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精选11篇）

低收入家庭 篇1

儿童贫困(child poverty)是儿童在童年时期经历的贫困。正如目前在解释、识别以及测量贫困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样,儿童贫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及衡量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定义儿童贫困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单一的维度看待儿童贫困,即将儿童贫困仅仅视为经济的匮乏;二是从多维度看待儿童贫困,即认为儿童不仅仅是经济的贫乏,还包括了许多其他各个方面,如剥夺、虐待、社会排斥等等。

儿童贫困在形成原因以及影响方面都与成人贫困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童年时期经历贫困对儿童有长久性影响,一般认为,贫困对儿童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学业成就、认知能力等都有消极影响。鉴于此,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在长大后很可能依然贫困,并有可能违法犯罪。解决儿童贫困对于打破贫困循环、为社会培育合格公民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但是其儿童贫困问题远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严重的多,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期就采取了一些解决儿童贫困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美国贫困儿童的现状及政策,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美国政府如何界定儿童贫困。

一、美国贫困儿童的定义

传统的单一维度的界定和衡量儿童贫困的方法以家庭收入为标准,这种方法将儿童贫困视为“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贫困线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衡量生活在一定收入水平(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或是不能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的商品及服务(如食物、住房、水、环境卫生、健康等)的家庭的数量。绝对贫困衡量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水平,被许多国际组织使用的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是每天1美元。

与绝对贫困标准不同,相对贫困是指而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其他成员而言,一个家庭不能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或大多数的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这种方法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在相对的贫困之中。比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世界银行的看法是收入只要(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

美国采用的就是反映了不同家庭大小及组成的绝对贫困标准,这种贫困的衡量方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计算方法是:总的来说,一个家庭一般将收入的1/3用于购买食物,政府将平均食物支出的3倍作为贫困线,一个家庭的税前收入(包括挣得的收入及从政府项目获得的现金补助)低于贫困线就属于贫困家庭。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每年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变化,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改变。

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家庭物质的匮乏(如住房条件非常差),也没有考虑家庭资产状况(如家庭储蓄或财产),而且随着住房、儿童保育、卫生健康以及交通等不成比例的增长,目前食物支出仅占一个普通家庭收入的1/7,因此,许多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的贫困线太低了。虽然目前关于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的最低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然而不断有研究表明,总的来说,美国一个家庭满足基本需求的收入应当是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的2倍。因此,现在一般将贫困家庭分为两类:一是100%贫困家庭,这部分家庭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二是200%贫困的家庭,这部分家庭收入在官方贫困线以上,却低于贫困线的2倍。

正是考虑到官方在贫困统计中的缺陷,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使用将这两部分统称为“低收入家庭”(low-income family)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即贫困儿童指家庭收入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儿童;而低收入家庭儿童指家庭收入在官方贫困线2倍以下的家庭中的儿童。

二、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低于美国官方贫困线2倍的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基本情况,因此,首先必须知道美国官方确定的贫困标准。根据美国贫困指南,2008年美国官方贫困标准为:21 200美元/四口之家,17 600美元/三口之家(见下表)。

(一)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数量

2007年,全美大约有7 300万儿童,其中大约有1 300万儿童———儿童总数的18%———生活在贫困家庭中,而有39%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而到了2008年,19%的儿童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41%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见图1)尽管这部分儿童并没有被官方认为是贫困儿童,但是这些儿童的家庭和贫困家庭一样面临着物质匮乏、经济压力等问题,然而这些家庭却没有政府提供的诸如住房补助等针对贫困家庭的各项服务。

(二)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的变化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低收入家庭儿童占全部儿童的比重却几经变化。经过十几年的降低,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比重从2000—2003年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2006年又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几乎与2002年的儿童贫困率相差无几,但从2006年以后又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3)(见图2)。

(三)美国儿童贫困的特征

首先,黑人及西班牙儿童的贫困率较高。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与其种族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白人和亚洲小孩,黑人和西班牙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这表明,在美国,有些贫困因素似乎并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

其次,年龄段越低的儿童的贫困率越高。不同年龄层的儿童贫困率有很大的不同,根据2008年的数据现实,年龄层次越小的儿童的贫困率越高。这些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中,44%的3岁以下的儿童(56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44%的3~5岁的儿童(54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41%的6~11岁的儿童(980万);36%的12~17岁儿童(91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见图4)。

在6岁以下的儿童中,虽然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的绝对数量没有16岁以上的大,但是在同龄儿童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大。

最后,儿童与其他年龄组贫困水平有很大的差异。18岁以下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比例远远超过成年人,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儿童比例几乎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2倍,详见图5。

三、美国儿童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分析

许多研究都指出,美国儿童贫困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变化,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增多;二是经济因素,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改变的情况下,低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不足;三是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福利的缩水。

(一)人口变化

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经济安全是单亲家庭的最大隐患。单亲家庭因为只有一位家长赚钱,或因原来的总收入要支持两个家庭,从而有捉襟见肘之感。美国在1992年统计的单亲家庭中,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家庭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标准,而双亲家庭中仅有8%是贫困的。(1)因此,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更容易陷入低收入标准。2007年,美国54%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1 550万)与单身父母住在一起,已婚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为46%(1 330万)。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3年开始,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的儿童数量开始超过双亲家庭中的儿童数量,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多。(2)这种情况在2008年又发生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单亲家庭的数量在减少(见图6)。

单位家庭的增多、尤其是女性户主单亲家庭的增加,对儿童贫困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Zimmer-man,1992)。就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单亲家庭只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缺乏配偶支持;其次,在相同条件下,女性的工资水平更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妇女更是如此;获得的儿童支持比较少,社会资本也比较贫乏,尤其那些从没有结过婚的单亲母亲更是如此;未婚母亲的增加导致儿童贫困增加,这些十几岁的从未结过婚的母亲非常贫穷,比同龄人的教育水平低,缺乏产前照顾,而且生下的孩子会面临更大的风险(Ambert,1998)。

这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2008年贫困儿童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比例上都比2007年有明显的上升(见图6),但是对其有重要影响的父母婚姻状况却在往有利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婚姻状况对儿童贫困有重要的影响,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唯一的因素。

(二)经济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也对美国儿童贫困的增加有重要影响。根据2008年的统计信息,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有全职工作的儿童只有28%(1 530万)会陷入贫困;而至少父母一方拥有兼职工作的儿童中就有71%(870万)陷入贫困;父母双方都没有工作的儿童最容易陷入贫困,比例大概为89%(870万)。因此,父母的就业情况对儿童贫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以前,许多教育水平低的人可以在制造业找到工作,而且薪水足以支撑一个家庭(Devine&Wright,1993)。然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收入及财富越来越往两极化发展,由于学历水平、技术水平很低,促使这些父母更倾向于从事一些低收入工作,比如服务行业,这些工作业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也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比如:健康保险、带薪休假以及假期等;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父母,要么是残疾人要么是得照顾家庭。

提高低收入家庭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学历水平有高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根据2008年的数据,父母只有不到高中教育水平的儿童中有85%,即72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只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儿童中有60%,即1 07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儿童中只有25%,即1 19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父母只有高中学历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比例非常高,从1997—2008年从没有低于过80%;父母是高中学历的儿童中也有超过一半人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而父母是大学及学历以上的儿童中只有不超过25%的人生活低收入家庭。因此,提高低收入家庭父母和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也就为这些家庭提供了潜在的经济安全保证(1)(见图7)。

除此之外,目前美国的最低工资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费用,由于经济的影响,家庭支出在增加,如健康保险,儿童照料等,但是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不能保证家庭支出;再有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的中心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这对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群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导致了贫民窟的形成;再有就是美国工会的职能在减弱,参加工会的工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低收入人群的与工作相关的边缘收益较少,如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在下降。

(三)社会安全网的减弱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贫穷及富裕的儿童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也同意贫穷的儿童不应当经受饥饿、无家可归或缺乏医疗照顾等这些困苦。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在如何对待他们中最穷的公民方面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相信,通过发明新的或改良过的政策可以解决贫困儿童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没有消灭贫穷或者缩小贫穷与富裕儿童获得成功机会的差距。实际上,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循环进行的,正如格雷斯·艾博特在1930年写到的“在寻求治愈贫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是跌跌撞撞的前进,在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方法后经常是从坏走向更坏,然后再走回来。”(Abbott,1941)

美国的儿童贫困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家庭的直接经济救济,比如19世纪早期的户外救济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救助政策;一是认为单纯的经济救济并不足以解决儿童贫困,还需要对贫困的父母进行监督或引导,如母亲津贴制度。

美国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5年创办的,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受益面最广、最受欢迎、最成功的政府公共工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传统的福利政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很多评论者认为,福利政策在帮助儿童、年轻人和父母方面收效甚微;而且造成了非婚生子女及单亲家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迫在眉睫。

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个人义务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结束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福利”,这次改革是美国福利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福利制度就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的时间、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接受福利补助的期限、“食品券”领取期限以及新移民的福利待遇等许多方面进行了限制。同时在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方面加大刺激力度。这一改革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福利制度原来的宗旨:提供第二次就业机会,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开始的福利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把人们从“吃福利”变成“去工作”。

根据Lee(2009)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的研究表明,1996年福利改革后,很多单亲母亲脱离福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单亲母亲的市场参与率大大提高,而接受福利的人数在减少,而且那些符合条件的受助者接受的福利数量也比以前少。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善福利家庭的经济情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她们的低教育程度以及低技术水平,导致这些人只能从事比较简单的工作,因而工资水平或与工作相关的福利很少(Ozawa&Yoon,2005)。还有一方面是低收入家庭领取的福利包减少,如改革后对那些没有孩子的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领取实物券的时间限制,除非这些人正在从事兼职工作或参加一项工作培训;这项改革设置了强制性的儿童支持政策,作为接受福利的一个条件,要求单亲母亲们建立父亲身份,这样他们就可以像孩子的父亲寻求经济及医疗支持;也使得那些酗酒者或吸毒者丧失了补充保障收入(SSI),只有那些有“明显的且严重的”残疾才符合联邦政府针对低收入残疾者的项目,而且这些残疾儿童被要求每三年重新做一次体检以证明他们的残疾。因此,无论是TANF,还是实物券、补充收入保障在改革后的数量都变得更少。

除此之外,大量的母亲参与到劳动中来,而且劳动时间自1996年越来越长,基于工作时间的强制性要求,这些母亲只能缩短与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这对儿童发展可能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母亲不仅承担收入提供者的责任,同时还担任着儿童照顾者的角色。

四、对美国儿童贫困的一些政策建议

儿童贫困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提出两个主要政策策略以改善美国儿童及家庭的福利。

1.工作酬薪。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贫困是对儿童福利最大的威胁。那些帮助父母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成功的政策可以有效的帮助儿童,如,工作所得税减免和提高最低工资是增加低收入工作者工资的两项核心政策。这些低收入工作者也需要获得那些高收入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福利,如健康保险以及带薪病假。

2.支持父母及他们的儿童。

为了发展,儿童需要良好的家庭照料及高质量的早期学习经历,那些针对有婴幼儿家庭的政策,如早期启蒙教育,已经表明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行为,以及作为父母的技巧都有改进。投资于三至四岁的儿童是最为关键的,高质量的早期儿童经历对缩小贫困儿童及富足儿童的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自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实施以来,儿童尤其是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但其儿童贫困问题却远远比其他发达国家严重的多。美国对儿童贫困的官方界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已经严重不符合美国现实情况。基于此美国采用200%的贫困,即低收入来统计美国实际贫困儿童数量。研究表明,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不断增加,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提出了解决当前儿童贫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儿童贫困,低收入家庭儿童,美国

参考文献

[1]Abbott,G.,From relief to social security: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

[2]Ambert,A.M.,The web of poverty: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New York:Hawthorne Press,1998.

[3]Bennett G.Neil and Lu Hsien-Hen,Low-Incom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 Data,1997-2008http://www.nccp.org/publications/pub_385.html,2008.

[4]Chau Michelle and Ayana Douglas-Hall,Low-Incom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 Data,1997-2008,http://www.nccp.org/publications/pub_851.html,2008.

[5]Devine,J.A.,&Wright,J.D.,The greatest of all evil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

[6]Hofferth,S.&Collins,N.2000,Child care and employment turn-over.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19(4),1993,pp.357-395.

[7]Lee Kyunghee,Impact of the1996welfare reform on child and family well-being,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37(5),2009,pp.602-617.

[8]Lewit M.Eugene,Why Is Poverty Increasing among Children?The Future of Children3(2),1993,pp.198-207.

[9]Ozawa,M.N.,&Yoon,H.,Leavers”from TANF and AFDC:How do they fare economically?Social Work50(3),2005,pp.239-249.

[10]Seccombe Karen,Families in Poverty in the1990s:Trends,Causes,Consequences,and Lessons Learned,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2(4),2000,pp.1094-1113.

[11]Zimmerman,S.L.,Family trends:What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policy?Family Relations,1992,pp.423-429.

低收入家庭的理财“三法宝” 篇2

法宝一:积极攒钱

“收入少,消费却不少”这是目前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问题。要获取家庭的第一桶金,首先要减少固定开支,即通过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来积累剩余,进而用这些剩余资产进行投资。低收入家庭可将家庭每月各项支出列出一个详细清单,逐项仔细分析。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减少浪费,尽量压缩购物、娱乐消费等项目的支出,保证每月能节余一部分钱。

法宝二:善买保险

重病住院,动辄就是几万元乃至十几万元。一场大病,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甚至负债累累。因此,低收入家庭在理财时更需要考虑是否以购买保险来提高家庭风险防范能力。

建议低收入家庭选择纯保障或偏保障型产品,以健康医疗类保险为主,以意外险为辅。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医疗保障不高的家庭,比较理想的保险计划是购买重大疾病健康险、意外伤害医疗险和住院费用医疗险套餐。考虑到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很大部分都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孩子的教育支出方面,保险支出以不超过家庭总收入10%为宜,而保险的侧重点也应该是扮演家庭经济支柱角色的大人,而不是孩子。

法宝三:慎重投资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经不住大蚀,因此,在投资之前要有心理准备,首先要了解投资回报率。要基本了解不同投资方式的运作,所有的投资方式都会有风险,但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安全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喜欢投资什么,或者认为投资什么好,除了看投资对象有无投资价值外,还要看自己的知识和专长。

低收入家庭每月要做好支出计划,除了正常开支之外,将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作为家庭基础基金,进行必要的投资理财。如投资人民币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和国债,这样既能享受相应的利率,又可滴水成河。

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研究 篇3

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更在于它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石。西方过滤理论和筛选理论都认为, “受教育程度可作为信号供雇主使用, 并且有助于将雇员有效地分配到不同岗位。” (Martin.Carnoy, 2000) 因此, 在衡量个体能力的客观标准缺位的人才市场里, 高学历常常在就业中占据很大优势, 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从事更高地位职业的可能性更大些, 创造更高收入的机会也更多些。正是由于高等教育与个人职业地位、收入高低的巨大关联性, 使其成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善自身处于弱势者的生存状态, 实现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上移的重要渠道。因此, 高等教育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分层的变化趋势, 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指出:“人们之所以上大学,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取得地位高, 收入多的工作门票。”然而,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 原本是增加低层社会成员收入从而加速阶层流动和晋升的手段, 但我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 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成本投入负担;另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每况愈下的就业形势又使得各类大学毕业生的收益不如预期所想, 甚至是差距很大。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与收益相对下滑的反差, 造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所特有的“教育致贫”现象, 形成低收入家庭举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 收益却相对下降, 从而减少高等教育投资, 然后就导致了愈穷受教育愈少, 受教育愈少收入愈少愈穷的恶性循环, 如此下去, 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 高等教育的低收益经过代际传递, 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中高阶层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使社会阶层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教育本应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平衡器相反却变成了加剧社会不公的加速器。因此, 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高等教育收益降低的现实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容回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 深入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 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现状分析

(一) 调查设计

高等教育收益的实证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CHIP数据, 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所进行的全国调查中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最具说服力的信息。抽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包含了住户成员有关收入、就业、教育、个人特征等方面较为详细的信息。CHIP调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6年一共进行了4次, 现阶段能获得的数据只有3年, 从样本数量的角度来考虑, 本文选择了2002年的数据来说明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现状。用于分析的个人样本的工作状态为工作, 收入信息没有缺失, 其父亲或母亲至少有一方的信息是存在的。通过整理和裁减得到的样本共有1248个, 这些样本包括了个人及其父母的教育、就业、收入、消费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二) 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程度

本文按父亲收入对家庭收入进行分类, 以分析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情况, 具体方法是首先对父亲的收入水平按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位置在前30%的为高收入家庭, 排序位置在后30%的为低收入家庭, 中间40%为中等收入家庭, 然后找出对应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程度分布。结果如表 (1) 所示, 高收入家庭子女与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 高收入家庭子女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4%, 而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9%和7%;进一步地, 将大专文化程度加入, 可以看到高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59%,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家庭 (分别为38%和32%) 。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的是接受了中专教育, 比例分别为32%和31%, 而高收入家庭子女中专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18%;低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为16%, 中收入家庭为12%, 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为6%, 仅仅是中收入家庭的一半。结果显示, 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不如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三) 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毕业后年收入水平

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家庭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部分子女的收入状况, 结果列示在表 (2) 中。发现两个规律:第一, 收入水平存在着代际延续性, 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 其平均收入仍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第二, 无论属于哪一个收入层次, 在同一收入层次内, 大学毕业子女的收入水平高于高中毕业子女的收入水平, 体现了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1992-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相应数据计算得到

(四) 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和就业差别

本文利用扩展的明瑟收益方程ln (Y) =a+b S+c X+d X2+∑eiZi+ε对不同收入家庭高中、大学毕业子女收益率进行估计。其中∑eiZi为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高中学习成绩变量、单位性质变量、性别变量、第一份工作前等待时间变量、父亲收入变量、母亲受教育年限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高中学习成绩变量、单位性质变量均被处理为虚拟变量, 其中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以普通学校为参照组, 高中学习成绩变量以排名中等及以下为参照组, 单位性质变量以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参照组。表 (3) 的测算结果也是支持低收入家庭存在显著的收入代际传递性, 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另外, 从就业情况和工作稳定性也可以提供佐证:从表 (4) 中可以清楚看到, 在就业方面, 低收入家庭子女找到第一份工作前的等待时间长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而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企业的比例要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但进入企业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是进入了竞争性行业, 进入垄断性行业的比例又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同等学历条件下, 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难获得进入正规单位的机会;在工作的稳定性方面, 低收入家庭子女固定或长期合同工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就业相对而言更不稳定。因此, 就业的差别导致了低收入家庭子女和中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差别, 进而形成低收入在代际中的转移。

三、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低原因分析

(一) 高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

从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 假设预期收益不变, 教育投入越多, 收益率就会下降;同理, 假设成本既定, 收益的减少也会压低教育的收益率。

(1) 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析高等教育既能够使整个社会获得收益, 也能够让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获得收益, 按照“谁收益, 谁投资”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因此, 在总成本既定的条件下, 国家承担的高等教育支出和私人承担的高等教育支出常常是此消彼长的。

第一, 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不足。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扩招并轨以后, 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张。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从1998年的108.4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599万人, 10年的时间猛增了4倍多, 从2001年到2005年, 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高增长率, 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一是高等教育政府总投入不足。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是不足的, 所谓的总投入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和一个国家的GDP相比较而言的。高等教育事业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以反映高等教育公共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一般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这一比重越高;相反, 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这一比重偏低。具体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为2.87%, 到2002达到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最大值3.14%, 随后两年表现为下降的趋势, 到2004年又回落到2.79%, 2005年小幅增加到2.82%, 到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3.32%。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 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量上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 但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 则基本维持在2%~3%之间, 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出现同步增长, 一直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的水平。每个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有高有低, 从表 (7) 可以看到, 即便是从同一个国家的纵向比较来看, 也有升有降, 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大多平均在4%以上。较之于世界水平, 我国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是偏低的。首先, 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以我国这一比例最高的年份2002年为例, 我国只有3.41%, 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平均水平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4.6%见表 (8) , 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与世界平均水平5.2%差距就更大。其次, 与我国发展基本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亚洲国家比如蒙古、印度和泰国相比, 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蒙古始终保持在6%以上, 泰国在4%左右, 即便是收入水平较低的WEI (世界教育指标) 项目国平均也达到了5%, 相比之下, 我国到2007年也始终没有超过4%的比例。再次, 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相比, 我国教育经费的公共支出部分更显不足:例如美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平均维持在5.6%, 高出中国近2个百分点, 日本为4.3%, 也要高出我国1个百分点。OECD国家在1998年政府教育经费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平均达到5.5%。最后, 按照学者们测试的人均GDP指标。陈良琨教授等曾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测度经济发展层次, 以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 作为教育投资水平的衡量标准, 通过计量分析计算得出了教育投资的国际水平。选择了38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作为分析对象, 建立数量模型, 把1961年至1979年共19年的统计数据, 以1980年美元价格计算, 通过OLS分析, 算出了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 政府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总值的比例, 即政府教育投资的国际平均水平, 得出的结论如表 (9) 所示。按照我国目前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标准, 则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应该保持在4%以上, 而目前这一指标远没有达到上述水平。二是高等教育生均投入不足。2007年, 我国普通高校经费总投入为3634.19亿元, 高等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比重达到29.9%。按照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占总财政性教育经费的20%-30%的一般比例, 从绝对数量来看, 高等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 但是相对于高速扩张的办学规模, 生均投入变化却不大。从表中可以看到, 2001年到2005年期间, 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增长率远不及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 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此外, 高校扩招十年, 高校的人均用人成本至少上涨了一倍。也就是说, 原来够两个人用的开支, 现在只够一个人用了, 而且人员开支占了全部支出的50%。因此, 如果把通胀、工资增加等因素考虑进来, 高等教育实际的生均投入是下降的。总而言之,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对教育投资的需要看, 无论是总投入还是生均投入, 政府投入规模相对较小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指标的增长速度总也赶不上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 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投资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需要。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10年)

第二, 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增加。我国普通高校教育经费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l998年的383.78亿元增至2008年的2062.46亿元, 但国家公共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64.16%下降至2008年的47.45%, 下降了16.71个百分点, 个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中所承担的成本分摊是越来越大了, 突出表现在大学学费的增长是突飞猛进, 从1996年的1319元, 2001年增加到每学年平均3895元, 到2004年普通高校学费基本上都在每人每学年5000-8000元不等, 较之扩招以前, 翻了近两番 (曾德鹏, 2009) 。从表 (10) 中可以明显看到, 高等教育个人教育经费, 也就是家庭和个人所承担的学费和杂费, 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自1998年开始, 逐年提升, 1998年个人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为14.29%, 增加到2005年的31.53%, 2006年这一比重小幅下降至29.63%, 但2007年和2008年又反弹到接近34%的份额。十年间, 个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的支出负担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 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

综上所述, 我国在高等教育政府投入的低力度, 加之我国人口数量大, 年年扩招, 无论是总投入水平还是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高等教育投资中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形成的巨大缺口最后只能是由居民家庭和个人教育经费来弥补, 最终导致了我国家庭和个人的高等教育成本连年上升。随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改革的发展, 加之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 家庭和个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所负担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讲, 高等教育不断上涨的高投入所带来的日益沉重的负担更让他们不堪重负。1996年, 《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25%。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由家庭和个人承担的学费所占高等教育成本中的比例已经超过这一上限。受教育者及其家庭, 特别是农村家庭以及一般工薪家庭这些低收入家庭更是难以承受高额的高等教育个人成本所带来的严重负担。目前, 我国理工学科是每生每年大约12000元至16000元, 人文学科是每生每年大约12000元至14000元 (邓聿文, 2004) 。在我国, 2009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5153元, 以三口之家计算, 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51525万元, 农村15459元。大学生年均支付总费用 (学杂费加生活费, 按5000元的学杂费, 9000元的生活费) 14000元计算, 超过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接近甚至超过农村家庭的全部收入, 远远超过国际惯例。另外, 非官方调查统计表明, 我国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个人财富。这说明, 我国绝大部分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 大学生的支出水平对这些家庭而言负担较重, 很多家庭甚至到了节衣缩食和举债的程度。尽管如此, 低是收入家庭仍然愿意不惜代价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 支持其子女完成高等教育, 根本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高等教育使其子女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最终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潜力, 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 通过获得高学历帮助他们就业于一些收入较高的部门、行业、地区和企业,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使之前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巨额投入等到经济补偿, 提升低收入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 扭转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 最终摆脱贫困。

(2) 高等教育的收益分析。长久以来, 经济学家们都坚信, 资本市场内的信贷约束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他们对教育的投资离最优高度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 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应该远远超过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率。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益和收益率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出现这中反差现象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 高等教育对于收入, 也即高等教育的收益的正向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的实现, 与高等教育个人分担的成本节节攀升相对应的不是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稳步提高, 却是就业和收入的每况愈下。通过表 (11) 对2001年到2009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及就业情况的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短短十多年的扩招历程, 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递增, 但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曾一度出现教育"滞胀"现象, 就业率的走势是越来越不尽人意, 从2001年的80%, 连续四年走低, 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73%, 随后的2005年的就业率小幅至76%, 提高了3个百分点, 紧接下来的2006年到2009年又呈下降的趋势, 2009年我国大学生毕业就业率降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低点68%, 与2001年的高位相比, 下降了12个百分点之多, 基本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 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逐渐增多, 乃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零报酬”就业等绝无仅有的现象。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山东省甚至有8万人放弃高考资格, 主要就是因为很多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完成高等教育以后很难正常就业而事先自愿弃权。更为严重的是, 即便是经过激烈的竞争, 最终获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在就业后的平均工资水平上并没有相应提高, 相反出现下滑的趋势:从2002年的1700元, 下降到2004年的1333元, 随后经历了2005到2007年短暂的上升期, 马上有陷入降低阶段, 从2007年的2289元下降到2009年的2000元, 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等通胀因素的影响作用, 大学毕业生艰难就业后的报酬整体水平几乎是停滞不前, 甚至是相对降低的。应该强调的是, 虽然高校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是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就业率及起薪都在下调, 整体上出现了"学历贬值"。换言之, 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家庭或者个人的投资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 这也就从经济角度解释了高等教育家庭和个人投资收益率偏低的原因。进一步探究高等教育家庭和个人投资收益比较低的深层次原因, 则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化障碍和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失衡所造成的。

资料来源:2001-2004年数据来源于何清涟《中国的发展瓶颈-扭曲的教育资源配置》;2005-2009年数据来源于教育部数据;相关工资数据来源于李春玲, 吕鹏《"80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基于6所"985高校毕业生的调查》

(二) 我国劳动力市场化障碍

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人力资本理论成立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合理的竞争和流动才能实现个人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使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真实地反映雇员所受教育的水平, 通过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完全地体现由于接受更多的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 如果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 存在不公平的竞争, 市场秩序混乱, 人力资本流动不畅等问题, 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由于受到劳动力流动性约束的制约而无法正常地通过人才交流和劳动力市场竞争而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 扭曲了个人收入和教育的关系, 使工资所反映的教育经济收益失真, 从而也就降低了教育的个人投资收益。因此, 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运行机制是制约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高低的关键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十四大以来, 我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和重点建设,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 由于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及一些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致使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发育不成熟、不完善阶段, 劳动力的竞争和流动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计划和行政性质的残留, 这也导致了我国的工资政策和工资形成与晋级机制中刚性化和行政化的影子仍然很明显, 劳动力市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分割性, 致使劳动力市场环境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障碍, 所以, 个人收入无法真实反映其受教育程度, 更不能反映个人能力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实际贡献, 阻碍了教育优化经济收益的实现。因此,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和不健全以及由此引致的收入工资分配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科学共同作用于我国个人的教育投资回报, 这样, 从高等教育的层次来看, 大学毕业生即使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也有可能不会给其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和增加, 造成了我国教育个人经济收益偏低的局面。另外, 需要关注的是, 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代际转移问题也是造成贫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 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显著的作用超越了劳动力市场有限的作用也制约了教育经济功能的发挥和教育经济效益的实现。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 社会政治资源的约束更为明显, 导致其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比较劣势。这主要是因为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在社会分层中出在低层的不利位置, 占据的信息资源稀少, 可以利用的人脉稀疏, 在子女寻找工作的过程中, 能够提供的帮助和便利条件很少, 造成就业渠道狭窄, 特别是获得一些高收入的高职位, 干部身份、家庭背景和收入等因素或许比更高的教育程度更有影响力和决定作用, 结果就是低收入的代际传递,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因此, 与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 即使低收入家庭勉强支持子女完成了高等教育, 他们在就业上依然是处于劣势, 实现比较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的机会更小。

(三) 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

高等教育高速扩张的结果是, 在数量上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赶超, 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 如果高等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越来越多, 甚至超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必然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下滑。如果此时高中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相对稳定, 那么两个不同受教育层次的劳动者人均收入的差距就会相对缩小, 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也就出现相对降低的情形, 这就是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在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方面发生的相对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高校扩招顺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但作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一是高等教育配套设施的滞后发展。尽管政府归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学生学费的逐年增加, 但相对于迅速膨胀的大学招生规模, 高等教育发展在资金方面的需求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特别是一些软硬件设施的不配套,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过程中处于相对比较重要位置的教师队伍问题比较严重。从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量的情况中就可见一斑。从我国高校扩招以来, 普通高等院校的师生比大幅度增加。如表 (12) 所示, 从1997年的7.8人, 上升到2006年的17.8人, 增长了两倍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在师资条件方面的相对落后的发展。另外, 由于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相对不足, 致使高校专任教师通过进修和培训等方式提升自我素质的途径受到限制, 以2000年我国29个专业技术系列为例, 共有157.3万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仅占技术专业人才总数的5.5%, 故而从整体上讲, 突显出教学改革和创新能力弱、知识更新速度慢等发展缺陷, 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和市场需求的错位和脱节, 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从而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 出现大学毕业生能力与其学历不符, 不能胜任相应工作岗位职责等负面效果, 降低了企业对高等教育文凭的预期, 缩减需求,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薪资水平的增长, 进而压低了我国高等教育个人的经济收益率。

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来说, 除了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不高的外因阻碍了其能力的提升, 还有就是比较特殊的内因作用: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原因, 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存在严重的自卑和冷漠心理。一些贫困生很少或不愿参加集体活动, 也就少有机会锻炼自己各种社会组织活动能力, 认识社会、融入社会等能力不足, 类似种种由于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子女即使完成了高等教育, 但仍然在各种知识层面显得不够广阔, 思想、学习、工作以及人际交往等综合素质比较薄弱, 他们表现出的这些心理倾向是影响其学习生活以及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障碍, 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 加大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就业难度, 最终影响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实现或者是降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回报。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力度不断加大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高等教育学费的上涨已经使很多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 对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研究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本文利用CHIP2002年数据, 考察了我国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 重点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收益率和其他收入档次家庭子女进行对比, 分析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现状, 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收益,成本效益分析

参考文献

[1]杨小敏:《教育致贫”的形成机制、原因和对策》, 《复旦教育论坛》2007年第3期。

[2]曹海娟:《教育教育致贫问题探析》, 《教育发展研究》2010年第11期。

[3]陈晓宇、冉成中、陈良:《教育近年中国城镇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教育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9期。

[4]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 《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

[5]魏颖:《教育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低收入家庭申请书 篇4

XX区民政局：

本人是XX镇XX村

屯

号村民

，家庭人口---

人，耕地面积 亩，无工作单位，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家庭月人均收入为

元，低于我市农村低收入家庭标准，现要求申请办理农村低收入家庭。

本人作出以下声明：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所有责任及自动放弃申请。

一、本人及家庭成员了解XX农村低收入家庭政策及申请程序相关要求。

二、本人及家庭成员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三、本人授权并配合区民政部门和镇政府、村委会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与经济状况进行核查。

四、申请人联系电话：

申请人：

2014年

月

低收入家庭 篇5

此前，根据联邦助学金的要求，相关院校在与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时，由对方承担的教学内容不得超过50%，但此次宣布的试点项目取消了这个限制。根据试点项目的要求，高校需要与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供电脑编程、网页设计、大数据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并聘请第三方质量保障机构参与监督，确保授课质量达到高校的学术标准。高校认证机构也将测评这些课程是否达到院校认证的标准。完成培训的学生有望获得学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据美国联邦教育部统计，参加电脑编程短期集训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多，预计将从2014年的6700人增加到2015年的1.6万人，增长速度近140%。随着接受教育培训的人员数量迅速增长，一些针对营利性教育机构在招生中涉嫌夸大和提供虚假信息的投诉也愈加频繁。新的试点项目有望在缓解学生负担、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掌握实用就业技能外，带动营利性教育培训市场规范化发展，确保教育培训质量。

低收入家庭 篇6

1.1 低收入家庭概念的界定

低收入家庭是指从政策和理论上讲, 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该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 就是低收入家庭。在下文中五等分组农民家庭中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就是文中研究的低收入家庭。

1.2 教育致贫概念的界定

教育致贫是指在可支配的收入范围内, 由于个体为了接受教育而使个人或家庭经济陷入贫困的一种社会制度失范的现象。

1.3 教育致贫的类型分析

(1) 按受教育的程度, 教育致贫分为教育成贫和教育返贫 。

“教育成贫”是指父母为子女可以享有最基本的教育而将家中可支配的收入全部投资到子女教育中而导致原本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出现生活贫困的现象;“教育返贫”是指父母为使子女接受更好或更多的教育而进行大量投资, 使得原本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逐步走向经济贫困的现象。

(2) 按教育的目的, 教育致贫分为投资型教育致贫和消费型教育致贫 。

“投资型教育致贫”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可以给予如下定义:家庭或者个人通过对教育进行投资而希望获得收益改变不良的家庭经济状况, 然而由于预期收益并未实现使其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 甚至恶化;“消费型教育致贫”利用经济学预算线的分析上看, 是指把教育当做一种消费品, 在既定的可收入范围内, 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的组合点超出家庭的预算线外则会出现家庭经济透支, 从而使家庭陷入贫困。

(3) 按贫困时间上分, 教育致贫分为短期贫困和长期致贫 。

短期致贫, 即低收入家庭因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而在子女受教育期间陷入的贫困;长期致贫, 即子女毕业后实际工资收入下降导致的教育投资失败, 这使得短期贫困长期化。农村低收入家庭因教育投资而导致的暂时贫困问题是很正常的, 然而面对以后美好的未来时对投资者是乐意的, 但如果教育的收益和回报没有如期实现, 那么就有可能引起教育的长期致贫。

2 我国农村低收入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农村低收入家庭出现“教育致贫”现象多发生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在我国, 子女教育费用的主要来源是家庭收入, 同时文中谈到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是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的前提下所能支付教育费用的最大能力。这里的教育费用指的是非义务阶段的教育费用。因此基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0) 的相关数据, 分析我国农村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教育支出方面的情况 (见表1) 。

注:按五等级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每等级每户平均纯收入=每等级家庭每户平均人数×该等级的人均纯收入 每等级家庭对教育的最大支付能力=每等级每户平均纯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生活费用× (每个等级每户平均人数-1) ]资料来源:经《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10) 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整理而来。

现在读高中一年一般需花费5000元, 读大学需要11000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支付不起子女读高中有6.8%的农村低收入家庭, 供不起子女读大学的有20.75%的农村中低收入家庭, 这些家庭都属于农村偏低收入户, 然而我们在进行教育最大支付数据估计时, 只是扣除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如果再加上一个家庭的医疗、养老等的费用;可见, 家庭教育费用支出的估计远小于现在的可支配量;从以上的相关资料数据的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农村中有27.55%的家庭负担不起孩子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因此因教育而导致农户贫困现象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非个别情况, 因此我们应给予重视。

3 农村低收入家庭“教育致贫”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因教致贫”现象的显现, 已经成为社会教育公平热问题, 导致“教育致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3.1 经济贫困是根本原因

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对“教育致贫”问题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教育是农户的最大支出, 在这里假设将教育当成是一种消费经济行为, 当农户的最大支付能力能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就不会导致教育贫困, 否则容易出现因接受教育而引起贫困。为深入分析, 我们引进一个教育致贫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假定农户的有限可支配收入为教育最大支付能力, 那么可以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PE=f (OE·R)

PE (education caused poverty) =“教育致贫”

OE (output of education) =家庭的教育支出

R (revenue limited) =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收入

在图1中, 可以看出“教育致贫”的出现与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收入有关, 在基准线OC的左侧如点A处是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收入大于家庭的教育支出的, 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出现教育致贫情况。在基准线上任意一点如D点处, 家庭的教育支出等于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收入, 这种情况下农户刚好能满足子女的教育需求。在基准线OC的右侧, 如B点处, 家庭有限可支配收入小于家庭的教育支出, 这种情况下农户会出现 “教育致贫”现象。在这个结构分析中, 家庭出现的教育致贫属于短期致贫,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特别消极的情况, 有些家庭为了长期的利益, 还是会选择承担这种短期的贫困。然而根据2009年我国每个五等分组农民家庭户均纯收入及其教育最大支付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 结合教育致贫函数分析可以得出教育致贫现象的发生在农村低、中低收入家庭中会出现, 但是在中等以上的家庭则基本能满足子女的教育需求不会导致这种短暂的教育贫困。

3.2 教育投资与收益失衡是直接原因

从教育投资与收益的角度探讨教育致贫问题, 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有收益的投资, 而不是消费。既然有投资那么就涉及到收益的问题, 由此如果教育的私人成本增加而预期收益比较低从而使教育收益率下降直接导致“教育致贫”现象的产生。而在农村已经有一部分低收入家庭陷入了短期的贫困, 再加上子女毕业后没有得到预期回报而使家庭陷入长期贫困, 也是投资型教育致贫的具体体现。为便于剖析其中原因, 下面引入一个投资教育致贫函数解说:

PE=Y (RE·CE)

PE (education caused poverty) =“教育致贫”

RE (expected return) =教育的预期收益

CE (the cost of education) =教育成本

从这个关系式可以看出, 影响“教育致贫”有两个变量, 一是教育的预期收益, 二是教育成本。然而教育成本的投资的预期收益是如何制约教育致贫的产生的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方程PE=Y (RE·CE) 成立, 即什么因素导致“教育致贫”。

(1) 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 家长受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因而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存在偏见盲目对待。再者由于高额的教育投资得不到预期回报, 陷入教育致贫问题。

(2) 高额教育费用加重家庭的教育成本, 这里说的教育费用是非义务教育阶段高额学费和其他费用, 使一些经济收入有限的家庭陷入贫困, 在农村中等收入家庭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本良好, 而有些家庭为了让子女追求优质教育资源, 把家中可支配的收入全数投入致使教育返贫。

(3) 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 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不匹配, 高级人才的缺失与通用型人才结构过剩。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家庭又为此做出经济付出, 然而原有的预期收益却没有办法实现从而导致长期贫困。

(4) 文凭贬值。就业竞争, 市场供过于求;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 高校没有按照市场需求培养人才, 许多专业高级人才不待召见, 不同级别的人才竞争激烈, 高级人才降级使用。这些原因使高校毕业生没有使自己的文凭发挥作用, 也没有预期的收益, 从而导致长期致贫。

3.3 信贷制度不健全是外因

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对人力资本投资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居民要获得贷款一般需要财产抵押, 而农村低收入家庭他们基本没有财产可以用来抵押得到贷款, 虽然教育投资可以带来较高的收益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风险, 所以信贷机构并不会因此而提供贷款。再者, 我国信贷制度不够健全, 各种教育资助方式远远难以满足现有的需求。

4 解决农村低收入家庭“教育致贫”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低收入家庭“因教致贫”问题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教育致贫”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4.1 构建科学的教育资助制度

国家应加大对助学贷款的投入, 并使这一资助利益均衡分配以至于让城市边远地区和农村低收入家庭可以减轻教育费用的负担。从而可以规避“教育致贫”问题。除此之外社会也应该广泛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如号召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儿童等行为, 给予处于经济和教育双重贫困的受教育人口以平等的发展权和教育权。

4.2 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投资观念

经济学中的“个体理性的集体非理性”也许可以解释当前文凭的贬值和就业难问题。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型消费。个人和家庭应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和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做出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投资, 进行教育投资时应注意经济和非经济投入相结合, 倡导科学的教育投资观念。消除“教育致贫”的观念因素。

4.3 调整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政府教育结构不合理是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对普通高等学校的偏重, 忽视一些高职高专以及技工学校。然而在劳动市场上分工越来越细, 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紧密联系, 所以我国要调整好开发型、应用型、研究型人才的比例结构, 大力发展中、专等职业教育, 迎合市场人才需求。避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 消除中低收入家庭“教育致贫”现象。

4.4 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

教育收益的外溢性说明教育不仅给个人带来收益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国家应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合理分配教育拨款。然而当前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足, 个人及家庭成本分担过重。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过高, 使一些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这些教育成本而导致家庭贫困。因此可以通过税收激励方式, 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教育事业, 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通过“第三次分配”解决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致贫”问题。

4.5 推进城乡一体化, 切实增加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

“教育致贫”问题与贫困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城镇对比, 农村家庭“教育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因为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很少, 面对如此高额的教育成本很容易使一个家庭经济状况走向贫困。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增长这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加大的趋势, 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各种支持和帮助, 提高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增强农村低收入家庭支付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致贫”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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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晓霞, 吴开俊.因教致贫: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失衡[J].高教与经济, 2009.

低收入家庭 篇7

关键词：农村,农民收入,意见

一、古县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状况

2011年, 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715元, 较上年同期4962元增长15.18%;此次调查的80个农户中20%为低收入户共计16户, 年人均纯收入为2690元, 只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4.21%。这16户低收入家庭分布在6个乡镇, 8个小自然村, 其中南垣乡的河底村和韩家岭村的低收入户达到6户, 占到低收入户的37.5%, 其余10户分布在其他6个小自然村中;这些农户中, 人均收入达到2200-2800元的有8户, 人均收入达到1600-2200元的有4户, 其他4户人均收入更低在1500元;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家有病人的有2户;子女多的老超生户有2户;没有文化, 在家务农始终经济薄弱的有8户;近期因灾、因故返贫的有2户;耕地少或没有其他收入的有2户。

二、古县农村低收入家庭的特点和致贫原因

1. 自然条件差, 收入来源单一。

这些低收入家庭大多数相对集中在离乡镇所在地或中心城镇较远的村落, 如南垣乡的河底村, 其特点是:自然条件差, 交通信息闭塞, 没有成型的工业企业, 市场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 农民收入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 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这些低收入户中, 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仅占劳动力人数的6.3%, 大多数都缺乏经济意识, 不善于捕捉市场信息, 不能因地制宜、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多种生产经营活动, 过于依赖传统农业, 因此收入水平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更是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因素, 难以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2. 家庭经济负担重, 劳动生产效率低。

这些低收入户中, 属于孤寡病残户、低收入户、单身家庭的共占6户, 占据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较大比重, 再加上低收入农户往往户均人口较多, 经济负担较重, 文化水平不高, 劳动力素质又相对较低, 直接导致农户增收效率低下, 特别是因文化素质低没有技能致贫、因家庭人口多, 相对劳动力少的低收入户, 这些客观因素也导致低收入农户意志消沉, 思想被动, 不能致力于勤劳致富、增加收入, 甚至加重了家庭支出, 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

3. 生产成本高, 经济效益低。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按照人均总收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后计算得出, 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 生产成本越高, 收入水平就越低。低收入农户由于缺乏现代生产技术, 因而大都延用传统生产方式, 一方面增加了生产成本, 同时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 经济效益极其低下, 最终导致增产不增收。另外社会保障能力不强,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使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仅仅是靠天吃饭, 靠命运生存,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 本来就比较困难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低收入状况难以改观。笔者所调查的农户中有5户就属于这种情况。

三、实现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几点建议

低收入农户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 解决的难度也很大, 应区别情况, 对症下药, 需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需要帮扶并重, 多管齐下, 需要因势利导, 循序渐进地彻底加以解决。

1. 扶贫先扶志, 通过帮扶增强低收入户的致富信心。

首先是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帮助, 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党的温暖, 增强生活的信心和热情, 解决精神萎靡和意志消沉的问题;其次是加强对他们的科学技能培训, 真正让他们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和本领, 解决想致富无技能、无本领的问题;同时要营造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平台, 给他们提供信息, 并在国家实施的一些农业项目中, 对低收入户给予适当的扶持和照顾, 解决他们想富无门的问题, 进而增强他们的致富信心。

2.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带动低收入户脱贫致富。

只有经济发展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低收入农户实现脱贫致富才有可能。古县南部属生态型农业经济板块, 低收入农户比较集中, 在调查的80户农户中有8户就在这一地区。解决这些低收入农户可以依托当地的自然区位优势, 结合生态环境建设, 大力发展核桃、药材、金米等具有市场潜力的农产品, 加入到本地区有影响企业的产业链中, 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龙型经济”, 解决产品销路, 实现脱贫致富, 通过当地经济大发展、快发展来加速他们的脱贫步伐。

3. 依托工业、依托城市, 增加低收入农户的非农性收入。

古县北部属工业经济板块, 突出发展煤焦化、建材两大主业, 这里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 低收入农户也比较少, 在80户抽样调查中低收入户只占2户, 分别为超生户和老弱病残户。因此,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有劳动能力的要加强就业能力培训,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增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对老弱病残的采取企业帮扶的政策, 让他们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 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救济, 增加他们的收入。

4. 争取更多政策倾斜, 鼓励支持低收入农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低收入家庭 篇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的分配过程必然会产生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阶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房改政策的进行,当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远远高出世界银行的权威认定水平。而广大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与具有适宜的住房标准的住房价格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因此,低收入阶层仅仅依赖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其自身的住房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与住房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指出我国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不够完善,政策措施还不配套,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还比较困难。并指出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意见,加大廉租房建设规模,健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城镇家庭收入采用“七分法”,将所有调查户按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10%、10%、20%、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等七组。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对于住房需求的选择是不同的。因为国家住房保障制度中的廉租房是以一定的价格租给被保障人群的,而经济适用房是以一定的价格卖给被保障群体的。因此,最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高的区别不仅仅是在“七分法”中所占比例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租”廉租房来享受住房保障,而后者则是通过“便宜的买”来享受住房保障。

本文以低收入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安徽省廉租房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具体的方法是首先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通过计算找出历年城镇低收入的人口数量;其次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预测未来低收入人群的规模;然后通过人均居住面积的标准推算出满足这一部分人住房需求所需要的保障住房的面积;最后,通过某一个参照指标得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缺口。

1 安徽省城镇居民低收入人口和住房需求预测

1.1 思路和模型

住房需求预测的思路是首先通过低收入人口预测未来低收入人口的规模,然后再算出低收入人口的总的住房需求。但是,总的住房需求还包括现有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存量,因此,安徽省城镇居民低收入人口和住房需求预测的内容应该为实际需求量,即实际需求量=总需求量-现有存量,用公式表达为(1)式:

其中:M代表安徽省城镇居民低收入人口和住房实际需求量;

P代表未来安徽省城镇居民低收入人口规模;

m代表未来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1代表安徽省现有低收入人口住房存量。

1.2 假设和计算

由分析可知,安徽省城镇居民低收入人口和住房需求预测的计算公式为(1)式,那么分别计算P、p和m1即可。

1.2.1 P的计算:

假设Q为安徽省某一年最低收入人群的数量(万人),N为年份,则相应的回归模型为:Q=a N+b。

通过《安徽省统计年鉴》找出历年安徽省的人口数据,根据“七分法”把总人口5%的认为是低收入人口的数量,将1998-2008数据代入上述模型,并用EVIEW5.0进行运算,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带入方程,得出近似的相应年份的最低收入人口的预测值,如表1所示。

(单位:万人)

1.2.2 m值的确定:

根据2008年安徽省建设厅对安徽省廉租房建设的标准,新建(含配建)廉租住房以满足基本住房需要为原则,人均建筑面积原则上控制在13平方米左右,因此本文将m取值为13。

1.2.3 m1的计算:

通过搜集资料,得到安徽省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即低收入家庭(低保户)中的住房困难户的住房情况(如表2所示)。

通过表1和表2可以相应的算出2010-2019年低收入人口中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4m2以下,4-5m2,5-6.5m2,6.5-7.5m2,7.5-8m2的人口规模。

由P的计算可以得到到安徽省2008年低收入人口规模为337.05万人,那么就可以得出2008年相应的4m2以下,4-5m2,5-6.5m2,6.5-7.5m2,7.5-8m2的人口规模,如表3。

取4-5m2,5-6.5m2,6.5-7.5m2,7.5-8m2中间值(另外4m2及以下的取4)4.5,5.75,7,7.75作为相应人群的近似住房面积,那么由相应群体的人口乘以近似的人均住房面积(例如4m2及以下的住房存量=122.69×4=490.76万平米)然后相加,就可以近似算出安徽省现有低收入人口住房存量为1778.61万平米。

1.3 计算结果

将P、p和m1带入(1)式,即可以得到2010-2019年安徽省低收入家庭实际住房需求量如表4所示。

根据2008年安徽省建设厅对安徽省廉租房建设的标准(人均面积为13平方米),上文对安徽省廉租房的需求进行了预测。而由表3可以看到,低保户都没有达到人均13平方米的居住要求,把距离13平米的这个差距看作是这一部分人的住房需求缺口,即政府如果能“填平”这一部分低保户的需求缺口就看做是基本满足了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

(单位:万平方米)

根据安徽省住房保障制度的规定,对于上述需求缺口的补贴包括实物补贴和现金补贴等措施来满足低保户的住房需求。本文采取用实物补贴来进行研究,即用一定的住房面积来补贴没有达到13平方米的低保户的住房需求。例如,人均面积只有4平米的低保户,政府需要给他们每人补贴13-4=9平米的住房需求。由于所得数据是包含在一个区间里面的,并且在此区间内每人住房面积的分布不均匀,因此,取4m2-5m2,5m2-6.5m2,6.5m2-7.5m2,7.5m2-8m2的中间值(另外4m2及以下的取4)4.5,5.75,7,7.75作为相应人群的近似的人均住房面积,那么就可以近似的算出补贴低于13平方米的相应的低保户人群的具体面积(如表5)。

由表5可知,安徽省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除了表4中列出来的2010-2019年每年的住房实际需求预测值外,还需要加上额外补贴的面积2831.31万方米。

2 结束语

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选取了户籍人口历年的数据,运用EVIEW5.0软件大致的预测了一下未来十年的常住人口数量,进而预测了低收入群体未来的住房需求。但是城镇人口的增长或者变化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本地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等。本文的不足在于预测低收入人口的时候没有考虑所有的因素,预测的数据可能会有偏差。其次,统计年鉴上所说的“七分法”也是根据整个国家的数据大致划分的,每个省的情况又有差别也不是很精确。第三,由于8m2-10m2,10m2-13m2,13m2-15m2,15m2-16m2住房困难户的分布结构不清楚,只能通过假设和取中间值来近似计算住房需求量,可能有所偏差。

本文以低收入家庭为研究对象,预测了其住房需求量和补贴的额度,在之后的研究中,可选取中低收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可以通过引入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更深层次的研究居民收入对于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影响。其次,在预测未来中低收入家庭数的时候可以更多的选取影响城镇人口变化的因素来建立模型进行预测,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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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 篇9

美国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以个人收入、职业、教育和在社团中的地位来衡量的。《纽约时报》曾使用收入五等分位数 (income quintile) 来定义阶层, 从最低到最高的阶层分别为:下层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上层阶级[1]。下层阶级即低社会经济地位阶层, 指那些居住在市区或乡村、长期失业且依靠政府救济而生活的低收入家庭群体。在下层阶级中, 又有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犯罪和社会无组织状态。这些家庭出身的子女在接受良好教育机会及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无法和其它几个阶层的子女平等, 大部分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很差。这部分家庭的子女教育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

1. 美国低收入家庭子女所受教育的现状

(1) 低收入家庭不能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所接受教育程度低, 不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语言使用的榜样。例如, 家长不常为孩子朗读, 不鼓励他们阅读和进行其它的学习活动, 对孩子寄予的期望也很低。因此, 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未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熏陶的情况下入学, 与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学生之间形成大的反差:父母接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比父母接受教育程度低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下表列出的是1994年美国国家教育发展评估委员会关于4、8、12年级学生阅读能力与其父母教育程度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 父母所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的阅读能力相对较高, 具有大学学历的父母, 他们的孩子在4、8和12年级的阅读能力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而高中未毕业的父母, 其孩子的阅读能力最低。

(2) 低收入家庭子女无法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

美国的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房地产税, 这就使富人居住区的学校经费和穷人居住区的学校经费形成了天壤之别, 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 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只能在不良甚至恶劣的教学环境中学习。

低收入家庭子女只能就读于当地的社区学校, 对于供低收入家庭子女学习的学校来说, 它们不得不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保证学校安全、对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服务和其它的许多需求上, 用于正规教育的资源更少。这种资源的缺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很大, 在非常贫困的地区, 环境消极恶劣, 犯罪频发、缺乏积极榜样、社会健康服务匮乏, 这些不良因素侵蚀着孩子们的进取心、学业成绩和精神健康, 加大了他们走向成功的难度。除一些孩子在逆境中脱颖而出之外, 大多数孩子的学习处于劣势地位。

2. 美国联邦政府和学校采取的教育对策

为了使劣势群体学生也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美国联邦政府和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联邦政府于2001年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修正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对“高质量教师”进行了界定, 注重奖励那些缩小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学业差距的教师和学校, 对提高了学生成绩的教师和选择在低收入学校教书的教师也予以奖励;[2]鼓励家长参与孩子教育[3]。学校则采取了各种促进贫困学生发展的措施, 如针对学前儿童和小学生的补偿教育方案,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谓补偿教育方案, 就是专为解决来自低收入阶层学生的学习问题而实施补偿教育和额外帮助, 以避免或补救发生的问题的方案。该方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集中干预方案

集中干预方案是针对入学前孩子所受家庭教育不足这一缺点而提出的一个应对方案, 主要用来开发孩子的早期认知技能, 帮助父母为孩子上学做好准备工作。研究发现, 该方案对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认知发展有积极影响, 如果这一方案能持续实行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效果更好。

(2) 恢复性阅读方案

该方案主要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对有阅读困难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这一措施对有风险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3) 为所有人成功的方案

这是为小学劣势学生而设计的综合性方案。它包括为幼儿园和一至五年级的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提供家庭支持、以及为避免学生落后而设计的灵活变化的教学方案三个方面。该综合方案的实施对就读于特别贫困区学校的孩子成长有巨大而持续的影响。

(4) 缩小班级规模

缩小班级规模是补偿教育方案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将班级学生人数减少到20人左右, 一方面能使教师充分照顾到每一个学生, 便于课堂管理, 另一方面, 学生人人都有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 有利于合作学习。规模小的班级对贫困社区学校的学生大有益处。

补偿教育方案是为了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 缩小他们和中产阶级子女之间的成绩差距, 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成功机会而采取的举措, 为促进教育公平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中国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现状分析

本文所指的中国低收入家庭, 主要指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贫困农民家庭, 不包括城市失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4]200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3倍。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偏远中西部农村, 农民的收入无疑更低。在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背景下, 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也越来越明显, 突出表现为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在享受教育资源和接受教育程度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1. 农村教育资源相对贫乏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 极大地缓减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了平等的入学机会, 极大提高了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 减少了辍学率。国家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的建设和应用, 从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 使部分农村孩子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 在师资和教学条件等方面, 依然不容乐观。

(1) 农村学校师资质量和数量得不到保障

近几年来, 国家加大了师资培训的力度, 教师素质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仍然存在知识老化、教学观念落后、教学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教学方法的更新跟不上教材的更新;重文化知识教育, 轻思想品德熏陶;重考试分数, 轻综合素质培养等现象仍然存在。

另外, 农村有的地方还存在专任教师短缺的现象, 据媒体报道, 陕西省宝鸡市某农村高中统计, 近三年就有10多名优秀教师流向城市, 但县政府因财政不足, 又拒绝大学生回县工作, 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严重缺编。广东省某地农村一个教师身兼数个科目或一个教师同时承担附近两三个村小学的某一科目的教学任务成为很“正常”的情况。“虽然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村师资短缺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交通不便等, 众多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城市的趋势已属不可逆转。”[5]这不但影响到农村学校师资数量的稳定性和质量保障, 也挫伤农村学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2) 教学设施落后

到目前为止, 绝大部分农村学校实现了校舍的新建或翻新, 房子舒适美观, 但里面的教学设施却由于经费短缺而得不到更新, 课堂教学所必须的电教设备如多媒体、网络等一应俱无。有的学校虽然建立了计算机房, 但学生使用的机会并不多, 甚至有些学校的领导害怕设施损坏而无钱维修, 干脆将电脑锁起来, 不让学生使用。学生最熟悉的教具仍然是课本、黑板和粉笔。

(3) 后进生受到忽视

不论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前阶段 (高中阶段) , 以“泛知主义”为核心的认识论和评价观仍占主流, 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仍然是学校追求的最高目标。“重点班”、“实验班”网罗了成绩好的学生, 配备了相对优秀的教师, 提供了比“普通班”更好的学习条件, 目的是为了提高中考或高考的升学率, 条件好的学校则在为出“高考状元”而“奋斗”。占绝大多数的成绩较差学生则成了“重点班”或“实验班”的陪衬, 无形之中养成了“重点班”或“实验班”学生的优越感, 损伤了普通班学生的自尊心。

2. 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程度偏低

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上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据《广州日报》报道, 目前我国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 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2006年1月, 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学历的增加, 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 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5]初中阶段是导致这种学历差距的关键时期, 由于学生自己成绩不理想而对学习失去兴趣或因家庭困难不愿继续供子女上学等原因, 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 大部分学生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对于这大部分初中学生来说, 初中教育是他们最高的“正规学校教育”。

三、提高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程度的对策及启示

从上述现状对比可知, 不论中外, 社会阶层的经济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差距使社会底层的家庭子女在接受教育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降低这种因经济差距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使弱势群体学生也能学有所成, 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美国的政府和学校采用了各种措施来提高他们的成绩和能力。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农村教育实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说, 要改变我国目前的城乡教育不平衡状况, 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扎实的工作。

1. 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制约农村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师资。经济因素是最大的因素, 经济的问题解决了, 师资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所以,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教育经费的问题。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增加, 应该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上重点向农村中小学倾斜, 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学校, 使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得到进一步改善, 以吸引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回农村工作。

2. 建立县 (市) 教育系统内城乡教师间的定向流动机制

要改变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就必须做到县 (市) 教育系统内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之间的定向流动。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 工作一定时间再回城市;农村学校青年教师到城市学校工作一定时间再回农村;城市特级教师或教学名师必须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到农村学校指导教学、科研的任务。

3. 建立长效教师考核机制

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 教师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平时的知识技能积累和教育培训。因此, 建立长效考核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主要在于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文化知识和职业道德素养的不断更新和提高。考核的办法可以是考试加学生评价的综合考核。考试内容应包括文化知识、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等方面;学生评价主要包括教师的师德风范、教学热情和教学投入程度等。考核成绩与评优晋级挂钩, 优胜劣汰。

4. 对农村学生尤其是后进生采取教育补救措施

作为教育工作者, 应该坚信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对于心智正常的学生, 在某些方面暂时没有学会, 并不代表他就永远学不会。从不会到会只是方法上和时间上的问题。对于那些暂时还没有学会的学生, 教师要采取补救措施。具体来说, 首先要从学生的心理和家庭方面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落后于其他同学, 然后有的放矢, 和学生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补救计划, 并监督学生执行。另外, 教师和后进生、成绩好的学生和后进生, 都可以组成一对一的“对子”, 随时可以针对没有学会的地方请教和指教。

5. 提供家庭教育帮助

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师。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父母的榜样是至关重要的。农村父母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习好, 有出息, 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去教育孩子。因此, 为家有儿童的农村父母提供家庭教育帮助迫在眉睫, 这应该引起各方的重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政府的做法, 由政府拨款, 鼓励父母参与学前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的国情, 教育机构可以开发学前家庭教育的小册子、组织儿童教育专家为农村幼儿父母提供咨询服务、设立农村中小学定期接待家长日等等, 都是不错的家庭教育帮助形式, 但这在我国还仍然是一个空白。

总之, 我们只有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努力为低收入、低文化家庭的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 健康快乐地成长, 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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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丁克”家庭如何理财 篇10

在繁华的大都市，有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崇尚自由，追求浪漫，过无忧无虑的两人世界的生活；或者因为他们工作忙碌，虽然结婚多年，但没有空闲的时间养育子女。他们被称为“丁克一族”。“丁克一族”的夫妻感情大都很好，而且观念都比较时尚超前，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但因为工作繁忙而大多数都是“财盲”——没有理财的概念，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理资产，而且因为没有孩子，少了一大笔子女养育费用支出的担忧，因而在日常花销上一般不轻易节制。

高收入的“丁男丁女”

“丁女”李盈，今年35岁，大学本科学历，某大型杂志社娱乐版副主编，月收入税后1.2万元。崇尚精致生活和热情工作，热爱高尔夫运动，对一切新鲜事物异常敏感和好奇。

“丁男”黄锐，是李盈的先生，今年37岁，大学本科学历，某大型外资企业市场部经理，月薪税后可达2.4万元。同样是高尔夫球的忠实粉丝。

在家庭支出方面，热爱时尚的李盈夫妻俩自然不会克扣，日常的餐饮费用支出每月3000元，自备车的加油、停放和维护费用共2000元左右。购置衣物、娱乐消费等每月约3000元(主要为打高尔夫支出)。另外，李女士算了一下每月分摊的医药费和保健费用约200元。双方父母的赡养费每月4000元，每月归还银行房贷4800元，每月总共可以结余19000元。

年度性收入方面，两人年终奖共30000元，而存款利息收益约40000元左右。年度支出方面，每年车险费用为3000元，之前购买的意外险保额50万元，每人每年各需缴纳2500元左右。旅游支出约为15000元。所以年度收入共可以结余47000元。一年下来夫妻俩可以有275000元的储蓄，颇为可观。家庭资产丰盈厚实

夫妻双方均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期，都有稳定丰厚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各自单位都缴纳了“四金”，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有两处房产：一处自住，100平方米，市价150万元。另一处90平方米，市值约140万元，还剩10年，40万元的按揭贷款，每月还款4800元。此外夫妻两人共用一辆小汽车，定期存款有100万元，活期存款5万元。

因为夫妻双方虽然工作收入颇高，但工作压力都不小，而且他们生性崇尚自由，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满足且陶醉于两人世界的浪漫，所以决定做都市里流行的“丁克一族”。双方父母身体健康，财务状况良好，夫妻俩过着幸福的两人世界的生活。

“丁克家庭”的理财需求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提前退休，并有足够的资金养老；除此之外，就是保证每年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到国外旅游一次，慰劳自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价的上涨，夫妻俩既然没有选择养儿防老，那么从现在开始也要为提前退休后的生活做些准备了，“丁男丁女”终于下定决心开始通过理财来确保提前退休后的生活品质不受影响。

资产配置及具体投资建议

冯丹

家庭财务状况分析

家庭收支情况分析目前，家庭年收入50.2万元，年支出22.7万元，年度结余27.5万元，家庭年度结余比例为54.7％，比例适中，有利于家庭资产的快速积累。相对而言，家庭消费比较合理，其中还贷支出占比为25.37％，未超出30％参考值，在合理范围内。与此同时，在家庭收入中，工薪收入为主要来源，占比92.1％，理财性的收入只有7.9％，理财收入比例较低。

家庭资产负债分析目前，家庭总资产410万元，家庭负债40万元，净资产370万元。净资产率为90.2％；其中生息资产占比为25.6％，固定资产占比为70.7％，生息资产比例较低，且生息资产收益率较低，不利于家庭资产积累。

但李女士家庭最大的优势在于，家庭现金流比较充裕，而且资产负债率仅为9.75％，家庭资产抗风险能力中等偏上。不过，通过和李女士的详细交谈以及为夫妻俩所做的风险测评显示，李女士和先生均为平衡型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中等。

家庭保障分析除了公司购买的“四金”，李女士还自己和先生各投保了一份意外险，保额50万元，保费两人合计每年为5000元，保障消费只占支出2.2％，低于10％～15％的参考值，保险缺失较为严重。

由于李女士和先生都是家庭经济支柱，应当加强保险方面的投入，且通过我们的计算，现有的寿险保障尚不足覆盖潜在的风险，而李女士夫妇还没有购买健康保障，建议应同时补充这两项保障。

理财目标分析

李女士说，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收入也高，但是比较辛苦忙碌，她和先生想在45岁退休。这样算来，夫妻两人还有10年左右打拼的岁月。按照国内人均寿命80岁来计算，退休后的35年光阴，既要保证退休后生活质量不下降，同时还可以保证每年外出旅游，按国内平均CPI为5％来计算，夫妻俩退休前最少要准备420万元的资金才不会降低退休后的生活质量。

另外，双方父母现在都步入老龄，照顾他们的费用也需要保证充足。而且，由于夫妻俩没有子女，养老的费用肯定要早做打算。

理财建议

从理财投资的角度来看，李女士夫妻俩现有投资工具过于单一，资产组合的效益偏低，李女士夫妻俩应该在开源方面多花工夫，比如将正在贷款的房产出租，增加租金收入，弥补银行还贷；巧用多种理财工具，盘活资产，增加理财性收入。以下为李女士夫妻俩提供具体的理财策略，以便参考。

提高投资收益“丁男丁女”原有的资产配置相对单一和保守，主要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根据他们的风险投资偏好，建议调整产品类型，构建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性的稳健型投资组合。增加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配置比例，减少定期存款的比例，增加低风险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配置；对于流动性资金，可考虑选择工行的灵通快线产品或货币型基金来替代大部分活期存款，以优化持有组合，增加投资收益。

尽早筹集养老资金“丁男丁女”希望在10年后退休，假设长期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的情况下，建议购买年金型养老保险和用基金定投方式来补足退休后工资降低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的缺口。具体操作：将每年度结余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年金分红型产品。

将空置物业出租这部分的租金收入，弥补房贷支出。由于该房产地处商业中心，租金收入每月有望可达4500元。

保险建议

郑敏

女士的家庭虽然收入可观，结余不少，但离其早日退休、实现财务自由

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财务自由指的是家庭的被动收入(即投资收益)超过家庭的日常开销，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再为钱而工作，实现提前退休。

在实现财务自由的过程中，保险的是一项重要的防御性的财务安排，用以保护资产安全，防止意外损失，具体到李女士这样的丁克家庭，可以按照以下的顺序来考虑：

首先，李女士的家庭目前投资收益不多，收入主要依赖薪水，保障自身的收入能力是当务之急。丁女士夫妇没有孩子，责任额度可以较低，主要考虑对双方老人的赡养义务和自身的健康和养老保障。

双方父母目前为65岁左右，预期赡养期间15年，要承担赡养费约为70万元，那么夫妻俩各自在原有意外险保额的基础上购买一份20万元额度、15年期的定期寿险，年缴保费共约为1200元，受益人为父母，就可保障这一责任。

在健康险方面，一般的住院医疗对“丁男丁女”并不造成大的影响，主要风险倒在于重大疾病和意外伤残，因为这两种风险不仅会发生高额的医疗费用，还会造成收入中断，投保额度应分别在30万～50万元为宜。在选择险种方面，对于李女士这样的丁克家庭，推荐购买定期消费型的保险产品，不仅可以轻松提高保额.其节省的大约80％的保费则可以通过合理规划为将来创造更高额度的现金保障。

金盛保险特别提示

周明怡

李女士家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配置太过单一，建议李女士夫妇将100万元银行定期存款做些分散投资，一部分用于固定收益投资，包括债券和定期存款等。另一部分用于证券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这些都是作为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补充。

从家庭保障方面来看，在抵御疾病侵袭方面还需要做一定计划安排，建议每人应准备一份2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

单收入军人家庭理财规划 篇11

关键词：单收入军人家庭,闲置资金,理财

军人固然要以保家卫国, 报效人民为天职, 但为人伴侣、为人父母的军人也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在配偶无收入的单收入军人家庭中军人的顶梁柱角色尤为显著。要减轻这样的家庭中军人所承担的重负, 使军人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部队建设中, 就有必要充分考虑家庭未来潜在的一些重要风险, 运用适当的理财工具对其家庭收入进行科学、合理地规划, 以达到财产保值增值、转移风险的目的。

一、单收入军人家庭的理财需求

在2006年部队涨工资之前, 对于单收入军人家庭而言, 军人的收入除维系一家老小基本的生活需求外, 基本剩余不多, 对于这为数极少的闲置资金, 大多数家庭都毫不犹豫地选择放进银行以备日后之需, 最常见的就是零存整取。经过自2006年来两次大幅提高军人工资待遇后, 单收入军人家庭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手上的闲置资金增多。对于这部分闲置资金, 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财观念、知识和部队信息相对闭塞等原因, 不少家庭仍然沿袭以前的方式存入银行, 有些定存, 有些甚至就放在工资卡里当活存, 殊不知在当前低利率、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下, 自己辛辛苦苦挣下的养家糊口钱已经悄然缩水。那么对军人的收入如何进行科学规划, 才能达到保值增值、实现单收入军人家庭未来一些重要需求的目的呢?

对于单收入军人家庭而言, 未来不确定的财务需求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

1、子女教育。

随着教育品种的日趋多样化、教育费用的逐步攀升, 为孩子教育经费未雨绸缪已经成为当前每个家庭的必需, 军人家庭也不例外。

2、配偶养老。

虽然部队为随军未就业家属办理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但数额有限, 在生活成本预期上涨的背景下, 必须寻求其他有效的途径积储足够的养老金。

3、家庭成员的医疗。

军人自身的医疗费用是全免的, 但其随军未就业配偶和未成年孩子只能享受部分医疗费用优惠, 一旦患上重病, 由自己承担的额度也为数不小, 对于这部分风险的防范应予重视。

4、军人遭受意外事故或退伍、转业而导致收入减少、中断。

在单收入军人家庭里, 军人是顶梁柱, 军人一旦遭受意外或变故, 必将使家庭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然而, 军人职业的特点决定了军人比平常老百姓更容易发生意外或变故, 一方面, 军人这个职业本身就注定要与危险相伴;另一方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大多数现役军人都有可能面对退伍、转业, 在当今和平年代更是如此, 再次就业是否稳定、收入待遇比之部队是多是少都是难以预期的。为此, 在平时注重转移这部分风险、积储足够的应急金是非常必要的。

二、单收入军人家庭的理财建议

针对以上单收入军人家庭未来不确定的诸多财务需求, 在与之经济实力、风险承受能力相符的前提下, 有如下理财建议:

1、定投基金。

由于对于大多数单收入军人家庭而言, 投资理财是个新兴事物, 普遍缺乏相关的知识和实践, 并且能投入的资金相当有限, 承受亏损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因此应选择专业难度较低、操作较简单、市场运行好把握、安全系数相对较高、投资起点额低、委托职业道德风险较低的机构打理的投资工具, 就市场上现有的金融产品服务而言, 基金定投是个合适的选择。单收入军人家庭可以考虑用每月闲置资金的1/3左右来定投两份基金, 一份以满足配偶养老需求为目的, 一份以子女日后教育经费需求为目的, 只要坚持不懈地长期投资就能取得不可小觑的回报。

2、选择教育储蓄。

教育储蓄是国家为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而推出的储蓄品种, 它采用的是零存整取的存款方法和定存的利率, 而且享受免缴利息税的优惠, 适合于家有需要接受非义务教育孩子的家庭, 是包括单收入军人家庭在内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子女积累学费的一种有效方式。家长可配合子女的教育进程进行合理规划, 确定教育储蓄存款的期限、金额, 充分享受高利率、免利息税的待遇。

3、补充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是一种射幸合同, 平时一次性或分期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费, 在出险后只要经核实就能得到赔付;同时商业保险一般都有保费豁免条款, 一旦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将不须再缴纳保费, 但保障依然有效。商业保险的这些优点很适合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单收入军人家庭将其作为部队已提供保障的补充。作为中低收入的家庭, 单收入军人家庭在配置商业保险时宜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 投保对象先大人, 后小孩; (2) 费率低、保障全, 年保险费占家庭年收入10%左右; (3) 能返本, 兼具储蓄、投资双重功能。根据该原则, 单收入军人家庭的投保规划如下:为无收入未来养老风险高的军人配偶投保分红型养老年金保险, 并附加重疾或意外伤害险;为不能得到全额医疗保障的配偶及小孩投保医疗费用保险;为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军人投保定期寿险及意外伤害险。

4、储备紧急备用金。

单收入军人家庭紧急备用金主要用于家人患病、发生意外、军人因工作变动导致收入减少等家庭突发事件时的紧急支出, 一般为六个月左右日常支出水平。备用金的储备要求具有在确保很强的流动性的前提下获取一定的收益, 可考虑的储备方式包括: (1) 传统银行活期存款; (2) 货币基金。当备用金积累额较大时, 也可考虑投资门槛相对较高的通知存款或稳健型中短期银行理财品。

5、活用信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