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会

合作社会（共12篇）

合作社会 篇1

1 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教育的改革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 教育的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 从农耕时代的个别教学到工业时代的班级授课制。20世纪70年代后期, 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教学理论: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学习不仅可以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且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 尤其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 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生相互帮助, 更能促进全体学生共同发展。在合作学习小组里, 学生们拥有共同的学习目标, 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与其他同学的交流探讨,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组的组织和建设是开展合作学习的前提和基础, 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合作学习的效果。小组学习中成员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存在着强弱联系等关系特性, 小组成员通过学习互动, 建立合作学习关系。然而, 小组中的合作交流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合作学习小组中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 描绘出小组中成员的关系网络结构, 掌握小组内个体之间关系的特征, 进而促进小组的有效建设。

2 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我院教育技术学大二的一个班中随机抽取的一个学习小组, 该小组的合作学习交流是基于QQ群的。小组中的16名成员对QQ软件的使用都非常熟悉, 并且都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小组成员在QQ群中可以积极讨论, 发表各自的观点, 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团体协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是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在国外并在最近20多年得到重要发展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它从量化的角度, 通过对成员之间关系与联结情况进行研究与分析, 进而描述和测量成员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 如信息、资源等。基于此, 该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特征就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通过对该小组QQ群长期的观察和聊天记录的分析获取的。并使用了最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对有效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 网络的整体性分析——社群图

首先利用Ucinet 6.0软件及该软件中的NetDraw软件, 得到学习小组的社群图, 社群图可以直观地表达关系网络, 显示社群内学习者之间关系的亲疏, 体现群体的结构特征。如图1所示, 在社群图中, 图中的节点表示小组成员, 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用有向箭头表示。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学习小组的整体特征:

在群体中, 节点7被大多数成员关注, 说明他是这个学习小组的核心人物, 在小组内有一定的威望, 受到大家的信任, 对小组学习的贡献很大, 他引导小组学习讨论的话题, 影响着整个小组学习的方向。一般我们将群体中这样的人称为“意见领袖”。一个学习小组中如果存在意见领袖, 那么这个小组就有一定的凝聚力。反之, 则小组就会显得很松散。

在图中, 节点2、8、10远离群体, 三者之间相互连结, 形成了一个小型团体, 他们不参与小组内的学习讨论, 只是彼此间相互交流, 与整个群体的互动性不强。而从图中还可以发现节点4是一个孤立的点, 他与其他人没有任何连结, 说明他在小组中不被其他成员所关注, 也不积极去参与, 对小组学习没有任何贡献。

3.2 中心度分析——矩阵法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 评价一个人重要与否, 衡量一个人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 以及在群体中的社会声望等常用这个指标。其中, 点度中心度使用最广泛。在群体中, 一个成员的点度中心度就是与该成员有联系的其他成员的总数目, 刻画的是成员的局部中心指数, 即点出度和点入度的总和。

图2是利用Ucinet 6.0软件对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二值化处理所形成的矩阵。在这个矩阵中, 行和列代表相同的分析对象, 表格中的某个单元格代表两个对象的关系。例如, X17=1表示成员1与成员7有学习讨论, 在社群图中则表示, 在节点1和节点7之间有一条由1指向7的有向线;X16=0表示成员1与成员6没有学习讨论, 则在社群图中, 节点1和节点6之间没有任何连线。

据此, 对该小组每名成员的点出度、点入度等方面进行统计, 如图3所示。

注:OutDegree——点出度;InDegree——点入度;NrmOutDeg——标准化点出度;NrmInDeg——标准化点入度

图3中, 每名成员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是不同的。点i的点出度是其向他人发出关系次数的量化, 即为社群矩阵中点i所在行上所有的数据之和;点i的点入度是其接收他人的关系次数的量化, 即为社群矩阵上点i所在列上所有数据之和。标准化点出度 (入度) 是某一节点的点出度 (入度) 与该节点在网络中最大可能的关系数的比值。例如, 成员7的点出度是5, 点入度是7, 则标准化点出度是33.333%, 标准化点入度是46.667%, 表示该成员关注了小组中33.333%的其他成员, 被小组中46.667%的成员所关注。

小组中点出度最大的依次是7、14、9、13、3, 相较其他成员而言, 他们拥有的连结关系更多, 所以他们是合作学习小组的意见领袖。虽然他们都是小组里的意见领袖, 可是仔细地分析, 这5名成员在小组中所拥有的权利地位又都不一样。成员7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很大, 说明他既与其他成员进行学习交流, 其他的成员也从他这里获取信息, 他对小组的贡献比较大, 高于其他的意见领袖, 属于小组里核心人物。成员14和成员13点出度很大, 可点入度很小, 这表示他们积极地关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 可却很少被别人关注。而成员9的点入度大于点出度, 说明他被别人所关注, 可自己并不关注别人。在小组中, 也有处于均衡地位的成员, 如成员15, 他的点出度和点入度一样。虽然成员2、8、10的点出度和点入度也是一样的, 可这3个成员之间是相互连结的形式, 形成了一个小的团体, 与小组并没有任何连结, 没有与小组内的成员进行交流。另外成员4的点度中心度为0, 说明他不被任何人关注, 而且他也不去关注任何人, 在这个小组里, 他是一个孤立的成员。

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该合作学习小组内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合作学习小组的有效建设和其社会网络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合作学习小组的组织建设中, 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①形式上是合作学习, 实质上成员之间并无合作意识。在小组里, 大家的职责分工并不是很明确, 每个成员凭自己的兴趣在小组里讨论, 导致有的成员虽然在小组中, 却不与大家进行交流沟通, 没有很高的参与动机;②意见领袖操控小组学习。在合作学习小组中, 存在着一些意见领袖, 他们是小组中的中心人物, 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 控制着整个小组学习讨论的方向。大家过多地关注意见领袖, 导致非中心人物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 没有自己的想法, 过多地依赖中心人物;③小团体意识。在小组里, 有的成员之间的交流带有个人的感情因素, 愿意与自己相契合的成员进行学习讨论。几个人之间仅限于彼此之间交流, 而与小组毫无联系, 不参加小组内的学习讨论。

因此, 要使合作学习小组建设的更好, 需要对合作学习小组进行一定调整。首先, 要为合作学习小组中每名成员设置明确的学习任务, 确保每名成员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 参与到小组的学习讨论中。其次, 要加强小组成员的积极互信, 注重小组成员合作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马兰.合作学习[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陈向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在线协作学习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 2006 (10) .

[3]王陆, 马如霞.意见领袖在虚拟学习社区社会网络中的作用[J].电化教育研究, 2009 (1) .

合作社会 篇2

首先，合作会带来物质财富。目前，德国生产的奔驰高级轿车，原是由两家公司组合而成，一家是卡尔·本茨，另一家是哥特里普·戴姆拉。这两家本来是竞争对手，而为了对抗美国的福特汽车，于是两家合二为一，一致对外，结果事业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制造商，也赚得了不少金钱。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获得金钱与地位，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但只要能与他人合作，甚至合二为一，那得到的力量，就会是原来基数的二倍，再加上正确的指导，把握与调整，自然而然地，物质财富就滚滚而来了。

如果单说，合作为人带来物质财富，也太过片面，合作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是精神财富。

我国南极科考队有519名队员，来自全国60个不同单位。他们在南极各有各的任务，却是一个团结互助，工作井然有序的集体。在合作期间，他们逐渐形成了事事从大局出发，讲友谊，讲风格，建立了一种患难相依、甘苦与共、互勉互励、团结一致的关系，谱写了一曲“团结协作、互相友爱”的集体主义赞歌。如果他们只顾各干各的，不去合作，那么团结，互助的精神品质似乎也不会存在了。在合作过程中，遇到困难，就有了团结一致的精神，获得成功，就有了与他人分享的精神。这一笔笔精神财富不都是通过合作产生的吗?

但是，合作也需要有正确的领导与把握，否则，那就是物质与精神，两败俱空。

反洗钱：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 篇3

世界上第一宗洗钱案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美国。一个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则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正式出现。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员往来、商品交换、资金转移、信息传播、服务的提供等日益国际化，洗钱犯罪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原来在一国范围内的洗钱犯罪活动也逐步发展成为跨越国界的跨国洗钱犯罪活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跨国洗钱从分散的无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的行为逐步演变成具有专门分工的有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并使之合法化的运作机制，洗钱犯罪活动逐渐超越了其下游犯罪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和行为。

洗钱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犯罪问题，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据联合国方面的材料，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１００００亿～３００００亿美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ＧＤＰ的２％～５％，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使金融市场发生破坏性大动荡，同时还极大地破坏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是因为，洗钱在金融系统中的进出都是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完全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国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使利率和汇率产生异常变化，因此各国都将洗钱视为大敌。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生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墨西哥，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香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带来金融全球化，跨国洗钱日益利用全球化的电子网络进行犯罪活动。洗钱犯罪收入来源中，最主要的是贩毒、银行诈骗、信用卡诈骗、投资诈骗、预付款诈骗、贪污挪用公款等财产犯罪和走私、贩运军火、非法赌博、恐怖活动、操纵卖淫、贩卖人口和敲诈勒索等。

据有关资料记载，世界每年要消耗８００吨毒品，其营业额在４０００亿～５０００亿美元之间，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交易。全世界大约有１００００亿毒品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而这一数字又以每年８００亿～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吸毒、贩毒越严重，洗钱活动也就越猖獗。美国是世界上深受毒品之害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洗钱犯罪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１９８８年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毒品洗钱案，逮捕了涉嫌此案的１００多人，涉及１２家墨西哥银行。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仅美国就有约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毒资进入金融市场，贩毒组织每年在美国银行的洗钱数目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元，其中在得克萨斯州就达３００亿美元。

意大利、俄罗斯的黑手党以及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世界黑钱大户兼洗钱大户。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暴力团，该组织是“日本发生银行问题的主谋”。据大藏省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呆账有４０万亿日元，呆账中很大一部分牵涉到暴力团。这股黑社会势力吸收了泡沫经济时期的大量“纸币”，“金融机构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态度向他们要钱，实际上连督促还钱都不可能”。有证据显示，暴力团在亚太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多种事业。

统一后的德国，三年间有１．２万家企业被私有化，成为东方黑社会组织优先投资的领域。据德国情报机构估计，德国有３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被洗，银行从中获得了３０亿美元的利润。还有消息说，截至１９９４年底，黑帮集团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洗钱７２０亿马克，占柏林墙被推倒后外国投资的１／３。据估计，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洗钱被看作是联合犯罪行为以来，为毒品利润进行洗钱的提成从６％提高到２６％。法国等国银行界的许多高层人士都私下承认，他们的银行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从中提取了高达１０％～１５％的利润，而且，每年进行一次“重大洗钱”还要提取２５％的中介佣金。毒品洗钱每年上千亿美元，而被专门机构查获的还不足１％。

洗钱犯罪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及经济转型国家对资金存在大量需求，在资金不断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净流入的过程中，洗钱犯罪也随之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蔓延过来，与这些国家内部的洗钱犯罪活动融合在一起。银行一直是最重要的洗钱渠道。一些海外的金融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欧和北美大量的资金被带入加勒比地区存入银行后购买贵重物品，犯罪所得也通常用来盖豪华宾馆或超级市场，这样可以不费力气地将非法资金来源加以掩盖。

１９９４年在墨西哥私有化过程中，用来购买墨西哥银行的钱有１／４来路不明。被洗的钱是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贸易不平衡又反过来引发了墨西哥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瘫痪，而且影响到其他国家。按常规估计，最近十多年来，每年大约有１／４的洗钱资金（即７．５亿美元～２０亿美元）流向墨西哥银行部门，到１９９７年末，这个数字达到７５亿～２００亿美元（不包括即期利息），占银行信贷总额的８％～２２％。

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洗钱活动极为猖獗，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存入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据有关人员估计，俄罗斯的２５家大银行中，有１０家银行可能同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的黑社会组织已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向那里提供俄罗斯妓女、投资购买真正的地产并涉足投机赌博活动。它们在国外设立掩护性的贸易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开立账户，然后以从原苏东国家进口或出口货物的名义把黑钱从其他国家转入该账户。原苏东国家的犯罪组织相继在西欧投资真正的房地产、宾馆饭店和旅游企业。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国际刑警组织掌握的资料表明，尽管这些巨额黑钱被从东部清洗到了西部，但这些钱最终大部分又回到了俄罗斯，以用来满足犯罪组织需要。

在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公共财产被一些人有步骤、有组织地转变为私有财产。在这种充满欺骗和虚假的转变之后，不法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其非法所得的赃款置于合法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洗钱活动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一是把犯罪所获贵重财物走私出境，兑换成现金，在国内购置贵重动产或不动产；二是用犯罪所得开办企业；三是不法分子从国有经济单位盗窃了大量物资并卖掉后，迅速在黑市上把本币列伊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然后用这些硬通货从国外购买服装和食品等，并在国内销售。

从拉美国家到后来的原苏东国家，一方面是以追求最大化收益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接收国的犯罪化（而这种金融犯罪化尤其加剧了资本投机趋向），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吸引力。如俄罗斯与瑞士的投资关系表明，外国对俄罗斯的部分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很可能是来自非法或犯罪经济所得。这表明，在投机横行和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地方洗钱与国际洗钱正逐步走向融合。

在当今网络银行、电子交易、电子结算等全新的金融概念出现后，洗钱者直接进行电子货币转账，使洗钱犯罪活动更加隐秘。黑钱在国际上四处游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管理漏洞，黑钱就乘虚而入。随着国际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跨国经济犯罪（跨国偷税、跨国贿赂、跨国诈骗、跨国走私等）的日益猖獗，跨国洗钱也越演越烈。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具有专门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如律师、会计师、金融顾问等也参与到洗钱犯罪中来。

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洗钱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问题提上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各国及联合国等纷纷对反洗钱进行国家立法和国际立法，并采取措施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９．１１事件将美国推上了国际反洗钱的最前沿，全球政治金融合作在反洗钱中进一步强化。恐怖组织制造的９．１１事件将洗钱对社会的危害推向了极端。为了与国际恐怖组织作斗争，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通过立法切断国际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并严厉打击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交易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举措就是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该法案为开展以反恐怖为中心的金融监管和围剿恐怖组织资金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并且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在反洗钱策略方面的新动向。该法案使美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和洗钱活动采取控制和打击措施。该法案确立的洗钱标准更加宽泛，任何一个法域、任何一家境外的金融机构、任何在境外开立的银行账户、任何类型的金融交易，如果被怀疑与美国当局所特别关注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非法金融活动有关，就有可能被认定具有“初步洗钱牵连”，进而遭受反洗钱制裁。该法案强调，可以对国外的洗钱活动执行长背司法管辖权，规定，如果某一外国人或某一根据外国法律设立的金融机构参与了洗钱活动，只要洗钱涉及的金融交易部分发生在美国，或者有关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有银行账户，并对其依据美国或外国法律送达了诉讼文件，美国法院就可以对其行使长背司法管辖权。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对域外问题进行域内处置。它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可要求所有美国金融机构或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人保存和报告具有“初步洗钱牵连”的金融机构或交易活动的有关记录、交易总量以及每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交易参与人尤其是境外汇款人和资金受益人的身份、地址、法律资格等资料。针对外国金融机构或外国人在美国设有的代理账户或私人银行账户，不仅要求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记录和核查外国人的身份，还进一步要求检查转存资金的来源。如果有关的外国银行不遵守规定，美国主管机关可以通知其境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在１０日内立即中断与该外国机构的任何代理关系。显然，《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实施将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影响。

应当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主导下，国际化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已具雏形。在反洗钱机制建设上，各国一般根据参加的公约、条约要求以及参加国际组织应承担义务进行相应的国内立法，设置反洗钱的监管、调查机构，建立反洗钱网络。但不能不看到，国际反洗钱法律框架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而需要各国在政治金融领域进行全面沟通与合作，发现问题，并通过协调妥善解决问题，使反洗钱落到实处。

阅读背景

１９７９年，在内罗毕国际刑警组织第４８次会议上，与会国一致通过了最大限度地对洗钱加以监督的决议，并决定在必要时封闭与非法活动有联系的国际金融业务，以制止国际洗钱行为。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国的６７个会员国签署了《反对麻醉品和致人心理变态物质等非法交易联合国公约》（即《越南公约》），将洗钱视为联合国应联合制定对策以共同对付的犯罪活动之一。条约规定，所有签署国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当局指认，并对追查银行的秘密做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以保密为由而拒绝合作，使洗钱犯罪逃避打击。

１９８９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起并成立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现已扩大到包括２６个国家及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内的地区机构。该机构通过严密调查，提出了促进全世界反洗钱立法和行动计划的４０条建议，并在金融市场新技术和新服务项目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密切跟踪，寻求新的措施。为了配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许多国家已经成立了各自的金融情报机构并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０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出关于打击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的命令，要求欧共体成员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反洗钱犯罪，并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前予以执行。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国际刑警组织举行的第６４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反洗钱宣言，呼吁１１０个会员国进行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把洗钱活动和有意参与的人作为犯罪目标加以打击。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８日，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和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尽快签署《反洗钱法》，建立全面、完整的世界网络，把反洗钱作为反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一个有效手段予以重视。

农村合作社社会功能分析 篇4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缺乏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难以顺利转化, 农业科技信息最多只能延伸到乡镇, 在乡镇与农户之间, 出现了一个断层, 农村合作社恰恰可以连接这个断层。

一个完善的农村合作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信息, 通过为农户提供咨询服务, 减少农户生产经营的盲目性。且农村合作社具有一定的资金优势, 促进了技术的引进, 为社员提供技术培训、咨询等服务, 从而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速度和效率。同时, 使得合作社所在区域内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也相应地得以提高。

2 促进新型农民的培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在一种组织的背后有共同的价值、信念以及一致认同的目标。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农民个体才可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可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组织——农村合作社。

2.1 促进农民个体民主意识的成长

一个完善的农村合作社, 社员是合作社的管理主体, 组织内部机构都是通过社员的民主选举产生的, 组织内的重大事务也是由社员民主决策的。这种社员民主化管理, 是一种人本化民主管理, 是对民主制度的完善, 对民主思想的发展。此外, 农民还有机会通过农村合作社, 特别是大型的上规模的农村合作社参与到国家相关政策、相关立法的制定过程中, 作为农民群体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沟通, 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保障农民的利益。

2.2 促进农民个体诚信意识的成长

在合作社内部, 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 农民个体之间会通过各种方法来防止及制约不讲信用的情况, 如:信息交流、建立约束规范等。这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进而强化和树立农民的群体诚信意识, 这是农户的自我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农村合作社长期的潜移默化中, 诚信就会逐渐成为公共道德意识。

2.3 促进农民个体公共精神的成长

农村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理论上把为社员服务放在第一位上, 而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组织成员会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合作社倡导互助, 承认完全的个人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协作, 通过联合的行动和相互合作, 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特别是能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在政府中的地位。由于利益的相关, 社员对合作社有着深深的认同感。

通过培训、团体协作等方式加强农民的团结意识, 通过自主治理唤起农民个体对公共事物的关注。

3 协助村庄治理

3.1 协调村庄治理资源的使用

要是实现最优化, 就必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

首先, 在人力资源上, 农村合作社通过加工环节, 增加了就业岗位, 稳定了农村劳动力总量, 缓解了农村劳动力流失和人才流失等现象, 提高了农村地区人口的总量。此外, 通过提供技术等培训、民主治理等方式提高了农民素质, 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储备。

其次, 在经济资源上, 在村庄治理中, 资金等经济资源很难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实现优化配置。农村合作社这一体制外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内组织职能上存在的缺陷。能够在不同范围内实现资金和劳动力的整合, 以服务于村庄治理。

3.2 促进村庄治理模式的良性转变

农村合作社可为村庄体制内治理提供补充, 使村庄治理向多元治理的模式转变。主要体现在试图将体制外的资源与体制内治理相结合, 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合作社自身的管理为村庄治理设立了模型。因为合作社治理的主体——社员, 与村庄治理的主体——农民, 两者身份是一致的。所以农民在接受合作社文化的同时也改变了村庄治理的思维。

4 保护农村社区环境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农户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得到提高, 农药、化肥等大量石油化工类生产要素开始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里, 数量和品种都呈日益上升趋势。农药、化肥的大量长期使用, 在短期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效应, 对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如, 生态环境恶化, 以及农药残留过高, 影响农产品品质。

农村合作社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通过各种措施对入社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安全监控, 积极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整体发展模式。严格控制对高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农资的投入量, 改善了区域内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 生产出更高质量安全等级的农产品, 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就是说, 合作社在加快无公害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及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发展的同时, 也推动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上, 即探讨农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而对于农村合作社的社会功能的探讨则很少。基于此, 对农村合作社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农村合作社,社会功能,村庄治理

参考文献

[1]傅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唐宗焜.国际劳工组促进合作社发展文件解读[J].经济研究资料, 2002, (7) .

警民合作共建美好社会 篇5

民之忧、我之思，民之求、我之助，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这就是公安民警的工作目标。他们巡逻执勤在夜深人静万物沉睡的夜晚；他们挺身于自然灾害和治安灾难事故发生的刹那；他们援助于人民群众身处危难的一刻。他们时刻为百姓敲响警钟，以“立警为公，情系为民”的人民警察形象成为百姓心中的“守护神”，赢得了百姓的心碑。

一、敲响第一声警钟：诈骗

诈骗，作为犯罪分子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他们锁定老年人，以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得道高僧等等进行不高明的欺骗行为。前不久，家住站前区五大门里夏先生在家中被一冒充尼姑的骗子以消灾解难为由，骗走现金3500元。家住开发区市政家属楼66岁的韩大妈在开发区兴泰小区对过，被2男1女的算命消灾为由骗走现金4700元。两起案例，相同的骗术，让我们不得不向更多的人们敲响这第一声警钟。警惕不法分子以算命、消灾、短信、网络等不同骗术，骗取钱财。同时，还要提醒大家，一旦有陌生人向您打听邻居的家庭情况不要轻易提供相关信息，也许向您打听信息的人就是骗子。

二、敲响第二声警钟：防盗

群众遇到危险或是纠纷都直接拨打“110”进行求助，2009年5月22日中午12点20分110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杜女士的报警电

话。此报警电话并非是求助、纠纷类的警情，而是原本想去西大庙逛庙会的杜女士在得胜市场路口南侧发现有一可疑男子正在撬电动自行车，在撬锁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竟然雇三轮车将电动车拉走。据杜女士描述她曾经丢过自行车，所以她马上意识到这是窃贼在偷车，随即便拨打110报警。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迅速指定巡警大队出警，在五台子路口北侧100米处，将嫌疑人王某抓获。这是一次警民合作共同抓获罪犯的事件，避免了公民的财产损失。在感谢杜女士对警方工作支持的同时，更要向每一位市民敲响第二声警钟，那就是在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被盗。也希望更多像杜女士那样的热心人都来关注社会治安状况，遇到可疑的人或事件立即报警，在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避免了以后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失。

三、敲响第三声警钟：平安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经常会发现每年都有因为躲避、抢道、超速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三轮车违章停车，一位骑车的女士，为了躲避三轮车，被一辆黑色轿车撞倒的交通案例。在交通故事中，没有绝对的谁赢谁输，赢掉的也许是别人的幸福，输掉的也许是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产，更是每个家庭的安定和谐所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我们有责任、也应该让平安之花在我们身边绽放！这里，请让我们警民共同敲响这平安的第三声警钟，让它在我们身边长鸣，呵护每个人的平安之花。

四、敲响第四声警钟：沟通

沟通，是警民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人民警察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平台。营口公安网作为警民心与心沟通的新渠道，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不久前开通的局长信箱，不但使群众随时可以提出咨询、建议、投诉和违法犯罪举报，得到公开受理和及时答复。并且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针对要反映的问题实现和局长直接沟通对话。近日，家住开发区居民李先生在网站的留言中说到，他在局长信箱当中反映有关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希望网站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还写来了表扬信。这里，向更多的市民敲响第四声警钟，希望大家都能走到这沟通的平台中来，把您的问题、困难细细倾诉，使您的问题在沟通中得到解决„„

合作社会 篇6

早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就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自那以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基尼系数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见王克勤《“空手套白狼”起家：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在九千元左右，即每天大约三百元。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的达到五千多元）。除此之外，这九千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一千八百元左右，修理费约四百元，车上用餐费三百元（每日十元），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每月一百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三十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六十元。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一千八百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所证明）。如果发生患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一千八百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差强人意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十三小时以上，就是说，如果按每天八小时标准工作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一千八百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二分之一，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稍强。

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三万到五万甚至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许多跑“双班”的出租车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八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而所剩无几。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其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能得到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三分之二（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做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量想做出租车司机的人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谓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实际上，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订有关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出租车司机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或组织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已经开始成为塑造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和机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而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极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其实，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就是社会影响力或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势群体一方，各种力量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九十年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做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五十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二千九百七十九名，其中，工人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八，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四，解放军占百分之九，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百分之一点一七，归国华侨占百分之一点二四。很显然的，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难以充分行使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

那么权利的失衡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低水平均衡。更确切地说，目前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

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在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入宪”的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这种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的财产还是穷人的财产，都缺少法律的和制度化的保障。前者如资本创造的财富，后者如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住房和农村中被强制征用的土地。而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更是缺乏。如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私有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劳方的时候，资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资方的时候，劳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对于上述诸如此类的权利，不仅缺乏保护，有些甚至连基本的界定都付诸阙如。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利均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一个企业遭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故伎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

上述状况，在中国企业界中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环境。

而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生存”更是显而易见。在收容制度废除之前，一个公民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只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就有可能被收容，甚至受到人身侵害乃至失去性命；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很少有其他有效地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

以上述的企业“非制度化生存”为例。从理论上说，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可以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中。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前面所讲的例子就是典型的“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企业在这样的行动中，是为了规避掉对自己的惩罚。另外一种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利益。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有业内专家估计，八十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一百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据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2年，全国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达五十四点九万件，涉及土地面积十二点二万公顷，即达十二点二亿平方米。对土地违法责任人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的有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刑事处罚的有三百六十三人。可以说，这些国有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中流失的。

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比如，一个民营企业要在银行贷一笔款。假设从项目本身来说，这个贷款风险很小，银行是应该贷给他的。但在现实中，要真正贷到这笔款，有时候又需要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行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的行为是趋利还是避害？从本应该按正常程序就可以得到贷款的角度说，这是一种避害，即避开了应得到贷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对那些应该得到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却得不到贷款而言，这又具有趋利的含义。其实，非制度化生存环境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这时候问题的是非可能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能找到谁来疏通和解决问题。从逻辑上来说，趋利与避害越是交织在一起，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与这种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三、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涵义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由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群所组成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富人所组成的强势群体。而且，由于市场转型本身的不规范，财富积累过程明显地带有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素。有人将其称之为财富的“原罪”。而社会对这种财富积累过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新的产权关系的出现，改革前不曾存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因此，如何处理穷人与富人、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背后，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同。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在于，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制度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四、构建利益均衡的具体机制

就目前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近些年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议论主题，这说明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格外关注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二十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在２００３年，全国共入库税款二万零四百六十一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同期的GDP增长预计为百分之八点五，因此税负远远高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达百分之十七点六左右，比前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做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年至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十二年间增长了七点三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国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三千元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一百亿元，失业保险费只有一百九十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影响研究 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影响,评价指标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大幅度发展的同时, 农业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农民生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水平的高低, 农业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 作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力量, 我国农村固有的限制使得农民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 素质水平较低, 自然, 农村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为了改变该现状, 合作社应声而起, 这种新型的农业组织以其固有的形式与特点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我国农村的发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它的专业性也使广大农民享受到了空前的福利。

二、合作社的社会影响

基于农户的角度, 我们可以分析出社会影响即为农户利益最大化, 并可以细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 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

受当今全球化的潮流影响, 团结是提升综合实力的一大法宝, 单打独斗也已经不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组织化的程度越高, 竞争中的优势相对越大。单个农民进行交易时, 通常自身的利益会被最大限度地榨取, 由于势单力薄, 农民虽然不满, 但是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而随着合作社渐渐地展现出自身的优势, 广大农民发现, 若将他们的资源 (人力、物力、财力) 聚集到一起, 以整体的形式进行交易的话, 他们的地位由原先的不平等转换为了现在的平等, 与大企业的交易过程中, 由于资源丰富, 也有了较大的资本能够讨价还价。

(二) 降低农户的交易费用

农户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并保障农户产权的费用, 在寻找并讨论确定与之交易的对象时的花费, 降低最终交易价格的费用, 交易双方最终签订合同的各种费用, 违法时被罚款的费用, 以及使自己的品牌更加完善的宣传维护费用。首先, 合作社将各人所拥有的资源整合到一起, 以集体的方式参与交易, 所有的交易都实行同一套标准、规则, 省去了各个农户单独交易的费用, 减少了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其次, 农户在谈判中不再处于劣势, 而是处于主动地位, 在双方商定交易价格时, 我们可以以自身的优势为筹码, 避免降价。

(三) 降低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

普通的交易必定是有风险的, 农民由于自身条件的劣势, 风险比其他人要大得多, 而农民合作社会将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少。总结一下, 主要为以下几点, 第一, 减少了技术方面的风险。农民将自身的财力物力集合到一起, 大大促进了新科技、新产品的出现, 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人才也不会大量流失, 在技术上, 保证了最先进的产品能够一直存在。第二, 减少了面对自然灾害所遭受的风险, 自然灾害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 农民想要完全躲避这种风险是不可能的, 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将农民集合到一起的方式, 把单个农户所面对的风险转换为集体的风险, 每个农民分摊到的风险必定比原来少了很多。第三, 减少了市场风险。目前的市场条件大多是不对称市场, 农民不能获取到最完整的信息, 而如果农民以整体的力量参与到交易中, 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会很大, 这样也可以避免农民获取不到信息的劣势, 这种市场风险也很好的减少了。

三、合作社社会影响的评价指标

我们将评价社会绩效的指标即社会影响指标分成三个:合作社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 合作社在交易活动中降低的交易费用数以及农民在合作社中所面对的风险, 这是目标层。而合作社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是否主动, 主要看农产品的价格是否低于市场价格, 若农产品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则说明交易对合作社来说是不利的。而合作社在交易中是否降低了交易费用主要通过交易活动中所花的中间费用数来确定。另外, 想要评判农民在合作社中是否降低了风险, 我们需要看农民在合作社中赚取的收益是否比以前高了, 是否稳定。

四、合作社社会影响的不足

(一) 社员整体素质偏低

农业合作社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自身的素质, 但是结合中国的大环境和中国整体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 社员的整体素质很难提高。对比其他机构, 农村合作社相对来说会比较封闭, 他们的综合品质和素质将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效益, 同时也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如果合作社的负责人不能真正的意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质, 不能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合作本身的利益, 那么负责人就不能正确引导当地经济, 同时也不能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这样下去就会恶性循环, 一方面不能切实帮助和支撑农村合作社, 另一方面也忽略了环境的重要性。

(二) 合作社的综合实力不强

综合实力不强。对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合作社的综合能力不强, 综合实力体现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上, 单单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规模, 扩大范围, 提升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情况下, 软实力的不足显现的更加明显, 如有的合作社虽然因为扩大了规模而在短时间的经营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但却没有重视生产对于社会与当地环境的影响, 这对其长远的发展是存在潜在隐患的;再或者, 有些合作社, 对于环境很重视, 出发点对了, 但是在经营效益方面却不尽如意, 往往落后于一些为了效益牺牲环境的合作社, 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 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三点上, 我国的绝大部分合作社没有找到平衡点, 只是重视了其中的某一方面, 这就导致了合作社普遍的竞争力较差, 综合能力不强。

(三) 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较大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政府的依赖从现如今中国的发展格局下来看还是很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依靠了政府的拨款以及农经等相关部门的财政支持才得以继续发展, 这种较强的依赖关系只能说明两点, 第一是政府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足够的重视, 没有正确的指引。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真正了解到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需要所在, 总是盲目的以拨款的方式资助合作社, 这样不仅虚增了农业增长值, 同时也违背了政府扶持合作社的初衷。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合作社自身不能立足发展, 不能开拓创新, 扩大经营渠道, 错误的政府导向导致了错误的合作社发展思路。

五、提高合作社社会影响的措施

(一) 建立合作社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尤其是社会影响评价

首先, 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尤其是社会影响评价。我们想要合作社在与其他外国品牌的竞争中保持优势需要做到全方位的发展, 这样才能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所以说这就需要一套必要且专门为农民合作社设立的绩效评价系统。在衡量合作社的发展优劣中, 我们需要通过完善的系统来做出评价,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的顺应市场的发展和市场需求, 在弥补合作社自身缺陷的同时对不足作出改善和改良。

(二) 加强自身综合竞争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不断内外结合以加强自身综合竞争力。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归根结底是需要依靠自身的实力来谋求发展, 发展少不了有效的管理, 合作社的发展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 并且加上自己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创造出属于合作社自身品牌或者是深加工企业, 扩大合作社在市场的竞争力和知名度, 逐渐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合作社的综合实力不仅仅表现在其经济效能上, 同时还体现在其对社会的外延贡献上。合作社要利用自身优势, 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 更多的是遵循绿色的生产规律, 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绿色生产。

(三) 培养自身的营销能力

培养自身的营销能力, 这对合作社以后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企业中, 不仅要追求现时利益的最大化, 还要增加品牌的影响能力, 使消费者能够对品牌产生依赖性, 增加发展的厚度。而在合作社中, 打造出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对于合作社的发展是有利无弊的, 具体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的营销网络体系, 塑造出自身良好的品牌形象, 让广大农民放心地参与到合作社的工作中, 也提高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牌忠诚度。

总体来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朝阳事业, 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历史悠久, 并且发展方向和势头都正确。在合作社的发展中, 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合作社, 但是它为合作社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并且给予了扶持和帮助, 这使得合作社的发展环境更为宽松, 有了社会四面八方人士和机构的帮助, 合作社在我国必定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及问题[J].经济学家, 2004, (06) :101-109.

[2]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 2008, (11) :4-7.

[3]梅付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绩效评价[J].科技信息, 2009, (21) :9-10.

[4]王立平, 张娜, 黄志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评价研究[J].农村经营管理, 2008, (03) :124-126.

合作社会 篇8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冷明权, 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张鸣, 孙艳红.政府的作为与民间社会的成长[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合作社会 篇9

一、精心组织, 创建小组

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打破了过去那种全体学习面向黑板, 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的束缚, 几个学生围坐在一起, 面对面地合作交流、实践、操作。这种学习方式符合学生心理特点, 学生愿意接受, 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因此, 做好“组织”工作是有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重要前提。

首先, 我根据学生的能力特点和个性特点划分小组, 一般是4人或5人为一小组, 组内进行分工, 有组长、记录、汇报、动手操作等。课堂每一小组进行评比, 表扬先进的小组, 这样强化了同学的协作意识, 加强了小组的竞争意识, 使小组协作变得更加有效。小组合作学习还体现出每个学习者的成功有赖于他人的成功。

其次, 小组内各位同学的职责要定时互换, 还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使学生全面发展。角色的互换还可以使小组获得更多的知识, 每一成员都希望自己的小组成为最好的小组, 而更加努力地学习, 最终使全班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我所任教的三个班级的小组合作学习基本上能够顺利进行。

二、优选内容, 共享资源

如何使小组合作学习不流于形式, 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呢?我认为选择活动的内容和确定讨论的题目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 把握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 并深入了解学生的生活实际,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一) 相互协作, 共同探索新课题

社会知识点多, 不可能一一介绍, 学生也一样不可能一一掌握, 而在小组协作的探索中, 他们印象更深刻。比如在学习七年级《社会与历史》中的[ 自由:在规则中拥有]时, 选择其中图7—26《欧洲交通故障的事件》为例, 这时小组每个成员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交流, 得出结论: (1) 如果不按照规则行事, 人们的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危及生命, 自由更无从谈起; (2) 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3) 学校规章制度是我们学习的保障; (4) 遵守班规, 是我们学习的保证。通过讨论使学生真正理解了“自由与规则”之间的关系, 效果比老师讲解要好得多。

(二) 集思广益, 激发创造力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创造是发展的灵魂。在教学中, 我注重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同时激发学生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激发每个人的创造能力。例如, 在学习大众传媒的影响时, 选择起主导作用的传媒方式之一的是电视, 电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害处多还是好处多?问题一出小组就展开热烈讨论, 得到大致二种观点: (1) 正方观点:电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好处多; (2) 反方观点:电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害处多。看来观点难以统一, 干脆我们现场组织一个辩论赛, 可以推荐3~4位能说会道的同学为主辩手, 其他组员递建议条。正方说: (1) 电视才是现代人更迅速、更方便了解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 (2) 每次政治考试时都有时事新闻; (3) 电视更具有形象、快速的特点, 它在与世界同步等等。反方说: (1) 电视容易造成同学近视, 很多同学戴眼镜就是最好的例子; (2) 电视对学生学习和生活影响大, 分散我们的学习精力; (3) 由于青少年心理和思想不成熟, 没有很强的自制力, 对不良的内容难以制止等等。双方拒理力争, 所谓“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表现不错。通过这样的学习, 他们不但愉快地了解和掌握了知识, 更学会了创新与探索。

三、明确要求, 自主学习

在每项小组活动之前, 教师必须明确提出本次活动的内容和要求, 让学生知道要干什么, 并且要求学生认真听清楚要求之后才能开始活动, 不然就会造成有的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只听见了一部分, 或者根本什么都没听清楚就开始讨论, 影响合作学习的效果。比如学习“消费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时, 先让学生自己读懂题目意思, 然后要求他们环绕“消费者合法权益受侵后, 采取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讨论。让学生有目的地开展活动。

协作不仅是小组内, 更是全班, 教学中组织全班汇总研究结果, 共享小组的成果, 各小组既是竞争对手, 也是合作伙伴。各小组的答案五花八门, 但殊途同归, 都完成了任务, 体会到了全班协同的乐趣。

四、及时指导, 团结协作

在小组活动期间, 教师要认真重视, 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导, 如有的学生参与不够积极;有的学生合作不够友好;有的学生发言声音太大而影响到了其他组的同学;还有的学生遇到和自己不同的观点就和别人争吵。 教师就给以具体指导, 教他们如何与别人沟通:“你可以这样说, 我与你的观点不同, 我是这样想的…… ” 或者说:“我帮你补充一下……” 或者说:“我们共同分析一下……” 为了培养学生友好合作, 在活动中我有意安排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如在写出消费者在被侵权后维权的途径时, 我给他们准备一小叠纸。操作时我注意观察每个人的表现, 发现有的小组在活动时不仅秩序乱而且任务完成得不好, 但也有几个组表现得很好, 任务也完成得非常出色。这时, 我就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并让表现好的小组说一说他们是怎样合作的, 从而培养学生与他人友好合作的精神。

在合作学习中, 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由“教”变成“导”, 由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中心的主体者转变到如今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导者、启发者、帮助者和促进者。这时特别需要教师答疑、指明方向。学生是合作学习的主体, 教师在学习中处于主导地位, 指导学生的各项学习活动。教师交给学生的是知识钥匙, 让学生自己打开知识宝库, 在知识海洋中翱翔。

五、总结评价, 小组协作

每次小组活动之后, 教师及时对小组讨论的结果作一个简单归纳, 对于正确的加以肯定, 加深学生印象;对于错误的, 给予否认指正;对于疑问的, 可以拓展为全班交流, 使学生思维得到充分发展。同时, 对小组的活动情况及时进行评价, 主要从参与是否积极, 全体是否友好, 工作是否认真负责等方面进行, 目的是让每个学生了解自己在小组活动中的表现。还可以在组与组之间进行评比, 看一看哪个小组的活动表现得最好, 哪个小组的同学最积极主动、团结友好。表现好的小组和个人, 常常被评为优秀小组和优秀者。

六、分析利弊, 合理利用

(一) 合作学习的优点

1.对学生。

A, 在合作学习的情景之下, 人际交往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B、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C、有利于克服学习不良情绪如焦虑、散漫等;D、有利于增强责任心、竞争意识和时间概念。

2.对小组。

创造与传统教学不同的学习气氛, 产生一种群体气氛, 充分发挥群体动力和集体合作的协同效应, 反映在不同小组有不同风格、讨论习惯等。

3.对教师。

对学生的向导作用更为灵活, 不局限于传统讲授的固定模式, 需要根据学生的进程情况, 灵活采用辅导策略和方式, 有利于教师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4.对学生资源和环境。

学习资源被充分、高效利用, 包括教材、图书馆、网络资源、人际资源。小组成员间各自有寻找学习资料的圈子了, 大家分享这些学习资料, 扩大了每人的接触面。自己去找的时候发现只找到一部分资料, 但当大家的资料汇总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发现各方面都比较齐全了。成员间分享的资料都是经过个人过滤和提炼的, 这就缩短了寻找资料的时间, 提高了学习效率。

(二) 合作学习的缺点

1.对于学生。

在“同沉同浮”的合作学习过程中, 小组成员容易产生依赖思想, 过于依赖组长或其他人的想法、思路, “随大流”的现象时有存在, 不利于个性的形成。

2.对小组。

小组进程不易控制, 小组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影响小组正常速度, 为了赶进度而影响了最后讨论总结的质量。小组成员的共同时间不容易协调, 影响小组学习效率。

3.对教师。

由于关注小组学习的整体情况, 教师对每位学生的协作学习情况未必都清楚, 不能给需要帮助的学生及时提供指导帮助, 教师对学生的反馈、评价不容易操作。

4.对学习资源和环境。

合作社会 篇10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冲击,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兴起。近20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以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十分迅速。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年初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更是已达1300个左右,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中外合作分类及资金紧张原因

中外合作办学,按教学机构的性质来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它是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法人实体,该类学校目前全国仅3所(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北师大-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另一类非独立设置的办学机构,包括二级学院和合作办学项目,它们从属于一级学院(综合性大学)。

在办学内容上,这两种性质的学校基本相同。在资源利用上,非独立设置的办学机构都可以利用到一级学院很多现成的资源,如教学场地、图书馆、学生宿舍、招生渠道和教职员工等,需要一次性投入大笔资金的项目相对较少(可租用);但是对于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校而言,由于是新成立的法人实体,百业待兴,基建项目很多,资金需求庞大,如果双方股东学校实力不雄厚或不愿进行大额投资,很容易导致办学资金短缺,从而制约学校的正常教学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因公立大学本身资金有限,其能向所属单位-中外合作高校的投资就会更少,而对于合作办学的外方学校来说,选择在海外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合作办学,存在很大风险,他们一般采取谨慎态度,只是投入少量货币资金。所以大部分合作大学在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则多是通过收取学费来支撑,学费只能解决日常教学开支,但无法继续改善办学条件和支持学校扩大发展。

据笔者了解,在实际运作中,大多数外方则以师资、课程和其他无形资产为投资进行合作,即便有货币资金投入,投资额也只占很小比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6.5亿元投资额中,外方只有5000万元的现金投资);中方则以教学场地、设备、学校品牌和一部分流动资金投资。在前期投资过后,双方均显现资金困难,学校可持续发展资金后劲严重不足。筹集足够的资金维持学校的继续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成为中外合作学校的头等大事。

三、中外合作高校筹资渠道虽多,社会募捐最具潜力

纵观世界各国高校的融资渠道,其一般包括政府拨款、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收入、校产经营收入以及银行贷款等。但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言,其实真正发挥作用却只有学费收入和社会捐赠这两项。首先,因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拨款还是相当紧张的,中外合作大学根本上不可能奢望获取政府财政资助;其次,中外合作大学创办的时间一般都不长,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收入,甚至于其校产经营收入也是微不足道。中外合作大学在前期依靠合作办学方投入的资金建立起来或基本建成后,其日常运作和后续发展所需资金来源基本只有学费收入。第三,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提高收费标准又涉及到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的稳定与教育的公平性,因此学费增长并不能永无止境。最后是银行贷款。由于高校债务风波频发,目前国家已收缩向大学项目融资的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筹资之路变得更为艰难。所以,社会捐赠成为中外合作高校继学费之后,筹集社会资金办学的又一新型渠道。

四、社会募捐的可行性和作用

高校社会捐赠是指高校获得社会各方(包括国内外)为支持教育事业所自愿赠予的财产,并对其进行管理和使用的行为。社会捐赠在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着悠久历史。如哈佛大学的成立就是由哈佛(John Harvard)所捐赠的300卷文书资料和800镑捐款开始的。举世闻名的耶鲁、芝加哥等大学的创立与兴盛无不与来自美国社会的志愿捐赠密切相关。在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捐赠已成为许多大学筹集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之一。2005年,美国大学获得至少265亿美元的捐款,创下历史新高。

中外合作高校一般为国外较著名的学府与中国重点名校合作创办,可谓“强强联合”。拥有国内外知名大学背景的中外合作高校更应该将社会募捐视为解决学校发展所需资金平颈的重要渠道。社会募捐是国际上筹集教育资金的通行做法,其历史由来已久,为社会各方面所普遍接受。作为合作办学者的外方一般知名度很高,校友遍及世界各地,且大都成为社会栋梁或行业佼佼者,只要公关拓展得当,募捐一定会大有收获。同样道理,合作中方高校虽然在国际上也许没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内基本上还是家喻户晓的,其获取国内捐赠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学都认识到社会捐赠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纷纷成立募捐机构筹措办学经费,而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例如,2007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接受单位和个人捐款1.37亿人民币,其中最大两笔为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各1000万元人民币。

社会募捐能实现捐赠者和学校的双赢。与基础教育不同,对高等教育捐赠具有扶强性质,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通过捐赠,捐赠者个人实现了“给予的自由”,提高了社会地位,赢得了别人的高度评价和社会的认同感;就企业捐赠者而言,其捐赠行为不仅回报了社会,还与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如科研、教学和人才合作等,扩大企业知名度,创造更多的利润。最后,捐赠者个人或企业分别获得了政府给予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起到减税作用。这样,通过捐赠高校募集到了其滚动发展的大笔资金,个人和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其精神(名誉)和物质价值,社会捐赠使学校和捐赠者达到双赢的结局。

五、影响中外合作高校社会募捐效果的主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高校纷纷成立校董会、校友会、基金会或发展委员会等高校募捐机构(规模较大的有清华基金会、北大基金会等),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募捐成绩。但是,我国高校募捐效果并不理想,突出表现在募捐金额少、所占比例低和直接参与资本市场增值不够等。造成我国高校募捐效果不良的因素众多。然而对于一所新创办中外合作高校而言,其社会募捐效果不好的原因既有一般高校的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有鉴于此,笔者将偏重于影响中外合作高校的特殊因素、关键因素进行探讨,以便为推动我国中外合作高校社会募捐事业提供些许帮助。

1、政策法规不够完善

从1993年开始,国家先后出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多部法规,规定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支持教育事业发展。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也为高校捐赠事业发展带来了便利。上述法律、条例的制订虽然为高校社会捐赠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总的感觉免税的条件太苛刻,优惠不够,没有充分发挥免税政策的激励作用。例如税法中对免税的条件规定:必须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捐赠、捐赠支出只有部分能在所得税前扣除、限定捐赠优惠的领域。等等。笔者认为,教育事业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捐赠能够减低政府运作和管理的成本,因而对社会捐赠应全额免税,积极鼓励。只有对社会捐赠免税,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和开拓资源渠道,并符合经济政策的社会导向。

外汇管理措施不到位。中外合作高校募集社会捐赠,必然有一部分善款来自境外。现有法规《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事业单位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办法》及《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对民办学校、中外合作高校的外汇收支并无明确规定。即便是对于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事业单位的有些规定也显得滞后,跟不上现实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外汇政策的需求。这样必将阻滞中外合作高校募集海外捐款发展。

2、机构不健全和从业人员资质不高

提高社会捐赠成功率,离不开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有效参与。社会捐赠不是一种简单的活动,它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选择适当的方式,科学募集资金,它涉及到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社会学、营销学、广告学、法律等多学科领域。据笔者了解,国内许多公立、民办大学都没有专职筹款机构,只是附属于校董会、校长办公室或学校发展事务处的一部分职能;负责募捐和管理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或者非专业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化系统培训,而且可能外语水平也不过关,不能与国内外潜在认捐者顺利沟通。这样,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募捐目标的实现。

3、对外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学校的形象和发展规划是影响募捐成功的重要条件。中外合作大学创的办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国内、国际上都没有什么知名度,有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所学校存在。这就需要学校制定整体宣传推广计划,加大宣传力度。在美国,获得巨额捐赠的大学多是名气非常大的学校,这是因为捐赠者大都喜欢锦上添花,且希望借捐赠来得到一些名气,所以越是办学成绩好、名声越大的高校越容易得到捐赠;另外,每一位捐款人都会关心捐赠对象未来的发展前景,学校只有提出完善的发展报告以告诉捐赠者学校需要他的捐赠,且学校必须证明有能力善用捐赠者的捐款,如此才能打动捐赠者,因此,良好的沟通和宣传是募捐成功的重要因素。

4、捐赠后期管理不规范

募捐日常管理水平不够高,各高校募捐管理工作缺乏统一的长久的领导和协调,很难对募捐以后的资产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很难让捐赠者动心,让捐赠者放心,让捐赠者有信心。例如,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校对捐赠者的无指定用途捐赠的使用不够规范,或对有指定用途的捐赠不按捐赠者的要求使用,且不向捐赠者提供捐赠资金使用的说明书或财务报告。这种募捐资金使用管理上的混乱状况,严重挫伤了捐赠者的积极性,以至于出现捐款人要专门雇人跟踪到基层,看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到实处的现象。可见,这种捐赠后期管理上的不规范,也构成了妨碍我国教育募捐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

六、促进中外合作高校社会募捐效果提升的举措

1、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倾斜性优惠政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希望之所在。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出社会自然人和单位法人捐赠教育比其他行业更为优惠的倾斜性税收政策,甚至是全免税政策,建立高校社会捐赠的激励与补偿机制,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社会募捐气氛,广泛吸引国内外有志于捐赠教育事业的爱心人士,积极倡导和推动高校社会捐赠事业的发展。

针对《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事业单位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办法》及《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的范围太窄、适应性太差的情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教育发展新形势,充分考虑民办院校、独立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特点,及时更新有关外汇管理政策,并对合作办学外方投入外币资金、包括捐赠在内外汇收入留存管理、对外支付用汇等做出明确适当规范,以便更好指导这些学校日常外汇收支工作。

2、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工作团队职业化建设

社会募捐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工作,需要职业化的队伍。中外合作高校应当成立相对独立的专职募捐机构,招聘具有专门技术的工作人员,实行专业化管理。如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是独立的管理机构,以常务副校长为首的理事会是该机构的领导机构,基金会理事会日常事务由秘书处负责,秘书处下设四个机构:行政部、业务部、校友联络部、财务部,负责校内含奖学金在内的所有基金的管理。同时,要加强募捐队伍的培训工作,提高募捐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以及专业技能水平包括外语水平,以保障中外合作高校社会募捐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3、依托母校优势,加大力度宣传学校和招募项目

前已述及,中外合作高校一般为国内外两所著名大学的“强强联合”,其国内外母校都具有悠久历史、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广泛人脉关系。中外合作高校可以籍此树立自身形象,提升学校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募捐范围和战果。一般来说,企业、个人比较偏好有针对性的捐赠活动,希望公开需求方和需捐赠项目,如贫困学生、重点学科、重点科研项目、基建项目等,让捐赠方自由选择资助对象。学校应据此做好相应宣传和引导工作。同时,高校还要宣传社会捐赠程序、捐赠优惠政策以及捐赠的进展情况工作,促使其健康顺畅发展。

4、规范捐赠后期管理,维护双方权益

捐赠资金管理混乱影响高校社会募捐的发展,所以必须强化募捐资金后期管理,增加透明度。首先,社会捐赠必须依据相关法律和国家公益捐赠政策,制定适合本校的教育募捐政策,以保证捐赠双方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特别要保护捐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双方下次更好的合作。其次,要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基金管理,严格管理制度,定期向有关人员发布财务报表和资金使用说明,确保高校社会捐赠管理的透明化,公开化,科学化。第三,要使募捐的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才能不断增加募捐资金规模。中外合作高校可以依据2004年6月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并效仿国外大学基金会管理模式,促使本校社会捐赠资金管理跃上一个新台阶。

总之,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走向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根据高等教育行业的普遍规律和世界各国的现状,办学经费紧张将会长期存在,中外合作高校也不例外。因此社会募捐将成为中外合作高校继学费收入之后,又一项重要新型筹资渠道,且目前这个渠道,无论是国内公立大学、民办院校还中外合作高校都开发较少,尚属起步阶段,因此是一个大有潜力可为“朝阳”筹资渠道。只要中外合作高校统筹规划,精心组织,政府相关配套政策及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中外合作高校的社会募捐事业一定会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刘微.展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国教育报.2006年2月5日第003版

[2]笔者2006年12月考察宁波诺丁汉大学获悉

[3]张继蓉,陈娟.美国高校募款机制及对我国高校筹资的启示.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下)

[4]彭清平.对高校募捐筹资若干问题的思考.教育、科研.2007.NO18

[5]2007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赠一览表.浙大基金会网站.2008-12-19

[6]罗公利,李祖怀.试论高校的社会捐赠[J].东岳文丛.2005.(6):200-201

合作社会 篇11

摘要：信任是企业组织合作的基础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组织要形成合作信任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培育和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需要跳出传统封闭化的思路全面走向网络化的思维模式。在社会网络的全新视角下，文章通过对企业组织间信任产生和生成的分析，找到影响信任生成的主要因素，并针对不同依赖程度的合作关系，分别提出有效的信任培育机制。

关键词：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社会网络；信任培育

一、信任的界定

对于信任的定义。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学者们多出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信任作某个方面的规定或限制。Deusteh将信任理解为“信任方对被信任方采取合意行动可能性的信念和预期”。Sabel认为，“信任就是合作各方相信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利用另一方的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Boon＆Holmes认为“信任是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为尊重他方而对其动机的积极预期”。而Hardin则基于理性选择的思考将信任看作一种暗含利益的表达，就某一具体事件而言，之所以一方信任另一方为其利益行事，是由于另一方的利益已经暗含在这一方的利益当中。在这里，本文采纳Boon＆Holmes的定义，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主观上的预期，这种预期指向未来：其次，信任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至少有两个对象组成，即施信方和受信方；第三，信任发生在主观价值取舍的判断中，具有理性计算的色彩。

二、信任、企业组织合作与社会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问题总是与合作问题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两者是同构的。正如Gambetta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联系无非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合作能够独立于信任而存在：另一个则是信任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条件。而这正好说明了两者的关联度。因此，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从来都是紧密相关。John B，Cullen(2000)等曾指出。企业相互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战略联盟就是一种网络式的组织间合作模式，它区别于一般单一企业战略的标志就在于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按照Luhmann(1979)的观点。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当面对现代社会中不断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组织之间能够依靠相互合作、相互信任来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减少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合作效率，有效地降低社会网络交往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所以，信任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传统的组织理论对于信任的关注仅仅集中在封闭性的企业组织内部，而没有注意开放式的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组织的潜在影响力。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指出，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及行为结果都会受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而公司内的威权则没有想象得那么有效力”。所以，他认为交易中的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社会关系网络有关，而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因此，我们对于组织信任的研究需要从封闭的“科层”化走向网络化，由于企业组织之间以及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是资源(信息、知识、情感等)流动的渠道，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信任联结或破坏的重要载体。很难想象离开社会网络这个工具，企业组织间的信任与合作将如何维系。由此看来，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解决了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局限，并突破了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分裂，从而提供了看待组织信任的一个全新的视域与分析范式。

三、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与运行

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1)交易经验。信任度首先与交易时间的长短呈正比。Zucker(1986)认为这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这种信任模式依赖于过去交易的经验，这表明可根据对一个人过去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2)社会声誉。对于企业组织而言，社会声誉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凝结了时间对它长期的检验，因而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因此，企业声誉是组织合作信任缔结的一个重要参照。一般而言。声誉较高的企业往往能获得较高程度的信任。(3)投资规模。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出沉没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投资规模越大，锁定的可能就越大，而转移收益往往会越低，因而投资规模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标志，反映出企业组织合作关系的信任程度。(4)制度约束。将合作置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的约束之下，能够给企业组织带来较高的信任度，因为严苛的制度惩罚给，机会主义行为设置了较高的交易成本。Zucker认为促使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交易双方的社会距离，即交易跨越团体进行，而这些团体有着不同的交易预期；二是交易双方的地理距离。制度信任更容易跨越地理距离而传播开来：三是社会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交易数量，尤其是大型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交易的产生。(5)非正式关系与组织文化。企业组织成员间非正式关系也与信任度密切相关。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组织合作往往取决于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非正式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些非正式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组织合作的替代性来源，此外组织文化的背景也能促成合作者之间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

一般来说，企业组织间的合作信任度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Banley＆Hansen(1994)就根据机会主义的程度将信任划分为三种不同程度信任，即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和强式信任。在这里，半强式信任也称为“治理信任”，强式信任也称为“硬核心信任”。一般来说。在企业组织合作建立初期，控制机制在规范组织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上起着主导作用。相应于初始阶段的高控制程度，信任度就处于有限的弱式信任阶段。在企业组织合作的第二阶段，控制机制的作用逐渐减弱，组织间的相互沟通开始成为组织合作信任的维系纽带。在频繁的接触中，沟通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分歧，奠定了长期交往的合作默契，因此这时的信任是半强式的信任。当企业组织合作信任关系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信任最高程度——强式信任时，维持信任的方式就变成组织间的相互适应和文化融合。这种相互适应体现为一种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妥协，妥协的意愿反映了合作者对合作伙伴利益有所考虑，从而加强了伙伴间的情感联系。在这种高信任氛围的影响下，合作者会自觉地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

四、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培育与建构

不同企业组织的合作关系需要不同的信任培育机制，王咏丽等(2006)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浅层依赖关系中，法庭、借贷机构、信用机关等都是生成组织合作信任的有效制度安排。在这里，降低风险的措施主要是精打细算或靠威慑作用。威慑作用体现在如果受托人没有遵守规则就会

受到惩罚，如可预见的法庭判决。以及信誉的降低等。威慑作用还体现在可能中断与对方的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关系成本，如长期的损失弥补不了短期的收益等。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法律等交易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保障体系。推动成熟完善的市场运作体系的确立，从而全面为社会成员树立起一种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与制度性承诺。此外，建立和完善企业组织信任的社会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创造公平的氛围，对于构建企业组织信任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Lewis(1985)指出，在选择合作伙伴、形成合作信任以及以后的运作过程中，必须通过一套经常性的、持续的内部评估审核分析体系对每一合作伙伴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企业组织在确立合作信任之前，必须全面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伙伴，而这时一个全面公开反映企业概况和信用状况的评价体系就是最佳的参照体系。社会评价体系的确立不仅能使企业组织作出正确的合作选择，而且能够成为鞭策企业组织信誉的重要衡量标准，评价体系能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随时驱逐劣品。杜绝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而如果在深层依赖关系中，王咏丽等认为内在化是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基本策略，即受托人把委托人的偏好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内在化。时间、临近性、共享战略、共享身份、共同的激励、共同价值的谈判等都能够导致向着相似的观点、信念、价值观的方向演变，企业组织间合作要强化建立一种坦率开放的沟通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保持信息的及时共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络，加强以诚实守信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文化建设，从而有助于形成关系网络中的二次信任和基于个体义务感知的心理契约，使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由基于计算的信任转为基于认同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完善基于交易制度的信任保障体系需要注意与现阶段的我国市场体系现状相结合。李涛等(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当前处于转型经济中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更多地相信业务关系和关系网络能实际解决组织信任关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对于制度的代表——法院和政府的解决方式不予认同。因此。李涛等提出，司法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会增强适度的市场竞争提高信任程度的作用，但是，它也会降低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扩散对信任程度的贡献，由此看来，司法体系改革应当考虑到二者在维护企业间信任时的一个最优平衡。

参考文献：

1JohnB，Cul len，JeanL，Johnson，Tomoaki Sakano，Succes s through commitment and trust：The soft side 0f strategic a11lance management，Journal Of WorldBusiness，2000，35(3)：223

2Lynne G，Zucker，ProductiOn 0f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Research inOrganizational Behaviour，198 6，(1 8)：53-55

3J，B，Barney＆M，H，Hansen，Trustworthines s as aSourceof CompetniveAdvantage，StrategiesManagementJournal，1994：175-190

4J，D，Lewi s&Woigert;，Trust a s a social realny，Social forces，1985：967-985

5王咏丽，李乾文，组织模式演变的信任视角分析，生产力研究，2006，(2)：214-216

6李涛，李红，双方关系、关系网络、法院与政府：中国非国有企业间信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11)：93-94

7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甘曦之，现代企业组织模式的弊端及对策，北方经贸，2005，(4)：100-101

基金项目：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07MLB003)。

作者简介：江德兴，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良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吴荣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副教授。

合作社会 篇12

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双休日),同时实行春节、“五一”、“十一”长假;2008年又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工作时间的缩短,余暇时间的增多,经济条件的改善,必将促进群众对休闲生活方式的迫切需要,而休闲体育作为现代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必将对群众的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1]。据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没有体育设施”在居民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中,由1996年的第4位上升至2000年的第2位;在所列的体育活动点面临的7个主要问题中,“场地拥挤,得不到保证”位第2位[2]。另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080个,总面积为13. 2亿M2,已有较快的发展,但人均面积仅1. 03M2,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低收入国家[3]。我国现有的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4]。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也要努力实现社会共享。”

全国高校体育场地共有28741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3.4%,高校体育资源在教育系统中的优越性和使用的便利性是中小学校无法比拟的,作为拥有着社会巨大体育资源的系统,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服务,已被很多高校所认可。高校的体育资源也逐渐的为社会所利用,然后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合理开发利用高校的体育资源,是众多学者研究讨论的课题。本文从“校企合作”这一视角试述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化思路。

2 高校与体育服务型企业的现状分析

高校发展至今,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对于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很多高校的体育资源已经开始回馈社会,服务社会。有些高校把学校的体育资源无偿的向社会开放;有些高校则是学校自己经营,走商业化道路。然而结果却很不尽如人意,无偿开放的体育场所,体育设施遭到了损坏,而无法得到有效修复或重新购置,徒增学校自身有限的体育经费的压力。体育场所的管理人员,也因无偿的增加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强度,而牢骚满腹,工作热情骤减。而走商业化道路的高校,却也因缺乏管理、服务理念,备受社会非议。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整体上还是一种自发的低水平和低效率的运行状态,仍然处于不规范、不完善阶段[5]。

安全、管理、经费三大问题是制约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的主要矛盾,健身人员在学校活动时发生了运动伤害,管理人员的经费,场地器材的保养和设备的维护经费等等,这些是高校在对社会履行责任与义务时不得不要顾虑,因而高校的体育资源要想更好地回馈社会,为社会服务必须要有更合理的方法。

对于体育服务型企业来说,大部分企业因为企业自身实力,都是通过租赁来获取营业场所,如城市中“瑜伽馆”、“健身中心”等体育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很受的社会人士的欢迎,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但这些都是小众人群的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羽毛球、游泳等大众健身项目,在社会中却拥有着巨大的需求人口,而这些项目却不是一般体育服务公司所能经营的。因为这些大众体育运动对体育场地设施都有着一定的要求,投资巨大。且如“瑜伽馆”、“健身中心”等体育服务公司对营业场所的经营地址也要求相对较高,一般都要求在闹市区或酒店会所,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较高。还有“停车难”是当今社会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在城市的闹市区、商业街区,由为突出,因而“停车难”也成了,这类企业的经营难题。

3 校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3.1 高等院校在当地社会中的影响力是明显的,因而企业对其营业场所的广告投入可以大大减少,甚至不用为其营业场所做任何的广告宣传,而且企业会因为能与高校合作提升自身企业品牌和影响力;高等院校的体育资源不管是人力资源还是场地设施,在当地社会也是最丰富程的;还有高校的环境优雅,生活、交通设施通常也十分便利。企业与高校合作,在场地的租金上,在器材、设施的投入上,将大大的减轻,这能为企业节省出很多的运营成本。

3.2 通过调查大多数高校是有意向开放体育资源回报社会的,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如果与企业合作对学校也是十分有利的。一、学校能更加提高社会知名度、美誉度;二、学校能从企业中得到一定的佣金,丰富有限的体育经费,对于学校体育设施的更新也十分有利,因为在学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一些体育设施必然要被损坏;三、企业是具有法人的,学校可适当的规避一些风险,如人们在体育活动中遇到的一些运动伤害,学校可以在合作之前与企业签订一些法律条款以规避不必要的麻烦;四、企业尤其自身的优势,如他们的商业运作、他们的管理模式。

3.3 人民群众对体育运动的需要是广泛的,然而在时间上基本上都在余暇时间,如早晨、傍晚或节假日。这些时间也恰恰是高校体育的闲置期,大多数的高校在早晨或晚上不安排体育课,这就为“校企合作”在时间上创造了条件。

3.4 日本:“学校体育设施必须对外开放,并对从事社会志愿性活动的民间非营利团体以法人资格,并支援其活动,使社区体育俱乐部以非营利法人身份进行运营活动成为了可能,促进了学校对社区体育开放的进展”;英国:1988年就通过立法允许学校体育设施可以进行自由租赁。

杭州一个体育经纪公司,主要以学生考试培训和各类如篮球、网球、羽毛球、游泳等体育项目的夏令营为主要经营手段,依托高校体育资源进行培训。仅初中学生的中考体育培训及夏令营活动,从人数上看(表1)每年人数都有快速增长,近年来参加该公司培训的人数近18000人,说明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一般体育经纪公司是无法提供有效的场地的,所以通过与高校合作是满足社会需求,帮助企业成长的一个良策。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体育资源的“校企合作”开展,在“发展节约型社会”,降低减少社会的重复投入的前提下,对缓解社会体育资源匮乏有一定帮助。对高校而言,也是体现了其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并且在合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以体养体”为学校体育设施的更好更快更新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能提升教师的业务素质。对企业来说,他的利益更显而易见。应该来说体育资源的“校企合作”对社会、对高校、对企业都是共赢的。

4.2 建议

1.体育资源的“校企合作”需要正确的引导,最好有地方政府部门法规政策的支持。

2.在“校企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或风险承担必须在“合作”前以书面形式约定,避免以后发生状况时的推诿扯皮。

3.在“合作”中,学校和企业必须保障学生利益,也只有在不损害学生利益为前提条件下开展“校企合作”。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及《全民健身计划》卓有成效的实施与开展,使体育人口迅速增加,社会体育资源的匮乏也明显的显现出来。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与社会体育资源的匮乏已成了社会的一个矛盾。如何缓解这一矛盾,在“发展节约型社会”,减少社会的重复投入,开发新的体育资源为社会利用,为社会大众服务,成了比较热门的课题。

关键词：校企合作,大学,体育资源

参考文献

[1]张明英.我国休闲体育发展前景闭[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3):64-67.

[2]黄健,谢忠萍.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构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0(9):94-96.

[3]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EB/OL].

[4]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大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投入,拉大内需、促进就业的研究报告[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