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发展道路（精选12篇）
大国发展道路 篇1
一、引言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最近30年来都经历了高速的发展, 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 印度虽逊于中国, 但也达到了5.7%的年平均增长率, 这两个人口占世界40%、产出占世界近20%的发展中大国正在同时崛起。要知道, 200多年前在西方爆发的工业革命, 至今也只不过将占世界人口22%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带入了现代化的生活。可见, 像中印这样的大国崛起,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可以认为, 中印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 或者说是超大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有理由预测, 超大型国家经济时代的到来, 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金凤德, 2008) 。
关于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篇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和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 都论述了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对一国贸易的影响。西蒙·库兹涅兹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分析了国家规模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并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 将大国定义为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 并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莱斯特·布朗 (2003) 从能源与环境学的视角考察超大型经济崛起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关注大国经济问题的国内著名学者也越来越多, 如胡鞍钢 (2006) 、刘世锦 (2006) 、李稻葵 (2005) 、张军 (2004, 2008) 、盛洪 (2006) 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机遇,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总的来讲, 由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崛起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所以国内外关于后发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还处于现象观察和感性认识阶段, 有待于经济学界深入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的视角切入来研究后发大国经济问题。现有关于后发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 主要有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和郭熙保的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 一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经济的禀赋结构。一国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比较优势战略论者得出的结论是, 要实现向工业化国家转化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需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发优势战略理论是指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本 (包括人力资本) 、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 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学习, 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 后来居上。以上理论由于都没有考虑国家规模因素对一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所以对于指导后发大国产业发展作用有限。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530美元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空间技术在世界范围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旨在基于国家规模的视角, 将大国优势与边界效应相结合来研究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在此, 国家规模是就一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方面而言的, 不涉及该国的经济总量) 。
二、理论模型
(一) 大国优势——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基点
大国优势指的是超大规模国家由于其巨大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与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后发大国除了具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之外, 还具有独特的大国优势, 如果有效加以利用, 后发大国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 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后发大国的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与生产环节上。
大国优势在研发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大国的技术增长率高于小国。这是因为国家规模取决于一国的劳动力数量, 由于大国人口众多, 所以为技术创新提供的市场就越大, 从而提高了研究带来的收益 (需求效应) 。另外, 人口越密集的经济体肯定会有越多潜在的技术创新者, 而从事研发的人越多, 就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供给效应) 。因此, 越大的经济体技术进步应该越快。大国优势在生产方面主要体现为, 在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后发大国生产的产品数量大、种类多、价格低。这是大国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决定的庞大的市场容量使然。因为市场容量主要包括产品的规模和范围两个方面, 换句话说就是包括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两个纬度。所以大国庞大的市场容量意味着大国产品需求市场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多。这种市场需求会引致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种优势。首先谈规模经济:决定规模经济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产量或需求量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其巨大的产品生产量, 产量的增加必然会带来生产的规模经济;其次是范围经济: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需求还会引致产品种类的增加, 这会促进后发大国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提升国家的产业配套能力。有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后发大国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后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迅速实现产业化。
(二) 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选择的前提
关于边界效应的定义, 伊万斯 (Evans, 2003) 认为, 边界效应指的是国家边界对国际贸易量的负面影响。即在其它条件, 如收入、距离、可替代的贸易机会等都相同的情况下, 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低于一国之内两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较早测算边界效应的是Br·cker (1984) , 他用一个区际贸易重力模型分析了欧共体的边界效应, 其结论是边界对贸易具有明显的壁垒效应, 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 国家边界对边界地区缩减的国际贸易流是国内贸易流的1/6。研究边界效应问题最有影响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Mc Callum (1995) 的研究, 其对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进行影响因素考察, 并估计了两国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 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平均是各省与 (相同规模和距离) 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2倍, 发现边界效应相当显著。对于边界效应产生原因的分析, 传统贸易模型认为, 国家边界对自由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传统区位理论较少涉及经济一体化问题, 对实行了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现象的解释,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一体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存在着国内偏好, 如Obstfeld和Rogoff所说的Mc Callum的著名发现———“边界之谜”, 实际上指的是国内偏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而一项由Rose和van Wincoop (2001) 所完成的研究认为, 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货币, 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障碍。
结合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边界效应是指发达国家凭借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 提高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并在全球获得超额的技术垄断利润的现象。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一方面, 如果世界市场没有了国家之间的界限, 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合二为一, 所有国家面对的都是世界大市场, 那么国家规模便失去了意义, 后发大国经济学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 由于边界效应产生于发达国家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的垄断, 所以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相关产品时, 一定会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 以远远高于其在本国的销售价格出售。对于关系重大的战略性产业的相关产品, 发达国家甚至会限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一边界效应的存在, 看似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但转换角度来看, 这恰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赶超提供了条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越高, 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相关产业提供的空间就越大,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越激励去自主研发生产。而搞自主研发,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就必须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 边界效应的存在是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
(三) 后发大国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业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努力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言, 无论是作为一种目标、战略, 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也无论有人是否对赶超战略这一提法讳莫如深, 甚至反对, 赶超事实上早已无可逆转地成为所有后起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然逻辑 (史东辉1999, 第74页) 。所以,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后发优势战略还是自主创新战略, 都是为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而提出的, 但作为一国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种战略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关系。一般讲, 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在刚起步的阶段, 一定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 因为在起步阶段, 后发国家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但仅凭比较优势是不可能实现赶超的, 会出现“比较优势陷阱”, 这时后发国家应该及时将其发展战略升级为后发优势战略, 即用发挥比较优势积累的资金去换取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 发挥后发优势逐步赶超。但仅凭后发优势还是不可能追上发达国家的, 存在着“后发优势陷阱”。在这种情况下, 自主创新战略就成为后发国的必然选择。
以上发展过程是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所遵循的, 如日本、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赶超就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但对于中国与印度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就不然了。后发大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层次要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 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也应该比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般规模的后发国家要高。原因在于后发大国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 不仅要考虑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而且更要考虑大国优势。所以, 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或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环节) , 后发大国应该在边界效应的保护下, 发挥大国优势搞自主创新战略, 以较一般后发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赶超。
三、案例实证
下面我们以印度成功发展航天产业为例来印证本文模型部分所提出的理论。航天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 而印度作为后发国家能够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大国的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对航天技术的封锁,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不可能从发达国家手中买到航天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要想有卫星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从发达国家进口, 再就是自己搞。但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 进口卫星的价格是很高的。对于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迫接受这个高价格而选择进口卫星, 而印度则不同。印度虽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但其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具有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 印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选择自主研发卫星。所以说, 对于高精尖的航天产业, 作为后发大国的印度选择自主创新战略是可取的。
具体来讲, 大国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研发, 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从研发来看, 虽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 但由于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了印度一支强大的研发大军。2003年, 印度全国的研发人员总数为117, 528人, 居世界第3位, 2005年申请专利8, 094件, 居世界第15位。具体到航天技术的研发, 主要从事与航天和空间科学有关研究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 缩写为ISRO) 是印度的国家航天机构, 目前拥有1.68万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印度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ISRO获得的预算不断增加。印度的航天预算在某些年份已经超过了传统航天大国俄罗斯。2006年, 该组织获得的财政拨款大约为8.15亿美元。从航天产品的生产来看, 航天经济的产业链是各个经济类别中最长的, 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信等行业, 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行业, 几乎无所不包。所以, 一个产业体系不完备的国家是很难成功发展航天产业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如此。而印度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其产业部门很齐全, 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 将有利于印度航天产业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成功实现产业化。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后发大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上是不必完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后发优势战略的, 在边界效应与大国优势的综合作用下, 可以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具体考虑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时, 要素禀赋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国家规模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后发大国而言,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还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发挥大国优势则离不开边界效应这一重要条件。
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于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如航空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等, 中国要勇于搞自主创新战略。从大国优势来看,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三国土面积大国,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大规模国家, 巨大的国家规模给中国带来了独特的大国优势。以大飞机项目为例, 目前中国已有100多项重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 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 是诸如大飞机这样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从边界效应来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先进的关键核心技术, 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卖给我们。从发达国家那里, 我们只能买到波音客机, 却买不到预警飞机和先进战斗机。发达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正是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借口。即使是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 其在中国市场上扮演的也不是技术推广者的角色, 而是技术封锁者的角色, 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所谓“技术溢出”极为有限。这一情况导致了我们“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二是许多技术的引进成本并不低, 甚至贵得离谱。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封杀中国企业, 以实现高额垄断利润。所以, 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来说, 是一条可行之路, 更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摘要：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后发大国来讲, 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 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 并结合边界效应这一前提条件, 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要勇于自主创新。
关键词：大国优势,边界效应,后发大国,自主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金凤德.新时代中国的源技术再选择与重化工业布局——基于大国崛起的视角[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8 (2) .
[2]史东辉.后起国工业化引论——关于工业化史与工业化理论的一种考察[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大国发展道路 篇2
《大国崛起》纪录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俄国、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日本这九个国家在世界近代时期崛起的历程。而其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崛起，令我最为印象深刻。
日本，太平洋有西岸的一个岛国，本是一个贫穷落后并且封闭的封建小国。明治维新开始学习西方，迅速工业化，经济开始腾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令全世界震惊的是，日本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竟在短短20余年间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直逼世界经济头号强国美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日本可以说是从中国获益最多的郭嘉却同时也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实行的大化革新，其实基本上就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复制，甚至日本的文字，所谓的平假名片假名其实也是来自中国的汉字。不夸张地说，若没有中华经济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生活在蛮荒蒙昧的时代的日子必然会更加漫长而黑暗。而在近代历史上，从1895年到1945年整整50年的时光里：甲午海战割台湾、八国联军主力烧北京、九一八割满洲、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日本，这个从中国获益无数的国家反过来主导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史。但是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作为亚洲唯一跻身帝国列强的国家，作为亚洲唯一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以无可置疑的成绩单向世人证明了他的优秀。看完《大国崛起》，更坚定了我一向的看法：日本的崛起，不是如西班牙般的勇于闯荡与开放，不是如荷兰的民间小资本家自发组织协调社会发展，也不是如英国般的科技进步引导工业革命，更不是如法国大革命那样扫荡一切旧王权。日本的崛起正在于其民族的一向善变善学的特点！
日本重视科技教育、善于学习创新，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日本人强烈的学习欲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在1871年派遣使节出使欧美各国。那些使节团成员对西方的文物制度吃惊和对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陶醉，让他们下定决心发疯似的学习西方一系列文物制度，要使日本和西方一样强大。这些使节团的成员后来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为明治维新的进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这种大范围的教育给日本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选派留学生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缩短与西方列强国家的距离。
日本能迅速认识到幕府体制的僵化，并且能大力推进改革，转变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当我们的统治者还在紫禁城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屑于西方的高新科技时，甚至我们的慈禧太后还认为火车是会发出巨声的怪物，竟用马来拉动火车；而日本则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和人才。当我们的统治者还会用大笔军费来建设自己豪华的行宫时；日本则在大力发展他们的军事。当我们的人民沉迷于鸦片，整日无所事事时；日本的人民则在努力的吸取知识…这一系列的行为大概和两国不同的文化习惯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朝是对自己的定义，我们有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经济科技水平，我们是强国，虽然在末期曾有不少人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无能软弱，最后无疾而终。而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过去，看到强大的中国，便向中国学习，以中国为师，后来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便舍弃了中国，转向西方列强，以西方为师。这种善于学习的能力，使他们得到了迅速的崛起。经济决定政治，一国想要崛起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否有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很难想象一个钳制言论、窒息学术的国家，会有真正、持久的经济繁荣。
结合我国实情，首先要从国家宏观控制出发，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模式才能更好、更顺利的发展。中国现在政治安定，国内外环境都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感觉就像对日本的敌视已经渗到我们的骨子里了，因此我们对日本也就本能的有一种抗拒，不愿去了解和日本有关的东西，而政府也没有刻意地去改变这一点，就像日本对华援助，如果不上这门中日关系，我想我一直都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的，在北京，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乘坐地铁，但那其中又有几个人知道那其中有日本人的帮助呢？的确，日本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一直沉浸在过去，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我们不能一直带着成见去看日本，一直不去了解他们，我们也应该慢慢学会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日本，看到他们的长处，了解他们成功的原因，从他们的例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来促进和完善我们的发展，这样，才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对于日本我们要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可是我们还要尊重我们国家的客观实际，学以至用啊，落实了才是真的啊。
大国发展道路 篇3
『 悦读推荐 』
本书是过去十余年作者在国际秩序变迁和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作者以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和自身现状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细致的分析，并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国际战略、内部建设和国际定位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明晰独到的见解。
作者：郑永年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定价：38.00元
【 名家点评 】
中国只有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崛起，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信赖，而非恐惧和疏离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似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而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崛起却总是保持着一种戒备甚至恐惧态度，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乃至近期的“G2”等论调来夸大中国发展对国际事务的影响。
这对那些民族自豪感强烈的国人来说可谓苦乐参半。“以前我们穷得没裤子穿的时候，你们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不差钱了，有啤酒肚和金丝眼镜了，你们看我们的眼光咋还是那么怪异呢？当年美国崛起的时候你们都高高兴兴的跟到老美屁股后面，唯其马首是瞻，现在我们也强大了，为啥就得到这种待遇呢？”
成长自然有烦恼，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准确分析客观环境的形势变化，并且从行动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才是成熟的真正标志。同样，国家崛起必然有代价，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并相应调整内外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中国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崛起？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郑永年的著作《通往大国之路》一书，以一个外围观察者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通往大国之路》中，收录了近十年来郑永年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论文和演讲稿，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了中国坚持的“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同时就一些中国外交方面的薄弱环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郑永年认为，中国应该将国际关系的重点放在亚洲，在继续于非洲和拉美推行“资源外交”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在亚洲有所作为。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同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定位。如果被动等待，就会让美国占领先机，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确立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来不采取主动，所有的外交动作都只是反应性的，哪里着火就赶向哪里，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比如，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只能做出救火式的反应。而没有长期的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失去方向，这使得中国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很难得到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并且严重遏制了自身发展。
中国需要重视的另一个方面是软力量的建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软力量，中国软力量方面的不足显而易见。事实上，中国目前主要的力量体现在经济方面，其他表现都差强人意，尤其在价值观方面，价值观是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不能创造出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上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国际影响力就会受到诸多制约。
要打破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在文化和政治上崛起。然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在加速消失，被商业文化取代。中国现在只有增长的文化，缺乏社会公平的文化。文化崛起是外部世界认同中国的重要因素，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目标是软化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也是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拥有软力量的标志。经济崛起必须具有文化内涵，否则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必然会产生冲突。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举步维艰，面临重重挑战，这都限制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确实如郑永年在书中所说，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崛起，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信赖，而非恐惧和疏离。中国要重新塑造与世界的关系，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点评人简介 』
曹智慧：
大国发展道路 篇4
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外交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外交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奋力前行,在坚持外交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这些新理念、新举措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气象,同时折射出中国外交在2014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势。
中国梦将在中国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梦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一个强音。同时,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新关键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过去一年多,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多次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同时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这个梦,将中国复兴与世界进步统一起来。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必然会带动其他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梦想,促进非洲梦、亚洲梦,以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得以实现。
在中国外交中,中国梦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共鸣。例如,印度总理辛格就表示,中国梦与印度梦息息相通,互相契合;埃及外长法赫米说,埃及的民族梦想和当前的中国梦相一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中国梦的实现将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和积极影响。
未来,中国外交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梦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纽带作用。中国梦的世界价值将不断展现。
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年多来,中国外交把这一理念落实到了行动中。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例如,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说:“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
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他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习主席在印尼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关系的新认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的坚强信念。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机遇观和正确义利观将在中国外交中更多地体现
中国领导人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平共处。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原则和方向,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丰富。
未来,中国将重视和推动与其他国家相互发现和利用彼此的机遇,把这种机遇转化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必要时舍利取义。
树立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未来,中国外交将贯彻这一崭新的理念。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在中国外交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同俄罗斯、美国的关系都出现了新气象。
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俄罗斯。访问中,中俄领导人就两国加强全方位战略协作达成一致。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又在各种多边和国际场合4次会面。通过密集的高层交往,中俄关系已成为当前我国层次最高、基础最牢、内涵最丰富、最具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和圣彼得堡两次会晤。双方的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共同致力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此外,美国副总统拜登成功访华,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和中美商贸联委会,取得数百项积极成果。
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走向对抗的所谓“铁律”并非不可打破。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利益相互交融,战略力量相互制衡,客观上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国关系的阴晴冷暖,事关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对国际安全也至关重要。未来,中国外交将继续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了10余个周边国家,周边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2013年10月下旬,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外,中国正与周边国家一道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正在变得更加牢固。
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将继续遵循以下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望成为中国发展周边外交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及两条丝绸之路建设,充分显示了中国推进两条丝路建设的战略考量、坚定决心和实施信心。
这两条丝绸之路将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也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平稳定与安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014年,中国外交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巴西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教学设计 篇5
第二框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
P92---P94
邯郸市第六中学 史太康
第二框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巴西经济的发展历程，并从中认识单一经济的弊端，进一步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必要性。
能力目标
1.学会综合分析自然、经济、人口、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说明巴西工农业的发展与分布，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德育目标
1.通过了解巴西经济发展的成就，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重要性。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加强学生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
●教学重点
1.巴西是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教学难点
1.巴西是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2.工农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原因。●教学方法
主要采用读图、对比等教学方法。●教具准备
1.有关录像、图片、多媒体课件等资料。●课时安排 20分钟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刚才老师讲了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还应该知道巴西还是拉丁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板书：
二、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
展示问题：读课本“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自主学习完成下列问题
1、二战以前巴西的经济特点？
2、读巴西工农业分布图：巴西丰富的矿产？分布地区?
3、巴西工业特点：主要工业部门？主要工业城市？
4、巴西农业特点：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农产品?重要出口创汇产品？
教学过程：
1、出示资料：二战前巴西的经济状况总结巴西二战前的经济特点 单一商品为主的经济
读图思考：电脑展示课本P93图9.22“巴西的农产、矿产和工业”，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第2、3自然段思考下列问题：
(1)巴西的主要矿产有哪些？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的是什么矿产？巴西的能源矿产(煤、石油)不多，是如何解决的？你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
(2)巴西的主要工业部门有哪些？重要的工业中心有哪些？分布在何处？(3)巴西的主要农产品有哪些？哪些热带经济作物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哪些是重要的出口产品？主要的农产区集中分布在哪一地带？
5.讨论汇总：指导学生读图读文，并以学习小组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教师汇总大家的讨论结果，随时进行补充点拨。
(1)巴西的主要矿产有铁、金、锰、煤、石油等；巴西的铁矿储量大，质地优良，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巴西的煤、石油等能源矿产不足，解决的办法可以展示下列示意图以便学生理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于从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和建议，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必追求完整，教师要多给予鼓励、适当启发和补充。如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合理利用，保护节约现有能源矿产，开发探研新能源等。
(2)巴西的主要工业部门有汽车制造、纺织、钢铁、造船、石油、水泥等。
其中钢铁、造船、汽车、飞机制造等已跃居世界重要生产国之列；重要的工业中心有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工业中心集中分布在邻近铁矿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板书：2.主要矿产与工业
在此也可补充以下资料，一方面说明巴西的电子、航天工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说明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
(3)巴西的农产品丰富多样，主要有咖啡、甘蔗、剑麻、香蕉、大豆等，其中咖啡、甘蔗、柑橘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咖啡豆、蔗糖、橘汁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巴西的主要农产区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带。
板书：3.农业及主要热带经济作物
6.提出问题：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巴西的主要农产区和工业中心都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为什么？
［课堂小结］
通过本段时间的学习探讨，我们认识和了解了今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巴西是拉丁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国。
●板书设计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二节 巴西
一、发展中的工农业大国
1、经济发展（1）历史时期——单一经济，十分落后
（2）独立以后——拉美地区最发达国家
大国发展道路 篇6
茫茫太空非“净土”
随着一颗又一颗航天器的升空，本来十分纯净的太空，也变得越来越不干净了，太空垃圾正在威胁着航天器的安全。
据地面观测和模型估计，目前毫米级以上的空间碎片数以亿计，总质量达到几千吨；大于5厘米～10厘米、地面望远镜和雷达能观测到的空间碎片在轨总数已超过1万多个。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底，太空垃圾至少会达到1万吨。太空垃圾已威胁到人类的航天事业。很多科学家警告，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太空垃圾的大量扩散，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不得不终止探索太空的脚步。
太空垃圾显威胁
由于太空垃圾以每秒几千米的速度在太空中飞行，所以尽管它们体积小，但如果与在轨运行的航天器相撞，也会对航天器构成损坏。
据计算，一块以每秒10千米速度在太空中飞行的碎片，和在空气中以每小时360千米速度穿行1万倍重量的物体，具有同样的破坏效果。因此，科学家认为，哪怕一个硬币大小的碎片，都可以把一颗卫星击毁，数毫米大小的碎片则能穿透载人航天器和卫星的结构，造成航天员死亡或航天器内部设备失效。如果大型碎片掉到地球上来，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是携带核燃料的航天器陨落到地球上来，将造成核污染，给地球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太空中航天器遇到太空垃圾的事情曾经多次发生过，太空垃圾击毁航天器的事件曾经有过报道。
1996年11月24日，正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就曾经遭到太空垃圾的袭击，只是由于这块垃圾很小，才只给航天员的窗口留下几处痕迹。1983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1985年“发现”号航天飞机都曾遭到太空垃圾的袭击，都是因为体积微小，才没给航天飞机带来灾难。
在前些年，俄罗斯的“宇宙1275”卫星就是与太空垃圾相撞后发生爆炸的，法国的一颗名字叫“樱桃”的军事卫星曾经被一块垃圾击中，而这块垃圾是10年前法国“阿里安”火箭爆炸后的碎片，这块碎片并没有直接击中卫星，而是击中了卫星的重力梯度杆，“樱桃”卫星被碎片击中后，因姿态失去控制而失效。
1997年2月，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修复哈勃空间望远镜时，一块大的碎片飞快地向它飞来，由于地面雷达及时发现，航天飞机立刻采取规避措施，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2009年2月9日，美国铱星通信卫星系统星座的第33号卫星和俄罗斯已报废卫星“宇宙2251”在太空中相撞，两颗卫星顿时化作两篇碎片云，继续在轨道上游荡，产生了大量的太空垃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些碎片会在今后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渐下落，像扫帚一样，在800千米以下的空间扫过，然后轨道逐渐衰减，直至在大气层里消失。由于距地球800千米高度左右的太阳同步轨道，是一条太空的交通要道，在这个轨道高度上下放置的气象卫星、遥感卫星、移动通信卫星。在整个应用卫星里数量最多，因此，这些垃圾威胁巨大，国外有的专家估计，其影响和威胁可能持续几百年。
虽然太空垃圾会给航天器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航天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向太空倾倒“垃圾”。近年来，随着小卫星的兴起，国外已有十几个小卫星星座方案，如果这些方案都能实现，在未来的几年内，就将有几百个小卫星升空，在距地球较近的空间里发射这么多的卫星，其拥挤情况就可想而知，与太空垃圾相撞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而如果这些卫星互相之间相撞，发生爆炸，爆炸的碎片还可能击中其它卫星，造成连锁反应。
由于目前还没有既经济又可行的办法把太空垃圾回收到地球，也没有办法使它们在太空中马上消失，所以，太空垃圾给人类的航天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太空“环保”引关注
太空垃圾对人类航天的影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上许多国家科学家的忧虑，对付太空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航天专家认为，减缓太空垃圾的影响，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地面可观测并编目的大碎片需实施在轨机动规避操作；对于毫米级的碎片需要在航天器上采取一定的被动防护措施；此外，还必须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空间碎片的产生。
1993年成立的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是目前唯一专门从事空间碎片研究和协调的国际组织，目前共有11个成员国或区域组织，我国于1995年正式成为其成员。
2005年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委员会以IADC技术文件为基础，起草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该指南于2007年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
十几年来，一些国家相继采取积极的措施，在建立太空垃圾跟踪站，日夜不停地进行监测，对太空垃圾提前预警的同时，其它减缓太空垃圾的相关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如：过去运载火箭把航天器送入太空后，运载火箭的末级将随燃料箱一起进入空间轨道，由于运载火箭的末级还有剩余燃料，将会发生爆炸，从而产生大量的碎片。现在，根据有关规定，一些航天国家在进行航天发射后，采取措施将剩余燃料放掉或燃烧完毕，以减少爆炸的威胁。
近年来，国际上减缓和应对太空垃圾的国际会议逐渐增多，我国自1995年加入IADC组织以来，已连续10年多次参加了IADC会议。
2009年3月24日～4月1日，第27届IADC会议和第五届欧洲空间碎片会议在德国达姆斯达特市的欧空局空间运行控制中心举行，来自美、俄、英、德、法、意、荷、日、印、瑞典、中国等21个国家的28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两会，是空间碎片国际会议迄今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在25日的开幕式上，国家航天局于国斌团长全面介绍了我国在空间碎片研究方面的工作和进展，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保护空间环境、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减缓空间碎片而不懈努力的立场。
会上，我国空间碎片行动计划首席科学家李明等中国专家介绍了我国相关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在大会闭幕式上，我国空间碎片行动计划首席科学家李明提出了“空间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和呼吁，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热烈反响，展示了中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跨越的信心和中国是负责任航天大国的形象。本
次参会很好地了解了国际上在空间碎片各个领域的进展，宣传、交流了中国在空间碎片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和准备开展的工作计划，维护了我国在空间碎片减缓领域的良好形象。
十年耕耘结硕果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航天国家，我国政府在积极参与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的同时，为加强我国在空间碎片领域的研究力度，更好地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的安全，“十五”期间，我国坚持“需求牵引、有限目标；工程为本、务求实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资源共享，通力合作”的指导思想，全方位开展空间碎片的研究工作，中国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原国防科工委于2000年启动了“空间碎片行动计划”，旨在加强空间碎片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空间碎片专项研究工作。2001年2月22日，我国“空间碎片研究行动计划”，通过了来自国防科工委咨询委员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我国航天技术专家闵桂荣、张履谦、余梦伦、曾庆来、刘振兴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至此，这项首次由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空间活动正式启动。
在我国“空间碎片研究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未来的发展中，提高我国观测、规避空间碎片能力，控制空间碎片增加的目标：即初步具备空间碎片观测能力的基础上，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为开展国际间的交流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加强提高航天器航护能力的研究，提高我国航天器防御空间碎片的能力，建立空间碎片动态数据库，完成风险评估、预警和机动规避研究；获得一批基础研究成果和具有前瞻性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尽快缩短我国在空间碎片的研究上与国际发达国家的距离。同时，详细规定了在观测、环境和数据库、防护、减缓等具体领域的具体目标。即在观测领域，突破天基探测关键技术，建立空间碎片地基观测系统，具有观测不同轨道空间碎片目标的能力；在环境和数据库领域，建成大空间碎片动态数据库和小空间碎片数据库，自主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风险评估和机动规避专家系统并投入使用；在防护研究领域，通过模拟实验和计算机仿真开展空间碎片防护材料、结构和机理的研究，获得一批实验数据，供航天工程防护设计使用；在减缓领域，力争解决运载火箭末级剩余推进剂排放和卫星的钝化问题，提出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低地球轨道卫星工作终结后的离轨要求。
“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空间碎片的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力度，制定了规划，确定了目标，将空间碎片工作列出专项，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共投资研究和建设经费数亿元，支持了上百项课题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加强和建设监测预警工程、航天器防护工程和空间环境保护等工程，继续为我国航天器发射、在轨运行及陨落提供常规业务性预警服务，突破减少空间碎片产生的各项关键技术，提高航天器的防护能力，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减缓设计标准，建立评估体系，进一步构建空间碎片专家系统等等。
在国防科工局的综合协调、组织和管理下，经过近两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和建设，我国空间碎片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逐渐形成监测预警、航天器防护和空间环境保护三大工程体系，多项标志性研究成果已在工程上得到应用。目前，我国已完成了部分空间碎片监测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了空间碎片的监测能力；建成了可跟踪空间碎片的动态数据库；自主研发了空间碎片撞击风险评估软件包，使我国航天器在轨运行期间防护空间碎片的评估能力实现了很大的突破；攻克了危险碎片快速筛选等多项关键技术，自主完成了碰撞预警软件的开发，制定了预警规范和流程，特别是完成了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船的空间碎片预警任务等等，从而获得了一批基础研究成果和实用技术，牵引出具有前瞻性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
与此同时，不仅解决了多个运载火箭系列的剩余推进剂排放问题，而且通过监测预警建设和防护工程建设，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以及多个航天器型号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保证了航天器的成果发射和在轨安全运行。
在基础研究方面：突破了空间碎片碰撞预警技术，开发成功空间碎片碰撞预警软件系统，依据我国自主观测数据，初步具备对航天器发射和在轨运行进行碰撞预警的能力；掌握了航天器在轨风险评估技术，自主开发成功空间碎片防护设计系统，基本具备对我国载人航天器和大型应用卫星进行撞击风险评估和防护结构优化设计的能力；解决了运载火箭及卫星剩余推进剂排放及钝化技术，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工程实践，为在宇航部门推广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条件建设方面：完成了空间碎片监测预警工程初步建设和其它建设。在国家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新增及改造了一批观测望远镜，并配置计算设备和通讯设备等仪器设备，初步建成预警中心。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以及其它相关单位逐步建立了空间碎片研究专用的超高速撞击实验室，配置的主要设备有超高速发射设备、测试诊断设备、效应分析设备和材料动态力学性能测试设备，为实施空间碎片防护工程提供了必备的研究平台。
在工程应用方面：对载人航天任务、嫦娥一号及多个应用卫星的发射和在轨预警提供了有利保障，特别是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期间，协同国内监测设备，对可能进入神舟七号飞船空域的碎片进行了观测，提供了发射和在轨碰撞预警服务，为飞船的发射时间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保障了载人飞行的安全。空间碎片防护设计系统成功用于载人航天二期工程的风险评估及防护结构设计，并将为载人航天后续任务的防护结构优化设计提供有力支撑。将运载火箭任务后“排放”钝化操作纳入任务流程管理，并逐步实施离轨操作，对鑫诺二号卫星和寿命末期的风云二号B和风云二号A卫星进行了离轨处置，开创了我国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任务后离轨处置操作的先河。上述举措得到了IADC各成员国的高度评价。
在国际交流方面：中国国家航天局组团参加了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组织的历届会议及联合国外空委的会议。在分组会议上，观测组多次参与IADC相关国际联测和危险空间碎片陨落预报工作，预报精度在10余个参加组织中居于前列；防护组在防护结构设计优化和在轨撞击感知声发射技术方面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队伍建设方面：成立了国防科工局空间碎片专家组，形成了一支由工业部门、军地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和应用队伍，参与空间碎片专项的单位30余家，从业研究人员已达200多人。
“十二五”锁定新目标
2009年12月1日，国防科工局正式发布《空间碎片减缓与航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对空间碎片减缓与防护管理开始纳入政府正轨渠道，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庄重的承诺。
当前，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十二五”计划，我国有关部门已把空间碎片工作纳入到该计划中统一考虑，拟加大投投入，拿出专门经费支持该项研究工作。同时，还将组织有关部门各种力量，整合资源，加大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力争通过努力在短期内尽快缩小差距、满足空间活动安全的需要，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空间碎片减缓与防护后续的主要任务将围绕监测预警工程建设、碎片环境控制与管理措施落实、技术基础研究等内容开展。可以相信，这些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在空间碎片研究和建设方面基础能力的大幅提高，使我国空间碎片研究和基础建设与航天大国的地位相匹配，为人类的航天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关链接
何为空间碎片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人类已向太空发射的6000多颗各类航天器中，仍然在轨道上工作的约有1000多颗，2000多颗丧失功能已经变成太空垃圾在轨道上邀游，还有2000多颗已经解体不知道去向，数千吨太空垃圾在日夜不停地绕地球飞行着。
数学发展与大国兴衰的辩证关系 篇7
一、鼠疫，微积分与工业革命
令人吃惊的是，微积分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诞生，都与一种可怕的流行性疾病有关，它就是鼠疫。“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1]2年后，鼠疫开始在全欧洲流行，并在接下来的3个多世纪中夺去了1/3欧洲人的生命。鼠疫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使得原本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因为短缺而昂贵起来，即使英国国王出台严厉的法令禁止涨工资，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技术革新，以降低劳动力的需求量，节约生产成本，成为贵族和新兴资本家的迫切需求。
1665年，鼠疫在伦敦大流行，靠近伦敦的剑桥大学被迫停课2年。一名23岁的剑桥研究生回到了剑桥郡北面的林肯郡伍尔斯托帕村，在那里，他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万有引力定律、光的微粒说和微积分，后者成为了工业革命的数学基础———他就是艾萨克·牛顿。
在客观需求和理论基础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并且使得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
二、法国，欧洲数学的中心
牛顿和莱布尼兹在微积分发明权上的争夺，使得英国数学界长期使用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数学符号来描述微积分，这妨碍了英国在数学上的进步。于是，一个地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强国崛起了，它就是法国。在高等数学的发展历史上，法国数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高等数学教材上出现的法国人的名字，比起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多：业余数学之王费马，19岁升为教授的拉格朗日，因为论文太多而不得不自己创办期刊来出版论文的柯西，仅受过初等教育却凭着业余时间刻苦学习而最终进入法国科学院的罗尔，等等，奠定了法国数学在欧洲的核心地位。
直至今日，法国数学依然处于世界的巅峰。截止2006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共计44人，其中法国数学家就有11人，仅次于海纳百川的美国。凭借着包括数学在内的强大的软实力，虽然自从拿破仑之后，法国在军事上几乎从未单独取得过任何胜利(从鸦片战争算起，清政府唯一击败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甚至被英国人嘲笑为“可以在战争打响时投降，然后指望别人替你赢得战争”的国家，然而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力，绝不在英国之下。1945年法国光复之后不久，美国妇女便集体改穿巴黎设计的服装。“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2]
法国向世界表明了，武力征服不是控制别国的唯一途径。
三、数学与冷战
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周边也没有足以阻止其发展的力量，于是美国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且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然而在1957年之前，美国的数学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国际地位，原因在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数学。40年代初期，著名数学家罗素因为写过一些与正统礼教观念不符的书，而被纽约州的法官撵出了纽约市立学院。原有的积分学等较难的内容被从中学课本中取消，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2]
在美国人醉心于人际关系学问的同时，另一个国家正在悄悄超越着他们。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苏联上完十年级的中学毕业生，其数学能力一般比美国的大学生还要强。落后的美国人感觉到了耻辱，于是他们开始改革教育体系，网罗人才，加大投资。终于，美国成功地培养和搜罗了大批顶尖的数学人才，成为了世界数学的中心，为冷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四、中国的衰落与重新崛起
中国数学曾经在世界历史上拥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刘徽、祖冲之、祖暅、杨辉、朱世杰、秦九韶等，都作出了领先世界的成就。中国很早就使用了负数，并且广泛应用于商业活动之中，而欧洲直至17世纪才开始承认负数的合理性;中国使用二项式定理比欧洲早600多年;中国最早得出圆周率的小数点后七位精确值。然而，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中国的数学便开始迅速衰落，原因是朱元璋取消了科举中的算科、术科等科目，使得四书五经八股文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唯一选择。
随着数学的衰落，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也急剧下滑。明朝末年，中国的火器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不得不靠进口的红衣大炮来抵抗清军的入侵;清朝自鸦片战争起便被各国轮番蹂躏，其中甚至包括卢森堡、海地、汤加、摩纳哥等弹丸小国;到了1945年，中国已经由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沦落到不得不出卖15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来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地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数学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华罗庚、苏步青、陈建功等老一辈数学家，为新中国数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数学系学生和教师远赴海外留学，使得中国数学的发展开始追上世界的步伐。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第一次在北京举办;2004年，潘成桐的学生王小云破译了MD5密码;2010年，彭实戈成为第一位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的全职中国教授。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数学也将重新回到世界的顶端。
五、结语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数学的创新。一个国家可以依靠掠夺和投机获得一时的繁荣，但是要长期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强大的科技实力，尤其是数学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笨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而今却沦为欧洲的乞丐，它们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重视和发展数学，是强国的必经之路。大学生在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如果欠缺了必要的数学基础，那么未来的成功之路可能会变得异常艰难。“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日报道，一名叫‘改革’的智囊团称，由于教育政策的宽松，有些原本很有天赋的学生在获得普通中学教育文凭就不再学习数学了。自1990年以来，近44万学生在拿到中学文凭后放弃了数学。而调查发现，那些数学成绩为A的学生比那些放弃数学的人一生多挣13.6万英镑”。[4]
中国虽然没有类似的统计，但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将来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尽力学好高等数学。
参考文献
[1]百科词条.黑死病[DB/OL].百度百科.
[2][3][美]威廉·曼切斯特.光荣与梦想[M].海南出版社, 2006.
大国发展道路 篇8
10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三十六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将我国网络强国战略提升到综合施策的新高度, 对网络强国建设提出了6个“加快”的要求: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不懈努力。
10月20日, 在“2016年第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表示, 网络强国战略是长期的、宏大的战略部署, 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工信部将对网络强国战略进一步深入研究, 细化落实, 进一步强化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 立足工信部的职责, 扎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目前, 我国虽然在宽带网络整体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 但是距离网络强国的目标仍有差距, 在自主创新方面相对落后, 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各种网络攻击不断, 我国成为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因此, 我国可以称为“网络大国”, 但远不能称作“网络强国”。
而网络强国不仅是互联网时代赋予国人的使命, 也是国人立足现在、面向未来适应新时代的追求。
打造经济新引擎互联网大有可为
近年来,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寻求新的发展增长点已经成为全球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首要课题。当下,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异军突起, 网络强国战略不仅是顺应全球信息化大趋势做出的战略抉择, 更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培育经济新引擎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要有新动力, 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白皮书 (2016年) 》显示, 2015年中国信息经济总量达到18.6万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17.5%, 明显高于当年GDP增速, 占GDP的比重达到27.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吕新杰分析, 信息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并且其所取得的成绩将有利于后续发展。此外, 目前迅速兴起的AR/VR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不断夯实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保障措施、激励政策和发展环境等都将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条件。
吕新杰指出, 在经济“新常态”下, 发展数字经济利好明显。一方面, 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提升供给能力, 通过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可以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能力与管理能力, 实现企业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可以助力传统产业化解供给过剩和降低供给成本等。此外, 还可以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另一方面, 发展数字经济还可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信息技术可以充分挖掘各领域“长尾市场”, 使小规模、个性化的传统需求得以被满足, 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细分、更专业、更便利的服务, 还可以不断丰富需求内容、促进需求升级。
网络强国依旧任重道远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长期以来, 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这也是建设网络强国的短板。
据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 虽然华为、中兴等企业已经在全球电信设备、终端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PCT专利申请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 相关核心元器件受制于人的现象仍难以改变。
此外, 部分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例如高端路由器的可靠性和寿命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光器件、高端FPGA等主要依赖进口。
虽然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已被全世界所公认, 但是在国际互联网空间治理方面, 我国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话语劣势。建设网络强国, 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改变我国相对弱势的话语权地位,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并为未来引领全球治理打下基础。
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与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相比, 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仍存在突出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网络能力和普及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二是立体布局有待完善, 地面基础设施发展较快, 但海洋、天空、太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国际通信网络不够完善;三是“数字鸿沟”问题仍然突出, 农村宽带人口普及率还不及城市地区的一半, 接入速率普遍偏低, 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道阻且长。
网络安全状况仍需改善
大国发展道路 篇9
一、文化、地缘因素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国, 与外来种族之间的融合相对较少。日本善于拿来别国文化成果为自己所用, 善于向外国学习。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 通过学习中国汉语, 对其加以改造, 在日本文化发展早期就形成了几乎单一的语言和种族, 这为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民众不会因为语言的不通阻碍新闻事业的发展。
“645年‘大化革新’, 确立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1) 日本幕府控制政权达700年, 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 以及中国道教、儒学、佛学的影响, “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忠于君主的意识”, (2) 这使得日本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心理。同时, 日本始终坚持“拿来主义”的思想, 从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到新闻业发展初期翻译外国文献, 再到战前以德国抽象思维为特征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以及战后受到美国新闻自由和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 兴起了以实证应用为主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因此, 日本新闻传播事业既有欧美国家自由民主的特征, 又有自身社会文化集权的特征。日本“并非全盘照抄美国, 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做法。不是美国同化了日本, 而是日本利用了美国” (3) 。善于学习的日本民众, 促使日本新闻传播业取外国之精华, 去别国之糟粕, 同时懂得结合自身实践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日本的新闻传播业少走弯路, 快速发展。
二、政治、军事因素
新闻传播业通常是国家和政府的喉舌, 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纵观日本新闻传播史、社会历史, 每个时代的变化发展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生的政治事件相互关联, 与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密不可分。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先慢后快, 正是由于后进性强, 才更加凸显日本新闻传播业发展迅速。在明治初期, 新政府对于佐幕派报纸进行镇压, 将德川幕府原有的新闻媒体变为带有专制色彩的御用型媒体。政府对于媒体的压制成为日本新闻传播业的桎梏, 但是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当日本逐渐认识到, 如果闭关锁国无法得到发展, 就必须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并从中发展为世界强国。同时, 受到德国俾斯麦的影响, 日本认同强权政治说, 19世纪末,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 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 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 不如脱其行伍, 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 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 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 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 加入武力掠夺的行列。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增长的同时, 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部分媒体逐渐脱离‘党报’和‘官报’的身份, 开始迈向产业化的进程” (1)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产业化进程的推进, 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加快了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速度。
然而之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日本新闻传播业走上了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 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的战况, 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 (2) 。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加大了报纸的发行量, 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吸引了大量广告商, 从而使报纸界广告收入激增, 报社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经济效益较好的事业。
大正时代广播出现, “1925年3月1日, 在东京芝蒲的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发出了日本最早的电波” (3) 。该事件标志着日本广播的诞生。广播媒体利用自身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优势, 积极进行了战争动员。广播逐渐发展成为普及国策和强化宣传的工具, 日本政府通过控制节目内容, 进行国策强化和国论统一, 从而促进广播的普及, 促使新的媒体形式出现, 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 加快了新闻事业发展。
电影行业也积极煽动战争,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 公园、电影院、学校礼堂等场所纷纷放映以日本军队为题材的新闻纪实类电影。电影不会像报纸那样对于受众有知识水平的要求, 因此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 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方式, 这也为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微薄之力。
电视时代的到来要推迟到日本的昭和时代与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在1925年, “由滨松高等工业学校教授高柳健次郎等人发表了研究成果, NHK也成功地进行了实验” (4) 。电视是视听媒介, 通过声音和图像的组合, 使新闻的传播、政论的发布更加具有煽动性。多种媒体相继在战争的激发下出现, 可见, 日本新闻传播媒体借助战争力量, 适时抓住契机, 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经济、科技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发展是日本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根基。虽然在1945年8月, 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从明治维新开始近80年积累的文明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但是日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 受到美国的扶植, 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 从1955年至1964年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 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日本战败后被炸为废墟, 但是它保留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 如科学、技术、人才。虽然物质遭到破坏但是文化软实力保留, 这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基础。
1964年, 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 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有一大批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正是他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19亿美元,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 都有理由认为, 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 对于受众来说也更有时间和能力接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
日本媒体比较善于策划新闻版面和进行大型新闻的系列报道, 新闻单位人员分工极其细化, 记者就是信息的采集者。这些因素都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新闻传播业的经营方式逐渐向产业化发展, 新闻工作也越来越向机械化发展。日本报纸印刷术走在世界前列, 日本也是机械制造的大国。日本在1876年首先采用以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器, 大大提高了报纸印刷的效率。在平版印刷技术和凹版印刷技术方面, 日本走在中国的前列, 商务印书馆先后聘请日本技师来中国传授经验。日本先进的照排系统报纸印刷术和设备对中国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日本自身新闻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 才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有所影响。由此可见, 日本新闻传播业与社会经济尤其是信息产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素有“‘工业上的巨人, 理论上的矮子’之称的日本, 一举成为‘信息社会’领域的开拓者” (5) 。从日本新闻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虽然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流行“新闻无学”的理论, 在实际的媒体工作中, 日本重视在职训练, 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管理层来讲更加注重从业者的新闻采访等实践能力。从事日本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自于媒体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很多大学将新闻学研究改成了“社会信息研究”。日本这种超前的新闻传播意识, 使学者对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 新闻报道密切关注和跟踪社会现实的变动, 整体促成了日本新闻传播研究不教条、不死板的特点, 使日本的大众传播业与社会传播现象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 从而促进新闻传播业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 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文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因素息息相关。岛国的地理特点使日本与别国在地缘上隔绝开来, 有更多的精力发展本国新闻传播事业。由于日本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 因此日本地震频发, 但是这也使得日本民众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在文化方面善于学习优秀文化, 吸取别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崛起以及日本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都促进了新闻传播业的高速发展。国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开展, 也对新闻传播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11 陈力丹、钱婕:《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14页。
22 陈力丹、王辰瑶:《外国新闻传播史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94页。
33 刘林利、沈莉:《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现状考察》, 《新闻大学》, 2000年第2期, 第24页。
41 于淼:《日本新闻媒体的角色转变与社会动因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11年第9期, 第117页。
52 陈力丹、王辰瑶:《外国新闻传播史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99页。
63 [日]山本文雄 (编著) , 诸葛蔚东 (译) :《日本大众传媒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27页。
74 [日]山本文雄 (编著) , 诸葛蔚东 (译) :《日本大众传媒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9页。
大国发展道路 篇10
2015年6月29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 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 目前亚洲域内前五大出资国分别为: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域外前五大出资国分别为: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 在此范围内以GDP为基本依据分配各国的认缴股本。按照现有各创始成员国的认缴股本计算, 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根据多边机构的一般原则, 亚投行的决策需要三分之二成员国同意和75%的投票支持。中国拥有超过25%的投票权, 却并不代表中国将拥有亚投行的一票否决权。随着未来亚洲新成员国的加入, 中国拥有的投票权将被稀释。事实上, 中国牵头筹建亚投行, 既不是为了拥有一票否决权, 也不是为了与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关系, 而是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促成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 实现包容发展、合作共赢。
2 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
自2014年10月24日在京签署亚投行框架合作备忘录以来, 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受到外界的持续关注。笔者认为, 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的态度难以转变。
首先, 美国是世界银行和IMF的第一大出资国, 并在这两大金融机构均享有第一大股东的一票否决权, 因此不会放低姿态, 与其他域外国家共享亚投行25%的股权。
其次, 亚投行定位于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帮助新兴国家摆脱世界银行和IMF的限制, 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亚投行成立之前, 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构成了全球金融格局, 迄今为止已有50年历史。但是, 这种长期存在的全球金融格局是不合理的, 表现为利益分配上过多偏向欧美和日本, 为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吞噬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成果提供绿色通道。
一方面, 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并未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有效资助。世行和IMF在处理亚洲国家贷款问题上坚持高贷款门槛, 忽略亚洲贫困国家的经济、文化背景, 采用与衡量西方国家贷款能力相同的国家信用级别、政府财政透明度和国企比例等标准。因此, 亚洲的贫困国家很难从世行和IMF获得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虽然亚洲开发银行成立的宗旨是帮助亚太地区成员消除贫困, 但是, 总部设在日本的亚行, 却采取了和世行、IMF相同的贷款标准, 丝毫没有体现出维护亚洲国家利益的倾向。据统计, 亚洲基础设施市场正迈入膨胀发展阶段, 平均每年需要约8000亿美元投资, 而2014年从亚行获批的贷款金额只有135亿美元, 远不能满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所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融资机构, 世界银行在2013财年为全世界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240亿美元左右。1997年, 泰铢大幅贬值, 泰国随即向亚洲开发银行求救, 日本受美国示意, 并未伸出援助之手, 继而危机迅速蔓延, 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是, 许多受灾国产生恐慌情绪, 大型跨国公司被美国低价收购, 亚洲新兴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成果被美国收入囊中。
另一方面, 即使从世界银行和IMF获得资助, 其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可能使受资国陷入更危险的境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贷款时, 常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 也就是以条款或者经济发展建议的形式, 强制或引导受援国家进行私有化改革、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市场化定价改革, 以便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控制受援国。一是通过资本市场自由化为热钱的涌入开辟渠道;二是在适当的时候操纵定价市场, 造成社会动荡, 并趁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实业资产。同时, 受美国掌控的国际金融机构, 在实际援助的额度上完全取决于美国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据巴基斯坦《国民报》报道,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巴基斯坦2014~2015财年贷款拨付额均远低于预期值。除此之外, 由于对巴基斯坦电力改革进度不满意,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还于财年内分别拒绝了巴基斯坦5亿美元和4亿美元的电力部门贷款请求。
3 亚投行产生的原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由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构成的国际金融体系, 名义上帮助第三世界国家, 实际上是美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武器, 并助长了美元霸权。受到世界银行和IMF保护及巩固的美元霸权进一步支撑了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 由此引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 并在危机后通过操纵汇率将大量债务蒸发。许多学者探究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其研究结果不约而同地指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及美国资本家、政治家的贪婪。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格局, 必然催生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亚投行便应运而生。
亚投行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加强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亚洲数十亿的人口代表了巨大的市场, 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亚投行的成立正是对这一需求的有效对接, 因此吸引了美国的盟国, 如韩国, 以及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加入。已通过国内审批并正式签署《协议》的成员国是来自五大洲的50个国家, 它们均在亚投行中承担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 亚非拉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旺盛, 中国等国家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技术和人才, 澳大利亚输出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 欧洲各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亚投行不仅满足了亚洲各国的发展需要, 并且成为连接亚、欧、非、美、大洋洲的纽带, 是真正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而非为实现一国霸权而存在的工具。
前文分析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不合理的原因、掠夺亚洲新兴国家发展成果的本质, 及其引爆金融危机的背后逻辑。
4 亚投行的作用
那么, 为什么说亚投行的成立能够有效补充并完善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 防范金融危机, 维护世界经济和谐发展呢?
(1) 中国自身拥有强大的资金供给和广阔的需求市场, 以支持亚投行的长远发展。
一是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为亚投行提供资金供给。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资金投入密集、投资周期较长的特点, 同时存在意外风险, 因此不易从市场获得融资。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结构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特点, 有能力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不足的制约。据统计, 中国的国民储蓄在2008年首次超过美国, 2013年已超过美国约65%, 外汇储备早在2006年就已跃居全球第一。
二是“一带一路”的宏伟设计为亚投行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一带一路”东连亚太、西连欧洲经济圈, 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根据相关规划,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其中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跨境光缆等通讯干线网络的建设, 所涉及的投资大、回报期长。“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 这些国家在接受世界银行和IMF资助的过程中, 要么得不到预期的贷款, 要么在接受资助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对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掌控权, 长此以往, 这些较贫困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实现经济腾飞。亚投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工程提供融资支持, “一带一路”也成为亚投行巨大的需求市场。
三是多边金融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亚投行能够有效管理风险。投资银行所采用的直接融资方式是分散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 多国参与有效降低了被投资国违约的可能性。首先, 直接融资指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 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非银行借贷、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资金的场所, 与间接融资相比, 直接融资有效避免了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也就是说, 亚投行的直接融资方式受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较小。其次, 由于贷款是由亚投行各成员国共同注资, 一旦被投资方违约, 将会面临亚投行各成员国对投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在未来收紧与该国的经贸合作及支援。
(2) 亚投行带动亚洲各国共同发展, 逐步缩减全球不平衡水平, 削弱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基础设施状况与一国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有效性高度相关。亚投行致力于基础设施投资, 必将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缩小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发展差距。IMF在2007年4月份的全球稳定性报告中指出, 伴随全球不平衡的金融不稳定性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亚投行拉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增强亚洲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 将成为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
(3) 中国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 具有开放、学习、包容的大国胸怀, 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操是亚投行的根基所在, 因此, 亚投行不会如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一般, 在义正词严的强硬态度粉饰下, 通过附加政治经济条件为本国利益攫取它国财富。亚投行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有着合理的投资回收方式。若投资国家有财力偿还, 则采取直接偿还贷款的形式;若没有能力偿还, 亚投行可以与被投资国家达成股权互换协议, 或者待基础设施建成之后, 在当地协议开办实体产业, 创造利润, 进一步拉动当地经济。
5 结语
亚投行的成立旨在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实现全球经济和谐、稳步共进。当然,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 亚投行必须在与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长期合作中积累经验, 获取资源, 进而发挥影响力, 逐渐平衡全球各部分的经济力量, 告别霸权, 实现和谐共同发展。
摘要：本文提出, 中国自身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 以及广阔的需求市场, 能支持亚投行的长远发展。亚投行能带动亚洲各国共同发展, 逐步缩减全球经济的发展差距, 削减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有助于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实现全球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金融,世界经济
参考文献
[1]任庆.自由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与调和[J].齐鲁学刊, 2008 (05) .
[2]刘冲.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瓶颈与对策[J].求索, 2012 (07) .
《大国游戏》:怎样才算大国? 篇11
有幸先睹井底望天君的《大国游戏》，痛快，叫绝。
凡大学问大才识者，都很谦虚。学问贯东西，只称得“管锥”。才识通五洲，却说坐“井底”。事实上，国内有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倒真是坐在井底，成日里都在怨骂中国自己历史文化的“愚昧”，自己国家的“落后”，艳羡人家的“文明”，把人家拿来忽悠人的几句口号，当成是“普世价值”……
《大国游戏》首先以一种恢弘的历史视野，尤其以一种“地缘政治”的敏锐感，分析了战后欧亚诸国的历史，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这种对地缘政治的特别关注，正是国内某些一心跟定美国指挥棒的主流“精英”所缺乏的。中国在联合国对制裁朝鲜投了赞成票，可谓这种缺乏地缘政治观念的登峰造极的表现。
《大国游戏》对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伊朗和俄罗斯在未来大国博弈中作用的描述，令我联想起两年前在巴黎买的一本书：《中央情报局的报告——2020年的世界将是怎么样?》，由法国国际关系史家阿德勒(A.Adler)编著。世界究竟是否会朝着他们所愿望的方向发展，阿德勒提出了六点灾难性变数：1、美国现今经济模式短期内变得不可支撑；2、全球化的变乱导致中国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势力的胜利；3、中国的回头又导致其他犹豫的大国倒向一个反全球化的轴心；4、欧亚轴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强势崛起在西方引起深重混乱；5、极端伊斯兰势力在中东游刃有余；6、基地炭火死灰复燃……地缘政治学的重要人物英国人H·J·麦金德曾提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欧亚轴心地带，是世界的“中原”。世界列强要称霸世界都要在这里“逐鹿”。“北京一莫斯科一德黑兰”形成轴心，是最令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恐怖的。尤其，这三个轴心国家代表了三种与西方文化相异质的文化(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正因为此，美国千方百计要硬赖在阿富汗，在三个轴心国之间扎入一个楔子，同时千方百计离间中俄、俄伊的关系。鉴于此，中国该怎么做呢?当然要加强“北京一莫斯科一德黑兰”轴心了!
《大国游戏》在这方面的论述，显示了极其难得的清醒。作者丰富的国际关系知识，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大国游戏》中最让我看重的，还不是国际关系的分析，而是作者对中国重塑文化自尊自信的强调。大国大国，不是地理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的大国，最根本的是文化上的大国。一个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因而拥有强大文化力量、所谓“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曾轻蔑地说：“中国不是一个大国，因为它不输出价值观。”今天的中国不是不输出价值观，而是缺乏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只认人家的文化价值为“普世价值”，自己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价值被认作“落后”、“愚昧”。一个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文化价值观的国家，怎么配称大国?
井底望天先生清醒地将这些人膜拜的“美式民主”，称作是“这个世纪的新鸦片”，认为“民主、人权和自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精辟!这种“新帝国主义”的逻辑结果，井底望天先生是这样描绘的：“一种事实上的无条件投降，而陷入西方国家的议题圈套……(与西方进行)人权对话，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让西方人打耳光。”
中国有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如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正义观：“重公平多于规矩，重人情多于道理，中国社会中存在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观：“中国的民意重点不在于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所以，应当明确区别“(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对于现今中国，最重要的是后者，也就是“吏治”：“把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提高政府管治水平”，做到民意民情畅达。至理名言，完全正确。
因此，井底望天先生呼吁：“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自己用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就是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让现代化不一定是‘非中国化’)。”“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成为世界超强，还必须在文化上创新。”更准确地，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苏醒”：中国自己的文化是有价值的，中国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
大国发展道路 篇12
一、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概述
非营利组织体现政府职能的延伸、企业职能的优化, 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和功能不断扩大。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是非营利组织发展完善的必然选择。
“评估”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然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对评估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广义的评估是指评估主体对评估客体的价值大小或高低的评价、判断、预测的活动, 是人们认识、把握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动的价值的行为。狭义的评估是指在一定的时限内, 尽可能系统地、有目的地对实施过程中或已完成的项目、计划或政策的设计、实施和结果的相关性、效果、效率、影响和持续性进行判定和评价。这里所讲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 根据管理效率、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 对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最终结果所体现出来的绩效进行评定和认可。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评估的一般属性, 同时由于其评估对象的特殊性, 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绩效评估和政府绩效评估的独特方面:
1. 评估对象的特殊性。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对象是非营利组织, 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的特点。非营利组织的上述特点反过来又深深地烙印在其行为和绩效上,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评估区别于企业、政府评估的特殊的规定性。
2. 评估过程的复杂性。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企业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市场交换以价格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 同样, 它不像政府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公民的支持率这一政治投票机制反映出来;一般情况下,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需要借助评估指标、评估方法等工具得以实现, 具有复杂性。
3. 评估机制的多元性。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是一个涵盖诚信
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等多个方面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框架。另外,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评估机制:外部评估机制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制度保障, 内部评估机制为外部评估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奠定基础。
4. 评估体系的开放性。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输出的过程。评估体系与评估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外界的评估环境可以对评估主体、评估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评估过程的影响, 更加证明了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具有开放性。
5. 评估效用的公益性。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目的在于监测和评估非营利组织工作和服务的绩效能力和水平, 为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与企业和政府的评估不同,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能够对所有顾客群的生产、生活提供普遍的、广泛的、平等的信息资源, 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在当代社会, 构建科学合理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 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广义的角度讲, 非营利组织之所以要致力于效率目标的一个理由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严重的公益资源匮乏、资源配置不合理甚至浪费的现象。公益制度也是一种配给制度, 而非营利组织引入效率意识的目的在于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 有利于管理部门公平公正地评价非营利组织, 有利于优化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维护社会稳定。从狭义的角度讲,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对于非营利组织自身良好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是评估有助于为非营利组织承担公共责任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二是评估有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 提高管理绩效, 可以为组织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客观依据;三是评估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树立形象, 提高组织的公信度。
另外, 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要求非营利组织建立评估体系。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性特点, 加上资金来源有公众的捐赠和政府的支持, 组织结构不是等级森严的官僚科层制。这些优点使人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然而, 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在很多时候的表现却效率低下、质量不高、不尽人意。因此,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成为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1999年的大约6000个注册团体发展到2005年的约150000个。截至2007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0.7万个。但总体而言,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诸如资金来源单一且不稳定;人才短缺, 志愿者参与不足;组织内部管理不完善, 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瓶颈, 为了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效率, 使政府、公众能够有效地对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 非营利组织需要引入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 尤其是要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 才能在现有条件下推动非营利组织健康、全面发展。
1.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环境
除受到国外非营利组织评估风潮的影响外,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兴起和发展。
宏观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改革、法制环境和全球化六个方面, 也正是这六个方面促进了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它们一方面在数量上刺激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一方面在质量上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制环境, 使得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 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宏观环境上为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与此同时, 我国非营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微观环境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以及西部开发。
总之, 非营利组织在现阶段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发展一个健康的、富有能力的非营利部门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2.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前进以及国外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日渐受到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环境支持;近年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崛起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 我国非营利组织总体上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有较大差距;在组织和管理方面, 整体素质偏低。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构建一套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显得日趋重要。
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时间较晚,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一开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 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也越来越重视;非营利组织开始尝试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 使得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在实践上取得长足进步。
首先, 在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 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方面的先进经验, 并加以改造, 探索符合具体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毛寿龙的《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引论》、张璋的《治理公共行政的新理念》、唐贤兴的《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等, 都是将国外治理理论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 利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理论与方法, 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理论进行原创性开发。在经济学领域, 逻辑框架法、综合指数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在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中的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非营利组织评估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增强了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信度。然而, 目前国内关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和理论大都有所局限, 属“拿来”的成分居多, “吸收”改造的成分较少, 形成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日渐重要。
其次,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在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国内外部专家评估、非营利组织自我评估和国际组织评估。这三种类型的评估实践各有利弊,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较为常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委托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对“希望工程”进行的评估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评估实践, 在这次实践中,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便是非营利机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高费用聘请的“外部专家”;第三方的引进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国外的资助机构、国际NGO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对所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评估实践也日渐流行。另外, 非营利组织的自我评估由于其评估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国内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最为常见。
3.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非营利组织运营绩效、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基本手段。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体系, 评估的理念还未在非营利组织及相关人员、机构中普及,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总体上仍然还存在一些缺陷, 主要表现在: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运用较少, 缺乏“评估文化”和评估的制度化;现有的评估机制缺乏规范性, 难以真正发挥评估的功能和作用;现有评估机制和评估框架不全面, 难以全方位反映机构的运营管理状况;评估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端正, 忽视自身管理水平的改进和完善;评估结果得不到及时的扩散和反馈, 浪费评估资源。
总而言之,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是由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带来的, 另一方面则是非营利组织评估本身存在的困难。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 就必须把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与非营利组织评估自身环节出现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分析。
首先, 我国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的独立性欠缺, 主要包括法律地位的低微和独立人事权的缺乏。依据我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一个机构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缺乏,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属物。另外, 有数据表明我国有近2/3的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干部或者直接来源于业务主管部门, 或者由组织负责人提名并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由此可见, 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缺乏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其负责人的管理控制权也相对较小, 不仅造成非营利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低迷, 而且也造成非营利组织运作效率的低下。独立性的缺乏使得非营利组织评估的质量难以保证, 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 更为重要的是,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结果无法落实、无法正确归位到提高机构管理效率、提升人员素质、优化人员结构的功能和价值上来。
其次,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困难使得评估的实施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国, 绝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被理解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改革转换而来, 真正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所占比例很小。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使得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缺乏竞争的动力和机制;非营利组织服务数量不多、服务质量偏低、营利性收入过少, 造成了当前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危机。
然后, 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出现尚属新兴事物, 其理论和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远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首先, 由于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往往采用不同的评估形式和规范,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很难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 无法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其次, 评估方法过于单一。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包括逻辑框架法、对比法、快速农村评估法、参与式评估法等多种手段, 然而, 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评估手段基本没有超出经济学的范畴, 仅局限于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投入和产出, 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与影响的推定。另外, 有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方法难以在我国实地推广和应用,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容易受到伦理道德、价值理性和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摆脱主观判断的片面性。再次, 评估指标体系不全面。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是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我国尚未形成全方面、规范化、制度化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最后, 开展评估所必需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截至目前, 非营利组织没有建立全国的评估数据网络, 评估资料不足, 评估结果的反馈和扩散能力较差, 缺乏专门的评估人员, 缺少评估的管理保障体系。
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发展对策
21世纪,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成为当前非营利组织发展、崛起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仅是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根本要求, 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公信力, 共同关心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工作。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然而, 非营利组织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估机制。政府应首先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宣传力度, 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尽可能地普及到全体社会公民。与此同时, 政府应进一步强调评估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评估意识”, 形成“评估文化”。非营利组织应该遵守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实现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做到取信于民。通过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努力, 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改变对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的漠视、消极态度, 正确对待评估工作, 从各方面对评估工作予以配合和支持, 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事业的发展、进步。
2. 从多方面体现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平台。
当前, 我国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 无论在组织管理还是人事调用方面都缺乏独立性。今后, 政府应将部分权力逐渐下放, 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发展模式, 在政治、经济、法律、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非营利组织足够的空间放任其独立发展。首先, 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放松对非营利组织的政府规制, 放任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自由发展, 保证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远离政府干预的影响, 保证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 政府需要健全治理机制, 给予非营利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回归至应有的作用和导向上, 保证非营利组织员工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效发挥。最后, 政府应返还非营利组织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给予非营利组织评估以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3. 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是推进评估事业发展, 提高非营利组织评估水平的关键。目前, 我国缺少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构, 绝大部分的评估缺乏专业性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论支持。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 不仅要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评估机构, 而且必须在立法、审计部门建立一整套的评估的实施和监督部门。另外, 在评估机构的监督和支持下, 各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合作与交流, 致力于构建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统一的评估体制, 共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
4. 培养评估人才, 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发展奠定人力基础。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一项涉及领域广泛、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性工作, 人才的培养是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因此, 非营利组织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机构内现有员工的培养, 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需要多途径、多渠道“广纳贤才”, 不断吸收、引进机构外的优秀人士, 使机构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评估人才队伍, 提高非营利组织及社会对评估机制的认识水平, 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工作的全面发展。
5. 建立一个开放的评估信息沟通平台,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高效、全面地利用信息资源, 全方位、系统地收集评估资料, 成为当今信息时代下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非营利组织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 将全国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结果以及开展评估所需的资料, 汇总成全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库, 进而实现非营利组织评估信息系统的现代化、评估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评估信息利用的高效化, 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实践的高效、现代化运行。
参考文献
[1]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