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大国

学习大国（精选12篇）

学习大国 篇1

摘要：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瑞典、挪威、芬兰、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把推进国民的终身学习作为开发人力资源、增进国际竞争力、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的重要途径。为推进学习大国建设,这些发达国家建立了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机制、经费的资助机制、学习的激励机制、技术的支撑机制、社会的参与机制等,这些经验为当下我国努力推进学习大国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样本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学习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推进机制

2013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1]2014年5月,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上海峰会参加专家座谈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2]9月份,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演讲时再次指出:“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2]“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这一掷地有声之语,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将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发展。

做学习大国,不是自己闭门造车,首要的也是必需的一步,是向世界上其它学习大国虚心学习,学习他们在推进学习大国建设进程中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避免走弯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1]目前,挪威、芬兰、瑞典、丹麦、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正致力于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机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走在了建设的前列。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为当下我们的学习大国建设提供了真实的参考样本。

一、法律和政策保障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核心

学习大国理念的认同抑或推进,是一个逐渐被认知、接纳并身体力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定周详的法律、法规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一方面反映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从法律层面赋予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地位,有助于促进学习大国的理念在广大民众间的广泛传播与认同。同时,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化国家是任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推进学习大国建设也必须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有理可讲,这势必要求确立规范,明确责任,落实要求,从而减少在推进过程中可能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或矛盾。放眼全球,凡是学习大国建设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制定了详细周全、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为学习大国建设提供法制保障。早在20世纪90年代,挪威政府就确定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有限发展领域,包括:全体人口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行政的分权化等。2001年,挪威教育部发表《挪威终身学习报告备忘录》,详尽阐述国家层面上如何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策略。芬兰政府于1999年颁布的《政府计划》中明确指出:“提高整个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将促进芬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依照终身学习原则,平等的教育机会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管其居住在哪里,年龄、语言和经济状况如何。”[5]为此,芬兰教育部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部署,于2003年又制订了《芬兰教育部2015战略》,提出了教育部各部门未来工作的主要方针:确保教育和文化的平等和质量;促进知识增长和学习;增加参与学习的机会;支持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竞争;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各部门的绩效[6]。瑞典政府在制订建设学习大国的政策时,充分关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将各级各类学校统一纳入到学习大国建设体系中:包括四岁以上的儿童学前教育免费,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严格的国家课程和核心技能单元教育教学。美国的做法更为精妙,早在1993年,其国会颁行了《政府业绩与成果法》,明确要求联邦政府制订发展策略和年度成就评估方案,为每一项学习计划拟定相应的衡量指标、衡量体系,国会则依据这些指标体系的实施状况,评估计划的可行性、实效性,最后决定资助与否以及资助等级。不久,美国政府又通过了《成人教育与家庭读写能力法》,明确提出依靠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推广来大力实施远程教育,促进学习机会的不断扩展和提升。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在推进学习大国建设进程中,都制定了严格的关于学习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体制,而且立法和决策程序完善,法规和政策实施过程相互协调,法规和政策内容丰富。发达国家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经验表明,建立法律和政策保障机制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核心。

二、经费资助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关键

由于学习大国是面向广大国民的,体系庞杂、覆盖面广,这意味着“政府不仅要为个体提供更多数量的学习机会,而且要在现有教育活动的内容方面实现质的转变;意味着开发并利用更多全新的学习方式及学习条件;意味着个体在其生命周期内学习时间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会引起教育、培训、学习经费的同步变化,还会导致社会在这些活动上的总支出也相应增加,社会资源供小于求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7]。因此,推进学习大国建设,必须建立灵活的经费资助机制,以提供持续的物质保障。挪威政府对学习大国建设的经费投入大致可分为三类:直接的国家拨款,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私立学校、民众学校、移民的语言培训与劳动力市场培训、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等;国家支出的地方专款,主要用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包括学徒制职业教育;部分由国家资助的项目,主要用于减免部分学习者的学费[8]。瑞典对于成人学习资助形式更为多样,大致有五种:特殊成人资助机制、失业者成人资助机制、特殊教育经费资助、学习津贴和成人教育入学资助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丹麦教育经费的拨付基本上依据计费器制度(taximeter system),即政府按照学生人数和实际教育活动拨付经费,它包括四种补助金形式:基本补助金、教学补助金、管理/操作补助金、建设补助金(包括租金、利息、债务等)。在计费器经费拨付制度下,经费是以一种补助金的形式,通过中央政府,按照每学期或每学年全日制实际学生数量和实际教育活动数量拨给各个教育机构。每一个项目都给出一个官方确定的经费数额,并刊登在政府年度经费报表中。在加拿大,为保障公民参加各种形式的教育学习,联邦政府制订了覆盖学前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中学后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培训的一系列学习经费资助计划。在学前和青少年教育方面,联邦政府推出了“全国儿童受益”计划、“新生儿家庭补助”计划、“早期儿童发展协定”“青年就业策略”等。在中学后教育方面,联邦政府制定的资助政策如下:千年纪奖学金基金;助学金;家庭教育储蓄;特殊政策减轻学生债务负担;对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提供特别资助。在对成人教育与培训的资助方面,加拿大政府鼓励成人学习和技能发展的策略包括:“劳动力市场发展协议”“土著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残障人员就业援助策略”“社区通道计划”等。

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推进学习大国建设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层面学校、不同学习阶段都投入了大量的教育经费。而且,这些教育经费都能兼顾公平与效率,注重成本分担,引进竞争机制等特点。发达国家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经验表明,建立经费的资助机制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经济基础。

三、技术支撑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支柱

推进学习大国建设,其实质和要义,是要突破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学习方法的陈旧,使国人时时能有学习机会,处处都有学习场所。现代教育技术的先进性、传播技术的图像化、传播手段的跨越时空性,为人们创造了随时学习的环境,提供了共有共享的资源,使终身学习从理论变为现实。因此,在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和传播技术的支撑作用。在挪威,首先建立了终身学习大学网,建成社会组织、公司、个体和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网络中心,其数据库有约1700门课程,从短期课程到完整的硕士研究生课程都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课程市场”。其次,进行能力网络的建设工作,目的是通过信息通讯技术以及适合公司雇员特殊需求的教学法,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培训环境,通过能力网络建设,使得传统意义上以学校为本位的培训逐渐与市场嫁接,使培训多样化、灵活化。再次,建设开放学习挪威网,在高等教育领域制订了一个联合计划,在网上发布学习资料,将之开发成合作性的学习环境。在丹麦,教育部所确定的“教育体系中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和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各级教育中培养学生运用信息和通讯的技能;二是教师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通过学习和不断测试,重点提升教师同步接受信息与通讯技术教育的能力;三是学科和信息与通讯技术,主要是明确信息与通讯技术在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改进中的支撑作用;四是公平、灵活地获得终身学习机会,即重点发展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公共教育计划。加拿大政府利用技术手段拓展学习机会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远程教育的组织和管理机构;重视硬件设施及网络建设;积极开发网上教育资源;促进信息技术在企业培训中的作用。

可见,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建立的技术支撑机制具有注重创设虚拟学习环境、注重开发网络学习资源、注重培养信息和通讯技术技能等特点。发达国家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经验表明,建立完善的技术支撑机制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技术基础。

四、社会参与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基础

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绝不仅仅是政府一方或者个人单独的行为,而是一项涉及社会各方的全面、系统、整体工程。只有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教育中来,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明确其教育职责,学习大国建设才能具有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综观全球,即使在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较为充裕的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积极投入。挪威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吸收社会各组织相关机构参与、建立各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机制来实现。首先,加强对学习大国学习的统筹管理。其负责统筹管理和协调学习的机构有国家教育办公室、地方当局(郡、市)等。国家教育办公室负责教育质量监控,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根据法律规定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而职责重心放在与学校、地方当局协商教育事宜,促进政府部门、教师团体、家长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郡当局在统筹管理和协调学习中的职责主要体现在高中教育,包括成人高中教育方面。其次,建立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在挪威,为加强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与地方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有效地整合学习资源,成立了资源中心。中心一般分为两类:校内的和校外的。校内资源中心的性质是独立的行政单位,为地方社区服务,联系有开发需要的企业;校外资源中心的作用相当于教育和培训的经纪人,负责在企业与培训提供者之间牵线搭桥。在加拿大,则是充分利用和调动各级政府、各种组织和民间力量。首先体现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上:一方面,联邦人力资源开发部、工业部等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努力拓展学习大国学习的项目和内容,并联合采取措施。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加拿大教育部长联合会和就业部长联席会议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行动的最重要媒介。其次,政府与社会团体、私立部门结成广泛的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多边洽谈,举行各种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争取多方的支持。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吸纳各种机构的投入和支持,促进社会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之外,工商企业、第三部门组织等也热情参与到学习大国建设中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通过举办灵活多样、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教育和培训,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便利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成为学习大国建设的一支功不可没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其他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学习大国是不可能的。

五、学习激励是推进学习大国建设的动力

学习大国的建设,仅靠法律政策、经费投入这些外部保障,实难起到根本作用。唯有唤醒学习主体终身学习、全面学习的意识,提升学习主体内在的学习动力,才能持续推进学习大国的建设。学习主体的主观认知、学习动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大国学习体系的运作和实施。建立学习激励机制,不仅能帮助社会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而且能积极营造学习大国的浓厚氛围。芬兰政府主要通过提供学习指导、认可各种学习成果、鼓励弱势群体参与学习等激励方式来调动民众学习的积极性。瑞典政府的学习激励机制特色明显,主要体现在个人学习账户(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制度的建立上,这是一种由政府、企业、个人分担学习成本的制度,其特点有二:一是学习内容和方式完全由学习者个人决定,可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二是学习成本共同承担,学习账户资金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投入组成。凡开设学习账户投资学习的职员都可以获得企业和政府的配套投资。2000年,瑞典政府从预算中拨款1.35亿瑞典克朗用于发展个人能力,此后每年拨款1.15亿瑞典法郎。丹麦则是通过经费支持计划和教育休假计划来实施学习大国建设策略,经费支持计划主要包括“丹麦国家教育补助和贷款计划;休假补助计划;对失业者和参加劳动力市场培训课程者的教育与培训津贴;失业补助以及社会补助金”[9]。1994年,丹麦政府制订了教育与培训休假计划。推行该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内更多的职业循环提高就业率;提高劳动力整体的资格水平;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无论是获得工资形式就业岗位的就业者还是自我雇佣的人或者失业者,只要是失业保险基金的成员就能够获得多至一年的教育休假。在英国,建立个人学习账户主要有两种方法:普及法及定向法。普及法就是向每个愿意学习的在职人员提供学习账户,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账户里投入最低限额的钱(既可以一次性总付也可以定期存入),然后政府将资助这一起始投入,每一账户最多可获得150英镑的公共经费资助。定向法就是为了支持特定的学习或满足特定的技能需求,为下列人员设立个人学习项目账户,他们是:没有获得任何资格的人;从事低技术工作的人;从事技能短缺领域工作的人;小企业的雇员;正在寻求重返工作岗位的人。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建立的学习激励机制具有注重资格认证激励、注重学习指导激励、注重个人得益激励等特点。注重资格认证激励保证了对以多种方式取得的终身学习成果的正式认可;注重学习指导激励保证了对学习者内在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的有效开发;注重个人得益激励保证了学习者学习动力的持续激发。通过及时、有效的激励措施,提高了国民学习意识,激发了国民学习热情。

参考文献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4.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294-295.

[5]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Theme-specific Country Report:Finland.2002:9.

[6]Ministry of Education.Ministry of Education Strategy 2015[R].Finland,2003:5.

[7]郝克明,周满生.终身教育经典文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

[8]Ministry of Education,Research and Church Affairs(KUF).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Lifelong Learning.Country Report-Norway,1998:48.

[9]吴雪萍.终身学习的推进机制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6.

学习大国 篇2

《大国工匠》观看学习心得感悟1

最近，央视新闻推出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为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等8位不同岗位劳动者，用他们的灵巧双手，匠心筑梦的故事。这群不平凡劳动者的成功之路，不是进名牌大学、拿耀眼文凭，而是默默坚守，孜孜以求，在平凡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最终脱颖而出，跻身“国宝级”技工行列，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在收看该系列节目时，发现他们文化不同，年龄有别，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热爱本职、敬业奉献。他们技艺精湛，有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有人能把密封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还有人检测手感堪比X光般精准，令人叹服。他们所以能够匠心筑梦，凭的是传承和钻研，靠的是专注与磨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的心灵深处一旦有了源源流淌的“活水”，便有了创业创造、建功建树的不竭“源泉”。我把它称为“成功之源”。这个“成功之源”就是—爱岗精神、敬业自觉。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也希望能功成名就，却缺少必备的“成功之源”。表现在，既不爱岗，更不敬业。有的挑肥拣瘦，这山望着那山高;有的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有的粗枝大叶，不求“过得硬”但求“过得去”;有的滥竽充数，长年累月“占着茅坑不拉屎”。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内容之一。筑就人生美丽梦想也好，践行核心价值观也罢，既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成功之源”，就根植在你我他的职业道德里、情感良心中。表面上，爱岗敬业是利他的;实质上，爱岗敬业也是利己的。换言之，它是满足社会需求与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大国工匠》观看学习心得感悟2

看完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的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片中讲述了为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等8位不一样岗位劳动者，他们用灵巧双手，匠心筑梦的故事。我内心无比激动，久久不能自已，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孟剑锋和宁允展。

在北京APEC会议上送给外国领导人的国礼之一，“和美”纯银丝巾果盘，由于过于逼真，让人看后会情不自禁伸手触摸感受。其实它就是孟剑锋在仅有0.6毫米的银片上，经过上百万次的精雕细琢才打造出的“丝巾”。能做到上百万次的錾刻敲击零失误，这种完美和卓越仅有我们的“錾刻大师”孟剑锋做到，怪不得会让人不禁伸手去触摸!

另一个数据——486.1公里，这是380A在京沪高铁跑出的最高时速，它刷新了高铁列车试验运营速度的世界纪录。而宁允展就是从事高铁列车转向架“定位臂”研磨的第一人，首席研磨师，更让人感动的是，为了完成380A准备冲高速的关键阶段，他没有无法天天陪伴身患白血病的父亲最终的时光，却在下班的路上才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看到那里我不禁又难过又惭愧，难过的是这位“大国工匠”没能送父亲最终一程，惭愧的是，我们在职场久了总会觉得工作枯燥乏味、乏善可陈，生活好像没有了活力，工作也常让我的进取性磨损，甚至有时觉得看不到期望。《大国工匠》中的师傅，他们都没有没有显赫的出身，高深的学历，甚至放弃诱人的跳槽机会，在国家的岗位上精益求精，耐心专注坚持十几年，几十年，我确实应当向他们学习啊，如果有梦就应当去追，用“大国工匠精神”把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大国工匠》观看学习心得感悟3

一个国家的底气，除了依靠高素质高文化的国民之外，还需要一群不畏艰苦、在国家科技技术第一线奋战的技术工人们。他们也许读的书并不多,没有什么高学历,是走在人群中会被淹没的普通人，可他们依靠自己出色的技术，为国家带来一笔笔不菲的财富，让国家日益富强，他们演绎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神奇。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其实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业的工匠,我们都需要工匠精神，我们要向八位大国工匠学习，学习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至死不渝的奋斗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争做行业精英。

《大国工匠》观看学习心得感悟4

昨日晚上，班主任组织我们全班同学观看了中央电视台系列片《大国工匠》，看后感触颇深。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有的人能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高超的艺术创造着中国史上的一个个奇迹，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对专业执着，甚至是痴迷。

大国工匠中各个岗位上的高级技工，生产的飞机、火箭、高铁、轮船是质量要求十分高的产品。如果01%的质量问题。飞机可能会坠落;高铁可能会脱轨;轮船可能会沉没。这些100%的保证质量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习从为常大国工匠观后感精选8篇大国工匠观后感精选8篇。成为小菜一碟的事情了;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总质量有显著提高，已跃居世界世界第二。这些都离不开他们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当别人休息时，他们还在一线，当别人一家人团聚时，他们只能独自一人在一线奋斗。

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科研研究院首都航天机械公司特种熔融焊接工高级技师，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在承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东北哈汽轮机场大型机车换热器的生产中技术人员一年多未攻克的熔焊难关，高凤林凭借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反复摸索使压了生产单位一年多的两组18台产品顺利交付。

此刻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奋斗的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我不是制造业专业，而是烹饪专业学生，我们需要不断的理解烹饪艺术的学习。烹饪不难，但做好不易，烹饪操作技巧确实很难掌握，专业老师对我也十分的关心重视。学习虽然是辛苦的，环境也热，但苦中有乐，每当我学会了一道菜肴，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便会十分的开心与自豪，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很多的细节是需要装饰的。不能安于现状，要越来越精，掌握更多的技巧，突破一个个难点，用时间用心去练习。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如今社会高手如云，而我，也要确立自己的目标，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进步，更上一层楼!

在那里，这篇观后感也差不多落入尾声了，然而，我的真正行动才仅仅开始。此刻我要做的是，迈出艰难的一步，朝着技能竞赛的目标前进，要以满腔的热情去获取最后的胜利。

《大国工匠》观看学习心得感悟5

荣获“大国工匠”荣誉称号的 10位工匠，以精湛的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无私忘我，这就是人们常常称道的“德艺双馨”。央视播出的《大国工匠》反映的是普通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让人敬畏和感动的真人真故事，平时的叙述就是岁月里无限追求的刻录。

大国工匠纪录片中展示了中国制造领域的代表性典型人物追求完美和极致、视工艺为为生命的“工匠精神”。弘扬了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通过收看《大国工匠》，深受启发、鼓舞和震撼，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只有热爱岗位，钻研技能，脚踏实地，才是大家的成功之路。

这些大国工匠，基本都是奋斗在生产一线的杰出劳动者，他们的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的不平凡，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让我们为之震惊，为之叹服。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为建设文明和谐富裕的幸福新邯郸不懈奋斗!

学习大国 篇3

杨明杰说，现在我们国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在频繁接触外部世界，整个民族的国际关系素养在提高。外交人要有压力感，必须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以始终能够引领风气之先，而不能让国际关系学成为可有可无的“闲谈”。外交学习要首先解决对时代、对趋势的认知问题，更要理解好中国自身变化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外交人要争取更早、更准确地把握大势。当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十几亿国民当中的大多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那么多中产阶级聚集在一个整体区域当中，世界将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本人难以预测，世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看看进入2016年中美两国国家元首分别发表的新年贺词和国情咨文，习近平主席讲“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奥巴马却说“当世界遇到难题的时候，人们不能指望着去靠中国、俄罗斯提出解决方案，还是要靠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下，是美国而非中国在制定贸易规则”。从这两个讲话的基调差异中，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变化正在发生。

外交人要意识到中国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优劣长短。我们现在不缺哲学语言，“形而上”的概念理论很多，“形而下”的研判工具和教育体系却很匮乏。全国各地确实开设了不少“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机构，大家都在谈“战略”，但真正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风险评估、危机管理、情景推演、数据关联性模型却少之又少。再比如分析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谁都知道美国要将60%的军力部署压向亚太，但很少有人能说清这“60%”的具体成分是什么、战略性指标有哪些。

外交人也要加强实地调研。“一带一路”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涉及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中东地区是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带，然而我们对那里的实际情况了解得有多具体？有多少人愿意到那里开展“田野调查”、而不是主要依靠西方的研究成果转换出二手材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秀传统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操作和研究人员不能丢了这个传统，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勇气养成”。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走与传统大国不同的路。两大历史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是能否超越权力、权威政治的所谓“永恒定律”；第二是中国在处理跨国危机的合作方式上能否真正提出新的行之有效的理念和方案，实现标本兼治。这两大问题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关键性问题。

要把握好“四个特性”，其一是“共同性”。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通过突出“共同性”来解决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其要旨在于寻求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的兼顾，通过扩大共同利益来推进自身利益。这个道理看上去很简单，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如何真正协调和平衡好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在操作层面仍是有待更进一步破解的难题。

其次是要强调“互动性”。大国之间常讲要“合作共赢”，但在实际互动中遇到问题往往强调“为我所用”，较少考虑互动，今后要多强调利益互动和共享，强调相互尊重。

再就是要讲“先进性”。一个大国的外交能不能走得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你的理念是否比别国先进、比别国更吸引人。唯有先进的理念才能真正带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演变。

此外还要强调“协调性”。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勇于承担责任，做建设性的协调者。

王帆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在飞速提升的阶段，但要和后现代国家比观念创新，没有先发优势，只能靠后发优势。中国只有在理念上更领先、更具先进性，才能更好地影响、吸引、引导、组织他国，在世界上谋得更有利的位置。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突出四大重点。一是真正树立大国心态。近代以来的中国，集中思考的是以弱抗强、以弱胜强，弱国心态、失败情结浓重。确立强国战略不仅需要战略眼光，也要实现从弱国心态向大国心态的转变。二是树立大国权威，遵约守信、言行一致、内外如一，彰显大国的责任和正义性。这需要实践的积累，也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三是发挥好大国影响力。要有引领国际潮流、带动解决问题进程的意愿和能力。其中的关键还是解决好如何将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转化为不断产生正能量和国际影响力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展“主场外交”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了，下一步要能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组织、协调能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四是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国的思想崛起。中国面向世界不仅要能回答自己从何处来的问题，也要能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要能为人类进步提供更多的思想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以“学习、创新和引领”为题谈了看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融入世界的进程，这也是不断向世界学习、与世界磨合、适应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面对已有的国际规则，中国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应主动加以了解、适应、掌握和运用，而不是被动地学习。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使用手中新增的权力，更好地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变得日益紧迫。

中国一方面对既有国际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利益应得到更多体现。另一方面，针对全球治理规则的供给不足，开始有意识地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并不只是量的增加，而是打上了中国烙印，又超越已有模式的创新引领，开始“建章立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创设，既吸收已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好的做法，又在制度安排上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创新的新路。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而是使现行体系的运作更加顺畅，容纳更多元的力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规则不应只由美国一家说了算。整个国际社会都已看到中国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努力，这实际上是以中国自己的积极进取和主动有为“倒逼”国际机制的转换，而且是一种“反向倒逼”——以前是外部世界通过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来“倒逼”中国改革，现在轮到中国通过提出新倡议来“倒逼”国际制度改革了。

袁正清说，物质力量与观念塑造是一个世界大国行稳致远的支点和根基。中国外交不应满足于仅提供物质上的公共产品，更要能贡献“观念产品”。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提出了“亲、诚、惠、容”方针，“一带一路”的合作共建超越了西方地缘政治的权力争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反衬出一些国家提出的“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之狭隘和偏颇，“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则倡导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大国相处之道。这些新理念是中国与国际体系长期实践互动的结晶，既有文明上的学习与互鉴，也有顺应时势的创新和引领。

学习大国 篇4

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源自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一) 科技创新与美国跨世纪的经济增长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从1877年至1898年，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1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除了在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外，在绝大多数时期中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美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世纪的持续增长，成为当今世界无以匹敌的经济强国呢?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现为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钢铁工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工业第一次结构性变革。在美国冶金技术发展之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到1904年，钢铁工业已经跃居美国工业产值的第一位，钢铁工业的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现代化工业格局的奠基性力量，而钢铁工业崛起的起点则是冶金技术的发展。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机器生产应用于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金属农机具的广泛运用，还是机器生产机器的金属机床设备，冶金技术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汽车的发明和汽车工业的兴起加快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钢铁工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到1917年，机动车生产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跃居美国制造业产值的第六位。机动车开始进入家庭，逐渐成为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汽车走进家庭的过程中，金融的力量——与汽车相关的消费信贷——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跨越的标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钢铁、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产业格局。由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将钢铁等传统工业技术逐步向欧洲、东亚乃至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转移，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须新的产业来带动经济的下一波长周期增长。如果说钢铁和汽车成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将创新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计算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计算机的发明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美国经济处于全球霸主和领先地位的新标志。

(二) 资本市场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不难发现，贯穿美国经济一个世纪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科技创新。无论是从农业到工业，还是从工业到信息产业，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则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在早期，美国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产业革命后，美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美国的金融体系在工业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地区之间处于割裂状态，这给金融体系跨地区配置资源提出一个现实的难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按照边际收益的原则将资本配置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小型商业银行组成，区域化经营的限制使得其难以为机器大生产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当时资金的总量是充裕的，小型的区域化的商业银行格局也难以驾驭巨额的资本流动。

在19世纪，美国的银行系统都是高度分散的，没有建立拥有众多分支网点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法律对此也是禁止的，银行对经济的支配力量相当有限。在商业银行难以担负起支持经济发展的重任的条件下，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股票市值与GDP之比逐渐提高，并在1968年达到109.46%。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债券市场的繁荣，资本市场总市值 (股票市值+企业债券市值) 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达到259.70%，从这些指标来看，资本市场已经占据美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的滞胀，进而引发了美国资本市场近10年的低迷，但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将这种系统性风险分散开来，从而使美国最终摆脱了低迷。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出现，资本市场又迎来了长达20年的繁荣，这种繁荣既是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标志，又是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表现。1999年，美国经济的证券化率 (股票市值与GDP之比) 达到209.32%的历史高点，资本市场总市值与银行总资产价值之比也达到了398.71%的历史最高，虽然此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使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高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解决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与分散的银行体系导致的有效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使美国充裕的资金能在较广的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1946～2009年债券融资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企业外部资金最重要的来源, 其次才是银行贷款, 而股权融资则在1984年之后就处于净回购的状态。因此,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三) 美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分析

在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曾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导产业, 包括钢铁、汽车、信息技术产业等, 不同类型的产业需要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作为载体, 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然而, 不同类型的企业, 其风险水平和资金需求结构差异也较大, 金融机构类型的不断丰富为美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 包括存款商业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它们功能各异, 成为美国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需求的重要来源。一方面, 这些金融中介机构能够调动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 使得闲置的资金能够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投资;另一方面, 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将金融资源转化为投资, 实现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配置。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金融体系中, 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从20世纪4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下降了约2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一方面, 与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受到多种限制、商业银行实行单一银行制有关;另一方面, 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成长有关。应当注意,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可以便捷地融资、投资;在这个平台上，各种金融中介可以完成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在这个平台上，金融创新可以充分地发挥金融效率，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从金融中介的角度来说，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普通股等多种方式进行筹资，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筹措过来，依照边际资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在追求资本增值的同时，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投资者根据其风险偏好，选择合理的资产组合，依照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在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剖析之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它以资本市场为平台，以投资工具为渠道，便捷迅速地筹集资金，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投资者能够按照资产配置的准则，通过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实现资本配置，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有效地分散了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分散，实现风险的流量化，从而提高实体经济对风险的防御能力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日本后续增长乏力：源自于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经济在20世纪中后期迅速崛起，出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与其独特的金融体系有密切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企业缺乏恢复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的金融政策，推出一系列扶植和保护银行顺利营运的优惠措施，同时，对非银行金融业进行严格管制，从而使银行成为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使战后日本经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出现了后续增长乏力的现象，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维持长期的低利率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但却无法恢复经济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首先表现为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导致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署引发了日元大幅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日本。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景气衰退，日本大藏省实行了大规模的缓和金融政策，将贴现利率由5%降低到1987年的2.5%。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入引发日元货币供应量的膨胀，大量资源被配置在非生产性的资产市场，如古董、艺术品等，导致非生产性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化。与此同时，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廉价资金，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土地、股票市场，引起地价、股价的上升，在“凯恩斯选美”思想影响下，土地、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价格出现了大量泡沫。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暴涨导致虚幻的“财富效应”：消费的过度膨胀、建筑和土地交易虚假繁荣、金融机构忽视风险的大量资金融出、企业的非必要性股票融资、用于改善职工福利设施的设备投资和建设等。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更多地表现在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上。日本金融体系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原因在于日本扭曲的银企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金融体系的主导部分是“主银行”，以至于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用“主银行制”和“企业集团”来描述。在某个企业集团中“主银行”居于核心地位，其对集团中的企业贷款最多、给予的相关便利也最多，同时又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主银行一方面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重要股东，也对企业的经营发挥了监督、指导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导致企业集团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由“主银行制”衍生而成的风险内生化使日本金融体系天然地丧失了“分散风险”这一最为核心的功能。“配置资源，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成为与集团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财务机构”，这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停滞、衰退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衰退循环成为现实，这种畸形的银企关系加速了日本经济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积聚。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出，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使银行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参与泡沫炒作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陷入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困境，形成巨额赤字和呆账，到1998年底，日本官方公布的银行坏账已达7131亿美元。日本银行业大范围亏损，出现了严重危机，银行成为日本经济风险集中爆发的最大窗口。

对比美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及两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巨大差异，就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架构而言，需要更多地学习和借鉴美国金融模式的经验，更多地吸取日本金融模式的教训。

三、中国应选择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在这个金融体系中, 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 为投资者、筹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交易和资源配置的场所;作为定价的平台, 为金融产品提供了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器, 不仅具有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功能, 可以进行增量融资, 而且更能推动存量资源的配置, 进而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分析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同时，必须研究或者解释下述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金融体系为什么会沿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方向演进?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就实体经济与金融制度的关系而言，金融制度是一种供给，而经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需求。金融制度必须与由经济结构决定的金融需求相适应。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金融需求决定金融制度 (或金融供给) ，而不是相反。当然，恰当的金融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需求的满足度，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验表明，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推进经济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讨论金融制度的演进，其实质就是讨论金融功能升级的内在动因。

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功能经历了简单的融通资金到创造信用再到转移风险、孵化财富的升级过程。金融功能的升级推动了金融结构的深刻变革。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主导型现代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居核心或基础的地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心脏。从历史演进角度看，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从金融体系“外围”到金融体系“内核”的演进过程，从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到国民经济的“发动机”的演进过程。

推动资本市场从“外围”到“内核”的演进，其原动力不在于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增量融资功能，而是在于其所具有的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功能。因为，就增量融资功能来说，银行体系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增量融资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是，就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而言，资本市场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的重心和难点显然不在于增量资源配置, 而在于存量资源配置。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根本原因。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功能, 而且具有使风险流动的功能。银行体系中风险存在的形式是“累积”或“沉淀”，资本市场风险存在的形式则是“流动”，通过流动机制配置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资本市场所特有的风险流动性特征客观上会提高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弹性。而传统商业银行具有的“累积风险”、“沉淀风险”的特征，使银行体系貌似稳定、实则脆弱。日本的教训表明，不具备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体系，无法化解实体经济的风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延长经济的衰退期。所以，发达而健全的资本市场带给社会的不是风险，而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机制。

资本市场不仅为社会带来了一种风险分散机制，而且更为金融体系创造了一种财富成长模式，或者准确地说，为金融资产 (w) 与经济增长 (g) 之间建立了一个市场化的函数关系，即w=f (g) ，从而使人们可以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因为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杠杆化的函数关系。因而，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大幅度增加社会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商业银行这种金融制度显然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 (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 增加的函数关系，从而难以使人们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分散、经济增长的财富分享机制是资本市场具有深厚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三大原动力，也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现代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体现。中国未来的金融模式应具有这些核心功能。

四、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的终结

也许有人会认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终结?首先，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而否认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意义。无论是风险分散还是资源配置，无论是增量资金需求还是存量资产流动，离开了资本市场，其效率都将大打折扣。综观美国、日本、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无不体现着资本市场这个资源配置平台的重要作用。

其次，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通过有效的风险释放机制，避免风险的不断积聚和最终的爆发。从资本市场的运行来看，其本质就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易来实现风险的转移。现代金融离不开风险管理和交易，而风险管理和交易是无法脱离资本市场而进行的。马可维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指出了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风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风险的管理和交易将难以动态完成。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透明的信息披露、合理的风险敞口等方式使资本市场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将风险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最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通过资本市场来改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实现动态的风险配置，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微观基础来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更不是资本市场的功能有天然的缺陷，而是投资者对投资工具风险认识的欠缺、中介机构对风险评估的忽视以及监管机构对风险堆积、蔓延的放任。由于次贷产品在市场上被错误的定价和交易，中介机构未能准确评估风险的等级，监管机构对风险蔓延速度和影响规模的迟缓反映，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金融杠杆的使用应当有一个度，金融杠杆的无限制延伸和滥用会使金融体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过度追求用一个较小的资本去追逐尽可能大的风险利润，金融体系终将爆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杠杆功能必须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转向追求收益与风险的均衡，对金融杠杆的适度控制应是现代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重点。未来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就是具有这种金融杠杆效率并注重收益与风险均衡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它虽然不是美国金融模式的复制，但其结构状态和核心功能应是同出一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编辑：王露)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

参考文献

[1]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分析要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Kunio Okina and Shigenori Shirat suka1Asset Price Bubbles, Price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Japan’s Experience2002。

[3]吴晓求 (主笔)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观看学习《大国外交》观后感 篇5

改革开放近40年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在世界之林中雄伟屹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特色，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不结盟政策。不结盟的中国就不会被卷入类似同盟国之间的外交内政，就不会受到别国的干涉，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独立自主。在不结盟的前提下，想要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就必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构想和举措，是跨时代，是横贯古今的。它的提出和实施，无疑做到了扬我大国之国威，开我对外贸易之坦途，兴我华夏先祖之文明，创我中央之国的繁荣昌盛。是我党为了不愧国家建设所交出的满意答卷，不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造就的大好时机。一带一路，承载着我们中华千百年的荣光，承载着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必将在时代的壮阔协奏曲中，像郑和的宝船一样，驶向遥远美丽的彼方。

在外交大国与大国外交之间 篇6

然而，中国的大国身份是经历了历史起伏的。传统上，中国是泱泱大国。近代以来，中国一度被视为“东亚病夫”，大而弱。今天，中国仍然是“不完全大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语）。

正因为如此，中国并非简单地对应托克维尔所描绘的大国处境：伟大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永恒与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责任与痛苦皆因“中国特色”。

多重身份的中国

中国的多重身份是中国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责任与痛苦的源泉。王毅外长不久前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对此做了精辟阐述。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这也体现了中国三种不同的身份。今天，“中国的中国”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亚洲的中国”讲的是东方文明（东亚文明），“世界的中国”则更加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身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丧失传统的大国身份，踏上了寻找新身份的漫漫长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从根本上瓦解。直到1912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与以主权、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体系相结合之后，中国才最终获得了“亚洲的中国”和部分“世界的中国”的新身份。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自己定义为第三世界的兄弟，尤其是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与亚洲和世界相融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大国，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的身份才得以真正形成。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和平崛起/发展”战略并且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紧随其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世界的中国”vs“中国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同时，当前中国进取性的外交政策和持续高涨的公众舆论，也表明中国正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

毫无疑问，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双重身份，越来越被世界所热议和公认。“中国的中国”和“亚洲的中国”也正逐步塑造着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

各种身份如何和谐共处

如何才能使中国四种不同身份和谐共处？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这样描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中国一直主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中国低调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也同样适用于这种逻辑。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始终将内政放在优先地位，对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总是略显犹豫。

这种状况一度使中国外交颇受诟病，一些外国舆论甚至质疑中国是否堪当外交大国，它们时而推销“中国责任论”，时而宣扬“中国强硬论”。究其原因，除了外界对中国外交误解和别有用心的宣传外，我们自己在大国外交上的羞羞答答，也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

王毅外长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演讲，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国外交宣言，它理直气壮地宣示了中国的外交新政，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凝聚认识，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明古国，是中国的三重身份，这是王毅外长定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三个缘由：

——中国外交的特色，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的特色，植根于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

——中国外交的特色，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我们将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

时空一体，是中国大国外交特色的另外两个来源：

——中国外交的特色，源自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我们将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外界对话沟通。

——中国外交的特色，契合于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我们愿发挥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

上述五方面特色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中国新型大国外交的总体定位。

外交自信、外交自觉、外交自尊

由内而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逻辑。

王毅外长指出，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中国将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离开发展中国家。

积极主动，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风格。

王毅外长指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开拓，在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展望未来，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为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宁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将继续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外交自信、外交自觉、外交自尊是中国积极主动大国外交的鲜明写照。

外交自信源于我们对自身实力地位的客观认知。“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2012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并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外交自觉源于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客观评估。“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困局，更折射出现代文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危机。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增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新型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

外交自觉，突出表现在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经过中俄二十年的探索，已经成型，接下来集中体现在中美关系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有决心和信心通过中美携手合作，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我们的决心来自于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当今世界已今非昔比，全球化在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

外交自尊源于新中国优良的外交传统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六十多年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两大本质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新时期，中国将坚持独立自主，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立场，不依附、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势力，这是中国外交应有的风骨。中国将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为推进人类和平事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外交应有的担当。中国还愿虚心地倾听世界的声音，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外界的对话与沟通，这是中国外交应有的胸怀”。

总之，以自身的新型大国身份和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思路。

（作者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

学习大国 篇7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最近30年来都经历了高速的发展, 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 印度虽逊于中国, 但也达到了5.7%的年平均增长率, 这两个人口占世界40%、产出占世界近20%的发展中大国正在同时崛起。要知道, 200多年前在西方爆发的工业革命, 至今也只不过将占世界人口22%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带入了现代化的生活。可见, 像中印这样的大国崛起,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可以认为, 中印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 或者说是超大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有理由预测, 超大型国家经济时代的到来, 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金凤德, 2008) 。

关于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篇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和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 都论述了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对一国贸易的影响。西蒙·库兹涅兹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分析了国家规模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并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 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 并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莱斯特·布朗 (2003) 从能源与环境学的视角考察超大型经济崛起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关注大国经济问题的国内著名学者也越来越多, 如胡鞍钢 (2006) 、刘世锦 (2006) 、李稻葵 (2005) 、张军 (2004, 2008) 、盛洪 (2006) 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机遇,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总的来讲, 由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崛起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所以国内外关于后发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还处于现象观察和感性认识阶段, 有待于经济学界深入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的视角切入来研究后发大国经济问题。现有关于后发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 主要有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和郭熙保的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 一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经济的禀赋结构。一国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比较优势战略论者得出的结论是, 要实现向工业化国家转化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需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是指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本 (包括人力资本) 、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 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学习, 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 后来居上。以上理论由于都没有考虑国家规模因素对一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所以对于指导后发大国产业发展作用有限。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530美元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空间技术在世界范围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旨在基于国家规模的视角, 将大国优势与边界效应相结合来研究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在此, 国家规模是就一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方面而言的, 不涉及该国的经济总量) 。

二、理论模型

(一) 大国优势——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基点

大国优势指的是超大规模国家由于其巨大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与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后发大国除了具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之外, 还具有独特的大国优势, 如果有效加以利用, 后发大国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 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后发大国的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与生产环节上。

大国优势在研发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大国的技术增长率高于小国。这是因为国家规模取决于一国的劳动力数量, 由于大国人口众多, 所以为技术创新提供的市场就越大, 从而提高了研究带来的收益 (需求效应) 。另外, 人口越密集的经济体肯定会有越多潜在的技术创新者, 而从事研发的人越多, 就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供给效应) 。因此, 越大的经济体技术进步应该越快。大国优势在生产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后发大国生产的产品数量大、种类多、价格低。这是大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决定的庞大的市场容量使然。因为市场容量主要包括产品的规模和范围两个方面, 换句话说就是包括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两个纬度。所以大国庞大的市场容量意味着大国产品需求市场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多。这种市场需求会引致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种优势。首先谈规模经济:决定规模经济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产量或需求量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其巨大的产品生产量, 产量的增加必然会带来生产的规模经济;其次是范围经济: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还会引致产品种类的增加, 这会促进后发大国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提升国家的产业配套能力。有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后发大国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后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迅速实现产业化。

(二) 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前提

关于边界效应的定义, 伊万斯 (Evans, 2003) 认为, 边界效应指的是国家边界对国际贸易量的负面影响。即在其它条件, 如收入、距离、可替代的贸易机会等都相同的情况下, 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低于一国之内两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较早测算边界效应的是Br·cker (1984) , 他用一个区际贸易重力模型分析了欧共体的边界效应, 其结论是边界对贸易具有明显的壁垒效应, 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 国家边界对边界地区缩减的国际贸易流是国内贸易流的1/6。研究边界效应问题最有影响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Mc Callum (1995) 的研究, 其对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进行影响因素考察, 并估计了两国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 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平均是各省与 (相同规模和距离) 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2倍, 发现边界效应相当显著。对于边界效应产生原因的分析, 传统贸易模型认为, 国家边界对自由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传统区位理论较少涉及经济一体化问题, 对实行了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现象的解释,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存在着国内偏好, 如Obstfeld和Rogoff所说的Mc Callum的著名发现———“边界之谜”, 实际上指的是国内偏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而一项由Rose和van Wincoop (2001) 所完成的研究认为, 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货币, 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障碍。

结合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边界效应是指发达国家凭借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 提高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并在全球获得超额的技术垄断利润的现象。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一方面, 如果世界市场没有了国家之间的界限, 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合二为一, 所有国家面对的都是世界大市场, 那么国家规模便失去了意义, 后发大国经济学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 由于边界效应产生于发达国家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的垄断, 所以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相关产品时, 一定会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 以远远高于其在本国的销售价格出售。对于关系重大的战略性产业的相关产品, 发达国家甚至会限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一边界效应的存在, 看似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但转换角度来看, 这恰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赶超提供了条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越高, 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相关产业提供的空间就越大,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越激励去自主研发生产。而搞自主研发,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就必须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 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

(三) 后发大国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业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努力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言, 无论是作为一种目标、战略, 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也无论有人是否对赶超战略这一提法讳莫如深, 甚至反对, 赶超事实上早已无可逆转地成为所有后起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然逻辑 (史东辉1999, 第74页) 。所以,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后发优势战略还是自主创新战略, 都是为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而提出的, 但作为一国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种战略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关系。一般讲, 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在刚起步的阶段, 一定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 因为在起步阶段, 后发国家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但仅凭比较优势是不可能实现赶超的, 会出现“比较优势陷阱”, 这时后发国家应该及时将其发展战略升级为后发优势战略, 即用发挥比较优势积累的资金去换取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 发挥后发优势逐步赶超。但仅凭后发优势还是不可能追上发达国家的, 存在着“后发优势陷阱”。在这种情况下, 自主创新战略就成为后发国的必然选择。

以上发展过程是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所遵循的, 如日本、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赶超就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但对于中国与印度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就不然了。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层次要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 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也应该比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要高。原因在于后发大国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 不仅要考虑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而且更要考虑大国优势。所以, 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或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环节) , 后发大国应该在边界效应的保护下, 发挥大国优势搞自主创新战略, 以较一般后发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赶超。

三、案例实证

下面我们以印度成功发展航天产业为例来印证本文模型部分所提出的理论。航天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 而印度作为后发国家能够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大国的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对航天技术的封锁,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不可能从发达国家手中买到航天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要想有卫星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从发达国家进口, 再就是自己搞。但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 进口卫星的价格是很高的。对于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迫接受这个高价格而选择进口卫星, 而印度则不同。印度虽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但其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具有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 印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选择自主研发卫星。所以说, 对于高精尖的航天产业, 作为后发大国的印度选择自主创新战略是可取的。

具体来讲, 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研发, 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从研发来看, 虽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 但由于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了印度一支强大的研发大军。2003年, 印度全国的研发人员总数为117, 528人, 居世界第3位, 2005年申请专利8, 094件, 居世界第15位。具体到航天技术的研发, 主要从事与航天和空间科学有关研究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 缩写为ISRO) 是印度的国家航天机构, 目前拥有1.68万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印度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ISRO获得的预算不断增加。印度的航天预算在某些年份已经超过了传统航天大国俄罗斯。2006年, 该组织获得的财政拨款大约为8.15亿美元。从航天产品的生产来看, 航天经济的产业链是各个经济类别中最长的, 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信等行业, 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行业, 几乎无所不包。所以, 一个产业体系不完备的国家是很难成功发展航天产业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如此。而印度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其产业部门很齐全, 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 将有利于印度航天产业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成功实现产业化。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后发大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上是不必完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后发优势战略的, 在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的综合作用下, 可以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具体考虑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时, 要素禀赋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国家规模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后发大国而言,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还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发挥大国优势则离不开边界效应这一重要条件。

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于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如航空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等, 中国要勇于搞自主创新战略。从大国优势来看,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三国土面积大国,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大规模国家, 巨大的国家规模给中国带来了独特的大国优势。以大飞机项目为例, 目前中国已有100多项重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 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是诸如大飞机这样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从边界效应来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先进的关键核心技术, 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卖给我们。从发达国家那里, 我们只能买到波音客机, 却买不到预警飞机和先进战斗机。发达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正是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借口。即使是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 其在中国市场上扮演的也不是技术推广者的角色, 而是技术封锁者的角色, 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所谓“技术溢出”极为有限。这一情况导致了我们“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二是许多技术的引进成本并不低, 甚至贵得离谱。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封杀中国企业, 以实现高额垄断利润。所以, 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来说, 是一条可行之路, 更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摘要：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后发大国来讲,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 并结合边界效应这一前提条件, 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要勇于自主创新。

关键词：大国优势,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金凤德.新时代中国的源技术再选择与重化工业布局——基于大国崛起的视角[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8 (2) .

大国咖 篇8

1你在我心上黄晓明

2 I have a dream李玫

3鸢尾花Yellow Lee潘嘉丽

4一首歌朱哲琴

5早餐吴彤

6不用说出口的陈好

7短讯息余宪忠齐豫

8知道不知道刘若英

9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袁泉

10牧歌刘烨

11琥珀孟庭苇

12 Yellow Yellow Lee

13加倍王蓉

14 Mr.Cool古天乐

15最熟悉的陌生人_live萧亚轩

16孤独的花朵袁泉

17我的地盘童一首歌

18分开旅行刘若英黄立行

19跑在最前头陈好

20 Shakalaka Baby潘嘉丽

21爸爸妈妈王蓉

歌手:群星

公司:大国文化

时间:2009-01-16语种:国语

地区:合辑曲风:华语流行

专辑简介

在音乐的Party里 我们是大国咖”

大国文化精选黄晓明、李玟、郭富城、吴彤等大咖

十首珍贵单曲CD初典化、姚谦私密音乐、手稿首次曝光

16首HitSong歌、6首MooPA超快感舞曲;

收录黄晓明“你在我心上”、CoCo李玟“I have a dream”、

知名音乐家吴彤“早餐”等多首未实体发行之单曲。

黄晓明的深情只有在“大国咖”

新歌“你在我心上”以“但愿人长久”开篇向偶像邓丽君致敬

“你在我心上”初看歌名让人想到男女间的情爱,而黄晓明却是用情歌,唱出对环保、世间万物的关爱。要落实环保于行动中,一直是黄晓明积极身体力行的观念;先前黄晓明就与某KTV厂商合作,以义卖单曲“好人卡”的方式,将全部款项捐给厦门当地的环保机构,紧接着黄晓明更捐款百万,为国宝熊猫的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实际行动表现“你在我心上”的初衷。

这次特意以邓丽君经典之作”但愿人长久”作为前奏,开场的“明月几时幽把酒问青天”,由同门的Kelly潘嘉丽演唱。邓丽君是叱吒华语乐坛的一代巨星,更是黄晓明音乐路上的偶像,黄晓明表示“自己是听邓丽君的歌长大的。”今年9月初到台湾宣传“好人卡”单曲时,黄晓明还特意抽空赶一大早前往台北金宝山筠园祭拜这位永远的歌后,这次更透过新歌“你在我心上”向偶像致敬。

吴彤“早餐”

生命中最简单的幸福让我们温暖不孤单…………

日剧“长假”有一句经典对白:

“倘若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都不顺,就别再勉强自己去改变,试着休息一下,什么都不做,就当做是老天爷给的长假吧!”

当经济指数不断下探新低点,生活的不如意度上看最高点,面临一波又一波的“裁员”、“无薪假”;回家吧!就当做是老天爷给的长假。

家中温热的早餐,桌边妈妈的微笑,总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

跨华人音乐精品“大国咖”,收录马友友御用音乐大师———吴彤

跨流行乐创作曲“早餐”,一起珍惜生活中最简单的幸福…………

从传统,摇滚,流行,直到世界音乐,跨界的音乐生活家——“吴彤”。

跨华人音乐精品“大国咖“新的一年…给你最大咖的飨宴

拉美大国巴西 篇9

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的巴西,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且均是世界第五大国。

巴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横贯北部的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域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素有“地球之肺”之称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总面积达750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位于巴西境内。

巴西拥有 人口2.01亿(2013年)。其中白 种人占53.74%, 黑白混血种人占38.34%,黑种人占6.21%, 黄种人和 印第安人 等占1.6%。64.6%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22.2%的居民信奉基督教福音教派。

全国共分为26个州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联邦区),州下设市,全国共有5564个市。首都巴西利亚,人口256.3万。巴西利亚融汇了世界古今建筑艺术的精华,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城市建造在人工湖旁,以三权广场为核心,形状像一架头朝东方的巨型飞机。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巴西利亚城列为“人类文化财富”。

拉丁美洲唯一讲葡萄牙语的国家

在拉丁美洲统共34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使用西班牙语,巴西是唯一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讲葡萄牙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葡萄牙语母国葡萄牙的人口(1320万,2013年)。

说起巴西以葡萄牙语为国语,源于葡萄牙侵占巴西及其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这要追溯到公元16世纪初。话说在“地理大发现”开端的15世纪末,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随后,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于1500年4月22日抵达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西建立殖民地,1549年任命总督。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被迫迁往巴西。1921年,葡萄牙王室迁回里斯本,但王子佩德罗留在巴西担任摄政王。1822年9月7日,佩德罗王子宣布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在葡萄牙殖民巴西的过程中,葡萄牙语也就渐渐植根巴西,成为巴西的官方语言。

1889年11月15日,丰塞卡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帝制,成立巴西合众国。1964年3月31日, 军人政变上台,实行独裁统治,1967年改国名为巴西联邦共和国。1985年1月,反对党在总统间接选举中获胜,结束军人执政。此后,巴政权6次平稳更迭,代议制民主政体基本稳固。2010年10月,迪尔玛·罗塞芙作为劳工党候选人赢得大选,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并于2011年1月1日就职。2014年10月连任,开始其第二个任期。

经济实力拉美第一

在拉丁美洲,巴西的经济实力高居首位。农牧业发达,是多种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石化、矿业、钢铁、汽车工业等较发达,民用支线飞机制造业和生物燃料产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水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七成,金融业较发达。

1. 资源丰富

巴西的矿产、土地、森林 和水力资源 十分丰富。铌、锰、钛、铝矾土、铅、锡、铁、铀等29种矿物储量 位居世界前列。铌矿储量已探明455.9万吨,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90%以上。已经探明铁矿储 量333亿吨,占世界9.8%,居世界第五位,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油探明储量153亿桶,居世界第15位,南美地区第二位(仅次于委内瑞拉)。2007年底以来,在沿海陆续发现多个特大盐下油气田,预期储量500亿至1500亿桶,有望进入世界十大储油国之列。森林覆盖率达62%,木材储量658亿立方米,占世界1/5。水力资源丰富,拥有世界18% 的淡水,人均淡水拥有量2.9万立方米,水力蕴藏量达1.43亿千瓦 / 年。

2. 农牧业发达

巴西农牧业发达。可耕地面积约1.525亿公顷,已耕地7670万公顷,牧场1.723亿公顷,是多种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咖啡、蔗糖、柑橘和菜豆产量居世界首位,是第二大大豆生产和出口国、第三大玉米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和鸡肉出口国。除小麦等少数作物外,主要农产品均能自给并大量出口。

巴西狂欢节

巴西是闻名于世的“咖啡王国”,以咖啡质优、味浓而驰名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咖啡是巴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咖啡种植园50万个,种植面积约220万公顷,从业人口达600多万,年产咖啡200万吨左右,年出口创汇近20亿美元。在巴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随处可见。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浓郁芳香的热咖啡。

除此以外,巴西还是全球第二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用于耕种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土地面积2011年即已达到3030万公顷。从2008年开始,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四年呈现两位数的同比增幅,增长率位居全球第一;2012年的增长率更高达20%。巴西的转基因作物面积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巴西国内大豆总产量中有83% 为转基因作物,玉米总产量中转基因比重为65%,棉花为39%。业界人士指出,巴西的转基因作物市场已进入成熟期。

3. 工业实力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

上世纪70年代即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基础较雄厚。2013年工业产值9952亿雷亚尔,同比增长1.2%,占国内生产总值20.6%。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民用支线飞机制造业和生物燃料产业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药品、食品、塑料、电器、通讯设备及交通器材等行业发展较快;制鞋、服装、皮革、纺织和机械工业等萎缩。

4. 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业

交通运输: 巴西的公 路( 总长175万公里)运力占全国总运力的60.49%;铁路(铁路网总长度约30374公里)运力占总运力的24%;而水路、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则分别占13.86%、4.46% 和0.33%。

旅游业:2013年,巴西接待外国游客逾600人次,同比增长5%,创汇66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首站赴巴5.3万人次,巴西游客来华9.6万人次。全国主要旅游城市和景点有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巴西利亚、伊瓜苏瀑布、马瑙斯、黑金城、巴拉那石林和大沼泽地等。

服务业:服务业对巴西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它不仅是产值最高的产业,也是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主要部门包括不动产、租赁、旅游业、金 融、保险、信 息、广告、咨询和技术服务等。2013年,巴西服务业产值22789亿雷亚尔,同比增长8.5%,占国内生产总值57.4%。

能源结构:巴西是使用可再生能源较多的国家,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所占比例高达42.4%。其中,甘蔗制乙醇和水力发电分别占到一次能 源生产总 量的15.4% 和13.8%。有相对完善的核燃料循环工业。

5.“巴西奇迹”

1967—1974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0.1%,被誉为“巴西奇迹”,巴西跻身新兴工业国行列。上世纪80年代,受高通货膨胀困扰,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严重衰退。从90年代开始,巴西向外向型经济模式转轨。1994年政府实施雷亚尔货币稳定计划,有效解决高通胀问题,经济恢复增长。1999年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经济衰退,货币大幅贬值。其后,受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巴经济连续几年增长缓慢。2003年,政府采取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控制通膨和财政赤字,鼓励生产性投资和工农业发展,市场信心得以恢复,巴西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发展道路。此后推出“加速增长计划”等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措施,巴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巴西经济下跌0.2%,政府及时出台一揽子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措施,取得积极成效,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7.5%。但受美欧经济形势恶化影响,自2011年下半年起,巴西经济增速再度放缓,2011和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2.7% 和0.9%,巴西政府因应形势相继出台扩大公共投资、刺激消费、加强国内市场保护等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6. 人民生活

巴西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08亿, 占总人口 的54%。近10年来贫困人 口减少3600万 ,2011年全国赤贫人口1600万。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74.23岁, 新生儿死 亡率19.6%。据统计,全国共有医院5864所,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3.11张。还有63662个卫生站等卫生服务机构,平均每千人拥有2.08名医生。艾滋病患者累计约63万人。

巴西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6~ 14岁),对贫困生入学实行国家助学金 制度。2011年,6 ~ 14岁儿童入学率为97%,成人识字率91.4%。巴西1/5的城市青年未完成基础教育。

巴西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政策。2013年12月,政府设定的最低月工资为724雷亚尔(1美元 = 2.021雷亚尔 )。

巴西的法定带薪年假为30天,休闲是巴西人心中的最爱。起源于17世纪的亚马孙狂欢节是巴西最盛大的民族统节日极富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特色。

7. 足球大国铸辉煌

巴西是足球大国,足球运动不仅是巴西民众的共同爱好,也是整个民族的骄傲。对巴西人来说,足球是运动,更是文化。在巴西,足球已是巴西文化生活的主流。巴西几乎人人都是球迷,巴西人笑称 "不会足球、不懂足球的人是当不上巴西总统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 "。巴西人认为,巴西足球理所当然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巴西人把足球称为 " 大众运动 ",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人踢球。即使是在贫民窟,穷人家的孩子也光着脚把袜子塞满纸当球踢。每当联赛或重大国内国际比赛进行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万人空巷,而赛场人山人海。

巴西职业球队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正式登记注册的足球俱乐部已有2万个以上,从事足球运动的人数逾百万。巴西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是唯一一支参加过所有历届世界杯决赛周的球队,并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夺冠,是迄今为止夺冠最多的国家球队。

中巴合作前景广阔

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与巴西就开始了交往,1812年中国茶农就已经来到巴西传播茶艺,建在里约热内卢蒂茹卡国家公园的“中国亭”就是对此的永久纪念。

1974年8月15日,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中巴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一步步向前发展。1993年,巴西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2012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并出席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演讲,双方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中巴经贸取得年均超过30% 的增长率。2013年,双边贸易规模超过了900亿美元,而在2003年,这个数据甚至不及70亿美元。2014年,两国贸易总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66.7亿美元。巴西是中国在全球的第10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国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往来已从贸易向更深层次的相互投资延伸。截止2014年,中国对巴各类投资总额达到189.4亿美元,主要涉及能矿、电力输送、制造业、金融、农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领域,中国在巴投资已呈现多元化态势。

今天,呼唤大国大民 篇10

但正如古训所示, 行百里者半九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 这一个个命题, 都容不得半点懈怠与偏移。新的经济动能转换效率, 决定我们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中能走多远;司法改革能否攻坚克难, 攸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环境保护能否兑现“最严”的承诺, 关系到民众对净水蓝天期待的实现程度;精准扶贫能否保质保量如期推进, 指向我们能否享有更公平的发展红利。

不难看到, 上述社会改革、发展目标, 以国家的名义提出, 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推进落实, 但其落脚点却都是对民众福祉的保障。这是因为, 伟大国家只能由伟大人民创造, 而一个国家的强大, 最终必然要体现于人民的强大。古人云, “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今天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 当一个国家欲变得更强大之时, 它必然要更加精细化回应民众的权利与诉求。民众安居乐业之道, 社会公平正义之道, 都离不开国家治理的微妙平衡与耐心“烹调”。

一如十一长假中的社会画面所展示的隐喻。一方面,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 中国人能如此这般走得更远、自由消费;但另一方面, 或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 人们会有如此多的焦虑, 对拥挤的焦虑, 对安全的焦虑, 对权益保障的焦虑。今天的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赋予与经济能力, 但他们也同样是对于权利和财产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

房价、社保、教育、就业、司法……无论哪一项,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 在今天都仍难称已经完全进入舒适区。这不仅是源自物质或数据上所表现出的压力, 而更表现为社会整体氛围所传导给心理层面的紧张与焦虑——仿照大国的表述, 这或可称之为“大民”的欠缺。而培育大民, 不仅仅是通过大国、强国这一维度上的建构所自然能水到渠成的, 它必须依赖于对民众权利与心态的更精准照拂。因此, 在今天, 呼唤大国大民, 殊为必要。

十一前夕,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年) 》正式发布。行动计划在指出中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强调了“应该看到”之所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环境等方面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 人权保障的法治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目标尚需付出更多努力。这或可作为我们在追求大国大民路上的一个目标参照与鞭策。

大国创新的逻辑 篇11

不可否认，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改革，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走走停停，甚至还走了很多回头路，但市场经济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洒下，在很多政府之手“无暇顾及”的地方，市场需求和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还是催生出了很多创新企业，一批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这样的民营企业正在崛起。此外，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使许多需要巨量资金和市场支撑的技术获得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譬如高铁技术、超高压输变电技术、航天技术、大飞机技术和大型机械设备制造技术等，有些技术甚至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没有创新，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

如果说，是改革、全球化和中国的大市场成就了一些企业和某些产业领域创新局面的话，那么，全面推进大国创新战略，则是需要一场更为彻底而深入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制造业、医药产业、文化产业以及与前沿创新高度相关的产业，还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这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均来自更为精细化、个性化的创新和创意，风险更高、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更强，只有在配合了制度变革和创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完成。

创新的核心是人，要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之参与到充满冒险和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中，必定要有一套补偿风险的激励机制和公平竞争、守序、容忍冒险失败的制度环境。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脚点是“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 的 “以人为本”的改革，正是暗合了创新的要义。新一届政府强力推进的反腐行动，其意义远不止于清廉党风、赢得民心，对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政府官员不再凭个人喜好来决定企业的生死，当企业不再需要行贿才能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当个人的升迁荣辱不再单纯取决于关系网，社会资源更多配置在公共服务而不是贡献于权力王国和政绩工程，创新、创意才有用武之地，人的创新能力才能被激发出来。

真正的大国心态 篇12

中国当然是大国。不过, 在英语当中, 我几乎没有听过或看到欧美各强国用简单的“大”来形容自己。“big, giant, huge, large, grand”等等这些词汇并没有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自我描述当中。“powerful, competitive, great”这些词汇倒是更常用。

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光说大, 不够精确。中国的很多方面, 确实大, 比谁都大。中国也有很多小的地方, 小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地步。我们国土面积大、GDP总量大, 但这些除以13亿之后, 都是如此地小。同理, 一旦我们出现个小问题, 乘以13亿之后, 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问题了。这也是大。

胸怀与视野的博大是真正的大。

1963年6月, 肯尼迪总统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巅峰时期, 曾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演讲。这对今天的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肯尼迪说:“让我们 (美国人) 自己也重新审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是制度本质上是邪恶的, 以至于它的人民都是缺乏美德的……我们不应该只用一种扭曲的、极端的观点来看待对方, 不能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认为彼此体谅是不可能的, 更不能把彼此威胁当作交流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对我们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共同的利益上, 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共同利益来消除我们的分歧。即使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 我们也至少可以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归根结底, 联结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 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 我们都珍视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

我一直认为这是那位英年早逝的总统说过的最不朽的话。当大多数人都还钻在冷战的牛角尖里欲罢不能的时候, 他却能号召国人一起去自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苏联尚且可以如此, 2009年的中国对那些曾经与我们有芥蒂的国家更应该豁达。

不卑不亢是我们常说的待人接物的最高境界。如果问问周围的朋友, 走遍世界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吗?很多人说差不多。然后再问为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们的经济增长10%, 我们有四大发明、万里长城, 我们有56个民族, 有长江黄河, 我们曾经傲视群雄, 如今大国崛起。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 但光靠这些还做不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反省自己的不足, 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历史, 忽略现在与未来, 这固然重要, 但不是关键。

真正的不卑不亢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根本信念———世界上的人不分种族、肤色、男女、国家大小、强弱、新旧, 作为人, 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自信与反省才是坚实的、健康的、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