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因素（共11篇）
大国因素 篇1
摘要：影响阿巴安全环境的大国因素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外, 也受到中、巴、印三国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三国积极关注阿巴安全局势并参与阿富汗重建, 而且阿巴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三国积极的努力与合作。
关键词：阿巴安全环境,中国,印度,巴基斯坦
影响阿巴安全环境的因素有很多, 大国因素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美、俄、中、印、巴等都起着重要作用。关于美、俄因素我已专门撰文详述, 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仅就中、印、巴三国在影响阿巴安全环境中所起的作用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大国。中国还是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接壤的国家。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良好的国家关系。中国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 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和阿巴安全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 中国对稳定阿富汗局势的作用
中国对稳定阿富汗局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关注阿富汗问题并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
中国之所以非常关注阿富汗,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 中阿是友好关系的邻国。第二, 阿富汗局势对中国西边安全、乃至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 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很容易借机兴风作浪。
正是鉴于上述原因, 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的重建。
首先, 在政治上, 为稳定阿富汗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 中国立即与阿临时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2006年, 中阿两国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承诺全力支持阿富汗的重建与稳定。与此同时, 强调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 建议地区国家充分利用与阿富汗有地缘、宗教、民族、语言的优势, 发挥独特影响, 积极介入阿富汗的重建。多次提出和平重建应“阿人主导、阿人所有”, 早日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 尊重阿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 在经济上, 寻求发挥建设性作用。近年来, 中国不断强化与阿富汗的经济合作关系。截至2012年底, 中国已向阿富汗重建提供约1.5亿美元发展援助。自2006年7月开始, 中国对阿富汗出口的278项商品实行零关税。1另外, 中国积极在阿富汗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开发采矿等。投资的工程项目注重改善阿富汗的经济与民生环境, 增强其重建能力。
总之, 中国的所作所为, 为阿富汗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以及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都起到积极的作用。2014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 中国的作用还将会进一步加强。
(二) 中国对稳定巴基斯坦局势的作用
中国非常关注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发展, 其原因除了与关注阿富汗的一些共同原因外, 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来中巴关系源远流长, 二来也是因为巴基斯坦对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通向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理想通道。通过巴基斯坦的海港, 中国商品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洋沿岸各国, 而如果能在巴基斯坦境内铺设贯穿东西的输油管线, 中国则可以避开暗潮汹涌的马六甲海峡。巴基斯坦的“走廊”作用, 对中国参与全球竞争, 保障能源安全意义十分重大。巴基斯坦还是中国迂回进入伊朗和中亚的通道。
总的来说, 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在政治和国家安全上, 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最可靠的安全保证。不仅在三次印巴战争中充分尊重巴基斯坦为维护主权而做的努力而且目前对巴基斯坦来说, 印度仍然是其安全的最大威胁。巴基斯坦希望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 为其提供最可靠的安全保证。中巴双方军事领导人近年来多次进行军事会谈, 加强双边防务合作。
在经济上, 向巴基斯坦提供技术支持, 加强中巴经贸交流。目前,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和海外重要工程承包市场。2012年, 中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20亿美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农业、电信等领域合作也不断推进, 双边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项目实施进展顺利。2013年5月22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 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和战略合作协议, 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及巴国内经济发展。
二、巴基斯坦的影响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是关系密切的邻国, 阿富汗国内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有相当大一部分居住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与塔列班关系密切。在美国的阿富巴新战略中, 巴基斯坦居于核心地位。
(一) 巴基斯坦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
自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 阿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政治和安全局势的稳定。特别是能源的短缺、外国投资的急剧减少, 大量阿富汗难民的涌入, 阿巴边境走私活动猖獗, 使得巴基斯坦经济举步维艰。而阿境内的塔利班为躲避美军的打击, 越过巴阿边境, 并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建立联系。双方不断在巴阿边境地区举行秘密集会, 商讨资金分配及袭击策略, 并频频在巴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甚至袭击了巴陆军总部, 这严重影响了巴国内的安全。
巴基斯坦参与阿富汗的重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经济方面, 两国决定每年召开三次部长级联席会议以加强经济联系, 提高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不断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 到目前为止, 巴向阿重建投入资金约33亿美元。巴基斯坦还在教育机构建设、农业与环境等领域援助阿富汗。
第二, 在政治方面, 一方面加强与阿富汗新政府的联系, 增进互信, 减少分歧。在2010年3月阿富汗总统访巴期间, 双方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 卡尔扎伊认为没有巴的合作, 阿富汗不可能获得和平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 继续与阿富汗塔利班保持联系, 维护阿富汗塔利班在阿的影响力, 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在阿富汗, 要想结束战乱, 必须吸收塔利班参加联合政府, 阿巴政府都有这样的意识, 鉴于巴与阿塔利班不同寻常的关系, 阿政府希望巴能够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鉴于此, 巴政府多次提出和平计划, 为阿政府和某些塔利班武装和解牵线搭桥, 推进阿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解进程。可见巴基斯坦作用不容小觑。
(二) 巴基斯坦在美国阿富巴新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如前所述, 美国为实现阿富巴新战略, 将巴基斯坦基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 是美国重要战略运输通道, 保障驻阿美军后勤供应。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 没有自己的出海口, 驻阿美军和北约联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经过巴基斯坦的陆路通道。虽然俄罗斯在2010年初向美国及其盟国开放了空中走廊, 然而以这种方式来运输食品、油料和物质是非常不划算的。因此, 巴在美国阿富汗新战略中的战略通道作用是其他任何国家不能替代的。
第二, 打击阿巴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虽然在组织上各自独立, 但在意识形态上有共同之处, 相互影响。阿塔利班与巴三军情报局曾经也有密切联系。因而要清剿塔利班, 需要巴基斯坦的配合才能取得最佳战果。
第三, 阿富汗难民问题的解决, 需要巴基斯坦的合作。难民问题虽不是军事安全问题, 但却是解决阿富汗长治久安必须解决的问题。巴基斯坦已经累计向阿富汗遣返了400多万难民, 还有200多万滞留在巴境内, 这些人如果安置不好, 很有可能成为阿塔利班充足的后备人力资源。安置这些人需要时间和金钱, 更需要与巴进行协调。
三、印度的影响
印度作为南亚区域大国, 对阿巴安全环境高度关注, 因为阿富汗和平进程的结果和印度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将直接影响印巴未来力量的对比。因而印度高度重视阿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 通过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渗透, 扩大其影响力, 以确保其在阿的利益, 并抗衡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影响。
第一, 在经济方面, 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 加强印度在阿影响力。印度是最重要的对阿经济援助国之一, 自2001年以来, 印度对阿投入已达到13亿美元。根据阿富汗政府的数据, 印度是位于美、英、日、加之后的对阿第五大援助国。1还在美国支持下, 加大从阿富汗进口农作物, 以支持阿富汗经济发展。在经贸关系方面, 印度给予阿富汗许多照顾。
第二, 在政治上, 印度支持和拉拢卡尔扎伊政府, 与阿建立“战略”关系。2001年,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 印迅速在阿首都开设联络办公室, 并重设巴驻阿大使馆, 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 印阿高层频频互访, 并于2005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近些年来, 印阿政府双方签订了许多合作文件。
第三, 在安全领域, 印阿双方以反恐为契机展开日益密切的合作。两国国家安全顾问和情报机构之间定期磋商, 加强双边军事合作, 并帮助阿训练军队, 提供军事武器, 派遣准军事部队。2013年以来阿巴边境安全局势日益吃紧, 阿总统于3月21日访印, 寻求印方对阿提供更多安全保障及军事援助, 并帮助阿当局应对2014年北约撤军后的安全挑战。2
四、小结
综上所述, 阿巴安全环境除了美俄因素影响之外, 也受到中、巴、印等大国因素的影响, 这不仅表现三国积极关注阿巴安全局势并参与阿富汗重建, 而且阿巴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三国积极的努力与合作。只有彼此合作, 并通过实际行动才能积极推动阿巴的和平进程。2013年4月18日, 中国和印度在北京举行首次阿富汗问题磋商。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大使与印度外交部辅秘辛哈大使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 阿富汗问题攸关本地区安全稳定。作为本地区重要国家, 中印就地区形势及阿富汗问题展开磋商, 有利于两国协调立场, 深化合作, 为促进阿富汗问题早日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重申, 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 致力于与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 帮助阿早日实现和平、稳定、独立、发展。3这次会议对推动阿巴的和平进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注释
11“China, Afghanistan forge closer economic ties, ”Global Times, March 24.2010.
21 Petter Wonacott, “Inida Befriends Afghanistan, Irking Pakistan”, TheWallStreetJournalAug19, 2009, http://online, wsj.com/article/SB 125061548456340511.html.
32 《南亚简报》, 2013年11期, 第27页。
43 《南亚简报》, 2013年15期, 第1页。
大国因素 篇2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7月4日，在首尔大学的演讲《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中，主席说道：“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心交如美玉，经火终不热。面交如浮云，顷刻即变灭。”中国倡导的是以心相交的外交政策。利、势、权的相交，是简单的物质交换，是冷酷的商业规则，双方必然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必然彼此猜忌，随时变脸。而以心相交，方能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以心相交，方能不怕火炼，历久弥新。
“对坐成参商，咫尺成胡越。我有心交者，不见几岁月。”中国认同的是以心相交的大国义理。中国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去平衡国际战略关系，以大思路、新战略去困局和化除风险，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利益结构调整的新格局，党中央、国务院高屋建瓴不失时机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决策，意义重大而深远，谱写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治国理政的国际延伸和国际表达，源于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谋局、谋势、谋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大国外交蕴含着新理念新思想，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响应，敢于发声，善于发声，5年来中国越来越深入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贡献新倡议、搭建新平台。对于外界关注的中国政策走向，---初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给出四个不变的“定心丸”：“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二，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三，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第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强盛大国首先是领袖人才大国 篇3
领袖人才研究得到认同
汪光盛教授于2009年6期的《民主》杂志撰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我见》中指出，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是：他们要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2011年复旦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在致辞中对新生表示欢迎，他希望新同学未来要成为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质的领袖人才。更可喜的是，复旦大学第12届世界校友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青年领袖论坛，邀请汪光盛做主题演讲。据说，北大、清华也提出要培养领袖人才。
汪光盛在文章当中提出，在教育改革当中，一流大学要招收不仅学习好，还要有立大志、关心他人、有团队精神的领袖潜质的学生。他又高兴地看到了，北京大学在南京招收学生时，一位理科学生征服9位评委当选，认为她很有领袖气质。
他虽早年由于“左”的影响受到公开批评和不公正待遇，但如今面对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破土而出的各类杰出人才尤其是领袖型人才，曾经的委屈也一抛脑后。看到中国社会各领域因领袖人才而出现的巨大活力与动力，乃至突破性发展，都让他感到欣慰不已。
领袖人才意识常挂心中
在随后的2011年12月2日下午2点，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和县会议中心内，70多名各地党校学员和县直机构的负责人听取了汪光盛教授所发表的关于《立大志创伟业》的报告，他希望年轻干部，要立大志做事业，未来成领袖人才。
汪光盛在报告当中引用了有关人士，据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20年后中国将被迫推向处理世界各类大事的前台”，因此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领袖人才担当这个任务，而领袖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年轻时培养和造就，希望青年干部要努力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央的文化大发展精神，努力实践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领军人才。现在汪光盛教授做着江苏省国际集团老年社区的总顾问筹划投资100亿建立国际老龄社区，争取建造中国第一所“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社区，建立老年人才智库，和中青年一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新的贡献。在这同时，汪光盛教授还把他过去30年在国内外发表的领袖人才文章汇集成册，署名暂订为《未来领袖人才的培养与造就》，为中国的领袖人才研究垫砖，开拓未来领袖研究的道路。
他向世界各地的校友发送这本书的电子稿。电子邮件发出后，没想到回函纷至沓来，当即收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复旦大学台湾校友会的回函，对方在信中表示祝贺。其中台湾校友会秘书长凯文还对汪光盛说：“对于您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深谋远虑表示感佩。我目前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工作，感受到高校毕业生普遍缺乏思考的能力，正是您谈到的中国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因此，深有同感。若是有机会一定要向您请教。谢谢”。几十年来研究的领袖人才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共识”。
国家要发展，汪光盛预计到未来的政府需要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协助，因此他发起筹集复旦大学江苏校友会，任筹备组第一副组长。
领袖人才理念着力传播
春节以后，汪光盛教授冒着严寒来到杂志社，他带来了一份《现代快报》，他指着报上的《探访小学领袖训练营》这篇文章介绍道，这是由南京市教育局出资的星光计划项目，是中国小学生学习力研训项目，由南京市教育局全额拔款，学生免费参与。
他还建议记者去采访，在他的介绍当中，记者了解到，这是专门吸纳少年儿童，从小就训练孩子们树立正确的领袖气质及目标的培训班。
接着他还向记者介绍，中国及各省市正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来自全球的科研领袖人才，壮大人才队伍，不少地方组织了很多领袖人才培训班；一些著名学府，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如今已引进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世界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教授、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著名数学家田刚教授、以及生命科学领域著名学者施一公教授等。
大国因素 篇4
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源自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一) 科技创新与美国跨世纪的经济增长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从1877年至1898年，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1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除了在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外，在绝大多数时期中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美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世纪的持续增长，成为当今世界无以匹敌的经济强国呢?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科技创新和金融的强大推动力。
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现为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钢铁工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工业第一次结构性变革。在美国冶金技术发展之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到1904年，钢铁工业已经跃居美国工业产值的第一位，钢铁工业的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现代化工业格局的奠基性力量，而钢铁工业崛起的起点则是冶金技术的发展。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机器生产应用于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金属农机具的广泛运用，还是机器生产机器的金属机床设备，冶金技术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汽车的发明和汽车工业的兴起加快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钢铁工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到1917年，机动车生产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跃居美国制造业产值的第六位。机动车开始进入家庭，逐渐成为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汽车走进家庭的过程中，金融的力量——与汽车相关的消费信贷——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跨越的标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钢铁、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产业格局。由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将钢铁等传统工业技术逐步向欧洲、东亚乃至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转移，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须新的产业来带动经济的下一波长周期增长。如果说钢铁和汽车成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计算机的发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将创新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计算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计算机的发明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美国经济处于全球霸主和领先地位的新标志。
(二) 资本市场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不难发现，贯穿美国经济一个世纪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科技创新。无论是从农业到工业，还是从工业到信息产业，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则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在早期，美国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产业革命后，美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美国的金融体系在工业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地区之间处于割裂状态，这给金融体系跨地区配置资源提出一个现实的难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按照边际收益的原则将资本配置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小型商业银行组成，区域化经营的限制使得其难以为机器大生产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当时资金的总量是充裕的，小型的区域化的商业银行格局也难以驾驭巨额的资本流动。
在19世纪，美国的银行系统都是高度分散的，没有建立拥有众多分支网点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法律对此也是禁止的，银行对经济的支配力量相当有限。在商业银行难以担负起支持经济发展的重任的条件下，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股票市值与GDP之比逐渐提高，并在1968年达到109.46%。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债券市场的繁荣，资本市场总市值 (股票市值+企业债券市值) 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达到259.70%，从这些指标来看，资本市场已经占据美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的滞胀，进而引发了美国资本市场近10年的低迷，但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将这种系统性风险分散开来，从而使美国最终摆脱了低迷。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出现，资本市场又迎来了长达20年的繁荣，这种繁荣既是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标志，又是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表现。1999年，美国经济的证券化率 (股票市值与GDP之比) 达到209.32%的历史高点，资本市场总市值与银行总资产价值之比也达到了398.71%的历史最高，虽然此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使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高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解决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与分散的银行体系导致的有效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使美国充裕的资金能在较广的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1946～2009年债券融资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企业外部资金最重要的来源, 其次才是银行贷款, 而股权融资则在1984年之后就处于净回购的状态。因此,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三) 美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分析
在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曾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导产业, 包括钢铁、汽车、信息技术产业等, 不同类型的产业需要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作为载体, 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然而, 不同类型的企业, 其风险水平和资金需求结构差异也较大, 金融机构类型的不断丰富为美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 包括存款商业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它们功能各异, 成为美国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需求的重要来源。一方面, 这些金融中介机构能够调动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 使得闲置的资金能够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投资;另一方面, 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将金融资源转化为投资, 实现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配置。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金融体系中, 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从20世纪4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下降了约2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一方面, 与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受到多种限制、商业银行实行单一银行制有关;另一方面, 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成长有关。应当注意,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可以便捷地融资、投资;在这个平台上，各种金融中介可以完成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在这个平台上，金融创新可以充分地发挥金融效率，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从金融中介的角度来说，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普通股等多种方式进行筹资，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筹措过来，依照边际资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在追求资本增值的同时，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投资者根据其风险偏好，选择合理的资产组合，依照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在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剖析之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它以资本市场为平台，以投资工具为渠道，便捷迅速地筹集资金，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投资者能够按照资产配置的准则，通过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实现资本配置，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有效地分散了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分散，实现风险的流量化，从而提高实体经济对风险的防御能力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日本后续增长乏力：源自于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经济在20世纪中后期迅速崛起，出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与其独特的金融体系有密切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企业缺乏恢复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的金融政策，推出一系列扶植和保护银行顺利营运的优惠措施，同时，对非银行金融业进行严格管制，从而使银行成为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使战后日本经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出现了后续增长乏力的现象，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维持长期的低利率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但却无法恢复经济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首先表现为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导致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署引发了日元大幅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日本。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景气衰退，日本大藏省实行了大规模的缓和金融政策，将贴现利率由5%降低到1987年的2.5%。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入引发日元货币供应量的膨胀，大量资源被配置在非生产性的资产市场，如古董、艺术品等，导致非生产性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化。与此同时，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廉价资金，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土地、股票市场，引起地价、股价的上升，在“凯恩斯选美”思想影响下，土地、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价格出现了大量泡沫。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暴涨导致虚幻的“财富效应”：消费的过度膨胀、建筑和土地交易虚假繁荣、金融机构忽视风险的大量资金融出、企业的非必要性股票融资、用于改善职工福利设施的设备投资和建设等。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
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更多地表现在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上。日本金融体系风险分散功能的失效，原因在于日本扭曲的银企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金融体系的主导部分是“主银行”，以至于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用“主银行制”和“企业集团”来描述。在某个企业集团中“主银行”居于核心地位，其对集团中的企业贷款最多、给予的相关便利也最多，同时又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主银行一方面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重要股东，也对企业的经营发挥了监督、指导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导致企业集团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由“主银行制”衍生而成的风险内生化使日本金融体系天然地丧失了“分散风险”这一最为核心的功能。“配置资源，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成为与集团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财务机构”，这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停滞、衰退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衰退循环成为现实，这种畸形的银企关系加速了日本经济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积聚。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出，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使银行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参与泡沫炒作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陷入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困境，形成巨额赤字和呆账，到1998年底，日本官方公布的银行坏账已达7131亿美元。日本银行业大范围亏损，出现了严重危机，银行成为日本经济风险集中爆发的最大窗口。
对比美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及两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巨大差异，就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架构而言，需要更多地学习和借鉴美国金融模式的经验，更多地吸取日本金融模式的教训。
三、中国应选择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在这个金融体系中, 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 为投资者、筹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交易和资源配置的场所;作为定价的平台, 为金融产品提供了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器, 不仅具有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功能, 可以进行增量融资, 而且更能推动存量资源的配置, 进而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分析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同时，必须研究或者解释下述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金融体系为什么会沿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方向演进?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就实体经济与金融制度的关系而言，金融制度是一种供给，而经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需求。金融制度必须与由经济结构决定的金融需求相适应。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金融需求决定金融制度 (或金融供给) ，而不是相反。当然，恰当的金融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需求的满足度，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验表明，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推进经济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讨论金融制度的演进，其实质就是讨论金融功能升级的内在动因。
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功能经历了简单的融通资金到创造信用再到转移风险、孵化财富的升级过程。金融功能的升级推动了金融结构的深刻变革。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主导型现代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居核心或基础的地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心脏。从历史演进角度看，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从金融体系“外围”到金融体系“内核”的演进过程，从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到国民经济的“发动机”的演进过程。
推动资本市场从“外围”到“内核”的演进，其原动力不在于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增量融资功能，而是在于其所具有的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功能。因为，就增量融资功能来说，银行体系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增量融资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是，就存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而言，资本市场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的重心和难点显然不在于增量资源配置, 而在于存量资源配置。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根本原因。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功能, 而且具有使风险流动的功能。银行体系中风险存在的形式是“累积”或“沉淀”，资本市场风险存在的形式则是“流动”，通过流动机制配置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资本市场所特有的风险流动性特征客观上会提高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弹性。而传统商业银行具有的“累积风险”、“沉淀风险”的特征，使银行体系貌似稳定、实则脆弱。日本的教训表明，不具备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体系，无法化解实体经济的风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延长经济的衰退期。所以，发达而健全的资本市场带给社会的不是风险，而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机制。
资本市场不仅为社会带来了一种风险分散机制，而且更为金融体系创造了一种财富成长模式，或者准确地说，为金融资产 (w) 与经济增长 (g) 之间建立了一个市场化的函数关系，即w=f (g) ，从而使人们可以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因为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杠杆化的函数关系。因而，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大幅度增加社会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商业银行这种金融制度显然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 (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 增加的函数关系，从而难以使人们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分散、经济增长的财富分享机制是资本市场具有深厚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三大原动力，也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现代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体现。中国未来的金融模式应具有这些核心功能。
四、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的终结
也许有人会认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终结?首先，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而否认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意义。无论是风险分散还是资源配置，无论是增量资金需求还是存量资产流动，离开了资本市场，其效率都将大打折扣。综观美国、日本、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无不体现着资本市场这个资源配置平台的重要作用。
其次，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通过有效的风险释放机制，避免风险的不断积聚和最终的爆发。从资本市场的运行来看，其本质就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易来实现风险的转移。现代金融离不开风险管理和交易，而风险管理和交易是无法脱离资本市场而进行的。马可维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指出了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风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风险的管理和交易将难以动态完成。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透明的信息披露、合理的风险敞口等方式使资本市场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将风险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最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通过资本市场来改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实现动态的风险配置，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微观基础来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更不是资本市场的功能有天然的缺陷，而是投资者对投资工具风险认识的欠缺、中介机构对风险评估的忽视以及监管机构对风险堆积、蔓延的放任。由于次贷产品在市场上被错误的定价和交易，中介机构未能准确评估风险的等级，监管机构对风险蔓延速度和影响规模的迟缓反映，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金融杠杆的使用应当有一个度，金融杠杆的无限制延伸和滥用会使金融体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过度追求用一个较小的资本去追逐尽可能大的风险利润，金融体系终将爆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杠杆功能必须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转向追求收益与风险的均衡，对金融杠杆的适度控制应是现代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重点。未来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就是具有这种金融杠杆效率并注重收益与风险均衡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它虽然不是美国金融模式的复制，但其结构状态和核心功能应是同出一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编辑：王露)
从融资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作用巨大。
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 应是以市场 (核心是资本市场) 为主导 (基础) 的金融体系。
金融制度 (或金融体系) 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
参考文献
[1]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分析要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Kunio Okina and Shigenori Shirat suka1Asset Price Bubbles, Price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Japan’s Experience2002。
[3]吴晓求 (主笔)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大国因素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间医药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日益完善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期，但同时也给我国医药技术自主创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医药行业走自主创新之路是必然选择。这条路该如何走!走向哪里？成为医药界关注的焦点。
嘉宾!
李波!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心主任
孙利华!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邹美香!天津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
朱迅!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技术总裁
吴建民：大国要有大国风范 篇6
吴建民，1939年生于重庆，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旋即进入外交界。
退休后的吴建民，写文章、会友、接受采访、参加国际会议、带博士生、继续从事干了一辈子的国际形势研究，称自己“总是忙忙道道的”。
2013年槐花飘香的五月，吴建民受邀在青岛畅谈《蓝色坐标下的中国与世界》，并接受《商周刊》记者独家专访。
重构中华“文化力”
商周刊：你在多种场合谈到“开放是文化发展的根本。”置身世界大变革的中国，应该如何顺应潮流，韬光养晦，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构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吴建民：“软实力”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最早是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教授、我的朋友提出来的。但是你仔细想—想，美国人讲的软实力，跟中国人讲的其实不是_回事。美国人讲的“软实力”是要“改变人家”，跟我们讲的非常不一样。
举个典型的例子，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曾经提出一条“促进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是要把中东地区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时就说，“搞不下去的，肯定会失败！中东地区，怎么能改造成与美国一样的模式？”美国这种改造^家的思想很强烈。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一贯主张“和而不同”，“改造人家”不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东西。今天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途中，相比“软实力”，我更喜欢用“文化力”这个词。所谓“文化力”，就是我们在跟世界接触、交往的过程中讲道理，以此显示中华文化的威力。
30余年改革开放大发展，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大政方针正确，但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背后，其实有一种力量在支撑。这力量是什么？需要我们总结。中国应该学会讲故事，把这个发展背后的故事讲出来给世界听。
实事求是地讲，世界对中国的担心、忧虑、恐惧的程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点中国必须要清醒。为什么？因为中国起来的速度太快了，其他国家会拿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先例来跟我们比较。而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大多干的是损人利己的事，你中国凭什么会例外？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应该更多展示中国“和而不同”的智慧。孔夫子那时就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世界的多样性是很难消灭的，所以提出要接受它，而西方世界是要改造人家，要变成完全一样的模式，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商周刊：从陆路走向海洋，中西文化的碰撞在21世纪尤为精彩。应该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
吴建民：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启示。
怎么走向世界？应怀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人家的好东西我愿意学习，我的好东西愿意向^家介绍。人家开始可能不大理解，不要紧，慢慢就有体量，对中国的感情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中国人走向世界，有一条特别重要，就是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人类的共同利益才是道义的制高点。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要考虑民族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去了要真正给人家带来好处，而不是灾难。—个中国人干了什么，败坏的是所有中国人的名声，要其他中国人花好多倍努力才能挽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持久。
大国要体现大国风范
商周刊：中国的飞速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阻碍，近些年贸易纷争摩擦不断就是表现。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压力，如何争取世界更多的理解？
吴建民：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中国人要实事求是地去看待这些挑战，任何时候也不能夸大！现在有些声音说，“三条岛链把中国封死了”，但仔细想—想，“三条岛链”是今天才有的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有了。有人写文章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反正不认同，那是国歌里唱的，那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今天中国的情况比抗日战争时期是好了还是差了？“三条岛链”过去就有，今天比过去是好了还是差了？当然是好了！我赞同毛泽东的一句话，“在区别的基础上看待不同”。
我在美国住了十年，跟很多美国人打交道。让人家愿意跟你打交道，这是中国的本事。把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的争取过来，孤立那些想要遏制中国的，这才是本事。今天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低估面临的挑战。
商周刊：为什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突然就很强大，如何消除不安？
吴建民：中国从世界的边缘突然就到了中心，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或者没有对他们本国的影响大，这说明中国还在成长，还有潜力，所以才产生了深深的不安。
交流是一门学问，更是生产力。而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包括官员，“交流学”这门功课不合格。
人的思想惯性很大，很多时候是落后于现实发展实际的。中国人头脑中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和革命的惯性，总要找个靶子把人家放到对立面上去。当事实出现分歧，天天吵有用吗？对外交往，国家战略是什么要研究清楚，对大形势要有彻底的认识，搞清楚要什么很重要。
有些观点听起来很爱国，但是会把中国推到下不来的地步。比如前一阵因为跟日本的领土争端而烧砸日系车，这些不理智的行为，给了世界一种混乱的信号。什么事做得太痛快以后兢要痛苦了。中国的发展已经使她变成世界公认的大国，但是地位变了思路没变就会有问题。我们要提升的是化解矛盾的能力，而不要再继续“斗”的革命思维。要诚信，要平和，要和平崛起。
商周刊：如何判断当今世界格局？
吴建民：经验告诉我们，联盟不可靠，“同志加兄弟”也不可靠，唯有发展共同利益才是最安全的。
今天的世界有三个中心。第一个是欧美的金融中心，2008年经历的金融危机，大概今后5-10年都未必走得出去。第二个中心是全球动荡、冲突、局部战争的中心，是中东和北非。这个中心的状况，我跟很多国际人士交流过，大家都不乐观，可能还要持续15-20年。第三个中心，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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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经济增长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全世界都需要它。我的看法是，全世界的大国政府，没有一个政策是要把亚洲搞乱，搞乱亚洲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地方最有活力，经济增长最快，对全世界有利，全世界都需要它。
大国要有大国风范，要有诚信。对我们面临的挑战，要实事求是地看，不去夸大，也不去缩小，要全局在胸。
周恩来的贡献太大了
商周刊：你心目中的外交家是谁？有没有人对你这一生的外交生涯产生影响？
吴建民：1965年后的6年中，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跟周恩来总理接触很多，亲眼见证了周恩来总理的很多做法。年轻时无心记住，但当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才领悟到总理的思维、办法真是了不起，对我后来搞外交有很大帮助。
周恩来总理不愧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世界上去过非洲的领导人不计其数，总理一生只去过两次非洲，但直到今天，几十年后人家还在念叨他的好。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给总理做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是6个小时，从晚上11点一直到凌晨5点。对方什么人？刚果（布）总理。当时刚果（布）政治上刚刚独立，但经济上依然受法国控制，一肚子委屈。
那是1970年，中国人在搞“文化大革命”。总理白天没有时间，只能晚上11点见他。—个大国总理，一个小国总理，小国总理有一肚子话要跟总理说。工作一天下来总理虽然很累了，但还是像个兄长一样，耐心听人家讲。他不像有些人不听别人讲话，把中国经验介绍一下就完事了，而是苦口婆心。李先念在旁边不时提醒总理，“总理，两点了差不多了”，总理不理他，“总理，三点了”，总理还是不理他。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
谈完之后，总理不仅把他送出会谈房间，又一直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门口。那是九月初，已经有一些秋意了。门一开一股凉风吹进来，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1998年我去法国当大使的时候，刚果（布）驻法国大使也就是当年的外交部长，还向我提起这件事，说当时总理的讲语对他们很有帮助。
总理为什么能赢得那么多朋友，首先是尊重人家，人和人之间需要尊重。
商周刊：外交上有利益博弈，也有纷繁错杂的权衡、妥协，外交上的“大谋”指的是什么？
吴建民：“大谋”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大战略。所谓战略是要从当时的世界形势出发，分析各自利益。
“文革”期间的1967年，中国在与柬埔寨的一次外交交往中出现偏差，无奈最后由周总理出面会见该国驻华大使。
那也是9月份。深夜我去做翻译。
当时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如火如荼。我们对越南的很多支持通过柬埔寨过去，中柬关系对抗击侵略太重要了，要是中柬关系坏了对大局不利。中柬关系不能坏，这就是总理的大战略。
总理见到大使对他讲，“亲王在金边讲的很多情绪性的话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今天不跟他辩论，中柬世代友好的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的，我们是不会改变的。”后来，柬埔寨大使把见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向国内做了报告。他还汇报了一个细节，会见结束也是半夜一两点钟，那天总理不仅送他出门，还把大使送到汽车门口。送的路上我记得总理跟大使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看，你也许不会走”，大使回答：“但愿如此”。
西哈努克亲王听了这些汇报很感动，他对总理其实是很敬重的，随后他又在金边召开大会，告诉国民“总理见了我们大使，他讲话我相信，我原来要撤馆的决定不撤了。”
总理有句话，你要取得对方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对方。外交家对人的尊重，就是对对方国家的尊重。
商周刊：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领导人之间的私交对两国关系具有一定影响，但当两国矛盾产生的时候，也不是私交能够左右的，这样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吴建民：出现矛盾就要看怎样驾驭形势。要将矛盾放在全局中权衡，妥善处理分歧，能够解决最好，解决不了挂起来也好，总归要妥善解决。领导人不能感情用事，领导人居于领导地位要驾驭全局，感情用事要出毛病的。当然领导人私交好，对国家关系很有好处，首先表现在不出现误解，沟通容易，双方的猜疑会比较少。
追求事业总要有点激情
商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生涯？
吴建民：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外交部的影响太深了，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事情后来自己独当一面了，才深切领悟总理的办法有多好。
跟人家打交道要平等待人，尊重对方。任何事何必让人家那么紧张呢！慢慢地人就能交往。对方有对方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能从双方的利益找到汇合点，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在利益汇合的地方发展合作，对方就容易接受。周总理非常讲究求同存异，在具体执行当中非常清醒。
商周刊：如果可以有第二个选项，除了外交家，你还想做什么？
吴建民：做了一辈子外交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可以再选，我选做新闻。做新闻总是与最新发生的事情接触，跟外交一样，天天总有新变化，天天总有新东西。
我喜欢新事物，追求变化的东西。跟人打交道要沉稳，但是思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社会在不断进步，研究新东西很有意思。
追求事业要有点激情，要研究问题。我掌握的情况够不够？跟人家讲事情，准确、具体、有理有据，比大而化之有说服力，人家觉得你说话可信，乱说就没有意思了。一下子激动起来什么话都说，回来后又不认账，这是完全不行的。
浮躁不成事
商周刊：当前这个社会，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欲望裹挟前行。平静、幸福，成为挺难企及的理想。你怎么看？
吴建民：这个社会浮躁了，人的心态是不稳定的。一个人总要有点追求，但追求不等于欲望，追求是要把手边事做好。这个社会总是在进步，但是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怎么样看待世界，大家看法不一样，我认为看错了要出大毛病。我也不是强加于人，只是让大家考虑考虑看，然后通过实践来观察。
我认为中国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作为一个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讲一讲看法，供大家参考，我想尽我的力量来推动这个社会进步。
商周刊：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吴建民：我自己的心态倒是很平和。因为一辈子搞外交，很懂浮躁做不成事，花里胡哨也不喜欢。人家花里胡哨我一眼能够看出来，因为见得太多了。唱那些极左的高调，好像很爱国，这些事情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我见得也不少。对这些我的心里很有数，知道这些不仅成不了事，而且还会误事、误国。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嘛？不就为做点事！能做的时候、社会需要你的时候多做一点，不能做的时候回头一看，不做了，无悔无恨，这一辈子还可以。
大国因素 篇7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最近30年来都经历了高速的发展, 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 印度虽逊于中国, 但也达到了5.7%的年平均增长率, 这两个人口占世界40%、产出占世界近20%的发展中大国正在同时崛起。要知道, 200多年前在西方爆发的工业革命, 至今也只不过将占世界人口22%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带入了现代化的生活。可见, 像中印这样的大国崛起,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可以认为, 中印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 或者说是超大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有理由预测, 超大型国家经济时代的到来, 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金凤德, 2008) 。
关于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篇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和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 都论述了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对一国贸易的影响。西蒙·库兹涅兹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分析了国家规模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并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 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 并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莱斯特·布朗 (2003) 从能源与环境学的视角考察超大型经济崛起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关注大国经济问题的国内著名学者也越来越多, 如胡鞍钢 (2006) 、刘世锦 (2006) 、李稻葵 (2005) 、张军 (2004, 2008) 、盛洪 (2006) 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机遇,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总的来讲, 由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崛起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所以国内外关于后发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还处于现象观察和感性认识阶段, 有待于经济学界深入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的视角切入来研究后发大国经济问题。现有关于后发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 主要有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和郭熙保的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 一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经济的禀赋结构。一国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比较优势战略论者得出的结论是, 要实现向工业化国家转化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需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是指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本 (包括人力资本) 、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 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学习, 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 后来居上。以上理论由于都没有考虑国家规模因素对一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所以对于指导后发大国产业发展作用有限。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530美元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空间技术在世界范围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旨在基于国家规模的视角, 将大国优势与边界效应相结合来研究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在此, 国家规模是就一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方面而言的, 不涉及该国的经济总量) 。
二、理论模型
(一) 大国优势——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基点
大国优势指的是超大规模国家由于其巨大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与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后发大国除了具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之外, 还具有独特的大国优势, 如果有效加以利用, 后发大国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 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后发大国的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与生产环节上。
大国优势在研发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大国的技术增长率高于小国。这是因为国家规模取决于一国的劳动力数量, 由于大国人口众多, 所以为技术创新提供的市场就越大, 从而提高了研究带来的收益 (需求效应) 。另外, 人口越密集的经济体肯定会有越多潜在的技术创新者, 而从事研发的人越多, 就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供给效应) 。因此, 越大的经济体技术进步应该越快。大国优势在生产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后发大国生产的产品数量大、种类多、价格低。这是大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决定的庞大的市场容量使然。因为市场容量主要包括产品的规模和范围两个方面, 换句话说就是包括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两个纬度。所以大国庞大的市场容量意味着大国产品需求市场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多。这种市场需求会引致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种优势。首先谈规模经济:决定规模经济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产量或需求量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其巨大的产品生产量, 产量的增加必然会带来生产的规模经济;其次是范围经济: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还会引致产品种类的增加, 这会促进后发大国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提升国家的产业配套能力。有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后发大国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后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迅速实现产业化。
(二) 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前提
关于边界效应的定义, 伊万斯 (Evans, 2003) 认为, 边界效应指的是国家边界对国际贸易量的负面影响。即在其它条件, 如收入、距离、可替代的贸易机会等都相同的情况下, 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低于一国之内两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较早测算边界效应的是Br·cker (1984) , 他用一个区际贸易重力模型分析了欧共体的边界效应, 其结论是边界对贸易具有明显的壁垒效应, 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 国家边界对边界地区缩减的国际贸易流是国内贸易流的1/6。研究边界效应问题最有影响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Mc Callum (1995) 的研究, 其对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进行影响因素考察, 并估计了两国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 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平均是各省与 (相同规模和距离) 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2倍, 发现边界效应相当显著。对于边界效应产生原因的分析, 传统贸易模型认为, 国家边界对自由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传统区位理论较少涉及经济一体化问题, 对实行了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现象的解释,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存在着国内偏好, 如Obstfeld和Rogoff所说的Mc Callum的著名发现———“边界之谜”, 实际上指的是国内偏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而一项由Rose和van Wincoop (2001) 所完成的研究认为, 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货币, 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障碍。
结合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边界效应是指发达国家凭借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 提高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并在全球获得超额的技术垄断利润的现象。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一方面, 如果世界市场没有了国家之间的界限, 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合二为一, 所有国家面对的都是世界大市场, 那么国家规模便失去了意义, 后发大国经济学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 由于边界效应产生于发达国家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的垄断, 所以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相关产品时, 一定会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 以远远高于其在本国的销售价格出售。对于关系重大的战略性产业的相关产品, 发达国家甚至会限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一边界效应的存在, 看似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但转换角度来看, 这恰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赶超提供了条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越高, 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相关产业提供的空间就越大,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越激励去自主研发生产。而搞自主研发,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就必须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 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
(三) 后发大国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业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努力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言, 无论是作为一种目标、战略, 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也无论有人是否对赶超战略这一提法讳莫如深, 甚至反对, 赶超事实上早已无可逆转地成为所有后起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然逻辑 (史东辉1999, 第74页) 。所以,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后发优势战略还是自主创新战略, 都是为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而提出的, 但作为一国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种战略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关系。一般讲, 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在刚起步的阶段, 一定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 因为在起步阶段, 后发国家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但仅凭比较优势是不可能实现赶超的, 会出现“比较优势陷阱”, 这时后发国家应该及时将其发展战略升级为后发优势战略, 即用发挥比较优势积累的资金去换取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 发挥后发优势逐步赶超。但仅凭后发优势还是不可能追上发达国家的, 存在着“后发优势陷阱”。在这种情况下, 自主创新战略就成为后发国的必然选择。
以上发展过程是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所遵循的, 如日本、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赶超就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但对于中国与印度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就不然了。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层次要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 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也应该比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要高。原因在于后发大国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 不仅要考虑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而且更要考虑大国优势。所以, 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或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环节) , 后发大国应该在边界效应的保护下, 发挥大国优势搞自主创新战略, 以较一般后发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赶超。
三、案例实证
下面我们以印度成功发展航天产业为例来印证本文模型部分所提出的理论。航天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 而印度作为后发国家能够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大国的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对航天技术的封锁,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不可能从发达国家手中买到航天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要想有卫星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从发达国家进口, 再就是自己搞。但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 进口卫星的价格是很高的。对于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迫接受这个高价格而选择进口卫星, 而印度则不同。印度虽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但其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具有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 印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选择自主研发卫星。所以说, 对于高精尖的航天产业, 作为后发大国的印度选择自主创新战略是可取的。
具体来讲, 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研发, 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从研发来看, 虽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 但由于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了印度一支强大的研发大军。2003年, 印度全国的研发人员总数为117, 528人, 居世界第3位, 2005年申请专利8, 094件, 居世界第15位。具体到航天技术的研发, 主要从事与航天和空间科学有关研究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 缩写为ISRO) 是印度的国家航天机构, 目前拥有1.68万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印度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ISRO获得的预算不断增加。印度的航天预算在某些年份已经超过了传统航天大国俄罗斯。2006年, 该组织获得的财政拨款大约为8.15亿美元。从航天产品的生产来看, 航天经济的产业链是各个经济类别中最长的, 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信等行业, 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行业, 几乎无所不包。所以, 一个产业体系不完备的国家是很难成功发展航天产业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如此。而印度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其产业部门很齐全, 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 将有利于印度航天产业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成功实现产业化。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后发大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上是不必完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后发优势战略的, 在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的综合作用下, 可以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具体考虑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时, 要素禀赋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国家规模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后发大国而言,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还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发挥大国优势则离不开边界效应这一重要条件。
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于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如航空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等, 中国要勇于搞自主创新战略。从大国优势来看,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三国土面积大国,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大规模国家, 巨大的国家规模给中国带来了独特的大国优势。以大飞机项目为例, 目前中国已有100多项重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 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是诸如大飞机这样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从边界效应来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先进的关键核心技术, 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卖给我们。从发达国家那里, 我们只能买到波音客机, 却买不到预警飞机和先进战斗机。发达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正是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借口。即使是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 其在中国市场上扮演的也不是技术推广者的角色, 而是技术封锁者的角色, 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所谓“技术溢出”极为有限。这一情况导致了我们“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二是许多技术的引进成本并不低, 甚至贵得离谱。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封杀中国企业, 以实现高额垄断利润。所以, 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来说, 是一条可行之路, 更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摘要：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后发大国来讲,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 并结合边界效应这一前提条件, 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要勇于自主创新。
关键词：大国优势,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金凤德.新时代中国的源技术再选择与重化工业布局——基于大国崛起的视角[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8 (2) .
大国咖 篇8
1你在我心上黄晓明
2 I have a dream李玫
3鸢尾花Yellow Lee潘嘉丽
4一首歌朱哲琴
5早餐吴彤
6不用说出口的陈好
7短讯息余宪忠齐豫
8知道不知道刘若英
9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袁泉
10牧歌刘烨
11琥珀孟庭苇
12 Yellow Yellow Lee
13加倍王蓉
14 Mr.Cool古天乐
15最熟悉的陌生人_live萧亚轩
16孤独的花朵袁泉
17我的地盘童一首歌
18分开旅行刘若英黄立行
19跑在最前头陈好
20 Shakalaka Baby潘嘉丽
21爸爸妈妈王蓉
歌手:群星
公司:大国文化
时间:2009-01-16语种:国语
地区:合辑曲风:华语流行
专辑简介
在音乐的Party里 我们是大国咖”
大国文化精选黄晓明、李玟、郭富城、吴彤等大咖
十首珍贵单曲CD初典化、姚谦私密音乐、手稿首次曝光
16首HitSong歌、6首MooPA超快感舞曲;
收录黄晓明“你在我心上”、CoCo李玟“I have a dream”、
知名音乐家吴彤“早餐”等多首未实体发行之单曲。
黄晓明的深情只有在“大国咖”
新歌“你在我心上”以“但愿人长久”开篇向偶像邓丽君致敬
“你在我心上”初看歌名让人想到男女间的情爱,而黄晓明却是用情歌,唱出对环保、世间万物的关爱。要落实环保于行动中,一直是黄晓明积极身体力行的观念;先前黄晓明就与某KTV厂商合作,以义卖单曲“好人卡”的方式,将全部款项捐给厦门当地的环保机构,紧接着黄晓明更捐款百万,为国宝熊猫的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实际行动表现“你在我心上”的初衷。
这次特意以邓丽君经典之作”但愿人长久”作为前奏,开场的“明月几时幽把酒问青天”,由同门的Kelly潘嘉丽演唱。邓丽君是叱吒华语乐坛的一代巨星,更是黄晓明音乐路上的偶像,黄晓明表示“自己是听邓丽君的歌长大的。”今年9月初到台湾宣传“好人卡”单曲时,黄晓明还特意抽空赶一大早前往台北金宝山筠园祭拜这位永远的歌后,这次更透过新歌“你在我心上”向偶像致敬。
吴彤“早餐”
生命中最简单的幸福让我们温暖不孤单…………
日剧“长假”有一句经典对白:
“倘若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都不顺,就别再勉强自己去改变,试着休息一下,什么都不做,就当做是老天爷给的长假吧!”
当经济指数不断下探新低点,生活的不如意度上看最高点,面临一波又一波的“裁员”、“无薪假”;回家吧!就当做是老天爷给的长假。
家中温热的早餐,桌边妈妈的微笑,总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
跨华人音乐精品“大国咖”,收录马友友御用音乐大师———吴彤
跨流行乐创作曲“早餐”,一起珍惜生活中最简单的幸福…………
从传统,摇滚,流行,直到世界音乐,跨界的音乐生活家——“吴彤”。
跨华人音乐精品“大国咖“新的一年…给你最大咖的飨宴
拉美大国巴西 篇9
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的巴西,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且均是世界第五大国。
巴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横贯北部的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域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素有“地球之肺”之称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总面积达750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位于巴西境内。
巴西拥有 人口2.01亿(2013年)。其中白 种人占53.74%, 黑白混血种人占38.34%,黑种人占6.21%, 黄种人和 印第安人 等占1.6%。64.6%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22.2%的居民信奉基督教福音教派。
全国共分为26个州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联邦区),州下设市,全国共有5564个市。首都巴西利亚,人口256.3万。巴西利亚融汇了世界古今建筑艺术的精华,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城市建造在人工湖旁,以三权广场为核心,形状像一架头朝东方的巨型飞机。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巴西利亚城列为“人类文化财富”。
拉丁美洲唯一讲葡萄牙语的国家
在拉丁美洲统共34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使用西班牙语,巴西是唯一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讲葡萄牙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葡萄牙语母国葡萄牙的人口(1320万,2013年)。
说起巴西以葡萄牙语为国语,源于葡萄牙侵占巴西及其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这要追溯到公元16世纪初。话说在“地理大发现”开端的15世纪末,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随后,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于1500年4月22日抵达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西建立殖民地,1549年任命总督。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被迫迁往巴西。1921年,葡萄牙王室迁回里斯本,但王子佩德罗留在巴西担任摄政王。1822年9月7日,佩德罗王子宣布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在葡萄牙殖民巴西的过程中,葡萄牙语也就渐渐植根巴西,成为巴西的官方语言。
1889年11月15日,丰塞卡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帝制,成立巴西合众国。1964年3月31日, 军人政变上台,实行独裁统治,1967年改国名为巴西联邦共和国。1985年1月,反对党在总统间接选举中获胜,结束军人执政。此后,巴政权6次平稳更迭,代议制民主政体基本稳固。2010年10月,迪尔玛·罗塞芙作为劳工党候选人赢得大选,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并于2011年1月1日就职。2014年10月连任,开始其第二个任期。
经济实力拉美第一
在拉丁美洲,巴西的经济实力高居首位。农牧业发达,是多种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石化、矿业、钢铁、汽车工业等较发达,民用支线飞机制造业和生物燃料产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水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七成,金融业较发达。
1. 资源丰富
巴西的矿产、土地、森林 和水力资源 十分丰富。铌、锰、钛、铝矾土、铅、锡、铁、铀等29种矿物储量 位居世界前列。铌矿储量已探明455.9万吨,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90%以上。已经探明铁矿储 量333亿吨,占世界9.8%,居世界第五位,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油探明储量153亿桶,居世界第15位,南美地区第二位(仅次于委内瑞拉)。2007年底以来,在沿海陆续发现多个特大盐下油气田,预期储量500亿至1500亿桶,有望进入世界十大储油国之列。森林覆盖率达62%,木材储量658亿立方米,占世界1/5。水力资源丰富,拥有世界18% 的淡水,人均淡水拥有量2.9万立方米,水力蕴藏量达1.43亿千瓦 / 年。
2. 农牧业发达
巴西农牧业发达。可耕地面积约1.525亿公顷,已耕地7670万公顷,牧场1.723亿公顷,是多种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咖啡、蔗糖、柑橘和菜豆产量居世界首位,是第二大大豆生产和出口国、第三大玉米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和鸡肉出口国。除小麦等少数作物外,主要农产品均能自给并大量出口。
巴西狂欢节
巴西是闻名于世的“咖啡王国”,以咖啡质优、味浓而驰名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咖啡是巴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咖啡种植园50万个,种植面积约220万公顷,从业人口达600多万,年产咖啡200万吨左右,年出口创汇近20亿美元。在巴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随处可见。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浓郁芳香的热咖啡。
除此以外,巴西还是全球第二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用于耕种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土地面积2011年即已达到3030万公顷。从2008年开始,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四年呈现两位数的同比增幅,增长率位居全球第一;2012年的增长率更高达20%。巴西的转基因作物面积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巴西国内大豆总产量中有83% 为转基因作物,玉米总产量中转基因比重为65%,棉花为39%。业界人士指出,巴西的转基因作物市场已进入成熟期。
3. 工业实力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
上世纪70年代即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基础较雄厚。2013年工业产值9952亿雷亚尔,同比增长1.2%,占国内生产总值20.6%。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民用支线飞机制造业和生物燃料产业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药品、食品、塑料、电器、通讯设备及交通器材等行业发展较快;制鞋、服装、皮革、纺织和机械工业等萎缩。
4. 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业
交通运输: 巴西的公 路( 总长175万公里)运力占全国总运力的60.49%;铁路(铁路网总长度约30374公里)运力占总运力的24%;而水路、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则分别占13.86%、4.46% 和0.33%。
旅游业:2013年,巴西接待外国游客逾600人次,同比增长5%,创汇66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首站赴巴5.3万人次,巴西游客来华9.6万人次。全国主要旅游城市和景点有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巴西利亚、伊瓜苏瀑布、马瑙斯、黑金城、巴拉那石林和大沼泽地等。
服务业:服务业对巴西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它不仅是产值最高的产业,也是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主要部门包括不动产、租赁、旅游业、金 融、保险、信 息、广告、咨询和技术服务等。2013年,巴西服务业产值22789亿雷亚尔,同比增长8.5%,占国内生产总值57.4%。
能源结构:巴西是使用可再生能源较多的国家,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所占比例高达42.4%。其中,甘蔗制乙醇和水力发电分别占到一次能 源生产总 量的15.4% 和13.8%。有相对完善的核燃料循环工业。
5.“巴西奇迹”
1967—1974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0.1%,被誉为“巴西奇迹”,巴西跻身新兴工业国行列。上世纪80年代,受高通货膨胀困扰,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严重衰退。从90年代开始,巴西向外向型经济模式转轨。1994年政府实施雷亚尔货币稳定计划,有效解决高通胀问题,经济恢复增长。1999年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经济衰退,货币大幅贬值。其后,受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巴经济连续几年增长缓慢。2003年,政府采取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控制通膨和财政赤字,鼓励生产性投资和工农业发展,市场信心得以恢复,巴西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发展道路。此后推出“加速增长计划”等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措施,巴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巴西经济下跌0.2%,政府及时出台一揽子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措施,取得积极成效,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7.5%。但受美欧经济形势恶化影响,自2011年下半年起,巴西经济增速再度放缓,2011和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2.7% 和0.9%,巴西政府因应形势相继出台扩大公共投资、刺激消费、加强国内市场保护等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6. 人民生活
巴西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08亿, 占总人口 的54%。近10年来贫困人 口减少3600万 ,2011年全国赤贫人口1600万。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74.23岁, 新生儿死 亡率19.6%。据统计,全国共有医院5864所,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3.11张。还有63662个卫生站等卫生服务机构,平均每千人拥有2.08名医生。艾滋病患者累计约63万人。
巴西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6~ 14岁),对贫困生入学实行国家助学金 制度。2011年,6 ~ 14岁儿童入学率为97%,成人识字率91.4%。巴西1/5的城市青年未完成基础教育。
巴西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政策。2013年12月,政府设定的最低月工资为724雷亚尔(1美元 = 2.021雷亚尔 )。
巴西的法定带薪年假为30天,休闲是巴西人心中的最爱。起源于17世纪的亚马孙狂欢节是巴西最盛大的民族统节日极富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特色。
7. 足球大国铸辉煌
巴西是足球大国,足球运动不仅是巴西民众的共同爱好,也是整个民族的骄傲。对巴西人来说,足球是运动,更是文化。在巴西,足球已是巴西文化生活的主流。巴西几乎人人都是球迷,巴西人笑称 "不会足球、不懂足球的人是当不上巴西总统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 "。巴西人认为,巴西足球理所当然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巴西人把足球称为 " 大众运动 ",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人踢球。即使是在贫民窟,穷人家的孩子也光着脚把袜子塞满纸当球踢。每当联赛或重大国内国际比赛进行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万人空巷,而赛场人山人海。
巴西职业球队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正式登记注册的足球俱乐部已有2万个以上,从事足球运动的人数逾百万。巴西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是唯一一支参加过所有历届世界杯决赛周的球队,并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夺冠,是迄今为止夺冠最多的国家球队。
中巴合作前景广阔
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与巴西就开始了交往,1812年中国茶农就已经来到巴西传播茶艺,建在里约热内卢蒂茹卡国家公园的“中国亭”就是对此的永久纪念。
1974年8月15日,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中巴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一步步向前发展。1993年,巴西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2012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并出席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演讲,双方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中巴经贸取得年均超过30% 的增长率。2013年,双边贸易规模超过了900亿美元,而在2003年,这个数据甚至不及70亿美元。2014年,两国贸易总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66.7亿美元。巴西是中国在全球的第10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国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往来已从贸易向更深层次的相互投资延伸。截止2014年,中国对巴各类投资总额达到189.4亿美元,主要涉及能矿、电力输送、制造业、金融、农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领域,中国在巴投资已呈现多元化态势。
今天,呼唤大国大民 篇10
但正如古训所示, 行百里者半九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 这一个个命题, 都容不得半点懈怠与偏移。新的经济动能转换效率, 决定我们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中能走多远;司法改革能否攻坚克难, 攸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环境保护能否兑现“最严”的承诺, 关系到民众对净水蓝天期待的实现程度;精准扶贫能否保质保量如期推进, 指向我们能否享有更公平的发展红利。
不难看到, 上述社会改革、发展目标, 以国家的名义提出, 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推进落实, 但其落脚点却都是对民众福祉的保障。这是因为, 伟大国家只能由伟大人民创造, 而一个国家的强大, 最终必然要体现于人民的强大。古人云, “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今天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 当一个国家欲变得更强大之时, 它必然要更加精细化回应民众的权利与诉求。民众安居乐业之道, 社会公平正义之道, 都离不开国家治理的微妙平衡与耐心“烹调”。
一如十一长假中的社会画面所展示的隐喻。一方面,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 中国人能如此这般走得更远、自由消费;但另一方面, 或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 人们会有如此多的焦虑, 对拥挤的焦虑, 对安全的焦虑, 对权益保障的焦虑。今天的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赋予与经济能力, 但他们也同样是对于权利和财产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
房价、社保、教育、就业、司法……无论哪一项,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 在今天都仍难称已经完全进入舒适区。这不仅是源自物质或数据上所表现出的压力, 而更表现为社会整体氛围所传导给心理层面的紧张与焦虑——仿照大国的表述, 这或可称之为“大民”的欠缺。而培育大民, 不仅仅是通过大国、强国这一维度上的建构所自然能水到渠成的, 它必须依赖于对民众权利与心态的更精准照拂。因此, 在今天, 呼唤大国大民, 殊为必要。
十一前夕,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年) 》正式发布。行动计划在指出中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强调了“应该看到”之所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环境等方面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 人权保障的法治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目标尚需付出更多努力。这或可作为我们在追求大国大民路上的一个目标参照与鞭策。
真正的大国心态 篇11
中国当然是大国。不过, 在英语当中, 我几乎没有听过或看到欧美各强国用简单的“大”来形容自己。“big, giant, huge, large, grand”等等这些词汇并没有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自我描述当中。“powerful, competitive, great”这些词汇倒是更常用。
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光说大, 不够精确。中国的很多方面, 确实大, 比谁都大。中国也有很多小的地方, 小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地步。我们国土面积大、GDP总量大, 但这些除以13亿之后, 都是如此地小。同理, 一旦我们出现个小问题, 乘以13亿之后, 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问题了。这也是大。
胸怀与视野的博大是真正的大。
1963年6月, 肯尼迪总统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巅峰时期, 曾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演讲。这对今天的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肯尼迪说:“让我们 (美国人) 自己也重新审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是制度本质上是邪恶的, 以至于它的人民都是缺乏美德的……我们不应该只用一种扭曲的、极端的观点来看待对方, 不能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认为彼此体谅是不可能的, 更不能把彼此威胁当作交流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对我们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共同的利益上, 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共同利益来消除我们的分歧。即使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 我们也至少可以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归根结底, 联结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 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 我们都珍视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
我一直认为这是那位英年早逝的总统说过的最不朽的话。当大多数人都还钻在冷战的牛角尖里欲罢不能的时候, 他却能号召国人一起去自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苏联尚且可以如此, 2009年的中国对那些曾经与我们有芥蒂的国家更应该豁达。
不卑不亢是我们常说的待人接物的最高境界。如果问问周围的朋友, 走遍世界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吗?很多人说差不多。然后再问为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们的经济增长10%, 我们有四大发明、万里长城, 我们有56个民族, 有长江黄河, 我们曾经傲视群雄, 如今大国崛起。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 但光靠这些还做不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反省自己的不足, 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历史, 忽略现在与未来, 这固然重要, 但不是关键。
真正的不卑不亢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根本信念———世界上的人不分种族、肤色、男女、国家大小、强弱、新旧, 作为人, 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自信与反省才是坚实的、健康的、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