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思想

重农思想（精选7篇）

重农思想 篇1

摘要：“重农学派”是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一个经济流派, 该派直接继承法国启蒙运动“自然秩序”的哲学观念, 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大力发展农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经济思想上的准备。农业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古典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对解决现代农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农主义,魁奈,农业问题

1 重农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1.1 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法国是农业大国, 18世纪的法国, 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 农奴制依然存在, 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存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为国家主要国民的国家, 封建性质的法国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呢?

国王路易十四贪图享乐, 大肆挥霍, 修建凡尔赛宫, 搜刮民脂民膏, 对农业征收大量间接税, 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 价格压低, 农民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征战, 迫害异教徒, 人口数量锐减, 农业劳动力不足, 产量进一步下降, 单个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到路易十五时期, 继续推行柯尔培尔牺牲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全力发展工商业对外贸易, 大举兴办皇家工场手工业, 工商业虽获一定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农业仍居支配地位, 社会矛盾重重, 经济每况愈下。为了挽救经济, 主政者竟然推行从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的经济制度, 最后也以惨败告终, 使经济更加陷入僵局。

大片土地被占,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够养活自己, 大批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乡村荒芜, 土地租金减少, 价格下降, 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皇宫富丽堂皇, 沉重的赋税落到农民头上, 农民收入下降。

此情此景, 无论从广大农民, 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 都有了变革的需要。

1.2 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平等、理性、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这就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早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想, 人民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变革来打击宗教神权, 推翻封建制度, 重农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对重农主义的产生也有了重大影响。魁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 他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清朝乾隆时期。他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和兴盛, 受到很大震撼, 积极为推崇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而游说。实际上, 重农学派就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开辟新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政策建议

2.1 经济思想

2.1.1 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魁奈的“自然秩序”并不等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就是自然秩序的“秩序说”, 从某种程度讲, 他所解释的“自然秩序”更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 “自然秩序”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自然权利, 指的是出于平等, 规律赋予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的自然权利, 条件是这种享受要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其次是自然法则, 或称为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同自然界一样, 受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是自然秩序, 它是自然法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2.1.2 思想核心——“纯产品”学说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的“纯产品”, 他们的定义为每年收获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商力等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 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 而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财富的“相加”。进一步地, 重农学派将社会各行各业分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 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 并将社会阶级也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土地租赁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才是生存阶级。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魁奈绘制了经济表, 这标志着重农主义体系的形成。

2.2 政策建议

(1) 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市场。

只有农业才生产剩余产品, 聚敛财富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 小农经营不可取, 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谓“大农场”, 既由大农场主使用马拉犁进行生产, 这种经营的固定资本和可流动资本充足, 农业生产率高, 具有规模效应。

(2) 扩大农业自由贸易。

要求政府除了保证最低、绝对必须的基本保障如保护生命和产权、维持合同的自由平等之外, 不要对经济生活施加任何干预。因此, 重农学派几乎反对一切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和各种政府管制, 倾向于农业自由贸易。

(3) 整顿税制, 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课税, 并且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获得了这些剩余。课征于其他人的税收最终将被通过某种形式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间接税将随着他们被转嫁而有所提高。因此, 土地所有者的直接税优于各种间接税。

3 魁奈的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3.1 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 农业发展状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力充足、农业资本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检验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 得出结论:20 世纪80 年代的农业发展, 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增长, 随着几次重大农业改革的完成, 农业转入常规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资源不断从农业转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 使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入WTO 以后, 我国农业特别是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 并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加入WTO 后, 我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市场。根据农业协定, 今后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不能再采取非关税措施, 同时, 在关税化后农产品的进口必须满足最低准入量的要求。而根据最低准入量的要求, 我国多数农产品的关税配额都将明显多于近几年来我国实际进口的粮食。这意味着北美和欧洲的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 对国内许多农产品, 特别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产生冲击, 主要后果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即便农业税完全取消, 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农业生产积极性还是不高。农业的低回报率促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中土地荒芜, 劳动力缺乏, 城市中人满为患, 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关心和发展农业。

3.2 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 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 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 才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 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农业搞好, 农民收入增加了, 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 农业必须实行规模经营。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预算约束, 改变了激励机制, 使生产的内部动力有了明显增强, 但是它形成的小规模的平均化的耕地经营格局, 又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小块平分而零散的耕地利用格局,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化种植,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走规模经济的路是必需的。

(3) 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 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4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评论

马克思曾给予重农学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 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正是这个功绩, 使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思想, 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程, 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价值, 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探寻农业发展规律的思想流传至今。

魁奈于1758年完成的《经济表》开启了宏观分析、模型分析、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的先河, 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带来了革新。

然而, 斯密认为:重农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 法国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片面发展手工业和外贸, 给法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重农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把手工业、商业列入不生产领域否定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反对农业人口的流动等。这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重农主义思想与工业革命表面看起来背道而驰, 谈不上对工业革命有所推动作用, 但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也并不是完全一点未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时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准备时期。魁奈“自然秩序观”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 但这种哲学思想其实还暗含了对君权神授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奠定了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重农学派、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在现代看来有些过时, 但在当时法国经济发展道路一片迷茫的情况下, 无疑指了一条明路, 提供了一个选择, 尽管这个选择并未完全为政府所采纳。重农主义有关农业自由贸易的思想, 是资本主义经济追求自由、竞争、市场调节, 反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方式的早期体现之一, 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向。

重农思想 篇2

关键词:重农抑商;巩固统治;重义轻利;阻碍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26—02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一种封闭性的农业社会,这与秦汉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所谓“重农抑商”, 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 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 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重农抑商政策最早产生于战国时代,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 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经过汉朝统治者的继承和发展,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传统的经济指导思想。

一、秦汉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

首先,这是发展粮食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战国时期七国争霸,战乱不断。秦国为统一天下,经历了长期的征战。秦末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引发了大大小小的民众起义。两汉时期的战争有两次农民战争、楚汉战争和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除此以外,还有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去逃难,这使得农业的发展受到重大影响。两汉经济从本质上说是小农经济,这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耕种的小农经济,对灾害的抵御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小农经济极速衰落。从军事上看,当时汉代受匈奴的威胁侵扰,如果不尽快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边防难以得到保障。所以,重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其次,这是打击商人势力,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有不少商人趁战乱物资供应紧张而抬高物价。秦统一中国之后他们虽有所收敛,但到了汉初,一些商人乘经济凋敝、物质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兼并农民。这种状况,造成了许多农民在商人的兼并之下陷于破产,流亡他乡,没有破产的农民也常常弃农经商,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商人的不良品行,不但直接危害了国家的利益,还倡导了一种不良的风气。这些不法商人势力壮大之后,还有可能形成割据势力,甚至相互勾结发生叛乱。这种现象当然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抑商也就势在必然。

再次,重义轻利观念的流行也是一重大大原因。一种社会观念的产生与演变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内涵往往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战国秦汉时期,义利观的变化也是如此。战国时期是义利观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儒家仁义学说的流行,使得重义轻利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对于重利轻义的厌恶,使义利观再次发生改变。汉武帝不但抑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商人和商业资本,他还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一向主张“仁”、“义”,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与商人的重利轻义思想正好是相对立的。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义利观被彻底扭转过来,形成人们对商人唯利是图的不齿,对经商这一职业的厌恶。

二、秦汉重农抑商思想的主要表现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作为生存之“本”而得到格外的重视,而商业作为“末”则被封建统治者所抑制。统治者认为,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便于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打击地方豪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因此, 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产生。

秦汉重农抑商思想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 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 抹黑商人的形象, 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 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 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 在土地问题上, 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 防止农民大量破产, 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 强化户籍管理, 限制人口流动。第四, 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 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 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 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 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 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搜刮却毫不知觉, 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 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生, 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而对其感恩戴德。这一政策既抑制商人力量的崛起, 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 掩盖了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三、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随着现代化的发生,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勿庸质疑,现代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农产品的生产也更多是用来作为商品,而不是自己使用。但由秦汉时期所传承的重农抑商思想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阻碍。

首先,重农抑商思想滋长了小农意识和闭关自守思想,导致了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限制了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秦汉以来,这种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支配地位牢不可破,依靠一家一户的家庭小生产开始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其根本特征是个体小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简单再生产不断重复。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社会中,国民容易形成小农经济思想。这种小农经济思想的特征,表现为眼光狭隘,胸无大志,盲目乐观,安于现状。由于统治阶级对商人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就使得商人不能正常的从事经商活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商人在经商活动住所赚的钱不是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从事别的用途,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在原地停留或缓慢发展,构不成对小农经济的一种打击,更不用说取代小农经济。商人通过经商所赚到的钱除了自己挥霍以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种是把积聚的财富从事政治投机,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另一种就是一生积聚的财富投放到土地上去,把自己变成商人兼地主的双重身份。商业资本大量流入土地上,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小农经济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加强。尽管土地作为不动产可以给商人到来一定的好处,但他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中国的商品经济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形不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小农经济的牢笼,因此也就限制了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

其次,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民向工人、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变,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而资本主义化所具备的条件不外乎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的积累,另一个是有相当数量的雇用劳动者,再一个就是有广泛的市场,而这几个条件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具备。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商人手中的资金不是继续投向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上,而是投向了购买土地和政治经营。继续扩大商业活动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同时,农民因天灾人祸失去土地以后被迫进入城市,但封建统治者害怕这些人进入城市会给本来就不是太安定的城市带来麻烦,所以千方百计重新安排他们回到土地上去。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他们内心来说也不愿意进入城市,他们对土地还是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当政府允许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以后,大量的流民就告别城市重新回到了土地上,继续过着他们代代相袭农耕生活。重农抑商政策的施行,割裂了商人资本和失去土地的农民之间的联系,使得他们之间结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样农民无法转换成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近代意义上的工人,而商人尤其是手中有大量资本的地主更无法转换成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尽管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远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也使得国家现代化所依赖的条件无法得到实现。

再次,重农抑商思想思想成为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影响面很广,影响程度很深,影响时间很长远。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壤中产生的,小生产者生活在狭小的、封闭的天地里,极端保守,不习惯于任何变动。封建地主更是顽固保守,同那些充满进取心的、为最大利润而甘冒风险的资产阶级创业人不一样,地主阶级深受传统势力的控制。在如今商品经济为主导的世界, 重农抑商早已经成了过去, 但是这种封建社会的政策, 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 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抑商政策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从根本上限制了工商业, 更重要的是, 使农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农本”观念和“轻商”观念, 这种思想影响之深,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当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阻碍作用,只有清理这种旧的思想,中国现代化事业才能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忠诚.试论秦代的“重农抑商”[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4).

[2]王刚.试析秦汉重农抑商的几个问题[J].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2).

[3]刘玉峰.中国传统重农抑商问题评议[J].江汉论坛,2008,(9).

重农思想 篇3

首先, “由于人类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 其人口繁衍自然与生活资料成比例, 食物问题或多或少地为人类所需求。”人类所需的食物分为两种: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 它们都是人类的必需品。但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 谷物或常见的、人们喜爱的任何其他植物性食物, 都构成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而农业却能提供人类绝大部分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所以, 绝大部分普通民众重视农业却也理之当然。另一方面, 当食物丰富到一定程度, 许多人拥有的食物超过自己所能消费的数量, 便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衣物、住宅、家具和成套用具等其他便利品和装饰品产生需求。因此, “食物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 而且正是食物的丰富赋予其他物品以主要价值。”所以, 作为提供人类主要食物的“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无论是古代民众, 还是现代民众, 都必然重视农业, 以农为本;反映在城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中, 那就是重农政策的制定, 而这种政策的成功执行则说明了它真正体现了民意, 代表了民心。

其次, 就地形来看, 古希腊山多地少, 既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 也没有广阔的平原, 耕地不多, 一般比较贫瘠, 水资源较为缺乏。比如阿提卡, 据估计, 雅典的农耕面积占总面积的1/5。在这1/5的土地中实际可利用的面积仅占50%, 其中适于谷物种植的土地又主要限于平原地区。而在山区与丘陵地带, 则只适合栽培葡萄与橄榄, 不适合种植谷物。就气候而言, 古希腊属于地中海式气候, 冬季寒冷多雨, 夏季炎热干旱, 水热组合较差, 不利于农作物果实的成熟, 农作物产量往往不高, 这也是古希腊农民即使勤劳耕作, 往往收获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地形、土地、气候、水源等条件的影响, 决定了雅典农业种植结构只能是以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 粮食作物的种植为辅。因而, 大量进口粮食, 更成为大多数古希腊城邦的主要特色。由于古希腊主要从海外的埃及、西西里岛等地进口粮食, 所以当海外的运输路线中断时, 粮食问题也就成了困扰希腊人的重要问题。而粮食是人们获取能量和营养的主要物质, 因此, 每当发生粮食问题时, 其所产生的震撼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是可想而知的, 焉有歧视农业之理?

为了维持贸易平衡, 必然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取谷物, 因而也必须重视葡萄和橄榄的种植。这与弗兰克的观点是一致的, 弗兰克认为, 城邦居民所需的谷物可用葡萄酒和橄榄油从其他地区获得。但巴尔却认为, 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许多城邦开始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的栽培, 也并不能说明谷物是以葡萄酒和橄榄油换取的。而且, 霍柏不仅同意上述观点, 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 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发现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是为了换取谷物的证据, 反而发现了当时生产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开俄斯装酒的陶罐残片。

对于巴尔和霍柏的观点, 笔者不能完全认可。第一, 没有发现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是为了换取谷物的证据, 但并不能肯定没有;第二, 发现了当时生产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开俄斯装酒的陶罐残片, 则说明了这种酒都有市场, 难道作为大众需求的葡萄酒以及既能食用、美容又能照明的可多功能使用的橄榄油就没有市场?第三, 许多商船长途跋涉到其他地区进口粮食, 难道会空船起航吗?古希腊人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第四, 尽管雅典拥有较为成熟的货币市场, 但其他地区却未必如此, 而且各个地区的货币都未能统一, 即使想使用货币, 也会带来许多麻烦, 反而不如以物易物来得方便。所以, 不能否认以货币或其他东西换取谷物的可能性, 但在当时, 换取谷物的最佳媒介应是葡萄酒和橄榄油。因此, 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 古希腊人一方面非常重视谷物的种植, 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橄榄和葡萄的种植, 这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及换取谷物的方便, 也是基于自然条件的允许。

当然, 古希腊民众重农思想的形成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 笔者将进一步对此进行探讨研究。

摘要：古希腊民众之所以重视农业, 与农业本身的特征、古希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古希腊,民众,农业,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 2005.

[2]、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S.Barr.The Will of Greece[M].New York Press, 1965.

[4]、Frech.A.The Growth of the Ancient Economy[M].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75.

“重农抑商”的文化内涵分析 篇4

关键词：中国历史;经济改革;本末之争;农耕文化 ;精神追求

我国古代的农商本末之争长达千年，但无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何种水平，甚至小农生产已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之时，农本商末观念下的重农抑商长期存在，并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土壤气候适合耕作，东和南为汪洋大海、西和北是高山沙漠的半封闭环境等自然环境的因素;比如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如商业经济非常发达的两宋和明王朝夭折在落后的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等。如果说自然因素只是提供了可能，那么在此基础上繁衍出来的文化属性则是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就是同在这片土地上，也有重商的政权的出现，只是重农抑商作为长期而普遍的现象出现，那么它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从文化入手，探查重农抑商的原因，从这一现象探查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异性，有助于更好理解与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一、大一统文化观念对农商关系的影响

按说大一统的国家应更好的促进商品经济增长，实际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割据势力关卡林立不利于商品流通转而因经济发展需要而促成统一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一旦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大一统国家建立，作为统治者就没有被别的势力吞并的压力了，缺少竞争使得他的眼光由外转内，由同外国交易以增加财富流进迅速增强自身势力，变为安抚境内百姓促进社会公平以稳固和延长统治。商业使财富集中，贫富拉大，难于管理;而重农可以生产看得见的粮帛，可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那么，对于追求长治久安以保持无上权利的统治者来说，选择哪一个？自然是后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总体生产水平相近，年代相隔不那么久远的朝代，分裂时期总比大一统的时期更加重商。例如汉朝就没有战国时的齐国那么注重发展商业，大一统的唐也没有两宋的商业经济发达。而我国大一统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大一统的观念也深入民心，统一被视为必然，分裂被视为灾难（事实也如此）。既然大一统时代的文治武功让后人钦慕，那么大一统时代的经济政策也就被后代奉若神明，不但后来的大一统朝代继续引用，连后来的分裂下的割据集团也受到影响。

二、史文化传统下重商对重农的失败教训总结

在中国历史中有两个反常现象，一个现象是文化先进的重商的政权集团在面对重农的政权集团进攻时往往落败，而第二个现象是重商的割据集团并没有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架势，为进行扩大再生产掠夺原材料和市场，却往往是重农的割据集团主动出击重商的割据集团。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重商并不代表着对先进生产方式的鼓励，而仅仅是一种小农经济下的必要补充，但是这种重商起码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的肥沃土壤。如果连土壤也没有，那怎么奢望资本主义萌芽的茁壮成长？然而，恰恰是这两个现象对比的频繁出现，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在借鉴历史时，很自然的就采取了毁灭资本主义萌芽生长土壤的经济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和秦国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齐国的改革是在管子的主持下进行的。《管子》一书中不乏开明甚至超前的经济思想，并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篇》）”。也正因为齐国对“商”看重和推崇，才有了我们熟悉的齐都城临淄“摩肩接踵”“挥汗成雨”。反观秦国，按照其改革总设计师商鞅的设想，秦国百姓只允许出现两种人——农民和战士。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均见《商君书·农战·第三》）正是对农战前所未有的重视，秦国迅速地实现了强大的愿望，最终灭掉一个个对手，统一中国。农战在秦国征伐过程中所充分展示的强大国家动员能力和巨大能量，牢牢的沉入了后来历代统治者脑海中，深入“皇”心，继而深入人心，沉淀在文化中，成为浩瀚的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正是重商对重农的失败和农战所展现的威力，终于使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始终深信不疑，甚而忽略时代的发展，无视对新的生产关系的越来越严重的阻碍，直到被另一个文明以坚船利炮轰开，濒临国破家亡的边缘才有所醒悟。

三、家族宗法制度文化对农商关系的影响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谤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宗族成员各自不同权力和义务的法则。亦叫宗法制度1。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依然牢固的维系着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这正是由于中国的自然环境和境内特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流动性不强的定居农业生产和生活，氏族社会的解体极不充分，使得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和血缘观念大量积淀下来。而且统治者有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家国同构。于是在社会结构中，由家庭聚合为家族，再由家族纠合为宗族，并与邻里乡党组成村社和社会，进而构成国家。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在于交换，马克思给商品的定义就是用来交换的物品，而这样一个家国一体的社会里，彼此即使没有实际的血缘关系也会有血缘关系的教育，中国亲戚的称呼如此之多就是明证，再加上流动范围本就不广，同别人做交易就如同与亲戚做生意般别扭和难受，而在亲人身上牟利更是这个讲究血缘关系的文化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足够稳定，一家受难多少也会得到宗族的帮助，因此，也就很少有人为了生计而出外闯荡，这就减少了无业人员的数量——既没有商人也没有工人。再加上这种互助互爱的温暖的大家庭环境，久而久之，这种对家庭和大家庭（故乡）的依赖变成一种依恋作为文化心态沉淀下来，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就这样，家族宗法制度文化左右了这个文明对农商地位的判断。

四、儒家教义下农商之间的选择

儒家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学派，其对农商关系的理解足以代表这个民族对农与商的态度。再加上自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儒家长期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思想，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从儒家经典中提炼出施政纲领。先秦儒家并不抑商，或至少是农商皆本，实际上孔子学生子贡就是一位著名的商人，堪称富可敌国。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儒家的重商思想及其历史意义长期以来被研究儒家学说的学人们所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被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所掩盖，被“义利之辩”所影响，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均”（分配领域），和“俭”（消费领域）2，一直为统治阶级和学者所采纳和提倡。这种平均主义“不患寡患不均”和把节俭视为礼之本的思想使后世儒家学者很容易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而亚圣所描述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其优美原始田园生活也往往认为国人向往的天堂。更让人诧异的是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3。一方面可由此可看出儒家思想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也可佐证古代中华文明在农商关系上走的如此之艰辛。

五、农耕文化滋养下的必然之路

在古代，与游牧文化相比，农耕文化相对来说有一种向内而视的文化心理。同样是在气候改变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当游牧民族随着草原的枯萎而频繁的迁徙并把目光一次次投向远方时，农耕民族却往往是在兴建水利工程并以此来保障着下一次的丰收。而且农业是一个很高的技术活，同样的一亩地，你能种出的粮食比别人多，这就是技术，从播种到培土到浇水到嫁接，每一个过程都能影响到收获的结果，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大有作为，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种植的研究中忙碌着，所以袁隆平出现在中国并不意外，因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创造着亩产的神话，文化沉淀下的思维定势使我们一直把希望投向在土地产值的无限提高中。而游牧文化却不同，大地上的一切皆为我用，牧民本身在这生产中并没有参与太多的环节投入过多的精力，所以贫瘠的土地不能给欧洲带来更多的财富时，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远处，把刀对准了梦中的东方。数千年来的农业生存塑造了华夏先民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中，最“香”的还是粮食，成熟的庄稼才是最“秀”丽的风景。粮食收回了家，才算是过了一“年”，甚至连“周”和“秦”这样伟大王朝的名字都取自耕田和农作。农耕给了先民的衣食，他们从切身体验认识到耕作的可贵，一种赐予其生命的神圣感甚至使这片文明对农业建立一种类似宗教的情结。社稷坛祭五谷，每年立春皇帝皇后亲自耕农劝桑，由最高统治者带领全体臣民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就是将农桑神圣化的明证。在这种举国尊农尚农情况下，农与商的抉择，自然不需太多的考虑。

六、结论

从本末之争下的文化内涵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夏文明是一个追求物质和精神相契合的特殊文明。轻率的否定排斥“重农抑商”这一内蕴深厚的历史现象，是对历史的随意和不负责任的。更有荒谬者将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落后原因，追溯为中华文化的原罪，甚至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单纯归结为中华文明的“劣根性”所导致，而“重农抑商”又成为这一劣根性的重要证据和集中展示。由以上对“重农抑商”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在为自身和人类的发展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抉择。而这种选择是在中华文明自身的需求下做出的，是在丰富的民族心理下建立的，是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发展成熟的。它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世界也有它的一份莫大功劳。

注释：

[1] 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刘喜珍：《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历程与特征探析》  北

方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100041.

参考文献：

[1] 《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3] 《管子》李山译注，中华经典藏书中华书局 2009.

重农思想 篇5

关键词：重农抑商,贾谊,经济思想

在秦汉历史上,贾谊是一代名人,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仅在政治、文学上大有作为,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也十分关注。针对当时经济领域里出现的一股“背本趋末”的趋势,贾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政策,并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思想。贾谊的“重农抑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稳定和发展封建经济,一方面要“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贾谊的抑商思想是把重粟积贮同“抑末”联系起来,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免损害农业。

一、重本抑末,驱民而归之农

在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了改变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实行的是“无为”政治。具体到经济政策上“,无为”的原则就是经济放任,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经营形式基本不予干涉,听任民间自由发展。不过,统治者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求大力发展手工业,于是大批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来到官府的手工场,从事冶铁煮盐或其他行业。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汉初的商业也有很大发展[1]162。虽然西汉自始即对商贾采取打击的政策。刘邦规定商贾不能坐车,只能穿黄、白两色的衣服。惠帝以后,虽有所松弛“,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134。这就等于说,商贾除不得做官之外,其他经济活动是合法的,这就为他们提供了暴富的机会。于是,许多人弃农经商,有的人经营大宗买卖,贩夫贩妇也摆摊设点,经营日常生活用品。正是由于这种背本趋末现象越来越严重,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贾谊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3]370“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3]360也就是说,现在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非常之多,而且挥霍奢侈的社会风气极盛,为害非浅。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太多,国家怎能不匮乏!而且,一百个人操作,供不上一个人穿戴;一个农民耕种,十个人坐食,这势必使天下人受冻挨饿。所以,贾谊建议:一方面固定尚未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改变愈来愈严重的背本局面。贾谊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之所以没有大的发展,是由于大量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而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把丧失土地的农民重新安置在土地上。另一方面,贾谊认为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强制商人从事生产。在贾谊看来,驱使百姓,让他们回到农田里,都从事农业这种本分生活,从事工商业和吃闲饭的人,转过来从事农田耕作,就可以使人民性情安顺而听从管教,努力于本业而没有心悬罪咎的感觉,也没有苟且得志的心理。贾谊的主张确实具有可取之处。他称农业为本业,工商业为末业,认为只有让大批工商业人口改业从农,才可以实现发展农业的目的。这对矫正当时“食者众,生者少”的局面以至缓冲奢侈的社会风气,都是积极的。但是,他要求所有社会劳动人口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却是极端的。他不知道社会各经济部门是彼此不能缺少的,无论哪一行业消灭掉,其他行业都将无法运行下去。

二、提倡节俭和积蓄,促进农业发展

贾谊是西汉初极为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思想家。他的重农自有特点,就是从粮食储备着眼,通过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系统论述,强调重视并采取措施加速农业的发展。自刘邦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时,已是近四十年的时间,当时的农业已有一定发展。然而,经济放任政策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当时,封建政府一般不进行大量动用民力的活动,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配合既定原则的顺利执行,更下令将田赋降至“什五而税一”,只收百分之七弱的赋税率,以刺激发展农业生产。极低的赋税率鼓励了商贾和地主兼并农民的积极性,他们用操纵物价和放高利贷等手段,夺取农民的田宅、子女甚至本身做奴隶。至文帝时,各地即出现了豪强势力。他们据自己的势力大小,或霸一郡一县,或为霸乡里,奢侈之风迅速刮了起来。正如贾谊所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3]360商贾一方面挥霍掉大量财富,同时诱使大量农民弃农而从事其他营生,造成粮食积蓄的困难和农业的萎缩现象。作为战略思想家的贾谊,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他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何招而不至。”[3]3“70莞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3]370所谓“大命”,是指根本。粮食储备是国家的根本,这是毫无疑问的。库中无粮,百姓求饱不能,自然也就谈不上“治”的问题。然而说有了粮食和货财便有了一切,却失之偏颇。不过为强调积蓄而措辞激烈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能算荒谬。因为在正常条件下,二者的决定性作用是可以确立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最可宝贵的是,贾谊在这里重申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十分卓越的。粮储既如此重要,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汉帝国建立已将近四十年,但经济上仍不富裕,在国家财富积蓄不多的情况下,如果突然边境告急或发生严重灾荒,则社会秩序将难以保持安定,甚而很可能会出现离朝廷远的地方怀有二心的人就一齐争着起来造反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与统治阶级的忽略蓄积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贾谊未从正面点出这一层,而着力指出人口构成不合理,农业人口的脱离农业,以及统治阶级和商人阶层的奢侈无度,等等,认为这是造成“公私之积”极少的根本原因。

三、反对私人铸钱,抑制末业

西汉建国以后,刘邦未能重视铸币权的作用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将它连同各种经济活动一道放归民间,命老百姓另铸荚钱,采取放任的态度。而那些不守法令、唯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到汉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规定铸重四铢钱,面值为半两,但并未将铸币权集中,仍然是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豪强商贾操纵了国家金融,危害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贾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文帝上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贾谊认为,只从法令上规定敢在货币中渗假而“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而不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是不行的。因为个人铸钱是为了赢厚利,要想赢厚利就要在铜中掺假,哪怕稍稍掺点假,即可以获厚利。所以,尽管法令极严,终不能禁止掺假。私铸钱的又一弊端是货币混乱,不便使用。因为“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若用重钱,平称不受。……则市肆异用,钱之大乱”[3]373。长久这样下去,经济秩序必将难以理顺。私铸钱的第三个弊端是伤害农业生产。由于从事铸钱活动赢利厚,铸钱的人越来越多。大量农民受此引诱,纷纷“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去从事冶铜烧炭工作。从而造成了“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贾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统一铸币权,由政府立“法钱”,不仅如此,还要从根本上解决盗铸钱问题,就是把铜矿收归国有。因为从根本上讲,盗铸钱是“铜使之然也”。如国家垄断了铜矿,民间盗铸钱就成了无源之水,自会停止。他认为,国家垄断铜矿有“七福”,即七大好处。他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3]374总之,国家垄断铜矿后,可以使那些采铜铸钱的大批农民重返土地而使农业得到发展,而开采铜矿和铸造钱币的专利收归国家以后,政府就能够主动地控制货币流通,稳定价格,从而使国家获得利益,巨商大贾也不能利用货币的铸造扰乱货币流通领域并从中获利。另外,国家垄断铜矿后,还可以使用并驾驭百官,可以抗击匈奴并收其民心。从贾谊的货币经济思想中,我们仍能看出他的农本思想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内涵和本质,这在当时对于抑制诸侯王和豪强富贾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贾谊的货币观点还是幼稚的,有的问题被他简单化了,如他认定铜矿可以完全垄断,就是一例。以当时的科技水平、组织手段、交通条件及工具,不要说不可能通知铜矿所在,甚至连深山僻壤的人口均不能尽知;即使对已知的铜矿,也是无法实行垄断的。因此,想杜绝民间“盗铜”是不可能的。他还根本不懂得在货币的分析上,根源是在于商品本身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因此,贾谊的货币理论便显得较为苍白。

重农思想 篇6

1.1 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

重农主义的先驱者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从推行重商主义的深痛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达经逊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顺序排列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的基本观点是有普遍良好的农业, 才能有幸福的生活。这些先驱们的观点, 成为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魁奈在《谷物论》中这样说:“一切利益的本源, 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 供给着原材料, 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 给僧侣以什一税, 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本源的财富, 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的阶级, 给所有其他职业以活动力, 发展商业, 增殖人口, 活跃工业, 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还说:“农业本身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规定和确立它们的统治制度, 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来源。”

1.2 以“纯产品”学说为理论支撑点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生产更多的“纯产品”。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

2 重农主义关于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

2.1 发展大农业经济

魁奈将法国农业从耕作方法上分为两种:一是大农业经营, 即用马耕作的方法;二是小农业经营, 即用牛耕作的方法。魁奈用事实和数字说明, 大农业比小农业优越。魁奈认为, 只有把土地集中形成大农业经营, 才有可能增置较大设备, 只有大农业经营的租地农场主才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农业经营所需要的费用, 实行人力的节约, 可以用较少的支出进行生产, 从而获得更多的“纯产品”, 获得较多的利润。

2.2 实行地租单一税

当时法国教会和贵族的土地、房屋都是从主要的赋税中豁免的, 一切赋税都由社会其他成员特别是农民承担。在这一情况下, 魁奈要求整顿税收制度, 实行地租单一税。他认为向土地耕种者的经营资本征税, 要影响再生产, 从而使产量及纯产品减少。不能向工商业征税, 因为它不能创造出比投入资本更多的新财富。

2.3 实行自由贸易

魁奈主张自由竞争,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认为这是符合自然秩序要求的。实行自由贸易, 能降低工业品价格, 提高农产品价格, 使工农业产品实行等价交换, 从而吸引更多资本投向农业, 促进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3 重农主义思想的启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根据重农主义的基本思想, 结合我国国情, 应通过如下途径实现农业现代化:

3.1 更新观念、调整结构, 从战略上重视农业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这是重农主义的核心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 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获取了大量资金和物资积累, 使得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同时, 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严重制约着城乡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给农村及农业的发展带来极大阻碍。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当前, 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统筹城乡发展, 从战略上转变传统的重工业、轻农业, 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 保障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 扭转城乡二元格局。

3.2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

大农业经营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思想, 对我国实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所谓适度规模, 指的是与当地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营规模, 也就是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下, 使生产力要素实现优化组合, 取得最佳效益的规模。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 农户土地零散和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普遍存在, 使得土地难以集中, 给农业的规模经营带来严重制约, 影响着农业比较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应按照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 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稳妥地开展土地流转, 为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为此, 一要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循序渐进、积极引导”的原则稳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二要为乡镇企业固定职工及其他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将其耕地转包给种田能手或土地承包商创造条件。三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那些长期离开土地而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民的后顾之忧, 如加强社会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等。四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条件, 从而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3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古典重农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化生产为本质, 以农工商一体的社会化生产为内容, 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集约化经营为目的的现代化农业。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一要在培育优势产业上有新的突破。各地由于地域、资源、气候等条件的差异, 优势产业不尽相同, 因而应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确定产业重点, 真正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 形成特色。二要在产业区域布局上有新的突破。在产业规划和布局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打破过去各地自求平衡的格局, 加速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形成区域明显、优势突出的农业生产布局。三要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有新的突破。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 既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分等定级、包装、储藏、保鲜等初加工和半成品加工, 又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 把初级农产品变为技术含量高、具有品牌优势、附加值高的产品。

3.4 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

古典重农主义主张赋税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在为农民减负方面, 一要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在资金上予以倾斜, 确保农业发展所需资金,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二要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创新。实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 可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使农民得到的间接补贴, 直接补给农民, 让广大农民直接受益。进一步搞活粮食流通, 取消粮食强制性收购制度, 全面展开粮食市场和价格。三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推进城镇化步伐。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到国民经济全局, 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背景下来认识和对待, 大力推进城市化战略, 积极发展小城镇, 以城市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引导农民合理有序进城经商务工, 拓宽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3.5 充分利用WTO平台, 推进农业国际化发展

根据重农主义关于实行贸易自由的主张, 在我国已加入WTO的国际背景下, 一方面要适量进口那些以土地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国内比较优势不够的大宗农产品, 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 为迎接WTO对我国农业的挑战, 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 综合利用WTO 《农产品协议》的规定, 防范或减轻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加大农业投入,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调整农业结构, 改良品种, 提高质量;千方百计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加快建立完整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完善动植物检疫标准, 加强国外疫情的监测和检疫;大力拓展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

摘要：本文根据重农主义思想, 结合我国国情, 探讨如何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首先分析了重农主义农业的基本思想, 然后分析了重农主义关于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 最后提出了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关键词：重农主义,中国,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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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斐丹, 张草纫, 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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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东明.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1.

重庆市重农种业有限公司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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