介入分析[J].外语学刊, 2005, 04:1-7+112.

[7]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合作学习小组互动的话语分析 篇11

合作学习互动会话分析

一、引言

合作学习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以来，发展迅速，实效显著，被誉为当代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領域之一。合作学习是一种采用小组学习的教学活动，通过与小组成员一起学习，使所有成员的学习效果最大化。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最初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是将合作学习与其他教学方式相比较，探讨合作学习的优点和有效性，同时开发一些具体的合作学习的方法；随后的研究侧重于影响合作学习的一些个体或者环境要素，比如小组构成、教师的指导、任务的设计、学习者学习风格、性别等等。从九十年代起，合作学习研究开始关注小组互动，即小组成员间的言语交互方式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学生往往缺乏有效的互动技巧，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一些基本训练和提供相关帮助（King，1997；Webb&Palinscar，1996）。Perkyl（2004）归纳了两种典型的互动分析方法：1）分类量化法；2）会话分析法。这两种方法也被普遍应用到对于合作学习的互动分析，如Lazonder（2003）将合作小组中成员间的互动分为与任务相关和无关的两类，并将前者进一步分为陈述、提问、命令等类别；Haller（2000）对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如何相互协作做了细致的会话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与对象

本研究在南京某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术写作课中进行。参加该课学习的是英语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任课教师是美籍教师；该班30名学生，组成6个合作学习小组，本研究以其中三个小组为研究重点；并重点观察小组成员互评作文的活动过程。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任务开始、发言者转接、互评方式三个方面的会话分析，拟回答合作学习小组成员在完成互评作文的任务过程中如何进行互动？在对以上三个方面互动特点的分析过程中，也试图回答：小组互动方式是如何影响合作学习的？以及哪些因素促进/阻碍小组互动、进而有利于合作学习？

（三）数据收集

课堂观察：对这门论文写作课进行了一学期的课堂观察；访谈：对加入不同小组的三位学生就有关合作学习的感受进行访谈；录音：对这三个合作小组的三次课堂讨论进行了录音，其中第三次的录音（互评作文活动的录音）为本研究重点分析的数据。

（四）数据分析

将三个小组完成互评作文这一活动的课堂录音转写成文字。通过对会话中的话论构成（turnconstruction），话轮分配（turnallocation）和话轮设计（turndesign）的分析，从任务开始、发言者转接、互评方式三个方面描述了合作小组的会话互动特征，探讨了小组活动过程中促进或阻碍互动乃至合作学习的若干因素。

四、分析和讨论

（一）任务开始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愿意主动向小组其他成员陈述自己的作文，通常由其他成员分配话轮，往往夹杂着一系列的沉默，通过反复协商，话论才得到回应。例如：

10secondsofsilence

1.Sue：Whatisyourtopic？（Smiles）

2.Steve：Youhavewrittenadraft.Youcomefirstsinceyouhavewellprepared.

15seconds

3.Jane：Thisissimplyadraft.（Smileswithatoneofshyness）Ihavenoideawhether4itwilldo.

4.Steve：Evenadraftwilldo，Ihaven’tevengotadraft.

5.Jane：（Clearsherthroatandthenbegins）Myfirsttopicis…

在教师分配完任务（即成员互评写作初稿）之后，整个小组沉默了10秒钟。Sue是这组中较活跃的成员，在注意到Jane手里有初稿，询问Jane的主题是什么，希望Jane能接过话轮。但Jane并没有立刻回答，另一成员Steve继续选择Jane，并给出了规则：课前准备好的先开始。Jane在保持了一段沉默后，表示了自己的初稿很简单，不知道行不行得通，间接拒绝了Steve，最终在Steve的鼓励下，开始介绍自己的主题。

（二）在互评过程中的话轮转换和话轮量

在互评过程中，主要体现出三种话轮转换模式：第一组中，较多由Steve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分配话轮。第二组，更多地是发言者选择下一个发言者。第三组，自我选择话轮较为普遍。以第三组的一个互动片段为例：

1.Ashley：Itismyturn？

2.All：Yes.

…

3.May：Ijustcompare…

他们频繁地自我选择话轮的原因有：（1）对任务越来越熟悉，成员间配合较默契；（2）准备较充分，其中三名成员已经有了初稿。另外，两名也清楚了解自己要写什么，打算怎么写，这与第一组中还未决定主题的Linda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合作学习强调成员间的合作，但不能忽视个体学习的重要性，有时甚至取决于个体在合作学习前的准备工作。自我选择能避免协商话轮，节约时间，但是对于那些在小组中能力和自信不足的成员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访谈中，Ada提到“我没有得到反馈，没人让我谈谈我的文章，我一直等到所有人的文章都讨论结束。但当我才讲完我的文章，时间差不多就到了。我准备得还比较充分，我希望能有人早点让我讲。”

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往往出现话轮分配不均。一方面，在同一组、不同成员的话轮量不一样，有些获得了大部分话轮，有些却几乎很少发言，其原因在于性格、能力、成员熟悉度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同一成员角色从提供反馈者转向接受建议者时，话轮量明显增加，主要是因为作为介绍自己文章的发言者，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来完善自己的文章，此外，对于小组其他成员对自己的反馈往往需要作出回应，所以他们有更强的内外动力加入讨论。所以，教师如果想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小组活动就需要合理设计合作任务，特别是每位成员的角色，并要关注那些性格内向，对自己能力不确定的学生。

（三）互评方式

互评方式包括指出优点、提出问题和给出建议，其中以提出问题为主，几乎没有直接的批评。当有成员对他人的作文提出表扬，其他人一般会表示赞同，有时还会强调作文中具体的优点，给其他成员提供了学习机会。但是有时候，成员仅仅说Yes，Itisreallyexcellent.类似空泛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话轮比较短，往往表达了对同伴的认可和钦佩，但却缺乏从优点中学习的过程。Sue的文章获得了该组的普遍赞扬，仅仅从Tina那得到一个建议。之后，她请教了助教，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访谈中，她说“我总是会指出她们文章的问题和解决建议。但当我希望他们给我一些建议，基本都是表扬，这有点让我失望。”根据Sue在小组活动中的表现和之前的作文，她可以被认为优等生。不少研究表明，优等生往往觉得他们比其他人对小组的贡献多，这点在该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在许多合作学习中，往往采用异质分组，但是如何使那些优等生有同等的学习机会，是合作写作任务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与其他形式的反馈比起来，指出错误的频率更高，也往往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帮助发言者更好地理清思路，了解自己文章中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成员常常通过打断和话轮重叠，争取话轮解释清楚自己的观点。在找出问题之后，有时成员会提出解决方法。这时，很少有话语重叠，或者打断。一般由一个成员提出，而不是由成员共同地一步一步找出。总体来说，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方法，这也许是因为，提出解决方法要比指出错误更具有挑战性。在访谈中，小组成员反映“提出解决方法更难，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问题，但却找不出解决方法。”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所收集到得数据，分析结果总结为以下几点：

1.合作学习任务开始时容易出现冷场，学生不愿意向小组成员陈述自己的作文。课前的准备程度成为挑选首位陈述者的主要标准。

2.从对一个成员的作文进行反馈到对另一个成员作文进行评述的转换方式三个小组各有不同：（1）小组领导分配话轮；（2）上一个陈述者选择下一个；（3）成员自我选择。

3.互评方式包括指出优点、提出问题和给出建议，其中以提出问题为主。

4.在互评任务中，学生个体间和个体内出现话轮分配不均，其原因在于性格、能力、成员熟悉度以及合作学习任务中角色等方面的差异。

5.在小组任务中，一些学生活动前的准备不充分，知识和能力的不均衡以及缺乏一定的交際和合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合作活动顺利开展。

以上研究对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体来说，在小组中，学生能够互相帮助，合作学习，教师可以将合作学习引入课堂。这并不意味降低教师的作用，相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能够合理地设计合作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合作和交际能力，以确保合作学习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Haller，R.Dynamicsofpeereducationcooperativelearningworkgroups.JournalofEngineeringEducation，2000，89（3）：285-293.

《绝望主妇》隐喻性话语分析 篇12

《绝望主妇》自2004年开播以来, 至今已成功播出6季。虽是一部展现家庭生活的肥皂剧, 但《绝望主妇》却在平静表象之下勾勒出一个暗潮汹涌、人际关系复杂的中产阶级社区。《绝望主妇》有一句口号:让我们将女性主义进行得更加彻底吧!确实《绝望主妇》以女性为主角, 但实际上它描述的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理解与要求。主妇们表面上过着美好的生活, 但内心中却充满了绝望与挣扎, 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要求之间的碰撞, 面对绝望, 她们在妥协中选择了抗争, 抗争失败后却仍无奈的妥协。通过分析剧中的隐喻性话语, 我们可以看出剧集中隐含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困境与挣扎。

1对于女性外在形象

剧中的几位主妇都是美丽性感的, 这符合了男性的审美偏好。而作为女性, 却把男权专制的审美偏好转化为自身意识来执着地坚持。

Tom:“A little nervous?”

Lynette:“Who? Me? I've been out of work for seven years, I'm a woman of a certain age in a business that values youth above all else. Why should I be nervous?”

在第二季第10集中, 做了七年全职主妇的Lynette因丈夫Tom辞职无奈重返职场, 心情忐忑, 于是感叹“我是个上了岁数的女人, 将要进入一个把青春放在首位的行业找工作”。

一致式: a middle-aged woman

隐喻式: a woman of a certain age

在这里Lynette使用概念隐喻的表达方式来回避自己年龄, 感叹青春不在, 即使是面对了解自己年龄的丈夫Tom, 她也不愿提到一些刺耳的字眼, 而是用了相对模糊中性的语句“到了一定年龄的女人”。男人“老”多被视为有经验, 成熟, 而女人老则被视为“年老色衰”, 即使是表面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主妇们, 也未能免俗。

同样的, Why should I be nervous也是一个隐喻句式, 它的一致式为:I am nervous.用反问句表达肯定的含义, 同样表达了她极度不安的心情。

Saleswoman: I feel for you. My niece also has a weight problem.

Gaby: My daughter does not have a weight problem. She has a little baby fat.

除年龄外, 体重也是主妇们极力回避的话题。在第五季第1集的开始, Gaby带女儿去买公主裙, 但店中的裙子没一件穿得下, 店员与Gaby发生以上对话。店员使用了比较委婉的“a weight problem (体重问题) ”来代替“overweight (超重) ”或“obesity (肥胖) ”这类比较刺耳的字眼语, 但即便如此, Gaby仍感不悦, 说自己的女儿只不过有点“baby fat (婴儿肥) ”。

作为女性, 只有苗条性感才符合男性的审美, 才能取悦男性, 以获得幸福的家庭。这无疑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 为了迎合男性的期望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2对于家庭

男权社会多女性有很多要求,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生儿育女, 只有做一个母亲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但身为前纽约时尚模特的Gaby为了保持身材和自由奢侈的生活坚决拒绝要孩子, 当丈夫Carlos表达想要要孩子的要求时, Gaby断然回绝, 表示反抗。

Carlos: “I want a child.”

Gaby: “Before we got married, we made a deal. No kids.”

No kids.是一个否定祈使句, 表达强烈的否定。No型祈使句多为警示语, 常用于公共场所, 警示或提示人们不要做某事。在这里Gaby用此隐喻警告Carlos她对生孩子的强烈反感。类似的隐喻还出现于一季十二集, Carlos再次提出要孩子, Gaby: “No, you promised, no babies!”

然而, 不能生儿育女显然不符合男人眼中好主妇的标准, 于是在剧情发展中Gaby对于孩子的态度逐渐变化, 最终无奈妥协, 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除此之外, 男权社会对完美女性形象的要求是顺从, 即使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主妇们只能妥协, 但有时却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优雅的抗争。

Carlos: I want you to casually mention how much I paid for your necklace.

Gaby: Why don't I just pin the receipt to my chest?

语气是表达言语功能的, 即人们交际时想要达到的目的。韩礼德认为, 根据交际过程中言语角色和交换物的不同, 可以归纳出四个主要的言语功能:提供、陈述、命令、提问。体现“陈述”功能的一般是陈述语气, 体现“提问”功能的是疑问语气, 体现“命令”功能的是祈使语气。Gaby的话通过改变语气构成一个人际隐喻。Carlos希望借Gaby之口炫耀他财力雄厚, 但Gaby对此十分反感。此句中, Gaby并没有使用陈述句表达自己意图, 而是使用反问句, 表达自己强烈的讽刺之情

3对于工作

剧中女性全部是家庭主妇, 家庭就是他们全部事业, 即使外出工作, 也多是迫于生计。在十九世纪, 美国人对于女性的要求是:虔诚, 纯洁, 顺从, 持家。近日, 美国最大的女性网站“资讯村”刊登过一项针对美国男性的调查, 结果显示男性认为从事家务劳动的女人最健康也最性感。时代在变, 要求却没变。

TOM: Why not quit your job? Kids do much better with stay at home mums.

当职场女强人Lynette的丈夫Tom得她怀孕后, 兴奋之余向Lynette提出建议“Why not quit your job?”, 传统语法历来以情态动词来表示情态意义。但这里并没有使用may, might之类的情态动词, 而是使用疑问词“why not”, 构成情态隐喻。在传统观念中, 比起外出工作, 相夫教子才是女性的天职, 因此Tom认为Lynette身为人母理应在家抚养子女, 隐喻表明他的理直气壮以及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

同样, 当Tom自己经营的食品店急需员工时, 他要求已经重返职场的Lynette装病向公司请假在家帮助他。

Tom:You could help me.

Lynette:What?! No.Uh-Uh.

Tom:You could call in sick.

当征询他人意见时, 一般使用疑问句, 但Tom接连使用两个肯定句, 表达他希望得到肯定答案的急迫心情, 以及认为比起拥有自己的事业, 妻子更该在家辅助丈夫的事业。

总之这部打着“将女性主义进行得更加彻底”的旗号的剧集中, 依然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女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都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压制, 这让主妇们感到绝望。然而主妇们又不愿一味的接受现实, 而是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巧妙的与男人周旋, 与现实抗争, 试图冲破男权社会的束缚, 实现自我价值。这也让现实中的绝望主妇们看到了希望。

摘要：《绝望主妇》自2004年开播以来,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是一部表面上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剧集, 但通过分析剧中的隐喻性话语, 可以看出该剧隐含的男权社会下女性受到的压制。主妇们努力反抗, 试图走出困境, 然而却陷入绝望。

关键词：《绝望主妇》,概念隐喻,隐喻性话语

参考文献

[1]束定芳.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J].外语学刊, 200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