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慈善公益组织

高校慈善公益组织（精选8篇）

高校慈善公益组织 篇1

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 慈善公益捐助是发展慈善事业的关键环节, 做好慈善捐助工作, 发展慈善事业, 对维护社会稳定、帮助困难群众、促进社会公平和文明进步、构建和谐中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对河南省慈善捐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研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河南慈善公益捐助现状

近几年来, 河南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社会公益捐助事业的发展, 慈善公益捐助事业也同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1、政府支持社会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公益捐助事业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为中国社会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2007年8月, 河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快我省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了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推动了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全面发展。

2、慈善公益捐助网络建设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 河南以各地的慈善总会、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为依托, 慈善募捐机构的网络建设初见成效。以慈善总会的建设为例, 目前, 全省十八个省辖市均已建立起慈善总会, 在市级慈善组织的推动下, 许多县级慈善组织相继成立。据统计, 河南已建起779个社会捐助工作站 (点) 、慈善超市, 其中周口市、郑州市、安阳市和平顶山市的社会捐助站 (点) 、慈善超市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捐助网络建设到了乡镇、街道办事处、村 (居) 民委员会。

3、慈善公益捐助和社会救助取得一定成绩。

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下, 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和社会救助得到一定的发展。例如, 自2001年河南省慈善总会成立到2006年, 省慈善总会充分发挥连接捐赠者和受助者桥梁纽带作用, 累计引进、接收、发放救助1亿多元, 十万多名特困人员及其家庭受益, 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中原崛起、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河南慈善公益捐助存在的问题

在河南, 虽然慈善公益捐助事业获得一定的发展, 但与社会的需要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还存在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慈善机构数量少, 慈善公益捐助数额较低, 社会救助能力薄弱。

目前, 我国的慈善机构数量太少, 而且绝大多数慈善组织和机构是有政府部门背景的民间组织, 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公益慈善组织,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基金会不多, 这种情况河南也不例外。

在慈善公益捐助数额上, 截至2006年, 河南共累计接收慈善捐款近1亿元, 而在相同时间内, 上海累计接收捐款12亿元、浙江省近20亿元, 与河南人口、经济总量相近的山东省接收捐助则达2.3亿元, 这说明河南慈善捐助水平与先进省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河南是个人口大省, 也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大省。据统计, 全省520多万残疾人中有相当数量需要救助, 农村特困户有110多万人, 城市低保对象有130多万人, 孤寡老人36万人, 孤儿38万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河南慈善公益捐助资金数量少, 社会救助能力非常薄弱, 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2、慈善机构自身建设薄弱, 公信力不强。

当前, 慈善机构的自身建设薄弱, 慈善机构的内部管理存在较大漏洞, 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督制机制尚未形成, 慈善机构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有待提高, 由此造成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性”普遍信心不足。中国人“乐善好施”由来已久, 但现在民众普遍对善事冷眼旁观,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对慈善机构没有信心, 慈善机构的运行管理、资金来源、数额与使用缺乏透明度, 捐赠者对慈善机构内部运作情况不了解, 捐赠资金流向也不清楚, 更无法得知捐赠的最终效果, 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健康发展。

3、缺乏慈善文化, 公众主动参与度低。

据一项对全国20个省市区的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尚未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 慈善事业的宣传力度不够, 使得慈善组织、慈善理念和慈善行动没有深入人心, 相当数量的人对慈善事业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观念障碍, 慈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没有被社会所认同, 导致公众主动参与慈善公益捐助的程度较低, 绝大部分人虽然参加过慈善捐助活动, 但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等被动捐赠, 经常主动捐赠的公众和企业极少。而有关部门调查统计, 河南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中, 有过捐赠记录的还不到1%。相比之下, 在美国, 75%的人为慈善事业捐过款, 数据反差如此之大, 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4、发展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尚待完善。

当前,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涉及慈善公益捐助的法律、法规, 但法律、法规出台并不意味着发展慈善公益捐助的法制环境就已经非常完善, 现行的法律规范还存在很大的缺陷, 尚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扶持、规范、监督、完善的系统性配套政策。如, 有关慈善公益捐助的税收优惠政策尚存在税前扣除比例偏低、税收优惠政策不具体、配套税收政策不到位、办理手续复杂等很多不足之处, 这些因素成为制约慈善机构与社会公益捐助事业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河南推进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的对策

慈善公益捐助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的互助性救助事业, 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发展高低的重要标志, 为了推进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发展, 应当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弘扬社会慈善公益捐助价值观, 培育慈善文化。

发展社会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原动力来源于崇高的慈善价值观和观念更新。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在友爱互助中赋予生命以崇高意义的“慈善文化”, 这是社会和谐、人民安乐的重要推力和重要保障。因此, 应当加大对慈善公益捐助的宣传力度, 不断扩大慈善公益捐助的社会影响面, 弘扬慈善公益捐助价值观念, 培育慈善文化, 使慈善公益捐助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 提高公众参与度, 从而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社会公益捐助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2、强化慈善公益捐助组织自身建设, 增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强化慈善公益捐助组织的自身建设, 健全内部管理, 建立完善、科学的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 推动慈善公益捐助组织的筹资能力、交流能力、法制能力建设, 加强慈善组织队伍建设, 吸引社会优秀人才投身慈善事业, 积极推进慈善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 提高慈善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社会公信力是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生命线, 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应加强行业自律, 提高透明度, 建立开放的社会监督体系。公开承诺随时接受捐赠者审查账目, 规范财务管理和经常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及时向社会公布善款收支情况, 对社会慈善公益资金的运作进行全过程控制, 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 做到善款来源公开、投向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3、推动慈善公益捐助组织网络建设, 拓宽资金募集渠道, 提高社会救助能力。

围绕建设和谐中原的需要, 在现行体制条件下, 应以政府为主导, 动员民间力量, 成立多层次、多类别的社会慈善公益捐助机构和爱心基金。同时, 进一步推动慈善公益捐助组织网络建设, 努力形成健全的省、市、县三级慈善组织网络, 支持、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组织在乡镇和社区普及开来, 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加强对外交流, 争取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以及国外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创新资金募集方式, 进一步拓宽资金募集渠道, 提高资金募集能力, 改善当前社会救助能力薄弱的局面。

4、完善慈善公益捐助相关政策法规。

要着力完善有关发展公益捐助事业的政策和法规, 制定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扶持、规范、监督的系统性配套政策, 如改革公益捐助事业准入制度、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捐助机构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对公益捐助活动的机构设置、经费来源、场地和人员配备以及管理程序做出规定, 制定严格的管理程序和操作规范, 同时, 健全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制度、全面贯彻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建立起保护和促进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推动慈善公益捐助事业的有序、快速发展。

摘要：慈善公益捐助是发展慈善事业、构建和谐中原的关键环节。本文分析了河南省慈善公益捐助现状, 在对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 提出加强和推进河南慈善公益捐助事业发展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慈善公益捐助,慈善组织,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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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慈善公益组织 篇2

民间义工公益慈善组织发展思考

近年来，**市各种形式的公益慈善开展的非常活动活跃，民间公益队伍迅速壮大，市民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热情高涨，各类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团体相继频繁成立。但与之相比，民间公益组织开展活动的形为规范缺少政策引导、法制观念淡薄，为我市今后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日渐提升，在物质领域得到满足后，追求精神领域的意识和兴趣不断高涨，许多公民开始自愿自发的参与慈善、参与公益，并形成了以慈善公益为主要服务活动的民间团体。2008年之前，**民间公益慈善团体较少，主要以**公益、**阳光公益和**论坛志愿者队为主，社会关注度不高；2008年汶川地震社会个人的广泛参与震灾自救互救和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精神让义工公益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频度出现在大众面前，公益慈善组织从社会底层较少被关注而被推向了媒体和社会的聚光灯下，**公益慈善也因汶川地震震灾中**公益负责人王旭东义无反顾只身前往灾区，把**的公益慈善事业推上了新的起点。2010年，**市慈善总会适应社会需求，以**公益为主体成立了**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积极鼓励和推进全市民间公益慈善活动的广泛普及。义卖救助、助学支教、助残、助孤、环保清源、帮困、交通维护等公益慈善活动丰富，极为活跃，积极带动了全市慈善义工公益慈善活动；2012年，共青团设立“雷锋角”志愿者服务基地，设立了固定的志愿者办公室；2013年市民政局针对全市民间公益组织义卖募捐活动频繁，但又明显缺少依法开展活动的程序，对公益慈善产生担忧。因此，由市慈善总会改革义工分会，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形成全面支持鼓励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平台，并倡导规范进行公益慈善活动。使义工分会成为各民间公益组织合法开展民间公益慈善活动的平台，此举直接促发了**各界热心于公益慈善活动人士的热情，民间公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暴发。到2014年6月义工分会下属累计共有登记在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17家。这些组织的组成形式多样，既有通过以网站论坛为载体形成的公益组织，也有以从事残疾人事业、医疗养老保障事业等有专项公益活动倾向的公益组织，也有设立了实体办公地的综合各类公益服务活动的公益组织。这些公益组织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几乎罗列了各个行业热心公益慈善的精英。慈善全面介入义工公益活动，频繁接触义工群体，有效带动了全市义工公益氛围，**公益活动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期，成为了当前城市的一道新的风景。

二、民间公益组织高速发展的优点

**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2013年以来呈不断激增的趋势，在原有**公益、**阳光公益、**论坛志愿者队等从事综合性公益服务活动的老牌公益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了专项公益服务活动的新型民间公益组织，如蓝天下公益主要做残疾人事业，**公益、**医药公益主要做健康保健等公益服务活动，也有如平安爱心公益是以企业家为主要成员的公益团队，有媒体界知名人士牵头的春暖公益;期间，更是因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的全面放开，以前长期默默无闻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民间人士逐渐走向台前，成立了由**老公益人成立的义工分会**分部。这些新生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尤以春暖公益最具代表性，虽然成立时间短，但通过组织大型军民共建拥军晚会一炮而红，成为了与**公益、**阳光公益等老牌公益组织相当的公益团队，并在后面成功开展了一期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为“渐冻人”募集捐赠的冰桶挑战赛更是将春暖公益推上了公众视线内，这项活动也成为活动现场群众自主参与最活跃的一次，极有效的普及了慈善公益事业，社会效果显著。由企业老板组建的平安爱心公益，通过义卖桔子来救助换肾母亲的大型活动，活动当天在**公园广场联系到了众多爱心企业认购爱心桔子3000箱，当场募集救助款3万元，而许多爱心企业家更是通过活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直接向缺钱换肾母亲给予了累计数万余元的捐款，活动很好的引导和带动了企业界参与公益的热情。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有好的慈善公益平台，社会各界对爱心事业的参与和回报社会的热情是很大的。正是这些民间公益组织通过自身的活动，积极推动了全市公益慈善事业的高速发展，让全市各级领导和居民感受到了公益慈善的向善风暴，使我市正能量不断涌现，为我市公益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存在的不足

民间公益组织的高速发展，其优点突出，成绩显著，但缺点和不足同样是不可忽略的，甚至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尽早解决。

（一）民间公益活动缺少法制意识。

公益组织缺少法制意识，新闻媒体缺少法制意识，公益人士缺少法制意识，甚至部分部门也缺少法制意识。这是当前**民间公益慈善活动中最突出的特性。上半年，民间公益人士**先生，通过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动募捐，共募集捐款5万余元定向援助**小学，事后报纸大篇幅报道引起民政局关注，后了解该笔捐赠直接给**小学，但**先生没有要学校发票，可见这笔捐赠和活动的不规范。慈善总会得到信息及时联系**先生和学校双方，由慈善总会出面实现定向捐赠活动，及时纠正了不当的捐赠方式，**先生和**小学也都认识到了当中的不利影响。而我市早期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义卖募捐方面都一直存大这种不经合法公募机构就私下义卖募捐直接救助困难群众或援助公益项目的现象。每年助学义卖公益活动频繁，今年9月**阳光公益在活动前一日向慈善总会报告要联合电信开展助学义卖，但总会发现活动方式存在以公益慈善带营销的现象，要求公益团队不参与此活动，当天总会派员到义卖点向布置现场工作人员了解，仍未纠正，总会决定不参与该项活动，并要求公益团队及时纠正。去年底，**公益向贵州困难学生募捐冬衣，采取与本地学校联合，捐冬衣活动明确要求学生出钱购买新冬衣，并同时要承担运费等，许多学生家长都参与活动，但这项活动牵涉到捐赠物资和资金都未经公募机构而完成了活动。同时，在这些例子中还明显有电视、报纸等媒体的直接参与。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报纸、电视经常自行的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直接为某些困难群众呼吁捐赠，由报社、电视台或救助人接受爱心捐赠的现象。这些活动都表现出对公益活动依法开展的忽视，特别是**公益活动极其活跃的现状下，长此以往对公益慈善事业非常不利。

（二）缺少专业的组织建设能力。

我们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在发起的时候都极力想把自己定位或打造为一个规范的组织，都有表面上的组织框架。但在实践中上却不知道或不愿意按一个组织最起码的原则和精神去运作。从名字形式上看是一个组织，制度上有负责人，有各个项目负责人等等管理体系，但实际上只有其表，而无其实，看起来完全像散兵游勇。这就像一群完全不懂足球的人组成的一个足球队，也学着别人的样子画了球场、各种标志和标线，但却完全不懂或有意识的忽视标志和标线的作用，或压根就不愿意按照标志标线去踢球，随意越线，破坏规则。这样的群体如果是少数个人的自娱自乐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硬要称自己为足球队就显得有些啼笑皆非，不但对不起观众（社会），也对不起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管理层表面上很想标榜自己是一个规范的组织，实际上却不按一个组织的精神和原则去管理、规范和发展这个组织，以散兵游勇的水准自我要求，导致整个组织固步自封、水平下降、凝聚力涣散，组织吐故纳新的能力丧失，缺乏自我完善发展的能力和动力，甚至造成内部分裂。如今年新增加的蓝天下公益、**公益、**爱心公益、平安爱心公益等都属于从原有公益组织脱离后新成立的公益组织。这样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老牌民间公益组织身上，而新生公益组织在组织建设上虽然有些问题，但因新成立，本生制度上需要逐步的完善。

（三）各自为政，自我保护意识过度强烈。

民间公益组织还有较为突出的特性是自我保护意识过度强烈，对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合理建议意见听不进去，反而认为是在攻击或恶意贬低搞破坏；不愿进行公开的相互学习交流，对自身好的项目不愿推广，而怕自身的活动方式被其他公益组织现学现卖。不愿接受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具体讲，就是不愿受约束，喜欢自由开展公益活动，对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内容做不到落实。

（四）义工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紊乱。

公益组织的义工基本上都以志同道合、热心公益而聚在一起，他们的素质、学识参差不齐，甚至人员分类复杂，更谈不上组织内部义工之间相互间的熟悉和了解，而其组织内部也不注重对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培养和培育，没有形成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成员内部价值取向层次极不统一，认识混乱，纷争叠起，甚至内部争吵互责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足，纠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团队负责人的个人意愿凌驾于团队整体或管理层之上。山头主义，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开展活动随意性很大，没有组织管理，没有完善的组织发展规划。

四、对完善**民间公益组织的思考

（一）加强政府引导。

**当前丰常活跃的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市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当前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目前省内没有可执行的慈善促进条例，没能适当的制度给予管理和维持秩序，但我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仍是优点大于不足，因此，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政策鼓励，来加强和纠正民间公益组织的扶持和规范管理。

（二）加强依法开展公益活动监督。

政府要积极肯定当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贡献，对他们开展活动提出加强监督和依法活动的意见政策，让政府和社会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使这些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感受到自身所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从而来规范和提升他们的自我规范开展活动的自律意识。

（三）加强公益组织培训和素质教育。

良好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的重要补充，但现阶段民间公益组织缺少专业培训和职业素质教育，也是产生上述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充分利用好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这一群体，必需要努力提升他们的公益素质水平，每年应适当提供一些免费培训的专业课程，从如何依法、规范的运作公益团队来提升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理念，使他们更好的为我们所用，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四）加强合法注册和事前监管。

高校慈善公益组织 篇3

激情年代：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我的父亲刘田夫是四川广安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投身革命，80年代曾任广东省省长。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广东省委大院里，家教严格。由于我从小就喜欢跟人打交道，少年时代就交友广阔，还常被父亲打趣地封为小小“外交部长”。

文革结束后，我高中毕业，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1年，我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有个留校的机会，但一想到这辈子都要呆在校园，我突然觉得很不甘心，想出去闯一闯。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是由学校分配的，我被分配到外经贸委坐了两年办公室。年轻好动的我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不甘心将青春岁月耗费在日复一日的“一杯茶十一张报”模式中，终日看不到一丁点什么让人激动的事情，想出去闯一闯的念头再次冒出来。我辞了公职，雄心万丈地准备“下海”和一帮搞科技的朋友一起做生意。尽管自己对电子科技一窍不通，但我毫无怯意，我性格里有开放性的因子，对人对己都充满信任：虽然自己不懂科技，合作伙伴懂就够了；虽然自己在技术方面不擅长，但是也有善于跟人打交道的长项，做生意，归根结底不就是跟人打交道吗？

当我把“下海”的决定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他不会阻拦，但做生意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他不会给我任何帮助，也不会提供任何便利，甚至要求我离开“他的地盘”。旁人眼中看似不近人情的要求，对于我来说没有成为任何障碍，我理解父亲，而且感谢他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我，今天回头看去，我依然感谢父亲的这种严格，无意中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得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我投身电子科技产品事业，北起佳木斯，南及海南岛，我在香港创建东方科技，打造中国第一代品牌电脑——“东方”，彼时，内地近八成的电子工厂都是东方的客户。

1994年，父亲已经退居二线，我才回归广州，适逢房改新政下市场经济的繁华之势，我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先驱。

人到中年：退出商海投身“非营利”

2003年，我46岁。算起来，那是我进军房地产业以来的第7个年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下海”以来，差不多有20年。

做房地产的几年让我对从商生出了厌倦之心，盖楼、卖楼、盖楼、卖楼……周而复始的循环让赚钱变成了一件完全无法让人激动的事情。20年左右的积累，已经让我“不差钱”，我开始思索：难道一辈子就是这样在建房子赚钱中度过？十多二十年前自己有勇气走出象牙塔搏击商海，现在莫非就没有当年那种放弃一切从头开始的勇气？

那一年，我把手中最后一个项目做完，便独自去英国呆了3个月。其时我已经萌生退意，但还没有想好从商海中退出后要做什么。人到中年，从头开始似乎太晚，退休享福又还嫌早，我问自己：何不做点有意义的事？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怎样才能实现自我价值？遁隐英国的3个月，我开始思考，自己一路走来，过往中有什么是特别让我动心的事，哪段人生才是我觉得最为幸福的时光？

很多企业家在赚钱之后，都会想到做一点善事，我也不例外。从商时，我曾随广州市政府一起去广西百色扶贫，也曾跟别的企业家伙伴一起捐资助学，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学校。在我非常想用自己赚得的钱做一点慈善却不知从何着手的时候，得知了狮子会这个民间组织。2002年，广东狮子会刚刚成立，作为企业家的我成为其中一员，国际狮子会是声名日隆的百年慈善组织，以卓有成效的“扫盲行动”享誉国际，但在中国，刚刚成立的广东狮子会存在着“官办”的困惑，会员的自发积极性不足。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慈善的力量，跟狮子会的伙伴们一起自发地出钱出力。在回顾过往的时候，我发现，做这些善事时候的自己是最有幸福感和满足感的。虽然一直只是自发地、零散地在做，但当我发现世上有这么多人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给这些有真正需求的人有所助益，我的心里是快乐的，充满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激情。

那时候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慈善，大家都在试，我更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我明白从志愿者到职业化这条路行来不易，不能单凭一腔热血。就在我迷茫的时候，英国一个朋友告诉我，专业做慈善在美国很热门，在哈佛就设有专门的非营利机构管理专业，既然我有兴趣，为什么不去学？朋友的话一下子就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想到就去做，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我把生意都交给别人去打点，用了8个月的时间准备，复习英语，申请学校，最终拿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攻读“非营利机构管理”的硕士学位。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算太优秀，可能他们看中的是我20年的从商经历及转行做公益的决心，并愿意回到祖国付诸实践的愿景。在哈佛，念公益管理的中国人不多，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很孤单，因为上课的全是白人，连亚洲人都很少见。我是一个学习起来非常拼命和较真的人，两年里，我非常用功地学习和NGO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在美国日立基金会实习，让我分外震惊的是，基金会的理事全是政府退休高官和名牌大学教授，运作非常规范，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当时我就想，好好学习一下人家的管理模式，把它用到中国去。有时候学习和实习累了，我也会打电话给家人抱怨一下，但这并不妨碍我最后论文得A，顺利拿到哈佛的硕士学位。

艰难转行：把公益和慈善当成事业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从商海转行去做NGO，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但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渡，也是听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在我看来，生命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要不断去尝试新的东西，我已经在商业圈工作了20年，我希望用我的经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就转行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复杂。当我真正在这个NGO圈子工作之后，我觉得我特别的充实和快乐，这种感觉是非常切身的，无法掩饰。

从1983年开始经商，我一直是站在决策者的位置，从未给别人打过工，也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制度化的机构中做雇员，我明白这是自己的短处，于是在回国之后，我接受了母校中山大学的邀请，加盟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做研究员，后来还专门发起建立了中大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我至今记得自己学成归国第一天，2006年1月14日下午，适逢中国NGO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一下飞机，我径直赶赴会场，当时其实是乱发言，提了一堆臭主意，后来才知道这些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的NGO环境对我而言太陌生了，虽然我在美国学了NGO管理，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这半年中，我完全找不到北。

在中山大学做研究员期间，我接触了国内很多底层的NGO组织，有些机构就只有两三个人，更谈不上管理。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找不到和他们沟通的方式。那段时间，我总是情不自禁怀念美国实习时日立基金会那样规范专业的平台，发现这样子的平台在中国根本还不存在，需要一手一脚从无到有地去建设。再难，再累，我愿意做那个建设者。

2006年回归狮子会，我担任了一届副会长，2007-2008年担任了一届会长。“视觉第一·广东行动”是我回归狮子会之后大力推进的一个项目。2008年，广东狮子会发起为期3年的“视觉第一·广东行动”，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进行复明手术。我带着狮子会的会员们奔波于广东各地的乡间，动员政府、医护人员和社会力量投身慈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带领的广东狮子会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地震发生的当晚，我彻夜难眠，一方面为灾民的处境感到忧心，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狮子会作为一个扶弱济贫的慈善服务团体，如何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参与这场抗震救灾的战斗。两天内，我们累计筹款350万元，然后我迅速带领第一批先锋队员开赴抗震救灾前线。坐镇第一线，我们给受灾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急需的善款和物资，还有全部的爱心，我还认养了两个女孩，愿意跟她们建立心灵深处的关系。

2007年，我加入阿拉善生态协会，拥有很多企业家资源的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公益平台。2010年，受王石的再三邀请，我赴北京出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至今，阿拉善SEE基金会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专门支持环保组织工作的基金会，支持过全中国半数以上活跃的环保组织。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研究 篇4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公众越来越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且也有能力去承担社会责任。公益慈善组织给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平台。然而近年来, “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利益门事件”等丑闻使得社会公众屡屡对慈善组织失望, 慈善捐赠也降到了冰点。在公众看来, 慈善本应透明, 然而现实状况总令人堪忧。《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 2012年度, 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 (总分为100分) , 仍未及格。调查结果显示, 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为39%, 仍然有61%的人对慈善信息公开状况并不满意, 这说明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信息公开有着更高的期待。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而慈善信息披露是提升社会公信力的必然选择。信息披露不仅便于利益相关者的监督, 从而树立其自身形象, 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和志愿者, 而且信息披露的好坏与后期捐赠直接相关, 因为信息披露具有经济后果,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越容易获得捐赠者的认可, 后期捐赠额则越多, 信息披露是解决目前慈善捐赠不足等重大问题的绝佳选择。因此研究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动机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只有打造慈善组织的“玻璃口袋”, 才能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具体来说,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动机有:

(一) 获得捐赠资源。

慈善组织获取公众的捐赠资源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前提。慈善组织要想获取捐赠资源, 则需要向公众证明他们是值得信赖的, 从而信息披露成为其获得公众认可的必然选择。通过信息披露, 公众可以了解善款的去向及组织运作效率等详细信息, 进而为未来捐赠决策提供依据。同时, 慈善信息披露是有经济后果的。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披露好的组织向公众传递其值得信赖的信息, 从而使得捐赠者继续追加捐赠。

(二) 提升自身形象。

慈善组织公开机构的基本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以及公众捐赠资源的应用信息, 将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活动、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等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既有利于慈善组织展示自身的绩效, 也有利于增加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了解和信任。通过对外展示工作成果, 让更多的公众知晓慈善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而且表明了组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了应当让公众了解的信息, 从而树立了正面的形象, 提高了慈善组织的公众认可度。

(三) 扩大宣传。

如同好的产品需要进行宣传才能打开销路、拓展市场一样, 非营利组织只有通过信息披露, 对外界宣传自己, 让公众相信自己, 才能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当前慈善竞争越来越激烈, 而捐赠不足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慈善组织只有做好信息披露, 向公众展示自己, 才能获得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

三、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Greenlee and Trussel (2000) 的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毛利越高, 越乐意向捐赠者发布“好消息”, 即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越好, 越愿意披露更多的信息。Behnet al. (2007) 发现, 负债较多的、规模较大的、获得捐赠多的、高管薪酬高的、高等教育类非营利组织更愿意自愿披露其财务报告。刘亚莉, 王新, 魏倩 (2013) 发现成立年限长、管理效率高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本文从中观层面分析了影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因素。

(一) 成本约束。

从世界范围来看, 尽管各国的慈善组织都努力拓宽获取捐赠资金的渠道, 慈善组织仍普遍存在“慈善不足”的现象, 都尽力压缩各项不必要的开支, 以节省更多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而信息披露需要成本。信息披露的前提条件是慈善组织自身有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大量的业务活动信息需要人力支撑, 每年编写财务报告以及聘请外部审计机构都需要产生大量成本。另外, 无论慈善组织是通过建立官网、自己建立传播渠道, 还是使用已有的传播渠道, 信息的传播同样需要成本。

(二) 动力不足。

2010年调查结果显示, 32%的慈善组织之所以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完善, 动力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 慈善市场的竞争机制不足, 资源整合能力不够, 缺乏信息公开的内在动力。因此要激发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力, 需要营造健康的慈善文化环境, 建立充分而有效的慈善市场竞争机制, 慈善组织将会为了获得资源、提高效率而产生披露信息的动力。

(三) 缺乏合适的信息披露渠道。

合适的信息披露渠道才能保证信息披露对象接受慈善组织披露的信息。但目前我国慈善行业还缺乏权威、系统的信息披露渠道, 使得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效果不太理想, 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即使有大型的慈善组织披露信息, 但披露的较分散, 比如网络、电视、报纸等, 没有统一的信息披露渠道。

四、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对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认为我国目前的信息披露还相当不规范,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一)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统一慈善信息披露标准。

2010年5月1日实施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义务和信息披露的范围。《湖南省募捐条例 (草案) 》也对募捐行为前后的信息作出相关规定。这些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慈善行业的发展需要加快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立法进程。同时, 由于当前慈善组织属性不同, 而遵循不同的规章制度, 使得慈善组织之间缺乏可比性, 并且披露的内容差别很大。因此要尽快统一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标准, 增强相关程序的可操作性, 以改善当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混乱、无序、参差不齐的现状。

(二) 构建慈善行业信息披露平台。

据2010年调查发现, 1900多家基金会中没有网站的达1300家, 而有网站的基金会也长期不更新, 现状堪忧。因此, 借鉴现代网络技术, 建立慈善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公共信息平台不仅方便慈善组织统一公布善款的来源与去向, 而且能够使公众快捷的查询慈善信息, 对于突发性的事件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并提供帮助。有助于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 提升自身形象的同时, 成为捐赠人和受益人的沟通渠道和政府的监管渠道。

(三)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评估与奖励机制。

会计师事务所是目前常见评估机构, 对非营利组织信息进行鉴证的中介机构还有其他形式, 如独立的评估机构。独立、公正和专业的第三方评估, 可以提供公允的信息, 并将评估结果直接告知公众, 有助于推动慈善行业规范化发展。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家独立的评估机构, 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鉴定最终是通过政府各级部门的检查年报来实现的。因此, 在这方面, 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 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信息质量, 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目前, 以民政部中华慈善奖为代表的多层次表彰激励机制已经逐步形成, 可以考虑将信息披露作为考核指标之一, 相应的激励机制可以激发慈善组织的热情和动力。

(四) 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管体系。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受到政府、行业协会、捐赠人、受益人、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然而, 对慈善组织的“多头监管”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沦落为“无人监管”的混乱局面。因而, 建立第三方监管组织显得尤为必要。英国慈善法规定, 财务年度总收入超过了1000英镑的慈善组织必须在慈善委员会进行登记注册, 慈善委员会经常组成调查小组或聘请个人对非豁免的慈善组织进行调查, 要求被调查的组织提供相关信息, 慈善委员会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任何个人在年度报告的存管年限内可以向慈善组织要求进行查阅。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 建立第三方监管组织, 定期对基金会进行调查, 从而保证基金会的合法运行。

参考文献

[1]刘亚莉, 王新, 魏倩:《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后果研究》, 载《会计研究》, 2013年第1期.

[2]倪国爱, 程昔武:《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 载《会计之友》, 2009 (04) .

[3]乔占军:《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载《理论观察》, 2013 (02) .

公益慈善 篇5

说起慈善，我很自然就会想到会尊为“天使”的奥黛丽-赫本，正是因为她那颗充满慈爱的心让她的人格充满了光辉，最让人感动与震憾的时刻不是她手捧小金人，而是她抱起非洲孩童的时 刻；戴安娜王妃最优雅的时刻不是她穿着华美的礼服出席各种宴会，而是她亲吻智障儿童的时候；陈慧琳的魅力不是因为年轻，而是她有一颗挚热的心与低调的行动；爱让我们变得丰盈温润，我们有两只手，一只手帮助自己，另一只手帮助别人，爱让我们懂得生之意义。

听说，今年5月的一天，俊敏送儿子去幼儿园，路上碰到了在某职高工作的曹秀玲老师，她说“有个孩子烧伤了，你看看吧。”俊敏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看看是什么情况。”说话间，曹老师拨通了马文杰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阿姨，你救救我吧！”电话里，马文杰像落水者看到了救命的稻草，而这次电话也让王俊敏对从未谋面的马文杰再也放心不下。“不行，我要去看看。”俊敏开始做起了准备。

于是俊敏和十几个志愿者随同太原电视台一道，踏上了去岚县的路。马文杰家，他们看到了这个大面积烧伤的20岁青年。原来马文杰在西安学习修理汽车，做饭时因工作服上的油渍引燃，他被严重烧伤，由于前期治疗已花去近20万元，让这个普通的农民之家，几近倾家荡产，无力再治只好回到老家。全身包着纱布的马文杰说：“如果不能治好，经过5次植皮手术后，马文杰不但能下地，他的胳膊已经能活动了。医院为马文杰减免了部分治疗费用，院长、副院长各捐

了1万元，但是治疗已花了40多万元，而且继续治疗还需要很多钱。“社会上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马文杰，我们会尽力为他治疗，但医药费短缺是目前最大的困难。”王占海院长说。“你还年轻，这么多人帮助你，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能为社会做点事。”每次见到小马，俊敏都会这样鼓励他。“没有王阿姨和大家的帮助，也许我活不到今天。”马文杰感激地说。

尽管文杰是不幸的，重度烧伤险些要命；文杰又是十分幸运的，他得到了来自社会好心人的关爱和帮助，生命和未来就有了希望。

优美的姿态的来源是与爱同行，拥有美丽的眼睛是为了能看到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拥有苗条的身材是因为记得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物。一个良好的心态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天，更懂得品味生活。

高校慈善公益组织 篇6

挂靠专项基金模式造成“掮客”式运作

汶川地震以后，挂靠专项基金的模式快速发展起来。专项基金让草根组织有了合法的身份，但为了生存，草根公益組织必须不停地接受各种慈善捐款，执行各种缺乏延续性的慈善项目，成为替官办慈善基金会“跑项目”的“经纪人”。

官办基金会利用专项基金“拉捐款”、“跑项目”而坐拥管理费提成，“慈善公益经纪人”通过切断官办基金会与受益人间的联系，获得某种权利，解决自己的劳动报酬。当权益相关方利益受到伤害时，“官办基金会”说自己只提供“募款平台”，而专项基金又因多重身份而让行政监管责任变得模糊不清。

慈善业问题不在技术落后，在价值遗失

从管理上看，官办基金会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让一些草根组织有了募款权，但有关行政管理机构却对这些活跃的“慈善公益经纪人”行为失控。官办基金会依靠非正式的专项基金来扩大服务项目，增加善款收入，事实上它也没有好的办法来管控这些机构。

当善款募集的多少，成为官办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共赢指标和稳定的共生模式时，“慈善公益经纪人”——官办公益基金会和草根公益组织成立时的使命、宗旨和价值观已成为一纸空文，而慈善也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从“公益运作模式”向“生意运作模式”的“合理化”转变。

回顾中国的慈善现代化进程，我们遭遇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价值观的遗失。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要健全成长，也只有从独立价值观、解决社会问题入手，舍此别无他法。

（《新京报》）

优化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 篇7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慈善组织数量持续上升,各项善款捐赠也逐年增多。然而,我国慈善组织规模的持续扩大并没有带来捐赠数额的持续增长,平均到每个组织的捐赠数额反而下降了。2012年全国接收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比2011年下降87.7%,经历了连续两年下降,2013年该捐赠总额约989.42亿元,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8.86%,2014年该捐赠额破千亿,比上年小幅增长5.3%。增长幅度持续放缓。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我国慈善组织“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2011年的一系列慈善事件把我国慈善组织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对慈善信息披露的关注空前高涨。部分慈善组织因为信息透明度低而丧失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各种善款募捐也因此降至冰点。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不够,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不透明,导致他们的公信力下降,直接影响了公众的捐赠热情。现实中确实存在部分基金会以“公益”“慈善”之名,行“牟利”“避税”之实,违规参与市场经营,盲目参与高风险的投资,而信息透明度不足更加深或无形中推进了这种隐患。究其原因,审计监督不到位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弊病。因此,如何有效的发挥对慈善组织的审计监督作用,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慈善组织、慈善资金审计监督制度体系就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中涉及理论主要有受托责任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免疫系统”论。

二、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未形成良好的审计监督环境

政府干预过度,尤其是对于慈善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正规的慈善组织都要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且其业务主管单位也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授权。这种规定使我国政府部门形成了对慈善组织的双重、分级管理,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化管理也限制了慈善组织的独立运作。这种领导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审计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审计单位不完全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独立性差在大程度上限制了审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审计监督职能大打折扣。

现实中行政性慈善募捐和慈善资金运用的行政化现象严重。近年来,先后有中华体育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巨额资金“丢失”事件,这些组织与政府或多或少有一定牵扯。在汶川地震期间,80%左右的善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在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中,由政府直接受赠的就占总捐赠比例的66.75%,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在慈善募捐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官员向企业“索捐”现象严重,政府拿到的资金比预算外还要预算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受上级的财政监督,而审计机构对此的划分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很难找到合适的入口介入监管。由于资金最后都会经过政府的环节,民间组织无法向捐赠者与公众交代其实际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审计机构也难以对信息披露状况进行鉴定与评估。“审而不计”的情况普遍存在,政府审计流于形式化。

(二)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慈善资金审计监督的依据是原始凭证、账簿及其报表等会计信息,慈善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审计监督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目前,会计准则关于会计信息质量没有给出客观和具体的解释,并且没有具体有效的操作标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而且我国慈善组织内部审计监督严重缺失,只有极少一部分慈善组织真正落实了内部控制的考核制度,大部分组织只是象征性的加强,事实上根本没有实施具体有效的监督工作,发挥不了监督职能,形成不了监督效果,更形成不了长久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会计信息质量自然不高。

我国慈善组织虽然有小部分财务信息对外公开,但所披露的信息很少且不完整,他们通常选择一些正面信息,或者一些迷惑性较强的信息,比如折旧多少,现金净增加额,而对于资金来源、数量以及适应效率等信息却披露甚少或者根本不披露。部分慈善组织甚至在官网上没有公布接收款项的内容,公众会计信息查阅也缺乏可入渠道。组织较小的团体会计出纳一人担任或临时担任,严重违反《会计法》。资金管理制度、成本控制制度、财务信息公示制度都是空白。会计信息质量低导致监督过程无法很好的进行,监督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三)未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和平台

2012间公益发展报告显示,87.4%的样本组织制定了明确的财务管理制度,60%的组织每年都编写财务报告,86.9%的样本组织有会计人员,89%的组织有出纳人员,59.1%的组织曾接受过外部独立财务审计。中国红十字会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只能查询到2010年的财务报告。这都是慈善资金审计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和慈善资金审计监督平台不完善、不健全所致。机制不完善和缺乏执行力度使得财务信息披露缺乏依据和规范,不按规定来,组织想怎么披露就怎么披露,进一步导致诸如监督者不知如何监督,被监督者趁机规避监督,两者没有很好的“制度契合”问题,财务审计监督名存实亡。

社会公众监督难以真正实现。公众对于慈善组织透明公开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公众希望慈善组织公布善款是如何使用的,而且,公众希望能够有途径了解慈善项目的实施过程,希望慈善项目的实施过程能够得到第三方的有效监测和评估。然而,由于一方面缺少信息来源的渠道,另一方面缺少监督权力运用的途径,公众的监督权往往无法很好的实现。

(四)慈善资金使用情况监督不善

当前,我国慈善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资金的安金性还存在隐患。有的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甚至侵占捐赠款;有的社团组织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如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公益支出竟呈现大幅增长,在其给出数据中,短短3年时间,河南宋基会的总资产实现了从零到近30亿元的飞速增长,这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绝无仅有,令人怀疑其来龙去脉,陷入“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质疑。宋基会成立独资公司运作资金,但公益项目支出却不详,并且其并没有完善的会计信息来支撑,背后的真相也并未经过审计机构的监督与核查。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对于慈善资金的审计主要关注财务信息的合规性,尚未对慈善组织所占有和耗费的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进行审计,从而无法反映慈善组织的总体绩效。

三、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的改进对策

(一)构建良好的审计监督环境

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止政府干预过度,改变当前行政式的政府审计监督模式,逐步建立适合现实国情的立法型审计监督模式。必须保证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监督独立,内部审计监督独立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独立以强化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慈善资金的运用要去“行政化”。要赋予审计机构更多的监管权限,完善审计监督职责。从法律层面上,首先要完善审计机构的调査取证权,加强审计法律法规的保障力度,完善审计机关在调查权和要求报送资料的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另外,要完善慈善资金审计监督职责,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职责,明确审计人员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审计报告制度职责。制度上,一方面引入由政府评估和独立第三方评估构成的外部评估制度,通过对慈善组织的经营效率、管理能力等进行评估、打分、评级并向公众公布结果,由公众进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政府在审计经费上可给慈善组织予财政支持,必要时还可引入公益审计,以提升审计质量。

其次要构建透明廉洁的内部环境,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形成组织内部的权力机关、经营决策机关、执行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的相互制衡、权责明晰的治理架构。如组织的财务情况要定期向理事会及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重大支出、接受捐赠等重大财务活动还要向社会公布,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内部管理制度,合理规范披露的内容、方式、责任等,引入内部责任追究制度,从而建立起慈善组织的内部风险抵御系统,提高内部自律,为赢得社会的认可与信任提供保障。壹基金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公开透明,赢得了很高的公信力。

(二)保证所披露信息质量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完善准则体系。除了加强会计法律法规的建设外,还要与有关监管部门多沟通交流。慈善组织的作假动机,往往是管理层的意志。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增大慈善组织管理层会计信息质量违约成本,迫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要加大对会计处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中虚假会计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不是等问题暴露再去追究责任。

完善组织的内控制度。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监督和保证慈善组织内部财务制度的有效运行,从而能够很好的反应会计信息的本来面目及交易实质,进一步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将慈善组织的运行流程和内控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内控制度有效执行,加大慈善组织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改造,减少人为操作,实现自动控制。还要规范相关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管理,增强其独立性。

(三)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平台

在慈善组织审计监督机制中,信息作为审计监督的基础,也是各审计监督主体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慈善组织日常活动与管理的每个环节都会产生不对称信息,慈善组织作为信息优势方掌握着比较全面完整的信息。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组织信息透明度,才能真正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信息披露分为事务信息披露和财务信息披露,借助他们可以对慈善资金实施很好的审计监督作用,慈善组织就可以通过善款使用追踪和财务反馈机制来明确捐赠物资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减少慈善组织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

信息披露和审计监督平台的建设要利用好网络、媒体等现代化信息平台,利用好第三方机构。例如,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基金会中心网等慈善信息搜集、披露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慈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化建设的开端,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定期发布捐赠信息,为公众提供数据查询,服务,推进了慈善信息公开化建设步伐,基金会中心网在其网站上公布其会员单位的收支明细账目、项目财务信息,目前已采集了2000多家的基金会名录和比较完整的基础信息(99%),采集的基金会财务信息和年报均超过80%。

(四)构建和完善审计监督体系

建立政府审计为主导、慈善机构内部审计为基础、注册会计师审计为辅助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慈善资金审计监督体系。政府审计机关要注重审计调查的深入,做好慈善资金专项审计的质量控制,积极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审计监督信息。审计机关还应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监督全方位的审计监督模式,对慈善资金的筹集及其使用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内部审计监督通过对慈善组织的年度财务报表编制的监督,并将监督的结果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报告,通过对慈善资金日常的持续审计监督,可有效预防慈善资金舞弊和提高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免疫作用。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属于第三方评估的引入,会计事务所可以对慈善组织一年的财务状况进行抽査,判断慈善组织的慈善项目是否具有社会和经济效益,并公布审计结果。内部审计监督掌握的第一手监督信息,可以为注册会计师和政府审计部门提供非常便利的渠道和平台,为慈善资金的外部监督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忠亮.我国慈善资金审计监督法律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3.

[2]孙春菊.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机制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2.

[3]史伟建.我国慈善机构监督模式研究〔D〕.兰州大学,2014.

[4]辛悦.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由“郭美美”等系列危机事件引发的思考〔J〕.绿色财会,2012(3).

[5]刘亚莉,解露莎.慈善组织性质、治理特征与财务报表审计〔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3).

慈善与公益的区别 篇8

慈善是个人有善心，做好人好事，但公益则不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有一条标语叫做“你不是来做好事的”。因为在人命关天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事情做好，如果不能把事情做好索性不要做。所以，公益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公共利益。所有参加汶川大地震救灾的合作组织，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公民行为。比如做环保的组织，在灾后紧急救援阶段，也担起了救援的责任。这时他们突破了自己组织的各种界限，想到的是承担自己组织的公民责任。

第二，做慈善可以特立独行，但是做公益不行。从一开始我们就特别强调做公益要有序参与、有效服务。有序就是公益组织一定要自律，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做公益必须遵法守则，一定要有自己的规矩，特别是对于很多在地震当中新成长起来的草根组织。当下，很多组织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所以缺乏公权力。用什么来弥补公权力?就是我们的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守法自律。

第三，做慈善可以是个人行为，但做公益必须是一种组织行为。个别志愿者的行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在后边做支持、策划，活动是很难组织起来的。所以，NG0所做的公益活动，特别是被政府拿来表彰的公益活动，绝大部分是组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