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缺陷

机制缺陷（精选11篇）

机制缺陷 篇1

(一) 农村金融体系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 财务包袱重、风险补偿能力低、法人治理不完善、案件高发等问题, 制约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服务“三农”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是农村金融资金和金融产品供给不足。近年来, 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投向“三农”的信贷资金占其全部贷款的比例逐年下降, 业务品种单一。

二是农村金融改革整体进展缓慢, 远远滞后于城市高速改革。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改革没有协调推进, 商业性金融供给逐步渐弱, 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供给能力没有得到加强, 使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出现了真空。

三是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分工边界模糊, 业务市场定位和服务对象不明确。农业发展银行同时经营商业性业务, 农业银行仍负责发放扶贫性贷款, 合作金融并没有成为村镇社区银行。

四是城乡之间信贷市场的分化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信贷投入的不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弱质性特征更加明显, 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而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风险较大。

(二)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明显异化

合作金融组织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日趋普及, 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世界理事会” (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 INC) , 该机构现有86个会员国和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金融业的高速发展, 合作金融组织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在内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异化具体表现为:

一是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制度异化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其他体制改革“惯性”的作用, 使农村金融体制长期成为政府或其他经济体制的附属物。

二是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变迁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变迁均是法人地位和权利的易位, 而非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动以及金融产权主体的让渡。也就是说, 都是形式上的变化, 而非经营管理模式以及金融效率提高等实质上的变革。

三是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这两次变革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 而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这两者制度变迁路径的相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民间非规范化借贷的产生和发展。

四是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渐进性。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之所以选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路径, 原因在于渐进性制度变迁可以把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时间上、空间上分散开来, 为社会化解和消化制度创新风险和成本提供一个缓冲区。认识上的渐进性决定了改革实践的渐进性, 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知识和信息。因此,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往往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改和调整。

(三) 缺乏系统性风险分散处置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由基本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无论经营者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化解的风险。一是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较长, 从种植到收获, 市场价格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二是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三是在农村信贷中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农民承包的集体所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 乡 (镇) 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可以做抵押, 除了这些, 其他的都不能作为抵押品;农民的房屋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 难以用来作抵押品, 农民住房的宅基地不能做抵押;农户的生产性财产, 比如果树、奶牛等也不能作为抵押品。四是农村借款人地理分布分散, 生产规模小, 财务和会计制度建设薄弱, 信息透明度低, 企业内部治理不健全。因此, 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较严重。五是农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 又是一个生活单位, 既需要生产性借款, 又需要生活性借款, 比如盖房、教育、医疗、日常支出等。生活性借款的偿还缺少保障, 很容易出现偿还难问题。

(四) 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弊漏严重

一是产权制度不科学, 缺乏坚实的制度支撑。长期以来, 县域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在表面上是明确的, 但法人产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企业, 究竟谁是所有者不明确, 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不明确, 出了问题究竟由谁来承担经营管理的责任不明, 从而使得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金融风险化解、经营管理改善以及相应扶持政策等, 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管理上“缺位”、“越位”现象突出。长期以来, 农村信用社多由国家金融机构管理。然而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 极为分散, 国家金融机构人力、手段都有限, 难以真正管理好。体制上的管理者却成了观众, 管理者的“缺位”, 导致经营者“越位”管理。

三是管理制度不健全, 内控乏力。多数农用信用社尚未建立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审机构, 内部稽核、监察力量配备不足。

四是农村信用社发展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目前, 县域农村信用社借合作金融之名而集商业银行、政策银行于一身, 其发展经常面临多元目标的冲突, 成为影响其运行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是信贷管理缺乏制衡和约束机制。多层次的管理组织结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和约束机制不完备;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 各部门自成体系, 各自为政, 缺乏协调。

(五) 制度压抑下农村金融改革缺乏内生力

内生力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内在驱动力, 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当前, 农村金融制度压抑使改革缺乏内生力, 造成政府的农村金融改革步履艰难。

一是农民对金融改革缺乏主体动力。农民是农村金融的主体, 金融改革的强大内生力必须从农民身上产生, 但是, 当前许多地方的农民经营观念还停留在小农阶段, 缺乏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强烈需求, 制约了农村金融改革内生力的产生。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对农村金融缺乏依赖和信任, 他们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需求缺乏强烈的意识, 抑制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内生推动力发展。

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改革缺乏主动性。农村金融机构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强大内生力, 但是, 农村金融机构由于一些商业银行在农村内逐渐退缩, 乡镇只剩下了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所。三家单位各有优势, 但缺乏竞争。三家机构生存威胁不是很大, 竞争并不激烈, 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愿望不大。特别是进行法人改革以后, 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 信用社有效地改变了资金结构, 缓解了自身的金融危机, 对于金融改革主动性大大降低了。

三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改革缺乏领导热情。我国农村金融的监管是银监会, 银监会的统一管理制度严格而十分敏感, 地方政府无法插手地方金融事务。在金融管理上, 中央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利十分集中, 地方政府对金融缺乏控制力, 在地方政府管理权力与改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很难在农村金融改革上寻租而获得经济利益, 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改革缺乏热情。

四是民间金融的内生力不能正常发挥。农村金融改革受到民间金融的热烈欢迎, 特别是国家允许建立村镇银行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等政策, 深得民间金融的拥护。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和金融制度对民间金融持否定态度, 民间金融不能正常发挥其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内生力。当前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制度安排, 压抑了民间金融作为第三方力量的改革推动力, 使他们不能成为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内生力正常发挥作用。

这是当前县域农村金融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针对这些问题, 国家与金融机构应该找到合适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建设。

机制缺陷 篇2

一、规则性缺陷

1.缺乏有关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条款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一些行业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正，同时，又作出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对于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方面，却缺乏相应的条款。因此，对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如果遇到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相关纠纷就会形成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难以对此二者的纠纷进行公正裁决。

2.执行期限过长

虽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对各个环节的时间进行了限制，比较《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期的争端解决程序大大缩短了时间。但是，从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诉讼开始，各个环节消耗的合理时间加总长达27个月。但是，商机往往一闪即逝，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即便最后公正的裁决下来，并且得到了执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尤其是那些对外部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国家和部门而言，影响可能已经是巨大而难以弥补的了。

3.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损失问题

虽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的第22条涉及“补偿”，但是，那是针对在“建议和裁决未在合理期限内执行可获得的临时措施”。在申诉、裁决和等待执行的“合理期限”内所发生的经济损失，没有任何的条款规定进行何种程度的赔偿。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些特殊及差别待遇条款难以有效执行。

虽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提出了8条倾向性规定。但是，如果仔细地看那些条款，就能够看出来很多其实是出于道义性的，流于宣言式的承诺，可操作性并不强。如第21条的第2款规定“对于需进行争端解决的措施，应特别注意影响发展中成员利益的事项。”但是，具体特殊的问题和利益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内容和要素，因此，在实际案例的进行中，很难具体操作。虽然说，要作出具体的规定的确比较困难，但是，由于条款的含糊不清对于实际操作造成的无效率和困难也是有目共睹的。对发展中成员的倾斜性条款多半流于言语上，难以具体操作执行。

二、结构性缺陷

发展中成员难以真正实行交叉报复方式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它以强硬的经济制裁方式对裁决的实行进行监督。具有代表性的是中止减让和交叉报复。如果涉及发达成员对其他发达成员或者发展中成员而言，这样的经济制裁措施是可以真正保证履行，并且带来很大的威慑力的。但是，对于发展中成员对一个发达成员而言，是不是能够真正实施这样的经济报复措施还有待商榷。

一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对发展中成员的经济依赖较小，即便是受到报复，其影响可能也不是很大；同时，发展中成员必须要考虑长久的经济利益，甚至要考虑政治利益。因此，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放弃这样的报复，委曲求全。

而另一个缺陷就是发展中成员的建议难在世贸组织通过。

我国信访制度缺陷与创新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信访制度；非法上访；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84-01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一项政治制度，在促进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实行民主监督、密切同党和政府的沟通联系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信访制度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信访总量持续平稳高位运行；非法上访形势严峻，集体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理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为了片面追求政绩打击报复上访者的行为时有发生。

一、目前我国信访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社会利益矛盾突出致使信访总量高位运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在社会转型中逐步暴露出来，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信访问题以反映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为主，主要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总量一直持续平稳、高位运行。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前10月全国信访总量达604万件（人）次；2014年全年，国家信访局全年登记疏导接待来访群众14.8万批次、25万人次。自2013年7月国家信访局全面放开网上投诉受理，网上信访总量上升。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全国网上信访总量占43.6%。①但是重信重访占信访总量的比重仍然比较大，“保守地估计，全国各地重信重访至少占信访量的三分之一。”[1]

（二）地方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方式不当，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在我国压力型政治体制领导下，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定了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信访一票否决制等来解决信访问题、减少信访总量，大多数党政机关都将上访总量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和条件。[4]通过贿赂上级信访部门官员来减少信访登记量的销号行为，更是滋生了政治腐败的温床。有的政府部门对来信来访者反映的问题不问来龙去脉，不经调查取证，一律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进行安抚，以求息事宁人，助长了“缠访”、 “闹访”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部分职能部门对信访部门转办的信访事项持消极对抗的态度，职能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严重影响了信访办理质量。

二、导致我国信访问题集中的制度缺陷

（一）信访机构庞杂繁多、责重权轻，缺乏解决信访问题的实际能力。“从横向上看，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军队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均设有信访工作部门。从纵向上看，已经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四级信访机构体系，并进一步延伸到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和社区。”[5]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信访机构相应的执行权和监督权，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各级信访机构只能对信访事项转而不办，而且对其承办单位的实际处理意见不能形成有效地监督制约，使得信访机构面临责重权轻的尴尬局面。

（二）信访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人民群众到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关机构和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推诿扯皮，该办理的信访案件不按规定期限办结，久拖不办甚至不予办理，把问题推向同级和上级信访部门，不但使原有的信访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还加剧了上访者越级上级、集体上访的态势。少数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对上访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直接助长了不良的政治风气，与依法行政有悖，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信访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才使得政府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现象重生。

三、创新我国信访机制的路径分析

（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维护和确立司法的权威性。要不断强化信访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保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高公民的法治思维。通过信访，公民可以对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检举和举报，从而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能够缓解信访事件的高发态势，减少信访制度的有效负荷量，另一方面有利于确立法律的权威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二）落实信访责任追究机制，营造依法有序的信访环境。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依法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障信访人的民主权利。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深入了解民情，广泛调查民意，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努力构建负责任的政府。对于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行批评、纠正，严重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增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惩治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不良风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消除社会安全隐患，营造依法有序的信访环境，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国家信访总局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开总结大会和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J].开放时代，2014，（1）.

[2]吴超，刘二伟.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理论制度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8）.

[3]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J].中国改革，2005，（2）.

[4]于建嵘.警惕信访制度进一步异化[J].焦点，2009，（5） .

[5]钟开斌.越级上访：特点、成因及治理[J].理论探讨，2012，（1） .

机制缺陷 篇4

一、透视科技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一）金融科技管理机制“难”到位。

作为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机构也历尽合而分、分而合的设置过程。从原来的总行到省(辖)分行至各地(市)分行再到县支行的科技管理格局，演变成从总行→大区分行→省(辖)中心支行→各地(市)中心支行→各县(市)支行的科技管理新的管理格局。而每一次机构的分设和合并，均有效地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对科技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科技管理体制的变更，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科技的管理、设备的购置、资金的运作、运用软件的运用与开发等诸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随着新体制的改变而不断加强和凸显。

一是软件管理机制滞后，存在重开发、轻管理现象。总行在实施统一的专业软件开发的同时，各大区分行也存在重复开发的现象，虽然按照软件开发的管理程序报审，但也存在重复开发的现象。软件开发的数量愈多而相应的软件管理制度却滞后，制约了金融电子化业务的顺利开展。如总行1994年开发的用于货币信贷监管的贷款证、现金结算卡、开户证，简称“三证”管理系统，从开发到基层支行运行，因软件管理的滞后，基层实际业务与软件不匹配，运行时间不足一年后便停止运行。

二是科技管理机制不到位，存在重建制轻落实现象。科技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从总行到大区分行、省级中心支行、地(市)级中心支行，相应制订了较多的科技管理制度，层层发文，但存在重建制轻落实现象。加之有的中支科技部门人员少，工作任务繁重，而每年真正组织实施联合检查的次数很少，很难形成整体检查合力，科技管理机制很难到位。

三是硬件管理机制配套不完善。有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软件管理制度，也必须有一整更加健全的硬件管理制度作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金融电子化业务的正常开展。当前，基层人行系统硬件管理机制不健全现象较为突出，表现为维护维修制度不健全，中支没有成立专门的维修中心供基层支行进行送修，使得基层人行硬件设备维修到处乱送修，对计算机安全保密工作留下了隐患。

（二）基层科技人员职责“难”分明。

作为履行央行职能的基层支行，科技管理岗位的设置和科技人员的职责分明显得愈为重要。随着金融电子化业务在基层央行中不断渗透，各个岗位各个专业均与科技息息相通，金融科技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虽然基层支行配备了1名科技人员负责科技工作，但由于基层央行人员少，据调查17个县支行中有100%的科技人员没有在专职的科技岗位上工作，有的兼文书档案、总务，有的做条法、综合、后勤水电管理、有的兼统计、信贷、甚至有的还混岗做会计业务等。由于科技人员的兼职工作太多，不可避免地影响支行的科技工作，给基层科技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有的支行出现应用软件未及时更新、计算机网络系统缺少时间维护、工作主动性差等现象，更谈不上如何针对支行的金融业务有的放矢去开发运用软件及创新科技管理工作。

（三）基层科技人员素质“难”提高。

要使金融电子化业务驶向快车道，一要有较好的硬件条件，二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人员队伍，三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目前，基层央行科技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很难适应金融电子化业务的快速发展。一是年龄结构偏大，全辖17个县(市)支行23名科技人员中，45岁以上人员占全辖科技人员的90%，30-43岁占全辖科技人员的9%，22-29岁占0.04%。二是培训组织错位，基层行科技人员培训的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虽然有专门的组织进行谋划和实施，但功能不尽发挥，干部培训有很大的唯上性、盲目性和随意性，上级行成为下级行的指挥棒，应付上级培训的多，真正实施主动培训的少。三是培训内容错位，从调查情况看，培训内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只注重培训的短期效果而不注重培训的长期效果，导致培训不但没有提高科技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反而使科技人员头脑更为简单化，机械化，培训缺乏前瞻性。四是培训制度错位，首先，科技培训工作虽然有明确的目标和工作职责，但如何开展培训，培训的程度如何，都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导致培训工作松散;其次，没有建立培训工作的考核激励措施;再次，培训理念落后，表现为培训是支行要我学，学不学是我自己的事，学好学差更是无所谓，很难适应时代发展对培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四）基层科技人员结构“难”优化。

一是专业人员配比错位。科技管理工作是一项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涵盖科技综合管理、软件管理、硬件管理、计算机安全管理、网络系统安全管理等管理工作。作为履行央行职能的地(市)级以下科技部门，由于人员少，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提倡培养“双栖”人才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科技人员所学专业的局限性，一专多能的人才相对来说还是短缺。据调查，负责17个辖区的赣州市中支科技管理部门，现有的科技人员只有6人，要应对金融电子化业务日新月异的发展，更显得金融科技人员的严重短缺。二是学历结构缺位。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1993年以来，人行系统职工人数成负增长的现状，目前基层科技人员中大部分均是从银行学校分配到各(县)市支行工作的，中专学历人员中占科技人员总数的95%，有50%的人员专业不对口。虽然每年均进行一定次数的专业培训，但基于年龄偏大、工作岗位调动频繁、加之一岗多职现象的挤压，大多数科技人员专业素质均不尽人意，科技人员结构优化问题，严重制约着基层金融电子化业务的快速发展。

二、机制创新：应对金融电子化的管理策略

（一）建立灵活应对的科技管理机制。

一是彻底改变重开发、轻管理，软件管理机制滞后的现象。做到软件开发前，制订出软件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对应用软件的风险、适应范围、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评估，使实际金融业务的运用与软件相匹配。二是建立科技管理巡回检查制度。整合科技管理的各项机制资源，规范科技制度的检查办法，制订适合基层行科技管理现场检查的各项制度，做到切合实际、操作性强、检查面广，旨在提高科技管理水平上做文章、下功夫。上级行科技部门每年2-3次组织辖内的科技人员对计算机软件、硬件、计算机安全系统等工作进行巡回科技管理检查，从中找出科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从而进一步提高全辖科技管理水平。

（二）形成科学合理的科技管理“定位”机制。

一是基层行设立科技部门，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彻底改变基层科技人员职责“难”分明、奖惩不到位、工作主动性差、被动应对科技工作的现象。二是建立科技人员科技岗位业绩数据库，从政治思想、专业工作能力、履行科技管理职责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记录在册，作为全面考核科技人员的重要依据。三是优化整合科技人才。进一步优化专业人员的配比，配齐科技管理岗位的各种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专业人才的作用。四是严把进人关，进一步强调科技人员的学历结构必须达到大学学历，对于专业不对口的科技人员应坚决调整。

（三）构建科技管理的信息共享平台。

机制缺陷 篇5

作者

王玉玺

探究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缺陷及对策

【内容提要】

本文从劳动争议的概念及种类出发，通过对我国现行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阐述，结合审判实践，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机制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种类 处理机制 对策

劳动争议案件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类型民事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如何理顺好解决好劳动争议案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就目前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及种类

所谓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的争执引起的纠纷，是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简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用人者（单位）间就劳动合同的执行、变更、履行、终止、解除所发生的纠纷。

在我国，由于《劳动法》起步较晚，所以劳动争议案件在90年代才有一些上升，特别是《劳动法》实施后，劳动争议案件才逐步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广泛，类型较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五种：1

一是去职纠纷，指用人者（单位）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或劳动者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

二是管理纠纷，指用人者（单位）行使对企业和劳动者的管理权时，给予劳动者行政处分，被处分者不服而发生的纠纷；

三是待遇纠纷，因执行国家及单位自身的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养老金、医疗费、培训及劳动保护等规定发生的争议；

四是劳动合同纠纷，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的变更、履行、解除、终止及合同效力的确认等； 五是其他劳动争议案件，如关于女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发生的纠纷，以及依照《劳动法》和《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

二、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概述

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即所谓的单轨体制。

该条规定同时也确立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仲裁前置”原则，即以仲裁作为诉讼解决的前提条件，人民法院只受理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劳动争议案件。

客观的讲，这种处理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规定仲裁前置原则可以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长，及时解决劳动争议，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轻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争议愈发复杂化，这种“先裁后审”的程序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需要，其缺陷和弊端进一步凸显出来。

笔者认为目前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机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劳动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既无权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亦无权改判或发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劳动仲裁委员会只有在当事人服从裁决而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在能显示其存在的必要性，只要一进入

司法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没有任何价值。

而根据目前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比例大大超过了服从裁决的比例，劳动争议案件通过协商、调解或者仲裁程序解决的很少，大部分案件最后都要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终结。

而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即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而要重新查清案件事实，或许人民法院会重复做仲裁机构做过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浪费；但若人民法院不重复做工作，直接认定仲裁机构确定的事实证据，又会导致法院的诉讼程序流于形式。这种“双不赢”的局面，使得不管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是维持还是改变仲裁裁决，都将使前面大量的仲裁工作化为乌有，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人力资源和国家的财政支出。

（二）“一裁二审”程序繁杂，环节多，周期长，不利于及时有力地保护劳动者。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经过一裁二审，处理和审理时间加在一起，比一般的普通民事案件的审理时间还要长，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走完仲裁、诉讼全部程序的正常周期长达11个月，而审判实践中一般还不止这个时间，十分耗时耗力。以至于当事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其自身诉讼成本的加大。

（三）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享有法律赋予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予的请求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的权利。这些权利的享有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我国的“仲裁前置程序”却妨碍了劳动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劳动争议权利的自由。

（四）实践中，劳动仲裁机构依据的受案范围是由《劳动法》以及相关的条例规定用列举的方式制定的。

因此，不在列举范围内的争议一般不会被纳入处理范围，而仲裁机构不受理的结果是该项争议不能进入仲裁程序，而不能进入仲裁程序也导致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尽管此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但其作用仍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劳动仲裁机构没有作出书面的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通知，即使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也仍然不能受理，这往往导致劳动者告状无门。

更大的弊端则是目前这种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劳动部屡屡采用解释、细则、答复、说明等多种方式来弥补其不足，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要作到既要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又要处理好具体的案件，往往是不能两全其美，只能照顾其中一个方面的需要了。但这样所带来的危害后果是巨大的，不仅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混乱的隐患，还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的法律架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三、改进现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对策

鉴于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就显的比较迫切。

从国外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情况看，大部分经济和法制发达国家尊重仲裁自愿和当事人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实行分轨制。

分轨制尊重当事人选择的自由，可缩短争议处理时间，减少争议处理成本，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法制建设以及人们的法制意识水平不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劳动争议发生原因复杂，如果全面实行分轨制难以避免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争议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的现象。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采取分轨制势必造成绝大多数案件涌入法院（法院有仲裁不具备的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并负责审查执行仲裁裁决），超过法院现有的承受能力，影响法院其他案件的审理。

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实行“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新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这种处理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现代社会的发展强调对人性的尊重，“以人为本”。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有权利选择以何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当事人既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但只能选

择其一适用。

选择仲裁的，不能就同一案件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经两级裁决后为终局裁决；选择起诉的，也不得就同一案件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争议也实行“两审终审制”。“裁审分离”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并且一般而言，当事人对于根据自己意愿所选择的方式作出的裁决或判决更容易接受和认可。

其次，这种新的处理机制可降低司法机关的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合理分工，案件裁审分流，有利于提高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也使当事人相应降低了时间以及经济上的投入，充分发挥劳动仲裁制度和诉讼制度的职能。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法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2] 傅明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相关规定之我见》，载中国法院网

[3] 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 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郭成伟主编，《中外法学名著指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机制缺陷 篇6

关键词：矿产资源 生态补偿 法律完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话题，在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尖锐矛盾，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构有效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实现矿产资源禀赋地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缺陷

（一）矿产资源补偿法律制度缺陷

我国的矿产资源立法基本涵盖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形成了完整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其中《矿产资源法》是矿产资源管理的基本法。尽管已经基本建立完整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一是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立法分散，且缺乏强制性规定。例如《矿产资源法》只是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而对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补偿没有明文规定，矿山环境的破坏者和环境治理的受益者则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成为法律覆盖的“盲区”。二是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之间分工不明，职能重复交叉。“例如《矿产资源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若开发油气资源以及一些放射性矿产资源时，必须经由中央政府所授权的主管机构完成审批，经发放相应的开采许可证件后，方能执行开采任务。这一规定，紧缩了地质矿产部门的管辖权，矿业权被分割，很容易出现部门在管理时相互冲突的不良状况。”[1]三是从矿产资源法律责任的设置来看，整体上法律责任设计不全面，“有些限制性或禁止性的条款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矿法对地质资料汇交、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等问题规定了明确的义务，但没有规定违反这些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2]。法律责任实现方式单一，多体现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设置缺位，刑事责任的设置则存在结果要件模糊、刑罚设置不合理等缺陷。

（二）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陷

产权的基本职能是引导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动力，解决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以及在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能否科学界定产权是市场经济成熟与否的重要表现。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设计来看，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国有产权和资源无偿开采阶段（1949—1978年）、矿产资源有偿开采与矿业权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79—1995）、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与矿业权市场初步建立阶段（1996至今）三个演进阶段[3]，尽管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有了发展和完善，但整体上矿产资源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成熟，表现为一是矿产资源产权主体虚置。尽管法律规定主体是国家，但作为虚化的主权者，非人格化的“国家”模糊了所有权关系。二是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不完善，通过政府部门审批和无偿授予等计划经济的方式仍然是取得矿产开采权的主要形式。三是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没有合理体现资源禀赋地的合法权益，忽视了地方政府和矿产资源所在地居民的资源收益利益。例如，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中央与地方按照5∶5或4∶6分成，地方所得的50%—60%再在省、市、县进行分成，分成给地方的补偿费经过省、市再分成，留给县的补偿费所剩无几[4]。

（三）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缺陷

西方国家通过对不同的矿产资源及矿区征收不等的税费，对于调节因自然资源条件不同而造成的级差收益，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采和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生态平衡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基于发展导向的税费制度损害了生态环境，妨碍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996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等规章规定，探矿权（或采矿权）使用费是由探矿权人（或采矿权人）根据其申请得到的矿区范围的面积按照规定的标准逐年缴纳，在性质上属于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一部分。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只是国家为了收回前期勘探投资成本而收取的。不难看出，这些税费都只是对矿产资源开采所造成的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补偿，并未计入生态成本，且征收水平较低，没有真正体现资源的价值。而国外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率一般为10%—16%，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矿产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国家，其石油、天然气、煤炭（露天矿）权利金费率也高达12.5%。

二、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完善

（一）强化矿产资源立法，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

党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矿产资源法》是矿产资源领域的基本法律，要通过修改《矿产资源法》将生态补偿的内容予以明确和具体，此外还可以通过配套性的法规明确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单行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其次是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机制。矿产资源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性工程，涉及各主体利益，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力，需要逐步完善管理体制，建立起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再次，是要完善矿产资源法律责任体系。要完善多元化的矿产资源法律责任体系，充实关于执行、结案、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增加民事责任的规定，解决好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的问题，完善刑法中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构成要件，明确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加大对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刑罚力度。

（二）引入市场机制理念，完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

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在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人权益同时减少“政府失灵”现象，在维护直接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矿业权人权益同时尽可能避免“市场失灵”。为此，首先需要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主导，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明晰矿产资源开发中各权力主体的权、责、利关系，理顺国家与矿业权人的关系，注重对耗竭性资源的补偿，更好地保障国家所有者利益。其次，是建立起市场化的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限制和减少公共权力寻租。要建立起矿业权交易平台，制定交易规则，培育好社会化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再次，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向矿产资源开发地的基层倾斜，构建制度化的补偿机制，以惠及当地居民利益。

（三）引入生态补偿理念，改造矿产资源开发税费制度

要通过引入生态补偿理念，使得矿产资源开发税费制度符合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是要在原来体现调节矿产资源级差收入和体现国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增加生态价值补偿的功能。对重要和稀缺性的矿产资源征以较高的税率，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将分配比例向资源开发地倾斜。二是要借鉴权利金制度，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所谓权利金（Royalty）是指矿产开采人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的支付[5]。权利金属于财产性收益，国家作为所有者让渡了矿产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资源的开采者，无论盈利与否，只要开采了国家的矿产资源，均须向国家付费。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由于对矿产资源税费性质的界定不清，出现了“以费代租”、“名税实租”、“以费挤税”混乱局面。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权利金制度的有益经验，使之体现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和代际成本。三是健全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与价款制度。我国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与价款制度同国外的资源耗竭补偿制度相类似，可提高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从而使国有矿产资源消耗补偿机制真正产生对企业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李德进. 试论我国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的现况和缺陷[J].中国矿业，2013（7）

[2]李海婷，胡欣.矿产资源法律责任制度研究[J]. 中国矿业，2010（8）

[3]曹海霞.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的制度变迁与发展[J].产经评论，2011（3）

[4]高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实践与改革建议[J].中国矿业，2009（7）

[5]李男，孟磊.我国矿产资源权利金制度构建研究[J].经济师，2008（12）

〔本文系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FJ410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课题（项目编号：1011310B）阶段性研究成果〕

机制缺陷 篇7

一、西部地区人才激励机制的缺陷分析

激励机制是人才管理的重要内容, 有效的激励措施是调动人才积极性、主动性, 实现人才收益最大化, 提升组织绩效的可靠保障。当前西部地区人才激励机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 人才激励力度不够

西部地区人才激励力度不够, 主要表现在物质激励的工资和奖金两个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人力资源的总体收益率较低, 人才的经济收益也普遍低于发达地区。加之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 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 重自然资源开发、轻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资源的吸引和保留, 对人才的激励也不够重视, 造成了人才激励力度不够。

2. 人才激励方式单一

激励方式单一, 指在激励时大多只运用工资加奖金的单一的物质激励方式, 造成激励的边际效应逐年下降。人才是人力资源中的特殊群体,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员工进行激励。更何况人才也包括技能型、专业技术性、管理型、经营型等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人才工作强度、工作复杂性有所不同, 岗位的相对价值也不同, 不同人才工作胜任力、价值观、目标追求和需要也不尽相同, 仅用简单的物质激励方式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3. 人才激励的“平均主义”倾向

“平均主义”是指对所有的人采取相同的激励力度和激励手段。相同的激励力度, 是人才激励“平均主义”的典型表现, 这样的激励相当于群体普遍的收益和福利, 无法产生激励。相同的激励手段, 没有对人的需求进行认真分析, 往往造成有激励无效果。这样“一刀切”的方法, 是传统管理观念的产物, 是一种简单省事的办法, 也是一种“老好人”的做法。这种做法以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平, 与激励的终极目的背道而驰。激励的最终目的是调动人才工作的积极性, 提高组织的绩效, 而“平均主义”却抑制了付出多、能力强的人才的积极性, 无法真正达成激励的效用。

二、西部地区人才激励机制的创新

针对以上对西部地区人才激励缺陷的分析,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激励在人才管理中的作用。

1. 加大人才激励力度

西部地区难以吸引保留人才, 大都与人才激励力度不够直接相关。加大西部地区人才激励力度, 提高人才薪酬标准和其他待遇, 是吸引保留人才资源的有效手段。与普通人力资源相比, 人才是一种稀缺资源, 资源越是稀缺, 资源的价格越高, 其在人才市场上的流动性也较高。人才是知识、技术的载体, 知识和技术是有价的, 必须在分配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 西部地区在人才整体薪酬设计上, 要优化分配结构, 使人才的薪酬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其从事工作的价值, 人才薪酬要以整体人才市场标杆为参照, 充分考虑薪酬的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公平的要求, 科学合理地设计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 并创造性地安排培训、餐费补助、住房补助等福利薪酬, 使人才能够得到其应有的待遇, 充分发挥物质激励对留住人才的作用。此外, 从宏观层面上看, 加大西部地区人才激励力度, 要求国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 设立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 加大对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 在人才强国战略大背景下, 转变发展观念, 把人才队伍建设当作目前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加大对人才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和各种有利于激励人才的政策的制定。

2. 创新人才激励方式

激励方式运用如何, 直接关系着激励的有效性。只注重物质激励方式的运用, 激励方式单一, 是西部地区人才激励的主要缺陷, 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激励方式, 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形成对人才的有效激励。

对人才的激励, 一定要在了解人才特点和需求的基础上, 探索适合个体的激励方式。人才是总体素质较高, 独立性、自主性较强, 具有极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欲望的特殊群体。对人才的激励应该在保证薪酬具有竞争力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人才个体的需要, 满足其多方面的心理需求。人才成长希望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际氛围, 希望取得被人认可和尊重的工作成果, 希望获得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希望能够有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 培养终身就业能力等等。针对人才的特殊需要以及具体特质, 对人才激励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简单套用普通人力资源的单一物质激励的方法,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激励制度, 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在薪酬、绩效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物质激励基础上, 把精神激励当作主要方面。在运用精神激励时, 以荣誉激励、情感激励、和文化激励等方式为主。荣誉激励, 主要针对人才争取荣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需求, 是通过各种奖励表彰为组织做出不同贡献的人才, 比如:优秀员工奖、技术革新奖、经理特别奖、最佳创意奖等, 各种特殊授权和荣誉证书等。情感激励, 指管理者通过满足人才生存发展特别是心理情感的需要, 从而使人才不遗余力的为组织做出最大贡献。在情感管理中, 管理者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 通过及时沟通, 真诚关心和解决人才工作和生活中问题, 缩短管理者与人才之间的心理距离。提升人才对组织的归属感。文化激励, 良好的组织文化是保证组织持续发展的前提, 也是组织激励人才、吸引保留人才的有效手段。组织文化对员工具有重要的导向、凝聚、激励和约束作用。因此, 组织要立足于文化建设, 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敢于尝试、风险共担、共享收益的人文文化环境, 在组织和人才之间、管理者和人才之间形成尊重个性、和谐温馨的文化理念, 为人才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平等的人际关系氛围, 增强组织对人才的凝聚力, 充分发挥文化对人才的激励作用。

3. 转变人才激励观念

受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观念的影响, 西部地区在对人才激励中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不考虑人才贡献大小的做法, 不仅不能达到激励的效果, 更有可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人才激励观念, 以相对高低、公平而非“简单平均”作为衡量薪酬福利体系的最重要标准。

相对高低, 反映的是经过对比后得到的薪酬判断, 主要通过公平的两种方式来反映。公平主要包括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 外部公平是指人才薪酬水平必须以市场工资率为基准, 要在与同行业竞争中更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内部公平, 指企业内部员工感到公平, 基本上做到劳酬相符。内部公平是把报酬的基点建立在科学的职务分析和个人劳动得到恰当承认和补偿的“个人公平”方面。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在工作上的投入与所得到的报酬的比, 与其他人的投入与报酬的比相等时, 就认为是公平的。这说明人们在判断公平时, 并不是比较所获得结果的绝对量, 而是比较付出与所得的比值。公平理论表明:人才的积极性不仅受其绝对收入的影响, 而且受其相对收入的影响。一旦人才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 就会采取行动来纠正这种情况, 其结果可能会提高或降低生产率, 改善或降低产出质量, 提高或降低缺勤率或自动离职率。具体到操作层面, 在对于不同人才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和激励力度。取得同等成绩的人才, 一定要获得同等层次的奖励;犯同等错误的人才, 也应受到同等层次的处罚。管理者在人才激励问题上, 一定要有一种公平的心态。对于优秀人才采取优先晋升职称职务、优先获取培训机会和加大科研经费资金支持等方法。对有突出成绩人才的要大力表彰, 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才, 要给予重奖。鼓励做出一流贡献的人才, 获得一流报酬。以增强激励的有效性。

总之, 面对西部地区逐年增加的人才流失率, 通过制定各种土政策一味去“堵”的强制性手段阻碍人才外流, 结果不仅没能留住内部人才, 反而阻碍了外部人才进来的步伐。从长远来看, 通过对西部地区人才激励机制缺陷的分析, 加大人才激励力度, 创新人才激励方式、转变人才激励观念是西部地区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姚裕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机制缺陷 篇8

近年来, 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 政府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越来越大, 在推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同时也暴露出农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如集体闹事、百姓上访等, 不仅影响了干群关系, 也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顺利发展。引发这些矛盾的原因很多, 但核心问题是财务管理问题, 如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公开制度落实不到位、缺乏民主管理和监督等, 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基层涉财问题时有发生, 使本来就不太富裕的农民群体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 因此, 村民怨声载道。

村级财务管理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一直是农民十分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更事关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从农村组织运行实际情况看, 目前农村财务管理的形式主要是“村财乡管”模式。而所谓“村财乡管”, 就是将各村组的财务账册及凭证交乡镇的专门会计机构管理, 每月在规定的时间里, 由各村组上报财务收支凭证, 经审核后入账并公示。从理论上看, “村财乡管”对严格村财管理、增加财务公开和透明度, 减少问题的发生等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1〕据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我国90%以上的村推行了财务公开制度。但这一制度在我国很多地方却流于形式。如很多村存在着经济上的乱收乱支现象。对于村里的财务状况, 尤其是涉及集体资产的款项要么不公开, 要么公开不及时, 或者避重就轻。虽然各村也都设有民主理财小组和村民监督小组, 但对农村资金的监督一般都局限在事后监督, 等到检查发现了问题时, 木已成舟, 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而通常采取的处罚措施, 又无异于从本就比较紧张的农村建设资金中抽出了一部分, 给农村发展增添了资金缺口,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 如何减少或避免“村账乡管”制度流于形式, 加强对村干部的违规行为约束, 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从而健全和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就成了解决农村主要矛盾、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鉴于此, 笔者认为, 应从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并就“村财乡管”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 指出这种制度安排在农村政治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弊端, 提出优化措施及制度安排建议。

二、“村财乡管”的制度缺陷

村级财务在乡镇政府一级不予管理时, 村财流失比较严重。实践中, 村民民主监督几乎是非常困难, 加上司法权严重缺位, 村支书、村主任大量挥霍浪费集体资产等现象非常严重, 有的将土地征用款全部私分。在不少地区, 很多村每年一换村会计, 频繁的村会计变动, 使村级财务账目很难做清, 甚至有的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到账都不知在何处。因此, “村财乡管”制度诞生。从“村财乡管”的实际推动情况来看, 该制度在防止村干部贪污腐败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 尤其是在一些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激化的瘫痪村或半瘫痪村, 效果较明显。

但这种制度依然没有抑止住腐败的发生。如有的乡镇为完成上级制定的任务指标, 包括报刊摊派、正规化建设等, 就直接从村财务上划拨;有的地方项目资金已到位, 但相应的文件却没有下达;重点工程专项资金没有进行专账核算, 出现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扶持资金等被挤占、挪用, 甚至被贪污等现象时有发生。可见, “村财乡管”实际上来自上边的钳制多了, 村民的财务监管职能被弱化了,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必然要被打折扣。

“村财乡管”变成了既管账又管钱的“双代管”。这样一来, 乡镇经管站利用“村财乡管”的权力, 不仅强制要求村委会将账放在经管站管理, 而且要求村里的现金也由乡镇管理, 财权过于集中, 极易催生腐败。据调查, 有的乡镇把“村财”当成了乡镇政府的“小金库”, 侵占村民的合法财产, 个别乡镇干部甚至把送给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各种“赞助”, 也拿到“村账”上“实报实销”, 而报账大多无发票, 均以领款条 (白条) 入账;有的乡镇收取一定的“代管费”, 规定收取比例达10%;有的乡镇借“村财乡管”之机, 根据乡镇领导意愿做假账、虚报当地集体收入数字等。这样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村民的反感, 而且背离了“村财乡管”的初衷。“村财乡管”实际上变成“村财乡用”, 甚至是“村财乡占”。①

三、村级财务管理的优化机制设计

“村财乡管”这一制度设计之初, 主要是针对农村财务混乱的现状, 通过对村级财务规范化的管理, 加强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 以减少或避免村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财务出现问题, 表面上看与会计人员有关, 但根源在基层领导。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若简单依赖这一制度根本无法实现对干部违规行为的有效制约。本研究认为, 只有强化村干部任中监督制与实施离任审计, 加强信息公开, 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级财务管理中出现的种种乱象, 从而实现有力、有效的乡村治理绩效。

1. 强化任中监督制

监督是制约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权力失去约束必将产生腐败, 在农村基层也不例外。如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以村支书为首的11名涉案人员“抱团”腐败, 涉案金额竟然上千万元, 村、支两委班子几乎全部落马。在出现问题的村里, 村级党组织涣散, 党支部是支书说了算, 村委会是主任说了算, 党内监督名存实亡, 更谈不上群众监督。同时, 这些村根本没有把“家底”真正亮给村民, 想让村民知道的就公开, 不想让村民知道的就不公开, 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方法阻止村民了解财务项目, 如新庄村“村官”们为谋取私利方便, 根本不让村民了解村务和财务, 害怕村民知道多了影响“工作”, 因此, 常常采取暗箱操作。〔2〕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群众的参政权利受到压制, 削弱了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尽管也推行了“村财乡管”制度, 但乡 (镇) 政府的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 缺少监督实效, 特别是对专项资金的收取、管理, 在票据的管理上缺乏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审计, 易出现真空地带, 虽然有的村一级也设立了村民监督小组, 但因为看不到账目, 一些村民代表根本就不清楚财务情况, 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也就形同虚设, 根本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如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着村级集体资产家底不清、管理不严和资产被侵占及浪费的问题, 很多村的集体资金由村支书等几名主要村干部自收自管, 任意支出, 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为加强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并通过契约的形式加以保证, 从而真正将监督机制落实到位。

第一, 在各村推行“村级财务公开承诺制”。年初由村党组织在广泛调研、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草拟需要承诺的内容, 由村干部对自己廉洁奉公等工作向村民进行公开承诺, 并分别与村民代表进行签约, 做出书面承诺, 平时由村务监督小组进行监督实施, 年终由村干部向党员和村民代表进行“述职”和“述廉”, 党员、村民代表对践诺的情况进行评议, 即实行“双述双评”制, 并由上述代表和乡镇考评组对村干部进行评议, 评议结果作为村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于因村干部的过错行为给村民和集体造成的损失补偿, 可以通过交纳一定的抵押金以及建立将村干部的绩效与乡镇政府分管干部的责任挂钩、实行乡镇政府连带责任制这两种方式加以保证。这种契约一旦成立, 就具有法律效力, 一旦违约, 可到法院起诉, 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而对乡镇有关主管领导的施压也能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与考核, 保证契约的健康顺利进行。

以契约的形式对村干部进行监督制约, 毕竟是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一次创新, 也是朝着完善乡村民主的新发展, 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民主, 同时, 也对村干部的契约行为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制约, 这对基层民主建设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第二, 由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共同制定《村民小组议事规则》, 从制度上规定议事的原则、范围及要求, 议事时由村民小组提出议事方案并报村“两委”审核把关, 交由村民小组党员、村民代表、理财小组共同讨论, 然后提交村民代表会或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并明确规定村干部违背程序擅自决策要承担损失, 追究责任。

第三, 成立5~7人组成的村务监督小组, 其成员由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双票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 并列席村“两委”会议, 重点监督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情况, 并有权向村“两委”提出质询, 实施有效监督, 从而促进村干部依法行政、照章办事、明确重大事件的自觉性, 杜绝村务公开流于形式、不公开、假公开的情况发生。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严格按照农业部、监察部关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和有关文件要求, 以便于村民理解和接受的形式, 将其财务活动情况及其有关账目, 定期如实地向全体村民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布的财务账目必须真实可靠, 在进行财务公开以前, 应有民主理财小组参加, 对全部财产、债权、债务和有关账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财务公开的内容要经乡 (镇) 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认可, 同时要有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民主理财小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财务账目张榜公布后, 其主要负责人应安排专门时间, 接待群众来访, 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在财务公开中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 要做解释。不得对提出和反映问题的群众进行压制或打击报复。②公布栏要建在全村醒目的地方, 以便于村民及时查看, 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要专项公开, 重点解释;对村民提出的要求, 要及时给予答复;对村民提出的合理建议, 要及时予以采纳;对大多数村民不赞成的事项, 应当坚决予以纠正。以此增加村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对于焦点问题———村级财务, 则可以从本村实际出发, 对财务和村报账员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来客接待、出外就餐、公物管理、车船使用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制度, 限额使用, 靠制度管住村干部的“腿”、“嘴”和“手”;制定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认真执行开支审批制度, 实行账、款、审批三权分离;杜绝白条顶库、私自入包、超标领钱、贪污挪用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近年来, 在农村村委会选举中, 有的候选人摆酒请客进行贿选, 有的甚至采取暴力介入手段, 就是因为心术不正, 看中了村级资产, 而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对村报账员要实施目标考核, 按农村财务管理、民主政治建设、土地延包管理等项内容逐一考核, 逐项打分, 奖优罚劣, 以此约束村报账员的工作, 从而强化对村干部的管理。

2. 实施离任审计制

村干部虽然官职不高, 却掌握着村里的“命脉”。当他们被罢免或辞职时, 大都抱着一种“一走百了”的态度, 对任期内的村级财务不给一个说法, 以致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任干部一本账”, 上下不能衔接的怪现象。对此, 对村干部的离任 (包括正常或非正常) 也应建立严格的审计措施。

第一, 进行村干部离职演说。对自己任期内是“为民造福”还是“为害一方”做出自己的解释, 主要对村级财务收支的具体数字进行说明, 让群众心里清楚。如贵州省绥阳县后槽村党支部书记方绍轩在担任了10多年村干部后作了卸任报告, 将其在任期间为群众所做的事情及留下的遗憾一一进行总结和交待。〔3〕这种做法不仅化解了村民的疑虑和心里的疙瘩, 也引起了全体村民的感慨, 赢得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不舍。

第二, 实施离任审计。由于审计部门的审计重点是乡镇以及县级各事业、企业单位, 对村级财务审计失之于疏, 这就给一些腐败的村官制造了一些空隙, 有的直接经手现金收支, 财务手续不及时交接, 形成“口袋账”, 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如河南省滑县城关镇赵庄村原村支书王某, 将违规经手的集体房屋拆迁赔偿款2.9万余元现金不交村财务, 以村里欠其工资为由占为己有。③这些违规者普遍认为, 中央权力鞭长莫及, 因而避开了“财务、经济问题”这一主要矛盾, 以“下台”、“卸任”做“挡箭牌”逃避党纪、政纪、法律的惩处。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通过县级有关部门组织审计村干部, 并定期对全县各行政村村委会任期内的村级财务收支、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开支、救灾款物的发放、计划生育指标和宅基地的安排等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逐项、逐条地进行年度审计并将结果向群众公布。最好由县里有关领导为成员组成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县级干部负总责, 乡镇党政干部包片、包重点村制度。对于一经查实的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和出现经济问题的村干部要按照其当时上任时签订的契约, 扣除其相应的保证金, 并予以严惩、追究相关乡镇干部的责任。通过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 加强干部自律意识, 让群众心里是非明了。〔4〕

3. 加强信息公开机制

在村民与村干部的博弈格局中, 委托方 (村民) 无法观测和监督代理方 (村干部) 或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完全信息, 抑或观测和监督的成本高昂时, 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处在不对称状态。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践的层面看, 信息在村干部工作和职能发挥过程中都非常关键, 信息披露的充分、及时以及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村干部工作的有效性和有效程度。

财务公开是村民自治的最关键的部分, 只有保障和扩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 才能提高其参政程度和参政质量, 并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广泛的基础。信息的内容、质量、真实性和传递速度、公开形式等均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信息公开即要把文件原原本本交给农民。落实法律、法规和政策, 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把法律、法规和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而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宣传文件并把文件精神在广大农村贯彻落实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新的《村委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 山西省有一位村民, 拿着法律找乡镇干部评理, 这位乡镇干部竟大呼小叫质问村民:“你手里怎么会有村委会组织法?”他认为“保密”工作未做好。④对此, 各级新闻要加强舆论引导,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并加强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宣传和报道, 使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具体操作办法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 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宣传和培训, 大力培育民主意识, 从而使村民能够及时的掌握信息, 且能够主动地去通过电视, 报纸等普通的途径去了解信息, 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去维护自己应有的利益。纪检监察机关也应加大对存在村务问题和不按程序公开财务的现象的查处力度, 并及时纠正, 并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用发生在身边的村干部涉财案例, 教育村干部警钟长鸣, 廉洁自律, 改善基层干群关系, 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信任度, 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氛围。

摘要：村级财务管理工作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也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村财乡管”是实现对村级财务监督的普遍做法。该制度设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 加强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 减少或避免村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然而, 近年来农村涉财问题时有发生, 实践中该制度却无法对村干部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本文认为, 只有利用契约的形式强化对村干部任中监督与离任审计, 加强信息公开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级财务管理中出现的种种乱象, 完善农村财务管理机制。

关键词：村财乡管,任中监督制,离任审计制,契约机制,信息公开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斌, 张兆刚.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

[2]张献运, 侯永献.村干部为何违纪[N].河北科技报, 2003-07-26.

[3]魏祥军.监督是善意防范[N].农民日报, 2002-05-25.

机制缺陷 篇9

在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中,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形成了先天语言能力说。儿童被他们看作是“自然界特别制造的小机器, 是专为学习语言而设计的”【1】。但先天“语言习得机制”轻视了后天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的作用, 导致产生了这个理论的一些不足。本文将主要从先天“语言习得机制”是否存在、其对后天环境的忽略两个方面论述其存在的缺陷。

一、语言习得机制

“语言习得机制”简称LAD, 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理论。乔姆斯基反对把语言习得过程看作实验活动。他假设儿童在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对语言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 这种先天的LAD是一种物种属性, 来自于人类的基因遗传, 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是儿童强大的语言习得能力的根本原因。儿童甚至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可以总结出一套规则和原则, 并且与外界进行交流, 唯一可以解释的便是儿童的大脑里天生具有构成这种适当形式的理论设计能力【2】。其次, 乔姆斯基认为在LAD中存在着“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是人类一切语言具有的共同特征, 是构成语言学习者初始状态的一组特征, 条件和其他东西, 是儿童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 是不变的。另一方面, 因为其内容又过于丰富, 也会使“普遍语法”的特征中包括个别语言的特征【3】。再次, 乔姆斯基认为对儿童语言习得起决定作用的是LAD, 后天环境只是其诱因。他认为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 从后天环境中接触到的语言材料极其有限和混乱, 后天环境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是偶然的。

二、“语言习得机制”的缺陷

(一) LAD是否存在

LAD是否存在至今仍然无法证明。LAD仅仅是乔姆斯基理论思辨的产物, 史莱辛格对其提出了反证。他对一些对自然语言无所知的聋童进行测试, 看其是否具有普遍语法范畴。他让被试看几幅内容不同的画, 再要求被试用手势语将图画内容表达出来。史莱辛格发现在他们的手势语中并不存在英语的那些语法关系。聋童只是听力受损, 但其LAD并没有损伤。并且在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 如“fis”现象, “假失”现象等。LAD作为一个“合理又自成体系的内在结构”【4】, 却无法对其进行解释。

受基因遗传的影响, 儿童的大脑神经系统和发音器官使得儿童有了天生的语言能力。但这种能力在出生之时, 是不具有任何内容的, 这种能力在这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基因遗传只是给予儿童先天的生理基础, 这不代表儿童直接通过这些生理机能便可以自动产生“普遍语法”这样的认知性内容。在语言中我们所表达的都是我们所感知的。如果LAD存在, 那么“狼孩”也可以在没有感知人类世界的情况下像正常的儿童那样说话自如了。所以儿童必须在对外界的感知与接触中触发先天能力, 发展语言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语义理解, 归纳总结各种语法规则, 吸收各种语言材料。这样看来, 学习语言的能力是我们在与后天环境的交往中发展起来并发挥作用的。并且当儿童进入社会后, 他习得的语法往往是母语的语法, 并不是具有人类语言普遍特征的“普遍语法”, 所以LAD只是乔姆斯基的一种假设, 它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LAD仅仅是有待于后天环境填充的具有语言属性的空壳子而已。

(二) 低估后天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的作用

乔姆斯基没有否认后天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的作用, 但他认为这种作用非常小, 只起到触发LAD工作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儿童即使不用特别教授就可以学会语言。这种对后天环境的轻视使得LAD理论存在以下两个缺点:

(1) 语言能力是语言规则

乔姆斯基的LAD理论认为语言能力是儿童接触到实际的语言材料之后内化的语言规则。这里语言能力等同于语言规则。但我们知道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是在输入“可理解性的话语”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一系列规则的。认知能力是语言能力的前提。所以在儿童获得一系列的语法规则之前, 就已经获得了一些语言材料。儿童之所以可以用自己学到的有限的语法规则说出很多的句子,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很多语言材料。一个儿童大脑中储存的语言材料越多, 其认知也就越高, 当然其语言能力也就越强。这说明儿童在其语言习得过程中获得的语言材料是相当丰富的, 而并不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那样极其有限。我国对三至六岁儿童词汇量的增长进行了研究:三岁时为1000个, 三到四岁时为1730个, 四岁至五岁为2583个, 五至六岁为3562个。由此可见, 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获得的语言材料是极其丰富的。

乔姆斯基也认为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获得的语言材料不仅是极其有限的, 而且在进行语言输入时也是混乱的。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交流对象主要为照顾着。照顾者与儿童进行交谈时往往采用不同于成人语言的儿向语言。这种儿向语言是富有明显的特征的, 并非无规律可循。儿向语言是儿童语言获得过程中输入的主要语言材料。首先。儿向语言的语义、语法和语言内容所代表的认知难度要稍微高于儿童的认知能力, 这样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新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其次, 儿向语言的语法比较简单, 重复性和冗余度较高, 易于理解。再次, 儿向语言语调较高, 语速较慢, 具有夸张的意味。这都为儿童进行语言学习提供了适当的模板, 便于儿童进行语言的模仿和加工, 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

(2) 把语言习得看得过于容易

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儿童要受到心理, 生理, 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仅仅从儿童在学前时期获得的词汇量来看, 儿童的语言习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乔姆斯基的LAD理论则把儿童语言习得看得很简单。他认为因为LAD的存在, 儿童只需要少量的语言材料便可以像语言学家一样, 从语言输入中获得规律, 学会语言。胡明扬先生说:“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 语言习得与儿童的认知能力有关。认知能力是随着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而不断发展的, 这种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 顺序性。没有哪个儿童一生下来就具有成人那样的语言能力。其次, 儿童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只有发展, 也会有很多错误出现。儿童必须在不断地语言输出与反馈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不断改正。这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儿童来说并不简单。再次, 儿童的语言习得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加拿大语言学家麦基在《语言教学分析》中指出, 在家里学习第一语言, 一个人一年大约能花5000个小时。这其中除儿童自己的主动学习外, 还要包括照顾者, 学校老师的教导指正等。所以, 儿童要学会一套成熟的语言规则并非那么容易。

综上所述, 虽然乔姆斯基的LAD理论并未被证明, 是否存在

摘要:当前在我国的钢琴教育中, 普遍存在着孩子不愿意学琴, 家长强迫孩子学习的状况, 本文着重强调激发孩子学习钢琴的兴趣是学好钢琴的关键, 教师要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让钢琴的学习变的有趣起来。

关键词:提高;兴趣;素养;演奏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钢琴这个本属于西方的神秘乐器, 渐渐走进了我国的千家万户, 钢琴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视听的享受。钢琴是乐器之王, 同时它也是音乐中最好的演员。因为, 它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小到葫芦丝, 大到歌剧, 交响乐, 所有被称之为音乐的东西都可以在它身上演绎出来。所以, 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钢琴, 更进一步地去研究它。学习钢琴是一个艰辛而又愉悦的过程, 需要学习者不断地去练习, 揣摩, 体会其中奥秘。教师该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 让学生对钢琴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呢?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钢琴教材的选择是提高钢琴学习兴趣的前提

钢琴的学习者分为这几个年龄段:幼儿, 儿童, 青少年, 成人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学琴者来说, 不能简单地使用同样的教材, 采取生搬硬套和齐步走的方法。如果学琴者年龄比较小, 理解能力不强, 让其弹奏较难且枯燥乏味的练习曲, 就会使孩子失去学习钢琴的兴趣。相反来说, 如果学琴者年龄较大, 却让其弹奏一些简单幼稚的小曲子, 那么

他的兴趣也不会提高。所以, 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就要以不同的年龄段为准, 为学生选择适宜的教材。如现在对于幼儿和儿童来说, 钢琴启蒙阶段常用的教材是汤普森教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汤和大汤, 小汤的难易程度较大汤要浅一些,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自身学琴素质来选择, 音乐素质好的可以使用大汤。教师在布置作业时也没必要每条都弹, 要有目的的选弹。这样的教材趣味性比较强, 弹奏起来也较简单, 容易激发孩子学琴的兴趣。教师对学生不能急于求成, 曲子的难度要逐渐提高,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车尔尼的钢琴教程是学琴者必弹的教材, 教师应该提高学生对教程认识, 让学生认真地逐条练习。钢琴练习曲的弹奏可以说是有些枯燥乏味的, 但是这是钢琴演奏的基础。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师在教授练习曲时还要教授些好听的乐曲, 学生练习的曲目要多样化, 这样不仅会提高钢琴的视谱能力, 还会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

二、因材施教是提高钢琴学习兴趣的关键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学习钢琴的孩子素质也不尽相同。老师在教授学生时就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制定学习计划。钢琴的学习是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一定不要强迫学生学习, 要激发学生主动学琴的兴趣, 让枯燥的练琴变的有趣起来。学生的素质不一样, 老师不能总使用一样的教学方法, 要因人而异, 因材

也一直被诸多学者所质疑, 并且这种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这个理论证明语言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通过该理论还形成了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热潮。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为主义被动模仿的观点, 影响了后来的认知说, 规则学习说, 社会交流说, 提出了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先天因素和创造性的重要意义。所以, 乔姆斯基的LAD理论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 但对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仍有着很高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施教。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 有的学生手指较硬, 这样的就适合弹奏速度较慢的乐曲, 歌唱性较强的段落要注意手腕及手指的放松, 教师要强调手指柔韧性的训练。有的学生手指较软, 指尖不能很好的站立住, 教师就要有耐心地指点, 让他慢慢地立起来, 强调手指的独立性。有的学生手较小, 不适合弹奏手指跨度大的乐曲, 教师就要布置一些跑动性较强的练习曲, 并且加强分解琶音的练习, 八度的练习也要从分解的开始, 慢慢锻炼手指的伸展性。而有的学生手就较大, 适合弹奏织体, 声部复杂的乐曲, 八度较多的段落也不会觉得难弹。

对于刚刚学琴的小朋友们来说, 她们觉得钢琴是很神奇的东西, 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来, 对于演奏者也很仰慕。但是学琴的过程却不好玩, 慢慢就对钢琴失去了原来的兴趣与好奇。所以, 老师要激发孩子学琴的兴趣就要不断变化教学方法, 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 一味地追求琴技的提高, 不注重音乐素质的培养。学生初学时要训练手指的独立性, 老师往往要求学生高抬指, 快速落键。有的学生手指先天就很软, 所以老师就只要求能离开琴键就可以了, 经过练习手指也会高抬起来, 高抬指的练习要分阶段练习, 这是它的特殊性。初学的孩子手指还比较弱小, 教师在强调技术提高的同时不要过分强调钢琴的音色, 扎实美妙的音色固然重要, 但是手的压力增大, 就会出现僵硬的状态, 这对将来钢琴的学习是有害的。

学生素质有高低之分, 能力强的学生适合弹奏织体和声部都较复杂的曲子, 而能力较差的学生就会觉得比较困难, 所以, 在学生的练琴过程中要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条件选择适合的练习曲, 如手小的学生先练习分解八度, 在选曲时不要选有过多的跳动大的音程和八度双音。背谱困难的学生则可以先背一些织体, 声部较为简单的乐曲, 教给他们一些背奏的方法。教师教学要多样化, 不能千篇一律, 让学生感觉学习钢琴是件轻松有趣的事情, 慢慢培养学习的兴趣。

三、音乐素养的提高是提高钢琴学习兴趣的条件

音乐素养主要在哪些方面得以体现呢?主要体现在音乐教育的培养上。音乐教育与思想道德素质, 音乐教育与情意素质, 音乐教育与身心健康素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的集中性, 精微性, 形象性要求学生具备非智力因素的诸多要素。音乐素质的提高, 可以使学生形成一种高度的自觉性, 坚忍不拔的好品质。钢琴的学习需要学生有种持之以恒的耐力, 敏锐的洞察力, 要求学生有很好的音乐素养。钢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享受, 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才能更好的去领悟钢琴音乐。在提高学生音乐素养的基础上, 提高学生观察力, 理解力, 想象力, 创造力等。让学生学会用耳朵感受钢琴音乐, 开阔学生的视野, 同时也激发学生努力去追求美好事物的决心。同时, 钢琴学习兴趣的提高, 对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也起到促进的作用, 演奏技能的娴熟, 可以使大脑更聪慧, 灵活。演奏时身心的完全投入, 会使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进步。所以, 音乐素养的提高是提高钢琴学习兴趣的条件, 同时随着钢琴学习的不断加深, 学生也会在音乐素养上得到很好的提高。它们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关系。

综上所述, 钢琴的学习是学生与老师合作完成的, 教师是钢琴教育的实施者, 对学生学琴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教授某一具体的知识技能, 同时也有责任激发学生学习钢琴的热情, 让钢琴教学变的有趣起来, 使更多的孩子喜欢钢琴并加入到学琴的队伍中来, 让钢琴成为孩子的好朋友。

摘要：乔姆斯基认为在儿童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种先天“语言习得机制”, 这种机制使一切正常儿童只需接触少量的语言材料, 便可以很快习得母语。这种先天能力说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来之后, 掀起了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热潮。但先天“语言习得机制”是乔姆斯基的假设, 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证明, 并且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机制,后天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宇明著, 儿童语言的发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p39

[2]刘润清编著, 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研与研究出版社, 2009 p106

[3]王远新著,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M].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 2006 p241

机制缺陷 篇10

目前,通常用城镇化率来反映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是指一定区域内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然而,城镇化率在反映一个局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时,却不一定客观。比如,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常住县域内的城镇人口的比例很小,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县域外的城市或小城镇,从城镇化率指标来看,可能比较高,但是,其县域内的城镇化水平却可能很低。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学者们提出了县域城镇化的概念,他们界定 “县域城镇化属于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它是伴随着县域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而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转换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分散的农村向县域内城镇集中的过程”。〔1〕

由于县域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而农村地区的城镇人口主要是指小城镇的镇区人口(县城人口也归属于县城所在地的小城镇镇区人口),所以,可以用建制镇的镇区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即县域城镇化率,来近似地反映县域城镇化的水平。

因为缺乏全国建制镇的最新统计数据,本文只能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对县域城镇化状况进行分析。1从表1可以看出,2011年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2.99%,但是,县域地区城镇化率却只有20.72%,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3.95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9.44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22.27个百分点。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县域城镇化水平差异比较大,内蒙和重庆两个市、区的县域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贵州、西藏和宁夏四省、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其余六个省、区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其中新疆的县域城镇化率最低,仅12.42%,低于西部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仅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单位 : 万人 ; %

数据来源 : 根据 《 中国统计年鉴 ( 2012 )》 和 《 中国建 ( 2012 )》 整理而得 。 其中 , 农村总人口 = 乡 + 建制镇镇区人口 ; 县域城镇化率 = 建制镇镇区人口 / 农村总人口 。

二、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推拉机制模型

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迁移的过程,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或小城镇迁移流动的过程。经典的人口 “推拉理论”认为,引起和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原居地的推力、迁入地的拉力和中间障碍因素。推力是指流出地的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因素,拉力是指流入地的有利于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制度设计、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由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农村人口城镇化 “推拉”机制模型 (图1)。城镇化的机制即为农村的推力、城市和小城镇的拉力、中间障碍因素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很显然,对于大多数农村人口而言,流向县域内的小城镇 (包括县城所在城关镇),相对于流向县域外的小城镇和城市,迁移成本 (包括直接 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等)是最小的,也几乎不存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的障碍,况且,在国家的制度设计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允许农村居民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和定居,近些年很多地方放开了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户籍限制,允许和鼓励农村居民定居。所以,从克服中间障碍因素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口是应该向县域内的小城镇迁移流动的 (也是政府所希望的)。然而,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不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一半,即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流动农村人口流向了县域外的城镇,而不是当地小城镇。

三、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机制缺陷:镇区拉力不足

是什么原因导致 西部地区 大量的农 村人口流向县域 外的城镇,致使县域 城镇化率 较低呢? 笔者认为主要是西 部县域城 镇化存在 机制缺陷, 即构成城镇化机制 的关键因 素———县域内镇 区拉力严重不足。

构成拉力的具体因素很多,〔3〕但是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 “高收入” 和 “外出见世 面 ”。2很显然,“外出见世面”这个拉力因素,对于西部县域内的一般小城镇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可能只有县城所在城关镇会对远离县城的乡村人口形成一定的拉力。那么,县域内的小城镇能否通过 “高收入”来吸拉农村劳动力 (人口)呢?相对于农村,一般来说小城镇镇区的收入水平会更高,但是,前提条件是镇区有一定的非农产业,有足够并且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表2显示,西部建制镇的农村劳动力有6000多万在非农产业从业,但是,镇区的企业从业人员只占非农从业人员的32.62%,其中,镇区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仅占非农从业人员的16.73%,也就是说,西部的小城镇最多只吸纳了1/3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2/3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了县域外的城市或城镇。〔4〕如果与东、中部地区进行比较则会发现,虽然西部地区的建制镇数量多,但平均每个建制镇的企业数量少,工业企业数量更少。不仅如此,企业的规模也较小,每个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明显少于东、中部地区。正是由于西部的小城镇缺乏非农产业基础,很难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岗位,即使小城镇镇区的收入水平较高,但就业概率太低,也难以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形成持久的吸拉力。

单位 : 个 ; 万人 ; 万个

数据来源 : 根据 《 中 建 镇 计 鉴 ( 2012 )》 整 而得 。

西部地区不仅县域内非农产业不够发达,镇区非农从业人员较少,而且公共服务设施也比较差,服务能力较弱。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建制镇每万人拥有的储蓄所、市场、公园、幼儿园、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等公共设施明显少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只有小学、中学和医院的数量比东、中部地区多,但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集中化程度较低造成的,因为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医院病床数都明显少于东、中部地区。

单位 : 个 / 万人

数据来源 : 根据 《 中 建 镇 计 鉴 ( 2012 )》 整 而得 。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非农化变迁过程。由于西部地区县域内的大多数小城镇在镇区不能为当地农村劳动力解决生计问题,再加上公共设施落后,服务能力较差,镇区的人口容量明显少于东、中部地区 (见表4)。镇区人口数量少,非农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又限制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如此恶性循环,导致镇区的拉力严重不足。

单位:万人/镇

数据来源 : 根据 《 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 ( 2012 )》 整理而得 ; 镇区人口容量 = 镇区人口 / 建制镇数量 。

四、修复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机制缺陷的思考

1. 立足自身实际 , 发展县域非农产业

西部大多数小城镇非农产业基础薄弱,但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利资源和旅游资源,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和少数重点城镇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近年各县还普遍建立了工业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具备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基本条件。地方政府应厘清县情、镇情,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实际,突出优势,选准项目,引导县域内非农产业发展,为当地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对稳定和充足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

2.借力域外资源,形成新的增长点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普遍较弱,地方财政能力通常较差,用于发展非农产业和城镇建设的资金短缺,但西部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制定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借力县域外的民间资本,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项目,发展非农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县域 经济实力,增强自我 发展能力。〔5〕

3.走非均衡发展之路,增强重点镇区的聚集功能

总体上讲,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较小,小城镇数量多,镇区人口容量小,要使每一个小城镇都齐头并进、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地方政府可以在科学规划城镇体系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小城镇的数量,提高小城镇的质量,合理定位各类小城镇的功能,走非均衡发展的道路,选择具有非农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少数重点小城镇作为突破口,与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一起,集中财力投入,先期发展,增强其聚集功能,使之成为县域内非农产业聚集中心和人口聚集中心。〔6〕

4.改善镇区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镇区之所以对当地农村人口缺乏拉力,除镇区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不足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镇区的公共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能力较差。镇区作为县域城镇化 “镇民”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地,不仅要让 “镇民”“乐业”,还要使 “镇民”“安居”,如果镇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与乡村没有差别,农村劳动力只会在镇区与乡村之间作“钟摆”式运动,而不可能在镇区定居,有的只能是“半城镇化”现象。只有通过增加投入,改善小城镇镇区的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才可能真正提高西部县域城镇化水平和质量。〔7〕

五、结论

西部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西部地区小城镇镇区缺乏足够的拉力这个机制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镇区缺乏拉力主要是由于小城镇非农产业基础薄弱、非农就业岗位不足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服务能力较差造成的。要修复这个机制缺陷,既要依靠市场机制,更要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地发展非农产业,强化重点城镇产业和人口聚集功能。

摘要：县域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人口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农村人口城镇化“推拉”机制模型,认为小城镇非农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设施较差所导致的镇区拉力不足,是西部县域城镇化的机制缺陷。这个机制缺陷,决定了西部小城镇镇区难以聚集产业和人口。要修复机制缺陷,必须因地制宜地引导重点城镇发展非农产业,提升小城镇公共服务能力。

机制缺陷 篇11

新三板市场是指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转让系统, 是专门面向高成长性的科技型、创新型非上市股份公司进行股权挂牌转让和定向增发的融资交易平台。自从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以来, 我国先后诞生了天津股权交易所、武汉新三板市场、青岛新三板市场等不同区域性市场。新三板市场的建立不仅完善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促进了区域资源的合理流动, 更重要的是为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渠道。但新三板市场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流动性差、交易量低等问题, 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 但制度本身的缺陷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文以青岛新三板市场为例进行调查研究, 并在了解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青岛新三板市场制度的缺陷研究

2010年3月青岛市出台了《关于支持青岛高新区开展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支持高新区开展新三板试点工作, 通知明确了注册地在青岛高新区胶州湾北部主园区、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等“一区五园”的企业都可以进入青岛新三板市场, 但企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 主体资格:存续满两年, 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2) 主营业务突出,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 公司治理结构健全, 运作规范; (4) 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 (5) 取得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格确认函; (6) 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在上述政策的导向下, 2010年6月青岛四维空间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正式启动新三板股改挂牌程序, 2011年5月又有19家企业挂牌新三板市场, 至2012年底青岛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已达到33家, 而且新三板市场的后备企业资源达100多家。

尽管青岛新三板市场在有序运行, 正在成为一批创新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基地, 实现在创新战略中的使命和地位, 但与国内外新三板市场对比, 青岛新三板市场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市场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们采用了半结构型访谈法对挂牌的青岛中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挂牌企业普遍认为尚存在着以下问题。

1. 新三板融资主体范围有限对企业吸引力不足。

在所访谈企业中, 普遍认为新三板市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融资瓶颈问题, 但尚存在着挂牌企业股份流动性依旧不足、交易活性偏低、市场资源的配置能力明显不足等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必须是青岛高新科技园区的企业, 而大量的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新三板来融资, 另外青岛高新区的区域性限制也只能将符合入园资格的本地区企业推荐挂牌, 使大量的青岛周边以及其他外地科技园区的中小型企业无法入园, 限制了优秀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时, 由于流动性不足等原因导致对企业的吸引力不足, 青岛高新区新三板试点的33家企业中的14家挂牌企业成交情况与“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 估值水平也相对较低, 普遍市盈率约为20倍左右, 而“创业板”普遍在70倍以上, 成交量和估值水平的差距, 使得很多民营科技企业降低了对新三板市场的关注。

2. 投资主体比例过低。

目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 很大的原因在于机构投资者数量比例偏低, 根据《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 目前新三板市场确立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在投资者准入方面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 只允许机构投资者和特殊个人作为“合格投资者”参与新三板交易。该规定要求参与挂牌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投资者, 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 可以是下列人员或机构:机构投资者, 主要包括法人、信托、合伙企业等;自然人投资者, 主要包括公司挂牌前的自然人股东、通过定向增资或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或司法裁决等原因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协会认定的其他投资者。目前国内多数新三板市场的融资方式主要采用定向增资的方式, 属于私募股权融资的性质, 无法进行公开招股, 并且根据规定在刊登定向增资公告前就要确定融资价格、融资额和融资对象, 同时, 新三板市场推出后, 规定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 即对参与投资对象的身份及数量上的限制, 也令其流动性大打折扣, 而且, 投资者还存在着不熟悉新三板, 交易机制繁琐, 疑虑市场未来走向等问题, 这也阻碍了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进入, 导致投资者比例很低, 一定程度上致使新三板市场缺乏流动性, 融资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 缺乏完善的转板制度。

访谈的企业明确表示公司挂牌的短期规划是拓宽融资渠道, 长远规划则是建立公司规范的治理结构, 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未来规划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登陆主板、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市场, 然而目前新三板市场缺乏过渡到创业板或主板的直接通道。根据试行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试点办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挂牌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应按照证券法的规定,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从股份转让系统转到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 采用审批制, 视同新股上市, 要走很复杂的程序, 并没有任何优惠条件。换言之, 新三板企业到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并无直接转板的通道, 其IPO程序与一般社会公众公司上市相同, 都要重新申请并走IPO程序。目前的《证券法》规定, 对非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 都被定义为公开发行, 而新三板挂牌企业实际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 在目前的股份转让过程中, 股东人数始终不能突破200人, 所以股东人数问题成为新三板公司直接转入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 使得公司的未来融资战略规划得不到实施。在无法转板制度的制约下, 无疑会影响很多拟挂牌企业的积极性。

三、完善青岛新三板市场制度的对策

1. 打破对融资主体的封闭性。

目前青岛新三板市场挂牌的企业还主要局限在注册在“一区五园”内的企业, 融资主体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实际上, 无论是中关村新三板交易市场还是天交所市场, 其融资主体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中关村新三板交易市场挂牌企业中, 不仅有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北京地区的制造业, 还有华岭股份这样的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制造性企业, 在天交所的挂牌企业中, 覆盖的省份达22个, 所以青岛新三板市场应该放宽其地域性局限, 吸引其他科技园区的优质项目到新三板市场资本运作。基于目前市场定位的局限性, 可以尝试吸引青岛高科技园区周边的企业挂牌, 尤其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划》下, 利用青岛新三板市场, 吸引具有蓝色概念的企业入驻园区, 以青岛为核心, 把整个山东半岛作为蓝色辐射区域, 大量引进青岛区域外的具有蓝色概念的企业到新三板市场融资, 融资主体不仅包括青岛“一区五园”内的企业, 还应该辐射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地区的企业, 使其真正成为扶持科技型和创新型企业创业创新的平台, 奠定我国资本市场金子塔的基础。

2. 加强投资者的引导机制。

新三板市场需要大量投资者, 才能保持交易的活跃度。针对投资主体比例过低的状况, 需要从以下方面对投资者进行引导。第一, 对投资者实行适当性管理, 从目前新三板市场运营的现状来看, 投资者主体是机构投资者, 所以需要建立对私募性股权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有效引导的机制。第二, 加强机构投资者自身的甄别能力, 机构投资者首先甄别核实券商的资质, 除了要核实券商进行融资融券的有关规定的硬性指标外, 还要关注券商是否做到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的有效措施, 账户开立和管理是否规范, 保荐的客户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是否建立了以“了解自己的客户”和“适当性服务”为核心的客户分类管理和服务体系等。其次, 机构投资者关注被投资企业的质量, 全面搜集整理被投资企业的财务资料, 并分析该企业的各方面的财务指标等, 保证投资的合法性。当投资者甄别券商资质和企业优劣的能力有效提高时, 就能保证投资的合规性, 最大化提高收益率, 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回报。第三, 当条件成熟时, 放宽投资者群体。国外的柜台交易市场, 投资主体并没有类似我国新三板市场般严格的界定, 海外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小投资者, 与我国新三板市场相同, 国外的柜台交易也是分散在各个地区的, 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 在其挂牌转让的公司规模也同样比较小。因此, 在这样一个市场中, 很少有机构投资者参与, 更多的是当地百姓, 因为他们对当地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熟悉, 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成本, 中小投资者的积极性更高。结合新三板市场的功能及特征以及海外柜台交易市场的做法, 新三板在适当时候可以适当对中小投资者开放。引进中小投资者, 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新三板”的流动性, 提高其交易活跃度, 投资者的门槛可借鉴创业板、股指期货合格投资者的标准, 如必须“2年股龄, 拥有不少于50万元证券资金”等条件。

3. 建立科学的转板机制。

目前新三板市场企业不存在直接转板的绿色通道, 已有部分新三板挂牌企业转至中小板和创业板, 如转板中小企业板市场的北京久其软件有限公司, 转板创业板的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重新走了IPO之路。所以, 为激发企业在新三板市场挂牌的积极性, 同时增加机构投资者的信心, 应在新三板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之间开设“绿色通道”。对于挂牌公司设定一定的转板条件, 只要达到条件就可以实现转板, 不应再用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来要求挂牌公司, 在坚持审批制的基础上, 适当给予审核优惠, 如降低审核费用、简化审核手续等。建立科学的转板机制, 一方面可以增强市场的流通性, 使挂牌企业能够到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使新三板市场真正成为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孵化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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