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共10篇）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1

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技依托单位——丹东农科院, 前身丹东市农科所始建于1948年3月, 以玉米研究著称全国, 60多年来共取得科研成果398项, 获奖成果173项。创新和利用的旅大红骨玉米种质成为我国玉米的宝贵资源, 成功选育出一系列优良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 在我国玉米育种和玉米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丹东农科院种子公司, 成立于1995年, 是以丹东农科院为技术依托, 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种子企业。科研成果促进了种业发展, 丹玉种业先后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百强和五十强企业。丹玉系列玉米种子在我国20多个省、市 (区) 大面积种植, 为振兴我国民族种业和我国粮食增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丹玉种业品种选育历程

1. 自交系选育历程

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创新:1949年开始进行农家品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到1956年, 完成了安东、旅大、本溪地区地方品种的收集工作, 共收集地方品种450个。整理出英粒子、白头霜、红骨子、白鹤、金皇后、小粒红、秋傻子、旅大红骨等优良玉米品种并应用于生产。这些优良农家品种作为重要的玉米种质资源在后来的玉米育种中大量应用。其中, 旅大红骨成为我国重要的种质资源, 为我国的玉米育种和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引进利用国外自交系:从50年代初开始, 先后从国内外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引进大量自交系, 经过配合力测定和抗病性鉴定, 为选育自交系和杂交种提供更为广泛的基础材料。其中OH43、可利67、MO17、CRB37、H84、A619、美3184、F542、5003、7922、沈137、H185等在玉米育种中得到了直接和间接利用。

一环系选育:1953年开始进行玉米自交系的选育。1955～1960年, 景奉文、邱景煜、罗登理等育种家以优良农家品种旅大红骨、大秋傻子、白头霜、白鹤、金黄后、英粒子等为基础材料, 选育出旅9、旅28、凤白29、大秋36、双7等20多个配合力高、抗病力强、综合性状好的优良自交系, 并用这批优良自交系组配了一批优良玉米杂交种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二环系选育:60年代以后, 开始二环系的选育工作。利用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 (包括单交、双交、复合杂交) 为基础材料, 并通过回交转育、导入外缘种质、辐射处理等方法选育自交系。先后育成了优良自交系330、旅9宽、E28、334-1、337、丹黄02、丹1324、丹341、丹9046、丹599、丹598、丹3130、丹988、丹717、S80等66个自交系。这些自交系的共同特点是配合力高、抗病抗逆性强、适应性广。近年来通过群体改良、单倍体、生物技术育种等方法选育玉米自交系, 效果显著。

2. 杂交种选育历程

品种间杂交、顶交种和双交种选育:1950年开始进行品种间杂交, 育成了白头霜×英粒子、金皇后×白头霜、秋傻子×英粒子、金皇后×英粒子、凤杂一号 (白头霜×金皇后) 、凤杂4号 (白八行×白鹤) 、凤杂5号 (英粒子×白头霜) 等品种间杂交的组合, 其中, 凤杂一号累计推广120万亩。1956年育成凤杂5401到凤杂5405等品种与系间的杂交组合;1960年开始相继育成凤双5915、凤双583、凤双611、凤双6428等双交种。玉米单交种选育: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近40年间, 共育成玉米单交种90余个, 累计种植面积达10.3亿亩, 增产粮食515亿公斤, 创社会经济效益515亿元人民币。

丹玉种业单交种选育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 (上世纪60～70年代) , 育成10个丹玉系列玉米品种, 主要代表品种为丹玉6号。1968年育成的玉米单交种丹玉1号, 进入了玉米单交种时代。1972年育成玉米单交种丹玉2号至丹玉7号, 其中丹玉6号曾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最高年种植面积达3300万亩, 是当时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 累计推广面积达1.7亿亩, 创社会效益84亿元。第二个阶段 (上世纪80～90年代) , 育成丹玉11号至24号14个玉米品种, 主要代表品种为丹玉13号。1985年育成丹玉13号, 1986～2000年累计推广4.24亿亩, 198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育成丹玉24号, 是一个高抗叶斑病的玉米品种, 对当时缓解和减轻叶斑病的危害起到重要作用。第三个阶段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 , 丹玉系列玉米新品种育成速度最快的时期, 共育成玉米新品种70多个, 主要代表品种为丹玉39号、丹玉86号、丹玉88号、丹玉402号、丹玉405号等系列玉米新品种。2001年育成丹玉39号, 通过辽宁、吉林、内蒙古和山西等多省区审定, 以其高产、多抗、优质、适应性广泛等优点得到大面积推广种植, 是辽宁省第一主栽品种和东华北地区的主要种植品种, 累计种植面积达9038万亩, 2004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育成的丹玉86号, 分别通过辽宁、河南、山东及国家审定, 以其高产优质、多抗广适、较耐密等优点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至2010年底累计种植2990.7万亩, 2011年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丹玉种业的产业化历程

1. 计划经济时期

种子生产和经营都有各级种子公司完成。丹玉系列玉米新品种在全国广泛种植, 为全国的种子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丹玉13号的大面积推广, 为辽宁省种业走向全国提供有利条件, 使辽宁成为我国商品玉米种子的重要基地。但是研究单位自身经济效益不高, 科研工作投入少, 缺乏后劲。

2.1978年以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科研单位也在逐渐走向市场,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通过农业科研成果的有偿使用, 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1995年以后

丹东农科院正式成立种子公司, 专营丹玉系列玉米种子。受资金、人员、生产条件和经营条件等种种因素限制, 种子年经营量一直在200万～300万公斤。

4. 股份制改造

2003年第一次股份制改造, 成立了辽宁丹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2006年进行了第二次股份制改造, 组建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了全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丹玉种业年销售种子达到2000万公斤, 年销售额1.5亿元以上, 产品广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丹玉种子享誉全国, 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两次被评为中国种业五十强企业。目前, 辽宁丹玉种业已在全国建立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本着“以科技为依托, 以质量为生命, 以信誉求发展”的企业理念, 在全国建立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 充分发挥“丹玉”品牌的作用, 以新品种、高质量和稳定合理的价格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针对不断变化的种子市场,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使丹玉种子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大。种子年经营量不断增加, 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机制使公司稳步向前发展。形成了科研育种与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三、丹玉种业发展前景展望

1. 我国种业的发展趋势

科技创新将成为种业发展的主题, 种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种子质量标准明显提高, 营销模式将不断改变, 各项制度日益完善, 管理更加规范, 企业团队建设和文化建设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国外企业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而且是我国种子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 丹玉种业的优势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调整, 丹玉种业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商业育种研究体系, 具有丰富的育种材料, 育成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玉米自交系和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优良玉米新品种。这些新品种不仅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 而且对全国不同生态区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这些新品种既包括晚熟、抗病、米质优的大穗型品种, 也包括了早熟、优质、耐密、脱水快、依靠群体增产的新品种。公司不仅拥有许多具有竞争力的新品种, 而且做到了良种良法配套, 为种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企业服务扩展

近年来, 公司在甘肃、新疆、内蒙古和辽宁省内建立了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 生产的种子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公司具有国内一流的种子加工设备, 做到了种子加工自动化, 种子包装精准化。在种子营销方面, 公司实行了代理制和网络化连锁经营, 销售模式采用特许专营制度, 精品种子达到50%以上, 新品种上市前进行两年以上的适应性试验, 大大减少了生产上的风险。对于品种侵权行为, 公司组织了专门的维权打假队伍, 以保证农民买到放心满意的种子。在销售服务方面, 公司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丹玉种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各种制度日趋完善, 管理工作比较规范, 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一批科研、种子生产、种子营销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不断成长。这些年轻的专家和技术人才已成为丹玉的核心力量。相信,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丹玉种业一定会做强做大。

企业文化

企业理念:以科技为依托, 以质量为生命, 以信誉求发展。

商标寓意:头顶苍穹, 脚踏黑土, 天地之间, 人类滋生, 衣食之源, 农耕为本, 农业发展, 良种先行。

丹玉精神:诚以待人, 严于律己 (丹心一片, 赤诚相见,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

经营准则:创新为本, 合作共赢。

待人原则:诚信公正, 将心比心。

工作作风:勤奋高效, 合作创新。

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科技创新, 实施专业化、集约化、一体化、差异化发展战略, 打造现代化种业企业, 以优质的种子服务三农。

企业使命:建立完善的技术体系, 市场体系, 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优质的农作物种子, 为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服务。创中国种子产业的一流品牌。

企业荣誉

2003年5月被评为丹东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02年“丹玉”、“丹科”系列种子被评为辽宁省质量信得过产品;

2004～2009年被评为丹东市诚信单位;

2006年12月被评为辽宁省诚信维权先进单位;

2007年3月被评为丹东市诚信之星;

2003年11月“丹玉”商标被评为辽宁省著名商标;

2009年4月“丹玉”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6年9月“丹科”商标被评为丹东市著名商标;

2008年1月“丹科”商标被评为辽宁省著名商标;

2007年2月“丹玉”、“丹科”系列种子被评为丹东名牌产品;

2010年“丹玉”、“丹科”系列种子被评为辽宁省名牌产品;

2008年1月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2007年7月被评为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07年9月被评为“企业博士后科研基地”;

2003年9月被评为中国种业五十强 (第44位) ;

2006年10月再次被评为中国种业五十强 (第15位) ;

2007年10月被评为辽宁市场AAA信誉企业;

2007年12月被评为辽宁省诚信单位;

2010年12月被评为丹东市种子经营诚信单位;

2009年12月被评为辽宁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11年12月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011年9月丹玉种业特邀院士工作站成立。

专家队伍

景希强 研究员, 硕士, 1982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丹东农业科学院院长,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主任。辽宁省优秀专家。1999年、2003年两次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 200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被评为辽宁省首批创新型领军人才, 201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兼任辽宁省第六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沈阳农业大学教授等职。辽宁省十一届人大代表,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九五”、“十五”、“十一五”玉米育种攻关课题主持人, 国家“863”计划子课题——“抗虫转基因玉米”主持人, 科技部国家粮丰工程、农业部“948”项目主持人。获奖成果16项, 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1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 二等奖2项。主持完成的重大转化项目“千万亩丹玉系列玉米新品种推广”2006年获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主持育成的玉米品种20多个, 包括丹玉88号、丹玉92号、丹玉100号、丹玉401号、丹玉404号、丹玉405号、丹玉703号等。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杂交种及自交系有10多个。主编著作2部, 副主编著作2部。

陈刚 研究员, 玉米育种专家,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副主任。丹东市特等劳动模范, 第五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2005年被授予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 2007年被评为丹东市首届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 2009年获丹东市第三届科学技术贡献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选育的丹玉26号、丹玉39号玉米分别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多抗性玉米自交系E28, 2001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高配合力、优质、多抗玉米自交系丹598的种质创新与应用, 2007年获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 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杂交种及自交系有8个。主持选育玉米新品种丹玉26号、丹玉39号、丹科2123、丹科2151等20多个, 分别通过国家、省级审定。

何晶 研究员, 玉米育种专家, 1982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副主任。2000年被评为辽宁省三八红旗手,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08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党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奖成果10余项。主持完成的优良玉米自交系丹3130, 2006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玉米杂交种丹玉46号, 2007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大北农科技促进奖1项。主持选育的玉米新品种14个, 其中丹玉46号、丹玉86号通过国家审定。参加《全国玉米品种资源目录》、《全国玉米资源目录》、《东北玉米》著作编写。

刘春增 研究员, 玉米育种专家, 1977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副主任。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十大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辽宁省经济建设先进个人, 丹东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完成的成果:玉米自交系不育系节养繁种技术, 获国家专利;1997年获华中国科评审局银奖;早熟耐密优质多抗玉米自交系丹988选育研究, 2008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丹东市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主持选育的玉米新品种20个, 分别通过国家、省级审定。

李芳志 研究员, 玉米育种专家,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副主任。参与国家玉米育种攻关课题、国家“948”、“863”项目, 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课题的研究。主持选育的玉米品种5个, 丹玉33号、丹玉35号、丹玉53号、丹玉102号、丹玉103号。主持完成的优良玉米自交系丹9046的选育及创新利用研究, 2009年获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二等奖;获丹东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参与研究的主要成果有6项获奖, 其中获辽宁省政府一等奖2项;丹东市政府一等奖3项。

高洪敏 研究员, 玉米育种专家, 1990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硕士。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丹东分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玉米优异种质资源的引进、筛选与创新利用, 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选育及其配套技术研究, 参与辽宁省“十一五”重点攻关课题、国家“863”、“948”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现代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等课题研究。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第2完成人) ;参与完成的成果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二等奖2项, 获市科技进步奖2项;获大北农科技促进奖1项。参加丹玉46号、丹玉86号、丹玉90号、丹玉301号等12个新品种的选育和开发。参加《生理植物病理学》、《东北玉米》著作编写。

王孝杰 研究员, 1991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科研部早熟组主持人。2004年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 2005年获第五届辽宁省青年科技奖, 2010年获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抗、高配合力玉米自交系丹598种质创新与应用研究, 2007年获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 ;多抗性玉米杂交种丹玉39号, 2004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 ;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主要完成人) 。参与研究的成果5项获奖。主要参与丹玉26号、丹玉39号、丹科2123、丹科2151等10多个玉米新品种的选育。

曹祖波 研究员, 科研部中晚熟组主持人, 副总经理。2006年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主要完成人取得的成果:千万亩丹玉系列玉米新品种推广, 2007年获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多抗性玉米自交系丹3130的选育及应用, 2006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参与研究的成果3项获奖。主要参加选育玉米新品种9个, 分别通过国家、辽宁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刘波 研究员, 1992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科研部中熟组主持人。2007年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人选。2010年进入丹玉种业科研部, 主要从事玉米抗病育种研究。主要成果:高产、多抗、优质、广适玉米单交种丹科2151, 2009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第2完成人。共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 二等奖2项, 三等奖1项, 市厅级奖2项。主持选育、参加选育的玉米新品种共15个, 丹玉501、丹玉502、丹科2158、丹科2165、丹科2151 (国审) 等。主持选育和参加选育的玉米品种和自交系共有12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1个获发明专利。

杨辉 副研究员, 1997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硕士, 科研部晚熟组主持人。2007年被评为丹东市“112”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2010年进入丹玉种业科研部, 从事玉米新品种选育工作。共取得获奖成果3项, 其中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市级奖励2项。作为主要完成人通过审定的玉米品种21个, 包括丹玉402号、丹玉403号、丹玉405号、丹玉88、丹玉100、丹玉406号、丹玉701号、丹糯702、丹玉703号等。

于兵 研究员, 1996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科研部测试组主持人。丹东市“112”人才工程十人层次人选。2010年进入丹玉种业科研部, 主要从事玉米新组合在全国各主要玉米生产区的综合性状比较、鉴定试验工作。主要成果: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三等奖1项;获丹东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丹玉83号、丹玉301号玉米主要选育人, 参与丹玉86号, 丹玉41号、丹玉59号、丹玉68号玉米品种的选育。

刘君 研究员, 1988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科研部资源组主持人。从事玉米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创新和利用研究。参加完成的“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杂交种丹玉46号选育与推广”、“多抗性玉米自交系丹3130的选育及应用”, 分别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丹玉46号、丹玉86号、丹玉301号等11个国审、省审新品种的选育。

自交系简介

优良玉米自交系330:1962～1967年间以oh43×可利67经6代自交和两次测交选育而成。在抗逆性、抗病性和配合力方面达到了国际育种水平, 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的应用。据统计, 截至1998年有全国16个省、区的多家育种单位先后用其组配杂交种达65个, 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的28个, 其中影响最大的品种有中单2号、丹玉6号等, 几乎遍植全国。用330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年种植面积在4500万亩左右, 截至1991年累计推广种植 (按1/2计算) 4.2亿亩, 增产粮食210.1亿公斤, 增加经济效益210.1亿元。330是我国玉米应用杂交种以来使用最早、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王牌自交系, 极大地促进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1982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多抗性玉米自交系E28:1977年以A619Ht1与旅9宽杂交后, 再与旅9宽回交3次, 经8代选株自交, 于1984年选育而成, 具有多抗 (抗病虫) 、抗倒、配合力高、适应性广的特点, 受到全国各育种单位的重视和广泛应用。据不完全统计, 以E28自交系为亲本, 已经组配并审定的品种有11个,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丹玉13号和沈单7号两个玉米杂交种, 在全国均有种植, 这两个品种分别于1989年、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组配的其他组合也在各地有较大应用。1993年, E28已成为我国四大骨干自交系之一, 应用E28组配的玉米品种年推广面积最高达6000万亩, 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45.6%, 增产粮食127.1亿公斤, 增加经济效益260.3亿元, 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是历年来国内同类研究水平中应用范围最广、推广面积最大、经济效益最显著的优良玉米自交系之一。2001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选育人:景奉文、高兴德、李艳天、罗登礼、周宝林等。

主要完成人:吴纪昌、陈刚、刘春增、张铁一、许亚贤。

主要选育人:周宝林、曲岗、闫宝印、李方志、徐文伟、时俊光。

优良玉米自交系丹340:丹东农业科学院用白轴旅9×有稃玉米经钴60辐射处理后连续自交, 于1986年选育而成, 具有抗逆性强、配合力高、适应性广等特点。多年来被各育种单位广泛应用。据不完全统计, 以丹340为亲本组配的组合近百个, 通过鉴定、审定的品种多达35个, 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的品种有27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品种有掖单13号、丹玉15号、吉单159号等, 年最大种植面积达4000万亩。截至1997年累计种植面积达1.9亿亩, 增产粮食94.2亿公斤, 增加经济效益94.2亿元人民币, 是丹玉自交系继330、E28之后在全国应用广泛的又一个王牌自交系, 也是多年来国内同类研究水平中应用面积最大、经济效益最高的优良玉米自交系之一。丹340自交系2000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优良玉米自交系丹598:陈刚研究员于1984年以OH43Ht3、丹340、丹黄02、丹黄11及外引78599后代选系丹黄18, 经单交、复合杂交、回交及多代自交, 于1995年育成, 具有遗传背景丰富, 抗病、抗虫性强, 适应性广, 配合力高等特点。该自交系及其抗病育种的技术路线和选育方法受到全国玉米育种人的普遍关注和认同, 成为我国目前继丹340后的骨干旅系之一。丹598自交系于2000年获得国家新品种权。据不完全统计, 以丹598组配的杂交种截至2009年通过国家、省级审 (认) 定的品种有50多个, 其中通过国审品种7个。应用面积较大的东单60、丹玉39号2004年分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丹玉26号2003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吉东2号2004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推广面积在200万亩以上的品种有19个。丹598组合累计推广面积2.5亿亩, 增产粮食125亿公斤, 增加效益112.5亿元。自交系丹598在2003年获大北农科技一等奖, 2007年获神农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

主要选育人:陈刚、王孝杰、佟圣辉、刘波、陈丽。

获国家奖单交种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优良玉米单交种丹玉6号。

主要选育人:景奉文、高兴德、罗登理、李艳天、周宝林。

品种来源:1968年以自交系旅28为母本、330为父本配制的单交种。

主要特点:抗逆性强, 适应性广, 抗大、小斑病, 抗倒 (在山区、沿海及多风多雨年表现突出) , 耐湿性和抗旱性强, 耐瘠薄, 高产稳产。

推广区域:1971年在辽宁省大面积种植, 1974年经辽宁省审定推广, 1977年全省推广面积达1600万亩, 占玉米种植面积的80%, 成为主栽品种。随后推广到全国24个省市, 到1978年全国种植面积达到最大时约3000万亩, 占全国玉米面积的1/10。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计, 1975～1984年推广面积达16351万亩, 每亩增产按40公斤计算, 增产粮食65.4亿公斤, 创造经济效益13.08亿元, 为我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丹玉6号从育成到推广长达15年之久, 为当时我国玉米生产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使用年限最长、贡献最大的优良玉米杂交种, 先后被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和朝鲜引种。

198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多抗性玉米单交种丹玉13号

主要选育人:吴纪昌、张铁一、刘春增、陈刚、金镛、王德良、许亚贤、马丽君、邹桂珍、邱景煜、王孝杰、白泰奉。

品种来源:1979年以Mo17Ht为母本、E28为父本组配的单交种。

主要特点:采用抗病虫接种鉴定技术, 筛选出具有抗大小斑病、玉米丝黑穗病等的单基因和多基因抗性的种质资源, 组配成多抗性杂交种。抗病、抗倒、抗逆性强, 适应性广, 早熟, 品质优, 种子生产成本低, 产量高。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7～1995年丹玉13号每年推广面积在5000万亩左右, 截至1999年, 丹玉13号累计应用面积达4.1亿亩, 增加社会效益206.2亿元。丹玉13号连续6年居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第一位, 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2

1我国草本花种子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城市绿化美化工作日益重视,美化环境已被提到城建工作很重要的位置,花卉已悄然走进千家万户.而一、二年生草花种子以其在绿化过程中生长周期短、见效快、色彩丰富、繁殖系数大、易于传播且绿化美化成本较低等特点广泛被人们所接受,草花种子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作 者：智卯生 黄毓明 张军 作者单位：智卯生(晋中市榆次区园林处,山西,晋中,030600)

黄毓明,张军(山西省种子总公司,太原,030006)

如何认识我国种业发展的机遇 篇3

1958年，农业部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种子工作方针，即“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简称“四自一辅”）。这一方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种子杂乱现象。但由于缺乏专业技术指导，也没有种子加工、贮藏的专门设施，种子生产供应仍呈无序状态，谈不上专业化和标准化。

1978年起，我国种业进入了所谓的“四化一供”时期，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有计划组织供种的原则”，这一时期才是我国种业的起步时期。但受到旧有体制的限制，加上从业人员认识上的局限，所谓“四化”名头虽然响亮，内涵却非常有限。“品种布局区域化”和“种子产业专业化”的发展尚可圈可点，但在“加工机械化”和“质量标准化”方面则乏善可陈，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大约处于中上水平。“在有计划组织供应”方面基本能够满足一般生产的基本需要，但产业运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这一时期的发展也体现了种子行业对于产业发展的认知水平，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比，我们的水平差了一个时代。

1980年前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了一批在当时来看比较现代化的种子加工厂，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产业支撑，没有技术、市场和管理人员的运作，没有体制和机制的支持，这批工厂建成之日也是被闲置之时。

2000年，我国《种子法》出台，开始了种业发展和市场化的探索时期，既有成绩，也有不足。成绩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放开和市场化经营活跃了市场；明确了品种权和种质资源保护，推动了科研育种发展；加快引进新品种和种质资源，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市场价值的提升。不足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科研育种的“双轨制”严重制约产业发展；条块分割严重，企业发展受阻，产业链没有形成；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十分普遍，侵权、套牌、虚假宣传等行为盛行。

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被业界称为“种业新政”而寄予厚望，认为种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笔者认为，“种业新政”对于种业的积极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它的真正作用的显现则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种业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现有的科研育种的“双轨制”不打破，种业发展就会被套上枷锁。而这一体制的打破牵涉多方利益的博弈，牵涉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没有三五年很难看到实质性的进展。即便三五年之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体制仍然是未知数。

二是走出种业认识的误区。大多数企业缺乏明确的企业愿景与发展战略，走一步看一步；缺乏认真做好产业的追求和执着，过度追逐政府的项目资金和补贴；对于育种和生物技术缺乏长期规划和投入，短期购买品种成为众多企业的基本生存之道；种子生产加工线要么不投入，要么还没有搞清基本原理就一窝蜂地上马。这两年，国内投资建设了约100条烘干加工线，很多因设计、配套不达标而不得不闲置；营销中的虚假宣传成为常态，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

三是消除民间资本进入种业的障碍。这包括落实税收和扶植政策的公开化和公平性，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规范化程度，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行政手段对于市场行为和企业的人为干扰，让企业直接对市场负责。

四是对于大型国企纷纷涉足种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警惕。靠市场准入限制和资源垄断做大的组织，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种业市场中学会“游泳”还是个未知数；在别处轻松赚来的钱砸在小小的种业上，是否会干扰种业的价值规律和正在形成的产业体系。

发展中的昌图畜禽种业 篇4

昌图县畜牧局王连印局长介绍说:昌图县在发展现代畜牧业工作中, 始终把发展畜禽种业作为切入点和主要抓手, 迅速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

昌图县的主要做法有三点:

一是是加大种畜禽场建设力度。通过持续的建设投入, 各类种畜禽场数量大幅增加, 种畜禽供应量迅速提高, 种畜禽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改善。据2011年统计数据, 全县能繁母猪存栏35万头, 有种猪场29家, 其中长白原种猪存栏3332头、大白原种猪存栏2 459头、杜洛克原种猪存栏2 459头、昌图黑猪原种猪存栏350头;全县能繁母牛存栏28万头, 能繁母羊存栏12.7万只;全县种禽存栏84.1万套, 有种禽场12家, 其中1家蛋种鸡场存栏2万套, 7家肉种鸡场存栏72.4万套, 1家种鸭场存栏7万套, 2家昌图豁鹅原种场存栏2.2万套, 1家朗德鹅种鹅场存栏0.5万套。

近年来, 昌图县从国内外新引进一批世界一流的种猪、种禽、种羊等优良品种和牛冻精, 对昌图黑猪、昌图豁鹅等“国宝级”优良地方品种进行了提纯复壮。全县猪、牛、禽三大畜禽优良品种供种能力覆盖率分别为98%、100%和100%。制种供种方式也由传统的活畜为主, 向活畜、细管冻精等方式转变, 畜禽种质水平显著提升, 畜禽种业已步入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时期。

二是是加快畜禽品种改良步伐。昌图县贯彻落实国家畜禽良种补贴政策, 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畜禽良种推广网络体系, 加快普及人工授精配种技术, 确保广大养殖场户受益, 仅生猪良种补贴一项每年投入资金300万元左右。全县设立牛羊冷配站点200个, 每年引进推广良种牛冻精30万剂左右、良种羊冻精3 000剂左右, 达全省首位;全县设立良种猪供精站36个, 猪人工授精点500个, 家禽原种场也都普及了人工授精技术。

三是是狠抓种畜禽监督管理。为确保种畜禽场、孵化场点、改良站点合法经营, 每年对全县种畜禽场、供精单位都要进行两次全面检查, 发现繁育档案不全、防疫档案不齐、防疫合格证过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不达标等问题时, 现场予以指导, 限期整改和纠正, 严重的停业整顿,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证率、换证率都达到100%。全县改良员每年定期培训一次, 660个猪、牛、羊改良站点的改良员全都获得家畜繁殖技术员证书, 持证上岗率100%。由于加大对种畜禽生产经营的监督力度, 规范了种畜禽的生产经营秩序, 促进了昌图畜牧业的良种化进程。

谈到昌图县畜禽种业今后的发展目标, 王连印局长说:现代畜禽种业是畜牧业中最高端的产业, 必须走质量型、科技型的发展之路。昌图县以建设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为主要任务, 加强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完善种畜禽质量监测手段, 规范种畜禽市场经营管理行为, 显著提高优质种畜禽供种能力和供种档次, 维护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为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种源保障, 把昌图县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优质畜禽种业基地。

“十二五”期末畜禽种业规划目标:全县存栏能繁母猪60万头、能繁母牛50万头、能繁母羊20万只、种禽150万套。为实现畜禽种业规划目标, 建设五个畜禽良种基地, 即:建成一处高科技智能化种猪养殖示范基地、建成一处10万头大型优质种猪基地、建成一处1万头昌图黑猪原种供应基地、建成一处100万套大型优质肉种鸡基地、建成一处10万套昌图豁鹅原种供应基地。为此, 昌图县将重点实施五项保障措施。

一是是继续强化畜禽良繁体系建设。种畜禽场是种畜禽供应的主体, 稳定种畜禽生产是畜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基础。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结合区域优势、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 昌图县以生猪、肉牛、家禽为建设重点, 扩大能繁母畜存栏量, 加快优良品种引进改良进程。招商引智, 聘请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的畜禽育种专家作为首席专家, 配备专职育种技术人员, 以企业为主成立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促进曙光集团建成国内领先的高科技智能化种猪养殖示范基地;招商引资, 上市融资, 促进国美集团建成10万头大型优质种猪基地;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提纯复壮、保种扩繁, 建成1万头“国宝级”昌图黑猪原种供应基地;招商引资, 上市融资, 促进佳缘集团建成100万套大型肉种鸡基地;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提纯复壮、保种扩繁, 建成10万套“国宝级”昌图豁鹅原种供应基地;增设肉牛、肉羊、生猪人工授精配种点, 普及人工授精配种技术, 加强培育新品种、配套系的中间试验, 不断提升优良种畜禽生产水平, 扩大畜禽品种改良成果。同时, 建立健全优良种畜禽登记数据库管理平台, 全面开展优良种畜禽登记工作, 向社会推荐优良种畜禽, 为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种源基础。

二是是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生产性能测定是种畜禽选育的基础, 是提升种畜禽质量的重要手段。积极筹建县级种畜禽生产性能检测中心, 根据种畜禽场的选育计划, 制定生产性能测定方案, 系统地测定与记录种畜禽生产性能指标, 确保测定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根据测定结果指导种畜禽场改善饲养管理、选种选配, 为后裔测定提供评估依据。同时全面开展种畜禽质量监测工作, 提高对假冒伪劣种畜禽的鉴别能力, 提高生产水平。

三是是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 是畜禽种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 是确保种畜禽质量的重要措施。贯彻《种畜禽管理条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 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 组织好家畜遗传材料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种畜禽场的建设标准, 严格区分种禽场中曾祖代场 (含原种场) 、祖代场、父母代场和种畜场中原种场、一级扩繁场、二级扩繁场的级别层次, 严格划定种畜禽场生产经营范围, 利用农业部种畜禽场生产经营许可证网络管理平台, 做好种畜禽场生产数据信息报送工作。

四是是加大种畜禽市场监管力度。种畜禽执法是畜牧法执法工作的关键环节。按照农业部和省局要求, 开展种畜禽执法, 健全执法机构, 完善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经费, 配备执法装备, 强化执法培训, 提高种畜禽执法能力。实行种畜禽场常态化监管, 注重对种畜禽场资质的复检, 加强对种畜禽场销售种畜禽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和家畜系谱“三证”的查验。加大对伪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违法广告宣传、销售假劣种畜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严防各类“炒种”现象的发生, 避免给行业发展造成冲击, 给养殖场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 行业协会要倡导种畜禽行业自律, 坚持依法经营, 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种畜禽市场秩序。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5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未来10年中国种业发展的目标，即培育一批突破性优良品种，建设一批优势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为此，国务院提出要按照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编制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分作物、分区域、分阶段提出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明确今后10年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任务和措施。

主力资金流分析（10/20）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后悔 突发暴涨很可能不期而至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

隆平高科总经理刘石称，《意见》和《规划》“将是有史以来关于中国种业发展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1999年出台的《种子法》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据透露，以《意见》和《规划》为主导的“种业新政”主要是为进一步理顺科研投资和管理体制、提高种子企业准入门槛、引导和促进种子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农业部的知情人士则表示，农业部方面推出此轮“种业新政”，“改革”的目的是要着力提升我国种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市场监管能力，以此来全面推进种业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各个环节的改革，逐步培育和建立与我国农业大国地位相适应、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种业体系。

自《意见》出台后，各种落实举措正逐步到位。9月，农业部颁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新办法于9月25日正式实施。《管理办法》大幅提高对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以及对企业固定资产的要求，预计全国将有80%以上从事杂交种子生产经营的企业从市场退出。《管理办法》规定，经营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进出口种子企业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农业部发证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还要求这些企业有固定的育种人员、育种机

构、和工作经费，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通过审定的品种等。

一直以来，洋种子占据我国种业很大市场份额，据了解，目前在东北三省，美国先锋、孟山都、德国KWS等跨国种业巨头正加快布局，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科研公司以及与国内科研院合作等方式，对国内种业构成了不小的冲击。

国内种子企业在资金、技术、品种、人才等方面均与国外企业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中国种业投资主要以国家投资为主，一般投入不到销售额的3%。而外资巨头先锋、孟山都等种业巨头每年都将销售收入的15%-20%投入研发项目。中国种子培育技术以传统育种技术为主，而新型育种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运用的比较少，而国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并逐渐进入中国种子市场。目前中国种子公司的种子年销售额最大的也不过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美国一个杜邦先锋种子公司种子年销售额即达20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种业新政将加速我国种业企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大部分资源将集中于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手中，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提升实力，抢占市场份额，从而逐步改善目前依赖洋种子的现状。

中国种业正面临发展的拐点 篇6

概括而言, 中国种业依然是“计划经济的脑袋”、“市场经济的腿”;条块分割的管理制度、自由裁量度很大的法规。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种业发展“顶层设计”, 从体制、机制、制度和法规层面形成合力, 中国种业才可能浴火重生, 阔步迈向现代种业发展的坦途。

1 商业化育种必须退出科研院所

2011年4月国务院发布《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其核心有三:一是商业化育种从科研及教学体系中分离出去;二是把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三是优化现代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当前中国农作物育种现状为:90%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90%以上的科研经费投入应用技术研究;90%以上的农作物品种是由科研及教学单位选育的。大部分品种经自办企业或品种转让进入市场, 公共资源通过合法渠道私有化。这种“双轨科研体制”被认为是现代种子产业发展和种业科技创新的主要障碍。

我国农业科研院所长期实行的科研管理体制, 完全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搬过来的。“苏联”已经沉没20多年, 俄罗斯可能也不搞那一套了, 而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 农业科研院所依然沿袭行政体制的组建模式。科研院所依附于行政机构, 被赋予相对应的行政级别, 有着根深蒂固的“层级制度”。科研人员享有类同政府公务员的级别, 有职称、奖励、福利等方面的待遇, 稍有作为或有能力者, 还有擢升教授、挂冠院士, 荣任所长、院长或政府官位的机遇。有位、有权、有钱, 体制内的科研人员身价徒增, 有谁愿意到企业去从事商业化育种呢?

农作物育种经费来源渠道多, 涉及到很多部委以及地方部门, 如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以及地方有关部门。特别是科技部、农业部实施的“项目”管理:你建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建一个国家作物品种改良中心;你设一个科技支撑计划, 我设一个产业技术体系;你支持一个超级玉米培育项目, 我申报一个超级稻认定推广。戴顶“帽子”, 挂块牌子, 各牵一条线, 各管一大片。

项目与经费挂钩, 权力与利益链接, 这就构成了各级政府是育种投资主体, 科研院所和高校是研发主体, 企业是推广主体的相互剥离现象。

创新主体偏差, 导致育种效率低下, 育、繁、推脱节。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企业很容易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购买公共科研单位用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而产生的育种成果, 这就严重扭曲了技术市场的价值规律, 对私人资本投入商业化育种会形成巨大的挤出效应, 抑制了集经营、研发于一体的具有较强育种创新能力的大型种子企业的形成, 以致今天90%以上的种子企业没有研发能力。

可以说,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破题!

2012年9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再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强调应用型商业化育种必须逐步退出科研院所, 自办企业或进入企业。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意味着权力及权利结构的重新配置, 必然会改变利益分配格局, 维持现状的惯性相当顽固, 改革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先行先试与相关法律政策的障碍有内在的张力, 没有相关法律政策的主动松动或敢于挑战相关法律政策并勇于担当的改革者, 先行先试就成了一句空话。改革难, 不改更难, 有阵痛或剧痛是必然的。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是躲不开又必须迈过的“坎”。

2 种子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

俗话说, 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企业不在大, 有品种就红!品种是种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优良品种可以托起一家或几家企业走向辉煌。

从全世界来说, 农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企业研究技术、大学研究科学”。发达国家约70%科研经费投入企业, 例如美国85%的发展研究、60%的应用研究和16%的基础研究是在企业进行的。跨国种业公司之所以在高新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 得益于拥有强大的企业研发实力和巨额经费投入, 大部分种业公司一般都把销售利润的8%~10%用于科学研究。种子产业集中度不断扩大, 科技研发集成度随之增强, 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大企业为主导的科研体系, 以及“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的格局。

新世纪以来, 我国规模较大的种子企业组建科研院 (所) , 规模较小的公司成立研究部, 组建育种队伍, 聘请退休专家任顾问, 招收研究生、大学生, 培育自主产权品种, 试图迅速把企业建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但种子企业“多、小、散”, 自身积累少、实力弱、资金不足, 缺乏种质资源和人才,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育成新品种的概率, 难得立竿见影。跨国公司科研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 高的达15%~20%, 而国内种业投入仅占1%~2%已感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深不见底的巨额资金投入和难以预见的出品种时间, 促使种业老板改弦更张、另寻蹊径。

一是“购买品种”, 或称“借船出海”。急于赚钱的老板深感育种时间漫长, 投资研发不如购买品种“立竿见影”。所谓“造船不如买船”, 向农业科研院校或民间育种人购买品种所有权或营销权, 快速进入种子市场, 没有研发压力和失败风险, 而且获利丰厚。企业进入市场抢购品种引发“品种饥渴症”, 助长了品种价格上扬。

二是“借腹产仔”, 或称“研发外包”。培育新品种要承受研发的压力, 购买品种又遭遇价格争夺战。种业老板意识到, 要稳定地获取新品种, 必须与育种单位合作, “借腹产仔”以降低生产成本, 分散企业风险。有的种子企业主动与科研院校签订协议, 每年支付100万~200万元的经费, 科研院校新育成的品种优先供企业选用。科研院校转让开发权, 保留品种命名权和产权。但通常对提供育成品种没有时间约定, 今年投资100万, 明年投资200万, 待到第三年或更长的时间, 急盼新品种应市的老板仍然一无所获, 就对“研发外包”产生了犹豫并踌躇不前。

三是“预约买胎”, 或称现场选优。许多种子企业都有专职“品种巡察人”, 在玉米生长季节参观国家区试、省区试以及品种展示田, 甚至参观科研单位、个体育种户的材料地, 发现有苗头的品种或组合, 捷足先登, 预约订购。被选中的组合交定金一般少则7万~8万元, 多则十几万元。然后由企业负责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区试, 通过审定后再协议购买品种权。

在“品种饥渴症”氛围下, 企业为了生存, 无论是“借腹产仔”还是“预约买胎”, 都是以相对较低的资金投入有预见性地获得新品种, 被认为是现实情况下一桩十分划算的买卖。

有报道说, 新世纪10年, 种子企业通过审定的品种快速增多, 新形式的“科企对接”或“战略联盟”已经成为种业的主力。只要刨根寻底, 认真追索, 就会发现这些品种大多不是企业自育的, 而是从科研单位或育种人那里以相对较低成本购买的成品或半成品。确切地说, 缺乏种质资源和品种自主产权的企业, 最终会沦为以批发为主业的“种子超市”。

育种研究是企业创新的源泉,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是种业的“入场券”, 是种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种子企业必须认清形势, 拓展远景, 组建育种体系, 增强育种力量, 实现育、繁、推一体化, 努力把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

3 改革品种审定制度, 杜绝潜规则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该是公正、透明、代表权力的鉴定机构, 但在潜规则盛行的浮躁环境里, 催生了一个“创造”品种的产业利益链。

一位种业老板毫不掩饰地说:现行行政权主导的品种审定制度不适应种业市场化, 行政权过多地干预育种行为, 审定过程缺乏有效监督, 极易滋生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一个品种从预试、区试到审定, 再到相同生态区参试或认定, 通常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品种一旦通过审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身价立即倍增。据2010年资料, 一个国审小麦品种售价1 000万元, 一个国审水稻品种售价1 200万元, 一个国审玉米品种售价2 100万元。一本万利啊!注意, 中介机构或牵线人按价提成, 通行的比例是5%~10%, 高的为20%~30%。被审定品种多是仿制品, 全国每年通过审定的品种成百上千个, 要么昙花一现, 要么沦为一个“壳”。

品种审定链条上的潜规则, 已经成为社会广为诟病的公开秘密。

一是品种区试靠“跑”。通常说的“跑点”, 一般指在玉米生育后期到参试点看看自己组合的表现。其隐藏的含义就是拉关系、请吃喝, 再递上一个“封”, 拜托承试人多多“关照”。钱到位了, 参试组合的数据和表现也就被“掺水”了。

二是品种审定靠“送”。参试品种通过了预试、区域和生产试验, 再要通过品种审定关就靠“送”了。河北省一位退休专家培育的玉米组合, 区域试验排名第一, 生产试验排名第四, 自认为通过国审毫无疑问了, 某上市公司的预订金也到手了, 那高兴劲儿就甭说了。岂知, 有关部门宣布审定结果时, 这个品种名落孙山, 傻了!有人提醒老专家, 你是不是没“送”啊?老专家气不打一处来, 拍着桌子, 拿起电话直击品种审定部门, 大嗓门好话夹着臭话, 声称要向中纪委申诉。电话那头不温不火, 说:这事我也不清楚啊!一定帮助查一查啊!又说:你就再参加一年生产试验吧!老专家感悟玄机, 第二年果然顺利地通过了国审。

品种审定潜规则异化为权力寻租工具, 审定链条上腐败无处不在, 权力市场化导致官商一体化。业界人士议论:“品种审定程序被糟蹋到了这种地步, 审定委员会岂不成了贪污腐化的温床、赚钱谋利的机构?”原创型育种费时费力而不受欢迎, “模仿”成为出品种的捷径, 市场价值形同鸡肋的品种被批量地审定出来, 许多品种推广的时间还没有培育的时间长, 审定之日就是进入雪藏之时。

这就引爆出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是怎么产生的?内定、公投、协商还是轮回?如果种业的潜规则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社交方式, 种业界人士习惯了在这种框架下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 中国种业未来将何去何从?

品种管理制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越来越市场化, 越来越去行政化。从“品种审定制度”逐步过渡到“品种登记制度”, 以符合市场化发展的规律。同时, 应当逐步建立企业对品种的负责制度, 谁培育、谁推广、谁负责。

4 保护品种权就是鼓励科技创新

农业部于2012年11月2日宣布,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突破1万件, 提前3年完成了《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目标, 年度申请量进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UPOV) 成员国的前两位。

新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快速增加, 数量很大, 成绩不小, 但品种保护法规停留在纸面上, 叫好不叫座。

一是新品种权保护不力, 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审定部门不做品种特异性和真实性鉴定, 很容易被窃取仿制或套牌。通常育种人员培育一个品种从组配到预试、区试至完成审定程序最快需要7~8年, 很多育种家十年磨一剑, 难得炉火纯青, 流淌多少汗水, 付出多少心血, 最担心的就是育种材料被“拿”。当新培育品种莫明其妙地被仿制或被套牌时, 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拐卖了, 十指连心啊!而靠“拿”材料者目标明确, 胸有成竹, 两三年就推出了参试组合或被审定的品种。

二是品种权认定和市场监管机构错位。新品种知识产权认定是科教部门, 市场监管是种子管理部门, 人为地造成管理脱节。监管力量应放在市场上, 监管重点应放在真实性上, 让企业为品种真实性和优良性负责, 让农民成为监管部门鉴别品种的依据。

三是育种人员和农民的品种保护意识不强。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概念, 因其具有公共属性,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直接无偿给农民使用。这一思维惯性使科研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成果、轻保护的弊端。有的育种人员未申请保护或私下转让品种权, 或稍加改头换面即另以新组合进行审定。有些农民缺乏品种保护意识, 购种时不索要发票凭证, 难以追溯品种来源。加之法规条例有模糊地区, 给执法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度。

四是维权周期长、成本高。在品种维权纠纷中, 申请费用高, 程序复杂, 周期较长, 侵权事实认定不易。当前品种高度近似、品种仿真和雷同居多, 品种真实性检测技术滞后, 靠肉眼很难鉴别侵权种子真伪, 很难快速提供明确有力的侵权证据, 给品种执法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也是人类迄今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一个社会法制环境, 形成保护创新、保护发明人的社会共识。保护植物育种家的权益只是一种手段, 其最终目的是鼓励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向植物育种领域投资, 培育出更多更好的农作物新品种。

论我国现代种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篇7

自2000 年《种子法》实施以来, 我国种子企业开始快速发展, 先后出现了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种企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 截至2014 年底, 我国共有种子企业5 064 家, 其中持部级颁证企业183 家、省级颁证企业1 906 家[1]。 2011 年制定的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 》 中明确提出, “支持种子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联合、入股等方式集聚资本, 引导发展潜力大的种子企业上市融资, 积极引导、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农作物种业。 ”

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 我国种业发展已经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种业的主体———种子企业的发展规模与实力来看, 我国大部分种子企业仍处于初创期到成长期的过渡阶段, 且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 兼并重组整合速度加快; 从种业产业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来看, 现代种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 需要高投入, 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从实际调研反馈情况来看, 我国种子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缺口, 面临内源融资不足与外源融资困境, 未来发展过程中都需要金融支持。

有鉴于此, 加强对现代种业的金融支持, 构建多元有效的现代种业金融支持体系, 是在经济全球化、现代育种技术快速发展、 种业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1 金融支持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1.1 满足发展资金需要

现代种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 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本投入大以及周期长等特点, 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 维持其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的资金支持。2014 年度种子企业科研总投入为38.69 亿元, 占种子销售收入的4.87%[1]。 另据预测, 2010—2020 年, 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的融资缺口合计为873.1 亿元, 其中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市场的融资缺口合计523.1 亿元[2]。 为此, 通过现代种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 种子企业能够获得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发展所需的资金。

1.2 优化种子企业结构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中最基本的手段, 对现代种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起重要的作用, 可促使种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政策、技术等要素聚集, 并发挥最大效用。金融支持对种子企业及相关主体的行为起引导刺激作用, 通过金融引入战略性、策略性投资者, 利用外部现代化的主体为其提供现代化管理服务, 能够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业务结构、决策结构及融资结构, 实现良性互促。

1.3 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在经济学上, 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不确定性来源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种业发展面临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以及资金风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类型风险之间以复杂的关联性相互交织作用于种业发展过程之中。 通过与金融的结合, 发挥不同金融机构在价值认知方面的比较优势, 将分散的信息集中起来, 为种子企业提供信息, 提高种子全产业链信息价值, 进而降低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程度, 实现风险的分担、分散和转移, 从而形成风险共担机制。

2 金融支持现代种业发展的策略选择

2.1 强化金融服务现代种业的意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具有敏锐、先进的价值取向。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 受消费需求刚性增长、 单产提高缓慢、 耕地数量逐年减少、 气候变化波动较大以及全球粮食供应偏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此, 金融机构要转变传统观念, 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以及未来潜在价值空间扩大的视角, 全面考量金融服务种业问题。 在政策性金融层面, 要加大对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资金支持, 通过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优化组合, 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等向种业合理流动; 商业性金融机构要全面认知种子全产业链价值, 抓住种业深入改革与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契机, 通过支持种业发展乃至现代农业发展不断拓展蓝海市场。 种业与金融的结合势必产生“1+1>2”的整体协同效果, 实现种业与金融的协同发展、共生共赢。

2.2 鼓励种业金融服务产品创新

种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个环节都需要金融的流动性供给、激励约束、价值发现、风险管理、产业链优化等功能性保障, 且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工具、产品、制度乃至服务的创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种业“走出去”步伐加快, 金融机构要创新开展种业国际贸易融资业务, 使种子企业能够获取资本, 提升参与国际种业竞争的能力。 针对种业发展呈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 金融机构要创新开展种子品种权质押的金融产品, 并围绕种子企业最具活力的资本要素———植物品种权, 探索开展品种权证券化融资业务。 大力发展种业风险投资, 为种子企业的融资活动提供资金与增值服务, 引导社会资金和关联产业资金进入种业, 发挥对种子企业的支持引导作用。 一方面要拓展资金来源, 主要包括有实力的农业或非农业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投资、外资、科研机构投资、 个人投资者投资和政府资助等可能的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要拓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 积极发展股票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 开拓种子企业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等上市渠道。 紧紧围绕互联网金融这个大平台, 利用互联网小贷、P2P借贷、众筹等新兴金融模式。 综合考虑种子产业链的链族、链群、链网的差异性, 积极开展种业全产业链融资、集群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新业务和新产品。

2.3 完善多层次的种业金融体系

种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 不同生命周期具有不同特征, 形成了差异化、 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针对种业产业链差异化金融需求动态演进的特点,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证券、保险等多层次种业金融协同服务体系, 重点要实现种业产业链与金融服务链的良好匹配与融合发展。 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种业的支持作用, 重点在金融政策、信贷资金、业务产品以及综合服务上加大向种业领域的倾斜力度;利用国家、地方成立的种业产业发展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的优势, 支持种业企业的发展, 鼓励种子企业入驻高新技术园区, 利用园区的政策申请贴息贷款或低息信用贷款等金融支持;积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为符合条件的种子企业选择合适的时机与方式上市创造条件, 支持符合条件的种子企业通过国内主板、创业板、中小板等方式上市融资, 同时鼓励种子企业选择香港及境外上市融资、 买壳上市融资等新渠道。

2.4 建立健全种业金融支持保障体系

加强从中央政府到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政策的制定与监管, 再到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支持种业金融政策贯彻落实过程中的协调。 国家要在政策支持、税收优惠、信用担保、风险补偿等方面出台具体举措, 不断加强种业信息、行业资讯的发布、交流, 提高种业信息价值的针对性、及时性、准确性,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不断完善种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组建以企业主导、政府支持、多主体参与的种子知识产权第三方价值评估机构, 建立合理的种业科技成果价值评估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 促进种子企业创新成果的合理评估, 为种业成果转化为高回报提供便利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 加大种子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人才的培养, 培养集法学、育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型人才, 建立完善、 科学、 有效的种子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体系, 规范市场秩序。 充分利用中国种子协会深入开展中国种业信用种子企业评价, 建立种子企业信用数据库, 构建和维护诚信有序的种业信用环境, 提高信用意识与信用水平。 针对种业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 在已经开展试点的基础上, 全面发展种子保险, 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商业化运作的风险分散机制。

2.5 构建种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构建集投融资、引导孵化、综合信息服务和风险识别防控等功能于一体的种业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该平台应有金融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科教机构、种子企业等相关主体参与, 通过“群分、群选、群管理、群服务”思路, 解决种子企业全产业链条、不同阶段的融资问题, 促进政策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融合。 同时, 兼顾信用服务、担保服务、信息服务、产权交易等集成、专业化服务功能。 通过平台重点整合种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缩短种子“研发—生产—转化—交易—推广”等价值链各环节、主体之间的距离, 改变传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信息传递模式, 促进各环节、主体在平台上直接进行信息交互, 建立动态信息反馈和风险防控机制, 为有效控制融资风险、提高价值回报提供条件, 使各类投融资主体在平台上实现相互合作、竞争, 达到共担风险、协同创新的效果, 促进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平衡[3]。

参考文献

[1]农业部种子管理局, 等.2015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51.

[2]仇焕广, 徐志刚, 蔡亚庆.中国种业市场、政策与国际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120.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8

发展目标:到2015年,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基本完成与其所办种子企业“事企脱钩”;以西北、西南、海南为重点,初步建成国家级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

科研目标和重点:以水稻、玉米、小麦、大豆、马铃薯等5种主要粮食作物和蔬菜、棉花、油菜、花生、甘蔗、苹果、柑橘、梨、茶树、麻类、蚕桑、花卉、香蕉、烤烟、天然橡胶等15种重要经济作物为重点;坚持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培育适宜不同生态区域和市场需求的农作物新品种;开展种子(苗)生产轻简化、机械化、工厂化以及加工贮藏、质量检测、高产高效栽培、病虫害防控、品质测试等相关技术研究,实现良种良法配套。

2011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简称为《意见》),为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下简称为《规划》),并于2012年12月26日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正式印发。这个《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现代种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

五大主要内容:

一、深入分析了现代种业发展面临的紧迫形势。

《规划》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的主要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面临的紧迫形势。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对种业发展的要求明显提高;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作物种业国际竞争异常激烈。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现代种业就没有现代农业。未来几年是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只有牢牢把握我国种业发展的控制权,才能牢牢把握我国农业发展的主动权。

二、全面细化了《意见》提出的目标。

《规划》明确了种业发展的时间表。将《意见》确定的现代种业发展目标,分为2015年和2020年两个阶段。到2015年,基本实现“两分离”,即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所办种子企业“事企脱钩”;初步建成国家级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前50强种子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到2020年,建立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实现“四个提高”,即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由目前的96%提高到97%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商品化供种率由目前的65%提高到80%以上,前5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的30%提高到60%以上。

三、分作物提出种业科研目标和重点。

《规划》明确了20种主要作物种业科研目标和重点,既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马铃薯等5种主要粮食作物,也包括蔬菜、棉花等15种重要经济作物,确保了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协调性。同时,要求各个作物种业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存、评价和利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功能基因,培育突破性优良品种,开展种子生产、加工、检测等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升种业科研的发展水平。

四、分区域科学布局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

基地布局坚持“优势区域、企业主体、规模建设、提升能力”的原则,明确了基地类型、区域范围和建设内容。从类型上看,既规划建设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同时兼顾重要经济作物种子基地建设。从区域范围上看,既着力加强国家级种子基地建设,同时兼顾区域级、县(场)级基地建设,确保种子生产供应总量和结构平衡。

五、全面统筹各类种业发展项目。

现代种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环节、多主体、多部门。《规划》重大工程部分,围绕落实重点任务,全面统筹重点项目,形成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种业监管能力提升四大工程,构建了加快提升种业科技创新、供种保障、企业竞争和市场监管“四大能力”的政策支持体系。

四大主要措施

一、强化合力推动。

农业部将会同发改、财政、科技等部门合力推进《规划》落实,围绕《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调整和优化种业资源,力争实现各有关部门“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全面推进现代种业发展;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结合当地的实际和特点,将《规划》要求的各项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大种业投入。

加大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提高种质资源保存和评价能力水平;加大企业商业化育种体系投入,支持建设育种研发中心、测试体系;加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投入,提高基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集约化水平;加大种子管理能力投入,完善农作物品种试验体系、新品种引进示范体系、种子检测体系。

三、支持企业发展。

深入推进科企合作,加快提升企业科研育种能力。利用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落实各项金融、税收、保险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政策,建立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四、强化种子管理。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9

1 加快推进运城现代种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1.1 运城种业发展现状。

运城市位于山西南部，秦晋豫三省交界，黄河三角洲地带，农业生态条件优越，是山西省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大市，也是一个农作物用种大市。“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市种业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政企分设，全面实施种子工程，坚持走“育繁推一体化”道路，农作物种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市注册种子企业39家，其中注册资本3 000万以上企业1家，500万以上企业7家，100万以上企业31家;设有市县两级种子管理站14个，人员221人;拥有各类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技术人员208人;建有国家级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分中心1个，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区试站1个，初步形成了以1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公司为龙头，5家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优势种子企业为补充的种业格局。农作物种业从行政许可、品种试验、质量监管到优良品种的选育引进、推广应用，对提高我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运城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新手段不断创新，农作物种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保障粮食安全和建设现代农业，对我市农作物种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市农作物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科研育种力量分散，科技创新能力差;二是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繁育、加工、仓储、检验等基础设施薄弱;三是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手段乏力，展示示范工作规模小、效果差;四是各级种子管理机构装备和技术手段落后，工作经费落实难，难以满足品种管理、质量检测、市场监管、信息服务的需要，制约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谋划和推进我市现代种业发展，从根本上提升我市种业竞争力。

2 加快推进运城现代种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2.1 组建大型种业集团。

到“十二五”末，全市要组建一个具有国际贸易资质，资源配置合理，能够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展转基因育种、两杂育种，注册资本上亿元，面向国内外的大型“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集团。

2.2 提升现有优势企业规模。

到“十二五”末，新增二三个以生产、加工、销售为主，注册资本3 000万元，重点服务本区域农业生产的大型种子企业。

2.3 建设标准化良繁基地。

到“十二五”末，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小麦、棉花常规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23.5万亩，玉米种子生产基地4.0万亩，各类瓜菜种子生产基地1.5万亩。在夏县、闻喜、绛县等前山沿、丘陵地带建立春播玉米亲本繁殖和杂交种子生产基地4.0万亩，年产种子1 200万公斤;在万荣、盐湖、闻喜、绛县等台塬、丘陵地区建立旱地小麦种子生产基地12.0万亩，年产种子1 800万公斤;在永济、盐湖、稷山、新绛等涑水河、汾河盆地建立水地小麦种子生产基地10.0万亩，年产种子3 500万公斤;在永济、临猗、万荣等建立棉花种子生产基地1.5万亩，年产种子150万公斤;在临猗、芮城、永济等沿黄地区建立各类瓜菜种子生产基地1.5万亩，年产种子60万公斤。

2.4 提高良种选育推广能力。

到“十二五”末，培育3～5个适宜我市农业生态特点的农作物新品种;着力推广一批农作物新品种，主要农作物主导品种的市场占有率达85%以上。

3 加快推进运城现代种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3.1 加大自主创新，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鼓励“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新品种研发，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

3.2 坚持扶优扶强，推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

按照市场机制，优化和调整种子企业布局，支持大型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进入农作物种业;鼓励种子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尤其鼓励大型优势种子企业整合农作物种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3.3 完善管理机构，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

传统种业向现代种业的发展是一个质的飞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县级种子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办公设备和经费，建立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和装备精良的种子管理队伍。各级种子管理部门要创新观念，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由管种子向管种业转变，由单纯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由环节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为现代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3.4 加强基地建设，提升供种保障能力。

科学规划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局，建立优势种子生产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鼓励和引导种子企业向种子生产优势区域集中。支持种子企业通过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等方式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一村一品”种子繁育基地村，全面提升种子生产基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机械化水平。

4 加快推进运城现代种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切实加强领导。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作物种业工作的领导，市政府要成立由分管农业副市长任组长的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领导组，协调农委、财政、发改、科技、教育、水利、国土、银行、税务、工商、质监、环保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推进我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按照国家及省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编制运城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分作物、分区域、分阶段提出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明确今后5～10年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任务和措施。

4.2 加大对企业科研育种的投入。

加大对小麦、玉米、棉花新品种选育的投入，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引进国内外先进育种技术、装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其科研创新能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将“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列入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力争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受相关的政策待遇。农业产业化资金、扶贫资金、技改资金、科技支农资金要优先向“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倾斜，支持企业的科研育种工作。

4.3 加强种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原资金渠道不变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农作物种业资金和项目，加强育种研究、品种试验，种子检验、加工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种子企业建设商业化科研育种中心、质量控制中心、繁育基地及先进的种子生产、加工、包装、检验、仓储、运输等设备购置，提升种子企业良种生产加工能力。重点支持种子管理机构进行种子质量监督检测、新品种区域试验、种子信息服务、新品种展示示范与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四大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种子管理服务手段。

4.4 落实种子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种子企业批发和零售种子免征增值税，对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种子生产的项目所得按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给予税收优惠，具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工商、质监、卫生、国土、税务等各有关部门对种子企业收取的行政性费用一律按最低标准执行。

4.5 加强种子生产基地保护。

实行种子生产基地保护制度，建立小麦原种、生产用种，玉米亲本繁殖、杂交种子生产基地保护区，不得随意改变种子生产基地保护区的用地性质。各级政府要积极协调种子生产基地土地流转，加强对种子生产专业合作社的指导和扶持，鼓励种子企业兴办和领办种子生产专业合作社，提高种子企业联结制种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4.6 加大种子管理工作经费支持和管理能力建设。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10

国内私营种业目前主要面临的内部问题是:由于相当一部分种业依然因循初创时期的产权结构与经营决策方式, 导致企业存在经营视野狭窄的问题, 企业在总体上缺乏合理决策能力和科学有效管理制度的问题日益突出;单纯依赖创业者个人作用, 没有及时形成必要的利益群体和经营管理团队, 使得企业家个人及家族成员与包括多数管理者在内的员工群体在企业发展和利益分配方面认识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有一些私营种业曾经聘请了高学历的人士进入高层管理, 但由于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很快又将其解聘, 这固然有来自外部的员工和管理者的一些问题, 但究其内部原因, 也有企业经营者需要从自身反省的问题。

1、所有者对种业未来的经营目标缺少理性把握, 无法从容吸纳敢于面对挑战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士。

种业未来长远规划及经营目标设定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据以决定经营人员选聘、考核标准的依据。通常需要企业根据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条件与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及综合能力评价确定。国内私营企业多数习惯于依靠历史数据和行业经验做感性色彩较强的判断, 而缺少理性的。前瞻性的量化分析作依据。缺少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 因此难以进行合理的经营目标确定。故而无法据以招聘并择优录用外来管理者。

2、对家族成员之外的经营管理人选缺乏真正的认同。

对待家族内成员, 或是由于相处日久, 或是由于家族内长者的训导, 所有者住往能够对之进行从经营能力到道德水平的大致判断。且能够接受由于其能力方面的问题导致经营失误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而对来自家族外部的人员则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求全的心态。从心理上既担心能力较差的人选不能胜任工作, 又担心能力较强的人选不好驾驭;在选择和考核方面更缺乏相应的方法。由于从所有者利益角度观察多, 从企业规范化发展角度考虑少, 缺少企业向规范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展的紧迫感, 实际工作中既不肯完全放开其手脚, 又不能给予其应有的待遇, 还要求其必须对经营失败承担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这种权责利不对应的作法, 使有能力的经理人员对企业的邀请只能望而却步。

3、经营者自身素质欠缺, 无法对来自外部的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

所有者能否按照整体经营目标对经理人员进行考核和奖惩是决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行为。当前私营种业所有者多数来自个体经营队伍或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虽然具有一定的行业经验, 但种业经营管理素质相对欠缺, 因而无法做到对来自外部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合理评价。事实上, 相当多的私营种业所有者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近期各种类型的经营管理培训在全国范围内市场极好, 即是一个例证。只是知识与科学方法的实际掌握与实现观念转变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本质性的飞跃。

4、种业不具备对经理人进行有效激励与约束。

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通常会受到商品市场竞争、资本市场竞争和经理市场竞争的三重约束,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理市场的竞争, 经理市场竞争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使经理人员的收入与企业经营绩效相适应, 通过经理人员人力资本价值的升降来约束并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努力工作, 提高企业效益。国内团队长期盛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低水平新酬待遇, 高级经理人员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应有收入、经理市场尚未真正形成。所有者通常希望按略高于以往低水平薪酬的待遇标准付出, 却要求经理人达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标准绩效要求, 这对应聘企业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来讲, 明显存在着其能力投入与收益的不对等问题, 他们自然难以屈就或尽心尽力地工作。当企业发现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 但并未意识到是缺乏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时候, 一些企业所有者只有再一次眼光向内, 仍旧在家族成员中寻找相应人选。

二、表现的主要方式

种业依然采用经营决策家庭化或家族化的方式, 无疑大大增加了决策的局限性和经营风险, 有延缓或失去技术革新与市场拓展机会的可能。由于受所有者思维惯性的影响, 他们有的人尽管已经在思想上对此有所认识, 在形式上有所努力, 但在实际行动上依旧难以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以吉林省实地调查了解的数11家私营种业为例, 其具体表现为:

1、习惯上难以放心。

在国家特别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形势下, 一些规模较大、经营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完善自己的组织形式, 但在经营决策的权利分配方面依然遵循其以往的决策习惯, 并不真正放手, 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经营运作中并不实际发挥作用。比如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私营企业, 所有者用自己未婚妻和未来岳父入股的名义与自己共同组建了符合现代公司制度要求的法人企业, 但实际出资人仍是所有者一人, 凡事自己做主;另一家拥有四个分公司、一千多名职工和七千万元资产, 年销售额过亿元的种业集团, 自认为已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组建企业, 分别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班子, 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控制权事实上仍在家族成员手中, 来自家族外部的股东只占有少数股份, 且无投票权, 姐姐作为创业者担任董事长, 提名弟弟任总经理, 副总经理以下管理干部再由做总经理的弟弟提名家族内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亲友担任, 依然是所谓“上阵亲兄弟, 打仗父子兵”的作法。实际上家族经营的本色末改。

2、管理上口不对心, 表里不一。

一些种业组织架构招得较好, 对外宣传和介绍时十分强调自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设立的种子企业, 还特意聘请了外部专家或职业经理人来参与决策, 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所有者行为依然受传统的决策意识影响, 我行我素, 事实上不允许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发挥应有作用。如一家种业在参加座谈时, 一方面介绍自己建立了相当规范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主要重大经营决策都是经过较为规范、买段的品种或者在西北大面积繁育的品种等都经过科学论证之后做出的, 另一方面又把其在相关项目遭到包括外部专家在内的决策委员会否定的情况下, 坚持按个人意愿决策的作法, 作为正确决策的业绩来宣传, 其用意及目的实在令人费解。其企业组织架构形同虚置、并未发挥应有的功能性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3、利益上不能同心

由于事实上种业没有真正脱离产权单一和家族经营的阶段, 没有真正建立现代种业的管理结构, 常常使有才能的员工不能长期安心于企业, 而有价值员工的离去必然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如某一规模较大的种业在几年中连续发生中高级管理人跳槽事件, 给该种业的经营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座谈时, 企业所有者只认为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经理市场, 员工缺乏相应的道德约束, 却没有同时从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利益纽带方面进行思考。事实上, 未真正建立健全种业管理机构和完善的利益纽带, 不能使员工与所有者同心同德, 很难说类似的事件在将来不会再次发生。

4、经营方面上力不从心。

在上述情况下, 所有者要求企业员工全心全意地为自己企业经营分忧解难是不现实的, 因此常会出现作为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的所有者经常整天为经营事务忙得团团转, 而企业员工没有主动为他分忧的意识, 甚至经常考虑的是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另择高就的现象。一次, 一位宣称企业正在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的老板曾苦恼地诉说他为了企业的发展已经忙得心力憔悴, 但是总是不能从员工那里得到他所希望的有效配合, 因而也总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如要切实解决以上问题, 使种业重新充满经营活力, 应该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1、从科学决策、长期发展的观念出发构建私营种业经营管理模式, 扩大经营视野。

(1) 建议企业从发展战略方面考虑制订规划, 明确企业在近期与远期的目标和欲实现目标聚合所需的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源。确定合理分配与使用资源的方案, 逐步实现自己企业要达到的阶段目标, 进而实现企业总体目标。

(2) 对有条件的中、大型私营种业, 提倡自外部聘请有关专家, 对其重大经营决策按科学合理的程序进行评估, 定期审视企业经营活动, 评价决策效果。这样做即可以扩大经营视野和提升管理理念, 又可以相对降低管理成本并尽量规避决策失误的风险, 有利于逐步改变完全依赖创业者个人独断或家族内部家长决策的作法, 避免由于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素质局限导致的经营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逐渐形成依靠外部可利用的资源和企业内部整体力量推动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良好机制。

2、逐步引进外部人才, 扩大管理视野。

要主动引进一定数量的外部管理人员, 特别是有实践经验的、高层次的企业管理人才承担企业主要管理岗位的职责, 改变目前主要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的经营管理者队伍构成。引进外部真正的高级人才, 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创造群策群力的氛围, 向所有者展示更大的思维空间和更多的可行性方案, 是切实克服家族经营决策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有效办法, 需要企业所有者以主动的姿态和开明的观念去进行这项工作, 此项工作的延误必然导致企业发展的迟缓。

3、建立并完善激励与制约机制。

注意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定的利益激励与权利制约机制。特别是要舍得在企业领导人物的选择和聘用方面加大物质上的投入, 切实留住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有能力和水平的人 (而不是单纯看其学历和背景) , 保证其收入随企业经营绩效的持续稳定提高而提高;并通过机制的制衡与监督, 及时淘汰“东郭先生”和擅长于“纸上谈兵”式人物, 激发企业骨干员工的工作能力与潜力。

4、在所有者与员工之间形成相互理解的氛围。

企业内部还应注意建立信息传递与双向互动沟通的渠道, 使员工之间、员工与高级管理者之间。高级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形成相互交流、沟通的习惯, 并尝试建立理解和互助的氛围。如企业的所有者或高层管理者可尝试将企业经营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有选择地提交给内部员工, 使他们理解某些特定企业经营决策的由来和需要员工配合的地方, 并注意吸纳他们的忠告, 集思广益。这样做既有利于员工了解决策内情、熟悉内部工作步骤的衔接、尽快解决实际问题, 又有利于员工在与外部客户接触时自觉主动地维护企业形象, 尽量为争取客户的信任和完成企业经营绩效指标创造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这样, 企业员工生产和创造的热情都被极大地发挥出来, 企业的凝聚力必然会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