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2024-06-12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通用8篇)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篇1

为了进一步强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乌拉圭回合谈判较全面、彻底地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作了改进,最终形成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通过这样一个强化了的机制,世贸组织希望能更迅速、更有效地处理成员之间的贸易纠纷和摩擦、维护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督促各成员更好地履行各项协议的义务及其所作的承诺。因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还不能够说它就是完善而成熟的,还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归纳下来,可以分为两类:《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自身的规则性缺陷以及《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作为国际力量制衡产物的结构性缺陷。

一、规则性缺陷

1.缺乏有关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条款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一些行业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正,同时,又作出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对于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方面,却缺乏相应的条款。因此,对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如果遇到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相关纠纷就会形成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难以对此二者的纠纷进行公正裁决。

2.执行期限过长

虽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对各个环节的时间进行了限制,比较《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期的争端解决程序大大缩短了时间。但是,从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诉讼开始,各个环节消耗的合理时间加总长达27个月。但是,商机往往一闪即逝,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即便最后公正的裁决下来,并且得到了执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尤其是那些对外部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国家和部门而言,影响可能已经是巨大而难以弥补的了。

3.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损失问题

虽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的第22条涉及“补偿”,但是,那是针对在“建议和裁决未在合理期限内执行可获得的临时措施”。在申诉、裁决和等待执行的“合理期限”内所发生的经济损失,没有任何的条款规定进行何种程度的赔偿。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些特殊及差别待遇条款难以有效执行。

虽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提出了8条倾向性规定。但是,如果仔细地看那些条款,就能够看出来很多其实是出于道义性的,流于宣言式的承诺,可操作性并不强。如第21条的第2款规定“对于需进行争端解决的措施,应特别注意影响发展中成员利益的事项。”但是,具体特殊的问题和利益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内容和要素,因此,在实际案例的进行中,很难具体操作。虽然说,要作出具体的规定的确比较困难,但是,由于条款的含糊不清对于实际操作造成的无效率和困难也是有目共睹的。对发展中成员的倾斜性条款多半流于言语上,难以具体操作执行。

二、结构性缺陷

发展中成员难以真正实行交叉报复方式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它以强硬的经济制裁方式对裁决的实行进行监督。具有代表性的是中止减让和交叉报复。如果涉及发达成员对其他发达成员或者发展中成员而言,这样的经济制裁措施是可以真正保证履行,并且带来很大的威慑力的。但是,对于发展中成员对一个发达成员而言,是不是能够真正实施这样的经济报复措施还有待商榷。

一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对发展中成员的经济依赖较小,即便是受到报复,其影响可能也不是很大;同时,发展中成员必须要考虑长久的经济利益,甚至要考虑政治利益。因此,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放弃这样的报复,委曲求全。

而另一个缺陷就是发展中成员的建议难在世贸组织通过。

为了提高世贸组织的运作效率,减少自身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发展中成员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措施和建议。比如:延长发展中成员的合理执行期限,缩短发达成员的合理执行期限;设立监督机构保障条款落实;改进技术援助体制等。但是,由于发达成员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缺乏推进这些改革措施的兴趣,同时由于发展中成员的力量仍然薄弱,这些建议一直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难以通过。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篇2

世界贸易组织 (下文简称WTO) 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世界主要贸易国都是WTO的成员, 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国际贸易额的绝大部分, 而为这样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的安全运作提供可靠保障的是其争端解决机制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下文简称DSM) 。我国已入世, 深入了解DSM这个根本制度的意义自不待言。

二、GATT对争端解决的规定

WTO的DSM是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GATT虽然形成了多边贸易规则, 但由于各成员间贸易发展很不平衡, 贸易政治化倾向严重, 各成员国国内立法与多边贸易规则不一致, 况且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也存在缺陷, 所以争端不断出现。原GATT由于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多边贸易w定, 并没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和系统的争端解决规定, 它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22和23条, 虽然如此, GATT在解决争端方面还是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据GATT专家约翰·H·杰克逊 (John·H·Jackson) 的数据统计, GATT从1948年~1985年处理了250起纠纷。

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经济霸权主义的盛行, GATT在处理争端方面的疲软无力日渐暴露出来, 这主要是GATT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1) 管辖范围仅限于国际货物贸易, 对产生于国际投资, 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争端束手无策。 (2) 程序性规定不合理。一则是没有将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分开, 二则是有些规定难予执行, 如第23条第1款将争端交由“缔约方全体”解决, 缔约方全体每年举行会议仅数天,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 它不可能有时间专门来解决一个复杂的争端。 (3) 对专家组决策报告的表决采用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原则很容易造成因一方的阻挠而拖延了问题的解决, 而且整个解决过程都没有明确时间限制, 这二者都会造成争端久拖不决的局面。 (4) 裁决缺乏执行力。GATT没有规定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当争端败诉方不履行裁决时, 只能通过总干事劝说来督促, 缺乏法律上的执行保障, 而裁决苦得不到最终的执行, 一切都是徒劳。GATT也正因为其裁决执行缺乏强制力, 所以被称为“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针对GATT存在的上述问题, GATT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谈判组”, 把争端解决机制列入谈判的重要议题, 旨在原GATT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并且能规定保障裁决执行的强有力措施。一个组织若没有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 其生命力是很弱的。一个组织如同一个社会, 仅依靠成员的自觉和德性是远远不够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取向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1995年确立以来才六年多, 受理案件已有200来件, 而原GATT存续50年, 解决纠纷也才250件, 可见各成员方对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赖。原GATT多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结果造成弱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很难达到GATT最初设定的使“世界经济贸易平等自由化”的目的。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听取西方学者的建议, 以司法取向取代了GATT的外交取向, 建立了国际司法体制, 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机制的制约力。之所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司法化取向, 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体察的:

1. 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制度

DSM有专门的受案机构——争端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简称DSB) , 设立了专家组程序和上诉复审程序, 提供了自行解决 (磋商) 、第三方协助解决 (斡旋, 调解等) 、提交DSB解决和仲裁等各种解决纠纷的途径, 明确规定任何缔约方非经规定程序不得自行认定其他缔约方违反了有关协定的义务或者自己据有关协定可享受的利益, 同样地, 任何争端方非经DSB接权, 不得采用任何报复措施。

2. 管辖的强制性

只要一成员方因争端未决而选择了投诉, 另一成员方就必须应诉, 且双方都需接受DSM有关机构对最终通过的裁决或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而国际法院也只有在当事国愿意的条件下才有权管辖, 可见, DSM的管辖力比专门的国际司法组织还强。由于WTO是今天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 其成员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家和地区, 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国际贸易额的80%, 其争端解决机构也被誉为“国际经贸法院”。

3. 上诉机构的复审程序的设置

设立了7人执行上诉机构, 为对法律问题有异议的当事方提供了上诉审查的机会, 上诉机构的复审报告一般能被DSB自动采纳, 除非DSB一致不同意, 这是“否定协商一致”表决方式的体现。上诉机构的复审程序类似于我国的二审终审制。

4. 各阶段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案件每个阶段的时间限制确保了争端的迅速解决, 避免出现原GATT机制下“久拖不决”的现象。一个案件从受理到首次裁决的做出, 一般不超过12个月, 如有上诉, 则不超过15个月。对紧急或复杂案子又另外规定了截止日期, 体现了强制与灵活相结合的特点, 适合应付实际中的各种情况。

5. 执行裁决或建议有法律保障

USD规定, 若败诉方在合理期间内不执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和裁决, 有关当事方可请求补偿, 若补偿不成, 可进一步请求授权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USD第22条第三款关于上诉当事方的权利是这样规定的:a.上诉当事方应首先设法中止那些业已由专家小组或受理上诉机构发现了违背, 其他压制或损害情况的相同部分的许可权或其他各项义务;b.若该当事方认为中止相同部分的许可权或其他各款义务并不切实可行或卓有成效, 则它可以设法中止同一协议下其他方面的许可权或其他各项义务;c.若那个当事方认为中止同一协议项下其他方面的许可权或其他各项义务并不切实可行或卓有成效, 且情况十分严重, 则它可以设法中止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许可权或其他各款义务。

b、c两款被称为“交叉报复”行为, 这种交叉报复允许弱国在不同部门甚至不同的协议领域内中止义务, 很有威慑力, 若仅停留在a款, 弱国只能在造成损害的相同部分寻求中止减让, 对大国的实际制裁力很有限。WTO关于“交叉报复”制裁措施的引入使争端解决机制产生实质性的效用, 从而也有效地支撑了WTO其他规章制度的有效运行。

DSM的一整套规定把强制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增强了执法力度, 限制了贸易大国单方报复的范围, 正是因为DSM的强有力的实施使W T O比其他国际组织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WTO的前总干事瑞那托·鲁罗杰曾把DSM称作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具个性化的贡献”。

五、WTO争端解决机制H作流程的框架

磋商、斡旋、调解、调停和仲裁可适用于各个阶段。案件经全部程序到首次裁决做出, 一般不超过一年, 如上诉, 也不超过15个月, 涉及易腐品等紧急情况, 则不应超过3个月。其中, 专家组程序是核心部分。

六、我国的对策

我国已入世, 熟悉WTO庞大体系所涵盖的各种机制, 研究出相应的对策, 对引导我国的国际经贸行动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前面所研究的DSM简单地探索一下我国的对策。

1. 加速贸易政策、国内立法与WTO各项规定的接轨

另外, WTO协定本身是国际公约, 它直接的对象是成员方政府, 而非企业本身。但事实上, 无论何种争端发生, 企业是首要的角色, 企业能及时行使的权利是国内有关救济程序, 寄希望WTO的DSM来直接解决企业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这不符合DSM的运行规则。所以, 如果国内立法完善甘贸易政策国际化, 那么企业就能通过国内有关程序寻求到有效的司法救济, 这样也能促进WTO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经济执法一体化战略的实现。

还有, DSM做出裁决的法律依据是WTO协议及各成员承担的相关义务, 这就要求各成员将国内立法逐步与WTO的规定靠拢, 使本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与WTO规则一致。再者, 我们还应借鉴WTO协定和欧美国家的做法, 完善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有关制度, 建立政府交涉机构, 这样可使我国受其他缔约方行为损害权益的企业或公民直接向我国政府部门申诉。这种及时地直接申诉能使我们早日开始准备有关投诉材料, 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我们的原则是:尽量减少争端的产生, 争取少被告到DSB接受审查;一旦投诉或应诉不可避免, 就要及早收集有关材料, 占据有利位置, 不打天准备之战。

2. 改变惯用的行政手段, 加强司法力度。

3. 充分利用DSM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4. 加强“南南合作”。

5. 加强对典型个案的研究。

6. 培养本国的专业法律人才, 让律师介入争端诉讼。

7. 建立有效的国内组织机构, 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系。

8. 充分利用DSM的保障性, 同时接受WTO的各项制约。

9. 争取不伤和气, 以协商解决为主。

DSM提供了很多种解决争端的途径, 我国成为当事方时要尽量磋商, 积极接受总干事的斡旋或调解, 谨慎使用报复, 力争使双方满意, 不使事态太僵持, 因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随时有可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与其他同家和地区发生联系, 若是动辄使用报复, 伤了和气, 以后很可能会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充分发挥磋商、调解等方式的作用, 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使当事人解决问题的成本降低。投诉、报复等措施作为最后的救济方法, 对督促纠纷的和平解决是很有效的。

参考文献

[1]李圣敬: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反不公平贸易法律实物.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2]罗国强编著:《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浅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篇3

摘 要: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是WTO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多边贸易机制的支柱,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颇具特色。 WTO成立至今,其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对其成功运作无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自身也有着一些缺陷,本文着重介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问题并为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问题;建议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1.规则性缺陷

(1)缺乏有关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条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一些行业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正,同时,又做出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对于竞争政策和劳工标准的方面,却缺乏相应的条款。因此,对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如果遇到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相关纠纷就会形成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难以对此二者的纠纷进行公正裁决。

(2)执行期限过长。按正常程序,WTO争端解决机制启动到结束可能需要近30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限制还有赖于各成员、专家小组等的诚意遵守,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特别是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拖延执法的约束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启动也通常是在受影响国家第一次通知可能的争端当事方的几个月之后。当最终的救济手段得以落实时,往往这一延误已使有关国家的出口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3)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损失。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损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补偿。即使争端能得到解决,通常的方式是在专家小组的报告通过后,仅由犯错的一方纠正错误行为或授权报复。即使违法国迅速撤销了被投诉的违法措施,受影响的一方也只能从有关措施被撤销后取得救济。

(4)上诉机构权威性不足。在上诉方面,上诉机构具有浓厚的司法色彩,但它并没有被赋予上诉请求合理性的权利,即:没有驳回上诉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机制的权威性。

2.结构性缺陷

(1)發展中国家难以真正实行交叉报复方式。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它以强硬的经济制裁方式对裁决的实行进行监督。具有代表性的是中止减让和交叉报复。发达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较小,即便是受到报复,影响可能也不是很大。争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对败诉方实行报复性制裁。很显然,这种方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时是不实际的。

(2)发展中国家的建议难在WTO通过。为了提高WTO的运作效率,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措施和建议。比如:延长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执行期限;改进技术援助体制等。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缺乏推进这些改革措施的兴趣,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然薄弱,这些建议一直都难以通过。

二、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议

1.关于竞争和劳工条款缺失问题

在新一轮回合谈判中,商议有关竞争和劳工标准方面的条款,使得在以后的贸易中如果出现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能够有相关条款予以评判。

2.关于执行期限过长的问题

对合理期限的使用要有所限制,如果发现恶意利用该期限实际逃避履行义务则给予惩罚。对此,就必须要建立起定期审查机制。对于任何试图逃避经过DSB批准的制裁措施都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增加一项,规定即使是在合理期限内,义务履行一方也应该定期向DSB报告为履行裁定所做的准备工作,权利方也可要求其向DSB报告或自行反映。这样,当上诉方发现被诉一方有明显的不可能执行裁定的迹象时可以提请DSB提前终止合理期间的持续,而改用别的措施而最后得不到补偿或者履行,也可以减少因为等待合理期间的完毕而遭受的期间损失。

3.关于损失的赔偿问题

应建立制裁措施,增加损害赔偿责任。鉴于目前裁决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证胜诉方损失得到赔偿,建议设立一种类似特别提款权的基金,将交纳该基金作为加入WTO的义务之一,金额随国家经济实力而异。这笔基金相当于是国内的保证金制度,当评判完成时,可将败诉方已经交纳的基金中的一部分拿出赔偿给胜诉方,以补偿其损失。

4.关于权威性问题

应增加DSU的司法化性质,以赋予专家组以更多的司法性质的权力。目前,无论是从DSU的条文用语还是专家组职能来看,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使DSB具有司法性质,但要解决DSB的执行难问题就必须增加DSU的司法性质,要在保留原有机制中的磋商、斡旋、调解等灵活的程序的基础上,赋予专家组更多的权力,增强DSB的司法性以保证执行以及驳回上诉的权利。

5.关于发展中国家交叉报复效力不足问题

应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授权对发达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的情况下,应有所有成员联合报复的机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的对败诉方(发达国家)产生有效威胁,迫使其改正,从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6.关于发展中国家政策建议难通过的问题

应积极改变WTO被少数发达国家操控的现状,采取一定措施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如在投票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等,通过这些措施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得以顺利实施,从而更好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结语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日益茁壮成长,赢得大多缔约方的信任。我国加入了WTO,愈来愈多的贸易争端会用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提出应对之举,也就成为了迫切之举。

参考文献:

[1]朱榄叶,贺小勇著.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曹建明,贺小勇著.世界贸易组织(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4.

[3]贺小勇著.WTO法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贺小勇著.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与中国对策研究:以WTO为视角[M].法律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篇4

经过近一年来累计千余小时的潜心研习及反复修改,作者于近日终于完成了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DSU in Positivism一书的初稿创作。

本书对截止五月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心编选,并根据下列主题进行了分类分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Art.XXIII:1,GATT;Art.3.8, 26,DSU);专家组程序的启动(Art.6, 7, 10, 21.5, DSU);专家组的职责(Art.3.2, 11, DSU; Art.31, 32, Vienna Convention);反倾销争端的特殊规则(Art.17.4-17.6, AD)等。书中主要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preliminary issues)或“程序性异议”(procedural objections)进行了阐述,并且对DSU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却至关重要并且在WTO具体案例中被频繁涉及的证据规则,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试图穷尽一切,而只涉及那些产生于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作者认为得更值得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且,本书主要着眼于实证分析而非理论阐释。因而,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精炼而逻辑缜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构成有拘束力的所谓先例判决,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并不受先前报告的法律拘束。但是,DSB的实践证明,某一特定案件中的相关裁决频繁地被后来的专家组或被上诉机构在后来的案件中所引用或采纳。正如上诉机构在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DS44)〖1〗一案中所指出的,“已经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 规则(acquis)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WTO成员间创设了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因此应该在其与某一争端相关时被考虑”。此外,即使是没有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后来的专家组也可以从中寻求有用的指引,只要其认为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2月向DSB通报其上诉审工作程序的信中所述,“在我们作出裁决时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重要的,这有利于WTO的每个成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多边贸易体制整体”。类似于GATT的实际演变过程,DSU中所没能明确规范的大量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发展,也只有通过在具体的争端解决案例中进行测试并不断澄清和完善,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尤其是注意到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的相关立场,对于WTO成员是具有非常重大之实际价值的,作者对WTO争端解决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作为新成员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微薄之力。

中国边界争端历史、现状及解决 篇5

领土:领陆、领海、领空、底土。

中国国土面积:共约12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洋国土面积除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内水和领海外,还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我国疆域辽阔陆地上与相邻有15个: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坦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缅甸、越南、老挝。(注:我国陆上邻国少了一个——锡金,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以下未实际管辖的地区宣称拥有主权: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实际由中华民国政府管辖)钓鱼台列岛(实际由日本的冲绳县管辖)

藏南(即中国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政府从未认可的麦克马洪线的以南部分;实际由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管辖,该邦中国不予承认)

南沙群岛(实际由多个政府分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中一部分岛屿进行管辖)黄岩岛(实际由菲律宾管辖)

同时,其它政府对于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管辖的地区宣称拥有主权: 阿克塞钦(印度宣称)

西沙群岛(越南、中华民国政府宣称)间岛(韩国宣称)

此外,亦有部分民间人士认为中国对外蒙古、琉球群岛以及19世纪中叶时清朝据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予俄国的土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也应拥有主权。这个地区主要定居点有:庙街、海参崴、伯力、双城子、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

国的陆上疆界绵延22,000多公里,与15个国家为邻。东面是朝鲜,东北面和西北面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北面是蒙古,西面和西南面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南面是缅甸、老挝、越南。漫长的海岸线北起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南至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逶迤18,000多公里。东与韩国和一衣带水的日本,东南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

具体细节:

领陆争端:目前中国还未与不丹、印度划定边界线。

【注】:认定边界纠纷争端,此处以下文为标准:“对于未定界地区的划分,一般是看历史上,(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否则一直翻历史老账,多数地区就会出现一大堆主人),谁对要求的地区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实际管制,而且在管制期间,有没有对此地区的官方争议(注意,有没有争议,而且是官方争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进行了管制而又没有争议,按照尊重历史现实的通行原则,即使没有正式定界,该地区一般也被承认为该国(实际管制国)的合法领土。”

已定国界:

中俄: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归俄】、满洲里边界问题(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问题【中俄大约各分一半】、珍宝岛【1969年中苏珍宝岛交恶时为中国占领】等。【2005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越:法卡山、者阴山、老山等地区。在人类进入千禧年的倒数第二天,中越双方完成了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227平方公里土地中,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划归中国。2006年,法卡山主峰3号高地上重新树立起新勘定的1156号界碑。南方4号,5号高地也正式归还越南;老山以主峰4号高地为界,中国退回4号高地以北,据有1,2,3号高地。对于靠近老山的者阴山,则是以主峰为界一分为二。【1999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蒙: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1962年已解决争端】

中巴:坎巨提地区。(无法查明归属,Google地图、外交部网站均未查到,只见到有一论坛里讲1956年周恩来访巴时主动将其划归巴基斯坦,不能查实真伪)【1963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缅:江心坡问题,南坎问题。南段(尖高山以南):中国放弃了对南坎名义上的主权(永租),但对于1941年线阿佤地区边界线作相应修改,原被划给了缅甸的班老、班洪地区重新归属中国。北段,中国承认缅甸对江心坡的主权,双方基本以高黎贡山脉分水岭为界,但片马地区归还中国。片古岗地区(片马、古浪、岗房,今属怒江州)划界时已明确为缅甸领土,由于中国承认了缅甸对勐卯三角地的实际统治并将其划给缅甸,作为交换,缅甸亦把原属中国的片古岗地区交还中国。【1960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阿:无争议。【1963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吉:有约110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三七开,中国得三成。【2002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塔:有约40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乌赤别里山口和喀喇杂克山口地区。2002年5月塔总统访问中国,同意把靠近帕米尔地区存在争议的28,000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5%共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交给中国,从而结束了边界争议。【2002年已解决边界争端】

中哈:两段共长达12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1998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老:中老两国边界线,从中老边界东端点十层大山(柯拉山)到西端点澜沧江/湄公河主航道中心线中老缅三国交界点,长度为505.04公里。【1991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尼:无争议。【1961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未定国界:

中不:有约600公里争议边界线。由于不丹内政和外交要接受印度的指导,所以此问题较难解决。

中印:双方争议地区有8块,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山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中段波林三多等2千平方公里均为印度控制,西段阿克赛钦等地区3.35万平方公里除巴里加斯的450平方公里外均为中国控制。

中朝:中朝边界因辽宁段有10个未决岛屿而被搁置起来。

海洋权益争端: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未划定专属经济区分界线。岛屿(岛礁)之争:

中韩:苏岩礁(韩已在其上非法设立了航海浮标)、日向礁(韩已在其上建立人工基地)

中日:钓鱼岛列岛(日有效控制)南海岛礁:

南沙:大陆进驻了7个岛礁,台湾则控制着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

中国大陆:8个。永暑礁、赤瓜礁、渚碧礁、南薰礁、东门礁、恳南礁、华阳礁 中国台湾:2个。太平岛、中洲岛

越南:29个。鸿庥岛、南威岛、景宏岛、南子岛、敦谦沙洲、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沙洲)、毕生礁(沙洲)、柏礁、西礁(沙洲)、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六门礁、东礁、南华礁、舶兰礁、奈罗礁、鬼喊礁、琼礁、广雅滩、蓬勃堡、万安滩、西卫滩、人骏滩、奥南暗沙、金盾暗沙。

马来西亚:7个。弹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沙洲)、榆亚暗沙、簸箕礁、光星礁、南通礁

文莱:1个。南通礁

菲律宾:8个。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双黄沙洲、司令礁(沙洲)

印度尼西亚:2个。南海礁、弹叉礁

【注】不同资料有不同说法。此处以占领岛礁最多计。

附:解放后我国6次对外战争一览1、2、3、4、5、6、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1953年7月)抗美援越战争(1959年~1975年)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2年6月至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

中苏珍宝岛之战(1969年3月~1969年11月)中越西沙海战(1974年1月19日~1974年1月20日)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篇6

2001年11月10日, 多哈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 中国正式成为第143个成员国, 成为我国在国际经贸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入世的前五年, 我国主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方参与”的途径, 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得2006年过渡期结束后, 我国已慢慢由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 越来越多的以原、被告的身份参与其中, 各项工作日益完善。特别是2007年的“铜纸板案件”, 开启了中国主动将中美贸易纠纷提交世贸组织的先河。针对美国对中国禽肉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 我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后, 美国最终修改了国内相关法。与此同时, 根据统计数据, 中国也一直都是世贸组织中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由于认识上的不足而导致了“中美音像制品争端案”和“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的败诉。正如孔庆江教授所言, 中国要以平和的心态客观看待在WTO的胜诉与败诉, 在挑战中不断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1、使涉及我国的贸易争端的解决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如今的中国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提请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参与调控, 降低双边磋商带来的政治偏见和利益冲突。2、利用形成良性竞争的贸易分为, 有效阻碍其他成员对我国的非善意应对措施和贸易报复。自从1979年我国向欧共体出口糖精钠遭到首起反倾销调查起, 我国己经被一些国家单方面的制裁报复困扰很久。案件解决方式主要是我国出口公司提价以减少出口量或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然而加入WTO后一旦我国认为其措施不符合反倾销WTO协议的规定, 我国当然也可以利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合理规避。

(二) 不利因素

1、无法完全摆脱外国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虽然WTO成员适用的争端解决规则是统一的, 但各个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力不同, 也并非都属于合理利用。再者, WTO的核心文件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共同规则, 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很难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

2、我国对外贸易法律面临新的挑战难题。我国需要修改和完善大量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差异的法律, 忠实地履行入世承诺。

3、一旦未达成共识的争议问题发生, 不仅难以作出有效决策, 且延误时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执行时限过于漫长, 时间上的滞后性常导致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 特别是遇到繁琐的谈判程序和对争议问题互不妥协的状况。撤销和修改与协议不相符的措施是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 但是从申诉方投诉到撤销有关措施, 再到这一举措真正产生效力一般需要3年时间。

三、我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策略

(一) 增强掌握和驾驭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力

1、以WTO为基准, 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加速国内立法与WTO各项规则的接轨, 保证本国立法与国际相关法律产生动态一致性。要通过政府的公正公开的执法过程, 建立高透明度的行业组织规则, 协调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避免交叉重复。对侵害我国权益的所在国和所在地区的不公平法律程序和措施要勇于提出挑战。例如, 在诉美国禽肉限制措施案中, 专家组全面支持中方主张, 裁决美国限制中国禽肉进口的立法违反了世贸规则, 使美国被迫废止相关的立法;在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中, 上诉机构裁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有关单独税率的规定违反WTO反倾销协定, 欧盟同样被迫修改其反倾销条例, 降低对我国紧固件产品的反倾税率, 并表示将复审其他52项涉华的反倾销措施。

2、积极参与有关谈判, 特别是巧妙作为第三方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成员解决纠纷的经验教训, 加强对WTO已有争端案件特别是一些重点判例的深入研究;而且可以在无需承担败诉风险的情况下, 了解和熟悉争端解决机制实际运作的全过程, 监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我们不应当过分追求避免诉讼, 也不应当过分追求诉讼必胜, 要注重在诉讼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 提高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和水平。还要明确的是, 在有些贸易纠纷中, 争端裁决的胜负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并不完全重叠, 有时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单纯追求争端裁决的表面胜负, 而更应注重追求实际利益的获取, 如争取出口市场份额、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为国内相关法规或产业调整赢得时间等。另外, 要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规则修改的谈判, 推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

(二) 构建外交友好氛围,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近些年, 发展中国家希望缓解与较发达国家潜在的力量弱势, 于是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许多建议, 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执行时限进行合理调整;建立专门的独立的机构保障世贸条款的落实到位;完善现有的技术援助机制等等。发达国家考察到自身的利益, 缺乏推进这些改革措施的热情。而占WTO成员75%的发展中国家则人微言轻。因此我国要积极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友好合作, 实现潜在的联盟与互助, 减少贸易摩擦, 实现双赢。WTO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部长会议, 总理事会、秘书处、专家组是WTO在不同时期行使部长会议职能的下属机构, 对争端解决起重大影响, 我们也应与他们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三) 慎用贸易报复, 避免被报复

报复与交叉报复制度本身存在着潜在的不公平性。在争端解决过程中, 会依据规则呈递仲裁决议。败诉方按照决议内容进行贸易补偿或者调整其相关措施。如果败诉方拒绝履行, 胜诉方便可以采取贸易报复或者交叉报复。贸易报复成为胜诉方的一种自我救助, 实力强的国家必然自救的能力强。这就造成了, 很多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发达国家, 利用其经济上某些领域的垄断地位, 利用一些国家对其的贸易依赖, 报复的手段和效果都要较发展中国家优越, 即使不履行仲裁协议, 收到的贸易报复的力度也不会太大。这样, 一些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争端方, 进行的报复很难达到满意的状态, 造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效果的畸形, 与初衷背道而驰。反过来还极有可能给其本身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例如报复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 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要谨慎使用报复, 同时尽量避免被报复。

(四) 建立完善的行业组织和快速反应机制

1、加快培养专门人才, 建立专门的研究和咨询机构。WTO争端解决涉及大量法律和财务资源和超高的诉讼技巧, 专业性强且与各国非关税壁垒政策相关。财政上的差距、人力资源的不足、公共机构的欠完善是发展中国际的软肋, 处理争端时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发达国家的律师和专家, 并承担高额费用 (通常为每小时250-1000美元) 。发展中国家巴西能够游刃有余的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很大原因在于人才的培养。我国必须借鉴其可取之处, 积极储备优秀的贸易争端研究人才和法律顾问, 并把他们推荐到国际组织中历练, 设立专项机构, 使得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实现有效的循环流动。GATT/WTO研究专家约翰.杰克逊曾分析说, 在新的贸易体制下, 有时候, 国家利益不再是通过政治家或外交家, 而是通过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来实现的。

2、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在国际贸易中, 企业对外展现的不再是仅仅是其个体, 其展现的也是其归属国的综合实力。因此, 政府有义务对企业进行培训 (重点是对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方面) , 帮助企业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国际贸易规则。政府在企业发生贸易争端后, 要敢于为企业出头, 善于为企业出头。同时, 企业也要主动与政策导向靠拢, 及时向政府部门求助, 互相信任, 实现共赢。在我看来, 互动这一措施并不是说, 要将政府与企业的工作混合在一起。而恰恰在于, 政企必须分开。这样才能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各自运行的轨道上各负其责, 而不是鱼龙混杂, 甚至形成利益勾结。只有政企明确分工, 才能保证争端来临时的应对效率。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再加强合作和沟通, 这样才能通过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友好关系, 使得宏观调控在市场导向的作用下更加有力。

四、总结

毋庸置疑, 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其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宗旨给予了各成员更好的制度保障。但从自身出发, 如何行之有效的加以利用, 扬长避短, 是我国面临的新的挑战。通过法律与制度方面的研究与完善, 在争端解决中有据有理;通过培训培养国际贸易争端尖端人才, 实现人才强国;通过积极投身参与磋商与谈判, 在过程中积蓄力量;通过外交睦邻友好, 争取更多贸易伙伴和坚强后盾;通过提高国际贸易的广泛性和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 分担贸易风险拓展贸易广度;通过政企合作, 沟通中协同发展。使中国能在从容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大背景中, 实现国际贸易平稳快速发展。

摘要: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 给中国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不断融入世界贸易竞争的过程中, 中国应在调整法律以实现法律维权、和平外交以拓展贸易合作伙伴、积极培养和输送人才、完善行业管理和快速反应机制等方面努力, 摸索出合理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报复,第三方参与

参考文献

[1]都亳.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与战略性对策[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1 (03) .

[2]张乃根.论中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策[J].政治与法律.2003 (01)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玄机 篇7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WTO的上诉机构。它在争端裁定中扮演着仲裁角色,对争端解决过程中所有程序性问题具有决定权。如果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WTO上诉机构运行中几项最主要的措施(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引入“法庭之友”机制)暗藏的玄机进行解剖分析,从中寻找我们的策略。

“上诉机构”也有自身利益

与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专家组程序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创新即是“上诉机构”的设立。上诉机构扮演着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性”的权威机构。

WTO的上诉机构主要行使两方面的权力。首先,上诉机构被授权可以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则。其次,当处于争端中的一国政府对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提出质疑并上诉时,上诉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并且这一解释会马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况下,上诉机构的这一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按照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公正的国际组织是限制与平衡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即便是实力最雄厚的大国也不敢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而公然对抗WTO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也确实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国外学者运用统计学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统计的结果是:1994年前的争端案件总共278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为28起,占10%;而1995~2007年间,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争端306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为120起,占39.2%。

问题是,WTO的上诉机构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即需要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在它作裁决时,其自身的利益不会不作考量。事实上,WTO上诉机构本身的合法性时刻面临着种种挑战。每个成员国的行为都必然要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偏好,对于上诉机构制定的某些规则,它们就有可能“试图不服从”。为此,WTO上诉机构尽力收集相关的信息,比如争端参与国的偏好、国内利益相关者,甚至其他相关WTO成员的信息,等等;具体包括来自环境、劳工、消费者组织的抗议,特定国家集团的激进行为等方面的信息。

由此推断,针对某一具体贸易争端,如果中国亿万民众有不满的情绪,也可能是WTO上诉机构关心的一个因素。那么,亿万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可能是对WTO上诉机构施加压力的一张牌。因此,有时候我们不妨有针对性地主动提供相关方面的信息。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上诉机构的决策实行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裁决结果才不予通过。这就意味着上诉机构的裁决实际上是自动通过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 WTO上诉机构在对实体条款问题进行裁决时,信任偏好和感情因素难免掺杂进去,如果在信息采用上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有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另一方的国家利益诉求就很难实现。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对外贸易纠纷时,使用必要的外交手段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不少人记住了GATT/WTO研究专家约翰.杰克逊说的那句名言:在新的贸易体制下,国家利益不再是通过政治家或外交家,而是通过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来实现的。别忘了,这是一种绝对化说法。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外交斡旋和游说还是很有用的。其次,还应该通过“法庭之友”发挥作用。

“第三方参与”制度:

参与就意味着受益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WTO成员国享有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双边争端解决过程的权利,这被称为“第三方参与”制度。它只需要该成员国提交一份“实质贸易利益”报告即可,可以说门槛很低。

按照上诉机构的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初级阶段,即初步磋商阶段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当整个程序进入到受理阶段后,第三方的权利全面等同于争端双方。这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可以出席任何听证会,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的一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接收一切相关的会议文件并进行补充与驳斥。

在受理阶段,最为重要的磋商机制是听证会。由于在听证会上争端各方进行正面交锋,上诉机构欢迎第三方国家在听证会中积极参与辩论,主要是因为一旦议题涉及WTO规则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难以解释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方针对该问题的意见就会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毫无疑问,由于很多小国、弱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第三方参与权限的扩大,实际上使具有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更多话语权。由于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距,在作为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必然很大。

对于能够真正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家,不仅可以就具体的贸易利益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更能够对WTO的结构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可能达成在多边磋商中难以达成的政策性目标。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能够在利益相关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会失去追求本国利益的宝贵机会。

加入WTO以来,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了60多起案件的处理。这表明,我们作为第三方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是比较高的。以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本较低,同时可以学习并积累诉讼经验,还可享受起诉方胜诉后带来的利益。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提高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主动性。

“法庭之友”:引入的是发达国家的国内利益伙伴

随着WTO的贸易规则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试图通过游说WTO成员国政府的方式,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这种诉求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劳工、消费者、安全、环境的利益团体,也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和公司。WTO上诉机构把这些团体被统称为“法庭之友”,确定它们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作为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东西,始作俑者是美国,极力促使成为一种机制的也是美国。最初,在美国进口虾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单方面向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发送了一份相关问题的法律声明,因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驻WTO代表妥协了。随后,美国驻WTO代表又接收了两个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递送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并作为自己提案的附录提交给了专家小组。在随后的上诉受理阶段,上诉机构力排众议,授权由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来自私人团体的相关意见。

上诉机构的这一决定,受到很多成员国代表的指责,甚至有个别国家因此质疑上诉机构的权威。但是上诉机构强调这是其“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程序性规则”的权力,而且在之后的欧盟—美国钢铁进口案中,继续允许美国国内的行业组织向美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书,并接受了该组织随后直接提交的意见书。

对于上诉机构的这一项新举措,很多成员国都表示反对。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四国曾在WTO总理事会上要求撤销“法庭之友”机制。WTO总干事也致函上诉机构,希望今后在类似问题上要“极为谨慎”。

由于参与进来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发达国家,实际上“法庭之友”机制引入的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利益伙伴。发展中国家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主要是担忧参与进来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是发达国家对它们进行政治渗透的一种工具。既然WTO上诉机构执意推进这项改革,那么,我们就应该顺势而为。

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法庭之友”的做法,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与机会。因为“法庭之友”主要来源是行业协会等有关社会团体,而中国的行业协会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很多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它们实际上属于靠政府养活或享受政府补贴的非政府组织。按理说,充当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庭之友”,围绕行业涉诉案件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应该是它们分内的职责。充当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庭之友”,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工会等有关社会团体应该有所作为,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确实是它们争取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平台。WTO争端解决机制及其主要措施,存在着一些顾此失彼的难题。它的有些难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

律师代诉制度:

受益的小国可能要付出代价

WTO实际上就是一个规则体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系统和规则体系。即便是发达国家,在涉及争端解决的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律师来进行书面材料的准备以及对WTO规则的解读。

私人律师代诉的情况最初出现于欧盟香蕉进口一案中。该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国家圣卢西亚在听证会中指派了两名私人律师进行代诉,它援引了WTO规则中没有规定一国必须指派其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事实,向上诉机构提出诉讼申请批准这一代诉机制。

圣卢西亚的行为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上诉机构在权衡考虑后依然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一个新的程序性规则。主要依据在于:一是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一国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构成。二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也依赖私人法律顾问的咨询业务,将其作为一种“延伸的协助”。三是上诉机构认为推行私人代诉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争端解决机制中来。

推行私人法律顾问代诉制度,对于缺乏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有利的。在WTO上诉机构批准这一制度后,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表示有兴趣帮助涉及贸易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此外,9个发达国家(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加拿大)决定共同出资在日内瓦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国集团并没有在这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由私人律师代理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权利容易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律师代诉制度的利弊,确实值得考量。凭借它们麾下的律师,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提供“延伸的协助”发展到了可以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层次。显然,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中央政府在国际层面的权威性势必构成一定的威胁。尤其是国内政治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样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为被动的局面。

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目前缺乏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法律人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作为一个贸易争端频发的贸易大国,当务之急是加大培养的力度。

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诉

加入WTO以来,中国涉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纠纷案件共计13件,其中,中国投诉了5起,被诉8起。近两年诉诸WTO的案件在增多。对此,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

首先,对于涉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增多现象,我们应该用WTO的视野进行考察和分析。

我国涉诉的数量远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同期,巴西涉诉案件共计36件,其中巴西起诉22起,被起诉14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涉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纠纷案件比我国多,尤其主动起诉的案件数量多,说明人家积极利用了WTO争端解决机制。

按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杨艳红的统计,中国申诉量与100亿出口量之比(即申诉密度)为0.02,而且,中国申诉密度与应诉密度之比仅为0.19,这两个比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利用最多的12个国家中都是最低的。

用WTO的视野进行考察和分析,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涉诉WTO的案件不仅不算多,而且我们还应该尽快增强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动性,尽快提高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我们应该用好经济大国的优势,更加积极主动地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谈判筹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大小。由于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诸如撤销经济援助、单边取消贸易优惠政策等手段威胁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些小国家来说,不能不考虑提起诉讼的机会成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们拥有一定的筹码,包括美国、欧盟国家在内,也不是可以无所顾及。对于目前美国发动的“轮胎特保”案,如果美国作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处理,我国就可以考虑采取报复性行动,比如可以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起诉和应诉。

由于WTO对于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多数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拥有越大的市场准入价值的国家拥有越高的承受能力。以厄瓜多尔在和欧盟的香蕉案为例,虽然厄瓜多尔获得授权对欧盟实施2.016亿美元的报复措施,但它放弃了,厄瓜多尔的困境就在于此。

中国市场是一个具有很高吸引力的的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今天,尤其如此。对于目前美国发动的“轮胎特保”案,如果美国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处理,我国就应当果断将“轮胎特保”案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论文 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纠纷;传统争端解决机制;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一、电子商务纠纷概述

(一)电子商务纠纷的概念

电子商务纠纷是当事人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通过网络进行在线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民事纠纷的总称。一般情况下,电子商务交易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个人消费者和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是基于网络交易的特殊性而产生,包含了电子银行、网络交易中心、第三方物流等服务性主体。在民商事电子商务纠纷的法律关系中,纠纷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各方都享有法律权利,承担相对应的法律义务。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主要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虽然交易的形式因为网络技术的加入而发生变化,但电子商务交易的主体内容,交易法律关系和纠纷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只是网络的发展使得交易形式和交易关系更为复杂,从而产生新的交易纠纷类型。

(二)电子商务纠纷的特征

1.纠纷主体地域普遍的跨区域、跨国界性

电子商务可谓是现代商务的高速公路,集金融管理和商贸信息于现代信息技术中。缩小了生产、销售、消费间的距离,突破了受限于时空、地理的限制,“24小时营业无休假”、“海外购”、“闪购全球”、“天猫超市”等电商业务如今已风靡全球。消费者只要连接网络,便可跨越地区和国门获得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购物者活跃在网络平台,随之也带来了大量的跨区域、跨国界的纠纷。

2.纠纷发生过程的虚拟性

电子商务发展依赖于互联网技术,这就决定了电子商务交易的过程是在数字化,

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只需通过网络便可完成合同的谈判,合同的签订,合同的履行。与传统面对面的纸质化的商务交易模式相比,电子化成为电子商务颠覆传统商务模式的标志。但数字化的交易也带来了取证工作难、纠纷主体的真实身份确认困难、电子商务纠纷的合约内容约定不明确、证据凭证普遍缺失;证据效力有待相关法律进一步解释等问题。

3.纠纷标的额普遍较小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网民中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工薪阶层的白领群体占比较高,近年学生消费群体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消费者对于网购贵重商品的谨慎态度,以及经济能力的理性思考,使得大多数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都普遍较小。

二、传统诉讼争端解决机制应对电子商务纠纷的不足

(一)诉讼主体难以确定

互联网技术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消费者或经营者在网络空间交易中,无需进行实名身份认证便可通过网络来实现交易,因此,许多电子商务纠纷的当事人实际上并不认识对方,而对于商家的主体资格、营业场所、运作模式、赔付能力等都并不了解。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线下的纠纷主体也具备了隐蔽性,在诚信体系不健全的网络市场中,跨地域、跨境的电子商务纠纷使得诉讼主体难以确定,纠纷主体想要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无从谈起。

(二)管辖权确定的挑战

管辖权的确定关系到法院权属的分配和纠纷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我国传统民事诉讼管辖采用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相结合的原则,但由于属地原则在确定物理连接点上具有确定和唯一的优势,因而在确定管辖权上成为法院应用最多和最主要的依据。但电子商务是依托虚拟网络发展的,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无国界、虚拟性使得电子商务纠纷已不具备了传统的地域要素。在网络交易中交易双方的真实身份很多时候都难以确定,跨境的网络交易,使得被告有可能是法院所在地的公民,也可能是法院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而网络合同和网络侵权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经互联网技术转化,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易界定的模式,而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

(三)诉讼成本和专业技术障碍

传统诉讼程序是严密并且繁琐的过程,诉讼维权需要纠纷当事人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电子商务的跨地域性使得纠纷当事人不再局限于一国,一系列的举证、送达、出庭应诉等诉讼程序无疑已让许多纠纷当事人望而却步,更别说跨国出庭应诉。此外,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交易主体的地域问题,如果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当事人需要前往管辖法院地参加诉讼,期间所耗费的金钱成本要比以往更高。但电子商务纠纷越趋小额化,使得维权成本和需要维护的权利出现了不对等的经济矛盾,加之“诉讼爆炸”的时代要应对大量的小额电子商务纠纷,会使得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大大降低,反过来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由于纠纷源于网络技术平台,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审判人员必须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做出准确地判决。

三、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应对民商事电子商务纠纷的可行性

(一)符合国家司法改革的需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实现及时、有效立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使命。当下,网络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电子商务的竞争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如何应对电子商务纠纷,创建与时俱进的司法体制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推进司法的网络化顺应电子商务竞争时代的发展,也符合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實质。

(二)具备相应的技术支持

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实质上就是法院依托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远程司法审判的制度。所以,网络技术的成熟程度决定了法院能否实现在线解决纠纷。我国法院工作的信息化最初受制于国内有限的科技开发,但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研究水平已能满足我国法院办案的信息化要求。另外,国外数字法庭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经验。数字法庭并非还只是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三代数字法庭的技术设计,加之我国宽带技术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能够实现我国的法院在线解决纠纷的信息化发展。

(三)顺应立法、司法实践发展方向

虽然国内关于法院在线审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近几年为完善信息化时代的立法需求所出台的法规政策明确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性。依据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明确了为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法院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开展司法救济工作。我国200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6条第2款明确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可以通过提交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这条规定实质上是证人远程作证的法律规定。而在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也规定了证人因“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情形,肯定了证人远程作证的法律效力。

四、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和完善

目前,我国已出现了网上起诉、网上立案、视频作证、电子证据合法化等诉讼活动形式。我国东部、中部省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已经完成了自身局域网的建设。而像上海、浙江、江西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已完成了法院广域网的建设,法院系统内部可以实现数据查阅,通过内部专线进行通话交流,网络视频对接。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并不完善,但是,随着国家对于司法审判改革的重视以及投入,人们对于虚拟的法院审判逐渐接纳,实践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在实践运作中仍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完善。

(一)构建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自愿选择原则

在民事法律规则中,当事人有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对于在线审判方式因其审判方式的特殊性,人们对其公正性和安全性要求更高,加上我国目前的研究技术尚不成熟,所以更应遵循自愿选择这一规则。因此,当事人在了解法院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则、特点、优势、运作后,根据自身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通过法院在线审判解决纠纷。

2.庭审严肃性原则

法庭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开展于虚拟的网络平台,传统庭审现场的严肃性,因为一屏之隔而受到破坏。虽然现在已建立的远程审判,当事人必须到远程审理点进行,有法庭工作人员参与,依然能保证庭审过程中的严肃性问题。但应对电子商务纠纷案件,目前我国的技术和法院在线审理点的有限性,仍需要当事人通过自身的视频语音系统进行应诉。因此,避免不了人们对线上庭审是否能保证庭审的严肃性产生疑问。为此,法院在线审判应确立严肃性原则。

3.公正效率原则

为避免虚拟化的庭审片面追求诉讼的效率而疏忽正义的实现,我们必须在适用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时,明确规定公正与效率兼顾作为基本原则。而且作为应对电子商务纠纷的在线诉讼机制,纠纷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的缺陷,纠纷主体更渴望在诉讼中得到平等裁决,以弥补先天性的缺憾。因此,在线诉讼机制应该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同时也保障经营者的合法诉求,不因虚拟化的庭审而简化庭审的程序,更不能剥夺传统庭审过程中的诉讼权利。

(二)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基本要素考量

1.案件适用范围

目前,我国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和运用处于探索阶段,在制度建设和技术水平上仍存在许多不足,有限的制度建设无法滿足所有民事纠纷的解决,因此,对于复杂多样的电子商务纠纷案件不宜过度扩大其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纠纷案件中,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只能适用于法律关系简单,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对于疑难复杂的电子商务纠纷案件仍坚持运用传统的庭审模式解决。毕竟,完备高端的技术设备是其存在的前提,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和理论仍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因此,不应盲目适用于所有的电子商务纠纷。

2.管辖权的确定

传统诉讼中,当事人起诉必须遵守“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而“被告就原告”只是例外规定。而对于电子商务纠纷来说,由于其与传统的一般线下纠纷不同,纠纷当事人的适格、被告的确定、侵权发生地、履行地等都比一般的民事纠纷难界定。如果仍依照传统的“原告就被告”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势必困难重重,原告甚至因无法获知被告是谁而无法维权,并且低效率的救济机制已无法适应电子商务的瞬息万变。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规则应该在原有的规定上做出改变,根据不同的电子商务纠纷类型规定相应的管辖规则。对于一般的网络购物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产生前后,已达成相关的管辖协议的,依照双方协议来确定管辖法院。不再限定合同纠纷当事人只能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法院进行管辖,只要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解决电子商务纠纷的法院都可以作为协议管辖法院。在无协议管辖的情况下,纠纷双方当事人应打破“原告就被告”的规定,原告和被告所在地的线上和线下法院均可进行管辖,如果出现双方同时在不同法院起诉的,则先立案法院为管辖法院,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则以有利于消费者的法院管辖为原则确立管辖权。这主要是基于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信息不对称的考虑。如果一味的追求“原告就被告”原则所具有的“好处”,在电子商务纠纷中就相当于葬送大部分消费者的诉讼权利。

3.判决的执行

纠纷是否得以最终的解决,解决的效果如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意味着诉讼诉求能否得以完满实现。基于网络纠纷执行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在这一机制上仍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完善法院在线审判的执行:首先,对于拒不执行网上判决的当事人,法院可以通过建立法院间协助执行系统,由判决作出法院向执行地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避免因地域的限制而带来的执行难问题。其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信誉标记”制度。通过网络技术,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商家授予一个灰色的图标,以此来提示消费者该商家出现商业纠纷,并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对于注重信誉的商家来说,信誉的等级就意味着客源和财富,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往往可以有效的促使商家自觉地履行法院判决。再次,法院可以联合银行、工商部门、网站服务商、支付宝等机构构建一个网上执行联动机制,对于商家或电子商务纠纷一方当事人的拒不履行进行账户冻结强制划拨等。当然,基于这一手段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和账户秘密会造成较大的侵犯,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何其生主编:《互联网环境下的争议解决机制:变革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2]齐爱民、刘颖:《网络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3]徐萌萌:《纠纷在线解决机制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法律硕士,2008年,第22-23页.

[5]李佳:《远程视频审判—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2013年,第24页.

作者简介:

龙秋岐(1989. 11~ ),女,广西玉林市人,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3级诉讼法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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