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古迹保护

建筑古迹保护（共5篇）

建筑古迹保护 篇1

引言

随着西方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深入人心, 人们在研究古代中国对于建筑古迹的保护时, 不免会将西方理论作为标准来评判其是非。但中国古建筑以木构为主, 西方古建筑以石构为主, 保护方式及手段固然不同, 加之文化背景不同, 其保护的根本目的、保护时所持有的观念也有很大差异。1994 年发表的《奈良真实性文件》[1]已经认识到这种差异, 但它并未详细阐述文化对于建筑保护有何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意义。本文将围绕文化探讨其对于中国古迹保护的诸多影响。

1. 两种体系内的中国建筑

长期以来, 中国建筑实际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体系内, 一种是存在于建造体系中, 它由工匠来把握和操作;另一种是存在于文化体系中, 它活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 是一种符号性的事物, 甚至是一种感觉。这两个体系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关联, 中国建筑的发展像是在两条线路上独立并行的。

在古代, 没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建筑自身的演变史。除了极精明的工匠外, 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区别前朝和今世建筑物的样式。对于绝大多数并不在行的人们来说, 他们只能分辨建筑物是“古”还是“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房屋又会逐渐变“古”, 它们慢慢地、和谐地融为了一体。中国建筑的样式变动较为缓慢, 若不凭借梁记或碑文, 要考证两座外观都很古老的建筑孰早孰晚, 即使是如今的学者都要费一番苦功夫。正因为如此, 在古代, 大多数中国人并未认真关注存在于建造体系内的中国建筑。

建筑之对于中国人, 是在文化体系中的呈现, 它给予大众的其实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带给人们特有的感官冲击和体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华夏建筑”都很相似 (图1) , 往往有着类似的气势, 类似的外观样式, 类似的材质、色彩乃至装饰图案。如今的家居装修, 也常分为“中式”和“欧式”两大风格, 实际是文化层面上的一种笼统区分。

中国文化数千年来一脉相承, 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文献资料的良好记载与保存, 这使后人始终能了解前人的思想和做法。中国文献中的建筑, 更多地是作为文化传播和发生的场所或物质载体被记录下来的。中国人更关注的是建筑所在的环境、带给人们的感官冲击, 以及建筑物中发生的事件。在西方则不同, 早在古罗马时期, 专职建筑师维特鲁威和其建筑理论著作《建筑十书》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西方人较早就关注了建筑本体及其建造方式。在中国, 一种制度的确立可能导致城市布局、宫殿形制的改变, 一条法令的颁布可能会限制建筑的体量、外观形式、装饰色彩等, 而这在西方表现得并不显著。可以说, 中国建筑的演变很大程度上由文化体系来作用, 而西方建筑的演变则更多地通过建造体系来影响。

2.“好古”与“鼎新”的调和

中国人素有“好古”情结, 往往崇拜千百年前的人物和思想, 也特别喜欢古物收藏。对于建筑, 中国人的好古情怀亦不例外, 如唐诗中的“清晨入古寺”“古庙山松巢水鹤”“寥落古行宫”等等, 似乎建筑一定要“古”, 才能显现出神韵。“好古”情结会使人们天然地敬仰甚至敬畏古代建筑, 不敢擅自破坏它。除了因改朝换代而刻意毁掉前朝宫殿及宗庙的行为外, 人为地破坏前代建筑古迹的做法在中国其实并不多见, 大多数木构建筑是因为自然原因而毁坏的。某些建筑古迹因为年代久远, 深得当地居民敬畏, 以为有神灵庇佑, 稍有倾坏便有人捐资进行修护。

但除了“好古”, 中国人也乐于“鼎新”。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2]历史的形成是千百年来一代代人不断努力参与的结果, 而壮丽的胜迹再美丽, 终究要等待今人再次登临和欣赏才有价值。中国人崇尚古代却不拘泥于古代, 他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 参与和改变着历史。因此, 在古代建筑的修缮过程中, 人们既不是精确刻板地复制前代的建筑样式, 也不是极端地推倒重建, 而是一种“参与式”的修缮行为。这是代代相承的“鼎新”活动, 始终让建筑物保持生命力。例如, 对于一座古建筑, 历代的修缮会不断更换其腐朽的构件, 甚至加入一些以往没有的构件, 并不断为建筑留下梁记、碑记 (图2) , 逐渐丰富建筑的历史性。各个时代的点滴修缮成果汇聚入历史长河中, 最终都成为古建筑的一部分。这就如同传世古画上历代收藏家们的印章和题跋, 其实都是古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证了其流传有序的最真实的历史。

中国人的“好古”使他们颇为珍惜古代的遗迹, 但现实的想法又会使其对建筑不断“鼎新”来满足现世的功用。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恰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 即调和各种有价值的要素, 并努力使其在不同场合及情景下发挥作用。

3. 价值与原真性的评判

《奈良真实性文件》在“价值与真实性”论述的第3 条中写道:“一切有关文化项目价值以及相关信息来源可信度的判断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 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内, 也可能出现不同。因此不可能基于固定的标准来进行价值性和真实性评判。”[1]第5 条则认为“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间演进, 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关。”[1]

西方在建筑遗产保护时首推“真实性”, 有学者修正该翻译而称为“原真性”[3]。这里的“真”指维持建筑遗产真实的属性, “原”指保护其原初的及后续的特征[4]。所谓后续的特征, 是指在历史中不断对原状进行干预后形成的特征。

中国古代对于建筑古迹的修缮, 几乎都属于“后续干预”。这类干预行为通常都具备以下特征: (1) 基本保持原有建筑面貌。 (2) 采用接近的材料与工艺。 (3) 更换的构件采用修缮时代所流行的形制。 (4) 在改造的重要构件上书写标识。 (5)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改动部分能较好地融入原有建筑中。

如今保存年代已逾千年的唐代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 其梁架、构件都经过后世的改动。辽代所建应县木塔, 其中的构件也多有更换, 在清代甚至拆除其外檐板壁墙而改换为隔扇门窗 (图3) 。然而, 经过时间推移, 我们在欣赏这些建筑古迹时, 并没有感到某个局部显得特别突兀, 尽管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仍然可以努力辨别出哪些构件是后代替换的。这种修缮的理念, 实际是让建筑的修缮部分在经过一定时间后自然地融入原建筑中, 但又通过某些手段对修缮行为进行标识, 比如在构件上用墨书注明重修的具体时间 (图4) , 立碑石记录重修的整个事件等等。

欧洲人看重的是建筑本体, 中国人传承的是时代记忆。这种时代记忆不仅仅是修建原初时的记忆, 还包括了在历史上各时代人们对于它所附加的记忆。这些时代记忆的总和, 即所谓的“文化遗产的最初与后续特征”。“文物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实体, 它的要素是形式、材料和工艺。”[5]笔者认为, 文物保护的实质就是尽量保留古建筑在形式、材料和工艺方面的时代记忆和真实信息。

另一方面, 古建筑的价值与其时代记忆及真实性密切不可分。陆地指出, “建筑遗产真实性的内在逻辑是种旨在确定其价值, 对其各方面是否名副其实的判断。抛开价值认识而谈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对于遗产的受众而言, 真实性本质上意味着对象的价值真实性, 而对遗产的干预者而言, 则首先意味着干预行为显现的道德性, 其次才是重构出来的文献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6]假如我们将建筑古迹看作一位经历岁月风霜的老人。他有出生降世时 (如寺庙创建时) 、青年辉煌时 (如历史上最繁荣鼎盛时期) 、老年沧桑时 (如当下的状态) 。那么在进行保护时, 是保持其如今沧桑的面貌呢?还是恢复其全盛时的辉煌呢?抑或是还原其原初时的最早状态呢?笔者认为, 历史上多数的古建筑修缮干预行为并非是为了造假, 它们虽然对原有建筑进行了改造, 但其动机是道德的, 也因此具备了真实性和价值性。作为这位“老人”, 需要承认其经历过的一切, 将其身上所有的时代记忆都正确地进行解读, 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保持建筑古迹的现有面貌是合理的, 而运用其他手段解读和展示其各历史时期的面貌也是必须的。而如果我们能透过作为物质的建筑, 将其中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解读出来, 这才是真正发挥了建筑古迹的伟大意义。

4. 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古迹

中国古人尤其推崇“胜迹”, 它其实是华夏经典文化的物质载体。“胜迹”对于支撑和维系一个地区的文化, 带给人们巨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就是为何各地都有“十景”“八景”之说, 著名者如“潇湘八景”“关中八景”“西湖十景”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将自著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献给乾隆皇帝, 乾隆十分欣赏, 下令将其编入《四库全书》, 广加流传。《关中胜迹图志》中展示了关中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建筑古迹, 其中古迹部分涉及宫阙、苑囿、宅第、寺观、祠宇、陵墓等内容, 并附有大量精美插图。它充分反映了关中地区自古以来的伟大人文成就, 也暗示清代文明与以往各朝代文明一脉相承, 无形中增进了民众的自我认同感, 难怪乾隆皇帝会特意垂青。

其实, 保护以往的古迹, 其实就是在传承文明。进一步来讲, 若要复兴文明, 让文化达到一个新高度, 可以借助重现古迹的方法。滕王阁、黄鹤楼, 一次次损毁后被重修, 新楼与旧貌早已迥然不同, 但千百年来仍然被各时代的人们所认可, 因为人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追念往昔、抒发志向、延续文化的地方。这就如同耶路撒冷城被无数次摧毁, 却又被一遍遍重建起来, 因为人们心中那个“耶路撒冷”还依然鲜活地存在, 每次重建耶路撒冷城就是一次重构和复兴犹太人文化的历程。

葛承雍认为, “正是遗产的人文内涵, 使得我们不再把建筑当成一般物质形态来对待, 而是将建筑作为一种世代传承、民族生命的文化标志, 所以才提出要保护建筑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神圣性, 才将建筑的理念、观念与历史、艺术和科学紧密联系。”[7]

5. 结语

中国看似没有严格苛刻的建筑古迹保护理论, 也没有统一的修缮施工准则。然而, 历史却明明为我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建筑遗产, 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与其否定发生过的历史, 不如试图用新的理论来解释它。

中国的古建筑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和文化属性, 尤其是对于重要的建筑古迹, 其存在的关键目的就是为传播及展示文化提供场所。因此, 中国古代对于建筑古迹的保护是依托于文化体系来进行的, 其根本理念是让文化继续在其中传承和运转, 其修缮特点是使修缮部分在时间长河中逐渐与原建筑物融为一体, 且仍保留一定辨识性, 反映了文化的渐次流传。中国建筑古迹的核心价值是文化价值, 古迹保护的核心目标应旨在传承与展示文化。

摘要：中国建筑在文化体系和建造体系中长期共同发展, 文化体系中的建筑占主导因素。中国“好古”和“鼎新”两种思想并存, 导致人们珍惜古物的同时注重其实用性。本文认为古建筑原真性及价值的评判在于是否能够尽量全面地解读其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建筑古迹是一种文化载体, 古代对建筑保护的根本理念是维持文化在其中的传承和运转, 并让修缮部分在历史中逐渐与原物融为一体。古迹保护的核心目标应重视传承与展示文化。

关键词：建筑古迹保护,建筑遗产,文化传承,修缮保护,原真性,价值

参考文献

[1].奈良真实性文件[G]//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国际文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141-143

[2].与诸子登岘山// (四库唐人文集丛刊) 孟浩然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19

[3].张成渝.“真实性”和“原真性”辨析补遗[J].建筑学报, 2012 (7) , 学术论文专刊:96-100

[4].奈良真实性文件-第9条之注释, 出处同[1]

[5].侯卫东.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并非唯一的概念[J].中国文物研究, 2014 (2) :31-34

[6].陆地.真非真, 假非假:建筑遗产真实性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J], 中国文化遗产, 2015 (3) :12

[7].葛承雍.古迹新知[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3

建筑古迹保护 篇2

经过学习，我们知道很多古迹都遭到损坏和破坏，地球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差，我给大家提出倡议：

五不：

1、不要制造垃圾和乱扔垃圾，保护文化古迹倡议书。

2、不要乱砍乱伐。

3、不要在古迹上乱涂乱画、乱雕乱刻。

4、不要在周围建筑东西。

5、不要带走文物。

三要：

1、组织小朋友义工队，保护文物。

2、通过广告教育全国人名。

3、把破坏文物加入法律。

论文物古迹的保护及其利用 篇3

1文物古迹保护的必要性

文物古迹是特殊的文物, 其特殊性体现在:整体而言, 文物古迹作为文物的一种, 是不可以人为移动的。如果移动了, 其价值必然受到巨大贬损甚至丧失原有价值。因此, 《文物保护法》在制定条文规范诸如古遗址、古城址、古窑址、古地道、古墓葬、古建筑群、石窟寺等文物古迹的时候, 使用了“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 并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单位,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过去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向寻求精神享受转变, 不少人开始追求寻根问底, 从历史文化古迹中, 从民族民间文化、宗教文化和神奇的大自然中吸取教益, 陶冶性情, 抒发情怀。因而旅游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综合效益, 并成为各地经济最具潜力的新的增长点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 在当前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有些地方的个别单位、个人, 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物古迹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级、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工程, 或兴建商店、摊点, 或兴建餐厅、旅店, 对这些单位和个人来讲, 是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其结果严重违反了《文物保护法》, 破坏了文物保护景点的环境风貌, 打破了其整体的完美性;有些地方以开发旅游资源的名义违章违规修建堂馆等, 与当地政府的大量干涉不无关系, 有的政府不能正确处理发展旅游业与文物古迹保护之间的关系, 片面的认为, “保护是为了利用, 只有利用好了, 赚了钱, 才能做到有效保护”, “改革开放, 核心是发展经济, 在建设中的一些破坏是难以避免的, 保护是次要的”。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了破坏性的建设行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因此, 加强对文物古迹的合理保护, 加大对文物古迹知识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及其迫切和重要。

2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文物古迹首先是文物, 一切历史、科学和旅游价值都依托于文物本身, 失去或破坏了文物本身, 所有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所以, 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永远把保护放在首位。但是, 如果说保护就是纯粹意义上的保护, 就是为了保护而保护, 则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任何奇珍异宝, 一旦束之高阁, 外人难睹其貌, 也就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试想, 假如将一些文物古迹圈禁起来, 将一些著名的文物如三星堆两坑文物出土后就藏于库房, 仅供专家学者研究, 那么, 今天世人恐怕绝大部分不知其为何物。而正是这些文物古迹的建成开放和各类出土文物的频繁出展, 才使各文物古迹名扬四海, 文物古迹的保护才愈来愈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所以, 在加强保护的基础和前提下, 应该对文物本体进行充分展示, 以彰显其文化特质, 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

新世纪以来, 文物保护工作者要抓住机遇, 立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按照文物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 科学、系统地实施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通过展示重要遗迹、整治遗址环境, 使文物遗址成为遗迹景点众多、环境优美宜人、有机相融的大遗址景区, 成为彰显古代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具吸引力的人文景观。所以, 要加强重要文物遗迹的保护, 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文物古迹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 保护文物古迹对于我国旅游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探古求知是广大旅游者的共同心理, 人们希望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有所了解, 对自己民族、祖国乃至全人类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体会。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 学习书本知识;二是, 观览文物古迹。作为人类文化载体、反映人类发展历程的文物古迹给人以直观、形象、生动的感受,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外, 文物中大量的人类各发展阶段的绝世之作, 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由于文物能满足人们探古、探奇、求知的需求, 因而成为旅游资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 文物古迹比比皆是, 如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世界上古今体量最大的封土陵墓秦始皇陵, 世界上保存最大、最完整的皇宫北京故宫, 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的敦煌莫高窟等。文物丰富、文化古老的特点, 决定了我国要重点开发以历史文化为主体的旅游资源, 旅游产品始终以观光型文化旅游为主。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 中国旅游业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于东方特色的文物古迹, 国际游客到中国来旅游, 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东方文化体系的一种神秘感。

因此, 较之其他国家来说, 文物对于我国旅游事业, 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应充分利用文物优势, 以文物古迹为主题, 开发系列产品, 着重发展文物古迹旅游, 以推动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发掘历史文化内涵, 提高旅游景区品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都有它本身的价值, 也有其历史渊源和传说, 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景区景点中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形成特色和吸引游客的关键所在。只有打造出旅游“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人来观赏旅游。忽视历史文化、民族民间和神奇大自然自身所蕴含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整理提炼, 名景名点就会缺乏文化主导和精神支柱, 失去持续发展活力。所以, 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掘历史文化、文物内涵, 发掘其中的史迹、人物、政事、神话, 用历史名人、名事、名诗、名篇来包装旅游业中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 增强旅游业的吸引力, 提高旅游业的生命力。旅游部门培养一大批既是教师、教授, 又是表演艺术家, 又有渊博的知识的导游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先进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内涵之上的旅游业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

发展旅游业, 一定要搞好整体的科学规划。因地制宜, 创出自己的特色, 而且把旅游资源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把规划搞好了, 合理、科学地安排好、保护、建设好各种吃、游、娱乐、购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一定会对许多国内外旅游者观光开阔眼界产生极强的吸引力。这样, 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相互促进。

摘要：文物古迹是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载体,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实物例证, 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 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 保护文物显得极其迫切和重要。如何保护好文物, 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关心的课题。与此同时, 对文物的合理利用, 对其历史价值、科研价值、教育功能、形象功能的充分开发, 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推动社会的进步。本文从文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入手, 分析了文物古迹的重要作用及其保护和利用的意义。

建筑古迹保护 篇4

城市规划是直接关系到城市历史古迹保护的相关专业。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产物, 经济发展带来文化繁荣, 两者相互影响, 使城市建设的每一具体过程和细微角落, 都蕴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现在的城镇中很少有某片需要新建的区域了, 更多的工作是如何将现有的城市布局进行改动, 设计出适合生活在当代当地的人们使用的城市空间。基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 每个地方的城市规划布局都具有其地方特色,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从规划理念到城市形态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 同时也是世界城市文化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奇葩,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深厚的技术和文化内涵。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有关城市史研究的文章, 但是总体来讲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研究依然是十分薄弱的。在历史古迹保护改造设计方面, 比我们城市化发展时间长的西方国家, 已经认识到了古迹保护改造的重要性, 并积极投入其中, 如以下的巴黎皇家广场的“再设计”和美国历史街区保护设计还有老北京“新型四合院”探索设计为例。

一、巴黎皇家广场的“再设计”

皇家广场是巴黎重要的历史性空间, 经历了不断的“再设计”后保存至今。对该广场的进一步研究分析则探究出了城市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空间作为整个城市在四维时空中的坐标与公众生活载体的特征。“再设计”途径主要包括在城市格局、设计元素、使用环节、复合型设计等因素的选择、把控和营造。

(一) 把握地域文化延续城市格局

皇家广场周边用地处于人们活动密集的城市格局中, 继承着浪漫之都的人们处于室外活动的地域文化传统, 承担着人群聚集和空间疏散的功能, 并明确了“再设计”中营造公共空间的功能方向。

(二) 引入新设计元素

皇家广场“再设计”在保留历史元素的同时, 引入了新的设计元素。这些强行注入的新元素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 尽管看似与皇家广场格格不入, 但是它们在保持历史空间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对建筑空间的诠释, 为后世的皇家广场留下了一页历史。

(三) 营造适合当今使用的环节

历史中的皇家广场是为当时人所用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现在引入新设计元素的皇家广场实质也是在于营造适合当今使用的环境, 只有这样皇家广场才能作为承载历史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载体延续下去。

(四) 设计复合型的使用活动

复合型的使用设施是根据设计师在大量实地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产生的, 它们满足了当代使用者的各种活动需求。

二、美国历史街区保护设计

美国在对历史街区保护的道路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从1966年开始, 经过几十年摸索与探寻, 美国现已制定完善的制度用来保护历史街区, 比如除了最高级别的国家立法外, 各州至城市都相应地建立法规, 如此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最终形成了以地方管理为主体, 配套多样化经济激励政策的管理体制, 现在, 历史街区保护已经成为美国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之一。

(一) 城市规划主导-查尔斯顿

1931年, 查尔斯顿市率先建立了历史街区, 并通过街区保护条例将城市规划与街区保护有机结合, 查尔斯顿将城市规划作为历史保护的重要手段, 不仅通过城市规划明确历史街区的地位, 而且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例, 引导和控制历史街区的发展, 成为推动历史街区保护的强大推动力。

(二) 城市更新拉动-费城社会山

政府部门并未在社会学的角度上用餐饮、购物、教育、医疗等社区中的其他功能建筑与住宅区相配套进而形成混合功能社区, 以此激发出周围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反而将工作重点和方式转为将历史环境保护与更新作为城市复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组成部分, 如此, 城市的发展启动了历史街区更新模式, 他们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探索了一条城市中心复兴与历史环境保护有机结合的道路。

(三) 社区组织推动-波士顿比肯山

在对比肯山的保护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是因为有民间组织力量的干涉与努力。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积极参与和监督比肯山保护条例, 在民众中间建立起严格的建筑控制措施。这样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提高了居民保护历史文化的观念和意识, 也能够使得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和关联实现有效结合和互相监督, 从而保障了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延续。

(四) 保护基金带动-萨凡纳

保护资金来源及其运作方式是有效开展历史保护的基础和前提, 通过保护资金的筹措和有效运作, 使人民逐渐认识到历史街区的价值以及保护的经济可行性, 增强了保护的信心, 有效推动历史街区的保护。

三、老北京新型四合院探索设计

在封建制度极度完善的古代中国, 北京四合院作为封建等级中普通民居的浓缩, 代表了一类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当今中国城市规划中对历史名城城区历史古迹的保护研究, 虽说不像是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有特别成熟的设计规划手法模式, 我国对这方面探索尚处于发展阶段, 但我们已经着手开始探索研究城市中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永远处于建设发展中, 人们居住的房屋更是如此, 在老旧城区的规划建设中, 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欧文物保护式的整治, 也不能搞拆光重建方式。对于这一点, 吴良镛先生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新道路-研究以菊儿胡同中四合院为例的“新型四合院”。

四合院是在旧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下的产物, 它必然会随着旧时代的逝去而失去生命力, “大杂院”的出现就是四合院衰败的证明。吴先生及其领导的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团队欲探索出一种近代支持系统下的“新型四合院”体系, 使之既有现代都市生活中独立的单元式住房所期望的私密性, 还有传统历史文化中以“大杂院”为基本构成的社区邻里情谊;既不像行列式公寓那样崖岸不亲, 又能争取高的容积率, 容纳单元式公寓楼的多户居民。

“新型四合院”的研究前提是基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与合院体系在, 循着“有机更新”的规律, 基本保持原有社区结构, 探讨“新型四合院”体系的建筑类型。本研究以“基本院落”的设计为其关键, 将一定数量的住宅单元组成大小合适的院落, 既保证住户的私密性和功能用房设施的满足, 创造符合日照通风卫生条件的适宜环境, 并争取较高的容积率。对于“新型四合院”设计实施工作的意义可以归纳为:改造了老旧城区, 提高了居住水平, 保护了历史名城和探索了住房设计。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气候、地理、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对历史古迹保护的城市规划中要依据当地主导历史保护古迹为依托, 这样才能不至于处于“千城一面”的尴尬境地。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 城市中的历史古迹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有相互间的作用。历史古迹继承着传统文化,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今, 我们更应做好文化建设工作来丰富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城市古迹保护的规划设计, 能够吸引更多的经济投资发展经济建设, 反过来经济发展能带动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

面对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紧迫的城市化问题与复杂的背景, 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 针对城市发展的要求, 以创造性的举措, 具体探索它可能的发展道路。为此, 我们以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近年城市文化发展为借鉴, 更积极地继承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最终归结并落实到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杨昌明, 汝军红.城市历史性空间“再设计”途径——以巴黎皇家广场为例[J].新建筑, 2009, 2.

[2]李和平, 王敏.美国历史街区保护的推动模式[J].新建筑, 2009, 2.

建筑古迹保护 篇5

以扭曲造型和金属表皮闻名的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十几年来一直是地产商的宠儿,他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自1997年建成后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复兴,成为建筑界的“奇迹”。自那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不”,世界各地的城市都以拥有他的建筑为荣,争相发出邀请。但是最近,盖里的日子很不好过,不止一个项目因周边居民的反对而叫停或引起诉讼,比如最近刚刚停工的法国阿尔勒创意公园(The Parc des Ateliers)。

创意公园位于阿尔勒市中心,紧邻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Alyscamps古墓遗迹。该项目由当地的Luma基金会赞助,建成后也将为Luma基金会所用,主体建筑包括两幢泡沫铝制高楼,其中一幢高一百八十四英尺,另一幢高一百二十一英尺,已于去年夏天开工。盖里认为,该项目将成为连接工业时代留下的遗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古典历史小镇的桥梁,但法国国家历史名声古迹委员会则不这么看。今年夏,委员会否决了该项目五项施工执照申请中的两项,理由是它将有害于Alyscamps古墓的遗迹,并有可能破坏当地景观,特别是高更曾入画的圣奥诺阿(Saint Honorat)教堂的钟楼。法国文化部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那里原来是罗马时代的大墓地,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二世纪都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它的景观遭到破坏”。当地居民中也有不少该项目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这两幢形状扭曲的闪亮金属大楼无论在规模还是外观上都与阿尔勒的建筑很不和谐,并鄙视地把它们叫做“啤酒罐”。

法国国家历史名声古迹委员会称,项目要想继续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高楼换地方,要么就在施工前将古代遗存都发掘出来。Luma基金会的创始人玛哈·霍夫曼(Maja Hoffman)则表示她正在与阿尔勒市长办公室、地方长官、文化与通信部长等人交涉,希望找到最好的方式将这个项目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