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提供（精选12篇）
公共提供 篇1
一、农村公共物品理论概述
要研究农村公共物品就要先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经济学上把研究视野中的物品 (社会产品) 划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关于公共物品, 萨缪尔森认为, 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的物品;而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的定义则认为是“在对该物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 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的这样一种物品。其实要想对公共物品得出一个简短、明确的定义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研究公共物品大多时候是从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方面去界定它的。相对于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的特点一般可以概括为消费效用的不可分性 (Non-divisibility) 、消费的非竞争性 (Non-rivalness) 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Non-exduability) 。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把所谓农村公共物品形象的理解为农村地域中的公共物品或者面向农村提供的公共物品, 它的内在性质与普通的公共物品没有区别, 更多的是从目标区域或享受对象上来区分的, 因此, 它也具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农村公共物品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道路、公共水利等) 、社会保障提供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农民养老保障等) 以及精神文明创建 (文化设施、广播电视等) 这三类。
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看, 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 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稳定是发展兴国的前提和基础, 在我国, 农村区域范围广大、人口众多, 各种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容易生成乃至激化, 提供好农村公共物品对于消弭冲突、化解矛盾、发展生产、促进和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 提供好农村公共物品对于拉动农村地区的内需十分有利。长期以来, 农村地区的内需不足影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 而导致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共物品没有提供到位, 没有能够满足群众需要, 导致农村群众压抑或丧失了一部分消费的积极性。第三, 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建设项目本身就会拉动建筑、建材、劳动力市场的增长, 再加上配套工程的实施以及投资环境改善间接拉动的效应, 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对经济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 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几乎是由政府完全提供的。在城市, 科技、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政府能较为充足地提供, 但在广大农村, 几十年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化政策使得农村的公共物品主要由农村政府 (乡、镇或村集体) 本身来生产和提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 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应状况仍然没有多少改观, 长期依靠“三提五统”、“一事一议”等方式让农村居民自行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所以说城乡非均衡的公共财政政策和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总量不足。长期以来, 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向城市倾斜, 而对农村提供的公共物品却极为有限。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例, 1990—2006年, 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占9.98%、10.26%、10.05%、9.49%、9.20%、8.43%、8.82%、8.30%、10.69%、8.23%、7.75%、7.71%、7.17%、7.12%、9.67%、7.22%、7.85% (从1998年起,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含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 。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绝对值持续偏低, 而且呈总体下降的趋势。据统计, 到2004年底, 全国有145个乡镇和50124个行政村不能通公路, 全国还有近50%的村没有用上自来水。1994—2000年, 国家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 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40%多的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教育费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2.结构不合理, 不足与过剩并存。一方面一些农民需求较少或根本不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某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大力修建楼堂馆所、歌舞剧院等“政绩工程”, 超越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农民没有能力去消费, 成为昂贵的“摆设”。另一方面, 那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却供给不足。与基层政府官员利益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 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村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却严重不足。一些地方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极为落后, 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长期得不到提高,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
3.维护不力。由于经费的缺乏、意识松懈等原因, 我国农村地区现有的一些公共物品长期处在无人维护、濒临报废的状态。如农村道路的建设, 自20世纪80年代起, “要致富, 先修路”的口号就传遍农村, 之后农村地区修路的热情一直不减, 但“重修轻管”的现象很突出。一些省份不断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 只建不养、养护薄弱的问题日益突出, 已严重制约了农村公路的持续健康发展, 大部分农村公路处于失养状态, 只能维持简单的季节性养护和临时性突击养护, 导致大量农村公路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使用寿命缩短。
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出现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别原因造成的, 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分两不分”:“城乡分, 职责不分。财事分, 供需不分”。
“城乡分”指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国家通过各种方式 (如财政分配、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等) 实现了“以农补工”的政策。据统计, 1952—1989年,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 从农村中吸取资金7000多亿元, 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1990—1998年, 国家通过税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银行储蓄三个渠道, 又从农村吸取资金19222.5亿元。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 我国农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达2万多亿元, 大约相当于同期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2/3。国家财政对于农村地区的投资在绝对量上虽然是在增长, 但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不相协调。呼应着“城乡分”的二元结构, 国家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呈现出不足与缺乏。
“职责不分”则是说各级政府之间乃至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管理、职责分工不明确。这直接导致了政府之间缺位、越位、扯皮等现象的发生。一方面, 应该由国家提供的一些公共物品国家没有提供或者供给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自给自足”。比如改革前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中, 78%由乡镇负担, 中央财政负担占不到2%, 乡统筹中70%～80%的经费用于教育开支。“政府掏钱办企业, 百姓掏钱办教育”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真实写照。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物品, 地方政府没有提供, 把责任推给了中央政府和农村居民。职责不清使得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各方博弈的一个标的物, 最终影响了公共物品的正常供给。
“财事分”是指下放了事权, 但却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财务保证, 这也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不到位。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层级中的最低一级, 按《宪法》规定, 乡级政权的职能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 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其职责范围几乎包括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事权不断下放的过程中, 乡镇一级的财权并没有全部下放。由于国家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乡镇建设, 划给乡镇的财力只满足乡镇政府实现其一部分职能, 其余的所需资金由乡镇政府在所辖的社区内筹集, 这就为“五统”及其它各种名目的收费、集资、摊派的存在提供了前提。1994年的税制改革增加了乡镇财政向上一级县财政上交的份额, 使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问题雪上加霜, 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的局面愈加严重。据2000年的统计, 全国乡镇负债1740亿元 (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400万元) , 村级负债1420亿元 (平均每个村负债近20万元) , 两级负债合计3160亿元。这种状况导致乡镇政府很难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而农业税免除后乡镇一级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 如果没有应对之策势必将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供需不分”则是指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中, 实际享受公共物品的农村居民没有合适、畅通的发声渠道, 现实需求得不到切实体现, 决策机构代行了“需求者”的角色, 这直接导致了供给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决策渠道仍然是“自上而下”的, 农村公共物品的民主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不健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决策, 往往具备随意性而缺乏科学性。这样的决策机制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 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供给结构上出现矛盾;供给决策由众多部门来执行, 各部门就有可能只着眼于自身的利益寻租, 而导致农民急需的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的供给。农民还难以在公共物品提供的公共决策过程中显示自身的监督权利, 以便遏制统筹、提留费的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现象, 杜绝“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建设过多。
四、对策
要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多管齐下才能改善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不足之处。针对以上几点,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1.增加公共物品供给。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随着国家整体财力的不断提高, 面向农村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建设投资也应当并可以适当增加, 以解决当前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提供整体不足的现状, 农村地区也应当享受到来自城市、工业的“反哺”了。
2.明确各方职责。各级政府与农村居民、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职权上应当明确。要按照不同级次的政府“支农职责不同, 各有侧重”的原则, 考虑各种不同公共物品的比较特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或职责。
3.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由于市场失灵状况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公共物品提供领域仍然存在, 一些人就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大包大揽上, 但显然公共物品假如只由政府单一供给就很可能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或不足。在现阶段我们可以逐步引进一些私人单位、民间团体等第三方参与到部分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来, 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4.要以需求为导向。要改革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传统决策机制, 构建“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给予农村公共物品的直接享受者——农村居民以畅通、有效的发声管道, 了解他们真正的诉求所在。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将决策权利下放到农民手中, 就不会出现农民急需的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提供, 而一些“形象工程”类的公共物品却源源不断地被“呼唤”出来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仲伟周.论地方公共物品的私人供应[J].当代经济研究, 1999 (8) :66-69.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3]曲延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与创新[J].改革与战略, 2007 (2) :96-98.
[4]牛若峰.“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J].河北学刊, 2003 (4) :43-45.
[5]张晓军, 齐海丽.新农村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8) :18-22.
[6]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3[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公共提供 篇2
资 料 清 单
1、陕西省城镇住房困难家庭（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一式两份盖章并按指印）；
2、申请书2份（申请人写并签名按指印）；
3、全家户口本复印件/廉租房需低保存折首页和取款记录复印件2份；
4、全家身份证复印件2份；
5、婚姻证明复印件2份（结婚、离异等证明）；
6、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用工证明（复印件）；
7、无房证明（房管所开具）；
8、收入证明（单位或居委会/村开具）；
9、租房合同（复印件2份）。
公共提供 篇3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免费提供以下服务：（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咨询服务；（二）向失业人员和特殊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三）推荐需要培训的失业人员和特殊服务对象参加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培训；（四）在服务场所公开发布当地岗位空缺信息、职业供求分析信息、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五）办理失业登记、就业登记，录用和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备案等项事务；（六）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其他有关服务。
另外，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促进农民工就业，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指出，城市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免费向农民工开放，积极为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也在强化服务、降低门槛，以期吸引农民工的目光。目前，许多大中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从农民工一进门就开始给予全程的免费培训、指导服务，引导性培训、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多个服务窗口，全部对农民工免费开放。在某些城市，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协议后，还可以得到包括城市概况介绍、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等内容的免费培训。服务中心还与用工企业签订相关协议，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兑现，合法权益得到落实。（汤文军）
城市内涝与公共产品提供缺失思考 篇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内涝问题日益突出。为何外表光鲜的城市竟不堪暴雨一击?法国大文豪曾说过“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智慧和良心”。中国众多城市逢雨必涝的现状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设施的完善程度, 以及与地下排水系统相关的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一、我国城市内涝状况及公共产品缺失原因分析
(一) 城市内涝。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当城市内涝发生时, 建筑物、车辆等的积水会造成数额不小的直接经济损失, 会使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网络通信、水电、气、暖等生命线工程系统运转失灵, 也会引发社会秩序短时间混乱、公共卫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内涝严重时, 人员伤亡的惨重性也令人触目惊心。
(二) 我国城市内涝频发。
近年来, 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频发生, 多座城市化身“东方威尼斯”, 一系列类似于“到城市去看海”的调侃正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视觉, 拷问着一个城市的“良心”。2010年5月, 大暴雨后, “广州”变“广洲”。据广州市政府举办的特大暴雨防御及善后处置情况新闻通报会称, 此次暴雨导致广州市受灾人口32, 166人, 中心城区118处地段出现内涝水浸。广州市近万个地下停车场中, 有35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淹, 1, 409台车辆受淹或受到影响。另据统计, 广州市经济损失约5.438亿元。
2011年6月18日, 湖北省武汉市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暴雨袭击, 这个被长江及汉江一分为三的沿江超级大城市一朝沦为“泽国”。徐东大街汪家墩至岳家嘴段, 一些地方滞水超过半米, 公交成了冲锋艇, 小车在水里无奈地等待拖车的救援。武汉大学凌波门外的泳池栈道被湖水淹没, 东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海。“夏季到武汉来看海”的传言迅速窜红。
2012年7月21日, 北京城遭遇61年以来最大降雨, 整座北京城“水漫金山”。北京全市出现主要积水道路63处, 积水30厘米以上路段30处, 5条运行地铁线路的12个站口因漏雨或进水临时封闭, 机场线东直门至T3航站楼段停运。地下车库骤然间演变为水库, 众多私家车沦为小船。
2013年10月7日, 台风“菲特”带来的大暴雨造成浙江余姚全城70%以上被淹5天, 因为进水导致部分变电所、水厂、通行设备障碍, 供电供水出现困难,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惨重。全市受灾人口832, 870人, 主城区城市交通瘫痪, 全线停水、停电, 商贸业损失严重, 大部分住宅小区低层进水。
(三) 我国城市内涝频发的公共产品缺失原因分析。
导致我国城市内涝频发的原因很多, 其中公共产品缺失, 即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总称, 是城市中为顺利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而建设的各类设施的总称。具体包括交通运输系统、能源动力系统、供排水系统、城市邮电通讯系统、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和防灾保障系统等六大系统, 其中的供排水系统是否健全将直接影响一个城市内涝的发生程度。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城市规划欠妥, 基础设施具有滞后性。
我国的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大多建成于建国初期, 当时的城市规模很小, 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都很欠缺。于是当时完成的许多基础市政工程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都比较低。
当权者在土地财政利益的趋势下, 将自己任期内更多的精力都用在了城市面貌的变化上, 一心依靠城建拉动地方GDP, 从而带来自己政绩的变化。我国“重地上, 轻地下”的城市屡见不鲜。当暴雨来袭, 类似排水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完全跟不上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 于是人人都能住上“海景房”。
2、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低。
城市基础设施一般都属于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它的前期建设以及后期的维护都需要着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由此可见, 投资资金对于基础设施的作用不可小觑。国际上常用的衡量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规模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与GDP的比值, 这两个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好地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联合国计划署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 占GDP的3%~5%。而如表1所示,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我国的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能够达到这一指标的年数并不是很多, 明显说明我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缺失, 满足不了公众对于它的需求程度。 (表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2012) , 中国统计出版社.
3、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单一。
一般而言,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城镇维护建设税、公共事业附加、中央及地方财政拨款、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特殊政策类收费等。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提供公共产品应归属于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之一。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不能长期依靠土地来筹集资金。且其自身的自然垄断特征决定了投资来源主要依靠财税收入, 但是政府筹集财政税费收入是有限的, 无能力应对如此巨大的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需要。
虽然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企业债券或政府债券都可以筹集大笔资金, 而且还款期限一般都比较长, 是个不错的筹资渠道, 但是发行债券的门槛和交易成本都很高, 需要有政府的信用及财政做担保。城建资金主要来源仍为政府财力或以政府财力为担保的银行借款, 企业自筹或外来资金直接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相对较少, 还没有真正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二、国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借鉴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 筹资主体多样化。
国外政府都逐步从经营性项目领域退出, 适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鼓励和引导非政府部门、非国有机构、企业和社会资金通过市场化手段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城市建设资金筹措主体的多元化。在非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中, 尽可能地通过某些技术性手段, 如美国就采取了影子价格等, 将这些项目转为经营性项目, 从而将其交给市场来运作。
(二) 筹资渠道多元化。
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资金筹措方式和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如日本就很适合我们学习。第一, 成立“开发银行”, 旨向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第二, 实施“租税特别措施”, 低税率加速了基础设施部门的资本积累, 提高了融资能力;第三,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金融债券, 由商业银行用吸收的居民储蓄认购, 当商业银行需要现金时, 可以将长期金融债券转让出去, 也可以抵押金融债券向日本银行贷款。作为高储蓄率的日本, 这样就能实现居民储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化渠道。还有美国的市政债券模式, 包括由发行主体全部收入担保的普通责任债券和由税收收入担保的项目收益债券。法国和德国对于经营性的或可收费的项目, 他们会视项目的重要程度给予企业该项目相应比例的注册资本。“国有+私营”是荷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的模式, 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对于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进行控股, 这样就能保证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社会公众的公益而非盈利。
(三) 项目管理法制化。
法德模式在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城市建设的水平上值得我们学习,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规划设计、项目筹资、投资建设、企业经营和设施使用等方面进行全程管理,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完善和建立招投标制度、工程项目代建制度、项目公开咨询制度等, 必要的时候将相关重要制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将有关政府部门、相关企业以及居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杜绝责权不清、争功诿过的现象发生。
三、完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对策建议
(一) 创新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职能转变。
从以上现状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中担当着双重角色, 同时是管理者和经营者, 这样权职不清、分工不明必然导致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很低。而参考一些在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方面领先的国家, 我们能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是进行了职能的转变, 实现了政企分开。我们国家政府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角色和定位, 在经营者地位上隐退, 全力做好管理者的工作。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有比较长远和综合全面的考虑, 预测未来需求, 规划总体布局, 并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计划, 消除市场的盲目性, 为社会资本进入并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做好服务。实施有效监管, 防止处于垄断地位的基础设施厂商滥用垄断权利、遏制潜在对手和损害消费者权益。
政府在担当管理者身份的时候, 可以考虑组建具有资本运营能力的城镇投资发展公司, 使其具备企业法人地位。政府应赋予城投公司以下职能: (1) 城市建设的融资主体。国家授权城投公司依托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庞大的城建存量资产, 多渠道筹集城建资金; (2) 城建资金的投资主体。授权城投公司统管政府每年的城建资金, 为发挥城建资金的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创造条件; (3) 城建存量资产的运作主体。授权城投公司对城建存量资产进行统筹安排, 大力开展资本运营, 盘活存量资产, 实现城建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 开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筹融资渠道。
对于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城建工程, 单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适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大力倡导多元投资主体, 开拓多样化的筹融资渠道极有必要。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筹措可以有以下渠道: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 必须由政府来投资, 这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政府和银行的低息贷款和发行城市建设债券筹资。可以尝试发行市政债券、企业债券, 利用保险资金和信托资金等模式进行资金筹集;三是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国际上通行的BOT (建设-经营-移交) , 这种模式是政府部门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私人企业或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由私人企业承担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TOT (移交-运营-移交) 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政府或相关机构将已经建成的项目交付给投资者以获得相应资金, 投资者通过项目的运营重新收回投入资金并获得相关收益, 在合作期满后, 将项目交还政府或相关机构。采取这些规范的融资方式, 更加广泛地吸引民间资本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 进一步扩大社会投资的范围;四是引入外资。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国外企业资金的投入, 也可以吸引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低息贷款。
(三) 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制环境。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应该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运作与维护。第一, 目前适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活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法律位次较低, 不能适应特许经营活动的需要。需制定一套完整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规范性法律法规文件, 规定人们在城市基础设施使用和管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以及违反规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二, 我国民间资本权益的保护还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民营经济不能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享受同等的待遇, 这导致民营企业的财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 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和积极性, 不利于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建立。所以, 急需完善的立法环境来规范和保障市政事业的经营与资金的筹措。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但城市内涝问题正侵扰着我国众多城市, 带来一系列的人员财产损失。导致我国城市内涝频发的原因很多, 其中公共产品提供缺失, 即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就城市内涝与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缺失做些研究, 分析其中的原因, 寻求具有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内涝,公共产品,城市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1]黄如宝.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现状及创新研究[J].建筑经济, 2006.10.
[2]李璐敏.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特点研究[J].经济管理, 2011.5.
公共提供 篇5
跨行政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对策分析
跨行政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是指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也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所采取的.途径与方式,包括跨行政区公共服务供求机制、运行机制、评价激励机制等.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筑区域合作的政策环境,建立区域合作的组织协调机制,从制度和组织上保障跨行政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有效运行.
作 者：余兴厚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重庆,400067刊 名：西部论坛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WEST FORUM)年，卷(期)：19(6)分类号：F063.1 F294.1 F062.6关键词：跨行政区 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区域合作
公共政策对母婴室提供的引导作用 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母婴室；引导；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体概念，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限于军事，经济等几个宏观层面。在微观方面的竞争也逐渐升级，比如城市间的竞争，其中就体现在城市公共领域的竞争。而城市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妇群体在城市中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受众群体，但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2015年再次引起舆论讨论的“地铁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开发中建设母婴室成为了摆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问题。
母婴室的供给是一个不断变化，连续不断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过程中各种要素联系密切，相互影响。首先母婴室的供给与所在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有关，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城市的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就成为一个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并且，公民素质、人口与数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动“母婴室”成为城市的基本生活设施。表明人们对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婴室调查情况
笔者对南京市母婴室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和实地调研，调查结果如下：走访了南京7个主要城区的25个公共场所，包括政府部门、商场、旅游空间、医院等，发现只有个区域内建有母婴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业场所和交通枢纽。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0份，进行12次访谈。调查发现“有些商场内设施比较好，比如宜家每层都在卫生间旁设有一间独立的哺乳室，内设沙发、水池、架子、婴儿操作台等，还免费提供尿不湿和湿纸巾。”禄口国际机场的母婴室设施完备，但是有损坏。南京南站的母婴室名存实亡，成为保洁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区公共空间的母婴室建设数量相对较少，像夫子庙、中山陵、万达广场、新百商场、省人民医院等旅游空间、商业场所、医院等都没有单独的哺乳空间。调查发现，德基广场母婴室使用频率高，妇幼保健医院母婴室，比较简陋，仅仅设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识。从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整理情况看，南京市民对南京市母婴室了解较少，但需求较大。南京市母婴室亟待建设与规范。
三、公共政策的起源及重要性
在人类社会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公共政策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的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公权力始终在社会少数人手中，封建社会中，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全部公共权力，并且为了自身利益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发动的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阶级政权。法治代替了天命人治。二战之后，随着社会公共事务数量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基层复杂化，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就推动了学界和社会对公共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放弃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传统思维模式，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的重要手段。各国的实践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越是明显，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
四、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连接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政府通过全方面的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全方位的管理与导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形式有很多，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条例和规章等等，都是公共政策的不同的存在形态。那么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公共政策是像政府这样的权威职能机构，运用社会成员赋予其的权力来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手段。例如引导市场经济行为和个人行为，以及以实现公平和效率为目的的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公共政策已经成为调控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性因素。
五、母婴室概念定义
母婴室作为近期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概念定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明确定义，学者们也少有研究，笔者希望从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等的概念的对比，初步对母婴室进行定义。
母婴室作为政府针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专门开辟的使用设施，它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不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使用者也不是通过俱乐部形式组织起来的，又不同于准公共物品那样具有争夺和排斥性。笔者认为母婴室可以定义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即面向特定人群，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属于商品，不具备消费的争夺性和排斥性的一类公共设施。
笔者认为要想了解公共政策在母婴室提供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参考公共政策对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的导向作用。因为母婴室作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性。但是首先要了解为什么母婴室的提供需要公共政策起引导作用。
六、母婴室提供中公共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有导向，调控与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无论在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方面，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单靠市场经济并不能履行所有的经济功能，如外部性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者说，没有政府，市场机制将无法有效地得以发挥。
母婴室提供是一种城市的公共物品的开发建设的过程，是社会的一种经济行为。当市场调节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公众的需要的时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对市场加以引导。
七、结论
城市综合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政府对城市科学有效的管理。政府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导向有利于城市价值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城市布局和基础建设等一系列长远的公共政策。相应的，落后的，低水平的公共政策则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总而言之，公共政策深刻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政策要有科学性和预见性，现在制定公共政策来引导“母婴室“的供给，正迎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梁爽.上海服务业区位选择中公共政策引导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2] 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16-18
[3] 涂晓芳.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与分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24
公共提供 篇7
一、公共产品的界定
首先, 我们必须对所研究的对象:公共产品, 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
人们一般根据公共产品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来界定公共产品。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受益的非排他性会随着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所以, 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技术水平, 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 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 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 (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 (注:萨缪尔森在此定义的集体消费产品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纯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1955年发表的《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中, 使用公共消费品 (public consumption goods) 一词, 1958年发表的《Asp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ories》一文中开始使用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一词。) 是指这样一种产品, “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自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概念以来, 它虽然被广泛应用, 然而其概念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 仍然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 其实践意义也受到了质疑。的确, 一方面, 政府提供的一些产品并不符合公共产品的两个甚至其中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 政府提供的产品并不一定是公共产品;另一方面, 一些符合公共产品特征 (其中一个甚至两个特征) 的产品也在由私人提供。萨缪尔森自己也指出公共产品既不是政府提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政府提供的必要条件。所以, 一些经济学家, 干脆脱离萨缪尔森的经典定义, 自己定义公共产品并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 关于公共产品的概念, 我们应该分清其内核和外壳。公共产品的内核是其本质, 外壳是其现象。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和表面特征, 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内在联系。任何一种产品均有其现象和本质, 产品的现象表现为某种有形的物质存在 (例如衣服、大米) 或无形的非物质存在 (例如衣服的价格信息) , 产品的本质表现为它的有用性即它能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欲望或为消费者提供某种效用。公共产品也有其现象和本质。公共产品的现象同样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存在或无形的非物质存在, 而其本质表现为通过提供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效用。以最符合纯公共产品定义的国防为例, 它的现象表现为有形载体:飞机、军队、枪支等;而其本质则是通过这些有形产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 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的需要。
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概念专指纯公共产品, 而在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还存在大量的非纯公共产品;虽然公共产品概念可以由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特征来界定, 但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随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公共产品概念也就具有了时空性;认识公共产品概念的关键之一是分清公共产品的现象和本质, 公共产品的本质才是它区分私人产品的根据, 根据公共产品的本质观, 纯公共产品是存在的, 例如国防;正如我们对政府支出的绩效考核必须同时考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样, 我们在计算一种产品的排他成本时也必须考虑其社会成本, 而这种排他成本可以通过社会净福利的变化来计算, 这种对排他成本的重新认识, 可以为政府提供某些非纯公共产品的产品提供理论依据, 例如教育, 教育排他的经济成本并不高,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但考虑到排他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 则它可能具有很高的排他成本, 因而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来提供。
因此, 在这里, 我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是:“公共产品是一个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 才决定了最初的公共产品出现, 也就是说从本质上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二、公共产品的提供
(一) 公共产品提供的理论基础
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选择学派以前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由于公共品消费“免费搭车”理性行为的普遍存在, 若按价格由边际成本决定的市场原则来确定其价格和产量, 将不能弥补公共品生产的全部成本, 使得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往往低于有效率的水平 (如教育) , 甚至供给为零 (国防) 。市场制度的这一缺陷, 只能由政府运用公民投票机制集中公共产品需求信息, 通过征税获取收入予以提供。
但是, 从20世纪60、70年代起, 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 一些主张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引入政治领域, 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处理的必要条件。他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政府失灵的各种表现, 现实中政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能够完全代表公众利益, 恰到好处地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在现实中比较普遍: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 即越位;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 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即缺位。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者就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而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 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产品的非政府提供显得尤为有理有据。
(二) 公共产品市场化提供的必要性
1. 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可以增加竞争, 有利于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率。
公共产品仅由政府提供, 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垄断, 垄断会产生低效率。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可以引入竞争机制, 在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以及私人企业之间产生竞争。市场化引入了竞争机制, 而竞争的结果是公共产品以成本更低和更有效率的方式得以提供。
2.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有利于解决基础性项目的资金短缺。
公共产品相对于消费意愿而言的短缺现象是其本质使然。因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私人产品的丰富, 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但公共产品特有的“搭便车”特征, 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不会明显增加。因此, 政府有限的财力总也赶不上公众需求的增长速度。就我国目前而言, 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有限的财才难以同时满足各个领域的公共需求的增长。私人企业进入公共产品领域, 能够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从而解决基础产业项目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 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全面降低公共产品的成本, 并且将这块“蛋糕”做大, 获得规模效益。
(三) 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的实现途径
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转向市场提供, 并不是让政府完全退出, 可以采用私有化, 也可以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办法:
1. 私有化。
私有化是指将原先由政府控制或拥有的职能交由企业或出售给企业。这种方法是市场化模式中最激进的做法,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直截了当地出售国有或国营的企业。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 使政府能够节省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支付的大量补贴, 减少财政赤字。但是, 私有化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多技术上和政治上的问题, 因此, 对于私有化方式应该谨慎选择。
2. 合同承包制。
合同承包制的主导思想是公共物品供给的非垄断化。其主要内容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 然后对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招标承包, 中标的承包商按与政府签订的供给合同提供公共物品, 形成政府主导、各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订立合同后, 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合同承包中, 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责任, 其职能浓缩为确定和监督合同的执行, 而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主要依靠私营部门的专业技术和优势。
合同承包由于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取消了垄断, 引进了竞争, 一方面提高了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财源以及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 也降低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 提高了效率及顾客的满意度, 因此, 在实践中是成效最显著的改革措施之一。
3. 公私合作。
“公私合作”这种制度安排与一般的合同承包不同, 它指的是政府不以纳税人的税收去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 而是以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吸引中标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建设或提供某种物品。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已大大超过公共财政所承受的限度, 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通过公私合作的形式投资、建设公共物品已成为一种趋势, 涉及的领域包括交通体系、自来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电力设施等等。
在特许制下, 政府授予某一私人组织一种权利 (通常是排他性权利) 直接向公众出售其服务或产品。特许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涉及公共领域的使用, 包括航空、街道、地下空间等;第二种形式是租赁, 即私营企业租用政府的有形资产从事商业活动, 这种公私合作形式既借社会资源提高公共物品生产能力, 又借价格机制显示公众真实需求。
三、结论
私人提供公共产品, 打破了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话或所有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提供、甚至生产的传统思路, 这对于规范中国政府活动范围、重新审视政府职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随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组织力量的发展, 政府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中心治理模式已经发生改变, 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倾向。公共领域的多中心治理体制否认了政府作为单中心治理者的合理性, 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度的, 主张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政府的过度垄断, 并由此造成公共部门规模过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和公共产品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等缺陷。解决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制度路径是按效率政府原则, 遵循财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思路, 打破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垄断, 大力推进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化。
中国第三部门虽然发展迅速, 但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突出表现在资金来源和人事任免方面。第三部门收入的50%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其领导人中49%曾在政府部门任职, 28%曾在事业部门任职。因此, 增强第三部门独立性, 建立第三部门与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中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关系, 对于完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休宁.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方式[J].改革, 2005 (3)
[2].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拉本德拉·贾.王浦劬, 方敏等译.现代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4].马怀军, 杨虎涛, 吴平.公共商品供给的制度安排[J].财政研究, 2004 (8)
公共提供 篇8
一、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
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是从公共物品理论发展起来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市场失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认为公共产品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如果让私人提供的话, 利润不能弥补成本, 因此不能由市场提供。一般来讲, 公共物品是不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物品。所谓排他性, 是指只有对商品支付了价格的人才能够使用该物品, 竞用性是指若有人使用了该物品其他人则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物品不仅仅包括实物性物品 (如国防) , 还包括精神性物品 (如社会体制、货币体制、法律体制) 。全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概念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根据这一定义, 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因为国际货币为国际间的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现代, 货币稳定尤为关键, 货币和金融资本流量已经使贸易量相形见绌, 并成为各国经济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国际货币如何提供直接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因而成为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 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对外投资和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 最终影响全球经济繁荣。
二、国际货币的发行与治理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 和美元本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体系或称牙买加体系) 三个阶段。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来看, 金本位制度并非是哪个国家提供或者国际政治制度决定, 而是早期国际货币体系自发选择的过程。由于黄金具有价值大、体制小、易于携带和便于储藏等特点, 因此, 最终成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国际货币制度则是信用货币制度, 按照其发行方式, 可以分为单一主权国家发行、超主权组织发行和多主权国家发行三类。不同的发行方式需要不同的条件, 对国际经济稳定也有不同影响。
1. 国际货币的单一主权国家发行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能力和意愿的统一。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 需要强大的经济贸易总量, 货币价值稳定, 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储备的发行则主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成本收益比较。收益来自两部分, 一是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 (记为A) , 主要有获取国际铸币税收入和通货膨胀税收入, 避免外汇风险, 享有低成本融资便利和估值效应, 二是在这个体系下本国参与国际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交易所获得的增益 (记为B) 。假设在不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体系下 (比如金本位) , 通过国际交易所获得收益为B1, 在本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体系下, 通过国际交往获得收益为B2, 此时, 增益B=B2-B1。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成本则比较复杂 (记为C) 。一是产生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造成该国经济政策独立性的弱化。二是当国际化逆转的时候, 将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崩溃。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 是单一主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本身的困境, 面临在追求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该国的目标是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那么将会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 会抑制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供给, 从而可能带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但如果根据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来制定货币供给, 这会造成国际收支的恶化和经济失衡, 形成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 进而造成货币贬值, 损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信心, 并在特定条件引发金融危机。储备货币发行国难以同时满足国内货币政策需要与全球流动性需求的矛盾, 被称之为广义特里芬悖论。
总之, 只有当A+B-C>0时, 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才是理性选择。这里还可以看出, 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A不一定要大于其成本C, 即A>C并不是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必要条件, 因为B的值可能很大。因此, 霸权国家经济是从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最大的国家, 会主动供给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全球公共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稳定论总是正确的, 因为霸权国家缺少强有力的制约, 当自身利益与国际利益冲突时, 则可能牺牲国际利益, 形成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有偏供给, 成为国际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2. 国际货币的超主权组织发行
周小川 (2009) 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或者单一全球货币, 在本质上是国际货币由超主权组织发行, 而非某个或主权国家发行。周小川认为,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 能够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是国际货币改革的理想目标。虽然超主权货币有其理论上的优越性, 但障碍主要来自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的困境。一方面, 单一全球货币短期难以实现。在主权国家内部, 单一货币体系能够运转良好, 因为货币由政府 (中央银行) 发行, 以法定信用为基础, 各地区没有独立的财政政策, 在全国范围建立相互转移支付制度, 当其中一地区出现财政问题时, 可以得到全国财政支持。但在国际社会中, 不存在超主权的权威“世界政府”, 单一全球货币缺乏法定信用基础。同时, 若各国家丧失货币政策主权, 财政政策的空间也有严格约束, 当一国陷入经济危机, 却往往难以得到全球财政支持, 从而反而加重了其危机, 甚至通过传染造成世界经济不稳定。另一方面, 超主权国家货币的合理发行, 必须以国际民主治理制度为前提。在国际社会中, 主权国家的异质性十分明显, 霸权国家可以施加有力影响, 因此, 此类国际金融机构发行公共物品类本质上似于霸权国家发行。
3. 国际货币的多主权国家发行
Mundell曾经指出,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下, 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与某种亚洲货币 (它可能是人民币, 也可能是亚洲主要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 三足鼎立的局面, 即“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这本质上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同时参与国际货币发行。由于主要国际货币数目的增加, 相对于单一主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而言, 增加了国际交易成本, 因此, 从这一角度上看, 它是以降低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效率来增加其稳定性。其次, 在货币区内部, 一国是否成为区域储备货币, 则是一种策略行为。与战后美国独大不同, 这里可能存在多个有提供能力的同质个体 (比如亚洲区的中国和日本) , 这意味着存在着“搭便车困境”。因为收益B可以在其他国家发行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取得。同时, 收益A的值在降低, 原因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收入与其垄断性同方向变动, 当竞争性增加时, 铸币税的收入降低, 在完全竞争且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能很难获得净铸币税收。此时, 若A-C>B, 则搭便车成为理性选择, 因此, 即便A>C, 此时必将出现“搭便车困境”。只有A-C>B时, 一国才愿意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最后, 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广义特里芬悖论, 若储备货币发行国要保证区域清偿力, 就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账户逆差来提供储备货币, 其他国家出于储备货币保值增值的需要, 储备货币会回流到发行国, 发行国在本区域内的投资机会是内生的相对固定的, 因此, 提供区域储备货币往往依靠经常账户逆差进行, 造成该国国际收支失衡, 长期内同样造成不稳定, 并会向区域其他国家甚至全球传导。
三、结论与启示
1.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暂时难以替代。
当前,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霸权地位, 依然缺乏能够有力制约美国的治理方式。美元长期以来作为国际货币, 具有了网络经济和存量外部性, 是其他币种也难以取代的。
2.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谨慎, 注意防范风险。
2009年7月正式启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条件, 并积极准备资本市场国际化, 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我国GDP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但是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 经济结构相对简单, 金融体系相对脆弱, 经济体制不健全, 抗击风险的能力弱, 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还不十分具备,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密切注意防范风险。
3. 提高综合国力, 完善国际治理机制。
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完善和健全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 鼓励自主创新, 才能最终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减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即减少个体的异质性, 从而推动建立完善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摘要：本文基于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的角度, 分析国际货币的公共物品属性, 并就国际货币在不同情况下 (单一主权国发行、超主权组织发行和多主权国发行) 发行和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或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发现, 当前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暂时难以替代,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严格防范风险, 当前我国应该努力提高综合国力, 推动国际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关键词：公共物品,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Cohen, Benjamin J.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London:Macmillan.1971.
[2]Jeffrey A.Rosensweig.An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R].Global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11.
[2]罗伯特·吉尔平著, 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界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公共提供 篇9
(一) 服务收费
非政府组织对其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收费, 以保证组织充足的资金来源。如民办高校, 就是以收取学生的学费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公益服务有偿收费己经成为非政府组织市场化的主要手段和收入来源。
(二) 收取会员的会费
非政府组织对加入组织的成员收取一定的费用,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主要存在于会员制非政府组织中, 如协会、学会、商会等等。
(三) 发行彩票
非政府组织通过向社会发行彩票, 以达到筹资的目的。
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模式实现了公共产品决策者、供给者和使用者的高度统一。非政府组织以平等的方式向服务对象收费, 收取的费用的主要用途是进行产品和劳务的成本分摊。因此, 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有利克服市场的外部性、有效降低了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解决了公共产品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现象以及“过度使用”公共产品的难题, 从而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然而, 主导型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得还不成熟, 提供大范围的公共产品受到资金及其他资源的限制。因此, 如何通过市场化为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多的资源, 成为摆在非政府组织面前的主要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 非政府组织需要寻求更多的资助和合作, 以获取更大的资金支持, 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二、非政府组织辅助型模式
(一) 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模式
一般来说,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有四种方式。
1. 合同承包。
政府以制度安排者的身份设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 以合约的形式委托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 购买非政府组织的公共产品, 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美国最常见的64项市政服务中平均有23%以合同方式外包给私营部门 (这里私营部门亦包括各种非营利组织) 。州政府业务中, 平均有14%合同外包给私人部门。
2. 政府补助。
政府通过给非营利组织资金、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补助条件, 鼓励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
3.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是指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 如把政府设施、建筑物或土地租赁给非营利组织等, 吸引中标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
4. 公共服务社区化。
政府主动让渡社区公共服务, 让非政府组织提供社区公共产品, 以实现政府的压缩式管理。在我国,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已经很普遍。如南京建邺区有690个以“居民之家”为代表的各类社区非政府组织, 同时鼓楼区有450多个备案的社区非政府组织。
(二) 与营利企业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模式
1. 公益推广。
非政府组织将公益推广与企业业务相联系, 企业则将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以现金或其他物资方式捐赠给非政府组织。
2. 共同主题营销。
围绕同一主题, 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达成协议, 以分发产品、宣传资料及公益广告等方式, 进行战略营销。
3. 核发许可证。
非政府组织在收取企业一定费用的情况下, 允许企业在销售的产品上使用非政府组织的名称和商标。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可以获取资金或物质支持、管理技能和相关隐性知识, 而企业也可以向非政府组织学习新知识, 获取信任、规则、合作和互惠等社会资本, 进而获得支持性和稳定性的竞争优势。因此, 在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合作过程中, 两者之间可以达到“双赢”的目标。然而, 在这合作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警惕企业以捐款为幌子提出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借非政府组织的商标从事非法的营利行为, 损害社会的公益。所以, 在合作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要跟踪并监测企业行为、收集相关数据与证据, 并及时向媒体曝光、向政府报告。
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模式和辅助型模式是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模型。两者从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框架, 为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 要真正解决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困境, 还需要构建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路径, 从管理体制, 非政府组织内涵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 完善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路径。
摘要：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现行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状况的制约,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有主导型模式和辅助型模式。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模式
参考文献
[1]阮萌.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研究[J].开放导报, 2009 (1) .
[2]伍丽烨.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物品引入市场中的角色探析[J].重庆利技学院学报, 2009 (3) .
[3]马力.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J].学术交流, 2007 (4) .
公共提供 篇10
1.1 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现状为研究对象, 研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体育经费、体育场地、设施状况等方面。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社会体育学、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等方面的书籍和相关文献资料40余篇, 获取相关方面的信息。1.2.2问卷调查法。设计调查问卷表, 对河南省内郑州、新乡、安阳、驻马店、南阳等地相关体育行政管理人员、农民等进行问卷调查。1.2.3访谈法。对河南省内乡镇政府政部门领导和乡镇文化站管理人员, 农民进行访谈, 了解相关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现状
2.1.1 农村体育政策、法规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全民体质的增强, 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计划纲要, 如国家颁发的《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 为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法律保障。《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体育。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体育纳入当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统筹城乡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促进城乡公共体育资源均衡配置, 逐步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增强农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能力。调查发现, 尤其在村一级, 关于体育建设方面的配套法规、制度比较欠缺, 对已有的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2.1.2政府体育管理人员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与认识。调查问卷得知, 75.6%的管理者认为农村体育服务的建设有“必要”。可见, 河南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软环境较好, 大多数管理者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但仍有21.7%的管理者的认识不清楚, 认为政府不需要在体育方面投入过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相关体育服务会随之完善。2.1.3政府机构在体育资金投入、体育设施建设的现状。农村经济基础的长期薄弱, 其自给能力相对低下,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仍然是各级政府部门。供给的内容主要局限于农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劳作设施、医疗保障等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头等需求”上。对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 国家采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所采用的“国家财政拨款+地方政府配套”的投入模式。资金投入和体育设施建设是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统计, 河南农村体育资源严重不足, 特别是体育场地严重匮乏, 全省农村人口人均体育场面积仅有0.014 m2。调查得知, 在农村目前以篮球场地和乒乓球球台的数量相对较多;然而, 平均到每个村的场地使用面积则所剩无几。同时, 健身场地的单一性问题也比较突出, 在农村没有多余的活动场地供给农民进行健身活动。虽然政府部门在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一定的物力、财力, 但通过对23个农村的村委领导调查, 除健身工程外, 政府部门对农村体育场地的建设投入严重不足。调查得知, 有23.6%的农村有全民健身工程场地、器材, 和体育部门的统计基本接近。农民多是因地制宜进行体育活动, 对场地器材选择性很低, 学校体育场地利用率仅16.9%。
2.2 政府机构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对策
2.2.1 完善制度、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城乡帮扶”长效机制。
为农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该不断完善各项制度, 建立长效机制。为了保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顺利进行, 建议在相关指令性政策逐渐成熟的基础上, 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法令法规性政策, 这样的政策才更具有普适性和稳定性, 最终实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依法治理。[1]要加快建立“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鼓励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农村建立帮扶机制, 鼓励社会共建农村体育服务体系, 推动城市体育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体育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加大城市体育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体育发展的支持;着力加大城市对农村体育设施、体育师资培训方面的支农力度, 引导城市资金向农村流动。2.2.2转变政府管理人员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提高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质量, 树立服务理念是先导, 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政府服务职能。体育行政部门应该由“政府本位”向“以民为本”的行政理念转变。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约束, 树立起满足公民基本体育需求的理念, 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 承担其在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应有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以人为本”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坚持的基本价值理念, 围绕实现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开展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工作, 是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目标和任务。[2]2.2.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推进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放在加强体育公共健康教育、体育公共场地、设施建设、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等体育公共服务方面, 实现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 即政府从体育公共服务组织、提供、配送等唯一的提供者转变为利益的调节者、激励者和合作者。对于体育公共设施与活动场所、体质测定服务等公益性很强的体育公共服务, 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 设置相应体育公共服务机构, 如体质测定服务中心, 配备有资质的公职人员, 投入公共财政提供服务。其它一些公益性较低的体育公共服务, 可以政府引导为主, 由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提供服务, 政府则以奖代补、专项资助。[2]在体育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化的影响下, 建立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乡镇机构本身而言, 上级政府要适度平衡其事权、财权, 真正实现“一级事权, 一级财权”, 使乡镇机构真正构成相对独立的预算主体和财政主体,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权限, 为乡镇政府供给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二是明确中央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职能, 加大针对农村体育服务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对部分体育公共服务, 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 大力引进私人或社会资本, 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原则, 政府予以一定的政策支持作为投资回报, 来促进体育服务多元化投资发展。[3]
3 结论与对策
3.1 结论。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文件, 法律法规不配套;政府机构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不足, 农村的体育场地、设施主要集中在乡镇, 行政村这一级的体育场地设施较为匮乏。农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参与的活动项目较少。
3.2 对策。
完善制度、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城乡帮扶”长效机制;转变政府管理人员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推进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促进体育服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 以解决体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为农民提供更多便利。
摘要：通过研究中原经济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现状, 针对体育法规、政策的不配套;体育管理者的服务意识不高;资金投入、场地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为发展农村体育、构建新农村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郝军龙, 贾文彤, 齐文华, 刘惠芳.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4 (1) :61-64.[1]郝军龙, 贾文彤, 齐文华, 刘惠芳.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4 (1) :61-64.
[2]刘明生, 李建国.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J].体育科研, 2010, 31 (4) :54-56.[2]刘明生, 李建国.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J].体育科研, 2010, 31 (4) :54-56.
公共提供 篇11
关键词：社区文化；公共物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66-02
一、理论阐释
经济学中经典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选择的逻辑向世人昭示了公共事物必然性的悲剧，除非采取彻底的私有化或霍布斯的利维坦模式，否则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悲剧性的梦魇。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在其传世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探讨了基于社区的公共事物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模式，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创立了崭新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开辟了避免公共选择悲剧的新的路径[1]。
我国广大的农村社区中存在对公共物品的强大的需求，诸如社区消防、环保清洁、治安巡逻、基础设施、科技发明等，这些需求是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的渠道是通过基层政府组织依靠财政渠道直接提供，或者采取政府购买、民间市场提供的方式，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没有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广大农村社区对公共物品的强大需求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
基于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笔者认为我国广大农村社区同样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依靠农村社区自发自愿筹集资金，通过民主协商治理的方式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或提供公共物品的契约。但是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讲“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不是万应灵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许多场景中都具有不少弱点。”笔者认为只要是公共物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详细探讨了由于免费搭车的存在而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公共物品都具备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种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来，社区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成本，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将承担所有的成本但是仅仅能获取全部收益的一部分，因此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而言，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这必将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动力不足，极端的情形就是没有人提供公共物品[2]。因此，如何克服免费搭车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模型，其中意识形态理论至关重要[3]。意识形态可以协调人与外界的关系，降低交易费用，简化决策过程；当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不相一致时，个人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免费搭车问题，其基本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即与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相对立而存在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一套风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表现为由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组成的信念体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区也是广泛存在的，我们可以不是很严谨的把他们称作社区文化。一种良好的社区文化可以营造出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形成无需法律的所谓无讼的状态[4]。
二、作用分析
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居民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民主政治和民主治理的文化基础，社区成员在社区文化氛围中通过长期交流建立起来的感情及其凝聚力构成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源。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有效的约束每一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强有力的认同感和社区公共意识，把公共事务看做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能够有效的克服免费搭车现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首先，农村社区文化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可以大大降低决策成本，节省决策时间。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农民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的层次也会越来越高，他们会越发注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越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5]。而良好的公共性社区文化就为他们赢得别人尊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并使人们对社区文化形成浓烈归属感。这样在有关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提供的表决中会大大降低讨价还价以及争执不休的无谓消耗，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方案与实施方面也会大大降低选择成本和执行监督成本。
其次，农村社区文化体现了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评价和感情色彩、地域特征，有助于塑造高尚人格和培养道德规范。它一经产生并被社区居民认可，就会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有效约束社区居民的选择，能使社区居民产生一种自律行为，进而会主动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积极的为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献计献策，并且会主动配合支付或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这种规范功是正式的制度比如法律约束等所难以实现的，正如张维迎所分析的，中国主要的行为规范其实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是非正式的风俗传统等文化形态。
再次，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社区治理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危机，农村家族宗法势力复兴、农村政府基层组织瘫痪、黑色经济泛滥和黑社会组织兴起，以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6]。这些已经严重威胁到农村的民主自主。良好的社区文化能够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制约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背民主原则的不良行为，从而在公共物品提供的决策中真正体现民主，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
三、政策建议
基于农村社区文化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应该大力促进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既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的物质形态基础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注重人文关怀和社区居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首先，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是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册建筑，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社区公用事业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方面一定要确保投入力度。当地政府要合理规划，把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提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高度来考虑。在资金的筹集和设施的建设方面应当充分考虑财政资金有限和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巨大之间的尖锐矛盾，适当采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充分调动社会资金，解决财政资金匮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把资金的筹集与设施的建设有效分开，适当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吸引优秀的企业进行农村文化设施的兴建和开发。
其次，赋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农村社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在年龄分布上有老中青三个层次，在职业分布上有各个行业和门类，在个人爱好和行为方式方面更是各不相同。如果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的文化建设方式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须采取因人而异、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赋予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弱势群体比如鳏寡孤独者应当多多注重情感的关怀，积极采取个性化、特殊化的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关怀和照顾。
最后，构建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模式，利用美食文化、农家旅游等发展社区特色文化产业，大力提升社区文化品质，利用国家、地方政府政策进一步探索“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高校大学生与社区结对子实施“智力支农、文化助农、技能帮农”等一些支持活动；完善基层文化骨干培养机制，培养针对社区文化的专业素质人才，让社区文化建设真正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艾诺丽·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公共提供 篇12
“文化”一词有多种含义, 在不同的学术领域, 文化有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的特定含义。《辞海》中对文化的注释主要有:第一, 从广义来说,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第二, 泛指一般知识, 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第三, 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文化一词的英文是culture, 该英文单词的最初含义是指“耕耘土地”。到了16世纪, 这个词的意思演化为“对心灵和智力的培养”。从19世纪初开始, culture的含义变得宽泛, 指“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再后来, 它不仅仅包括精神层面的活动, 而且包括民族或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
文化本身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才能具体呈现, 这些文化载体主要被称为文化产品。所谓文化产品, 人们通常认为是表达人类的信仰、思想、历史、风俗、情感、价值、审美、语言文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精神因素的物品或活动, 它像空气一样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圣经、佛经、教堂、庙宇、社区活动室、书刊、网络、古迹、民俗、电影电视、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端午龙舟赛和春节爆竹烟花, 等等, 涉及范围极其广泛。
在进行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时候, 理解文化产品的涵义需要重点把握一些文化产品的特点:文化产品能够将“象征意义”传递;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产品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具有分离性;文化产品具有资本性特征, 等等。
二、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特征分析
(一) 文化产品的非排他性
市场上销售的唱片, 不付费购买便没有办法获得该唱片, 便被排斥在消费利益之外, 这是具有排他性。再比如收费的博物馆, 通过门票制度轻而易举地将不付费的消费者排斥在外, 也是具有排他性的。
所谓非排他性, 是指在产品的消费中, 很难将某些消费者 (比如不付费的或不排队的消费者) 排斥在消费利益之外, 这种困难可能存在于技术层面, 即技术上很难做到, 也可能存在于经济层面, 即经济上不可行。例如以无线信号发射的中央1台和中央2台的电视节目, 任何想收看的观众, 不用付出任何收视费用都可以收看到, 不被排斥也很难被排斥在消费利益之外。
(二) 文化产品的非竞争性
所谓竞争性, 是指消费者之间产生机会的竞争, 先来者获得机会, 后来者损失机会, 如果后来者想要享用同样的消费品, 需要再购买其它的机会, 即产生所谓边际成本。比如一个收藏家购买的一幅画作, 世界上仅此一次的机会, 被他所购买, 后来者损失了享用该画作的机会, 这就是竞争性。再比如, 一张老鹰乐队的经典唱片, 市场上有n个复制品销售, 当一个消费者付费购买了一张唱片的时候, 其他消费者便失去了一次机会, 但是还可以付费购买另一张同样的唱片, 产生边际成本, 当市场上的n个复制品全部都被购买完毕时, 机会就被竞争完毕, 再没有机会了, 所以当接近售罄的时刻, 竞争性增强, 往往市场价格会增高。
所谓非竞争性, 是指消费者消费某个产品时, 并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同时从该产品中获得利益的机会, 消费者之间没有机会的竞争, 每一个新增加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均为零。比如免费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 一个消费者参观了该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接下来的若干个消费者依然有机会参观, 他们的消费质量是一样的。但是, 当消费者蜂拥而至, 导致博物馆的接待数量接近能力极限时, 就产生了竞争性的问题, 后来者将损失消费机会, 无法顺利进入博物馆。
同时, 讨论文化产品的非竞争性时,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应当重视, 就是文化产品在历史纵向上的非竞争性。文化产品消费的方式可能是阅读、欣赏、聆听等, 这种消费不会将文化产品吃掉、用掉, 反而可能在人们的共鸣中强化了其文化价值。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复制、收藏与保护等手段获得永久的生命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一时代某人创造的文化产品加以消费, 并且不必担心它会在消费中立即消失。
(三) 文化产品中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
1. 属于私人产品的文化产品
私人产品是同时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 其收益和成本可以基本内在化, 在图1中存在于右上角区域。书刊、音像制品, 这些都算是私人产品。一本书, 在市场上销售, 不付费的人是不能享受到的, 甲购买了这本书, 产权明晰, 产权所有者享有该私人产品的权利, 可以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这是排他性;别人要想也享用这本书, 一定要再付钱购买, 随着消费这本书的人数增加, 边际成本总是不为零, 这是竞争性。根据市场法则, 这类产品由市场供给是有效率的。许多与流行时尚比较靠近的文化活动, 市场都有对其进行最优配置资源的能力, 政府不必介入。但是, 如果有文化产品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 比如色情的文化产品、宣扬暴力血腥的文化产品、至瘾的文化产品、网络水军等, 政府还是要如同维持一般市场秩序一样, 加以规制。这并不违背经济规律, 而是弥补了市场失灵。
2. 属于纯公共产品的文化产品
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 在图1中存在于左下角附近区域。公共广播、公共电视就是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居民个人如果拥有接受广播电视信号的装置, 很容易就可以收听收看到广播电视节目, 没有什么能够将某个居民排除在广播电视信号的覆盖之外, 这样做太难或成本太高, 不可行, 非排他性具备。另一方面, 一户居民享用上述的广播电视节目, 并不影响千家万户居民同时享用, 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 他们之间不产生竞争关系, 增加享用者并不增加成本, 边际成本为零, 非竞争性也具备。
3. 属于准公共产品的文化产品
准公共产品没有纯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些文化产品拥有非排他性, 但是非竞争性不具备, 例如开放性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和文化活动场地, 它们是公共的文化资源, 任何不付费的消费者都没有被排除在外, 都可以享用;但是, 这些地方毕竟不是大胃王, 总会产生拥挤, 当产生拥挤的时候, 前面享用的消费者已经影响到后面的消费者, 拥挤到一定程度, 再增加消费者, 便需要增加成本, 增加提供更多的同质文化产品才可以, 边际成本不为零。问题是, 有些景观可以复制, 有些不可复制, 对于不可复制的那些文化产品, 就得想办法在技术上排他, 以解决拥挤问题。另一些文化产品拥有非竞争性, 但是具有排他性, 例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剧院、有线电视等, 它们都有一个临界的拥挤点, 在未到达拥挤点前, 消费具有非竞争性, 增加一个消费者并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的利益, 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成本, 边际成本为零。一旦达到拥挤点, 再增加消费者就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 或者为满足所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需要增加产品供给, 边际成本不为零。所以, 这类文化产品的非竞争性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确切的说, 这叫有限的非竞争性。这类产品, 在技术上很容易排他, 通常设有收费口, 或者即使不收费, 也设有限制消费者数量的出入口。
三、基于公共产品视角, 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工
(一) 纯公共性文化产品——政府供给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由于此类文化产品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市场主体天然缺位, 所以应该由政府供给。完全符合这类标准的文化产品较少, 典型的例子有公共广播、公共电视。再比如, 某些文化遗产和遗迹, 也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这里的遗产和遗迹, 是专指一些排他难度大、又没有竞争性的项目。例如特殊地貌、典型的民俗风情等, 还有一些文物, 它们通常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最为珍贵、价值无法估量的财富, 而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 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抑或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任何社会成员, 都可能处于本国本地的文物或文化遗产的荫庇之中, 非竞争, 也非排他。由于产权归属问题, 投入资金的规模问题, 以及投资与收益不对等问题等, 难以找到恰合的市场主体来提供此类文化产品, 政府成为承担责任的不二寄望。当然, 如果某些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技术上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收益内部化, 吸引其他市场个体参与完成保护职责, 当然也是好事,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可以进行技术处理, 使之进入混合产品领域。实际上, 在公共产品领域与准公共产品领域, 确实存在着大量可以互相转化的区域, 到底如何在公共与准公共之间定位, 取决于具体国情和执政理念等。
(二) 准公共性的文化产品——政府介入
准公共性的文化产品由于其公共特性, 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这些产品的混合属性决定了它们既具有鲜明的公共特征, 又可能具备一定的盈利空间, 私人部门可能能够通过经营这部分文化产品获得成本补偿并实现利润目标。因此, 这类文化产品的供给, 可以在政府适当介入下, 依靠市场机制, 发挥私人部门的效率优势, 动员社会的力量进行提供。对此, 一方面政府要确保公众对此类产品的可及性, 确保其公益性质;另一方面, 政府又需要容得下市场的舞台, 确保这类文化产品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在准公共性的文化产品中, 又有许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分区分对待。
1. 一方面具有非排他性, 另一方面竞争性较强的准公共性文化产品——政府供给为主
该类物品的供给, 很难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区分并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同时由于竞争性的存在, 使得该类文化产品的消费很容易拥挤, 影响后来者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 私人部门通过市场供给, 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 从而造成该类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不积极, 所以政府有责任承担起该类文化产品的供给。如开放性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和文化活动场地, 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都有这样地方, 年代久远的教堂、庙宇、戏台、宗祠、牌楼等, 散落于市区、街区中, 它们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需要保护, 人们需要这种典型的文化产品, 但消费又难以排他, 出于投资回报的考虑市场上没有理性投资人愿意出资保护此类文化产品, 它们需要政府出资履行保护维护的职责。
2. 一方面具有非竞争性, 另一方面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性文化产品——可以考虑市场配置
此类文化产品, 属于可以收费、群体共同消费的项目。由于可以将搭车者限定在受益范围之外, 所以投资方存在投资动力, 只要投资收益率达到一定水平。但是, 这里还需要具体区分一些不同的情况。
比如, 如果该项目前期投资巨大, 项目建成运行后边际成本递减, 这实际上具有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对于这样的文化产品, 虽然市场存在供给的动力, 但是不能放任由市场配置, 而是应当成为政府公共定价行业或者由政府兴办事业, 至少政府应该予以有效地规制。因为, 这些项目如果任由市场配置, 垄断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譬如广播电视产品的供给, 广播电视设施前期的投入巨大, 一旦建成, 后期的垄断市场收益可观, 该行业的市场投资动力很大。政府掌握该行业的投资, 适当允许私人投资, 并且有线电视节目收视收费定价采取公共定价, 允许广播电视广告的市场化等。
再比如, 如果该项目的前期投资巨大, 项目建成运行后需要不断注入资金, 边际成本始终具有一定规模, 这样的文化产品, 市场投资压力大, 必须靠高收费才能满足市场的投资收益率的期望, 这使得消费者的消费受到抑制, 福利受到一定损失。而假如这种文化产品从社会效益角度考察属于基本文化需要, 譬如图书馆, 最初建设时需要一次性的高额投入, 建成投入使用后, 还需要不断注入资金, 充实馆藏, 维修维护, 私人部门对此难以承受, 而且图书馆具有基础文化意义, 应该面向大众。如果该项目按市场规则定价, 只能实行高收费弥补成本, 则结果只能针对小众, 满足不了大众要求。如果这样, 又会产生收益率低问题, 市场投资动力不足。总之, 政府责无旁贷地应该介入此类文化产品的配置, 采取低价、免费等福利性措施, 使之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
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项目前期投资规模适中, 投入运行后也需要不断的资金支持, 私人投资能够承担得起, 采取市场定价、市场运行, 完全能够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率, 市场投资动力强劲, 这类文化产品便可由市场配置, 政府可以让位于市场。譬如电影院、剧场, 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 政府何乐而不为?对此类文化产品采取市场配置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保证高效率, 发挥市场对消费者需求反应灵敏的优势, 及时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四、如何理解政府提供文化产品
提到政府提供带有公共性质的文化产品, 这并不是指政府一定要直接兴办、直接参与生产文化产品。确切的意义应该是, 政府采取多种提供方式, 既可以直接兴办、直接生产, 又可以, 而且更多的是政府通过间接手段提供。
(一) 政府购买, 企业生产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都是政府出资, 由市场上某些建筑企业、安装企业来承担建设, 而并不是政府自己作为建筑者组织人力、购买材料进行建设。再比如, 许多文化演出团体, 属于企业经营, 政府可以与之签订购买演出合同, 每年购买演出若干场次, 作为提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内容。
(二) 政府特许经营
通过特许经营权来经营文化产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例如在欧洲很多国家, 广播电台都是使用这种形式。
(三) 政府资助
考虑到某些公共性文化产品的社会收益与市场收益不对称, 政府可以对提供这些产品的企业给予经济资助, 以确保其提供有益的文化产品。比如, 政府对高雅艺术院团、京剧院团的培育或保护等。
(四) 政府其他政策支持
对于一些需要重点扶持的文化产业, 政府可以采取税收优惠、金融担保等政策措施, 吸引投资, 扶持经营, 达到产业布局的目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