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因素（精选8篇）
可译因素 篇1
1、引言
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仅要求“形似”, 还要求“神似”, 不仅要求“信”, 还要求“达”。“形”与“神”, “信”与“达”一直是译界争论的焦点。傅雷先生就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然而也有人将精美的译文比作“美丽而不忠的女人”。也就是说美就不忠, 忠就不美, 忠与美不能兼备。翻译界对这“不忠实的美人”褒贬不一, 有宁要美而不忠的, 有宁要忠而不美的。然而打造“美而忠的女人”、“形神兼备”的译文才是翻译工作者的最高追求与目标。尽管有诸多困难存在, 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可行的。要使译文“形神兼备”、“美丽而忠实”, 和谐翻译法是必不可少的。
2、和谐翻译的含义
“和谐”这个词, 目前在我国的报刊杂志和人们的日常谈话中, 使用之平凡, 绝对是达到了高潮。这说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的提出, 触动了人们的心结, 道出了人们的心声。翻译是一种再创造, 也是艺术, 而此艺术贵就贵在其和谐的程度。和谐在翻译中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关系, 下面就从这方面进行简要讨论。
理解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只有译者充分理解了原文, 充分理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才能保证翻译后续过程的有效进行。这就要求译者在理解原文时要真切地体悟和感受原作的内在本质和艺术美。要求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必须和谐。译者与原文的关系和谐了, 就涉及到表达问题, 也就是译者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译者与译文之间的和谐, 取决于译者的“心”与“手”之间的和谐。译者必须通过再创造等手段让译文尽可能地再现原作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只有当译者在用译文表达得“心”应“手”时, 那么译者与译文也就和谐了。同时在原文与译文之间, 由于语言、文化、文体风格和艺术形象存在差异性, 便又造成了翻译的不和谐因素。那么译者的任务就是化“不和”为“和”。这就要求译者不断提高自己母语与外语的修养, 有相当的双语功底, 这样翻译时原文和译文就可由“不和”而“和”。最后是译作与读者的和谐问题。大家知道, 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为读者服务, 是要让读者在译文中既要感受到原文的美, 又要体会到其真。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从为读者负责的态度出发, 让译文自然、流利、易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译作与读者和谐的过程。
在实践中, 要让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作与原文、译作与读者都处于和谐的关系体系中并非一件易事。傅雷在谈翻译时曾说过, “翻译这门学问, 好比蚕宝宝造丝。这蚕要是吃了桑叶进去, 尽吐出桑叶渣出来, 就完蛋了。吃了桑叶, 吐出来的应该是丝嘛。翻译的人应当把原文彻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后, 再重新写出来。”其实这里蚕吐丝的过程就是“再创造”过程。所以和谐翻译法还得从再创造的角度来考虑。
3、和谐与再创造翻译的实例论证
再创造的原则问题实际上就是再创造度的问题。不及这个度, 翻译不和谐;过了这个度, 翻译也不和谐。所以要让原作的智慧在译作中和谐地再现, 那么“再创造”便是“忠实的再创造”, 不是随心所欲, 添枝加叶和无中生有, 而是有尺度可依的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3.1 把握尺度, 动态对等
尤金·奈达就曾强调动态对等在翻译中的运用, 他还将动态对等作为交际学翻译的核心, 要求译者突破原文形式的束缚, 转而进行再创造。下面试举几例来说明这些问题。
这真是一群强盗!你是萍, ——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雷雨》)
此句出自曹禺的话剧《雷雨》。周萍的母亲认出自己的儿子, 脱口说道“你是萍 (儿) ”, 可想到当时的境况不便认识儿子, 便语气一变改口道“——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成功的译文必须再现周萍母亲当时复杂与矛盾的心情。汉语里“萍”与“凭”同音, 这就要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翻译, 让原文的功能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从而达到动态对等的目的。动态对等了, 译文也就和谐了。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不愧是一佳例。
You are hooligans, too!You are my——mighty free with your fist!What right do you have to hit my son?
(王佐良, A.C.Barnes译)
3.2 归化为主, 异化为辅
翻译中的创造, 主要是表现在表达过程中, 是就归宿的语言来讲的。既然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结构、特点和规律, 那么译文的语言就必须遵循这些结构、特点和规律。林语堂就曾说过“一语有一语之悟性, 语法句法如何, 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 平常所谓‘通’与‘不通’即其句法是否跟从其习惯。……无论何种语体未经‘国化’以前都是不通的, 不能以其为翻译而为例外。”这里所说的“国化”就是归化。所以在进行再创造翻译时要采用以归化为主, 异化为辅的翻译法, 只有这样译作才能与读者和谐起来。
Spring is gay with flower and song;
Summer is hot and days are long;
Autumn is rich with fruit and grain;
Winter snows&brings new year again.
春意盎然, 鸟语花香;
夏日炎炎, 白昼漫漫;
秋盈硕果, 五谷丰登;
冬雪皑皑, 辞旧迎新。
(笔者译)
原文描写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的特点及景象, 欢快而易上口。若将其直译为中文, 可能会损害原文的形与神。故在此笔者采用了归化翻译法, 在照顾其意思不变的前提下, 使用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句子将其表达出来。这样既不会损害原文的形与神, 又能再现原文欢快的音韵美。
4、结语
由上可见, 尽管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字和文化上的差异, 但是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变通, 原语与译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只要变通得当, 不可译便可能转为可译。所以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只能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 灵活运用各种变通手段, 才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涵趣和语言功能。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作与原文、译作与读者才能在和谐的关系体系中共存。
总之, 翻译需要创造, 需要和谐的创造。和谐翻译是译者的目的, 再创造是其手段, 也是文学翻译的灵魂和生命。只有凭着译者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学翻译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Lefevere A.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 2001
[2]、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58
[3]、Richards J, Rodgers T.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Language Teaching: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M].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6
[4]、Tsao Yu.Thunderstorm[Z].trans.Wang Zuoliang and A.C.Barne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8
[5]、曹禺.雷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6]、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9
[7]、金圣华.傅雷与他的世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7
[8]、马红军.翻译批评散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9]、毛荣贵, 廖晟.译谐译趣[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10]、覃军, 向云.再创造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度[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12) :36-40
可译因素 篇2
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再创造.这点在文学翻译上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再创造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再创造翻译不但可以以恰当的形式将原作的风格、内涵、思想感情、艺术形象传递给译文读者,同时再创造翻译还可以解决一些文学作品不可译的问题,尽量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译度,保证文本中的信息得到尽可能完整的`传递.本文结合笔者自己的译文对再创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 者：覃军 向云 Qin Jun Xiang Yun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44 刊 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年，卷(期)： “”(12) 分类号：H315 关键词：文学翻译 再创造 可译度
浅谈翻译的可译性 篇3
关键词：可译性,习语,文化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存在由来已久。可译论者认为不同种语言间可以相互交流、理解、转换并达成共识;不可译论者认为真正的翻译是不存在的, 既然人类注定生活在不同的生存地, 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拥有着各自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 那么不同语言的民族便不能对等地交流, 也不可能进行翻译, 更不可能存在合格的翻译。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传播, 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加速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 翻译在此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本文拟从三个角度, 即哲学角度、英汉习语翻译实践角度与文化趋同角度来论证翻译的可译性。
一、可译论与不可译论之争
可译论与不可译论之争可以从“智慧之学”——哲学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具有共性和个性。可译论者抓住了事物的共性, 认为人类思想具有同一性, 认识和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 且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都打上了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印记。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客体 (原作及其作者) 和翻译主体 (译者) 之间的沟通依靠的是共同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规律, 而这种共同的思维规律是人类思维的共性, 强调人类的共性。不可译论者强调个性的差异。认为每种语言与文化有着其特有的内涵, 其间不可能等量转换, 翻译的结果必然是非等量的转变, 因此,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不存在, 也即不可译。这种认识夸大了困难性, 否定了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否定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符合认识论。当然, 不可否认, 世界文化宝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差异性客观存在。在很多场合下, 翻译中确实不能完全表达原文中的某种要素, 而要用形式上相差很远的要素去替代, 或放弃其形式上的对等而只力求内容上的重现, 这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不谋而合。从理想翻译的精确度来讲是欠缺的, 但作为译者只能尽可能地减小由于这种欠缺而造成的译语读者的理解欠缺。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认为翻译是可能的、可行的, 承认翻译的可译性。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优秀译作也可证明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确实可译, 只是译者在期间所承受痛苦和压力是无法比拟的。翻译学习者或想以翻译为事业的人不能因为其过程的艰难而将其认为不可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 经历了大同小异的社会发展阶段, 物质世界的共同性、社会发展的相似性、人类思维和情感的共通性形成了各种文化和语言的相融性和相通性。[1]p149世界上大致存在3000种语言 (也有人认为有5 00 0种) , 语言学上根据各种语言所处地域大致分为东、西语系, 再细分为八种语族, 即波罗斯拉夫语族、印伊语族、亚美尼亚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凯尔特语族、意大利语族、希腊语族和日耳曼语族。
由此可见, 世界上的语言因为有其相似性 (similarity) 才能归属于相关语族, 同时证明了语言是以共性为大背景, 以个性差异为特色, 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共性的大背景为可译论提供了可能, 个性差异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便有个性差异的阻碍, 翻译仍可进行。
金圣华女士在《桥畔译谈》中将翻译比成一座桥。桥的两端是有着不同习俗风尚和语言文化的两个国家。“译桥”林林总总, 种类繁多, 有的凌驾于湍急奔放的溪流之上, 有的则筑在滔滔巨川之上 (金圣华《桥畔译谈》“自序”) 。[2]不论是溪流还是巨川所指的应该是两国语言文化、习俗风尚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前者是差异小的习俗风尚;后者是差别悬殊的语言文化。例如, 习语便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 可称之为“巨川”。汉语中我们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人很瘦, 但在英语中却要用“as lean as a rake” (瘦得像个犁耙) ;再比如,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转换成英语时要用“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来表达。由以上两例, 不难看出虽然两种语言中所使用的形式不同, 但却能表达相同的内容。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习语尚能相互转换, 那么其他的语言现象要进行翻译必然可行。鉴于习语的特性, 在本文中, 试从英汉习语差异的角度, 即个性差异的角度, 来验证两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
二、英汉习语差异与翻译可译性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 一个民族的机敏、智慧和精神全反映在它的习语里。何谓习语?习语是某一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 一般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和典故等等。既然习语是一种独特且固定的表达方式, 那么若两种语言中的习语所体现的独特差异能够相互转换, 则大可以证明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可行性。合格习语的翻译要求是:要达到译文与原文之间意义相符、功能相似, 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和语体, 又能使读者欣然接受。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 包含着大量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习语。习语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了文化方面的差异。
首先, 地理环境的影响。大多习语的创造者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英国航海业的盛行使其在历史上具有“日不落帝国”称号, 许多英语习语来源于航海业, 基本与水、船有关。起先这些习语由水手们口口相传, 因言简意赅、表达力强被陆地上的人们所运用, 并在更广的范围来比喻类似的事物, 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习语。例如, to sink or swim (不论成败) ;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奋力图存) ;to know the ropes (内行) ;all at sea (不知所措) ;[3]p77smell fish (值得怀疑的情况) 等等。我国绝大多数国土位于内陆, 长久以来以农业为主, 因此在汉语中有很多的农谚, 例如, 挥金如土 (waste money like water) , 力壮如牛 (as strong as a bull) ,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等等;此外,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某一物产的生长, 例如英国的潮湿气候有利于菌类和野果的生长, 于是在英语习语中有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等, 而在汉语中则常用“多如牛毛”和“雨后春笋”来表达相似概念。由此可见, 两种习语所表达的内容一致, 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 其表达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 风俗习惯的差异。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 所表达的意义相似, 但选用的动物名称却大相径庭, 例如胆小如鼠 (as timid as a hare) , 鸡皮疙瘩 (goose-flesh) , 狐假虎威 (ass in the lion’s skin) , 非驴非马 (neither fish, nor flesh, nor fowl) , 瓮中之鳖 (a rat in a hole) 等等。[4]p138以上这些耳熟能详的汉语习语中的老鼠、鸡皮、狐狸/老虎、驴/马、鳖在英语习语中均被野兔 (h a r e) 、鹅肉 (g o o s e-f l e s h) 、驴/狮子 (a s s/lion) 、鱼/家禽 (fish/fowl) 、老鼠 (r a t) 所替代。这与两个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有着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翻译时, 译者应该要将源语中的相关要素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要素。
再者, 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英语国家, 人们信奉基督教, 相关的习语有:Go to the hell! (滚蛋!) ,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 Damn it! (该死的!) ,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一贫如洗) , paint the lily (画蛇添足) 等;佛教传入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有不少追随者, 与此相关的习语也不少:借花献佛, 临时抱佛脚, 回头是岸, 立地成佛, 普度众生, 佛头着粪等。
以上是从英汉习语差异的对比层面来对翻译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证。不难看出, 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 与文化紧密相连。在某种语言中, 习语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最集中地反映该语言的文化特色, 民族文化色彩最浓。那么接下来拟将翻译的可译性论证放到文化层面上进行验证。
三、文化趋同与翻译可译性
圣经上说, 为维护上帝的权威, 上帝使用不同种语言将人类隔离开来, 阻止他们修建通天塔。或许从那时起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外语”。上帝的旨意是人类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人, 感恩于他的创造, 彼此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不通便不能交流, 不能交流就不能合作, 不能合作就不能发挥人类的力量改造世界。若我们“认命”、服从上帝的安排, 就这么隔离着, 便不可能出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地球村”。“地球村”里的人现在可以交流, 可以合作, 可以发挥力量改造世界。那么是什么能让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呢?“翻译”使之成为可能。上帝创造的人类不仅有聪明的大脑和智慧, 而且还也那么一点不“认命”和“叛逆”。翻译者就是这样一个不惧怕困难的“叛逆者”的群体, 他们拉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人民的距离, 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 语言翻译可以称为文化交际的桥梁。
吕斌在他的《文化进化导论》中说过:“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 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着, 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5]p234-235换句话说,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是静止的, 而是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 这种动态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文化的趋同。[6]p3
“中外合语”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化趋同和语言融合的典型例证。所谓“中外合语”, 是指在说中文时夹杂进外语 (主要是英语) 的语词、语调甚至体势。[7]p 9如在生活中有“D V D”、“V C D”“K T V包房”、“卡拉O K”、“C T室”、“G D P增长”等。反之, 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英语中, 例如炒饭 (C h a o f a n) 、磕头 (k o w t o w) 、阴 (y i n) 、阳 (y a n g) 、功夫 (k u n g f u) 、旗袍 (c h e o n g s a m) 、唐装 (T a n g costume) 、麻将牌 (mah-jong) 等等。
包惠南认为文化趋同对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文化的不断交流趋同, “地球村”上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逐步扩大, 各民族之间的特殊性的差异正在相对减少, 预计之间的可译性限度也日益缩小。另外, 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局部的交叉、碰撞冲突, 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 正如奈达所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由此可见, 随着文化趋同的发展, 翻译可译性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 足以证明其可行性。
综上所述, 作为学习翻译的学生或者作为从事翻译的工作者, 应如勤恳的修桥者, 为力求将两岸的美好风光展示出来, 自然要经受风雨的洗礼, 为搭建一座优美的译桥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切不可夸大两国语言的差异性而否定翻译的可译性。翻译作品的好坏在于译者对于翻译的态度, 许多译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证明了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就不应该知难而退, 用“不可译”将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推却干净, 而应该迎难而上。只有这样, “地球村”里的人们才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 弥补“差异”给人类带来的不便, 使世界从各种民族的个性内涵的角度呈现出整个世界的完美!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
[2]张维友.英语词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
[3]刘玲慧.从英汉习语互译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 (2)
[4]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
[5]吕斌.文化进化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也谈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篇4
关键词：符号学,文学,可译性
可译性问题一直是翻译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至今未达成共识。文学翻译作为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块, 其可译性问题更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本文试以一些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 分别从文学语言、风格、文化内涵等角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一、文学翻译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家矛盾说:“文学的翻泽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文学, 从本质上说, 是一种艺术;文学翻译, 自然也该是一种艺术实践。文学作品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结的记叙, 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 即通过艺术的形象, 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文学翻译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词汇量大, 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 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公式和符号;二是文学作品内容丰富, 如一部小说会涉及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社会背景以及人物描写等;三是文学多是描写性的语言, 这和以叙述性语言为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不同, 自然风光、心理变化和感情色彩很重的文字比较难译;四是文学翻译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决定了文学翻译的挑战性;五文学翻译尤为难译者, 是要传达作家的个性、艺术风格和韵味。怎样达到原文与译文最大限度的对等、原文的可译程度等问题都一直困挠着翻译家们, 也是翻译界争论最多的问题。
二、文学语言的可译性
由于在原话与译语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 有时很难在译语中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表现原话, 但是, 我们应当承认语言本身的规律与特征所构成的不可译性是不多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些例句, 经过对语句进行语法意义的分析, 从而完整地译出了原句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所蕴含的信息。
(1) The town itself when approached across the desert is for all the world like a cinema city in the sand.
…看到它活像一座为了拍电影而在沙地上搭起来的布景城市。
(2) A crashing thunderstorm, with thick rain hissing down from skies black as night, stopped Victor Henry from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轰隆几声雷响, 从漆黑的天空哗拉拉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
(3) Spring has so much more than speech in its unfolding flowers and leavers, and the coursing of its streams, and in its sweet restless seeking! (John Galsworthy, The Apple Tree)
春花怒放, 春水奔流, 春天欢腾地无休止地追逐着, 这一切都比语言要丰富得多。
三、文体风格的可译性
原作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文体的语言本身, 还存在于文体风格等方面。风格的精神实质, 即为作者人格的反映, 它虽然难以把握, 但它最终是通过可以具体为人感知的物质构成要素表现出来的。海明威文字简练, 意在言外的风格常常表现为句子的简短和全部连接词的省略。如他在《印第安人的营房》中的一段描写:
(4) The sun was coming over the hills.A bass jumped, making a circle in the water.Nick trailed his hand in the water.It felt warm in the sharp hill of the morning.
太阳露出山头。一只鲈鱼跳起来, 使水面泛起一圈涟漪。尼克把手伸到水里, 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 水摸上去很暖和。
这里译文同样句子简短, 连接词省略, 把海明威的风格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由此可见, 风格的载体是具体的。译者大可不必空泛地去追求原作的风格, 只要正确地译出原语信息的多种意义, 原作的风格自然会自己照顾自己, 无声无息地溶入译文, 使读者受到感染。
四、从跨文化角度探讨可译性
作为一门艺术, 并且是高难度艺术的文学翻译,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着实给翻译更增几分艰辛, 也令译者为求精确更增几多愁绪。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字作品中文学符号的指称意义, 言内意义及语用意义所蕴含的文化中, 努力探索原语和目的语之间文化传递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 翻译在实际运用中不可能只固定于一种模式或原则, “异化”与“归化”应该可以在实际运用中灵活操纵, 并得以相互交融。如归化和异化的运用可以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而择取。
(5) “呸, 你这死乌龟, ”湘云笑道, “阿弥陀佛, 刚刚儿的明白了, 那起坏人的嘴, 太太还不知道呢, 心顺了, 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 就没有忌讳了。”
“Holy name!”Said Xiang Yun, “she understands.For you know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like, your Iadyship if they feel welldisposed towards you, they'Il make you out to be a saint, but if they are not, then Heaven help you.” (曹雪芹《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文)
这里将阿弥陀佛泽作Holy name, 是采用归化手法, 便于西方读者接受, 将“菩萨”译作“saint”也是同样道理。
而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时, 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归化的手法, 如:
(6) “You don'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 do you?”she shook her head. (S.Maugham.The Razor's Edge, P.256.)
“你不想完全丢掉拉里, 是吗?”她点头。 (周熙良译《刀锋》, P245)
这里的文化差异在于:回答否定问句时, 英美人是着眼于所问的内容, 而中国人则着眼于问话本身的正确与否。
总之, 翻译时要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以获得原文与译文的最大限度的对等。对于可译性问题, 由于语言之间的共性, 文学翻译是可能的。实际上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无数的译者都在为把不可译的变成可译的, 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深层意义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而完美的翻译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从认知角度看翻译的可译性 篇5
关键词：翻译,认知,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可译论认为, 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过程中的产物。因此, 在同一现实世界下形成的民族文化虽然种类各异, 但共性多于个性。人们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在思维认识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因而具有认知表达功能的语言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具有可理解性, 这是翻译的基础, 也是可译性之所在。而不可译论认为, 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语言和符号的不同, 而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同, 更强调语言对思维世界的支配和主导作用。不同民族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 因而对事物认识的角度也不同,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难以一一对应。再则各种语言都有独特的音系结构、词语结构和修辞结构, 由这些语言因素组成的语言风格是不可译的。因此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实质上是不可能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Humboldt) 说所有的翻译看来只是一种要解决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每种文化及其语言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不能被替代的个性, 每个民族的语言沉积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特点和思维习惯, 有着许多独具特征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因此原文语言中有许多含有独特感染力的词语很难传译到译文中, 尤其是通过语音形式表达的思想感情及作品的独特风格往往难以传译。
一、可译性的定义
一种语言文字是一定区域内国家、民族或部落的人群进行物质生产社会活动的特征反映, 各区域各民族的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同,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这种差异又会成为语际翻译的障碍, 即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对于这一问题, 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家都赞同卡特福特 (J .C. Catford) 的观点:“可译性确实更像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 而不是绝对不可译的。”
许钧在谈翻译的基本层次时指出, “当各民族语言起源时, 虽然处于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一共性, 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 才可互译。”
刘宓庆先生给可译性的定义为:“可译性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他的理论依据一是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 同构是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 是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的基本依据; 二是思维形式的同一性;三是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性; 生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总之, 不同语言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相关的等值成分或相关的语境特征, 用任何语言表达的信息, 都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就是可译性。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可译性, 是因为人类在表达概念和思维时存在广泛的共性。
二、可译性的理论基础——语言的共性
人类虽然从属于不同的民族, 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正如王力所说:“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 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人类共性, 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 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几千年的翻译史告诉我们, 翻译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它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的桥梁。首先,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 是人们借以在进行社会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语言内容既反映着人们的生产活动, 又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其次, 语言的差异只是人们用不同的认知工具来对同一认知对象 (现实世界) 的表现形式。认知方式虽然不同, 但为了反映事物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为意义交际的平衡。同一现实世界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现实世界是思维的基础所以思维是统一的, 思维规律也是相同的。因此, 不同民族在认知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也必然是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是, 他们在认知和表达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即: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知识和经验。反过来说, 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同样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思维与存在是同一性的。在各种语言中, 共性是广泛存在的, 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认知对象是同一个, 人们的认知方式却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适时引入“范式”这一术语深入分析。范式一般指模式、模型和范例, 在Kuhn1970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将它具体定义为“符号通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范例”, 它受到语言社会习惯的影响。正如Sapir所言,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适应现实, 或以为语言仅仅是一种解决特定的交际问题或思考的随行工具, 那完全是一种错误。事实上, “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团体社会习惯基础上的。”
在人类的认知进程中, 范畴化是语言与文化共同进步的标志之一。最原始的范畴化是一种身体与外界现实世界的互动, 而“不是显意识的产物”。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程度的加深, 认识范畴体系进一步完善, 语言的范畴化体系内嵌入了人的认知无意识当中。在语际转换中逐步由各式各样的结点联成网络, 将各种关联归入某一图式框架之中。就翻译而言, 在语际转换的过程中, 由于原语与译语的语言范畴体系不同, 译者必须调动两种语言各自的范畴体系。如果对应就用对应的范畴体系, 如“书本”翻译成“book”。如果不对应, 就要实施在范畴化的翻译策略。如“Indian meal”, 不能直接翻译为“印第安饭”, 而要翻译为“玉米粥”。可见在同一个图式框架之下, 各个接点有着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而且有时彼此界限并不分明,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这一切都要求译者认真对待跨文化间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 情感影响等等因素。
三、可译性的限度问题
由于语言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两种语言的互译存在可译性限度问题, 我们在确定语言是可译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可译性不是绝对的, 它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 这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这种限制, 即所谓的“可译性限制”。具体表现在语言和民族文化两大方面,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异化和归化、音译和意译及损失和补偿等策略, 使不可译朝可译性转化。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决定了语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然而由于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 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 存在着一定限度, 在语际的转换中原文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四、结语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及其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 因而不同语言间的交流是可能的, 这是可译论的基本思想。而不可译论者认为: 由于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 不同的语言是不可能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意思的。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智和客观的态度, 不能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一方面, 由于人类经验具有相似性, 人类文化具有相通性, 语言都具有认识新事物、新环境的功能, 翻译不但是可能的, 而且已经在各国家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看到, 由于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必然会有不可译现象的发生。正如学者张今所说, 在战略上我们要坚持可译论, 但在战术上则要承认可译性也有一定限度。傅仲选先生将不可译性分为绝对不可译性和相对不可译性, 卡特福德则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把它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
因语言本身造成的不可译性是真正的不可译性, 即绝对不可译性;而特有的文化现象本身是可译的, 只是译语中一时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已, 这种不可译性是暂时的, 即相对不可译性。随着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增进, 这种不可译性会逐渐变成可译性。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99:98—129.
[2]王丹阳.翻译的不确定性:原因.表现.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3) .
[3]周红民.翻译中的认知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4) .
[4]柏杰.从译者认知语境看翻译的理解认知过程[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4 (6) .
[5]陈登, 谭琼林.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解决的方式[J].娄底师专学报, 1996 (3) .
[6]刘传珠.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 .
双关语的可译性探索 篇6
关键词：双关语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
Pun (双关) 是英语中较为常见的修辞格, 它是有意利用语音和语义条件使某些词具有双重意义, 使语言幽默、含蓄、富有情趣。但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结构及文化背景上有极大的差别, 因此, 在翻译时很难恰如其分地将其译为汉语。以至于一直以来双关语的翻译被学者视为“不可完成的任务”。
一、Pun的定义
《牛津英语词典》给Pun下的定义是:The use of a word in such a way as to suggest two or more meanings or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r the use of two or more words of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soun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so as to produce a humorous effect.而《辞海》给“双关”下的定义是;“修辞学上辞格之一。利用语言文字上同音或同义的关系, 使一句话关涉两件事。”即利用语词字形或语音相同而语义不同的情况, 使一个语词和句子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双重意义的修辞方式。由此可见, 英汉双关语虽有共性, 但是却又并非完全对应。鉴于此, 在翻译过程中, 就出现了Pun的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
二、Pun的可译性
前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认为“可译性是一切语言的本质”。美国翻译学家尤金·A·奈达也曾谈到“尽管不同语言间存在着语言结构和文化因素上的差异, 但是跨语言的交际仍然是可行的”。由此可见, 语言间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 而可译性却是绝对的。Pun的翻译也不例外, 并且可以由以下几点充分说明:
1. 语言认知功能的共性
每种语言的形成都基于其国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但是语言的存在都是对现实世界事物的一种反映。人们的情感相同, 每日的日常活动也相似。尽管表示同一事物的文字符号或许有所不同, 但是其反映的事物本质却是一样的。
2. 人类思维模式的共性
语言可以反映人类的思维, 因此人们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式以及逻辑方法。在任何日常活动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分析法, 综合法以及归纳法的存在
3. 文化相互渗透的共性
语言的功能便是在特定的群体中进行沟通交流。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语言也将各国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翻译过程中异化法的广泛应用, 各国语言都被极大地丰富了起来, 也为读者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和历史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Pun翻译存在的困难
尽管Pun是可译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译者必须跨越由于语言及文化因素造成英汉语言差别, 并试图最大程度上保留pun的双重语义。
1. 语言相关的翻译障碍
Pun就是基于语言发音与语义歧义之上, 因此翻译障碍便表现在语音, 书写与语言单位上。首先, 汉语与英语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音系系统。英语是字母组成的而汉语却是表意文字, 当文字的这种特性成为pun中主要的表现特征时就很难翻译。例如:Seven day without water make one weak.在这个句子中, “one”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数词或者是代词, 而“week”和“weak”在英文中是同音词。这个句子可以理解为“一周由七天构成”或者“一个人如果七天不喝水就会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 翻译的过程就会损失原文中pun的功能。第二, 英语与汉语有不同的书写模式。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 而汉语隶属于汉藏语系。第三,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单位。
2. 文化相关的翻译障碍
首先, 英文中所出现的概念可能在中文中闻所未闻, 例如一些社会风俗, 宗教信仰以至于日常的食材。其次, 某些英文中的概念已经被国人所熟知, 但是却并没在中文中有被给予正式的命名。然而, 文化上的翻译障碍都是暂时的, 因为可理解, 可表述与可翻译才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总而言之, pun的语义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有所损失, 而译者应该做的便是尽量减少这个损失。
四、双关语的翻译方法
1. 保留双关语的表层汉译
Growing Pain成长的烦恼
这是一部风靡全球的美剧, 剧中主要讲述了寻常美国家庭生活, 尤其是孩子们的生活。“growing”在这里含有双重意味:孩子在成长, 他们有烦恼;随着孩子的成长, 他们的烦恼也在增多。而此处的翻译仅仅保留了pun的表层含义。
2. 保留双关语的深层含义
Why are the lawyers all uneasy sleepers?Because they lie first on one side, and then on the other, and remain wide awake all the time.
为什么律师都有很难入睡?因为他们现在这边撒谎, 然后又在另一边撒谎, 因此保持清醒。
很明显, 这个句子的表层含义便是律师躺在床上, 但是仔细审视语境便会发现深层含义才是作者想要表达并达成讽刺与幽默意味之所在。
3. 保留双层含义
I’m more satisfied.Ask for more.
摩尔香烟, 我更满意。再来一支, 还吸摩尔。
这是一则香烟广告。“more”可以理解为“更加”或者为一个香烟品牌。这里译者保留了pun的双重含义, 并传达了广告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功能。
4. 注释法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 译者还可以使用注释法来对Pun进行解释说明。
Physician says one million women are overweight.These, of course, are round figures.
医师说有一百万个人女人的体重过重, 这些当然是大概的数字。
注:“figure”除了“数字”外还有“身材”的意思。故此句的另一个意思为:医师说有一百万个女人的体重过重。这些当然是指肥胖身材的人而言。
试论文学翻译的风格可译性 篇7
何谓风格?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Jonathan Swift有句名言: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 (适当的词用于适当的场合, 就是风格的确切定义)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德·布封提出过“风格即其人”的名言。吕俊教授在中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风格的内涵。他指出, 风格是一个科学系统, 是一部作品的风貌、格调等各种特点有机联系的综合体现。作为艺术风格, 使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种特点的统一。作为语言风格, 是指语言体系本身的特点和运用在产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特点的综合体现。
既然文章之有风格是普遍的, 则对原著风格的追求便是对忠实原则的信守, 无一例外。无论英译汉或汉译英, 在译作中忠实地表现出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风格是十分重要的。这正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 也是检验译者水平的关键所在。
二、风格可译性
关于文学作品的风格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 已经不能算是个新话题了。国内外许多译者曾对此发表过高见。主流是认为风格是可译的, 只有少数人持相反的看法, 认为风格是一个最难谈得清楚的东西, 而且译者只是无形中把这种风格通过他的译文去感染读者的。
我国诗人郭沫若在翻译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他在《雪莱诗选小序》中写到:“译雪莱的诗, 是要使我成为雪莱, 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 不是沐猴而冠。”这段话不仅说明了诗的可译性, 也道出了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不同的语言既有差别, 又有共性, 正是这种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1、“同构”原理
从整体上来, 语言之所以可译不外乎语言有共性, 文化可相通、可交流, 即语言文化中存在“同构” (isomorph) 。同构原理用于翻译, 就是可译性的理论。同构现象存在于翻译的各个方面。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认知对象是同一客观世界, 都具有相似的生物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 因而具有一些关于客观世界的共同认识, 并且有些思维方式也是共同的。这种统一性可以使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各自的头脑中构成一个疏略却基本相同的概念系统框架, 使他们都具有概念、判断、分析、推理及分析、综合、概括的思维能力。这就是思维认识上的同构性。
2、风格标记的可识性
在进行风格传译之前, 译者应首先从宏观上分析作品。当他把握了作品的创作背景、中心思想、结构安排等要素之后, 语言便成为再现作品风格的突破口。比如说, 培根的On Studies一文富于三项式或多项式排比, 译成汉语时可以用同样的手法再现这一风格,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就是很好的例子;鲁迅的《野草》多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 特别是自然景物的象征, 这些自然景物的特点是可以捕捉得到并且在译文中给予表现的。
3、语言中存在一些普遍特征, 在语言交际中可以发生作用
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 尽管在语法结构、修辞手段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但语言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在运用各自语言进行创作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
翻译家思果先生经过无数次试验得出的经验是:“英文中的许多句子, 只要改变连接词, 或者补充一些无关紧要的字词, 都可以照英文的词序翻译, 在一般的文章中百分之六七十可以这样译。”既然原作语言的整体不存在不可译的问题, 那么原作的意境、气氛乃至其他风格因素也就不存在不可译的问题了。
所有语言都有彼此平行的结构, 如音素、语素、单词、词组、句子和段落。所有语言都有具体的反义结构, 同时有彼此极其相似的各种体裁, 如叙述文、论说文、说明文、谚语、演说辞和法律公文。所有语言既能吸收新词汇, 也能引进新思想。此外, 所有语言都具有各种形象表达法, 其中包括隐喻和借代。
三、如何体现原作风格?
风格是可译的,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译者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提高可译性的幅度。
1、异化和归化策略
异化 (foreignization) 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 就是要有“洋味”;归化 (domestication) 则是要把源语本土化, 在我国也称汉化 (sinicization) , 用本土语言文化中的习惯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
翻译成语与典故时常采用归化方法, 以求保持它们特有的简洁性和精练的表达力, 如一箭之遥 (at a stone’s throw) ;英语中有些名词是用一个表形状的字母开头的, 如果汉语中有表示这种形状的词的话, 常用表意的归化方法, 如T-square (丁字尺) , V-neck (鸡心领) 。另一面, 又有很多异化成功的例子已融为汉语的一部分, 几乎看不出移植的痕迹来, 它们是二元文化的成功融合, 如:sour grapes (酸葡萄) ;保全面子 (keep face)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等等。
2、采取变通补偿手段
变通补偿翻译的根据是“翻译是一个在不同语言之间, 从各个层次上不断发现同构体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发现在功能上同构的符号或符组的过程”。简言之, 变通补偿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保障信息内容的准确、完整的传递、减少信息的扭曲或损失。就翻译而言, 双语语言文化间的同构性的意义主要在于交际功能上的对等, 而不是形式上的对应。通过某种变通补偿手段可以将某一预言层次上失去的语义、语用、修辞等寓言特征, 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出来。
四、结语
著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认为, 人类共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可译性是人类语言的标记, 人类语言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可译性的基础之上, 没有可译性人类的文化交流无从谈起。此外, 承认风格的可译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意味着承认翻译过程中损失的在所难免。这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建立积极的态度, 努力地去发现和寻找可能的最佳翻译, 而不是简单的以不可译为理由, 将难译之处草率处理了之。总之, 翻译是跨文化的, 在一篇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越多, 翻译越能达到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目的。
摘要：风格是一个科学系统, 是一部作品的风貌、格调等各种特点有机联系的综合体现。不同的语言既有差别, 又有共性, 正是这种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本文浅谈了文学翻译的风格可译性问题。
关键词：文学翻译,风格,可译性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Turner, G.W.Stylistics[M].London:Penguin Books Ltd, 1973.
[3]陈等.翻译中可译性的限度.外语教学, 1996, (1) :73.
[4]冯世则.风格的翻译:必然?困难、可能与必然.文汇出版社, 2005.
[5]吕俊.系统论与风格翻译[J].外语学刊, 1992, (1) .
文化障碍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篇8
翻译理论中的所谓“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 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性程度。人类认识所指与思维活动形式的同一性构成了语际转换信息通道相通的两个最重要条件。人类思维的内容与基本形式是同一的, 因此, 在转换中的语言是可译的 (translatable) 。可译性限度产生于语言家族之间的非相似性。但在语言的各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 这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这种种限制, 即所谓可译性限度。
语际转换中的可译性障碍主要有五种不同的情况。它们是:语言文字结构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法障碍、语义表达障碍和文化障碍。
文化障碍与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可译性限制中最常见的因素是文化障碍, 同时它也最忌简单处理。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符号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 (a system of symbols) , 这个系统以散点式结构广泛包容相互交织和渗透的信息符号。这些信息符号主要包含在五个方面:
(一) 民族意识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 包括产生这一文化的民族的一切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信息。它往往具有折射性, 间接的反映一种文化的观念和形态, 而非直接反映。如“天诛地灭”反映的是中国思想里对于天道的权威性肯定, 而judgment of God (上帝的审判) 说明了西方人信奉基督, 并肯定宿命。
(二) 民族声象化符号
民族声象化符号包括语言音位系统和文字系统, 其中丰富的声色词、形象性词语, 和以听觉、视觉为感应媒介的词语 (包括:俚语、俗语、歇后语和象、声、色描摹性词语) 具有最强的象征性。如:一只碗不响, 两只碗叮当和wild goose chase就分别属于汉语与英语中具有强象征性的民族声象化符号。
(三) 民族社会化符号
人类社会包罗万象, 民族社会化符号也极为丰富, 反映民族风俗的特定说法, 反映人际、社会、群落、阶级的称呼, 反映不同民族的服饰语体、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的词语, 都属于这一类符号。比如洞房花烛、play knife and fork (饱餐一顿) 等。
(四) 民族地域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地域化符号主要包括那些反映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气候特征、地域环境等文化内涵的词语。例如泰山北斗就突显了我国的地域色彩, 而Indian summer (美国某些地区严冬到来之前的一段很短的暖和天气) 则带有强烈的美国文化气息。
(五) 民族物质化符号
语言中使用的很多词语, 都跟人类的经济生活, 生产生活工作, 日常用品, 文化设施等息息相关, 富有这些文化内涵的词语, 便是语言的物质化符号。“湘绣”属于中工艺, 明显的体现了汉族文化色彩;而motel, 则是由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富有英美文化色彩的词。
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可译性限度在这五种信息符号的具体表现可以用词汇的内涵联想有别与词汇的内涵联想空缺两种情况来概括说明。
(一) 词汇的内涵联想有别
邓炎昌、刘润清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词的内涵 (connotat ion) 不同于它的字面意义 (denotation) ——基本的或明显的意义。涵义是词的隐含或附加意义。”
1. 英汉两种语言中, 都有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比喻, 但是关于它们的内涵联想, 却大不相同, 这就导致了语际转换出现冲突, 而产生了可译性限度。如:龙的形象, 汉语中, 它代表了吉祥、前程似锦, 然而英语里, dragon却是一个负面形象, 表示邪恶。
2. 对色彩感受的差异, 也表现了不同民族对事物的理解差异。同一种颜色,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不同的人文背景和思维方式, 也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 对同一颜色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以下词语的英汉对比意义:green-hand (新手) 、yellow chicken (胆怯) 、yellow dog (卑鄙小人) 、green-eyed (嫉妒) 、in blue mood (忧郁) 。
(二) 词汇内涵联想空缺
萨丕尔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说: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了它所服务的文化。民族文化总是不断地反映在其语言的词汇中。国俗语义差异引起的语义空缺可从民俗民风、文学历史典故、地域文化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几方面造成可译性限度。
1.中国历史博大精深, 语言与中国的社会习俗、文化关联较大, 但在英语里, 却没有对应词。如:古时关于皇宫后宫嫔妃的称呼, 就较为复杂——皇后、贵妃、嫔、贵人等。它直白的反应了古时宫廷的等级差异。同样, 在英语中, 也有汉语里无法准确对应的词, 如英国古代与爵位等级相关的说法——duke, marquis, earl, viscount, baron.
2.许多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 也因各国文化环境不同, 而为各自民族所独有, 在目标语里找不到对应词, 造成可译性限度。如:诺亚方舟 (Noah’s Ark) 的引申义为避难所, 中国人大多不了解基督教历史, 理解起来就易有偏差。汉语里的俗语“事后诸葛亮”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 若直译成to be a Chukehliang after the event会令外国人大感不解。
3. 东西方所处的地域不同, 自然气候也各异, 从而形成许多地域文化的差异。同一事物, 因为根植于不同的环境, 而具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国生产竹子, 于是和竹有关的说法特别多, 如:青梅竹马、雨后春笋。但在英译时, 英语词汇却没有竹的喻体, 只能借用其他词语来代替, 或者根本不译出“竹”: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雨后春笋) , the game of childhood (青梅竹马) 。
4. 东西方的价值观念差异巨大。中国历来深受儒家礼节思想的统治, 重视等级。汉语中常使用敬词和谦词, 如:贵姓, 大作等。而英译过来的your name, your wrinting并不能反映这种恭谦之意。西方人喜欢使用幽默委婉的表达, 美国流行以瘦为美, 因此称呼胖人时, 通常避免使用fat, 而改说a big guy.
结语
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越大, 双语转换中所遇到的文化障碍就越大, 可译性限度也越大。而文化差异必然导致词汇空缺或不相对应。要弥合或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必须了解、掌握原语和译语国家民族文化心理因素、文化历史背景及相关信息, 翻译时应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方式, 在准确理解原语的前提下, 使翻译符合目标语的表述习惯, 提到翻译的接受度。
摘要：文化障碍是限制英汉翻译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从文化障碍在语言中的不同符号以及英汉文化的差异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关键词：可译性限度,文化障碍,英汉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刘泌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2]覃士坎.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