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山林纠纷

农村山林纠纷（共7篇）

农村山林纠纷 篇1

从2009年全面开展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来, 农村林改前与林改开始后发生的山林纠纷交织暴发, 严重阻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向前推进, 期间, 部分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但大部分山林纠纷还是待后解决, 这些久拖未决的纠纷使林改的后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如何正确处置农村山林纠纷, 进一步完善配套改革,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农村山林纠纷起因

农村山林纠纷按时间段划分, 可分为集体林改前已经存在的纠纷和集体林改实施过程中引发新的纠纷。按跨度范围分, 有跨省市、跨县乡、跨村屯。按参与林权纠纷的主体, 大致可以分为4类: (1) 不同村民集体组织 (村民小组) 之间的纠纷, 这种类型的纠纷最多。 (2) 村民集体组织内部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林地界址分歧引发的纠纷。 (3) 村民集体组织与国有林场林地界址分歧引发的纠纷。 (4) 民众对村集体村屯干部“非规范”转让集体山林不满而引发的纠纷。不论哪个类型纠纷, 都有它的成因, 当前农村山林纠纷主要成因如下:

1.1 历史原因

为明确农村山林权属,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林业“三定”工作对大部分的有林山岭初步确定了权属, 并制定有相关的档案清册, 颁发了部分的山林权证。但是, 部分地区并没有完全贯彻落实“林业三定”政策, 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林地仍然是由村集体管护和经营。而且由于工作方式粗糙, 技术力量薄弱, 造成档案清册记载不全、缺漏百出, 以至出现了“有山无证, 有证无山, 山证不符, 一山多证”等情况, 导致农村山林权属不清、界线不明、纠纷量大。

1.2 现实原因

首先,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土地、山林价值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自然资源开发等等, 使得许多原来一文不值的荒地、山岭、水面, 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权属并不明确的许多荒地、山岭等就成为农村集体之间拼死争夺的焦点。其次, 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 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农民对未利用地或“无主地”的争夺显然就不可避免。再次, 受经济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熏陶, 广大民众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 促成了农村山林纠纷的暴发。

1.3 自然环境原因

在自然力的作用下, 河流, 山脊等明显地标物移位或受到破坏, 从而引起山林界址不清引发纠纷。

1.4 个人行为原因

某些人为利益所驱, 无理取闹, 不择手段, 侵占它山, 挑起纠纷。

2 农村山林纠纷特点

农村山林纠纷各地都有, 情况各异, 但归纳起来, 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村山林纠纷数量众多, 涉及面极广

小山乡辖区内5行政村69个自然屯, 山林纠纷有35起, 平均每2个自然屯就有1起, 有跨县界、乡界、村界的, 涉及山林面积达266.67余hm2。一个小小的乡就有那么多, 到全县全市全区那数目应该是惊人的。

2.2 山林纠纷涉及利益重大, 人数众多

2006年以前, 土山林地出让667m2承包费6~8元, 目前已涨到60~80元;2010年以前, 森林生态效益667m2补偿金4.75元, 现已提高到9.75元。几十亩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山头, 对于一个村庄来说, 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转让费或者补助金。纠纷一起, 牵扯到众多村民的重大利益, 为大多数村民所关注, 一起纠纷地, 牵扯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2.3 山林纠纷涉及历史档案遗失严重, 纠纷事实难以查清

由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档案清册大多遗失殆尽, 林业三定时期的档案清册又错漏甚多, 难以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 加之许多当时参与划界的人不愿作证指界或者经历时间较长、证人不能准确说明事实真相, 甚至当时参与划界的当事人已经不在, 所以农村山林权属的划分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而难以查清, 地方政府也难以在纠纷双方之间做出处理决定。

2.4 山林纠纷具有长期久拖未决的特点, 影响了林地的利用, 给当地造成了损失

有些山林纠纷,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林业三定”到现在, 都未得到解决, 大部分山林纠纷一拖就几年几十年甚至长期久拖未决, 如辖区内小山村庇屯与麦屯的土山荒地纠纷, 争议面积37.67hm2, 从1972年纠纷发生至今, 这些林地没法利用, 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上百万元。

3 山林纠纷调处对策

总结多年实践经验, 调处山林纠纷, 应根据纠纷的长期性、严重性、复杂性等特点, 采取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 既要积极调处纠纷, 又要防止和避免发生集体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确保林区和谐稳定, 在调处过程必须强化“三个针对”、“六个到位”,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和适用原则。

3.1 三个针对

3.1.1 对权属已经明确的集体山林, 必须给予维护, 登记造册确定权属, 颁发权属证书, 不再变动。

3.1.2 对有证据证明争议山林在解放后曾划分给相关农村集体, 但存在重复分配或者界线不清无法确定权属的, 基层政府应组织双方调解, 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的, 按照双方协议确定权属;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 根据现有证据又无法分清权属的, 法律应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有利生产经营、有利和谐稳定的原则上有权对争议的土地、山林在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3.1.3 对没有证据证明解放后曾经划归相关农村集体所有的争议土地、山林, 原则上应收归国家所有。如果争议山林适合纠纷双方的农村集体或个人开发经营的, 可确定给相关农村集体或个人一定期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3.2 六个到位

3.2.1 领导到位, 责任到位。

调处工作实行领导干部负责制,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首先是要建立市、县、镇领导包案制度, 通过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 及时化解处理山林纠纷案件。其次是强化分级调处责任制。各地要严格按照“分级负责, 就地调处”的办法, 将责任落实到人, 常抓不懈, 切实做到乡内纠纷不出乡, 县内纠纷不出县, 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第三是要建立由林业、国土资源、民政、农业、水利、海洋渔业、公安、法制、信访等有关部门参与的多部门协调工作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3.2.2 规范程序到位, 确保山林纠纷调处质量。

强化乡镇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农村山林纠纷的要求, 实现程序上和形式上的公正, 使纠纷双方能切实感受到政府的公平和法律的公正, 严格执行山林纠纷操作规程, 从调处的申请、审查、立案受理、调查取证, 到调解、处理、送达、立卷归档等各个环节严格管理, 规范操作, 程序到位, 依法妥善处理好山林纠纷案件。切实做到每个案件处理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和准确无误, 办成铁案。

3.2.3宣传到位。

广泛宣传《森林法》和《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一方面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提高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坚持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 大力弘扬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摒弃“寸土必争, 寸土不让”思想观念。

3.2.4 培训到位, 提高调处工作人员素质。

进一步加强对基层调处工作人员的培训, 有计划地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进行培训和轮训, 争取把其中大部分人培养成为既懂相关的法律政策, 又具备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行家里手。处理山林纠纷的乡镇干部应专职化和固定化, 选择法律素养和调处纠纷能力较强的干部专门负责, 不可随意调换。每一起山林纠纷的调处干部都应尽量的保持稳定, 不要轻易换人。

3.2.5 经费到位, 强化保障。

要把山林纠纷调处工作经费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调处工作, 着重解决重大、跨县、跨市和跨省个案的协调经费, 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 为开展调处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3.2.6 严格考核, 确保调处工作落实到位。

年终对各市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进行考核, 重点考核山林纠纷案件调处情况、业务培训情况、领导包案情况、调处工作程序和档案管理等, 考核结果全区通报。年终召开全区山林纠纷工作会议, 总结经验, 发现典型, 表彰一批调处工作优秀个人和先进单位。

3.3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和适用原则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为“三证”。 (1) 林业“三定”证 (包括山林所有权证、自留山使用证、林业生产承包合同或林权证) ; (2) 土地证 (包括清册) ; (3) “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 (包括入社资料、“四固定”证、协议书、调解书、政府处理决定、法院判决等) 。

山林权属依据的适用原则。林业“三定”证、土地证、“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在效力上是相等的, 都具有法律效力, 但在适用上却有顺序之分, 基本的顺序是:林业“三定”证→土地证→权属变更凭证。

4 结束语

调处山林权属纠纷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重要工作。及时、有效地调处山林权属纠纷, 不仅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 维护好生态环境, 而且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政府应建立一支工作经验丰富, 懂得历史, 又懂相关法律政策, 具备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队伍, 把农村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推向前进。

农村山林纠纷 篇2

1982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就产生了责任山和自留山, 除集体外, 个人也拥有了对山林的经营权或所有权。在对山权权属进行划分时, 按照“林业三定”原则及相关政策, 由政府给重新分配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了登记造册, 并颁发了相应的的自留山使用证或承包合同书。事实上, 这类纠纷是因他人的侵权而导致, 非行政管理而引起。

2 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程序的演变过程

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的对象是当事人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 属民事产权纠纷的一种。其调处程序的演变过程如下:

2.1 1991年7月11日以前, 山林权属纠纷

的处理主要适用《森林法》) 和《民事诉讼法》) 等有关规定。

2.2 1991年7月11日起至今, 《行政诉讼法》) 第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 (行) 发 (1991) 19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一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 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

(上接155页) 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在者其他组织, 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从此明确了人民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来审理。因此,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山林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

2.3 1999年10月1日, 《行政复议法》) 颁布实施。

该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此, 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处理, 在程序上适用《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一条第七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及其相关的法律规定, 山林权属纠

习、工作和生活上的交流与沟通, 促进他们相互间纷案件的处理, 行政复议成为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

2.4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破解山林权属纠纷循环处理难题的有效方法。

第一, 如人民法院认为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 则在行政部分, 判决维持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在民事部分, 则将争议山场的山林权属判决给人民政府支持的一方当事人。

第二, 如认为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 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清楚, 则在行政部分, 判决撤销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 但不要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在民事部分, 则将争议山场判决给人民政府支持的一方当事人。

第三, 如认为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或认定事实错误, 则在行政部分, 判决撤销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 亦不要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在民事部分, 则在查清案件事实或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 将争议山场的山林权属判决给享有实体权利的一方当事人。

这样, 无论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否违法, 由于人民法院在民事部分对山林权属纠纷在实体上作出了判决, 所以, 案件都不会导致循环处理。

思想政治教育, 十分有利于国防生教育过程中理

摘要：简析山林权属纠纷的起因, 详细讨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程序的演变过程。

山林权属纠纷的成因及调处对策 篇3

关键词：山林权属纠纷,成因,调处对策

山林权属纠纷在林区普遍存在, 是林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由于山林权属确权的复杂性, 我国山林历经土地改革、山林入社、“四固定”“林业三定”、完善责任制、山林延包等多次演变, 而在各演变阶段中由于工作的粗放和其他种种原因, 导致山林界址、权属等各类林权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成为阻碍林业发展,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隐患[1]。

1 山林权属纠纷成因及社会危害

1.1 历史原因

1.1.1 土地改革期间。

1952年土地改革时颁发的“土地证”是一次很全面的确权工作, 由于正值解放初期, 山多人少, 群众对山林确权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对政府确权的山林界址、面积没有认真核对, 导致在山林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工作中存在很多的遗留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土改时遗漏造成未确定权属的“无证”山林; (2) 土改时重复分配的山林; (3) 土地证上所登山界的“四至”不清; (4) 土改时没有具体划分山界的“税亩山”。

1.1.2 山林折价入社期间。

1956年“高级社章程”颁布后, 在山林从农民私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的大运动中, 遗留了许多政策问题。 (1) 山林折价入社时, 手续不齐全; (2) 未办理折价而入社; (3) 国营林场中的集体林在划进集体所有的山林时, 未办理必要的手续。

1.1.3“四固定”期间。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打乱了山林所有制, 1960年11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固定了土地的使用关系, 解决了公社化以来土地所有制方面的混乱状况, 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 由于划片界线不清, 山权林权不统一, 分配不合理, 引起纠纷。

1.1.4 林业“三定”期间。

由于在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 部分干部对“三定”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不同, 在山林权属界至的认定工作上不认真。一是没有查验报告登记对该项林地原来所持有的有效凭证;二是没有实地“履亩丈量”, 划清界址;三是没有及时更正被错认的山林权属界至;四是没有全面清理历史遗留问题[2,3];五是没有绘制山林权属界至示意图;六是毗邻界至的认定没有上山定标立界。有的在室内划界, 有的只做临时标记, 没做固定界标, 至今已无法认定。有些山片的界至在山林所有证上写明是以埋石或黄竹为界, 而实际上又没有到实地去埋石、栽黄竹;有的还是以“人名”为界, 没有具体固定或可认的地物标;七是部分乡村还存在政府已经发证, 而承包者却未领到证, 致使林农不清楚自己的山林具体“四至”, 出现盲目争山的现象。在实地勘察时有的“四至”根本无法落实;八是证、册、合同等挡案材料不全, 档案管理乱, 遗失、损坏多;九是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和2006年“山林延包”期间, 由于量多面广、时间紧、任务重而工作过粗, 导致新纠纷不断发生。

1.2 利益驱动

利益驱动是诱发山林纠纷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 随着山区林业政策的放宽, 林地、林木价值的提高, 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林农的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增强, 认识到山林是一种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产资料, 从而十分关注森林资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为了争夺有限的森林资源, 不断引发山林权属争议。特别是在近年来林权勘界、林木采伐和林地开发、道路建设等林地征占用林地补偿问题, 涉及到林农切身经济利益而引发纠纷。

1.3 经营管理不善

经营管理不善或失控是造成山林权属纠纷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经营过程中, 有的单位和个人因过失而越界造林或采伐;二是合作造林的双方对所造林木的权属规定不清, 造成分成比例不明确[4];三是部分干部对“三定”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不同, 没有认真对待山林权属界至的认定工作。

1.4 人为因素

一是争族山而挑起的纠纷。有些人纠集宗族势力, 要把在土改时分配出去的族山争回, 挑起宗族械斗。二是利用土地证上的界址不清, 故意扩大“四至”范围。三是利用“移花接木”的手段争山场而挑起纠纷。因为土地证所登山场只有土名和“四至”, 而没有确切图籍位置, 有些人为了争山, 把其他山场的有效凭证移至争议山场中作为争山的依据, 借此挑起山林纠纷。四是伪造证据挑起纠纷。由于土改、山林折价入社、“四固定”时山林权属相关凭证及材料缺乏完整的档案可查考, 因此有些人为达到争山之目的对山林权属相关证据进行涂改、添写、制作假证据侵占他人山林。五是向国有林场争山。过去划给国营林场的集体山林, 已经按当时的政策规定订了协议或作过处理, 现在有些乡、村看到国营林场绿树成林, 就制造矛盾, 以各种借口推翻原有协议或政府所作的处理而争山。

1.5 地籍管理紊乱

目前, 很多山林入社、“四固定”等资料基本无法查找;同时乡镇 (街道) 、行政村经文化大革命和撤扩并后档案管理紊乱, 造成了历史证据资料遗失、毁灭, 至今基本无法查实, 给山林纠纷调处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

2 山林纠纷调处的方法及对策

2.1 建立调处体系和机制

形成市、县、乡、村4级调解体系, 负责辖区内的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村民委员会要充分发挥情况了解、人员熟悉的优势, 小纠纷积极组织调处, 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大纠纷积极协助县、乡调解部门, 做好群众稳定工作, 提供真实证据。建立组织领导机制, 调解队伍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5];建立排查机制, 全面了解本地纠纷数量和纠纷性质, 分轻重缓急, 逐个化解;建立联动机制, 重大纠纷要做到“上下联动”;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做到每起纠纷调解过程、调处结果及时向上级和当地政府报告, 保证公平正确, 建立监督考核机制, 评估纠纷调处质量, 及时修正新问题, 对调解人员进行绩效考评, 提高调解工作效率。

2.2 把握调处的基本原则

山林纠纷调处一定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党委、政府领导, 依靠群众的原则;二是坚持保护资源, 发展林业的原则;三是坚持安定团结,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原则;四是坚持以人为本, 自愿平等的原则;五是坚持尊重事实, 依法调解的原则;六是坚持分级负责调处原则, 责任层层分解, 建立乡镇 (街道) 调处山林纠纷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七是坚持多方并举, 尽可能使用非诉讼调处的原则;八是必须坚持先易后难全面调解的原则[6,7,8]。

2.3 规范调处程序

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掌握纠纷成因, 分析双方证据, 准确界定纠纷性质, 对纠纷争议事实清楚、矛盾不复杂的小纠纷可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调处, 当场划清界线[9]。对双方争议分歧较大的纠纷调处应分别听取双方的意见和希望达到的目标找出矛盾焦点, 以事实为依据耐心做双方的工作, 使双方意见逐步达成一致。对争议大、情况复杂, 甚至可能引发械斗的山林纠纷, 应先阻止争斗, 避免纠纷矛盾激化升级, 待双方情绪稳定后, 再慢慢进行调处。

2.4 讲究调处方法

调处人员要向双方当事人宣传国家政策法律, 告诉双方不要因小失大, 不要因纠纷闹出矛盾, 争斗触犯法律, 得不偿失。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真心真意为双方当事人平息矛盾的思想去做工作, 做到以心换心、平等沟通, 取得当事人双方的充分信任, 让山林纠纷当事人双方心平气和坐下来讲实事、讲证据、讲理由。要认真听取双方的陈述前提下, 针对双方的理由, 依据有关法律逐项逐条给以肯定或否定, 让双方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争得自己利益的同时替对方考虑, 自愿下签订调处协议, 化解矛盾纠纷。

2.5 熟悉调处的法律政策

山林纠纷调处工作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调处人员要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 熟练掌握《森林法》《物权法》《土地法》《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人民调解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方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各省 (市、自治区) 制定的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等法律、法规, 深刻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等有关政策, 在调处纠纷过程中, 做到法理与情理相结合,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调处结果与群众意愿基本一致。

2.6 注重调处的实际效果

山林纠纷调处的目标就是要使纠纷矛盾得到平息, 争议问题得到化解, 从而达到林区稳定和谐, 因此调处纠纷一定要注重效果。在依法、依理办事的基础上, 力求公平公正, 完成调处的纠纷要经得起时间考验[10]。山林纠纷调处要让纠纷双方和周边群众感受到政府对群众的关怀, 感受到调处工作是政府为民办实事、做好事。此外, 通过具体的调处实践, 不断提高调处人员的素质和办事效率。在调处过程中, 还要注重全面宣传法律知识和党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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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孝渊.锦屏县山林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刍议[J].中国农业信息, 2013 (11)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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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武毕.对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策略的思考[J].农业与技术, 2015 (6) :97.

农村山林纠纷 篇4

1 庆元县山林纠纷的现状

庆元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重点林业县之一，林业用地16.24万公顷，森林总蓄积6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82.4%，是一个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2000年以来，庆元县发生山林纠纷近500起，山林纠纷已成为山区工作中十分突出的问题，由于山林纠纷引起乱砍滥伐，严重破坏森林资源，有时甚至引起械斗，酿成人员伤亡的惨剧，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庆元县把调处山林纠纷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树立加快调处山林纠纷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加大对历史遗留山林纠纷案件的调处力度，充分调动和发挥乡镇积极性，抓重点，抓难点，分类指导调处，使山林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形成上下齐抓共管调处山林纠纷案件的局面。

2 庆元县山林权属纠纷产生的类型

2.1 因历史原因遗留的山林纠纷

一是无证山林。土改时，山林坐落在边远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也未进行土改分配和核发土地证。解放前长期没有解决的山林纠纷，土改时也没有土地证。二是土改时重复分配的山林。主要是国有山林被农民冒登了土地证;土改时原山主和原耕农民双方都登记了土地证;历史上的争议山林，土改时双方都作为己有登记了土地证，由此产生了山林纠纷。三是行政区域的变更、定标划界没有到现场实地勘测，山林四至界线不明确，并因工作不细致，手续不完善，留下后遗症。四是合作化以前属于私有的山林原业主迁居(或嫁娶)外地，把山林带到迁入地，但有的未办理户口迁移和土地过拨手续，结果造成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山林纠纷。

2.2 人为因素的山林纠纷

一是因原协议书或裁决书写得含混不清或处理不当所致，被一方钻空子。二是随着老一辈人的自然减少，加之20世纪80年代前均为集体经营，一方错把对方山林误认为己有而产生争执。三是因一方以种种借口推翻原协议，有意侵占对方的山林，如口头协议或协议人去世等情况。四是由于界址不明显，一方故意扩大山林四至界限范围，蓄意侵占对方山林。五是由于人为活动，界标毁损，林界难以确定，过失越界经营而造成争执。六是因一方伪造凭证，有意侵占对方山林而引发的山林纠纷。

2.3 政策变动及管理工作中的疏漏所致

一是“大跃进”年代遗留的问题。当时送给国营林场的大片荒山，有的只有口头协议，经过国营林场40多年的经营，所造之林已郁闭成材。目前一些干部、群众借口落实政策，手持土地证，向国营林场争要山林。二是林业“三定”遗留的问题。林业“三定”目的是划清山界，稳定林权。但有的填证马虎，对林木、林地的坐落位置、四至范围、面积记录不准或不清楚，造成山、证不符。三是在自留山、责任山签订合同时林权规定不清楚，承包造林分成比例不明确。有的实际上是把集体所有的山林划分到户，由于分配不均，使乡、村、组之间，户与户之间的山林纠纷不断发生。四是由于各地经济开发区的建立，高速公路、城市扩容建设对林木、林地的补偿，出现了新的山林纠纷。

3 庆元县解决山林纠纷的途径

3.1 当事人协商解决

发生山林纠纷后，当事人应当从大局出发，本着互让、互谅、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兼顾双方利益的原则，自行协商解决。

3.2 行政解决

森林法规定，单位之间的山林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纠纷则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或不愿意协商的，当事人可以依照森林法的规定，向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由人民政府依法进行调解或处理。提交的申请应写清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争议区域的情况、所在位置及争议的事由等。同时，对提出的主张应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后由人民政府对纠纷事实进行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在调解无效后人民政府将依法作出决定。如当事人没有异议，必须执行政府的处理决定，并且在纠纷没有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3.3 司法解决

如果当事人不服政府决定，可依法起诉到法院，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纠纷处理的结果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另外，山林纠纷解决完毕后，当事人要及时凭有关法律凭证，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定权属，以维护自(上接第247页)己的合法权益。

4 庆元县解决山林纠纷应注意的问题

4.1 是否超越职权

在实践中，注意掌握和区分超越职权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出恰当的处理。一是乡(镇)人民政府在解决当地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时，在确权的同时，责令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对确权部分经司法审查后，可依法分别情况予以维持或撤销，对决定中责令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部分则一律按超越职权予以撤销;二是乡(镇)人民政府认为县政府核发的林权证有错误并给双方当事人纠正或撤销县政府核发的林权证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三是同一案件经过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予以最终确认的，行政机关又作出与法院裁判结果相反决定的，其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应按执行法院裁决予以处理。

4.2 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山林纠纷解决的行为必须遵照法定程序，否则，就属程序违法。在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中，一是看是否进行了先行调解，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这类案件应当由行政机关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先行调解，调解不成，行政机关方能做出处理决定，未经调解程序便做出处理决定的，属程序违法;二是看是否对采用的证据进行了质证，根据《林业行政程序规定》有关规定，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行政机关做出决定时所采用的证据必须经争议双方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进行裁决，亦属程序违法。

参考文献

[1]吴剑, 吴林森.工业原料林建设现状与发展初探——以庆元县为例[J].林业建设, 2008 (2) :59-61.

[2]叶元诚.试论山林权属纠纷及其对策[J].林业经济问题, 1991 (7) :51-54.

[3]潘家永.如何解决山林权属纠纷[J].农业知识, 2009 (2) :54.

农村山林纠纷 篇5

对于闽北林区山林纠纷冲突形成的原因, 既有因政策、法律制度问题导致的冲突, 也有因冲突管理能力不足等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冲突, 但绝大部分冲突的产生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目标差异———山林纠纷形成的客观基础

为了解决森林生态效益需求和经济效益需求之间日益突出的冲突, 我国对森林实施了分类经营改革, 把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其中, 公益林的经营目标主要是追求生态效益, 而商品林则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为其经营目标。然而,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政府部门对商品林的经营活动在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种种限制, 使商品林经营者承担了公益林保护和建设的义务, 但却没有赋予相应经济补偿的权利。商品林虽然兼具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对于商品林经营者来说, 其经营商品林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因此, 冲突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二、产权问题———山林纠纷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

产权是一种权利, 对商品林来说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个经济实体所拥有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及其林地使用权的一系列权利。其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田明华, 2003) : (1) 所有权:决定财产归属的权利。如林地所有权归国家、集体, 其他组织和个人没有林地所有权, 森林、林木可以是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等多种形式; (2) 使用权:也称为经营权, 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目的而对资源经营、管理和使用进行决策的权力, 包括在哪里种、种什么, 何时采伐, 产品是自用还是他用等决定权; (3) 收益权:从财产运营中获益的权利。这种收益或是作为实物形态, 如树木、果实等, 或是作为价值形态, 如货币、作价入股、资产评估, 数量上或是全部, 或是部分; (4) 处置权, 也称为处分权, 指改变财产形态和内容的权利, 包括权利的失去、出卖、转让等, 如山林可以作价、转让、抵押、青山买卖等。回顾闽北林区商品林产权改革的历史, 不难发现, 所有权不稳、林农经营权和处置权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 以及收益权得不到保障, 是导致商品林冲突发生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 闽北林区林权归属频繁变动, 使林权结构变得极为复杂, 加之变动过程中操作上的不规范, 山林权属冲突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而且林权归属的频繁变动削弱了林农对山林权属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使他们对森林资源或林木资产不敢有长期的预期, 从而造成了林农的短期行为, 给森林资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此外, 林权归属的频繁变动, 缺乏长期稳定性, 也是阻碍许多社会资本注入商品林领域、造成商品林建设资金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权明确且稳定是避免林权纠纷发生的前提, 但即使所有权明确且稳定, 而经营权和处置权受到限制或被剥夺, 收益权就无从保证, 没有利益驱动机制也就无法调动林农经营的积极性。因此, 经营权和处置权落实不完整必然会导致山林纠纷的发生。在此以限额采伐制度为例加以说明。

现行的限额采伐制度限制了商品林经营主体的自由采伐权, 主要体现在采伐数量、采伐方式和采伐时间上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约束。而对于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经营目标的商品林来说, 如果不能随市场行情变化来选择采伐量和采伐时间, 则无法开展经营活动;如果过了经济成熟期或工艺成熟期而不能及时采伐, 则必然会增加商品林的经营风险, 加大培育成本, 降低盈利水平。同时, 采用行政的手段层层下达采伐指标, 人为干扰因素过多, 不可避免会引发商品林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寻租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商品林的发展, 也导致了林农和政府、社区干群以及有“关系”者和无“关系”者之间冲突的发生。此外, 闽北林区商品林在经营结构上存在的冲突, 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对经营权过度干预的结果。

三、产权制度配套改革滞后———山林纠纷形成的推动力

对于闽北林区在新一轮产权改革后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 如分散经营与规模经营之间的冲突以及资金、科技供需冲突等,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综合配套改革的滞后所致。

1. 缺乏新型的林业合作经营体系

闽北林区通过新一轮的商品林产权改革, 分 (联) 户经营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该模式在短期内可以调动林农经营的积极性, 促进商品林的发展, 但林业固有的特点和国内外的经验证明, 林业最终还是要走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之路。而发展新型的林业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有效解决分 (联) 户经营和规模经营之间的冲突。但目前闽北林区新型的林业合作经营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2. 缺乏完善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目前金融服务和科技服务等功能性改革的相对滞后, 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商品林冲突的产生。在资金方面, 林农融资渠道太窄。虽然林权证作为一种财产证明可以用于抵押贷款, 但由于缺乏可流动性等多种原因, 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完全认可林权证。在科技服务方面, 缺乏对速生优良树种的研究、选育和推广, 或在推广前缺乏深入调查。邵武地区桉树种植推广的失败,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中介服务机构方面, 缺少独立自主、自负盈亏、按市场经济要求运作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现有评估机构与林业主管部门没有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易于产生寻租行为。

四、政策设计不合理和政策执行水平不高———山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政策设计和执行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冲突, 但由于政策设计的不合理以及政策执行水平不高, 却又成为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在政策设计方面。政策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参与性。政策设计缺乏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特别是社区林农的参与, 很难取得他们对政策的认同感, 也难以取得比较好的执行效果。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设计政策时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如何管理商品林, 而忽略社区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特别是林农对资源利用的需求, 从而导致冲突产生。二是缺乏有效性。政策的稳定性是安全性的前提和基础, 稳定性和安全性共同构成了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内容。在对闽北林区商品林现状分析中发现, 许多因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冲突, 特别是山林权属冲突的发生, 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动有关。如自留山权属冲突, 从林业“三定”时的“分”到20世纪90年代初消灭荒山时的“收”, 再到如今的“补或重划”, 每一次政策的变动都使林权有所变动, 加之政策执行时的不到位, 使山林权属冲突不断发生。三是缺乏衔接性。政策设计与法律制度的不衔接是导致冲突的又一原因。比如“谁造谁有”政策, 因其与限额采伐制度之间缺乏衔接性, 并没有实现政策设计之初的预期效果。

在政策执行方面。政策执行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宣传不力, 从而导致林农对政策理解的偏误。二是政策执行的机械化、简单化和运动化。在新的政策出台后, 为了省时、省力或迫于行政压力, 在具体执行时, 简单对待。如许多山林权属冲突就是由政策执行过程中操作不规范所致。三是缺乏政策执行结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政府等有关部门只注重不断地推出新的、不同的政策, 但忽视了对政策的执行实施监测、评估与反馈。或者反馈也是“报喜不报忧”, 而对问题的严峻性和负面影响熟视无睹。

五、冲突管理能力不足———山林纠纷产生和升级的重要原因

商品林冲突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和多样, 而政府和社区对商品林冲突的管理能力不足是商品林冲突发生和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

1. 缺乏积极的冲突管理态度

面对商品林冲突, 有的当事人特别是有关政府部门都是尽量回避, 能拖就拖, 能推就推。出现这种消极的处理态度, 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对商品林冲突性质理解的片面性。现代的冲突观认为, 冲突既具有消极的一面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而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观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反冲突价值观, 这种反冲突的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管理领域, 并广泛而深入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因此, 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 人们总是夸大冲突的破坏性作用, 而忽视了其积极的作用。这种对冲突认识上的不足是导致消极处理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与部分政府官员的“政绩观”有关。长期的实践证明, 在商品林经营管理过程中, 一旦发生冲突, 其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往往是森林资源的破坏, 这就使有关政府部门害怕发生冲突, 而当冲突发生时,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政绩, 总是设法掩盖它, 错过了解决冲突的最佳时机, 从而导致 (下转244页) (上接214页) 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激化。有关政府部门对邵武市城郊镇高南村村民与外村村民之间因林权转让而产生的冲突所持的处理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 缺乏科学、民主的冲突管理方法

由于不同的冲突其产生的原因、性质等方面不尽相同, 因而所采取的管理方法也应不同。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等有关部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在解决冲突时, 多以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进行压制。从表面上看, 冲突已经解决, 而实际上这只是使冲突得到了暂时性的平息,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待时机成熟, 必会重新爆发, 而且将是毁灭性的。

3. 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育程度不高

对于社区而言, 商品林冲突管理能力的高低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育程度密切相关。主要包括社区自我管理制度、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以及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等方面。有的社区具有比较完善的森林资源管理和社区事务管理的非正式组织和制度, 比如邵武市水北镇上坪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森林防火公约》对该村商品林的管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许多其他社区则由于自我组织能力、协调冲突能力、对林业政策的理解能力、村民参与意识不强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和加剧了冲突的发生。

参考文献

[1]Claude Desloges.乡村林业和森林资源冲突管理综述[C]//王红春, 译.森林资源冲突管理译文集.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1999:31-33.

[2]田明华, 等.中国森林资源管理变革趋向:市场化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3:171.

[3]中国西南森林资源冲突管理研究项目组.冲突管理:森林资源管理新理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57.

农村山林纠纷 篇6

1泰和县山林纠纷调处的基本情况

泰和县纳入林改范围的集体林地面积165526.67hm2, , 其中自留山面积44606.67hm2, 分山到户面积76326.67hm2, 集体股份经营面积26186.67hm2, 其它形式经营面积3733.33hm2, 国有林业单位经营面积33333.33hm2。全县林改期间山林权属纠纷发生件数为1124件, 争议面积1146.67hm2, 其中已调处1067件, 调处面积1060hm2。林改扫尾后至今受理山林权属纠纷418宗, 已办结142宗, 目前, 全县涉及未调处面积约333.33hm2。

2引起山林权属纠纷的原因

2.1林业“三定”分山到户工作不细致, 山林界线不清楚

林业“三定”时, 普遍存在任务重、时间紧, 并且发证工作主要是由当时的村组干部填写, 许多地方都未深入实地进行踏界, 特别是平原地区, 参加分山的工作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 科技含量低, 政策透明度低, 大部分群众对“三定”政策不了解, 导致一山多证、有山无证, 面积与四至界定不符, 界线模糊不清, 甚至“张冠李戴”等问题。特别是在划分自留山和责任山过程中, 还是延用解放初期土地证登记的办法, 四至界线表述不清, 你靠我、我靠你, 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营现状的不断变化, 四至界线越来越模糊, 尤其是毛竹林的扩边、侵占引发的山林权属纠纷越来越多。

2.2林木、林地承包合同签订不规范、程序不到位引发的山林权属纠纷

由于有些企业、个人和林农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时, 工作马虎, 协议签字不到位、程序不到位、内容填写不规范引发的山林权属纠纷呈上升趋势。如塘洲镇黄塘村5组在2008年期间因要修建祠堂急需用钱, 通过村、组同意与王某某签订了80hm2集体山场流转协议, 王某某对流转山场经营4年后, 该组村民陈某某认为此宗流转存在暗箱操作, 缺乏公平、公正, 就以转让程序不到位之名到处信访。为平复矛盾, 县委成立了工作组前后10几次进村走访、调查、摸排, 虽做了大量工作, 但该案件至今还未得到彻底解决。

2.3林权证重复登记而引发的山林权属纠纷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林权证重复登记的现象逐渐显现, 主要表现在历史原因和人为因素方面。如苑前镇路溪村上下洞口组与高山林场在1982年完全重登了一块山场, 双方提交的林权依据四址范围几乎一致, 唯有不同的是对山场地小地名的叫法不一。由于涉及面积大, 一方是集体所有, 一方是国家所有,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致使该纠纷争议了8年还未得到解决。

2.4林改后, 林木、林地价值高, 受利益驱使

山林权属之争, 实际上背后大都数隐藏着利益之争。在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 大部分山场都是荒山, 加上当时交通不发达, 山上的木材运不出去, 变不了钱, 山林权属不明大家也无所谓。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 全县实施“灭荒”造林, 主体实施单位为林业部门, 历经过几十年的抚育经营, 昔日的荒山, 现变成了林海, 山上有了收益, 山林权属纠纷随之暴发。凡是山林权属纠纷多的地方, 往往都是山上林木蓄积多的地方, 争到了山, 就等于争到了“钱”, 所以林农们为了争山不惜花费巨资, 致使一些本来没有争议的山场, 人为地变成了“争议山”。

2.5封建宗族派别作祟

由于人多地少经济又落后的一些群众封建宗族思想根深蒂固、法制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 致使一些山林权属纠纷参杂了封建色彩及宗族势力, 以大压小、以强压弱、强夺蛮要、信访不信法, 导致已经法院判决生效的山林争议案难以执行。

3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的建议

3.1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对山林权属纠纷危害性的认识

山林权属纠纷发生的初期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和危害性, 认为相互之间有纠纷是难免的, 也是正常的, 没有认识到纠纷对人们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的危害程度, 更意识不到对边界地区的安定团结及经济建设的影响。一些基层领导对山林权属纠纷的调处敷衍了事而任其发展, 致使一些纠纷酿成大祸而不可收拾。因此必须把各级的思想统一到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上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争取主动及时发现纠纷苗头, 及时处理,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阶段, 决不能放任不管, 造成更大的被动。

3.2建立健全县、乡、村调处网络, 加强调处力度

山林权属纠纷涉及范围广, 原因错综复杂, 尽量减少或杜绝山林权属纠纷的发生,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因此在现有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健全县、乡、村3级调处网络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党政领导要把此项工作纳人议事日程, 把配齐人员、健全组织、落实工作经费等纳入目标管理之中, 使该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3.3落实调解工作人员待遇和津贴, 充分调动积极性

为了切实保障调解工作的质量和社会公信力, 必须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建立健全调解各项工作制度及保障机制, 在硬件建设上舍得投人, 软件建设上狠下工夫, 推进山调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克服工作的随意性。政府要将山调办行政级别及人员编制、待遇落实到位, 以便工作高位推动, 要将调解工作的培训、宣传、表彰、硬件建设等经费以专项列人财政预算, 并根据工作开展逐年增加, 从而保障调解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还要强化乡镇司法所在组织、队伍、业务、基础设施上的规范化建设, 落实经费, 改善办公条件, 使其在基层调解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主导作用, 树立调解工作在基层牢不可破的群众威信和社会影响。

3.4专项治理和曰常调处工作并举, 提高防范和调处糾纷的能力

各级党政领导要加强对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领导, 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包案的长效机制, 林业、公、检、法、司等机关密切配合, 在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同时, 进行林业纠纷专项治理, 对那些蓄意制造纠纷, 挑起事端, 扩大事态的, 扇动群众上访, 纠集人员进行械斗, 搞打、砸、抢、抄、烧的要给予严厉打击, 必要的时候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力求通过专项治理达到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遵纪守法、增强法律意识的目的。同时要抓住纠纷发生较多的区域组织人力深人基层, 了解林农的生活及思想动态, 研究分析并预测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原因, 变化规律和发展动向, 及时掌握信息、发现苗头, 做好超前工作, 消除隐患, 防止纠纷扩展。

3.5加强对现有村规民约的指导, 完善和管理

从实践来看, 有些村规民约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对处理一些山林权属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这些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法律的规定。因此, 要进一步对村规民约进行全面修正, 对那些违返宪法和有关法规、政策及违背民约宗旨的村规民约要坚决废除, 使村规民约在法律的指导下为调处山林权属纠纷起到积极作用。取缔和打击一切非法组织, 特别是凌架于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之上的一些“族长”宗族势力, 保证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在农村中的领导和管理地位。

3.6以大局为重, 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在调解工作中, 要本着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林业发展, 有利于现行管理, 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原则。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克服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封建宗族思想, 顾大局、讲团结、严律纪、互谅互让, 妥善协商调处。对那些伪造、涂改证据、蓄意制造扩大纠纷或阻挠纠纷调处的人, 要严肃处理。对那些引起群众械斗, 破坏森林,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的直接责任人, 要依法惩处。

山林权属纠纷已成为泰和县当前农村T.作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它既能影响本县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环境, 更能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 必须积极探索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为创建平安, 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增绿、林区和谐”的目标而奋斗。

摘要：山林权属纠纷问题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环境, 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因此, 了解和掌握山林权属纠纷的特点, 正确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 精心探索研究调处化解方法, 对推进泰和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山林纠纷 篇7

1基本情况

活水乡位于陆良县东北部, 距县城43km, 是陆良县境内的边远山区, 东与罗平相连, 南与师宗相望, 北与麒麟毗邻, 西分别与本县龙海、三岔河、板桥相接。自1982 年建乡以来, 山林纠纷给活水乡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到目前为止, 由市人民政府主持调节的山林纠纷有2 起, 县人民政府主持调节的山林纠纷16 起, 乡人民政府主持调节的山林纠纷有43 起, 村委会主持调节的有52 起, 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 起, 县人民法院的有3 起, 造成8 级人员伤残2位, 毁坏森林60hm2。

由于历届乡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大力帮助以及全乡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特别是林权制度改革以来, 活水乡的山林纠纷调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成确权宗地数1363 宗, 确权面积约9080hm2。排查各类林权纠纷38 起, 约1062hm2, 调结乡镇纠纷12 起, 村委会纠纷件7 起, 村、组纠纷17 起, 达成调解协议的36 起。调结36 起, 1028.2hm2, 起数调处率87.5%, 面积调处率90.9%, 群众满意率92%。但到目前为止, 仍有乡镇界线2 条, 村委会界线12 条, 村小组界线16 条, 林地使用者之间的纠纷24 条存在争议。这些山林纠纷的存在给活水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活水乡山林纠纷的成因

2.1 历史遗留原因所致

2.1.1 新中国成立至今。活水乡共有4 次对山林所有权、使用权的确权发证, 即1952 年土改, 1960 年“四固定”, 1982年的“林业三定”以及两山 (自留山、责任山) 到户。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 “林业三定”的发证工作主要是由当时的村组干部填写, 大部分地方未深入实地进行踏界, 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科技含量低, 政策透明度低。大部分群众对“三定”政策不了解, 导致一山多证、有山无证, 面积与“四至”界定不符, 界线模糊不清, 甚至“张冠李戴、重叠交叉”等, 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山林权证问题。

2.1.2 解放后。活水乡经历二次行政区域变化, 由龙海公社分解为双箐口乡、核桃村乡、活水乡, 并对村委会以及自然村进行了调整, 导致乡、村委会村、小组行政区域界线的几次变化。

2.2 人为因素的原因

2.2.1 受经济利益驱使。山林权属之争, 实际上是利益之争。一是经过多年的工程造林和抚育, 原来的荒山变成了林海, 山上有了收益, 山林权属纠纷随之暴发。凡是山林纠纷多的地方, 往往都是山上林木蓄积多、林地有石材、矿物的地方, 争到了林地, 就争到了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致使一些本没有争议的山场, 人为地变成了“争议山”。二是部分村社干部观念不强, 本位主义思想严重, 导致一些本没有山林纠纷的山场有了纠纷, 小纠纷变成了大纠纷, 给山林纠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2.2 法制观念淡薄, 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是部分群众的封建宗族思想根深蒂固, 致使一些山林纠纷参杂了封建色彩及宗族势力, 以大压小、以强压弱、强夺蛮要, 给一些山林纠纷埋下了隐患。二是在集体林地中随意葬坟, 以坟认山, 认根子的现象较为严重。三是人们文化层次低, 思想保守, 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 矛盾发生后不是依靠政府调解, 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而是横眉相对, 动辄干戈。

2.2.3 工作不细致, 山林界线含糊、不清楚。自1982 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集体将山林划分到户, 农民拥有了山林的使用权, 政府登记造册并颁发了相应的使用证或承包合同书。但因农村刚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 缺乏相应的经验, 又因当时很多的山地没有经济价值, 农户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分山划界很随意, 造成农户的山林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他”的格局。

3活水乡山林纠纷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时间较长, 成因复杂, 取证较为困难

农村山林权属纠纷有的属于不同的历史情况造成, 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有的随着行政区划几经变化;有的知情人早已不在世, 健在的同志也是年岁很高失去记忆, 无法证实当时详细情况, 有的当事人员也不愿出据真实证言。甚至举证时举出违背事实的势力证据、利益证据、权利证据, 缺乏相应的事实证据, 村民持有的各类证据所确定的界线模糊不清、模棱两可, 争议双方各执已见, 事实难以查清, 增大了纠纷的调解难度

3.2 对山林证的认定较难

一是由于时间较长, 档案移交混乱, 很多山林权属存根找不到或者遗失, 部分村组干部自己保存的历史资料或消毁、或涂改、或私藏, 加之证件管理不规范, 领退手续不全。甚至还有空白证件流落民间 (或原村组干部手中) , 一但发生权属纠纷, 无法查证原始证件真伪。二是原山林证没有具体的图纸只有表述, 且山林证表述的界标 (“十字界”或明显的地物、地貌) , 由于生产造成自然毁坏或人为蓄意破坏, 与实地难于吻合, 争执较大。三是以种种借口推翻原有的协议, 伪造证据, 故意侵占他人林地。

3.3 山林纠纷的诉讼难、司法监督难

一宗林地权属一但产生争议, 就要进行马拉松式诉讼过程, 如不服就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 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1994 年, 格德村与河界村的山林纠纷, 历经了两级政府、两级法院, 多年多次处理, 依然未能解决。沉重的费用开支, 任何村民都难以承担, 就算把纠纷山场卖了, 也不够各种费用的支出。同时法院在审理山林纠纷案件中, 无权直接将争议林地权属确权判决给当事人, 只是维持或撤销2 种结果, 撤销案件最终还要由政府裁决, 按两审终审的原则, 到中级法院应实现案件终结。但是在山林纠纷案件的实际操作中, 只是案件程序上的终审, 而案件的实体并未结束, 这样的山林纠纷案件活水乡就有3 起。

3.4 双方利益分配难, 林地、林木、林下资源增值, 寸土不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加之农村小城镇建设和改造, 森林资源不断增值, 过去的荒山荒地价值越来越高, 村民为了获得更大利益, 逐步形成了“寸土必争”的局面, 同时主体群众性, 林权纠纷调处困难。

3.5 山林纠纷调处队伍不稳定, 经费保障难

一是由于山林纠纷调处领导小组, 从各单位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调处工作队, 机构不稳定, 队员大多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调解专业知识, 在调查取证中有的调查人员无执法权, 致使取证无效, 有的违反办案程序, 致使调处程序违法, 致使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 导致群众对寻求政府部门的调处信心不足, 模棱两可、草草从事, 作“和稀泥”的调解, 难以说服群众。二是调处工作队员责任心不强, 纠纷久调不结。由于林业纠纷调处工作队是抽人组成的临时机构, 工作人员接案后, 责任心不强, 为了寻求一段时间的稳定, 避免群众上访, 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做群众思想工作上, 不敢接触纠纷的实质, 致使不少纠纷久调不结。三是山林纠纷调处工作量大, 无经费来源, 运转困难

3.6 生效“决定”或“判决”执行难

由于农村山林土地纠纷主体的群众性突出, 村民法制观念淡薄, “法不治众”思想严重, 在调处纠纷中不寻求合法的程序解决问题, 政府的“处理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执行困难。有的纠纷早已经过“处理”或“判决”, 村民不按规定的法律程序解决争端, 对政府的处理决定不履行、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履行、不上诉, 处理文书生效后, 当事人仍拒绝履行, 有的村民组织群众上访, 有的村民则组织群众对抗, 使得《决定》或《决定》无法执行。

4应对山林权属纠纷的措施

4.1 设立机构、稳定人员, 建立健全、乡、村调处网络

参与纠纷调处的办公室人员配备, 应选择那些有基层工作经验, 思想素质好, 不怕挨骂受气、不怕苦、不怕累, 既有专业知识, 又懂法懂规, 有一定文笔功底的年轻干部, 对其进行培训, 并取得林业、土地、司法的执法权。山林纠纷涉及范围广, 原因错综复杂, 尽量减少或杜绝山林纠纷的发生,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因此, 在现有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健全、乡、村三级调处网络已成为当务之急。

4.2 保证经费、落实责任、高位推动, 加强部门配合, 形成调解合力

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所需的经费, 要纳入乡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 解决调处工作必要经费, 乡党委书记为山林纠纷调处领导小组的组长, 乡党委书记、乡长为争议调处第一责任人, 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 各村委会的党总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村委会主任为直接责任人, 并列入年度目标考核中, 层层落实责任。并明确规定边界山林权属纠纷实行分级负责制, 依靠村、乡、县逐级解决, 力争做到“村内纠纷不出村, 乡内纠纷不出乡, 县内纠纷不出县”,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同时要加强林业、土地、司法、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确保山林纠纷调处工作顺利进行。

4.3 坚持严格审查, 规范调处的原则

山林权属纠纷调处既要明确权属, 又要使争议双方和谐相处, 长治久安, 因此, 山林纠纷调处首先要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掌握纠纷发生的原因, 严格审查分析双方的证据, 准确界定纠纷的性质。一是对事实清楚, 权属清楚的案件要强化调解, 多做教育疏导工作, 促进当事人以协议的方式达成共识。对所有成功调解的纠纷均应制作协议书, 明确山林的“四至”。由当事人双方实地设置固定界线, 并附“四至”地形图协议书一式4 份, 分别由当事人双方及其所在地的乡人民政府, 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保存。二是对多次调处无效、双方不愿调处的纠纷案件, 应在全面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及时向政府报告, 由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司法部门要从程序、事实查证、适用法律等方面认真把关, 同时召开山林纠纷领导小组成员联席议案会议, 并报县林业和县司法局核查, 做到万无一失, 确保政府依法依规行使裁决职权。

4.4 加大强制执行的工作力度

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生效处理决定或判决, 纠纷当事人拒不执行的, 按照法定程序, 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组织力量栽桩定界, 予以强制执行;对无故阻碍执行的, 严肃给予处罚, 触犯法律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生效处理决定或判决得以全面履行, 同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产生一定震慑作用。

4.5 在调处过程中, 坚持“法、理、情、利”相结合的原则

必须遵行七原则、按照程序认真调处:一是上调一级的原则;二是坚持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 依靠群众的原则;三是坚持保护资源、发展林业的原则;四是坚持安定团结,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原则;五是坚持以人为本、自愿平等的原则;六是坚持尊重事实、依法调解的原则;七是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既维护了社会稳定, 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6 加强宣传, 深化林业法制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 增强群众依法护林意识, 努力提高群众对山林纠纷危害性的认识

一是要把律法规和政策作为宣传教育重点,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 经济建设与生态发展实际相结合, 采取有力措施, 逐步实现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二是克服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封建宗族思想, 顾大局、讲团结、严律纪, 互谅互让、妥善协商调处。对那些伪造、涂改证据、毁坏标志、蓄意制造扩大纠纷或阻挠纠纷调处的人, 要严肃处理。对那些引起群众械斗, 破坏森林,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的直接责任人, 要依法惩处。三是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争取主动及时发现纠纷苗头, 及时处理,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阶段, 决不能放任不管, 造成更大的被动。

4.7 加强边界联防联调组织的沟通, 积极做好林权纠纷预防工作

一是有纠纷的山林暂不确权, 要等纠纷调处好了才能进行确权发证。二是确定权属时要随着上山勘界、张榜公示等林改环节的推进, 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积极推广“重证据、摆事实、互调换、讲感情”调处山林纠纷的好经验。四是在调处山林纠纷的过程中, 发挥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各村民小组理事会的重要作用。着力发动群众, 采取促膝谈心的办法, 及时、妥善化解山林纠纷。五是要教育林农爱林护林, 把山林当田种, 把树木当菜侍, 借林生财, 植树富家。六是注意防火, 引发山林火灾不但造成他人损失, 而且也易造成纠纷。七是党员干部在林改工作中要起带头作用, 做到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不贪不占、公正无私, 争当化解林改矛盾纠纷的排头兵。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森林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