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嵌入(通用7篇)
城市嵌入 篇1
文化是一个范畴非常广的概念,在中国情境下,经济主体的文化嵌入离不开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维约束。历史上, 中国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及市场经济都长期受圈子文化、面子文化、关系文化、朴素义利观、人情信用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经济主体也从来没有完全独立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而独立运作,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系统中的主体和对象一直离传统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理性人有明显差距。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关系文化是由显性或潜在的规则与关系构成的,它是多个主体间长期形成的关系和秩序的集合存在。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围绕在其周边的利益相关者与其形成的关系文化也由来已久。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有密切关系的主体除了城市商业银行本身,还包括政府、企业等。 这种关系在微观视角下,是城市商业银行客户与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的关系;稍稍提升一个层次,从客户网络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客户网络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利益有直接关系;宏观层次上,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与合作企业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企关系和合作盈利关系;放在历史长河中和中国大文化背景下,这两种关系就是中国情境下的政商文化与共赢文化。
1中国情景下的政商文化与共赢文化
1.1中国情境下的政商文化
关系文化曾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集团维系信用体系的关键要素。 政府和企业两个经济主体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商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影响着经济主体。健康的政商关系是政策决策层与企业对象的良好沟通关系,是和谐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是顶层设计与微观主体的关系。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嵌入在政商关系文化之中。也就是说,没有企业不存在于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之下,也没有企业不与政府打交道,不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国情景下的政商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在各地都有所差异,同时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政商关系。 在中国政治环境下,政府的政绩需求较大,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市场经济体改革仍处在不断深化之中,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大程度上政府仍对企业,尤其是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经营活动具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企业嵌入与中国情境下的政商文化之中,不仅会影响自身的经济活动,也会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构成一定影响。 对特定的企业而言,比如城市商业银行,中国情境下的政商文化突出表现出更多的地域性特点,地方政府与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的发酵和沉淀,已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或规则,城市商业银行就嵌入在这种关系文化之中,并受其影响。
1.2中国情境下的共赢文化
市场经济是以交换和交易为核心活动的经济体制,其背后的关键基础是交易双方或多方都有利益所得,否则只要有一方利益受损,这种交易就无法持续下去。这就是经济主体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文化,即共赢文化。在国际层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世界的霸主,其在很大程度上执行的是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思维、我赢你输的战略价值观。随着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多个领域和层面推行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外交观、开放观、经济合作观等。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战略等。
在企业层面,中国情境下的共赢文化突出体现为“有钱一起赚”“共生”“联盟”等经营思维上。为实现共赢,企业间可分享资源、 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分享收益。在企业资源中,客户资源与信息、 资金、项目等资源一样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在共赢利益驱使下,企业分享客户资源会为实现共赢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共赢文化是与市场经济一样,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同时也是经济主体必然嵌入的文化。在中国情境下的共赢文化中,以分享客户资源为基础的交叉销售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国际上, 银行与保险、理财等企业之间的交叉销售由来已久。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交叉销售文化又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和地域特点。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客户资源既作为共赢文化驱使下被分享的客体,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网络也嵌入于共赢文化的具体化,即交叉销售文化之中。
城市商业银行的相关利益者主要有政府、企业、客户等,这些主体间存在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文化。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其与外围主体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秩序和规则,渗透、影响并成为其客户网络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文化嵌入。本文主要选取地方政府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关系文化,即地方政银文化,以及可带来共享客户资源的交叉销售文化,来考察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文化嵌入机理。
2地方政银文化的形成背景与嵌入机理
2.1地方政银文化的形成背景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为政府通过指令性或指导性的政策措施和机制设置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形成了惯性和基础,至今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在一定程度上以新的形式存在着,以至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政企文化,其对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目前,政企文化或者说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政府为了出政绩或实现某一经济战略目标,通过相关政策(财政、货币、产业等)或直接指令性安排(通过国资委、组织部门(人事安排)、 股权安排、行业协会、金融行业监管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等),来鼓励、引导或调整相关企业的经营、投资甚至发展方向,从而达到政府调控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目的。
地方政府与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一种有特点的政企文化,可称其为“地方政银文化”。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基础。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产生过程来看,在城市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各阶段,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银监会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东由当地企业、地方财政、城市居民和个体工商户构成。 城市居民和个体工商户的入股资本一般不多,这样一来,城市商业银行从产生之初,地方政府就成为了其最大股东。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股份中一般占30% 的股份。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来看,城市信用社改组为城市商业银行之后,原有的管理机制、风控机制等问题仍然存在,再加上城市商业银行在人员、不良资产上有一定的历史包袱,这使得城市商业银行一直没能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轻装上阵。监管部门经过与地方政府、城市商业银行研究,决定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向城市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资产置换等方式,来解决不良贷款率等问题。 正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得到了有效地降低。
2.2地方政银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机理分析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地方政府控股城市商业银行是在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信用社向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然选择,而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控股并干预城市商业银行已成为了地方政府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最终,这种地方政银文化逐渐渗透并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网络。分阶段来看,地方政银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过程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政绩需求、政府干预、客户网络影响。
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是其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动机,也是地方政银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原动力。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以追求更好的政绩为最高施政目标。地方政府在促进投资上的政绩需求一直非常强烈。要实现大规模的投资,就离不开金融支持,就必须掌控银行资金资源,必须通过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使其对政府需要发展的领域和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资金来源渠道受限使地方政府干预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权的无耐选择和主要途径。在1994年的财税分权体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被大幅减弱了。在国有商业银行、财政资金和自发地方债都资金来源渠道都受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拥有较强控制权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解决大量的融资需求。
地方政府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方式有控制董事会、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引导政府系资金存款,进而会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客户、存款客户及股东的选择,最终影响客户网络的形态。
首先,地方政府要干预城市商业银行,就必须控制董事会,影响股东成员的业务行为。地方政府一般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不仅在董事会会议中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而且拥有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权,拥有任命董事长及派遣相关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控制董事会之后,地方政府就很大程度上可操控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东选择及其股权比例。
其次,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向。地方政府控制城市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控制其贷款流向和贷款规模。受地方政府控制又主要承担地方经济开发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成为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重要贷款对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机构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发起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包括建设投资公司、 投资开发公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等公司)。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流向,就为城市商业银行创造了一大批融资平台类贷款客户,而且这些客户在城市商业银行整个客户网络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最后,地方政府通过协调政府系资金来引导城市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除了干预贷款资金流向,作为主要股东的地方政府还有义务为城市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创造资金来源。地方财政的资金或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资金,在地方政府的提倡和引导下以城市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存款银行。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存款客户是财政局(包括各区县)、经费核算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包括各区县)、社保局,以及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的资产管理公司、各大保险公司等。地方政府通过积极推动政府资金存入城市商业银行,也为城市商业银行创造了一批重要的存款客户。
3城市商业银行的交叉销售文化形成背景与嵌入机理
3.1交叉销售文化形成背景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边界更加模糊和善变,政府、客户、公众、上下游企业等利益相关者都可能通过一定形式嵌入企业管理和运营机制领域,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决策。企业营销的对象,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或客户,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同时,不同企业之间,可相互成为对方客户,企业各自原有的客户也可称为对方企业的客户。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成熟的背景下,共享客户资源越来越成为可能,越来越方便,越来越能够给相互合作的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因此,在相互成为客户关系或伙伴关系的企业之间,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了针对对方客户的交叉销售活动。这种交叉销售,本质上是一种企业间共享客户资源的关系,久而久之,这种关系演变成了一种嵌入双方企业客户网络的文化,对每个企业的客户网络形态都形成了一定影响。
广义上来讲,交叉销售文化是一种具有共赢文化性质的营销哲学,通过共享资源来开展营销,服务市场,赢得顾客,分享收益。这些资源可是自己现有的、正在开发的和即将开发的资源,也可是合作伙伴的资源。对商业银行而言,交叉销售文化就是一种以商业银行与客户的现有关系为基础,以相互开发对方客户的多种营销方式为载体,确立的一种商业银行与合作企业客户的共享客户资源关系。 这种共享客户资源文化或客户资源互嵌文化,逐渐向商业银行和合作企业的客户网络渗透,形成对双方客户网络形态的持续性影响。
传统的交叉销售最早发生在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借助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通过客户资源共享和销售渠道的整合,使商业银行客户成为保险产品购买者,同时保险客户通过在商业银行设立账户购买和接触到更多的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与保险的交叉销售源于欧洲法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到9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证券业、资产管理业、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除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交叉销售关系之外,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可带来派生客户资源的合作伙伴企业之间,也逐渐发展出交叉销售关系。商业银行与这些合作主体之间尽管交叉销售的产品不同,但合作的动机都是共享客户资源。随着与商业银行开展交叉销售的合作主体类型和数量越来越多,这种交叉销售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嵌入商业银行边界内外的文化,即交叉销售文化。
3.2交叉销售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机理分析
交叉销售文化在城市商业银行与合作伙伴客户之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具有一定地域性。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在城市商业银行客户中发展交叉客户时,必须关注客户的地域性及相关背景属性。同时,交叉销售文化促使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等携带客户资源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网络,这对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形成、变动及其结构特征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交叉销售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并附着在三部分客体上,具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合作企业客户原有客户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形成共享客户。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合作企业,通过与城市商业银行合作,一方面自身变为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中的客户,另一方面通过共享客户资源或交叉销售协议,如要求自有客户在指定的合作的城市商业银行开户,办理保险缴费、定期理财、股票资金、商品房贷款等,将自有的客户变成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进而会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网络规模。
合作企业客户在城市商业银行客户资源中发展新客户。根据城市商业银行与相关合作企业客户的协议,后者可取得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信息,通过对该部分客户资源的分析并实施有针对性的营销努力,合作企业客户会不断从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中发展自己的客户。这类客户原本属于城市商业银行,现在是与合作企业客户的共享客户,其在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中的交易行为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大量增加与合作企业客户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形态发生改变。
城市商业银行与合作企业客户共同开发的新客户。城市商业银行与合作企业客户共同新开发的客户,不属于双方原有的客户,但也将适用于双方已签订的客户资源共享协议或交叉销售协议。这部分客户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网络,同时也是合作企业客户派系中的成员,会接触到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和合作企业共同的、双重的或轮番的营销攻势。这类新客户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整个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另一方面也会使合作企业客户的个体网规模扩大。
4结语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其与外围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秩序和规则,渗透、影响并成为其客户网络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过程。
地方政银文化通过控制董事会、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系存款客户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交叉销售文化主要通过共享原有客户和共同发展新客户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政银文化催生了城市商业银行诸多重要的对公存贷款客户, 对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形态和特征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与合作企业客户不论通过哪种方式分享客户或发展新客户,只要合作企业本身以客户身份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就会持续地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形态和特征。
摘要:本文基于对中国情景下的政商文化与共赢文化分析,深入探讨了地方政银文化、交叉销售文化的形成背景及其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的机理。本文认为,地方政银文化、交叉销售文化主要以客户为载体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其中,地方政银文化通过控制董事会、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存款客户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结构;交叉销售文化通过共享原有客户和共同发展新客户嵌入城市商业银行客户网络。
关键词:客户网络,文化嵌入,政商文化,交叉销售
嵌入与融合 篇2
水彩画最初随传教士传入中国,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融合,演化成今天朝气蓬勃的局面,形成了具有明确中国气派、独立姿态和较高艺术水平的发展态势。中国已跻身世界水彩画大国之列。如果说,水彩画在最初传入之时好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嵌入的一颗异域明珠,那么现在水彩已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广义上的水彩在西方早期,广泛用于制作彩色插图,如中世纪羊皮纸手抄本的彩饰、细密画等。但在中国,以“水”调“色”则更早被使用在绢、帛等精细的纺织品和宣纸上,进行独立创作。西方理论界很早就看到了两者的联系,至今,中国水墨画还常常出现在西方的水彩画展中。
西方目前所能见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早的独立水彩画作品出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后来,以表现市民生活著称的荷兰小画派和展示各地风物绘画在英国的流行带动了水彩画的发展。最终,水彩画在18世纪的英国随着风景画的日益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科曾斯(Jone Robert Cozens,1752-1797)、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透纳(Joseph Mallord Turner,1775-1851)等当时英国著名的画家都对水彩画的身份确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水彩画家协会”与“水彩画学会”的成立奠定了水彩画作为独立画种的坚实地位,定期的展览和活动又促使水彩画创作更为繁荣。比英国略晚,美国的水彩画也发展起来,出现了霍默(Winslow Homer,1836-1910)、马林(John Marin,1872-1953)、伯奇菲尔德(Charles Burchfield,1893-1967)等知名的水彩画家。至此,水彩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创作日渐多样化,从最初的风物小品、景观素材变为如今非常活跃的一种现代艺术形式。
作为西洋画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水彩从传入中国到收获繁荣,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但事实上,作为一个独立画种,水彩从无到有的重要发展过程只有百余年的时间。
18世纪初,郎士宁等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中国的宫廷带来了西洋画的技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与大国的优越感使得当时的中国宫廷一时无法接受那些“不美”的带有阴影的西洋画写实技法。为得到皇帝的赏识,郎士宁等人不得不寻找一条捷径,弥合中西审美的巨大矛盾。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传统绘画就是一种“水画”,于是,他们开始使用水彩颜料,以一定的西洋画法绘制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题材,如山水、楼阁、故事等等。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法非常有效,一些作品深得皇帝喜爱,宫廷画家纷纷仿效。今天,从流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带有“透视”等西洋画技法的绘画虽然在材质与颜料上与中国传统绘画大致一致,但在整体面貌上却与中国的传统绘画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为这些作品贴上了标签,使它们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史中显得非常特殊,好似嵌入的异域明珠,极易辨认。而在宫廷之外,民间水彩画的出现与“广州外销画”密切相关。“广州外销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特别名词,它的出现源于中西方贸易的交流。18世纪中期,清朝的闭关政策阻断了中西方的大部分经济文化交流,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在这种背景下,很多西方的画家来到广州,开设画室,培养当地画师,以西方的颜料与技法绘制中国风物,再销回西方。于是,广州出现了很多画西洋画的中国画师,他们几乎涉猎了西方所有的绘画种类,水彩以其与中国传统绘画天然的联系成为其中非常热门的一个类别。关乔昌是当时广州非常有名的一个外销画画家,师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关乔昌的水彩画和水粉画在西方很受欢迎,被认为充满浓郁的中国风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国水彩画在本土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在西方也没有独立的身份。西方人更多地是从异域故事的角度看待这些作品。
19世纪的中后期是中国水彩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成立是水彩在中国以独立画种出现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世纪中叶,西方教会在中国获准传教自由,为扩大宣传,以教堂为中心,办起了各类用以制作宣传用品的工场。“土山湾画馆”是头山湾工艺场的一个分支,主要制作圣像画等。为此,画馆招收了很多孤儿,由传教士教授水彩、油画等西方绘画技法,为中国培育了一批最初的西洋绘画人才,如徐泳青、周湘、杭穉英等。他们后来都从画馆中走出,开办了自己的画室,成为中国西洋画最早的一批开拓者。他们当时的实践与商业和印刷术的发展紧密相关,以月份牌、 广告画为主。月份牌绘画题材丰富,从才子佳人到神仙故事、戏曲人物无所不包,其中,以各色美女最为抢眼。为迎合更多人的审美口味,他们大多采用了水彩画的方法,绘制亦中亦西的人物和风景,记录和展现了那个时代中西碰撞的独特审美面貌,也为后来培养中国自己的水彩画家奠定了基础。徐泳青(1880-1953)在“土山湾画馆”师从擅长水彩风景的刘德斋修士,深得西洋绘画要义,同时又对中国传统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而清新的水彩画风格,是我国早期水彩画发展中取得较高成就的一位画家。他曾与张聿光、周湘、丁悚等人组织“加西法画室”,推广水彩画技法,在当时的上海享有盛誉。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李叔同撰写了我国最早的水彩画理论著述《水彩画法略说》,显示水彩在中国已拥有了独立的身份。
随着以“美育代宗教”为中心的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各地专门的美术学校纷纷成立,并开设西洋画科,较早留学国外的中国画家纷纷回到国内,投入到各地美术学校的教学中来,加快了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并提高了西洋画的地位。水彩作为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中必修的一门课程,很快普及开来,并有了由中国画家自己编撰的水彩教材。各种关于水彩的理论著述也相继出版,有倪贻德的《水彩画概论》、俞寄凡的《水彩画纲要》等等。在日益扩大的水彩画画家群体中,创作观念和艺术面貌呈现多样化趋势,有的画家倾向西方古典写实,有的画家倾向西方的现代派,更有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融进了水彩画的创作。李剑晨和关广志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水彩画家,有“北关南李”之称。他们都十分喜爱水彩画,也都留学英国,抱有共同的文化救国思想,回国后投身于美术教育。在艺术面貌上,关广志擅画古建园林,水彩画法独具一格,用色虽薄,但感觉却很坚实、通透。李剑晨擅画人物风景,色彩浑厚,技法严谨,题材多变。关广志和李剑晨都是在国际上都享有声誉的中国水彩画家,为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
一定的画家群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表明,中国水彩画已经茁壮成长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国水彩画发展状况与较早的萌芽期在画什么的关键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异。从勾画本土的广州外销画到迎合上海市井审美情趣的月份牌,从根本上说,水彩画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但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日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凸现出来。这使得画家不得不开始将艺术放入社会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1927年,林风眠在由他发起召开的“背景艺术大会”上,号召画家深入民间,了解大众艰苦,打倒由少数人独享的艺术,提倡代表时代的艺术。由此,很多画家开始走向乡村,创作了很多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其中,水彩画因为便于写生和记录而成为画家的重要选择。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水彩画家们又创作了很多抗日宣传画,为鼓舞民众、鞭挞敌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后,中国水彩画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1954年8月,首届全国水彩、速写展在北京成功举办,推动了新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当时的创作应国家需要,以苏联美术为蓝本,主要表现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充满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和英雄式的赞歌,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气象。1963年4月,英国经典水彩画来华展出,这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国际大展,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更鼓舞了中国水彩画家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老一辈画家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新的画家更不断涌现。但正当水彩画发展酝酿更大发展时,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这种蓬勃的态势戛然而止。
城市嵌入 篇3
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在经历“堆叠-选择-整合”式的传承与创新之后,城市文化逐渐构成蕴含有巨大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借助城市旅游产业的区域拓展可推动城市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增进城市文化的对外宣传效应。概括起来就是:文化可丰富、提升城市旅游;旅游可促进、繁荣城市文化。这意味着,塑造世界一流的城市文化口碑将对城市旅游的开发与营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作为城市旅游特殊承载体的城市景点,其品牌价值究竟会受到城市文化口碑怎样的影响?
相对于火热的城市文化旅游现状而言,城市文化口碑与城市景点品牌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则显得相对滞后。经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外学者尚未对此有所关注。但是,在旅游地品牌价值评价、城市文化培育、旅游口碑传播等相关领域则取得诸多成果,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旅游目的地创建、传播、营销的战略目标,旅游地品牌是景区反映个性定位、理性利益与感官联想等关键要素的集中体现,并提供值得游客记忆的有价值旅游信息,以与异地同类景点相区别[1]。特有的战略性(识别)功能要素(如创造联想、支撑情感、表现自我等)以及旨在显示形象差异的名称、符号、标识或图案,才能组建为旅游地品牌,以巩固并强化与游客的感情关联,降低游客搜寻成本和被欺风险[2]。此外,还应考察宏观文化情境、经济发展趋势、目标顾客(或利益相关者)诉求、外部竞争者状态等因素,使其共同构成旅游地品牌的核心价值[3]。简言之,旅游地品牌首先要确定游客感知偏好,然后再围绕该主题进行设计及开发,并整合当地文化资源。显然,若研究仍停留在形象推广及区域竞争层面,容易忽视品牌塑造与游客价值承诺间的密切联系。另外,城市文化是一种地域社会形态,蕴含历史传统、民族烙印和都市色彩等内容,表达常住居民改造自然、社会、自我等对象化活动时所共同创造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道德规范[4,5]。只有将城市文化管理与营销的战略思想渗透入城市长远的整体建设规划之中,才会不断扩大城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于是,“依托城市旅游产业,塑造城市文化口碑”既是实践城市营销、凸显城市风貌的题中之义,也是培育城市特色经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6]。
城市文化口碑的生成机制及传播路径与景点品牌具有相似性,均有表层物质、中层行为、深层观念等三层要素,以及名称、标记、符号、广告等多种载体[7]。然而,作为减少游客价值感知风险的另一种渠道,城市文化口碑未经第三方特意加工且传递着某类旅游的群体判断,以引起其他相关者的强烈关注。例如,游客自发地在网络上大量传播城市文化口碑,能有效缩小消费心理预期与实际体验间差距,促进潜在游客及时做出购买决策。但是,网络口碑的优劣也会对景点声誉与品牌形象产生巨大影响[8]。所以,城市旅游相关部门需要实时监控“意见领袖”网络评论,以及建立澄清误导言论、严防以讹传讹的信息管理系统及舆论应急预案[9]。
二、理论框架
(一)现实依据
1.城市文化增进景点的资源优势。城市内汇集了景点所依附的地理条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等大量旅游资源,便于各景点在短期内获悉市场波动并追随行情变化。而且,各景点被限定于固定的城市区域内,面临同样的旅游竞争环境,迫使其加快改善产品服务,进而激发出强烈的创新动力,开发更新颖、更符合游客新口味的品种与工艺。于是,各景点不仅彼此间相互模仿与学习,还与城市其他相关经济实体(交通、通信、媒体)进行密切合作,以快速了解同类竞争景点先进的产品及服务理念。各景点间及其与相关实体间的细致分工,创生出大量多种工序型的中介组织,可形成垂直合作类的旅游集团。而且,景点周边也易于形成专业性的服务市场,以节省其搜寻费用及运营成本。
2.城市文化丰富景点的价值感知。在城市地理空间内,各景点间的相互竞争会在旅游产品及服务上给予游客一定优惠,以获取低价优势。同时,各景点的相互合作将利于缩短搜索时间、降低人力成本、节省交易流通费用、避免创新试制耗损、节约合同谈判与执行时间,以及减少资源引入费用[10]。游客能在对某城市的一次旅行中游玩多家景点,同城内也有多种文化体验可供选择。在购买旅游产品及服务时,游客可货比三家,增加挑选机会,降低被欺风险。而且,同城内的众多景点会竞相加速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创新步伐,力争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娱乐产品及更满意的服务体验,增大游客让渡价值[11]。
3.城市文化植入景点的品牌生成。城市内不同景点积极融入文化元素,竭力创建各自的旅游品牌。如果同城内形成多个文化旅游的知名景点,那么嵌入其中的城市文化也会被烘托出来,形成良好的城市文化口碑。而且,城市文化口碑是被文化后的城市形象,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部经济性等公共属性,能为城市内部的各旅游景点营造最佳的文化氛围,创造产业发展机遇。城市许多景点也以“搭便车”的方式,分享城市文化口碑的外部性收益,增加其旅游产品及服务的超额利润。由此,城市文化口碑为创设知名景点品牌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储备。就城市景点品牌生成的全过程来看,从始至终都会受到城市情境的影响,甚至在城市景点品牌确立之后,也将受到城市文化口碑的干扰与调和。
(二)逻辑路径
1.景点旅游资源优势合成城市文化优势。如图1,城市旅游产业表现为固定地区内有大量同类文化景点的共生与联结[12]。各景点为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彼此需要依靠稳定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凭借互利共存、优势互补,各景点结成文化品质与发展目标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随后,便会出现有强大资源实力的文化景点群落,致使城市成为一个文化旅游的生态系统。于是,城市也将充分利用内部景点间的竞争与合作,构建成自我更新与提升的文化旅游实体。同时,城市旅游产品将含有丰富的科技创新,城市旅游服务也会获得较高的顾客满意度,且两者逐渐发展并最终演化为城市的文化优势。由此可知,城市景点是城市旅游基本的文化单元,城市文化优势必然能反映出各景点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那些能影响城市景点感知价值的因素,诸如精神实质、历史沿革新和技术创新等,同样也会作用于城市文化。
2.城市文化优势衍生出城市文化口碑。城市文化是各景点旅游资源优势的合成与再发展。以此为依托,通过最大化游客的综合体验(让渡价值),形成城市文化口碑。也就是说,城市文化口碑产生于游客对城市景点高品质产品及高满意度服务的择优交易过程。然而,提供让渡价值最大化的产品及服务能力源自于城市旅游资源与文化竞争的比较优势。因此,城市文化口碑是城市文化竞争优势信号化的外显形式。对体验城市文化旅游的目标市场而言,城市文化口碑的塑造就是城市文化价值的聚合过程,具体包括:口碑信号价值生成、口碑产品价值生成、口碑便利价值生成等路径。而且,三种口碑要素的价值量由城市文化竞争优势决定,并被视为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的条件与基础。
3.城市文化口碑干扰城市景点品牌的生成。城市景点品牌与城市文化口碑间存在的交互作用,发生于游客体验城市旅游后对让渡价值的感知与评价过程。若在城市内聚集许多知名景点的话,则会提高城市文化的市场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城市文化口碑[13]。简言之,城市文化旅游价值是其各景点品牌价值的浓缩。此时,如果创设新的文化景点并投入运营,那么新景点的品牌会受城市文化口碑的正向干扰,取得“搭便车”收益。特别是在城市中存在主导或核心景点时,这种现象更为多发。如果开始未能形成且需各景点共同创建良好的城市文化口碑,那么城市口碑的价值就是景点对游客让渡价值的平均体现。于是,城市景点品牌已不单代表景点的旅游竞争优势,还会渗入城市整体文化的竞争优势。当然,良好的城市文化口碑将会节约各景点的品牌宣传费用。
三、模型设定与推导
(一)前提条件
旅游品牌(或口碑)传播大致分为传达效度与媒介跨度两维度[14]。前者表示城市景点品牌(或城市文化口碑)信息从信源(景点或城市)传至信宿(游客)的保真度;后者是城市景点品牌(或城市文化口碑)媒介(载体)的多样性程度。由此,将游客获取城市景点品牌和城市文化口碑的信息状态分为四类:状态Ⅰ(传达效度高,媒介跨度多样);状态Ⅱ(传达效度高,媒介跨度单一);状态Ⅲ(传达效度低,媒介跨度单一);状态Ⅳ(传达效度低,媒介跨度多样)。另外,城市景点品牌价值与其竞争优势正相关[15],同时又受城市文化口碑价值影响。也就是说,竞争优势聚合效应导致两者间的交互关系。
假设yg与yd分别是高于和低于城市文化口碑价值的两类城市景点品牌价值。游客在初始时刻t0会以作为yg与yd的期望值,然后会随时间以指数形式[16]的认知速率使期望值回归真实值[17]。所以,可得:
其中,β,γ与游客所能接触的媒介种类有密切关系。
假设城市旅游市场能长期保持稳定(否则会出现“柠檬市场”效应而被瓦解),低品牌价值景点获取的超额收益sd≥0,刚好抵消高品牌价值景点遭受的损失sg≥0。所以,可得:
(二)演化轨迹
1.状态Ⅱ交互嵌入情况。媒介跨度单一,β,γ为固定常数;传达效度高,t1,t2变动函数。因缺少传播媒介(如语言、文字、印刷品、电讯、网络等)供游客筛选,致使其在变动时间内难以全面了解城市旅游业态。假设城市旅游业突变(产业周期、技术变革、观念更新)或部分景点(经营不善、破产清算、兼并重组)对城市带来负冲击,短期内致使城市文化口碑价值y珋骤降至固定值y珋*。由(1)式,t1增加且,t2减少且;由(2)式,sg增加且,sd减少且。所以,短期内高品牌价值景点的识别时间将延长且受损增加,低品牌价值景点的识别时间会缩短且获益减少,但sg>sd。长期内城市劣质景点品牌会先被识别,且需sg'=sd,故而sg'<sg。由(3)式,。于是,。所以,长期内高品牌价值景点会增加宣传方式,拓展游客媒介跨度,以缩短游客识别时间,积极显示其旅游优势。反之,短期内正冲击致使城市文化口碑价值提升,高品牌价值景点识别时间会缩短且受损减少,低品牌价值景点的识别时间会延长且获益增加。长期内优质景点品牌先被识别后,城市旅游业均衡迫使低品牌价值景点增大媒介跨度而被快速识别。综上,在状态Ⅱ中,城市文化口碑与城市景点品牌间的交互作用终将扩展媒介跨度,演化至状态Ⅰ。
2.状态Ⅳ的交互嵌入情况。媒介跨度多样,β,γ为变动函数;传达效度低,t1,t2为固定常数。即游客在固定时间内可通过多种媒介获取城市旅游业态信息。假设短期内有负冲击使城市文化口碑价值骤降至固定值。由(1)式,1/β增加且γ减少且;由(2)式,sg增加且,sd减少且。虽然短期内高品牌价值景点的识别媒介会增多,但受损仍在增加。同时,识别低品牌价值景点的媒介跨度会缩小,获益减少,而且sg>sd。城市优质品牌景点率先要求降低损失,即sg'=sd,从而sg'<sg。由(3)式,。所以,长期内高品牌价值景点会以缩短游客识别时间为目标,加大宣传深度,也会进一步拓展游客媒介跨度,积极显示旅游优势。反之,短期内正冲击使城市文化口碑价值上升,识别高品牌价值景点的媒介多样性会降低而使其受损缓解,识别低品牌价值景点的媒介跨度会增大但其获益依然增加。长期内城市旅游业趋于平衡发展,迫使低品牌价值景点被动披露其实际信息,便于游客快速识别,同时也会增大媒介跨度。综上,在状态Ⅳ中,城市文化口碑与城市景点品牌间的交互作用终将以缩短游客识别时间为目标,加强信息传达效度,演化至状态Ⅰ。
四、评价体系与测度
(一)文本获取
研究选取2015年1-4月旅游论坛及社区网站的发帖文本来衡量游客对城市景点品牌构成要素的关注程度,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量:一方面要素丰富,便于取舍;另一方面评价真实,抽样便捷。如表1,文本数据分为四类:门户网旅游板块、社交网旅游论坛、OTA网旅游频道、点评网旅游问答。同时,筛选与“北京城市景点”、“上海城市景点”、“香港城市景点”相关的关键性评论词句。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比对不同国际化大都市景点的品牌要素差异,以间接测评城市文化口碑的嵌入程度。
数据来源:经笔者组织人员抓取网站信息并整理得出。
(二)操作步骤
1.因子提取。城市景点品牌的生成会受多种因素作用,而且其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各项要素间的关联性也会存在一定差别。所以,有必要建立与城市景点品牌构成相关的全部要素集合。首先,预先不设立体系框架,而是整理有代表性的权威文献,归纳甄别其分类原理以标识初始指标。然后,对发帖内容进行本文分析,搜集关键性词句,罗列频繁提及的词汇及相近意思的语句,再返回代表性文献查询其是否被证实有重要影响,予以确认为理论指标;同时,合并近义或同类指标,增补差异或遗漏指标,逐渐梳理成能涵盖所有初始指标的理论指标目录集,统计初始指标的出现频次并用文献加以说明与界定。最后,通过因子分析形成多层理论指标的评价体系。
2.层次分析。(1)设计问卷对景点品牌的各构成要素进行两两比较,并选择六位长期从事城市旅游营销研究的专家打分填答。其中,两名教授(权重0.2)、两名副教授(权重0.15)、两名在读博士生(权重0.1)、一名在读硕士生(权重0.05)和一名MBA毕业生(权重0.05)。本研究没有对所有专家进行集中调查,而是采取独立开展的方式。收集填写后问卷,进行相应标号,录入运行程序。对于出现逻辑错误的问卷,要求专家重新斟酌,作出修正。(2)将各专家的判别矩阵进行加权,获得综合评价分值,以弱化个体偏好干扰。这时,有可能发生“各专家评分均通过检验,而综合评分却未通过”的情况。其原因是:专家判断差异太大,程序无法有效运算,致使最终答案不具有一般性。所以,还需运用德尔菲法,调整各专家意见至能通过检验为止。(3)将结果编辑为指标权重体系表。
(三)数据分析
1.因子分析结果。通过筛选文本关键性词句,参考代表性文献并抽取对应要素及其涵义解读,归纳得出含有23个理论指标的城市景点品牌构成要素目录集。据文献检索,本文得出的各要素指标在既有研究中均有涉及并予以界定,但未发现包含所有23个评价指标的文献。如表2所示,样本充分性(KMO测试系数为0.77)和样本分布(球形Bartlett检验卡方值为3 239.44)的显著性较高(sig.值为0.000)。而且,四个主因素的总解释率为79.74%(>0.7),通过信度检验,且问卷设计符合内部一致性。其中,信号因素表示城市景点旅游产品及服务价值的宣传能力,体现为景点知名度;产品因素是游客旅游的真实价值体验,体现为景点美誉度;便利因素对应着购买城市景点旅游产品及服务的渠道便利度;情境因素是影响城市景点品牌形成的外部环境。同时,按照“因子载荷数据越接近,对系统影响的相似性程度就越高”的原则,将规模经济、结构形态、运营体制、管理文化合为景点环境;将产业发展、政府行为合为城市环境;将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地区特产合为所属地域;将广告传播、公关宣传合为促销方式;将市场定位、特征定位合为品牌定位;将产品功能、服务效用合为核心价值;将实体特征、同类差异合为形式价值;将服务支撑、效率保障合为附加价值。
2.层次分析结果。在城市景点品牌构成要素体系中,由于理论指标均为定性指标,致使问卷采用的描述性措辞未能对其进行严格界定。在调查中,也确实发生专家对有些词句理解不清晰的情况。于是,除“建议专家按设定的问题作答以避免选择太过片面”外,另将因子进一步划归类别。例如,将产品因素、便利因素归为游客让渡价值感知后,再与情境因素归为景点竞争优势。由此,经层次分析法得出(如表3所示),景点竞争优势占城市景点品牌的比重为68.73%,其余31.27%是由信号因素(城市口碑对景点品牌的交互式嵌入)贡献①。同时,游客让渡价值感知对城市景点品牌整体的影响接近50%,并可进一步分离出产品因素(贡献34.73%)与便利因素(贡献16.08%)。这说明游客会更在乎“城市景点所提供的旅游产品质量及服务体验是否能直接增加其让渡价值”,便利因素虽然必不可少,但并非主要。产品因素又可分离出核心价值、形式价值、附加价值和价格优势等四方面,对城市景点品牌价值的贡献率或影响水平分别为13.07%、4.40%、2.70%、14.56%,其中核心价值和价格优势占大部分比例,说明游客对此更为敏感。另外,信号因素分离出品牌定位、促销方式和所属地域等三类要素,其中所属地域尤为重要(占比14.50%),可能是由于在让专家分辨不同城市的景点时产生属地偏重的心理倾向所致,但这并非是因其主观疏忽而导致的误差,因为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成为对外宣传景点的另一代名词,所以游客对景点旅游产品及服务的选择偏好自然会率先放在属地的辨别上。因此,该误差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3.差异分析结果。组织专家按照城市景点品牌的构成要素体系,结合网络对上海城市景点、香港城市景点、北京城市景点评论的文本关键性词句进行打分,并加权综合判别矩阵,分别得出不同城市景点品牌构成要素的指标分值。由表3可知,对于一个即将创立的文化景点或是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服务企业及机构而言,选址在北京要比在其他城市更易于树立文化旅游品牌。同时,如果北京能在借鉴上海、香港等城市景观建筑及设施创意的同时,再将其特色文化融入其中的话,则比脱离于北京文化的景点更易于树立品牌。香港城市景点品牌总权重为0.1983,上海城市景点品牌为0.3028,北京城市景点品牌为0.4989。其中,上海与香港间的评分差值可理解为内地更为融洽的文化氛围对其景点带来的旅游优势,使上海城市景点的品牌价值相对较高;上海与北京间的评分差值说明作为古都、首都的北京文化口碑会赋予其景点品牌额外的溢出价值。综上所述,城市文化口碑具有对景点品牌价值的交互式嵌入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嵌入式”生活 篇4
国际电信联盟将互联网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实现大型机之间的互联;20世纪8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主要是实现了PC和服务器之间的互联互通;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包括手机等移动终端开始接入互联网:目前,互联网的发展正迈向第四阶段,目标是实现嵌入式设备接入互联网。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加入到互联网,比如车载娱乐系统,远程医疗,数字标牌和网络摄像头等,嵌入式设备及其应用将真正让互联网无处不在,人们不论是在工作、娱乐、学习甚至休息的时候,都能随时与互联网保持连接。嵌入式系统是家庭信息网络、IT融合的重要技术基础。
嵌入式设备虽然不能够非常绝对地做一个界定,但可以简单理解为功能相对固定的应用设备,或者说,嵌入式设备就是一个不想成为电脑的“电脑”。例如超市中的POS机,马路边新设立的视频大幅广告牌,娱乐场所里的游戏机,机场里的电子信息牌等等。与个人电脑的不同是,嵌入式设备需要把有限的计算能力用在一个主要应用中,应用功能方面被限制在特定领域,但它的硬件很可能用的就是英特尔奔腾或者酷睿处理器。
微处理器引入到嵌入式领域是一个革新式的事件,并且提供了灵活性和可迁移性。这样,微处理器和计算平台将会与通讯能力进一步整合,人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使用模式和设备。谈到嵌入式处理器产品的创新和应用,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凌动(Atom)处理器。这款英特尔史上体积最小、功率虽低的处理器能为最终产品带来性能、功耗、外形尺寸和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一进入市场就非常受欢迎。经过持续的技术更新和市场推广,迄今它已融入到2000多款嵌入式产品设计中。通过“凌动”这样为多种应用而生的嵌入式处理器平台,原本基于个人电脑的众多应用就可以便捷地迁移到各类消费电子平台上,让未来人们生活中的电子设备变得更加智能。
据估计,到2015年将有超过150亿个设备接入互联网。这些相互连接的智能设备将激发无限的创新,例如让智能机器人、人性化车载娱乐信息系统、移动医疗诊断设备以及智能购物体验等变为现实,而它们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
随着下一代网络的研发成功和投入使用,必然会有更多的嵌入式网络设备和产品面世。嵌入式系统也在向无线网络发展,它有望部署到住宅及商用建筑自动化、工业设备监测以及其他无线传感和控制应用中。此外,汽车智能驾驶设备、汽车模拟驾驶器、轮船智能驾驶设备等都面临更新换代,而这类新型设备都离不开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设备正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默默地为我们提供连接和服务,改变我们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未来的互联网将是无处不在的,消费电子产品、嵌入式设备、移动互联网设备等都将进入互联互通的大网,将全球各地的人、信息、事件联系在一起,并重新界定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文章代码:100712)
城市嵌入 篇5
近年来城市人口与汽车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交通面临巨大压力,快速公交(BRT——Bus Rapid Transit)应运而生,因其具有运量大、建设周期短、运行速度相对较快以及节约运营成本、能源和道路资源等特点,可以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逐渐成为现阶段城市公共交通业的发展方向,在很多城市已初显成效。
然而某些城市的BRT系统却由于规划和监控系统不能满足BRT运行等原因而被迫取消。鉴于城市主干道路交通的现状,为确保BRT能够在城市道路中安全、有效地运营,并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其他公共车辆的行驶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设计一种基于ARM9内核嵌入式平台的BRT监控系统,实现对BRT系统合理、有效、安全的实时监控。
1 监控内容
考虑到当前城市主干道BRT车辆的行驶特点和出现的问题,监控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BRT车辆将对城市中原有的主干道路进行改造,原则上拥有自己的专用车道,但仍不可避免行人或其他社会车辆占用BRT车道,遇到狭窄路段时,BRT车辆不得不与社会车辆共用车道。为避免道路状况对BRT车辆运行产生的影响,需要调度中心实时监控每一辆车的位置、速度和行驶方向,并结合不同时段各路段道路状况的监控视频,有效、人性化地调度管辖区域内包括BRT在内的各种车辆。如遇突发事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处理。
b)BRT车辆拥有道口的优先通行权,当车辆即将通过红绿灯道口时,调度中心会适时调整红绿灯的状态,最大限度地保证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优先放行。
c)BRT作为城市公交的一部分,同样需要保障乘客的舒适和安全,安全车速控制在30 km/h,要建立一个基于多数据流的监控系统[1],与调度中心交互分析车内外环境状况,以及车辆的发动机、胎压、制动、车架等重要部件运行状态信息,并及时反馈。
d)BRT使用单独候车站台,实行站台买票,自动统计候车人数以及出站人数,调度中心结合即将到来的BRT车辆内乘客数量及时判断可能的拥挤程度,并与预测到站时间一起反馈给回站台。站台上安装PSD(位置敏感探测器)屏蔽门系统,与车辆建立链锁关系,确保旅客上下车安全。
2 系统组成
2.1 系统结构组成
监控系统的基本结构组成如图1所示。
该监控系统核心部件是嵌入式车载终端,负责采集和处理各类车辆运行参数、GPS(全球定位系统)的
定位信息,定期将整合后的这些数据通过GPRS(通用分组无线电业务)通信网络发送给调度中心监控平台,监控平台存储并解析这些数据,并及时反馈相关数据与指令。
2.2 嵌入式车载终端的硬件设计
嵌入式车载终端是监控系统的核心部件,用来接收、处理、发送和显示BRT车辆运行的各项参数数据。
系统选用ARM9内核的S3C2410作为嵌入式CPU。S3C2410体积小、功耗低,各种接口多、可扩展性好,而且可以使用操作系统进行系统的管理,其工作运行速度可达1.1 MIPS(百万条指令每秒)/MHz,并且拥有SDRAM(同步动态内存)控制器、LCD(发光二极管)控制器、4通道DMA 控制器、3通道串行接口、117个I/O 接口、8通道A/D转换接口、2端口USB接口、2个SPI接口以及触摸屏接口等。
车辆的各项监控数据都将由不同的专用传感器进行采集,通过CAN总线进行传输。CAN总线是一种串行多主站控制器局域网总线,具有很高的网络安全性和可靠性,简单实用,成本低,特别适用于汽车计算机控制[2]。在嵌入式平台部分,采用带SPI接口的独立CAN控制器MCP2510来给S3C2410扩展CAN总线接口,采用CAN2.0B技术规范,MCP2510连接到S3C2410的SPI0口。CAN总线收发器采用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 Mbit/s的高速CAN收发器MCP2551,与MCP2510之间采用光耦6N137隔离保护。CAN网报文采用29位扩展帧格式,通信协议使用“DeviceID+Command+Data”形式,波特率为125 kbit/s。各节点设备之间通过GPS秒脉冲信号与系统软件对时信号一起进行同步控制,对时精度可达1 ms 。
外设接口通过S3C2410的GPIO口上设置,GPF[7∶0]上连接3×3小键盘,实现手动语音报站及提示功能,并提供报警功能键,如遇突发事件,司机可以在暗中向监控中心进行报警,语音芯片选用拥有TTS(语音合成技术)的XF-S3011,可以实现文字信息到语音信号的自动转换,与UART0口连接。车辆的行驶路线及站点信息通过嵌入式GIS(地理信息系统)显示在驾驶室仪表盘的LCD显示屏上,LCD显示屏可采用640×480像素TFT(薄膜晶体管)耐磨彩色触摸屏,方便司机操作。触摸屏连接到S3C2410触摸屏控制器接口,并使数据线连接到芯片GPIO复用口GPC[7∶0]。由于LCD显示屏的视角显示的限制,车辆的当前时间、车内外温度以及到站信息等公共信息则仍选择使用LED显示屏进行显示。
为确保旅客在BRT车辆进出站时的安全,站台上设有与轨道交通一样的PSD屏蔽门系统,通过嵌入式终端进行遥控控制。由于公交汽车的行驶道路和驾驶方式与轨道车辆不同,没有ATP(列车自动防护)以及固定轨道,所以可以简化PSD系统接口控制关系的设计,在车辆与站台间使用红外单向通信,通信接口均设置在站台与列车前部,只有当停车的精度达到±0.4 m的安全范围内时才能建立通信信道,此时嵌入式平台就通过红外线不停地发送一组控制报文,锁定屏蔽门继电器的输出,从而控制所需开闭的屏蔽门。发送报文数据帧为16位,包括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其中数据位包括4位开门关门命令码CMD和四位控制开门数NUM。屏蔽门和车门的开闭可以根据实际通信及硬件响应时间的延迟时间差确定一个延迟系数t,使同步开启关闭时间控制在1 s之内,车门略快于屏蔽门。
2.3 嵌入式车载终端的软件设计
嵌入式平台的软件设计包括片上系统、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3方面。
片上系统资源丰富,选用技术成熟的具有嵌入式Linux-2.6.15内核的操作系统。由于当前的Linux内核与硬件平台实时数据采集的实时性要求有一定距离,所以为提高其实时性,首先选用已实现抢占式内核的Linux-2.6.15内核,但是其时钟精度仅为1 ms,而且由于系统外部接口多,频繁的中断请求与响应过程会导致某些实时性任务被丢失或是挂起。在综合比较细化时钟颗粒和采用实时性内核两种技术后,考虑采用双内核结构,分别设立实时内核和基本内核共同进行任务管理。实时内核放置在硬件中断与基本内核之间,通过判断硬件中断任务的实时性优先级高低来分别进行任务分配,数据采集等实时性高的任务就可以得到优先处理,而非实时性要求的任务交由优先级最低的基本内核处理[7],这样既可以便捷地同时解决软硬件双方的实时性问题,还可以减小系统运行时的开销,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由于系统需要采用大容量的NAND Flash来存储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安全与存储灵活性,采用CRAMFS作为根文件系统,而使用专门为NAND Flash设计的YAFFS文件系统作为用户数据存储分区,这种文件系统按层次设计日志结构,提供了损耗平衡和掉电保护,可以有效避免掉电对文件系统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影响,由于YAFFS设计有内部实现层和NAND接口层,从而简化了与系统的接口设计,可以方便地集成到系统中去,损耗小,存取速度高。在操作系统和文件系统裁剪设计完成之后,通过U-boot环境将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映像烧写到目标板的NANG Flash中。
在Linux操作系统的基础上,根据BRT监控系统的特点,编写必要的键盘、触摸屏LCD、UART、CAN等设备驱动程序,并进行内存管理;利用QT开发GUI(图形用户界面),通过信号与槽关联,采用Frame buffer技术显示存放在共享内存区的数据,并开发GIS数据库及地图显示功能。整个系统开发代码量小,设计简单,反应速度快,成本低。系统运行流程如图2所示。
3 关键技术
3.1 GPS惯性定位系统的构建
GPS是目前最常用的地面移动目标跟踪方式之一[3]。GPS卫星可以为地面车辆提供全天候长时间的精确定位信息,然而,它存在抗干扰能力差、动态性能不佳的缺陷,考虑到在城市中运行的BRT车辆可能会因为卫星信号在大楼之间的折反射或是遮挡而无法准确地获得由4颗GPS卫星提供的定位信息,所以将添加INS(惯性导航系统),它是利用车辆上的惯性装置,如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从初始条件开始靠积分运算来推算定位参数,不需要外界电磁信号就可以单独定位,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但是INS的精度在开始工作时或较短的时间内很高,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漂移误差会不断累计增大,导致定位精度的降低。
构建一个GPS/INS组合的外扩GPS惯性定位系统可以综合这两种定位系统的优势,弥补单一定位系统的不足,为监测系统提供一个精确可靠的定位信息,利用GPS信号定时矫正INS的累积漂移误差σ,使得定位的精度、可靠性和漂移误差都优于单一的定位系统。当GPS无法正常工作或发生中断时,INS惯性器件还可以单独以GPS停止工作的瞬时值作为初始值继续工作,输出为定位信息,直到下一个正常GPS工作历元的出现。
在系统设计中,GPS导航接收芯片使用低成本、低功耗的RX3650。GPS惯性定位系统将采集GPS和INS各自的定位数据Z1(k)和Z2(k),通过RS-232串口发送到嵌入式终端的UART2口中,这些数据需经过数据融合后才能得出修正的定位信息Z(k),对于多路数据的融合,可采用一致性检验的分布式Kalman滤波器进行数据的融合[4],提高融合的精度和准确性,并满足实时性的要求,从而得到最优组合后的定位数据。除提供定位信息外,系统还将为其他设备提供同步秒脉冲对时信号。分布式Kalman滤波器结构见图3。
3.2 GPRS通信网络
GPRS采用与GSM相同的GMSK(最小高斯相移键控)无线调制技术,通过在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网络中添加SGSN(服务型GPRS支持节点)和GGSN(网关型GPRS支持节点)两个新的网络节点来实现数据的传输。GPRS比GSM电路交换业务节省费用,用户共享同一信道,资源利用率高,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14 kbit/s,并支持Internet的IP协议以及X2.5协议。为使监控中心可以灵活地接收传回数据,移动分组路由采用互联PLMN(公用陆地移动通信网)数据传输路由,通过登录到GGSN网关,通过与Internet建立高速的数据传输链路,进行数据的相互传输[8]。
车载嵌入式终端采集各种车辆行驶数据,定时将数据打包通过GPRS网络经网关传送到Internet。在Internet中,数据使用UDP(用户数据报协议)协议进行传输,节省网络资源,BRT监控中心通过socket网络通信侦听UDP数据包,监控中心存储并解析这些数据包,得到ID号,从而判断发送数据的车辆号[1]以及该车辆的各种行驶参数。监控中心分析这些数据,结合各路段视频监控以及候车站台状况,得到最优化的调度结果,并定时将调度指令发送到Internet,同样经过GPRS网络,送回到车载嵌入式终端进行显示。
本系统外扩GPRS模块使用西门子公司的MC35i,其接收速率可以达到86.20 kbit/s,发送速率可以达到21.5 kbit/s,支持EGSM900/GSM1800双频。MC35i与嵌入式处理平台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UART1,波特率为115 200 bit/s,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不使用流控。上电后则会自动搜索GSM网络,定时发送车辆数据,时间间隔为1 s。GPRS Modem通过AT 命令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ATZ初始化模块;AT+CMGF=1设置短信格式为文本格式;AT+CSCA=“xxxx”设置短信中心号码;AT+CMGS=“xxxx”将短信内容复制到发送缓冲区后发送,以Ctrl+Z结束;AT+CMGR查询接收缓冲区中接收到的短信。通过查询模块返回值判断AT命令是否成功,OK为成功,ERROR则为失败。为节省系统功耗,可以设置AT+CFUN=7,在UART1空闲2 s后进入睡眠模式,并通过AT+CFUN=1来唤醒设备。
3.3 GIS地图匹配
GIS以数字地图为背景,实时显示车辆在地图上的位置,作为BRT公交系统的GIS,只需要简单地在地图上显示所需要的信息就可以,而地图浏览、最短路径查询、目标查询标等功能可以作为扩展功能而暂不加入系统。本系统采用嵌入式GIS,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地图匹配问题,也就是要将GPS轨迹与数字地图上矢量化的路段进行匹配,寻找当前车辆的位置,并且将定位点投影到预设路线上[5],并实现语音报站。
地图匹配的算法描述如下:作为拥有单独固定车道的BRT车辆首先可以预设行驶路线L,车辆发车时先将定位点投影到预设路线的始发点A0(X0,Y0),并将其作为初始点,然后通过GPS/INS系统不断取得当前时刻的定位信息Bn-1(Xn-1,Yn-1),并取得车辆前一时刻定位信息Bn-1(Xn-1,Yn-1),将这些数据点按时间顺序连接成一条曲线M0=(B0,B1,…,Bn),系统以时间间隔t定时选择数字地图上最接近预定路线L的定位点Bn,并转换为预定路线上的一点An投影到数字地图上[6],此时An将作为下一条曲线Mn+1的初始点重复上述工作。地图匹配时会设置一个阈值,当某定位点Bn偏离最近预定路线L约30 m时,就可以判定BRT车辆由于某种原因偏离预定路线,发出告警信息,监控中心及时做出处理。当投影点与预设站点位置相匹配时,就可以实现自动报站功能。此算法简单,运算量小,精度较高。
4 结束语
本系统利用嵌入式系统结合GPS、GPRS、GIS等技术,通过多传感器采集各种行车数据,实现对每辆BRT车辆的实时监控,提高BRT车辆的行车效率和安全。在与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进行数据共享之后,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公交系统的运营能力,还能为调解BRT车辆与其他公交及社会车辆之间的行车矛盾提供有效的信息。该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成本低,调试方便,有利于系统的普及。系统预留了丰富的功能扩展空间,例如车内视频监控信息与监控中心实现互联等。通过在实际中的使用和信息反馈,系统的硬件框架和软件设计将得到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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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娟,平西建.集成GPRS服务的嵌入式车载地理信息系统[J].计算机工程,2006,9(17):244-285.
[6]汪永红,罗军宏,张有为.车辆导航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6(3):2-5.
[7]陈明学,左思渊.基于ARM9-Linux轨道交通门控器测试设备的研制[J].计算机工程,2006,32(23):232-235.
城市嵌入 篇6
1 系统结构
城市智能绿化监控系统主要由无线传感器网络、主控器、中央服务器管理平台以及用户终端构成。体系结构图如图1所示。
无线传感器网络将传感器收集到植物周围的环境温湿度、光照度等参数传递给主控器中心, 由嵌入式ARM11构成的主控制器中心进行处理, 并通过GPRS/3G上传给中央服务中心。主控器将无线接收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和摄像头采集到定的数据进行解析显示在监控中心, 然后将数据传到PC终端, 实时显示植物周围的环境参数和远程视频监控, 以便在一定的温湿度和土壤酸碱度下对植物进行智能浇水。同时, 主控器中心将IP摄像头传送的帧数据发送给中央服务器管理平台, 实现远程摄像头监控。当有火灾情况发生时, 监控中心通过GPRS/3G发送火灾信息给相关人员, 相关人员启动火灾预警系统, 估计火灾蔓延的范围和到达一个特定地点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消防人员就可以通过红外遥控调度离火灾中心最近的灭火车进行灭火。如果有病虫害发生或绿化植物营养不良, 智能绿化管理系统将信息与专家系统比对, 并把专家诊断信息发送给环卫工人, 以便环卫工人根据专家建议及时喷晒农药或施肥, 从而有效防止病虫害发生, 提高绿化植物成活率。
2 硬件设计
2.1 监控终端节点设计
终端节点包含传感器阵列、Zig Bee功能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2]。监控终端节点结构图如图2所示。
温湿度传感器采用DTH11, 通过将其获取到的温湿度参数转化为电平信号[3], 传送给CC2530微处理器进行处理。烟雾传感器采用MQ-2, 通过周边烟雾与其内置的化学物质进行反应, 转化为电平信号传送给CC2530进行处理。
CC2530集成了微处理器存储器和射频模块, 是一个So C片上解决方案[4], 是TI公司推出的最新一代Zig Bee标准芯片。它集8051处理器和射频收发模块于一体, 同时还具有丰富的GPIO以及7路12位A/D, 使得系统可在最少外围、最低成本的条件下进行设计[5]。
由于系统采用7.4 V的锂电池供电, 而单片机和ARM板的工作电压是5 V, 所以要进行降压。采用AMS1117-5.0 V的稳压芯片实现降压, 并用两个电容C1和C2实现滤波。电源模块电路图如图3所示。
2.2 主控中心硬件电路设计
网关由ARM6410微处理器、LCD模块、GSM模块、多功能车的控制模块和视频采集模块组成。硬件结构如图4所示。采用Tiny6410作为连接现场与服务器的节点, 其作用非常重要。Tiny6410必须连接到网络中, 以保持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单片机通过RS232将数据传输到ARM6410微处理器。ARM6410将采集的环境参数数据和视频帧数据打包成数据包, 通过RJ-45型的网络接口上传给云服务器, 并且将紧急数据通过GSM短信模块发送到环保人员的手机终端上。手机终端用户也可以发送短信查询无线监控终端实时采集的数据。
多功能车控制模块控制红外遥控多功能车。视频采集模块采用通用的USB摄像头, 方便更换并可根据不同使用场合得到不同清晰度。图像压缩方式使用JPEG静态图像压缩方式, 利用流媒体技术传送视频数据。摄像头实时捕获现场的画面, 而后通过USB接口将画面数据传输给网关处理。用户既可以在LCD看到现场的实时画面, 又可以通过PC远程访问的方式来观看现场的实时画面。
2.3 多功能车设计
浇水车主要由微处理器、步进电机、红外接收模块和直流电机以及红外接收头、浇水管、浇水箱组成, 其结构图如图5所示。红外接收模块采用1838作为接收头, 当其接收到远程发过来的红外信号时, 其中的D/A对其进行转化和解码, 将编码值传送给AT89C52进行处理, AT89C52根据收到的编码值执行相应的操作。当按下遥控器键值1时, 小车开始启动并且前进;按下键值2时, 小车停止;按下键值3时, 小车开始灭火;按下键值4时, 小车后退。
3 软件设计
3.1 数据采集节点/控制节点程序设计
各传感器节点/控制节点加入网络后, 路由节点进入信道侦听模式, 而数据采集节点和控制节点进入休眠模式[5]。当数据采集节点收到采集命令时, 传感器开启采集的工作模式, 延时等待发送命令, 并根据相关命令把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父节点, 发送数据结束后, 传感器节点再次进入休眠模式。如果延时结束仍未收到发送命令, 则说明通信出现了故障[6]。而控制节点程序设计与传感器节点类似, 只是它收到父节点发送过来的控制命令后, 去控制执行机构而已。
3.2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城市智能绿化系统采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进行开发, 包括与硬件相关的底层驱动软件、系统内核、设备驱动接口、通信协议、图形界面等[7]。具体步骤如下:
(1) 在Windows下安装虚拟机后, 再在虚拟机中安装Linux操作系统 (选用Red Hat Linux9.0) 。
(2) 用vi编辑器编辑online.c文件:[root@6410s/Online]#vi Online.c。
(3) 在vi中编辑Makefile文件∷[root@zxt Online]#vi Makefile。
(4) 在Online目录下运行"make"来编译程序。
(5) 下载调试:[/mnt/nfs]cd onlie;[/mnt/online].onlie。
(6) 程序调试通过后, 可以把可执行文件拖放到usr/bin目录下, 然后使用mkcramfs制作工具生成新的文件系统。
(7) 开发图形用户界面 (GUI) 。
(8) 选择上层应用程序 (applieation) 。
3.3 SQLite移植
SQLite是一款轻型、免费级数据库[8]。其移植步骤如下:
(1) 从官网 (http://www.sqlite.org) 上下载压缩包sqlite-2.8.17-6410.tar.bz2。
(2) 解压在文件系统根目录下/arm6410s/sqlite。
(3) 运行configure命令./configure--host=armv4l-unknown-linux.--prefix=/sqlite-arm--disable-tcl, 生成Makefile文件。
(4) 运行make命令, 准备进行编译SQLite。
(5) 运行make install命令。
3.4 Web服务器应用程序
前台Web页面作为用户访问网关以及进行相应控制、设置的唯一途径, 人性化的页面设计与实现将会大大提升用户的体验。
Web服务器的主程序实际是一个HTTP的套接字服务器。服务器在TCP的80端口 (也可以自行定义, 这里定义为80) 进行监听。当客户端 (Web浏览器) 有请求时, 建立连接进行通信, 处理用户请求, 并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3.5 PC远程监控中心及火灾预警系统设计
上位机界面是基于视觉开源库Opencv结合Qt4.7开发出来的一个监控界面[9]。其中包括温湿度的显示、摄像头的显示窗口和手动控制水泵的触摸按键。摄像头图像显示界面采用opencv+Qt4.7编写的桌面控制平台, 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智能浇灌的功能并实时监控, 同时可以实现定时记录浇水和日志的设置等功能。
PC接收通过监控中心传送过来的环境参数和视频帧数据, 将环境参数动态显示在用C++编译的图形化界面上面, 环保人员可以通过该界面远程监控整个城市的植物生长状况。同时接收远程传送的经H264视频编码的视频帧数据, 显示在事先设置好的界面中, 通过调节界面的放大、缩小、左转和右转可以动态调节摄像头的转向和远近监视。界面可以保存环保人员想要保存的数据, 将其储存起来备用。
火灾预警系统通过C++编写图像化界面, 一旦接收到主控制器传送的火灾预警信息, 该系统即对该数据进行处理, 不仅可以显示当前火势的范围, 同时也可以以动态图像的方式显示在PC上并且计算大火蔓延到一个特定的地点所需要的时间和范围, 以便环保人员作出相应的处理。
4 系统测试
本系统在研制成功后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在广东省大学生嵌入式与物联网设计大赛中荣获特等奖) , 表1~表4是结果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在空旷无障碍场所, WSN节点的可靠通信距离为80 m。
从表2中看出复杂的环境中障碍物会对信号传输产生一定的阻碍, 在设置节点与其父节点之间的距离为15 m之内时, 能保证传感器节点采集的数据可靠地传送至协调器节点。
从表3中数据比对来看, 测量数据具有很高的精确度。
从表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各种模式下的水泵运行及状态指示灯都处于正常状态。
城市智能绿化系统利用树形无线网络实现了对环境参数数据的实时、高效采集和传输;监测区域的环境信息会自动发送到相关人员的手机, 便于管理人员了解环境信息;利用ARM11采集摄像头的数据实现实时监控, 并通过无线网络将信息传输到计算机中, 同时计算机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显示在上位机系统界面上, 实现远程实时监控和病虫害诊治;火灾预警系统可以预测火势的蔓延范围和所需要的时间, 以便环保人员远程选择最近的灭火车进行灭火;城市智能化绿化系统改变间歇灌溉概念, 提高了灌溉精准和自动化程度, 同时也可以使水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摘要:提出基于嵌入式和物联网技术的城市绿化在线监控系统。该系统的网络化功能提供在线监控的功能和手段, 实时监控整个城市的绿化工程;提供远程专家指导种植、智能浇灌和火灾预警等功能, 克服目前人工绿化工程的种种不足, 实现了城市绿化的智能化控制;降低环保人员维护城市绿化的难度, 提高植物的成活率和水资源的利用率, 大大降低城市在维护绿化方面的成本, 提高城市的空气质量和降低污染, 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良的休闲环境。
关键词:嵌入式,物联网,无线网络,监控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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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军, 张金榜, 于湘珍, 等.基于CC2530的脉搏感知节点设计[J].电子技术应用, 2013, 39 (1)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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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城, 梅霆.ARM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开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8]徐英慧, 马忠梅, 王磊, 等.ARM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32410与Linux[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
将社交方法嵌入企业 篇7
社交业务可以创造更优秀的客户体验,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加快创新。但是,这些新的工作方式会带来组织和文化挑战。我们的调研和访谈明确指出:在利用社交业务方法方面最成功的企业知道,它们必须在整个企业内对员工的工作方式做出根本性变革。
要将社交业务融入组织结构中,整个组织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利用社交数据做出业务决策。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20%的企业能够识别关键性能指标(KPI),并追踪社交业务活动的投资回报(ROI)。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很难获得开展社交业务举措的动力,因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使许多相关利益人不愿意为此投资。许多企业试图量化其实施效果,它们通过试验项目证明社交项目的硬收益和软收益,或者运行试验项目以比较使用和不使用社交工具的个人或群体的绩效。
受访者还表示,证明社交业务举措投资回报的合理性只是社交工具的一个潜在用途。企业可通过分析而整合社交数据和传统数据源,从而对客户和员工做出决策。通过考察社交活动中所遗留的数据,企业可以获得以前无法获得的宝贵的洞察力。
管理社交业务风险。社交业务工具的使用尽管有许多好处,但也并非没有风险。受访的高管列出了多方面的担忧,包括对品牌的攻击、法律问题、数据安全与隐私,以及公司信息的无意泄露。许多受访者指出,明确的治理措施对于管理企业内大量社交举措非常重要。一些企业为员工制定了参与社交业务需要遵守的规则,并为管理和监控企业的社交业务行为制定了治理结构。
成功的企业认识到了潜在风险,它们主动邀请适当的专家加入,制订风险管理计划。它们了解自身的问题,了解法规要求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并且对一项行为何以有风险以及如何控制风险进行思考。最重要的是,它们在问题发生之前即与主要的职能专家合作,包括人力资源、法律、IT、通信、财务和风险领域的专家。它们寻找那些愿意认清风险,而且能够抓住风险中所蕴含的机遇的人才。
利用变革管理将社交业务实践融入企业。许多企业对社交业务持有二分看法,即高管看到应用社交能力的价值,而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应用这些能力。我们的调研表明,48%的企业指出它们得到了高层的支持,而仅22%的受访者认为经理准备好将社交业务融合到日常实践中。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管理层在接受社交业务方面存在挑战。比如,MIT数字业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Andrew McAfee在接受《斯隆管理评论》采访时指出:“我在与CEO交流时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聆听客户的意见、员工的意见但我有一个印象,企业有一个中间层一直充当上传下达的信号处理器,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希望看到这个角色消失。”
与以前的转型相似,例如流程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开发,甚至早期的电子商务应用,社交业务转型要求企业集中精力帮助人员了解社交举措的价值,引入正确的相关利益人,并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激励。
(丁伟: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院长)
(编辑:王文正 wwz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