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前程序

审前程序（共8篇）

审前程序 篇1

1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有权控告、自我辩护、要求回避、申请法院补充鉴定、取保候审、改变强制措施、修改或者补充讯问笔录内容、并有权拒绝回答和案件无关的问题等权利,也有义务按也有义务依照侦查部门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讯问,并且对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如实回答。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权利规定还不够,执法人员滥用权力,夸大律师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不限制律师在审前程序的权利,并且有阅卷权、在场权、秘密会见权、自行调查证据权和审判阶段的辩护行为不受追究等,律师值班制度要建立完善,夜间讯问或者超过规定时间的疲劳讯问是不合法的,并完善全程录音、录像讯问制度 ;禁止侦查人员连夜审问嫌疑人,并且讯问时间和地点改变必须通知律师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不少案件没有被破获,有效的侦查资源没有合理利用,许多犯罪分析逍遥法外,被误判的受害人无法申诉,经济得不到补偿。是否能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来审视,探讨,刑事案件近年来在我国高达450余万起,经刑侦专家调查测算,1000万案件左右中包含着漏案、隐案,以目前的立案统计分析,年破案率在40% 左右,不能破货的案件尚有60% 左右。因此要加强警力、完善科技警力措施、增强的人权保护意识。

2 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对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我国的司法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被害人经常被刑事司法忽略的观点,并且相关犯罪研究也较少涉及到犯罪被害人。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并且有关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的颁布,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才开始注重研究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内容。所以在和西方国家的被害人人权保障制度相比,我国无论是在社会保障还是国家赔偿制度上都相对落后,而且在西方在被害人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完善后又进一步的向纵深发展,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发生深刻变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等,开始不断突出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权利丰富,而且可以参与更多形式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去。因此西方国家在刑事司法改革上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而我国的被害人人权保护制度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社会救济及被害人补偿方面,差距更大,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地位在刑事诉论中比较高,由于我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现实社会实际状况和立法技术。导致社会中的被害人申诉难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了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并自行委托律师代理、以及完善的侦查鉴定程序,尤其是在证据处理上,被害人有权向检察申请调取新物证,并对判决有上诉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法律制度没有在形势诉讼中得到严格的执行和落实,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参加法院辩论等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明显失衡,加强国际社会对被害人保护。

3 证人的人权保障

证人是指在有关刑事案件中知道或了解情况的人,第48条《刑事诉论法》规定 :但凡案情知道者,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协助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并配合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工作。在人权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中,证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在颁布《刑事诉讼法》后,明确的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不但为侦查、公安、检察院等提供提证言和证据外,还要依据法院辩论的需要,进行出庭作证,虽然这在法理上合乎正义和程序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与已形成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不相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愿出庭的证人几乎存在,依据部分法院的统计数据,农村地区证人出庭率一般只在5% 左右,即便是一些发达地区也只有10% 左右,导致侦查机关和司法部门在侦查过程中有时连群众的门都叫不开,明明知道案情经过,却回避有关询问调查。这不是因为证人缺乏正义感,而是我国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到位,证人感到恐慌、害怕,俗话说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能躲避就无须惹没必要的麻烦。因此在实践中找出了几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证人的权利,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作了相关规定 :1. 司法以及公安部门在办案时必须出示证明文件 ;2. 证人拥有使用本名族语言的权力 ;3. 有权向公安、司法人员要求阅读证言笔录并提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出补充更正权利 ;4. 是有权对司法机关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

4 举报人的人权保障

改革开发以来,职务犯罪十分突出,在进行持续性严打的同时,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大了,要职务犯罪斗争的查办中,举报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03年一年时间,有13个省部马的高官先后落马,其中安徽原副省长王怀中被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双规”的干部04年8月又有36个省部,交由司法机关隔离审查处理。每一个贪官落马,举报人付出的代价巨大 ;贪官一倒,举报人在举报中的人权也遭到践踏,据媒体报道 :80% 的腐败案件的线索来源于群众的上访以及举报,由此可见腐败案件的侦查离不开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相关证人保障体系不完善,没有严格的举报处理程序,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很多举报人在纪委、监察等部门调查的时候,不愿意出来作证,这不仅说明举报人在没有安全保障感,更说明我国的举报人人权保障体系受到践踏,比如,郭光允在8年的艰辛举报路上将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但是确被侦查机关认定为“诽谤领导罪”,并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看守,劳动教养并开除党籍,株连亲属及家人,程维高被处罚后,迟迟未能解决举报人的许多问题,如补发工资、职称待遇、经济补偿等不能兑现,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有在举报“幕马大案”的周伟,从劳教所放出来后,两年多的不断申诉,待遇同样没有恢复,再如河北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因为实名举报领导的贪污问题遭到了打击报复,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还有举报人被杀案件等,我国明确规定,对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有关机关必须彻查、处理杜绝压制打击报复,尽管明确作出对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但执行效果不理想,在举报过程中,举报人承担风险较大,我国对举报人的权利在意义上还没有很强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目前这个社会,简直是一种悲哀。

5 结束语

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申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以外的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制度,保障被害人、证人、举报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引起国内理论界、立法机关、公安、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确保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人权保障能正确地前进在轨道上。

审前程序 篇2

试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构建

一、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弊端及审判方式改革的窘境     庭审前的准备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开庭审理程序的一个必要阶段，是开庭审理的前奏，也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诉法第113条至119条规定了法官在审理前应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些准备活动既包括程序性事务内容，也包括涉及案件实质性的内容。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资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此条实际上授予了法官对体问题进行预审的职权。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阐释：“合议庭成员应认真审核双方提供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审查证据，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说要求法官在庭审准备阶段即开始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案件予以全面核实。有了这样的规定，法官为了解案情，掌握必要的证据就可以不受当事人的监督。调查收集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任何证据。这种规定本质上与现代民事诉讼中所确立的直接言词原则相抵触，它破坏了程序正当性，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弊端的暴露也日益明显。     （一）法官一案负责到底，审前准备行为和开庭审判行为不分，庭审流于形式，有违公正、公开的诉讼原则。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审前准备活动与开庭审判分属不同的法官进行操作，造成一个案件法官包揽了审前准备和开庭审判的全部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官不是在开庭审理活动中，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一系列的对抗式活动来辩别是非，了解真相，而是将在庭前准备阶段由法官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带到法庭上，客观帮助了法官先定后审，致庭审流于形式。    （二）审前程序法官的积极行为，不利于调动当事人诉讼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审判公正。     我国民诉法立法设置的审前程序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审前模式。审前程序中几乎都是法官的工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基本上不参与，当事人在审前的诉讼权利义务非常有限，且民诉法也缺乏保障当事人履行审前诉讼权利义务的机制，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变成了与己无关的人，这样就不能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     同时审前程序的权利义务向法官严重倾斜，加重了法官的负担，也容易导致法官专断，更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没有当事人审前的积极参与，举证不力，当事人双方各自不了解对方的证据材料，庭审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不可能充分地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其结果往往是查不清事实真相，而失去公正。    （三）审前准备工作未对当事人加以引导，难以避免在庭审中搞突袭，因而影响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审前准备的目的是确保庭审活动尽可能地一次、集中地进行，这就要求审前程序中法官对当事人的举证加以引导和管理。现行民诉法没有要求当事人于庭前提交证据，以便对方查阅，也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而庭审时却要求当庭质证或者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对方的主张，这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种诉讼机制就暗合了当事人搞突然袭击的意图，从而导致辩论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同时也使法官无从准备，为核实证据，只得延期审理，造成一个案件多次开庭，影响诉讼效率。     此外我国民诉法审前程序所支出的诉讼成本偏高，审前调查收集证据与当事人单方接触不利于廉政建设等弊端。     针对这些弊端，自90年代各地法院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其中庭前准备的重要性和研究准备程序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多地被重视。对准备程序的重视源于审判方式改革的特点以及与遇到的问题有关。全国各地法院推行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多种多样，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庭审功能，把开庭审理放到了审判的中心位置，强调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了当事人的质证能力，尽量避免法官在庭前接触单方当事人，很多法院试行一步到位，“直接开庭”。近年来有些法院推行审判流程管理，进一步规范“直接开庭”，法官在开庭前不作庭前调查，案件事实的调查，证据的举出和质询，通过开庭进行。这种做法在避免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弊端的同时，也常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这种改革强调了一步到庭，实践中逐步形成案件受案后，由立案庭作审前准备工作的局面，由于对审前准备工作缺乏认识，目前立案庭的审前准备工作主要局限在送达诉状副本和传票，确定受理的案件适用什么程序，该案由哪名法官审理，排期开庭的具体日期，以及在哪个法庭开庭由哪名书记员随案记录等，立案庭的法官对指导当事人举证、组织证据交换、归纳争义焦点的准备工作基本不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审前准备工作。故开庭审理时，常常出现当事人不得要领，不知道开庭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当事人甚至开庭时连证据都不带。律师准备不足，对方将提出什么新的主张，抛出什么新的证据心中无底。法官升堂坐在法庭上，还理不清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时一个稍有难度的案件经过了一、二个小时的开庭审理，才真正弄清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所在，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诉讼效益，也难以保证案件事实的查明。从各地法院试行“直接开庭”的情况来看，没有开庭前的充分准备工作，难以开展充实而有序的庭审，而庭前准备工作如何开展，必然涉及到程序的构建问题，如果还采用原先的“庭前调查+开庭审理”的方式，无疑又回到了老路，以至架空开庭审理本身。分析“直接开庭”产生窘境的原因不难发现在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缺少一个规范的科学的程序制度作保障。这就使如何把审判的重点放在开庭审理的前提下，构建一个科学的规范的准备程序，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关心的话题。     二、两大法系庭前准备程序的比较     对国外民事审前程序作比较分析，目的是探求各国不同审前程序的机理和意义，从而为我国选择合理的审前程序提供依据。 从横向上看，不论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有庭前准备活动，他们的庭前准备程序设置都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双方当事人为了保护各自的实体权益，往往会在庭审中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积极抗辩，千方百计争取有利于己的裁判。因此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答辩、攻击、防御的方式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所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复杂难辨，法官在接手案件后，一方面要有对诉讼材料接触了解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庭审前要让当事人双方相互知悉对方的诉讼主张，了解对方相关的证据材料和信息以便明确争执焦点，但两大法系各国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所采取的形式，准备程序的效果，由于受制于法律传统，诉讼结构，证据规则等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准备程序。     美国作为现代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庭前准备程序的基本内容包括发现程序（又称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发现程序是指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一项程序。证据开示程序的设置是为了在庭审过程中使当事人的对抗和争辩更加公平合理。发现程序还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在审前向对方要求出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和信息的权利和手段。设置这种程序的直接目的。 一是帮助当事人双方了解掌握对方对案情的认识，以便明确争执焦点之所在，这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的最重要的功能。这集中体现在质问书和自认的要求这两种发现的方法中，质问书与自认要求是一方当事人以书面方式就案情、证据所在、对方关于特定事实的认识或主张等情况直接向另一方当事人提问，被询问的一方在一定条件下有义务如实回答，且这些回答在以后案件的审理中对回答者有约束力。通过这两种发现方法，当事人既可能获得证据线索，也可以直接了解对方关于案情的认识，结果能使争执的焦点及早得到固定。 二是为当事人提供收集证据的强有力手段，以便使开庭审理对双方的攻击、防御能够建立在具有充实材料的基础上，并保证经开庭审理后作出的结论在实体上有更高程度的妥当性。     发现程序作为开庭前的准备，重要的作用在于为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辩论等对抗、防御活动提供充实的材料，从而使陪审团或事实审理的法官在此基础上就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这样的认定最终能够最大限度的接近实体的真实。同时能保证“公平竞技”，发现程序赋予当事人有权获取只有对方才能接近的证据是期望真正实现当事人双方在对抗制下的所谓“武器对等”原则，防止任何一方在开庭时突然提出另一方完全不了解也无法进行有效防御袭击性的做法。     三是在当事人对案情、对双方掌握证据强弱的态势以及以诉讼结果的预测等方面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基础上，促进双方不需经过开庭审理达成和解或撤诉等而解决纠纷。     发现程序通过收集证据和了解对方认识及意图的过程，能够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为开庭作准备的同时，也为双方摸索不经开庭而达到纠纷解决，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使和解有可能在更明确的案情事实基础上较容易地达成。     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这种制度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诉讼机制的要求。它与发现程序一样，同属开庭前的准备阶段，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裁量权，限在适当的时候把双方当事人（一般是其代理律师）召集在一起，就案件的争议焦点及双方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清单等进行协商，根据协商的结果，法官可以发布“审前命令”将开庭审理时的争议焦点和拟提交的`证据固定下来，这种命令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即到开庭时，双方不得再随意对己决定的争议焦点和证据加以变更，审前会议的实质是由法官出面，帮助当事人归纳总结，将通过发现程序所获得的结果固定下来，以便给开庭审理提供一个完整的计划，一般法官是在发现程序结束后，开庭审理前的二、三周内召集一次审前会议，审前会议这一制度的目有五点：A、加速诉讼程序的进程；B、及早建立和继续对程序控制，避免因缺乏管理而拖延诉讼；C、减少不必要的审判活动；D、通过更彻底的准备活动，提高审判质量；E、促进和解。    （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准备程序。     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其设置审前准备程序依据的观念是，让法官发挥较大作用，可以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由于不是实行陪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判断，是由法官作出，所以德国的民事诉讼中的开庭审理以及相关的庭前准备与英美法系有许多共通性，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有两种结构存在于德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第一种结构是当事人及其律师先在庭前收集证据，通过与对方交换诉状、答辩状等文书的方式了解案件，以及进行其他必要的准备，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开庭审理。由于这种庭前准备，不象英美法形成一个审前命令，固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和证据名单。开庭审理中总会发现，还需进一步在庭前作准备的问题，并于准备后再次开庭，这样也许就会重复多次“庭前调查―开庭审理”的过程，直到法官最终形成完整的确信，对案件作出判决。这种结构从程序及内容上看，证据的收集、争点的形成与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没有呈现出严格的明确的程序阶段，证据的收集与事实的认定一般是交替进行。     第二种结构则是案件受理后先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特定准备程序，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提出主张以形成争点，并围绕这些争点各自收集证据，当准备活动达到争点已定、准备提出的哪些证据已定的程度，才将案件提交开庭审理，最终开庭审理采取集中或连续的审理方式。原则上是一次性的证所调查和辩论后，即作出终局判决，这种结构的诉讼过程明显地可分为“准备程序―最终开庭审理”的两个阶段，准备活动主要是在制度化的准备程序内所进行的。     三、我国民事审前程序改革构想     各地法院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在克服弊端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主要是审前准备工作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为了克服改革的盲目性，规范改革的行为，民事审前制度的设立应遵循如下的原则：    （一）有利于审判公正的原则。审前准备作为诉讼的一个环节，必须为审判公正服务。故民事审前程序应根据实际情况，排除先定后审，合理配置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证据制度，防止突然袭击，以确保程序的公正和实体公正。    （二）公开、效益原则。审前程序的重大功能是让当事人发现证据和与案件相关联的信息，故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也必须在审前向对方公开，即使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据也应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以防止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现“武器不对等”，同时也有利于确保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辩论权。效益是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审前程序是这一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审前程序的设置必须尽量减轻法院在审前准备中的职责，减少法院的诉讼支出，同时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    （三）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其中庭前程序中包括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申请回避权、处分权、请求调解权等。审前程序的设置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才能提高庭审的效率，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四、方便审判活动的原则。 审前程序应以制度的方式要求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充分作好整理争点，收集、提交、交换证据的准备工作，以确保庭审活动集中、连续地进行。另外，审前程序的设置应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审前程序的设置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应建立如下相应制度，才能保障审前程序正常运行。     1、结合审判流程序管理，实行庭前审理法官和开庭审理法官分立制。    《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要求各级法院实行审判流程管理，各地法院在执行中，设立了“大立案”的审判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立案庭对案件进行送达诉状、接受答辩状、决定案件的适用程序，指定案件审判人员，安排开庭日期等。有的法院还在立案庭内部设书记处、外勤组、内勤组，其中外勤组还参与案件的调查工作。这种管理模式为审前准备程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以制度设置庭前审理法官，专门指挥和监督审前程序，由专职庭前审理法官来组织和监督当事人进行补充和变更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等庭前准备工作，那么将充分体现审判公正的原则。庭审法官不负责审前准备工作，有利于排除预断，避免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当事人不必顾虑在审前准备过程中，不接受审前法官和解建议会使自己在开庭审理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让当事人体会到程序过程中看得见的公正。     2、合理配置审前程序中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强制答辩制，完善自认规则。     现行民诉法的审前准备阶段，法官主导一切而当事人无所作为的局面必须打破，必须加强当事人审前的权利义务，以制度配置并落实审前的权利义务。笔者主张在审前程序中明确送达期限、拒收文书的法律后果和加强法院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将起诉状和答辩状的送达义务分配给当事人。同时规定答辩是一项诉讼义务，如无正当理由拒不答辩，视为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权益请求的自认，这样规定有利于审前证据交换，有利于确定争点，也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但在我国，由于不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在司法资源配置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对审前程序的权利义务配置要掌握一个合理的程度，既可保障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充分地进行审前准备，又可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这也要适当地配置审判法官的指挥权、管理权，保障开庭审理的顺畅进行。     3、将现行民诉法中的简易程序和审前准备有机结合，提高诉讼效益。     民事案件面广量大，案件的难易程度不一，如将所有案件审前准备作一刀切式的规范，势必会造成诉讼资源浪费，笔者主张将部分标的较小的或特定类型的案件在审前准备阶段即由审前法官采用全面复审的简易审理方式处理，这种方式是将准备与调解融为一体，体现的是为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以及审前法官可以尽量促成当事人和解的指导思想。审前法官可以灵活机动地通过面对面或背对背等方式询问当事人或向其他知情人调查取证，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说服教育当事人实现和解，但如果当事人不能接受调解，则应将案件提交庭审法官开庭审理。这种审理方式对广大基层法院大量的简易案件能有效地即时处理，既提供了可能，又提供了维护他们正当权益的程序保障。当事人不必担心不接受调解会得到不利于己的判决结果。但为防止有些当事人故意拖延诉讼，对选择将案件重新提交正式开庭审理的当事人科以举证和诉讼成本等方面的责任，并可考虑当其败诉时给予一定的制裁。     4、完善举证制度，建立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程序的核心，举证制度则是整个证据制度的基础。审前程序中证据的交换、争点的归纳要依赖于证据的举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审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关键是看证据举出的完善与否。从审判方式改革出现的问题来看，要完善举证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a、必须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履行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自觉性；b、明确划定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方法。笔者主张庭审法官原则上不走出法庭搞庭前调查。审前法官调查收集的证据严格限定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证据的范围内，且审前法官的调查须以当事人的书面申请为前提（简易审理方式除外），其调查的证据仍须经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c、赋予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并提供程序性的制度手段，如在当事人取证确有困难而又必须于审前提交的证据，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发出调查令，强制案外人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D、建立举证时效制度。审前程序中，应明确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交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如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完善举证制度的同时，必须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其制度须明确规定，在审前阶段的一定期限内，由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各自所有的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和信息，对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交换的，不予在开庭审理时质证和认定，即由该方当事人承担证据失效的后果。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审前出示给双方当事人，并在开庭审理中听取双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从根本上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辩论机会。

 

越南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探讨 篇3

关键词：越南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当事人

一、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的价值分析

民事审前程序是指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到开庭审理前所运行的一系列诉讼程序的总称。审前程序的构建虽是建设以庭审为中心的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的重要基础，但审前程序是与庭审并重的一个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的程序阶段。审前程序的重要功能在于：其一，可以借此尽早明了和确定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焦点，便于其后庭审的顺利进行；其二，可以促使各方当事人在審前达成和解，尽快解决纠纷；其三，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可以使各方当事人彼此了解对方所主张的事实及拥有的证据材料，以便实现各方攻击防御手段与机会的平衡。

二、越南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现状

不同国家的诉讼制度因其司法体制、纠纷解决传统等的差异而各有不同，审前准备程序也是如此，因各国建立审前程序时所要解决的诉讼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选择越南介绍其审前程序，是因为越南与我国山水相连，文化接近，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制度都受苏联影响较深，因此越南在司法机构设置上表现出与我国较多的相似性。

越南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模式具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依据《越南民事诉讼法》规定，越南审前程序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下发、送达或通报起诉书、民事诉讼通知书等诉讼文件；2、指定审判长；3、通告审理案件的事宜；4、受通告人提交自己对起诉人的申请和附带的资料与证据的意见的文书；5、告知受通告人有权申请观看、抄录、复印起诉书和起诉书附带的资料和证据；6、告知被告有反诉申请权；7、在调解原则的指导下，调解活动贯穿于准备程序中。总体来说，越南的审前程序结构比较松散，比较难以把握。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越南的审前程序。

（一）审前程序基本上处于虚设状态

审前程序所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是交换整理证据和确定案件争点，核实所收集到的资料和证据都应该在开庭审理前确定下来，但越南却以直接审理、询问和连续审问的形式进行开庭，法院通过提问和听取参与人的的陈述直接确定案件情节，确定争点和交换证据等基本上都是在开庭审理时才确定下来的，越南的这种做法耗时长，效率低，因此可以说审前准备程序基本上处于虚设状态。

（二）越南审理准备期限

《越南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明确规定了审理准备期限，针对不同情形作出了不同规定，如针对民事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案件规定的审理准备期限为四个月，而对于经营、商贸纠纷与劳动纠纷规定的审理准备期限为两个月。这体现出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解决纠纷，因为经贸、劳动纠纷追求的是效率，其耗时越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这就需要高效解决，将审理准备的期限缩短在最短的时间范围之内。而相较而言，民事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较为琐碎与复杂，需要时间较长。针对不同案件，将审理准备期限进行具体限定，有利于纠纷的有序解决。

（三）越南庭前调解制度

越南极其重视审前程序的调解制度，调解成为审前程序的主要程序阶段。审前程序的目的具有一元性，即希望通过审前调解制度消灭纠纷，达到节约诉讼资源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越南民事诉讼法》第180-188条对调解制度作出了详细规定，调解原则贯穿于审前程序的全过程。之所以这么设置是因为实行庭前调解，不但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及提高案件质量，而且有利于缓解业务庭审判压力、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省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效益最大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调解与诉讼在功能上的互补使两者的结合成为必要。

（四）越南提交证据之随时提出主义

《越南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可知，其所提交的资料或者证据只是为了证明起诉的合法性，起诉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前仍可继续随时提供证据。第175条的规定的资料、证据的意见的文书只是一个意见文书，并非必须答辩，不必提交相应证据。从这两条法条可以看出，当事人举证原则采取了随时提出主义。其立法本意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发现新证据可以及时向法院提出，以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但是在诉讼中却有不少人利用这一规定滥用其诉讼权利，拖延诉讼时间，使当事人在开庭前的观点和争议焦点并未明确，鼓励和放纵了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甚至有部分当事人借机拖延诉讼，重复开庭，多次再审。这不仅违反诚信原则，而且影响诉讼效率、效益和安定。

（五）审前审判长与庭审审判长为同一人

越南属大陆法系国家，在审前程序中赋予了审判长很大的权力，审前程序中的审判长和庭审程序中的审判长为同一人的做法虽然能够保证审判机关对案件进程掌控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承办法官先入为主和"先定后审"的现象。

三、越南审前程序改革的几个具体设想

越南的审前程序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成功经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审前程序之路。以下是笔者对越南审前程序所提出的几点设想：

首先，建立适合越南现状的审前证据交换制度。借鉴法国的做法，废除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建立证据失效制度。这要求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须向对方提供自己将用于庭审辩论中的所有证据。这样能较彻底地防止诉讼突袭，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 提高诉讼效益。

其次，设立专门负责审前程序的审判长。由他专门组织、指挥和监督当事人补充、更改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等审前准备工作，使开庭法官从审前准备工作中脱离出来，不单方接触当事人，集中精力搞好开庭审理，排除预断，公正地居中裁判，提高庭审效率，促进审判公正。

再次，设置审前会议制度。审前会议制度有利于加强审判长对审前程序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确保审前程序顺利完成。具体做法可考虑由专职审判长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审前会议，来明确和简化诉讼争点，对诉讼请求进行自认，确保证据，试行和解等等审前准备工作等，以此来指导、监督、管理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庭前准备工作，确保庭审活动公正、公开、有效地进行。

综上所述，越南司法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上述笔者对越南的审前程序提出了几点完善意见，涉及到审判长角色的定位、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越南应当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国外有益经验，然后逐步构建符合越南国情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

参考文献：

[1]米良等译.越南·泰国民事诉讼法典[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日]谷日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 王亚新.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研究[J].中外法学，2002（2）.

[4] 徐玉彬，艾永强.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的功能为视角[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2）.

[5]陈桂明，张锋.审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M].诉讼法论丛（第l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6] 汤维建.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足性审前程序--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并立的改革观[J].政法论坛，2004（3）.

[7]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1）.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完善 篇4

一、民事审前程序的特征

民事审前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它不仅具有独立的诉讼价值,它还具有独立的地位和相对的完整性,因此民事审前程序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阶段,通常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时间上的特定性。

民事审前程序的起止时间通常开始于原告向法院起诉,终止于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之时。在我国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及民事诉讼受理规定的存在,如果法院一直没有受理案件,那么无论当事人做了任何充分的准备工作,都是不可以被视为是审前准备程序的活动。由此可知,只有在当事人的起诉被法院受理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才可以认定为审前准备程序的活动。但是,同我国严格的起诉要求相比较,西方国家对当事人的起诉条件就显得相对较低。例如,在美国一般规定,民事诉讼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状开始即一旦原告将起诉状通过挂号邮寄或亲自递送的方式送到具有适当管辖权法院的书记官手里,便意味着一起民事诉讼案件的正式启动。

第二,功能上的多样性。

民事审前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除了具有为正式开通审理做准备这一基本功能外,还具有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推动案件不经过开通审理而终结等功能,其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第三,程序自身的独立性。

民事审前程序最初的价值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庭审的效率,使得当事人能在案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辩论当中更好地运用庭审的资源。但是随着现实的需求和诉讼价值观念的转变,民事审前程序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于庭审的程序,它与庭审分属于不同的诉讼阶段,有各自独立的目标和任务,其功能也各有差别。

二、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存在的问题

由我国《民事诉讼法》可以发现,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与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的根本差异在于审前准备的非程序性。在我国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但是其实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这些准备工作只是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体现出其实质上的意义,因而也很难发挥其实质性的作用。由于我国没有具有独立诉讼价值的审前准备程序,审前准备程序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常造成实践中“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相背离的司法二元化现象,难以实现民事诉讼改革所追求的保障公正、提高效率的目的。通过联系实际和我国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法官释明制度不完善。

民事审前程序中法官释明权是指在民事审前准备程序进行中,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资料不正确、不完整、不充分、有矛盾,或者当事人误认为自己提出来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时,法官通过提醒、发问等各种方式让当事人去补充和修正,从而能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诉讼资料予以排除,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民事审前程序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使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就有机会恰当地提出攻击和防御的方法,避免了不必要证据的提出,进而节省了劳力和费用的支出,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实现审理的充分和加快诉讼的进程。然而,我国在民事审前程序中,还未能注意到法官释明制度在当代大陆法系中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立法实践来看,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制度还远远不够完善,成文的规定相对很少,导致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存在法官应当释明的没有释明,不应当释明的反而释明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发展。

2、证据收集制度不完善。

证据的收集是指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人民法院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证明特定的案件事实,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手段,发现、采集和提取证据材料的活动。由于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没有程序性的保障,也没有专门为当事人规定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从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无法从第三人或对方手中收集到相关的证据和信息。律师收集证据方面的权利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从而使其无法最大限度地收集证据资料,这样不仅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同时也不利于发挥其后的证据交换的作用。

三、改进与完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构想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存在一些缺陷,而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基本目的,是通过法院与当事人的准备,使争论集中于其中的一点或者几点,从而使案件事实更加清晰,案件达到适合开庭审理的状态,进而保证诉讼效率和庭审质量。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应不断与世界接轨,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与做法,并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明确改革目标,积极探索和完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具体措施。

1、完善法官释明制度。

法官释明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实现实体正义,并不是法官代替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打官司。针对我国现今法官释明制度的不完善,应当规定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是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保持中立的立场,从而避免当事人对法官的公平与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同时,还必须同时规定一系列保障机制,否则法官释明问题制度将会成为一只空文。另外,针对审前程序中的释明,无论当事人是否曾经声明异议,都可在庭审中提出异议,扩展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间区段,在保障当事人异议权的同时可以避免集中于准备阶段提出异议时带来的程序使用上的混乱。

2、明确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适用范围。

民事审前程序适用于普通程序已经确定,但是对于简易程序是否适用民事审前程序仍然存在争议。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民事审前程序同样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但是并非所有的简易程序都一律使用民事审前程序,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适用民事审前程序,这就相对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自由选择权。

3、改善证据收集制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原则上应由当事人负责,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是有条件的。因此,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要给予程序性的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与完善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所以在立法上要对律师调查取证权进一步完善。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的理论、有益经验和司法实践,互相学习,还要注重与本土法律文化和法律允许环境的结合,从而更加健全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和效益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邦军.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反思审前羁押 篇5

警察的刑讯逼供和“牢头狱霸”的欺压，是看守所“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特殊的看守所环境。则是造成两大因素的土壤。

“有罪推定”观念导致中国对未决嫌疑犯超高的羁押率、警察权处于失控状态、加上法律赋予公安方面过长的羁押期限，是看守所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司法相关的两份议案引人注目。

3月10日，宁夏代表团以全团代表名义提出议案，呼吁通过对人民监督员立法对公权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诉法修改专家组成员之一周光权教授亦提议案，提出加强检察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的执法”。

两份议案，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警察权的使用。

《关于制定人民监督员法的议案》有一个正规的人民监督员法草案建议稿，并详尽论述了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的草拟者是一名列席人员，名叫王雁飞，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

此前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有试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便是其中之一。但在王雁飞看来，最高检院的规定是“可以进行监督”，而不是必须；因此很多案件的监督上，人民监督员成了“点缀”。不仅如此，人民监督的缺失不仅表现在对检察权监督上，而且传导至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上，例如超期羁押。

“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很多超期羁押问题被执法时的各种‘法律技巧掩盖了……因此，加强检察权和独立的人民监督，或许可以减少此类问题的出现。”王雁飞说，“实际上超期羁押不仅在公安系统，在检察机关、法院也同样存在。”他认为，人民监督员可以将公安、法院执法中的不当行为及时反映给检察院，至少可以为检察院提供更多线索。

与王雁飞等人提出人民监督员立法不同，更多的法学家试图通过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检察权，以此遏制公权的滥用。周光权提出《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强化检察监督的议案》。这份5000多字的议案中，周光权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活动的介入调查权，并配套规定刚性的监督措施。

周光权建议，刑事诉讼法有必要规定刑事拘留应当由侦查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实际上，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修改刑事诉讼法已被列入立法规划。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修改刑诉法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周光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再次提出议案，是因为现行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设计仍然很薄弱，检察机关很难有效地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有罪推定”导致过高羁押率

“与国外诸多国家对未决犯实行‘保释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做法相反，我国则采取对未决犯‘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为例外_的做法。”2008年1月份，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他的一篇论文《审前羁押：问题与改进》中说，2000年对前西德各州的统计表明，被实行审前羁押的人数大约只占在刑事法院被判决者总数的4％；而在英国，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释率达到90％以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91年到2006年的16年间，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有近一半的年份(7年)多于起诉人数，即使逮捕少于起诉人数的年份，羁押候审率也最低达到89．24％(2006年)。“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的5年内，在减少未决羁押人数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

2008年10月份，刘仁文又写出一篇博客文章《辛普森为何获罪后才转羁押》，以大量国外案例作为比较，来论述这一问题。

刘仁文认为，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基于一条观念：“有罪推定”。“一旦发现嫌犯就仿佛天经地义地可以将其羁押起来，取保候审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而是办案机关的一项权力，对某人适用取保候审似乎成为办案机关的一项恩惠。”刘仁文在文章里说，这种情况逻辑上还会加剧司法腐败；有时要取保一个人甚至变成了办案机关的一项恩惠，或者使该领域成为腐败之风盛行的地方：某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才能申请到取保；律师圈内乃至于社会上甚至还有取保—个人要花多少钱的潜规则。

而从“无罪推定”出发，一个犯罪嫌疑^在被法院定罪之前，他只是一个被怀疑犯了罪的人。“既然只是被怀疑，就除非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否则不应剥夺其人身自由：一是有确信的证据表明不对他实行羁押，他将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险，此种情形多适用于那些从事恐怖等暴力犯罪活动的人；二是他妨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获得保释后逃跑、毁坏证据等。”刘仁文说。

98．8％：一个看守所的拘留期限延长率

羁押率是一个问题，羁押时间长短则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的基本时限(3天加上检察院7天批捕时间)、延长期限及理由：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

“但实践中给人的印象却是，几乎所有犯罪，侦查机关都是在接近30日时才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在刊发于《人民检查》2006年第3期的一篇名为《关于刑事拘留期限延长的实证分析》的论文中，来自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侯晓焱和北京市检察业务专家刘秀仿开始以实证的方法对这一“印象”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侯晓焱等人抽取了2005年5月间某直辖市某城区看守所337名离所人员的档案进行调查分析，全部被调查者均因涉嫌犯罪而被刑事拘留。其中，本市籍为64人，外市籍为273人。

调查结果显示，在拘留期限延长总体情况方面，全部被调查者的拘留期限延长率为98．8％；平均被延长至28．5天(不包括提交批捕申请后的7天，下同)。延长至7天者为19人，占全部被调查者的5．6％；延长至30天的为298名，占88．4％；剩下部分人员延长至30天以上(超期)。其中，本市籍犯罪嫌疑人拘留期限被延长时间平均为21天；外省市籍犯罪嫌疑人则平均延长期限为30天——平均延长到极限时间。

“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嫌疑犯在警察手里控制的时间明显要长得多。”侯晓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本来，37天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但现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种特殊隋况变成了一种通用情况。”

混乱的延长羁押期限理由

侯晓焱说，此前已经有一些专家著文指出这类现象，但这些文章大都是陈述一种印象，或者是基于法理的论证，没有去做系统的调研。

“理论研究有它的重要性，不过我更关心一条法律实施的具体状况。除了一些典型性的个案，我们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实证样本来发现具有代表陛的问题。”侯晓焱说，这种做法与她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有关。“西方的社会学很发达，实证研究方法很受重视，我那时为了写论文看了很多英文论文，深受启发，我就在想，如果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刚好我自己在实务部门工作，有机会做深入了解。具体的调查数字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多次作案”是指三次以上作案；“结伙作案”是指二人以上共同作案；“流窜作案”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市、县继续作案。

当侯晓焱根据案卷去做微观分析时，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很勉强一以“多次作案”为拘留延长理由者18人，但其中至少有5人作案次数为两次或者一次，以“结伙作案”为拘留延长理由者119人，其中至少10人属于单独作案；而在来自外省市的154个“流窜作案”嫌犯中，只有5名犯罪嫌疑人供述另行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已决犯中被法院判决认定实施两次以上犯罪者只有13％(20人)，其余均为实施一次犯罪，与“流窜作案”无关。

“刑拘这种没有外部监督的强制措施太容易被滥用——不需要去看实际操作，从法理层面就可以看出来，刑拘延期无须经其他部门审批，这本身就有问题，执行层面出现适用随意就不意外了。”侯晓焱说，对警察权缺乏司法控制，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对嫌犯拘留、以及延长拘留期限缺乏外部监督，警察权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

长时间羁押之害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在其论著((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指出：“羁押普遍化的成本不仅仅在于将几十万嫌疑人、被告人关押于各地的看守所所需要的日常开支(如看守所的基建、维修费用，干警的工资、福利、办公、装备以及在押人员的生活、医疗等费用)，而且还在于在押人员之间在犯罪技巧或习惯方面的‘交叉感染所导致的潜在社会危险、难免的错误羁押所导致的国家赔偿、在押人员的亲友因为羁押而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以及在押人员及其家庭因为羁押而受到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等等。”

侯晓焱在其论文中强调羁押措施滥用的另一种危害：“将未决羁押等同于已决羁押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的期限通常会影响法院判决，容易导致关多久判多久的‘实报实销性质的判决……”

刘仁文也指出这一点：“不少办案机关一旦将人抓起来，就没有台阶下，只能极力往有罪上靠，否则，就是关错人。”

当然，对一些嫌疑犯采取强制措施是有必要的，从法理上来说具有其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跟它的适用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有关联，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和期限，它就失去了正当性。”侯晓焱说。

这种范围和期限的超出，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看守所环境——人满为患、鱼龙混杂，这也正是“牢头狱霸”产生的土壤。而警察的刑讯逼供和“牢头狱霸”的欺压，则正是看守所“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

期待下次刑诉法修改

“自从1996年修改刑法(1997年实施)以来，法学界对刑拘这一强制措施一直在讨论，也有很多种修改意见提出，我个人觉得，下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很可能要改。”侯晓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仁文等专家均在论文中提出，要改造现有的留置、拘留、逮捕等制度，对较长时间的审前羁押实行司法审查。刘仁文呼吁要将中国的审前模式从“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转变为“以保释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而侯晓焱则强调要加强对警察权的司法控制，籽司法审查机制引入拘留延长决定程序，“公安机关时常突破法定要求随意延长拘留期限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警察在刑事拘留制度中的决定权并没有按照法治原则进行配置，本应具有的司法审查环节缺位。这已是学界共识。”

侯晓焱的论文中再次提供给我们一组数据：前述调查所在的城区检察机关2004年共受理同级公安机关提出的延期羁押一个月的申请约80件，仅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总数(3800余件)的2％；其中提出第二次延期羁押申请的只有18件，占全部案件比例的0．47％；而提出第三次延期羁押申请的只有1件，这与延期拘留在不需审查的捕前环节的普遍适用(98．8％)形成了强烈对比——是否有外来监督两种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做法，或许可以反映出其心态的不同。

该文还建议要科学限定拘留延长期限。“实证研究发现，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办理的大部分案件都可以在数日内完成证据收集和报捕准备工作，被普遍延长的刑事拘留期限事实上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截至目前，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光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徐静村教授等著名法学专家都主编出版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建议稿，其中涉及刑拘及其延长期限的修改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模式的构建 篇6

(一) 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概念

学术界对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 但是基本上形成了以下两大类不同的定义方式。

第一类含义, 认为审前程序模式使用以下三种含义。第一, 将民事审前程序模式定义为民事审前程序中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利的分配方式, 从而将民事审前程序模式区分为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与职权主义审前模式。第二, 认为民事审前程序模式指的是审前程序中法官的设置模式, 进而将审前程序的模式分为审判法官模式、法官助理模式和预审法官模式, 第三泛指某一国的民事审前程序, 如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等。第二类含义, 认为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内涵应当涵盖审前程序的主体与主导因素两个部分, 其中, 主导因素主要体现为审前程序中, 是由法院主导审前程序还是由案件当事人主导审前程序进行的分配模式, 也就是程序主导权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分配和适用;主体方面, 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主要是在法院内部由谁来具体负责民事审前程序的进行, 是由独立的审前法官还是由庭审法官一并来承担审前程序的主要内容。

(二) 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意义

从审前程序模式的角度来反观其所包含的审前程序的基本问题,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从根本上把握民事审前程序, 对审前程序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 对审前程序模式的研究为我国审前程序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审前程序的构建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这需要对该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具体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 提供方向。

第二, 对审前程序模式的研究为我国审前程序具体制度的构建提供指导。对审前程序模式的探讨是对我国构建审前程序时应遵循的诉讼理念与精神的研究, 因此带有一种根本性。对该问题的研究会对我国审前程序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各国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分类

(一) 审前程序准备的主体

1. 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同一模式。

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同一模式, 主要是指不设立专门的审前准备机构及审前准备人员, 由负责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或者独任法官自己主持审前程序。德国通过司法改革, 废止了昔日以准备辩论为目的准备独任法官制度, 改由具有判决权限的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审判长主导进行。而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其简易裁判案件不适用准备程序, 因此是由合议庭的审判长或者受命法官来主持审前准备工作。

2. 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模式。

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模式, 是指设立专门的审前准备机构或人员, 使得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由审前准备机构或人员来从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各项工作。

(1) 英国的主事法官制度。英国的主事法官制度起源于1837年。在此之前, 由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较为简单并且当事人提出审前申请的情况较少, 因此英国采取的是合一制的法官设置模式, 即审前准备工作由庭审法官自己完成。随着诉讼案件的增加, 合一制的法官设置模式使得庭审法官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 导致诉讼效率低下, 案件积压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英国创设了主事法官制度。主事法官的权力不断扩大, 事实上, 到现在其除了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外, 在非公开开庭时能够行使法官的除审判权以外的所有审前及判决后的权力。

(2) 美国的治安法官制度。美国的治安法官在职权上类似于英国的主事法官, 对审前程序进行管理。但是与英国的主事法官相比, 美国治安法官的权力要受到较多的限制。具言之, 美国治安法官的权限可分为两类: (1)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可对处置性事项做出最终决定, 例如驳回案件或驳回请求的动议, 未经同意的, 必须向地区法官提出报告和建议。 (2) 无需当事人同意, 治安法官可对证据披露程序和审前会议等非处置事项进行处理。

(3) 法国的审前准备法官。法国民事诉讼法采取了分离制的法官设置模式, 设立了专门的审前准备法官。在法国, 为了是法官能够更好的完成该项任务,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审前准备法官较大的职权。审前准备法官在法庭辩论之前要向审理案件的法庭提出关于本案的口头报告, 介绍当事人的请求标的与理由, 并具体说明由争议引起的法律上与事实上的问题, 同时写明有利于法庭辩论时查明真相的各种材料, 但不得写明提出该报告的司法官的意见。

(二) 审前程序中主导主体

1. 法官主导模式。

法官主导模式, 即法官在民事审前程序中掌握主动性, 参与并主导着审前程序的运行, 其并不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抗作用, 民事纠纷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参与审前程序从而形成争议的争点。

法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划分为审前程序和开庭审理程序两个阶段, 前者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搜集相关证据和整理争议焦点, 其运作方式包括协议期日和审前程序两种。法国审前程序在设立初期主要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 随着实践中当事人故意拖延程序的发生, 为了防止故意拖延专门设立审前程序法官对案件进行整理。

德国审前程序中法官的职权色彩更加浓重, 1976年前德国使用“一步到庭”的诉讼方式, 在开庭阶段确定争议焦点和搜集相关证据。1976年的《简化诉讼程序法》把“一步到庭”分为了审前准备和法庭审理程序两个阶段, 法官从这两种审前程序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审前准备, 保证集中开庭审理并终结案件。

2. 当事人主导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前程序是典型的当事人主导模式, 当事人及其律师收集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美国的民事审前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 是两个相互分开的程序, 其审前程序主要包括诉答程序、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三个程序:第一, “诉答程序”, 双方当事人交换诉状与答辩状确定争议焦点;第二, “发现程序”, 在法庭以外, 首先, 双方当事人可以相互直接向对方当事人索要相关的事实材料和证据;其次, 有助于保证无法出庭的证人的证言得到保全并在开庭时起到相关的证明作用;再次, 有助于促进当事人和解, 通过双方当事人搜集的相关证据, 使得各自对裁判结果有一个心理预判, 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4。第三, “审前会议”, 即审判法官或者其他负责审前程序的主体在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前召集将案件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 共同参加一个会议, 为接下来的开庭审理准备。

3. 两种模式的利弊。

在诉讼实践中, “当事人主导模式”和“法官主导模式”各有利弊, 一方面当事人主导模式的优势在于保障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 当事人的多项处分权利使其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审前程序, 另一方面, 法官的负担也得以缓解“当事人主导模式”的不足主要是诉讼延迟, 由于法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消极的角色, 则诉讼权利不可避免地被当事人滥用, 从而产生诉讼效率低下等问题;法官主导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有效地避免诉讼权利被当事人滥用, 能够防止当事人拖延诉讼进程, 针对法官主导模式也存在很多质疑, 很多学者认为法官过早接触案情, 会造成先定后审的后果,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的公正性。

三、我国民事诉讼审前模式程序的构建

(一)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价值定位

我国的民事上审前程序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如何去定位审前程序的价值直接决定了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的选择。公正与效率是民事诉讼活动中永恒的主题和追求, 在法治比较健全和注重程序价值的国家中, 对效率的重视程度明显的高于公正的价值。

我国再审前程序设立时应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效率价值, 首先把公正价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追求效率价值, 主要考虑:第一, 我国的法治发展程度还比较低, 诉讼程序的构建不完善, 暗箱操作的现象的普遍存在;第二, 我国司法公正的现实领人担忧, 社会矛盾突出, 司法状况不容乐观司法公信力不高;第三, 我国的“承办法官制度”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 虽然我国在理论上实行合议制度,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完全背离了合议制的初衷。

司法公正目标的达成,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 我国在选择民事审前程序的模式时, 首先不能简单的一味突出对效率价值的热衷, , 笔者认为在建立我国审前程序时应当首先注重对公正价值的考虑, 在实现公正的基础上去追求效率价值的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司法公正都无法实现, 也就没有效率的必要性。

(二) 我国审前程序模式构建

1. 审前程序与庭审程序分离的模式。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要与该国家的法治环境、法律传统、风俗习惯、民众的素质和水平等客观情况相适应, 由于笔者对我国审前程序价值的地位注重的注重公正价值的实现, 司法不公正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在审前程序模式的选择和构建上, 应当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司法公正的的审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模式, 单独设立区别于庭审法官的审前法官, 即有审前法官来负责审前程序的各项工作, 庭审法官只负责法庭上的审理工作, 根据审前法官在审前程序中对争点的整理和证据的审查来审判案件, 分离制有利于防止“先定后审”, 避免法官先入为主。

2. 审前程序过程的主导因素上应为法官主导模式。

选择法官主导模式主要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 审前程序作为庭审程序的前期准备活动, 有利于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对初步的证据进行交换, 整理双方争议焦点;第二, 我国一直保持了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法官发挥着主导作用, 冒然的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前模式, 会阻碍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三, 从法治状况来看, 当事人不明白具体诉讼活动中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需要由法官加以释明, 也不宜采用当事人主义模式。鉴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 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法官的主导模式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审前程序应有的作用。

(三) 审前法官模式的具体内容

1. 完善审前证据交换制度。

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审前证据交换制度, 我国当前的证据交换制度缺乏立法依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证据交换的主要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尚存在较大争议, 导致实践中证据交换的内容不能够得到落实。因此, 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较好的实施, 应当由立法机关在制定统一的《证据法》或者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证据交换作为审前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确立。

2. 建立审前会议制度。

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审前程序被当事人滥用而引起的诉讼拖延和审前费用过高的弊端, 有利于加强法官对审前程序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审前会议制度与我国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等本土性因素并不存在剧烈的冲突, 这就使得我国在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借鉴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成为可能有助于法官对案件进行管理, 为审前程序中的庭审准备工作提供场所和日程规划, 更好的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

3. 完善审前释明制度。

释明, 指的是法官在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内容意思不清楚、不明确, 或者所举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时对当事人进行发问, 提醒当事人澄清把不明确的内容或将不充分证据的予以补充。在审前程序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由当事人提供证据, 从而对证据进行固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争点, 为实体审理做准备。由于当事人本身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而且在目前我国律师代理制度尚未普及的情况下, 就需要法官根据个案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对当事人在证据提供和诉讼请求的确定等方面进行释明。因此,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对审前程序中法官的释明义务进行详细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2]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3]张晋红.民事审前程序模式改革的几个基本关系的定位, 载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黄国新.“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1) .

[5]肖辉.民事审前程序的概念界定与模式选择[J].河北法学, 2005 (1) .

论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及完善 篇7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现状,建议

一、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含义

审前程序又称准备程序, 学界对其界定一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从广义上对审前程序进行定义, 即审前程序是法院受理案件后进入开庭审理之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1]。一类是从狭义上定义审前程序, 即审前程序是为了使民事案件达到适合开庭审理的目的而设置的让当事人开庭审理之前确定争点和收集证据的诉讼程式[2]。

民事诉讼的审前准备程序, 国内学者对其表述也多有不同, 如“民事审前程序一般是指民事案件当事人起诉之后至法院开庭审理之前的中间程序。”[3]“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泛指开庭前的一切准备程序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泛指开庭前的一切准备程序”[4]、“审前程序, 是指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以后到开庭审理之前, 由安监承办人员依法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的总称。”[5]“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内容涉及送达起诉状、被告人答辩、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以及合议庭组成情况、法院审核证据和调查收集证据, 以及追加必要的当事人等方面。”[6]

笔者认为,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就是原告的起诉被受理后, 至正式开庭审理前, 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法院等诉讼主体按一定方式、程序实施的交换意见、收集整理证据、争点整理准备活动和相互关系的总和。

二、中国审前准备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一) 争议点无法在审前准备阶段形成

在中国, 被告没有必须要对原告起诉状进行答辩的义务, 被告既可以不答辩, 也可以答辩, 若是不答辩, 双方争议的焦点怎么来形成呢?中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审前准备会之类的准备程序进行规定, 作为法院也没有必要召集双方的当事人来整理诉讼的争议点。

(二) 审前准备阶段证据无法固定

对证据提出的时间来说, 中国的立法采用的是随时提出主义, 根据大陆法系的法学家的理解, 所谓的“随时提出主义”, 就是指在庭审辩论阶段终结以前, 随时都可以提出防御或攻击的方法, 不受任何形式和时间的限制。在中国实践中, 不只是在一审程序的庭审辩论以前双方当事人可以提交证据, 即使是到了二审程序, 甚至进入再审程序, 双方当事人还是可以重新提交证据的。现行的法律对法院在庭前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交换证据也没有必须的要求, 而且对逾期提交的证据也没有规定其失权的效果, 所以, 在庭审结束之前, 材料证据是无法固定的, 在庭审过程当中, 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但应当提出的证据, 法官会要求在下次庭审当事人再中提出, 因此导致了庭审时间的迟延。

(三) 提交答辩状到底是义务还是权利没有明确

在中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与其有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提到答辩状的提交到底是不是一项义务, 但是也没有规定不提交答辩状会给当事人造成有任何不利的后果, 这就导致了在民诉法学界大家一直都认为提交答辩状是一项权利, 由于近年以来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不断地改革与发展, 这个观点逐渐地显示出了其不当的地方。

(四) 缺乏当事人双方的审前准备

法院和双方当事人是都是诉讼主体, 也是整个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必然的参与者, 在诉讼当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 从民事诉讼的立法到实践中诉讼的具体过程当中, 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是不可能单纯地对准诉讼中的某一方的, 而是应该具体到诉讼当中的各个主体, 也就是说, 明确各个主体 (包括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主体) 为了促进程序和诉讼的顺利进行所必须进行的开庭前准备的程序, 单纯地只是让审判方为了保障诉讼有效地进行而以法官为主进行民事诉讼准备程序。多方性的主体定位, 对于协调诉讼中各方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活动当中发挥自己积极的主观能动性是有利的, 合理调配诉讼中各个主体在程序当中的义务和权利关系, 并以此平衡各方诉讼主体利益的冲突。

三、完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若干建议

(一) 完善庭前调解制度

调解是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贯穿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 作为一项审前准备程序的重要职能, 庭前调解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审判准备程序应当明确审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息讼止诉”的社会价值的取向, 鼓励通过当事人庭前的接触, 增加对适用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了解, 由准备程序的法官来适时主持, 促进和解或调解, 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开庭审理的比率, 提高诉讼的社会效益, 压缩诉讼成本。

(二) 完善证据交换制度

1. 证据交换范围的合理限制

中国导入证据交换制度后, 在适用证据交换案件的范围上, 要求既可以人民法院直接针对“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依职权作出决定, 也可以是“经当事人申请”。这一模式, 与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事诉讼中存在的对客观事实的追求倾向的相结合, 让民事诉讼当中的证据交换在客观上失去了限制范围。为此, 要使证据交换取得诉讼的争议焦点, 为下一步庭审作好必要的准备的作用, 充分地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 在证据交换的范围上至少应当作出如下限制:其一, 证据交换的内容应当限制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作为基础的证据的基本内容、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情况以及证据种类等的告知内容。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和法律根据, 无需作为证据交换的内容。其二, 确立特权规则, 规定免于证据交换的情形。因此, 从解决诉讼中发现真实的价值目标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冲突与衡平角度, 确定一些人如律师对其代理的案件免除相应的证据交换义务, 是值得重点考虑的。但这种特权规则的确立, 必须充分考虑避免“诉讼突袭”, 使诉讼能够真正在公平、公正的层面上逐渐展开。

2.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 (Discovery) 的基本含义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 据认为是在诉答程序结束后、法庭审理之前的审前准备阶段, 原则上在法院不参与的情况下, 让双方当事人交换案件的有关信息和证据, 使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对方当事人所拥有的证据, 进一步明确和整理争点, 并且固定主要证据。这就为促进当事人和解并在此后的庭审中防止突然袭击以及使案件的解决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律师的诉讼技巧之上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三) 建立科学的强制答辩制度

“所谓强制答辩就是法律规定被告在一定的期间内应当对原告的起诉提出答辩意见, 否则丧失答辩的权利。”[7]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了被告答辩制度, 其中第2款后段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 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笔者认为, 中国应当在立法上对强制答辩进行如下规定:

第一, 在民事诉讼法中就答辩状的具体包含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列举式规定。以便于从法律上约束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答辩。这样不仅有利于被告了解准备答辩的事项, 还可以预防虚假或形式上的答辩, 从而保护原告方的公平利益。具体内容在下文完善诉答书状中会提及。

第二, 被告一方须按照强制答辩的内容进行相应的答辩, 同时被告要受到答辩的内容的约束, 这表现在庭审程序中其不得再对审前程序中的答辩内容进行更改。

第三, 如果被告没有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 法官可依照原告的申请就其先前提交的起诉书等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第四, 一般情况下, 被告须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 但特殊情况下, 也可进行口头答辩。具体情况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进行裁决。如采取口头答辩, 应由受案人员记录答辩内容并经答辩人确认无误签字后, 送达原告。

四、结语

我们必须认识到, 审前程序与庭审程序是整个民事诉讼过程的两个阶段, 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各有不同, 但却相辅相成地服务于诉讼这个整体, 它们的分工越明确、衔接越紧密就越有利于实现诉讼的公平和效率。纵观外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 中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是一个大趋势, 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应该借鉴外国的理论和司法实践, 互相学习, 更加健全中国的民事诉讼体系, 实现中国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效益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晋红.审前准备程序及其权力配置[G]//江伟, 杨荣新.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2]向忠诚.论中国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的构建[J].求索, 2000, (4) .

[3]齐树洁.论中国民事审前程序之构建[J].法治研究, 2010, (4) .

[4]李浩.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标、功能与模式[J].政法论坛, 2010, (4) .

[5]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

[6]汤维建.论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模式转变[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4) .

审前程序 篇8

一、美、英两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简述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对审前程序有着明文规定。“民事诉讼从原告把诉状提交给法院时开始”, 主要由诉答程序和证据开示两部分构成。诉答程序是指在法庭正式开始审理案件之前, 法院对案件进行受理, 原被告当事人双方交换诉状和答辩状的诉讼程序。这个程序的开始意味着当事人的诉状被法院受理, 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开始。而证据开示是指在民事诉讼案件中, 诉讼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具体来讲, 就是在诉讼准备阶段, 在法院不参与的情况下, 让诉讼双方当事人对所持有的有力证据进行交换, 进而使对方当事人对自己所掌控的证据有清楚的了解。这一方法的确立, 有效避免了之前庭审过程中因突然袭击以及靠律师巧舌如簧的辩论技巧取胜的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进而提升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当事人双方和解的可能性。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还对审前的具体程序做了进一步规定, 联邦民事规则第十二条规定, “被告人应当在接到传唤状和起诉状后的20天内向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否则, 法院将根据原告起诉状所请求的救济做出对被告不利的缺席判决。”这种制度规定不仅很好地保证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有效性, 同时还很好地避免了审判过程中人为介入的可能性, 在一定限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审前程序制度。作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并没有完整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 但英国通过对民事诉讼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和具体实践, 也在审前制度上有着一定的规范。英国的审前制度往往是在主审官的介入下进行的, 主审官除了具有判决力之外, 还要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一定案件分析和引导, 最大限度劝导当事人进行和解, 如实在无和解可能, 则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搜集的指导并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监督管理, 为案件纠纷的解决尽最大努力。

通过对美、英两国审前程序的分析和了解, 我们不难看出审前程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首先, 进行必要且充分的审前程序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明确其案件的争执点和法律过程, 同时向对方展示着自己已经掌握的证据, “使双方当事人在开庭之前都能作好充分准备, 避免了证据袭击, 从而有利于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 有利于实现案件判决结果的公正。” (1) 其次, 高效的审前制度的实施, 可以有效提高司法诉讼的效率和公正性, 开庭前所做的证据收集准备也可以被看做是为正式开庭所做的前提准备。最后, 一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是标志该国家法制化和诉讼机制科学化的一大表现, 这种表现不仅是该国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宝贵经验, 还是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二、美、英审前诉讼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拥有现代法律历史相对就少的国家, 我国在诉讼的审前程序制度上同美、英等传统法制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 甚至不做任何准备就“直接开庭”论还有着一定“市场”。为更好地公正司法, 完善法律制度, 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首先, 审前制度要坚持程序公正原则。公正是司法的最大特点, 而作为司法过程最初环节的审前制度, 也应该将公正作为第一原则对待, 只有司法公正了, 才能切实保证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

其次, 要加强审前程序监督与管理工作。我国社会的特点在于“人治”,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往往在社会甚至法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必须确定对审前准备的合理程序, 处理好审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 (2) , 在审前程序中按法律、按制度办事, 杜绝法律过程中的徇私枉法现象, 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 还有坚持有法必依。

再次, 完善审前程序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我国开始实行现代法律的时间非常短, 且法律制定相对于西方法律发达国家并不健全, 因此, 在对待审前制度时, 同样需要在制度完善方面下工夫, 不仅要制定合理的审前程序, 还应该建立健全答辩为被告人的制度、审前会议制度以及审前书记员或主审法官主持等制度, 将审前制度纳入正常的司法程序, 保证这一环节在整个法律过程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 应该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审前程序, 不能将审前程序作为封闭的、限时的制度来看, 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具体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习惯的变迁来制定适合当时历史发展状况的审前程序制度, 制度的长期落后不仅不能促进法律的公平公正,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会给公正执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注释

1黄亦瑚, 论外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及对改革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启示[N], 中国政法大学,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