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共12篇）
大国关系 篇1
2 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外交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外交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奋力前行,在坚持外交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这些新理念、新举措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气象,同时折射出中国外交在2014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势。
中国梦将在中国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梦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一个强音。同时,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新关键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过去一年多,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多次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同时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这个梦,将中国复兴与世界进步统一起来。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必然会带动其他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梦想,促进非洲梦、亚洲梦,以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得以实现。
在中国外交中,中国梦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共鸣。例如,印度总理辛格就表示,中国梦与印度梦息息相通,互相契合;埃及外长法赫米说,埃及的民族梦想和当前的中国梦相一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中国梦的实现将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和积极影响。
未来,中国外交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梦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纽带作用。中国梦的世界价值将不断展现。
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年多来,中国外交把这一理念落实到了行动中。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例如,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说:“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
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他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习主席在印尼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关系的新认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的坚强信念。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机遇观和正确义利观将在中国外交中更多地体现
中国领导人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平共处。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原则和方向,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丰富。
未来,中国将重视和推动与其他国家相互发现和利用彼此的机遇,把这种机遇转化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必要时舍利取义。
树立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未来,中国外交将贯彻这一崭新的理念。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在中国外交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同俄罗斯、美国的关系都出现了新气象。
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俄罗斯。访问中,中俄领导人就两国加强全方位战略协作达成一致。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又在各种多边和国际场合4次会面。通过密集的高层交往,中俄关系已成为当前我国层次最高、基础最牢、内涵最丰富、最具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和圣彼得堡两次会晤。双方的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共同致力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此外,美国副总统拜登成功访华,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和中美商贸联委会,取得数百项积极成果。
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走向对抗的所谓“铁律”并非不可打破。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利益相互交融,战略力量相互制衡,客观上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国关系的阴晴冷暖,事关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对国际安全也至关重要。未来,中国外交将继续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了10余个周边国家,周边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2013年10月下旬,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外,中国正与周边国家一道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正在变得更加牢固。
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将继续遵循以下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望成为中国发展周边外交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及两条丝绸之路建设,充分显示了中国推进两条丝路建设的战略考量、坚定决心和实施信心。
这两条丝绸之路将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也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平稳定与安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014年,中国外交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中国外交中,中国梦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共鸣。 例如,印度总理辛格就表示,中国梦与印度梦息息相通,互相契合;埃及外长法赫米说,埃及的民族梦想和当前的中国梦相一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 中国梦的实现将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和积极影响。
大国关系 篇2
在2010年8月，网络是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关于大国的比喻，说世界就是一个大班级，美国是班长，中国是团支书，还有一些其他大国的比喻，这个比喻之所以流传很广，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这几个真实的大国地位。所以我就基于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进行一点我个人的分析。
1.美国
班长，家里有钱，人长得也强壮，学习成绩很好但也爱打架，做事蛮横无理，班里同学一般都不敢顶撞他。和副班长关系不好。
根据今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亲切谈话，我个人认为美国班长已经意识到团支书的力量正在崛起，所以打算与团支书合作，把团支书稳住，自己还是要坐稳班长的席位。
2.俄罗斯
副班长，学习成绩好，全班最高大，上学期光和班长顶着干。后来家里出事：分家！现在做事很消极，但在班级里有一定的影响力。
前段时间关于乌克兰的事件，美国与俄罗斯再次出现矛盾，他的副班长地位是基于前苏联的根基，与中国关系相对较好。
3.英国
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好。家里也很富。班长的跟屁虫，做事没主见，啥都听班长的。前些天和班长把伊拉克打了一顿。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怎么会是班长的跟屁虫，我觉得英国这些年虽然看似平淡了些，但看看他给中国香港留下的一堆烂包袱，就知道也不是个傻子，太会利用形势。
4.日本
无职位，学习成绩很好。思想品德很{巨}差，人龌龊鬼点子多，上学期因为欺负人、抢东西被班长带人狂揍，被打成半身不遂，伤好后不思悔改，现在又开始“惦记”团支书家的鱼缸了。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曾在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担任过日本首相，他推行的廉价日元政策目前看起来颇有成效，但真正的结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5.朝鲜
无职位，团支书同桌，学习成绩差，嘴却很硬，经常得罪班长，班长几次扬言要揍他，碍于其同桌团支书才没动手。
其实朝鲜不算大国，不论是经济还是国土甚至是人口都算不上大国，但是随着金正日的上台，朝鲜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它会不会是第二个崛起的中国呢？
6.中国
团支书。幼儿园、小学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毕业时由于贪睡、不爱出门运动、体质差常被欺负。上学期和本学期进步很快。有正义感，该出手时不手软。上学期为了同桌朝鲜和班长打了一架。现在成绩进步很快，身体锻炼的也较好，常常做梦都想收拾几个人出出气，因怕影响学习成绩而经常忍气吞声，班长为此很“担心”。
相对于中国前两年的飞速进步，中国经济发展在今年略显放缓，但我个人觉得，放缓是必然的，中国不可能一直保持速发展，这种一味追求数字好看的发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有隐患的发展。比如今年的房地产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一年，积极与其他国家建交，强力制腐，推行中国梦，包括股市回苏，这都是人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的强有力的证据。
新型大国关系有待建立 篇3
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路线图”
中美两国都在不久前完成领导层换届。克里来访是继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3月访问中国后，中美高层又一次面对面接触，保持了双方高层交往的势头。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克里时回顾了不久前他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时一致重申，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指出，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这12个字，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世界秩序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如果中美能秉持这一精神构建两国关系，两国关系将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外交部长王毅在和克里会谈时说，要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两人还表示，要规划好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
“这些表态说明，新一届中国领导层对美政策不仅有新定位，也在采取具体措施来充实新定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达巍说。
分析人士认为，克里此访本身就是规划“路线图”的一部分。克里访华之后，中美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的交往将全面展开，如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于本月下旬访华，双方正在商讨延续好、利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高层磋商等机制。
媒体反应
香港《文汇报》：作为美国对华关系决策者之一和主要实施者。克里首次访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中美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风向标意义。
美国《侨报》：克里此访，是奥巴马第二任政府内直接负责外交事务的高官首次访华，中美新一届政府外交官员面对面的摸底、兜底。续航两国关系，就是克里访华的意义。
香港《经济日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旋风式”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会面达多项共识，中美关系回暖。有学者指出，克里在处理对华事务较希拉里稳妥。外界认为此因“鸽派”的克里未有如“鹰派”的前国务卿希拉里般咄咄逼人。
直面经贸合作老问题，培育新增长点
“不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在合作的广度深度、质量层次上实现新突破”“希望美方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上有实质行动”……克里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对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出种种期望。
达巍说，这些表态切中了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体现了中国对处理经贸交往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的态度。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目前中美经贸联系广泛而深入，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中美贸易额接近5000亿美元，而且仍存在发展潜力。
克里访华当天，两国还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双方还同意，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设立网络工作组。
媒体反应
香港《文汇报》：“新型大国关系”由中方首倡，概念提出时间已不短，但美方似乎仍停留在要共同探索的口号层面，克里此次亦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正面回应，究其原因，就是中美战略互信仍严重缺失，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心存担忧。但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中国已展示了足够诚意，采取了不少行动，美方能否与中方相向而行，将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由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则在债务危机和“反恐”陷阱中难以自拔，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也随之改观。虽然中美之间有着种种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但如果中美两国一定要搞一场“零和游戏”，必然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绝非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美在涉及对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了解并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不伤害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内容。
《侨报》：克里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与中国外长的对话，就是中国和世界在新形势与新问题之下，摸清克里对华态度、立场“底线”的契机。
朝鲜半岛局势成讨论焦点之一
克里此次东亚三国之行恰逢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与三国协调立场是他此访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方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李克强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各方都要负起责任、承担后果。在半岛和本地区挑事生事，会损害各方利益，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杨洁篪说，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坚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
王毅强调，中方的立场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坚持对话解决问题。他敦促有关各方不要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认为，在朝鲜半岛局势阴云密布之时，美国国务卿访华与中方交换意见，中方也继续发出信号：中国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起，为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而努力，为对话解决问题而努力。
媒体反应
香港《经济日报》：美国对华态度关键并非人事，而是当前利益考虑。目前美国希望缓和亚太局势，中国亦乐见区内稳定，双方各得其所，令关系趋暖。
《侨报》：克里出访东亚三国，到出访前一周才确定为韩、中、日，突发变化。中国不再“垫底”的重要背景是，韩国与中国相较日本在朝鲜问题中更为举足轻重。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不能从遏制中国中受益。美国没有必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尤其在自身遭遇危机的时候。文章还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着眼历史和现实、并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长远安排。中国没有称霸该地区的野心，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两国应该进行健康的竞争，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这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习近平: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篇4
习近平指出, 经济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中方希望美方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关注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 坚持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 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 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环境, 保障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同中方一道开创中美经济关系新格局。他建议双方重点在双向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合作等对两国经济发展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加强合作。
习近平强调, 新形势下, 中美关系要进取、要发展;中美合作要开拓、要创新;中美两国要互尊、要包容。中美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 牢牢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同其他大国关系点评 篇5
中国同其他大国关系点评
今年,在纷繁复杂和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十分活跃,令世人注目.这一年里,中国在处理国际性危机事件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寻求各方的对话与协商,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活跃而从容的多边外交中,中国不仅发展了同各大国的关系,也发展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作 者：吴兴唐 作者单位：刊 名：当代世界 PKU英文刊名：THE CONTEMPORARY WORLD年，卷(期)：“”(12)分类号：关键词：
国际投资与大国关系 篇6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投资摩擦与近年来的中美投资摩擦进行了比较研究。尽管中日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中日和美国的投资摩擦本身也有更为复杂的状态和成因，但中日面对的投资摩擦国都是美国，其基本过程也大致相同，中日两国均受美元霸权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因此，通过对日美与中美投资摩擦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中国借鉴日本处理投资摩擦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投资摩擦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21－07
外汇储备是决定一个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持续双顺差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就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2009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已增加至21316.06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的总和。在上述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但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别是在美国的并购情况难以令人满意。目前，中国已进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摩擦的高发期，这不仅深度涉及中国经济利益，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均形成巨大冲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李侃如于2006年5月在复旦大学演讲期间曾提及，中美双方有必要仿效日美规制谈判进行体制磋商。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日本在其崛起过程中处理对美并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一个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经贸领域产生摩擦，并且这种摩擦的本质已超出纯经济领域，而具有大国关系变动与大国战略制定的重大意义。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日本在美并购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妥善处理国际投资领域摩擦的政策建议。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回顾
二战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和石油危机等多种原因而陷入经济停滞，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一枝独秀。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投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世界的多个领域。在泡沫经济破碎之前，日本海外金融机构遍布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金融资产总额一度占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海外资产总额的38.2％，对外债权额占世界债权市场份额的36％，高居世界首位。
日本在美国的“购买行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以后，美国贸易赤字每年递增。日本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的“罪魁祸首”，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并转化为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美国议会更于1985年提出对特定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特别关税。在上述压力下，日美等国家于1985年9月共同签署“广场协议”，日本被迫承诺日元升值和改变经济结构。受汇率变化影响，日本出口锐减。为刺激国内经济以弥补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和扩大内需，日本银行被迫五次下调官方贴现率。
随着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以成倍乃至数倍的速度增加。从投资形式看，有独资或合资新建企业以及收购或兼并美国企业，尤其侧重于后者。据日本经济研究所统计，1988年，由日本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美国企业达522个，例如日本普利斯通公司收购美国火石轮胎公司。除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外，日本还加速对美国的间接投资。1987年底，日本在美间接投资达1610亿美元。1985年以后，日本对美证券投资也以成倍速度递增。1985－1988年的4年间，每年对美公司股票投资额分别为18.9亿、56.29亿、147.24亿和186.96亿美元，而对美债券(公司债)投资分别为86.13亿、197.11亿、23.86亿和300.72亿美元。日本人还买下大量美国国债，日本资本成为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来源。
至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顶峰。是年6月，索尼公司宣布以34亿美元成功购买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成为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不动产已被日本人购买。很多日本人开始以为日本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小人发现自己买的是“泡沫财富”，如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松下公司更是将MCA转于卖给了两格拉姆。日本大举进军美国不动产和娱乐业等非制造业领域的结果更是以损失惨重而收场。日本投资的结果实际上是捐给了美国。日本当时购买的多是“夕阳企业”，而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还在末来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霸权优势。正因为美国掌握了在国际金融与贸易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才使得美国人能够通过美元来购买日本货，再通过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使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中。
当前中国内外经济金融背景与当时日本情况有颇多类似之处。中国现今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坐全球第一把交椅。人民币升值又使持有巨额外汇的风险越来越高，中国财政损失惨重。通过海外并购把外币花出去无疑成为降低外汇贬值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2005年，人民币汇率进入上升通道；2006年，股改基本完成；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在上述背景下，国外企业资产纷纷缩水，中国企业正掀起新一轮海外并购浪潮。2007年有84起跨国并购事件，2008年有66起。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额达784亿美元，并购领域涉及石油、矿产、汽车、飞机、家电以及IT等行业。但从中海油失意尤尼科、华为收购3Com因“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受阻和海尔集团竞购美国第三大家电巨头美泰克失败等一系列在美并购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成功率并不高，远低于目前33％的海外并购成功率。
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遭遇障碍的状况使人们对中国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产生诸多质疑：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尚处于低附加值生产阶段，规模不大，国际化程度较低，实际上并不具备并购美国企业的能力。对美并购将可能因为“消化不良”而得不偿失。第二，中国对美国能源和高科技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并购活动可能会在美国遭遇政治阻力并引发对华仇视行为。第三，中国的对美投资会加快资本外流，减少国内投资，
在总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复苏。第四，随着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也将增大，对美直接投资将会使传统的贸易摩擦转变为政治、经济摩擦，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在上述形势下，我们应该参考日本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中日在美企业并购问题的比较
日本和中国面对的国际投资摩擦国都是美国；摩擦都发生在日本和中国国民经济与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摩擦过程也有相似之处：由美国挑起经济纠纷，然后日本或中国与美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相关政策措施以应对经济摩擦。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是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最强、国内市场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元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世界货币，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获得美元再投资到美国是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日本和中国对美国投资额的增长，美国就会基于其本国利益的考虑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力图限制日本和中国对并购美国企业，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摩擦。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国家，常基于各种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即从美国霸权向多极化转变，但美国由于惯性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这也是造成日美、中美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经济领域摩擦的深刻政治原因。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日本1964年开始在美国设厂。但60－7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数额有限。到1979年底，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余额仅34.93亿美元，次于荷兰、英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居第5位，占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的6.4％。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以空前规模迅速发展的时期，收购与兼并美国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组成部份，遍及许多经济领域，规模日趋扩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引起部分美国公众的担心。在民意测验中，不少美国人主张对外国资本进行限制，个别人甚至主张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美国众议院则要求对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审查和登记。有的议员甚至要求强制性地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公开财政预算并强化其课税，限制外国资本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企业等等。由于不断收购和兼并美国著名企业，在外国与美国的投资摩擦中，日美投资摩擦首当其冲，最为敏感。美国认为日本的投资有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通过收购美国企业可能获得某些战略性技术或秘密情报，从而有损美国国家安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政府已加强审查外国投资项目，禁止外国人购买建造核潜艇的造船厂和制造某些至关重要的高技术部件的工厂。第二，日本投资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增加并不如美国人所期望的那么大。日本在美所建厂房自动化水平较高，在最终产品中使用美国当地劳力和物资的比例较低，这使美国人对政府采取的鼓励外国投资的计划是否恰当产生疑问。第三，美国公司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没有获得外国公司在美国所得到的同等的权利。例如，日本禁止外国人持有任何“技术上创新的公司”如电子行业的25％以上的股份，但日本公司却可以在美国比较自由地进行投资。
面对美方指责，美日双方在1989年7月至1990年6月举行了经济结构协调谈判，就以上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以《最终报告》形式发表。日本在《最终报告》中承诺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并在同日发表的《关于直接投资政策开放性的声明》中表明对外汇法进行必要修改的宗旨。1991年4月，修订外汇法先后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获得通过并公布。年末，日本政府又先后公布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令》和《关于指定部门的通告》等条例和实施细则，同修订外汇法一起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通过对外汇法的修改，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标准，增强了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国投资的潜在障碍，进一步限定和缩小了限制外国投资的范围，提高了日本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
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加剧导致美国企业的极大不满。例如，日本高科技产业对美国的投资直接威胁到美国整个高技术产业，使美国深切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使美国以更强硬的态度遏制日本对高技产业的投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目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日本1／3的出口输往美国，美国1／4的出口输往日本，日本还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在国际政治上，美日之间也存在“特殊伙伴关系”。因此，尽管美日投资摩擦在特定时期有所加剧，但还不至于发展到闹翻的地步。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比当年日本更为严峻，遇到的风险也更多。海外智囊机构曾对全球企业并购做过专门研究，得出了并购失败率在70％以上的结论，并认为由于中国公司在应对政治风险方面少有经验而可能面临更高的失败率。近年来，中国的中海油和华为等国有企业在美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诸多阻力，甚至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政治阻力。
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为例，自中海油有意向收购优尼科的消息被走漏起，美国会议员就不断掀起反对收购的声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aon)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美国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递交公开信，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在6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军事观察家迈克尔·奥哈龙甚至赤裸裸提出：“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中海油竞争者的雪佛龙公司副董事长彼得·罗伯逊(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包含地缘政治因素，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6月28日，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明确表示美国对该交易的审查将仅限于国家安全方面，不会受到更宽泛的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影响。6月30日，美国众议院更以398对15票通过一项议案，提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购优尼科“将可能采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200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能源状况进行研究，该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基本上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无奈之下，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
2007年，中国国有企业华为在美国的并构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由作为美国最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的贝恩出面收购和控股3Com，由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来提供专业建议，参股也不到20％，华为的活动还是成为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紧拽不放的大疑点。2007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
IIeanaRos-Lehtinen推出的一份决议案称，华为是中国最不透明的公司，美国管理机构如果批准此次收购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华为由一位中国前军官所创立，可能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着某种联系，而美国国防部是3Com的重要客户，因此华为参与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由上可见，中国在美国的企业并购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将更大。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经济大国必然走向军事大国，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国。在这个假设下，大部分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美国人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军事发展，最后成为类似美国的集经济、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由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决定的。一旦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直致力于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某国国内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重要途径。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lmer Eric Shatts Chneider)在《政治、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致难以采取政治行动。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架构变革是通过授权改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的典型案例。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贸易与投资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与投资政策的中心，因此面临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从根本上说，国会议员代表的是其当选选区和特定支持集团的利益。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在对美直接投资时，相关议员们迫于各种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一些敏感的并购案进行干预。
其次，对中日两国来说，均面临美元霸权的结构性权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在美元霸权的结构下，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实力的增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及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由1997年的56％、54％和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实际上的美元本位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美元需求国密切联系并相互对应的对外经济状况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货币供应国，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逆差扩大(缩小)，美元供给增加(减少)；相应地，其他国家就整体来看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对美元的需求，顺差扩大(缩小)，美元需求增加(减少)。短期来看，美元汇率动态就取决于美元国际供求动态：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贬值；供求均衡，美元稳定。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由于美国可以其本国货币对外进行支付，故可以用对外输出美元的方式来保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巨大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这意味着美国独自享有的国际货币的“铸造税”(Seigniorage，指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结构使美旧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中国和日本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中国和日本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抑制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在国际投资方面。中国和日本将贸易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企业，由此产生了三种效应：第一，中日的投资使美国人比较容易把资金从旧企业抽出来投入新企业。例如1989年10月三菱不动产以8.46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虽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洛克菲勒则动用这笔巨款充实了新的投资计划。第二，中日两国对美国企业的注资，为美网提供了价融资，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强化了其金融霸权地位，反过来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支撑。第三，帮助了美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当年日本的五十铃汽车公司在印第安纳州的拉菲特创造了1700个就业机会；日产汽车公司在田纳西周的士麦那创造了3100个就业机会。这对于促进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正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沉重债务迄今未对其经济造成负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成功总结了一个非凡的诀窍，即美国虽然是一个巨额净债务国，但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净利息和红利。相反，美国仍享有投资收入的净流入，因为其获得的其外国资产的平均回报高于它所支付的其外债的利息。
政策建议
从近期来看，支撑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并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人民币面临巨大
的升值压力，而企业也更有动力走出国门购买“相对便宜”的国外企业。另一个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蔓延，使得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到了急需“找婆家”的地步，这为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出海抄底”提供了条件。这和日本当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政治体制不同，国际投资摩擦小身也由多方面因素所导致，但借鉴日本在处理投资摩擦方面的经验教训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是日本有时过于顺从美国，主要表现在日本在与美国交涉时往往缺乏基本目标和相应战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结果因遭到美国的“暗算”而失去应得的经济利益。
鉴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从日小的发展经验来看，涉外经济摩擦往往首先出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涉及一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最先开始出现的涉外经济摩擦往往是对外贸易摩擦。其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涉外经济摩擦逐步进入到其他方面，形成国际投资摩擦、国际金融摩擦和汇率摩擦等，并深入到一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形成针对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符种形式的经济摩擦。因而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制度尤其重要。当然，中国应该在考虑自己的国情基础上，自主地、不受外来力量支配地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但在涉外经济摩擦频发之际，适当考虑日本利用外来压力改善国内经济制度和国内经济体系的经验也是有益的。在借用外来压力的同时，中国应仔细研究这种外来压力与国内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一致性，并明确这种外来压力所能带来的利益与成本，选择一种能够带来较高利益且较少成本的方式和方法，从而达到既回避涉外经济摩擦又改善经济制度的目的，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其二，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日本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家”。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推行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贸易增长最快、贸易依存度最高以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自200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但同时也迫使中国为了寻求高流动性和安全的投资渠道而将所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到美国资本市场，即购买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这一循环使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今天的中美经济关系与“昨天的”日美经济关系非常相似，中国应该汲取日本的历史教训。虽然中国与日本不同，所选择的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扭曲国内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具体来说，保障劳动力优势的较低工资水平促使国内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其结果是在强化对美贸易顺差的同时，提高了对美贸易的依赖，使得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任何政治和经济变化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冲击。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基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考虑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包括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以规避与美国的经济摩擦。
其三，建立处理投资摩擦的常设机构。2003年至今，美国主要采取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措施。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通道，美国同中国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给中国施加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首次建立于2006年9月20日。规定以后每年对话两次，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经济议题。这些对话达成了多项协议。但中美之间尚缺乏针对投资摩擦的专门性常没机构。在日美投资摩擦多发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为了处理摩擦问题曾设置过这种机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国与美国常出现投资摩擦之际，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处理国际投资摩擦的具有常规性和权威性的经济机构以处理相关问题。
大国关系 篇7
一、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发展
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也是流血最多的世纪,21世纪是新的世纪,只有顺应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才能实现全世界的共同繁荣。传统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零和游戏”早已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美国曾为了一己私利在没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起对伊拉克的战争。这种违背国际行为准则、违背全世界人民意愿的行为,无疑遭到了国际的批判。同时这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行为,也使得美国自身吃下了自己酿的苦果。首先从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来看,2003年4月16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官方统计的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经济成本,仅仅一个月的战争美国军方已经花费200亿美元。数字之庞大,令人们吃惊,如此重经济负担需要美国独立承担;其次从战争过程中美军的行为来看,在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美军的“虐囚事件”和“黑水保安”事件给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引以为豪的人权只是“披着羊皮的狼”,无疑使得美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受到损害;最后从战争带来的后果看,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借口,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但没有有效的解决事端,反而使战乱的环境再次成为了恐怖分子的滋生地。美国在和平时代公然单方面发动的战争,使其国际威望严重受损,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能力也受到广泛质疑。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和伊拉克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从“一边倒”到“反帝、反修、世界革命”,再到“一条线、一大片”,最后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纵观我国外交历史的演变,除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以外,其他外交政策都是符合特定的时代特征的,是取得一定外交成果的战略。然而,60年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左”的状态下,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也表现出左倾的特点。错误的认为帝国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认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并预计第三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我国外交界也盲目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开展“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策略。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外交战略是失败的,实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对外策略,加剧了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国内来讲,过多的对外援助,扰乱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秩序。在国际上,“左”的思想在国内盛行,使得外交政策出现了左倾错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影响了在国际上的声誉。
无论是美国的对伊战争还是中国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都是和平历史潮流中的错误决策。在21世纪,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实践证明试图通过非和平的方式实现某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遵循和平发展、坚持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与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守成大国之间除了合作没有捷径可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的呼唤,亦是两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至今已有四年时间,2012年起步,2013年定调,2014年充实,2015年推动,体现了中美两国最根本的战略利益,符合时代的潮流。
二、符合中美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
“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然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是由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决定,还与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有着不可轻视的关联。
首先看两国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所作的战略抉择。强调绝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顺着中国核心利益的思路来看,美国并没有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纷争,也没有闹独立的国土;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本国的安全;美国至今仍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文化、科技还是军事等领域上都是处于无人能动摇的领先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认为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因而十分在意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造成冲击”。在此看来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并没有威胁或损害到对方的利益,为两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再看两国的共同利益。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两国发展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经济上,两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0多亿美元到现在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金融上也已经达到媒体上报道的那样“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政治上,中美两国开创了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在内的60多种对话机制,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文化上,据统计中国留美学生已经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美国也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已经形成深度地相互依赖,两国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推动着中美关系向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
中国提出与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交往的角度分析,认为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互相合作、共创和平。在继承了马恩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在1919年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江泽民也曾多次强调,“大国间关系也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胡锦涛曾多次强调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与各国发展合作关系,并提出“四用主张”继承并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继承中国宝贵外交遗产的同时努力创新,习近平一再重复“同心维护和平”、“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
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时代的召唤。虽然至今还不能对这一外交政策给出一个确切的评价,但是通过对其时代逻辑的罗列与分析,我们认识到新时期的对美政策是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背景下,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念为支撑,致力于维护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和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提出的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外交政策。中美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崛起国与最发达的守成国,两国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同时也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国在对美关系上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策略,积极主动提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方也对此充满信心,希拉里·克林顿曾说:“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中美双方正在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就是给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最强的回应。
摘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关乎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更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和稳定。本文从时代背景、国家利益和理论渊源三个方面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逻辑作出解释,来阐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代逻辑
参考文献
[1]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2]郑启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3]倪世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王莉,强薇.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开幕[N].人民日报,2012-5-4.
[5]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J].当代亚太,2013(4):4-21.
[6]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12(5):1-8.
[7]张建.试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J].国际关系研究,2013(6):62-71.
[8]舒建国.毛泽东“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效应[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8-14.
[9]李霞.浅析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J].现代交际,2010(3):67
大国关系 篇8
2013年9月20日, 外交部部长王毅访美期间在美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 阐发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王毅说, 不冲突不对抗是必要前提。做出这一政策宣示, 说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 在于不通过战争和暴力的形式, 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 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主要手段。在全球媒介化的当今时代, 意识形态的扩散和认同须臾离不开国际传播力。因此, 如何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过程中提升中国的传播力成为新焦点。
二、美国舆论传播力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特点
第一, 以“普世价值”为理论核心的战略传播。奥巴马在2010年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首次清晰地将“普世价值”列为核心国家利益, 并制定了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的传播战略, 即强化美国的典范力量, 在美国国内及全球维护对“普世价值”的尊重。第二, 依托经济全球化, 形成舆论传播产业链, 将跨文化传播和政治目的相结合, 试图以“潜移默化消费者”的方式对舆论进行导向性影响。第三, 综合利用文、图、音、视等多种表现形式, 通过纸媒、无线电波、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多种传播手段, 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平台出发, 力图实现舆论传播效果的扩大化和收益的最大化。第四, 在制定国际规则和处理世界性问题时, 充分利用头号传媒强国的优势地位, 引导国际舆论, 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例如, 时而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棒杀”, 时而宣传“中国责任论”的“捧杀”。
三、中国应对美国舆论传播影响的不足之处
第一, 面对美国大力推广的“普世价值”, 中国舆论引导缺乏理性分析, 出现了两种极端思想。即“以同代和”, 认同普世价值就是全盘接受美国价值观的思想;以及“不同者不和”, 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而否定美国的价值观, 进而否定普世价值存在的思想。第二, 在美国主导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挨骂”。国际体系转型时期, 中国崛起的步伐日益加快, 与此同时遭到国际舆论指责的花样也不断翻新。“中国威胁论”、“国际争霸论”、“非洲殖民论”、“气候问题不负责论”、“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论”、“不尊重人权论”、“血汗工厂论”等, 都是中国“挨骂”的典型案例。第三, 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下“理亏”。例如, 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制度模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和西方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还有“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 都对中国崛起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话语困惑”。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背景下如何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力
首先, 破——“普世价值等同于美国价值”。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和专利品, 它是三千年间人类文明的经验积累, 其中包括中华民族的经验。民主更不是打压不同价值观、干涉别国发展的战略工具, 它是所有国家共有、共享的财富。立——“中国模式”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的多样性依存和共同发展, 以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构成合理的话语体系。
其次, 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 高效发挥学术精英群体、民间组织、华人华侨华商、海外媒体等各个群体的特长和作用, 在传播内容与手段上不断创新, 形成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合力”。
再次, 借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东风, 大力发展适合中国文化传播的产业链, 鼓励文化创新。由“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 在“中国创造”中注入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为中国声音赢得世界表达。
最后, 高度关注国际局势, 用好外交资源, 寻找中国和世界关注的共同点。借助国家领导人高层交往、公共外交、人文交流、驻外使馆前沿部署等, 主动设置和输出中国希望传达的议题, 引导国际视听, 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时期, 加强舆论传播力, 争夺国际话语权, 在对外交往中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更有利于中国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为崛起之路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力的提高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 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新理念。2012年8月, 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正式升格为“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2012年12月31日,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这些新变化标志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 在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体系建设, 并着力增强传播力在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对外传播力, 在理论上, 是对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跨领域交叉研究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有利于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在实践上, 通过研究中国对占据国际舆论传播制高点的美国影响的应对, 有利于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提升中国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 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探寻有效的战略和路径。
摘要：近年来,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新问题、新挑战的持续增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日益成为政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性命题,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外传播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塑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习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原则指导下, 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力, 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对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国关系 篇9
一、经济因素
影响大国关系的首要因素我们认为首推经济因素, 纵观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难发现, 战争的根本起因都是大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挑起世界大战。就一战而言, 其起因无非是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 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战争结束, 分出胜败, 自然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 但是这种将战败国德国掏空榨干的新体系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转嫁危机, 而德意日三国更是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危机, 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导致了二战的发生。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主要也是因为其经济地位增强。而冷战的发生也不仅仅是饮食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 更重要的是两大阵营经济实力方面的比拼,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体制长期僵化, 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从而导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 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 各大国之间共同语言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于经济合作领域, 当然, 摩擦冲突频频出现背后的推手也无不是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插手中东事务, 日本与多国的岛争, 无不与能源资源利益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欧元区建立, 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 无不与各大国货币金融利益有关。放眼当今世界, 各大国在各种场合磋商最多的无非是如何走出次贷危机阴影, 如何恢复经济增长, 如何摆脱欧债危机。综上所述, 经济因素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将是各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所言,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二、制度因素
除经济因素外, 影响大国关系的当属制度因素, 十月革命之后, 世界上出现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 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 两者的所有制基础, 社会形态, 思想观念殊异, 导致两种制度的国家长期对立, 在共同打败法西斯之后, 雅尔塔体系建立, 不久, 冷战爆发, 东西方开始了四十多年的对峙, 全世界几乎所有事务都要置于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 新的世界大战, 核战争, 时时威胁着世界。冷战结束后,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退居次席, 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主题。但是, 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依然存在,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吞并社会主义之心不死, 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 其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并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也日益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在制度方面, 除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之外。民主发达的国家和民主欠发达的国家, 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不同, 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是千差万别, 民主的完善是历史的大趋势, 民主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上势必更具有亲近感, 也更容易沟通。而专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遭到排挤和误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人权因素
人权因素与上述的制度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 人民主权, 尊重人权已经日益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共识。人权有赖于制度的保障, 人权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必然是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 而国家说到底是由人构成的, 在这样的国家, 对外决策的制定必然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而人民必然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力量, 在此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各国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相交织, 那么各大国在民主制的作用下在更多问题上就更能找到共同利益, 更能达成共识, 从而是国际关系的发展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 某些极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也在国际社会上被认为是影响稳定的邪恶力量存在。
四、文化因素
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文化因素导致了个民族民族性格, 行为模式的差异, 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预言未来世界将是基督教世界, 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三足鼎立, 产生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虽然未来世界人类文明之间未必会冲突不会融合, 但这种说法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民族文化对于世界形势影响。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苏联具有对外扩张的民族传统, 而后来苏联不断入侵别国, 挑起事端的事实也证明其所言非虚。中华民族自古热爱和平, 在新世纪提出永远不称霸的口号也自然为世界所认可。当今世界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鼓吹所谓圣战, 与恐怖势力相勾结, 不断制造事端, 威胁世界和平。但是,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人类理性程度正不断提高, 世界人民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多于其差异之处, 普世价值观正在形成。所以文化传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将变的有限。
五、信用因素
排在文化因素之后的, 笔者认为是信用因素。纵观历史, 很多国家阳奉阴违, 单方面撕毁协议发动战争, 给当事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当今世界, 国际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有赖于有关各国同心协力, 恪守承诺, 认真履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际条约的有关义务。只有如此, 才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可预测性。举例而言, 当前环境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京都议定书》问世十多年来, 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或不遵守规则, 或在签订后退出, 不仅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障碍, 而且也损害了当事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六、突发事件
所谓突发事件, 顾名思义, 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相对不可控的事件, 例如自然灾害, 恐怖袭击, 或者某些独裁国家及受宗教控制的国家采取的极端政策。这些事件不在人们的意料之内, 但却会给大国关系带来影响, 例如911事件, 使美国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从而使欧洲, 俄罗斯等多钟国际力量卷入中东。在未来, 突发事件仍然可能造成国际形势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例如日本与邻近各国的岛屿争端, 一旦相关方擦枪走火, 做出冲动举措, 势必带来严重的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突发事件仍然是影响大国关系的一种潜在因素。
七、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制度、人权、文化、信用和突发事件构成了影响当前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但是, 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联系, 相互交织, 合力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争端, 国际危机的解决, 需要有关各方, 尤其是各大国综合考虑, 协商一致, 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着眼点, 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要各大国同心协力, 在更广阔更长远的范围内寻找共同利益, 共同担负起作为大国的责任和使命, 那么长期的和平发展的局面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
摘要：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 大国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特定历史时期大国的战略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当今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走向合作、协调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对大国关系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本文从经济、制度、人权、文化、信用及突发事件等方面简单分析对大国关系的作用及作用程度。
关键词：经济,制度,人权,文化,信用及突发事件,大国关系,作用程度
参考文献
[1]江乃兵.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初探[J].行政与法, 2003.10.
[2]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友国.试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治责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4]赵念渝.试论影响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三种因素[J].特区理论与实践, 2001.4.
大国关系 篇10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 但是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被推向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局面。经历了百年战争的中国千疮百孔, 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资金技术援助, 工业化进程将非常缓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困难重重。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美国和苏联从同盟走向对立, 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格局开始形成, 中国不可能左右逢源, 同时交好美苏两国, “一边倒”是基于大国关系现实作出的正确抉择。毛泽东曾精辟指出:“一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美国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扶持蒋介石政府, 这些都刺激了新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最终在朝鲜战场上, 中美彻底交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 新中国成立后怀着对日本高度戒备和警惕的态度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订为新中国战后重建提供了资金、技术上的支持, 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认为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2]
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常常产生疑问。“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决不是依附于苏联, 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父子党”, 中国共产党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惜与强大的苏联交恶。中国和苏联在短暂的友好后就出现了芥蒂,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在1969年中苏因为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 中苏关系公开恶化, 苏联甚至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外交处于两难境地。与此同时,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 急于体面得脱身。中日美国家在对抗苏联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的利益链接点, 成为中日美关系出现转机的契机。主要基于军事的利益使得中美很快建立外交关系, 对中国而言是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实际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中国实际上站在和苏联相对立的阵营。
在本节教学过程中, 我发现学生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表示怀疑, 且学生中对日本的民族情绪很容易被激化。作为《概论》课教师, 我们有必要向学生说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深刻反省和变化, 大部分日本民众渴望和平, 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日关系正常化有深厚的经济基础, 与美国相比较, 中国和日本具有更多共同经济利益, 只要条件许可, 日本就绕过台湾当局和大陆建立经济往来。60年代初, 刘邓领导的经济调整时期, 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开始积极改善中日关系, 并在这一时期和中国签署了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 重新恢复了中日贸易关系。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岛国, 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 中日经济的强互补性是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基础。从“一边倒”到“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转变恰恰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 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处理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始终以国家利益为立足点, 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
二、从“一条线”到“韬光养晦”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结束了国内长期无序的混乱状态,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日美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援助。如果说在197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 中国不怎么关心和日美之间的经济交往的话, 在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和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 中国更加强调和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关系“吊桥变铁桥”。日本从1979年开始对中国实行"政府开发援助" (ODA) 。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一笔贷款500亿日元, 超过了当时我国外汇储备的总额, 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毫不为过。日本经济援助主要用于基础项目的建设,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美苏争霸以苏联的不战而败和美国的不战而胜告终, 美国自二战以后多年的目标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实现, 美国的注意力转向发展本国经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和以后的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 欧美的援助计划假仁假义、口惠而实不至, 俄罗斯经济复苏缺乏有力的外援, 长期无法恢复。大量被美苏争霸掩盖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渐渐显露出来, 但这些都不构成对美国地位的威胁, 美国以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身份轻松驾驭和处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衰退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满, 美国将重点转移到处理区域矛盾和发展美国经济。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仍然是谋求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空间, 中国力图让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89年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过人的外交智慧, 使中国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乱, 我看也不可避免, 至于乱到什么程度, 现在不好预料, 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但中国稳住了, 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了优越性。”[4]这段时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霎时失去了强大的对手时, 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假想敌的就是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内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 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进行制裁,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境异常艰难;随着台湾经济发展, 李登辉大力推行劳民伤财的金元外交, 试图通过提高台湾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重返联合国。通过对苏东剧变后大国关系的分析, 使学生了解中国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 战争和冲突只会让中国丧失实现现代化的大好机会, 中国此时如果锋芒毕露必然四处树敌, 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使中国暂且搁置国际争端, 在四面楚歌声中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从“韬光养晦”到和谐世界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 从大国向强国转变, 随着而来的是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转变, 中国发展模式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基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增强。进入21世纪, 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 俄罗斯渐渐从经济困境中恢复过来, 开始对欧盟在俄周边国家开展的“颜色革命”进行反击, 对欧美的态度日益强硬, 俄格冲突问题中俄罗斯强硬的态度让美国又一次感觉到俄罗斯的威胁, 这使得美国重新审视中国的价值。
冷战以后, 日俄关系不断升温, 日俄存在诸多利益共同点。日本希望俄罗斯成为它实现政治大国梦的跳板, 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关系提升其在东亚的地位和话语权。与此同时, 中国的崛起令日本感到越来越迫切的威胁。东亚金融危机破坏了日本为首的“雁行发展序列”, 日本的东亚货币基金和日元圈计划由于缺乏支持而迟迟未能实施, 中国崛起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使日本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中日经济仍存在无限的合作空间。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在2005年以后中美经贸联系进一步密切, 虽然当中有很多利益冲突, 但双方在积极的沟通中谋求共同的利益。日本以复杂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 朝核会谈中国的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再次回到了东亚中心国家的地位, 作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重要作用的日本, 中国的崛起可能意味着在东亚主导权的丧失, 与中国交恶将意味着被边缘化。中日之间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两国能够摒弃历史和文化的障碍, 共同谋求发展, 实现双赢, 是对中日领导人和人民的考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国家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战争和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互利共赢是国家间交往的最佳选择。2005年4月, 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时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第一次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讲话, 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相交织, 某些看似国内问题的解决牵涉复杂的国际问题, 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格鲁吉亚内战, 等等,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思维, 解决日益国际化的国内问题, 而大国之间的平衡注定是动态的平衡。和谐世界不仅有力的驳斥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使中国从容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变幻, 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第1472-147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第7页
大国关系 篇11
2008年以来中国与大国关系的
变化
依据我们对中国与美、俄、德、日、法、英、印七个大国关系的定量衡量（参见附图），中国与这几个国家关系的变化趋势可分为三类。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震荡”现象。中美关系非常不稳定，在普通等级上频繁震荡。中日关系自2008年恢复到普通等级后，震荡也是其主要特征，但其震荡的频率低于中美关系。中美和中日关系这种震荡特征表明了中国与美日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美的结构性矛盾是全球性的，而中日的结构性矛盾是地区性的。由于全球性的事务多于单一地区的事务，因此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的频率大于中日关系。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加剧是由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导致的，而中日结构性矛盾是由中国经济实力超越日本带来的。美国担心中国崛起加快其霸权的衰落，日本心理上难以接受中国经济地位超越日本的现实。美日的对华政策造成美日与中国之间不时发生负面事件。然而，双边关系过于恶化也不符合中、美、日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它们又不时采取策略改善双边关系，使得中美和中日双边关系呈现时好时坏的“震荡现象”。
中国与德、法、英、印关系具有在良好等级上小幅波动的特点。良好等级是指两国关系合作大于竞争。大国之间存在战略分歧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如果这种分歧并未导致双边关系竞争大于合作就属于良好等级。中国与德、英、印的关系在过去五年是在小幅震荡中改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德关系。2010年，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默克尔先后访华，促使中德关系由“良好”等级跨入了“友好”等级。中英关系近两年由良好的中等水平上升到高等水平。中印关系处于良好的高等水平，以往变化程度微小，但自2009年年底开始，小幅度波动频率高于过去，这意味着中印矛盾在积累而不是在减少。中法关系与上述三对关系的发展方向相反，在2008年从“友好”等级下跌至“良好”等级后，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未能改善的原因在于萨科齐政府缺少国内政绩，为了提升国内支持度，不断地采取强硬介入他国事务的政策。这种政策使中法在国际事务上经常形成相反立场，难以找到新的合作点。
中俄关系长期处于友好等级且高度稳定。中俄关系是中国与所有大国关系中最好的。其原因在于中俄关系建基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即以军事安全合作为基础，而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由于大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主要由安全关系决定，因此中俄关系具有高稳定特征。2011年，美国加紧防范中国的重返东亚政策和为遏制俄罗斯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政策，进一步提升了中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共同的安全利益需求有效地保证了中俄战略合作的稳定性。
2012：总体不容乐观
2012年，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有四类。一是国际格局向两极化转变的趋势，二是领导人变更时期对外政策的僵硬性，三是国际经济困境造成的大国经济摩擦，四是主权和军事冲突造成大国间的对立。
面对中国相对实力持续上升，大国将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2012年，中美两国的GDP将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绝对差距，预计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47%；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可能建造完成并用于实战训练。虽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不足以在2012年完全改变“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但使国际格局向两极化转变的可能性在增加。面对这一趋势，美、日、印三国会感到新的战略压力。美国将继续在中东实行收缩政策，强化在东亚的存在；日本将尽力配合美国，防范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印度则可能从中立不结盟政策向亲美政策倾斜，以减少战略压力。与此相反，俄罗斯将借助中国实力上升的趋势，在军事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在多领域内全面发展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德法两国为了度过欧元危机，需要中国的金融合作，因此将努力提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淡化与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分歧。英国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但并无对华强硬的利益需要，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没有大的变化。
政府换届选举会给中国与大国关系带来波动。2012年，美国（11月）、俄罗斯（3月）、法国（5月）和中国（10月）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根据我们以往的定量衡量结果，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年通常会下滑，其主要原因在于总统候选人需要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来赢得更多选票。2011年12月4日，日本共同社公布的周日民调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连续第三个月下跌至44.6%，过半数民众要求在国会通过增税法案前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因此不能排除2012年日本有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此外，中国台湾地区于1月进行领导人选举，其结果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法国大选会促使萨科齐更多地卷入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这将继续影响中法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普京2012年胜选似无意外，他上台后将推动中俄战略关系继续发展。
世界经济的持续恶化将加剧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竞争性。2012年，美国经济将难有明显改善，美国将继续在人民币汇率、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与中国发生冲突。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11年连续两次访华，并在G20峰会等场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商谈中国经济援助事宜。预计2012年，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将促使法德继续要求中国对欧洲进行援助。然而，在欧洲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方面作出妥协之前，中国不会积极回应法德的要求。这难免会促使法德两国舆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破坏双边关系。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民调，2011年对中国持恶感的日本人比例由2010年的38%上升到52%，如果2012年日本经济再无起色，会有更多日本人将过失归罪于中国，日本国内厌华情绪将进一步上升，导致中日两国政府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踟蹰不前。
主权和军事冲突将对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其战略焦点由中东向亚太转移，可能使得2012年的地区冲突比全球问题更为凸显。地区冲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力上升，影响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南海和东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2012年将会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这必然给美、日、印介入南海问题提供新的机会。如果美、日、印利用这种机会增加对中国的防范，这将使中国与三国的关系向负面发展。由于东盟的南海声索国采取了拉外部大国介入以平衡中国的战略，因此俄罗斯和欧洲大国也有介入南海事务的可能。无论他们的介入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对双边关系都难有正面影响。2012年美国将加快从中东撤军的步伐，这将促使地区大国争夺美国让出的战略真空。为防止伊朗扩大什叶派在中东的影响力，土耳其等中东大国正在武装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如果叙利亚发生战争，法、英、美很可能卷入其中，从而与中俄两国的政策形成对立。伊朗正在加快核技术发展，这也必然会引发大国之间新的冲突。
大国关系 篇12
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源自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一) 科技创新与美国跨世纪的经济增长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从1877年至1898年，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1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除了在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外，在绝大多数时期中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美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世纪的持续增长，成为当今世界无以匹敌的经济强国呢?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现为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钢铁工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工业第一次结构性变革。在美国冶金技术发展之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到1904年，钢铁工业已经跃居美国工业产值的第一位，钢铁工业的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现代化工业格局的奠基性力量，而钢铁工业崛起的起点则是冶金技术的发展。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机器生产应用于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金属农机具的广泛运用，还是机器生产机器的金属机床设备，冶金技术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汽车的发明和汽车工业的兴起加快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钢铁工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到1917年，机动车生产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跃居美国制造业产值的第六位。机动车开始进入家庭，逐渐成为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汽车走进家庭的过程中，金融的力量——与汽车相关的消费信贷——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跨越的标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钢铁、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产业格局。由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将钢铁等传统工业技术逐步向欧洲、东亚乃至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转移，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须新的产业来带动经济的下一波长周期增长。如果说钢铁和汽车成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将创新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计算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计算机的发明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美国经济处于全球霸主和领先地位的新标志。
(二) 资本市场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不难发现，贯穿美国经济一个世纪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科技创新。无论是从农业到工业，还是从工业到信息产业，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则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在早期，美国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产业革命后，美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美国的金融体系在工业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地区之间处于割裂状态，这给金融体系跨地区配置资源提出一个现实的难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按照边际收益的原则将资本配置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小型商业银行组成，区域化经营的限制使得其难以为机器大生产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当时资金的总量是充裕的，小型的区域化的商业银行格局也难以驾驭巨额的资本流动。
在19世纪，美国的银行系统都是高度分散的，没有建立拥有众多分支网点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法律对此也是禁止的，银行对经济的支配力量相当有限。在商业银行难以担负起支持经济发展的重任的条件下，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股票市值与GDP之比逐渐提高，并在1968年达到109.46%。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债券市场的繁荣，资本市场总市值 (股票市值+企业债券市值) 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达到259.70%，从这些指标来看，资本市场已经占据美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的滞胀，进而引发了美国资本市场近10年的低迷，但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将这种系统性风险分散开来，从而使美国最终摆脱了低迷。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出现，资本市场又迎来了长达20年的繁荣，这种繁荣既是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标志，又是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表现。1999年，美国经济的证券化率 (股票市值与GDP之比) 达到209.32%的历史高点，资本市场总市值与银行总资产价值之比也达到了398.71%的历史最高，虽然此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使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高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解决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与分散的银行体系导致的有效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使美国充裕的资金能在较广的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1946～2009年债券融资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企业外部资金最重要的来源, 其次才是银行贷款, 而股权融资则在1984年之后就处于净回购的状态。因此,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三) 美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分析
在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曾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导产业, 包括钢铁、汽车、信息技术产业等, 不同类型的产业需要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作为载体, 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然而, 不同类型的企业, 其风险水平和资金需求结构差异也较大, 金融机构类型的不断丰富为美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 包括存款商业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它们功能各异, 成为美国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需求的重要来源。一方面, 这些金融中介机构能够调动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 使得闲置的资金能够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投资;另一方面, 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将金融资源转化为投资, 实现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配置。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金融体系中, 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从20世纪4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下降了约2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一方面, 与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受到多种限制、商业银行实行单一银行制有关;另一方面, 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成长有关。应当注意,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可以便捷地融资、投资;在这个平台上，各种金融中介可以完成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在这个平台上，金融创新可以充分地发挥金融效率，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从金融中介的角度来说，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普通股等多种方式进行筹资，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筹措过来，依照边际资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在追求资本增值的同时，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投资者根据其风险偏好，选择合理的资产组合，依照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在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剖析之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它以资本市场为平台，以投资工具为渠道，便捷迅速地筹集资金，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投资者能够按照资产配置的准则，通过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实现资本配置，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有效地分散了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分散，实现风险的流量化，从而提高实体经济对风险的防御能力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日本后续增长乏力：源自于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经济在20世纪中后期迅速崛起，出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与其独特的金融体系有密切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企业缺乏恢复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的金融政策，推出一系列扶植和保护银行顺利营运的优惠措施，同时，对非银行金融业进行严格管制，从而使银行成为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使战后日本经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出现了后续增长乏力的现象，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维持长期的低利率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但却无法恢复经济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首先表现为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导致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署引发了日元大幅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日本。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景气衰退，日本大藏省实行了大规模的缓和金融政策，将贴现利率由5%降低到1987年的2.5%。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入引发日元货币供应量的膨胀，大量资源被配置在非生产性的资产市场，如古董、艺术品等，导致非生产性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化。与此同时，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廉价资金，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土地、股票市场，引起地价、股价的上升，在“凯恩斯选美”思想影响下，土地、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价格出现了大量泡沫。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暴涨导致虚幻的“财富效应”：消费的过度膨胀、建筑和土地交易虚假繁荣、金融机构忽视风险的大量资金融出、企业的非必要性股票融资、用于改善职工福利设施的设备投资和建设等。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更多地表现在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上。日本金融体系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原因在于日本扭曲的银企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金融体系的主导部分是“主银行”，以至于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用“主银行制”和“企业集团”来描述。在某个企业集团中“主银行”居于核心地位，其对集团中的企业贷款最多、给予的相关便利也最多，同时又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主银行一方面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重要股东，也对企业的经营发挥了监督、指导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导致企业集团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由“主银行制”衍生而成的风险内生化使日本金融体系天然地丧失了“分散风险”这一最为核心的功能。“配置资源，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成为与集团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财务机构”，这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停滞、衰退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衰退循环成为现实，这种畸形的银企关系加速了日本经济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积聚。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出，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使银行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参与泡沫炒作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陷入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困境，形成巨额赤字和呆账，到1998年底，日本官方公布的银行坏账已达7131亿美元。日本银行业大范围亏损，出现了严重危机，银行成为日本经济风险集中爆发的最大窗口。
对比美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及两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巨大差异，就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架构而言，需要更多地学习和借鉴美国金融模式的经验，更多地吸取日本金融模式的教训。
三、中国应选择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在这个金融体系中, 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 为投资者、筹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交易和资源配置的场所;作为定价的平台, 为金融产品提供了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器, 不仅具有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功能, 可以进行增量融资, 而且更能推动存量资源的配置, 进而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分析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同时，必须研究或者解释下述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金融体系为什么会沿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方向演进?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就实体经济与金融制度的关系而言，金融制度是一种供给，而经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需求。金融制度必须与由经济结构决定的金融需求相适应。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金融需求决定金融制度 (或金融供给) ，而不是相反。当然，恰当的金融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需求的满足度，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验表明，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推进经济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讨论金融制度的演进，其实质就是讨论金融功能升级的内在动因。
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功能经历了简单的融通资金到创造信用再到转移风险、孵化财富的升级过程。金融功能的升级推动了金融结构的深刻变革。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主导型现代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居核心或基础的地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心脏。从历史演进角度看，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从金融体系“外围”到金融体系“内核”的演进过程，从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到国民经济的“发动机”的演进过程。
推动资本市场从“外围”到“内核”的演进，其原动力不在于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增量融资功能，而是在于其所具有的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功能。因为，就增量融资功能来说，银行体系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增量融资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是，就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而言，资本市场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的重心和难点显然不在于增量资源配置, 而在于存量资源配置。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根本原因。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功能, 而且具有使风险流动的功能。银行体系中风险存在的形式是“累积”或“沉淀”，资本市场风险存在的形式则是“流动”，通过流动机制配置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资本市场所特有的风险流动性特征客观上会提高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弹性。而传统商业银行具有的“累积风险”、“沉淀风险”的特征，使银行体系貌似稳定、实则脆弱。日本的教训表明，不具备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体系，无法化解实体经济的风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延长经济的衰退期。所以，发达而健全的资本市场带给社会的不是风险，而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机制。
资本市场不仅为社会带来了一种风险分散机制，而且更为金融体系创造了一种财富成长模式，或者准确地说，为金融资产 (w) 与经济增长 (g) 之间建立了一个市场化的函数关系，即w=f (g) ，从而使人们可以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因为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杠杆化的函数关系。因而，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大幅度增加社会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商业银行这种金融制度显然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 (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 增加的函数关系，从而难以使人们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分散、经济增长的财富分享机制是资本市场具有深厚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三大原动力，也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现代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体现。中国未来的金融模式应具有这些核心功能。
四、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的终结
也许有人会认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终结?首先，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而否认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意义。无论是风险分散还是资源配置，无论是增量资金需求还是存量资产流动，离开了资本市场，其效率都将大打折扣。综观美国、日本、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无不体现着资本市场这个资源配置平台的重要作用。
其次，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通过有效的风险释放机制，避免风险的不断积聚和最终的爆发。从资本市场的运行来看，其本质就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易来实现风险的转移。现代金融离不开风险管理和交易，而风险管理和交易是无法脱离资本市场而进行的。马可维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指出了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风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风险的管理和交易将难以动态完成。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透明的信息披露、合理的风险敞口等方式使资本市场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将风险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最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通过资本市场来改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实现动态的风险配置，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微观基础来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更不是资本市场的功能有天然的缺陷，而是投资者对投资工具风险认识的欠缺、中介机构对风险评估的忽视以及监管机构对风险堆积、蔓延的放任。由于次贷产品在市场上被错误的定价和交易，中介机构未能准确评估风险的等级，监管机构对风险蔓延速度和影响规模的迟缓反映，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金融杠杆的使用应当有一个度，金融杠杆的无限制延伸和滥用会使金融体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过度追求用一个较小的资本去追逐尽可能大的风险利润，金融体系终将爆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杠杆功能必须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转向追求收益与风险的均衡，对金融杠杆的适度控制应是现代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重点。未来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就是具有这种金融杠杆效率并注重收益与风险均衡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它虽然不是美国金融模式的复制，但其结构状态和核心功能应是同出一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编辑：王露)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
参考文献
[1]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分析要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Kunio Okina and Shigenori Shirat suka1Asset Price Bubbles, Price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Japan’s Experience2002。
[3]吴晓求 (主笔)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