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权（通用5篇）
国家话语权 篇1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以往那种依靠物质主义来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强权政治做法已经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多次强调文化, 强调要坚持文化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 要加强文化交流, 倡导文化平等, 保护文化遗产, 推动文化创新, 加强文化合作。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 国家的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权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一、“文化平等”的概念
何为“平等”?它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 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 由于人之差异绝对的公平不存在, 只有相对的平等,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不是指人之差异所致的“相等”或“平均”, 而是在精神上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的不区别对待的平等享有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它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或经济地位处于同一水平, 没有或否认世袭的阶级差别或专断的特权。
在理解了“平等”的基础上, 文化平等即是不同环境不同条件孕育出来的不同文化, 在同样的平台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一种和谐状态。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讲求和谐。《论语·子路》提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建立在个性差别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自然有其生长的环境和特色, 这些文化在精神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区别对待, 平等享有社会权利与义务, 这种和谐的状态是文化平等的最高追求。在国际背景下, 文化平等是指大文明系统间的同等待遇, 这是外在的文化平等;在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的国家内, 文化平等是关于民族国家内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平等, 这是内在的文化平等。
二、倡导文化平等的原因
(一) 我国倡导文化平等具有历史渊源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中华文明以其兼容并蓄的特点绵延不断地发展了几千年, 在对外交往上历来都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进行。
古时“丝绸茶叶陶瓷萃, 商贾僧人行旅偕”。千余里的丝绸之路上, 黄沙弥天, 驼铃阵阵, 络绎不绝。在贸易过程中, 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物质的繁荣, 推动了财富资源以及人员的流动。同时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稳定, 伴随着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相互理解, 沿线民族甚至表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 各民族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进步。“永乐满朝人济济, 西洋万里水茫茫”。以郑和为代表的大航海, 用中国人传统的以“仁”、“恕”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理念, 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新秩序, 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 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是一脉相承的。
(二) 当前文化不平等的现状迫使
据统计, 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 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 (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 。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 9.6%关于欧洲, 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不难发现文化的解释权几乎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媒介价值中不可避免的隐含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倾向性的价值观, 而这种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 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方中心论的产生发展。伴随着中华文明近代的落伍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工业革命殖民全球的浪潮, 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历史中时, 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变革, 向着近代文明一路小跑。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弥漫开来, 而这种观点在其后的发展中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相较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和”, 西方文化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攻击性由来已久。代表性的事件像十字军东侵, 黑人奴隶制, 近代西方大国的殖民历史等。在全球化过程中, 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经济政治上主导, 在文化上也气势汹汹地向外发展, 这使得一些相对弱小的国家被边缘化, 在全球秩序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进而引发这些地区对西方的不满。
(三) 倡导文化平等具有现实意义
倡导文化平等促使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霸权地位, 只西方一家独大的话语体系从长远来说并不利于文明的发展, 倡导文化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修订内陆文明从属于海上文明、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的西方中心论, 重塑均衡、包容的全球化文明, 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
纵观人类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交流案例, 在交流双方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交往才有可能取得比较不错的效果。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 不同文明间对话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容易误读的途径是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和对话, 增进彼此了解、信任。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多样性, 加强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 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三、倡导文化平等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途径
(一) 构建本土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论由来已久, 而深究被文化霸权所控制的原因, 根本上来说是我们本身缺乏独立的文化话语体系, 也就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其奴役, 因此需要我们对本土的文化体系重新审视, 从中凝练出自己的话语权体系, 从根本上扭转在话语权上的劣势。
首先是从传统文化入手,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悠久历史留下了许多优秀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归纳提炼出具有鲜明标志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体系。以一种世界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思想, 展示东方的美学, 用符合当代世界审美与价值取舍的方式向世界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其次是要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府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话语解释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体系, 但如何将这些体系进行对外传播并取得文化认同, 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像唐诗宋词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翻译的时候往往“曲高和寡”, 很难精准地将其意境和精髓翻译为外文, 同时像“和谐社会”这样的词语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了更多政治性内涵, 在传播的过程中外界很难准确理解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理念。
(二) 积极构建对外传播途径
1. 媒体层面
由于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制约, 现有的媒体更倾向于“对内传播”, 对外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不够, 且在现有的制度下, 我国主流媒体在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以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存在, 使得我国主流媒体公信度不够。当今互联网发展迅猛, 应该把握好这个态势打造多元的媒体, 提升我国媒体在外的公信度, 这是国家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虽然目前民营媒体在媒体传播中仍处弱势地位, 但民营媒体的身份对普通受众来说却会更容易被接受。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民数量激增, 普通的个体作为个性鲜明的自媒体, 拥有传统媒体不具有的优势。民间话语潜力巨大, 倘若能够规范引导, 这股力量在提升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积极影响上往往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2. 民众层面
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对文化最真实的诠释。作为本国文化最为生动、最具说服力的载体, 普通公民在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全球化使得全球的人口流动趋于频繁, 涉外人员应该时刻谨记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 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话语权, 我们不能也不会走霸权的道路, 我们倡导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各种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状况、政治情况、甚至气候水文都各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大花园中的瑰宝,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各种文化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 和睦相处、互相促进, 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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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清果.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之道[J].人民论坛, 2016, (8) .
国家话语权 篇2
关键词元话语 分类 交际元话语 互动元话语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语言是交际的一种手段,而交际不仅涉及信息、物品或服务的交换,而且涉及交际双方的个性、态度和观点。而元话语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话人或作者对语篇内容和读者/听话者(以下合称“受众”)的态度。什么是元话语?元话语一词最早由Zellig Harris 提出, 早先常常被称作“关于话语的话语”和“关于谈话的谈话”(Hyland, 2005),到现在它被定义为“用来协商语篇互动意义的自我反省表达形式,能帮助作者/说话人表达观点,与作为社会成员的读者进行交际。(Hyland, 2008)”。
语言包含两个层面:基本话语 (primary discourse) 和元话语(metadiscourse)。Hyland和T se(2004: 157)认为,对元话语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是,强调话语的组织篇章的功能;广义的观点是,元话语体现了作者在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和修辞的方法以及把话语组织和话语含义结合起来的方法。元话语的分类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使人莫衷一是,但大多数分类都是基于由Vande Kopple(1985)的分类上。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徐赳赳将元话语分为了三大类词语元话语、标点元话语、视觉元话语。
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中英文学校简介的元话语使用情况进行比较,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谈的元话语是书面语。笔者分别考察了五个国外著名学府的英文简介和五个国内著名学府的中文简介,以此来进行比较。
2 元话语分类及讨论
元话语可以分为三大类:词语元话语、标点元话语、视觉元元话语。
2.1词语元话语
对元话语分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词汇类,从目前研究来看,主要有三种分法: (1)篇章元话语(textual metadiscourse)和人际元话语(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2)交际元话语( interactive resources)和互动式元话语( interactional resources); (3)内部篇章元话语( intra-textual)和外部篇章元话语( inter-textual)。我们现就第二种分类来进行分析。
根据Hyland(2008)交际元话语包含:过渡语(transitions),框架标记(frame markers)回指标记(endophoric markers),言据标记(evidentials)、语码注释(code glosses);而互动元话语包含:模糊语(hedges)、增强语(boosters)、态度标记(ttitude markers)、自称语(self mentions)、介入标记(engagement markers)
英文学校简介中出现的框架标记回指标记言据标记语码注释比较少,过渡语的比例也不大。而中文学校简介中,交际元话语相对出现较多且尤以过渡语出现较多,也就是说,就交际元话语来说,中文学校简介比英文学校简介使用的频率较多。举例如下:
But it is not just longevity and global reach过渡语
However, you can ask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bout their research. Also, displays of various projects are posted on the walls of most departments. 过渡语
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过渡语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400多位两院院士 言据标记
并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过渡语
然而,在学校简介中,互动元话语的情况则相反。英文学校在简介中大量使用了介入标记、自称语等。例:
you are visiting for more detailed instructions 介入标记
we hope you have a day to spend in Cambridge 自称语、介入标记
There are labs 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activities that you might expect, and others that will surprise you. Let us show you around. 模糊语、介入标记
Caltech students are very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They also are refreshingly honest. Most will be happy to tell you about their classes,增强语
we do not offer tours of or access to the labs.(自称语)
Perhaps the best way to get to know Caltech is to soak up(模糊语)
we are delighted that via this website you are joining that long tradition.态度标记
That is why we believe that the greater we can make Oxford, the greater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you and I share. 自称语通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评价性评语等互动话语能使作者(本文中即学校)参与到文本中从而更清晰地表达信息并激发读者参与的激情。然而,在中文学校简介中几乎很少看到有互动元话语。也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写文章讲求严谨,客观性,而少有考虑到与学生的互动。
2.2标点元话语
在书面文本中,各种各样的标点符号及版面排版等,例如:下划线、首字母大写等也能表明文本的重点和作者的态度。(Crismore et al 1993)Hyland和Tse (2004: 157)认为,通过使用元话语,作者就可以把单调的、零散的篇章组成相互关联的、读者所喜爱的篇章,元话语还可把篇章跟语境联系起来,表达作者的人际意义,提高篇章的可信度,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这个角度看,元话语是属于功能的范畴,因此,有些标点、句子排列的次序等都可列入元话语的范畴。在中英文学校简介中有例:
They would love the challenge!
豫章故郡,旧邦维新,我们一起见证江西在中部的崛起!
斯文正印,继往开来,我们相与共建昌大在中华之腾飞!
形成了“前湖之风”周末讲坛
2.3视觉元话语
人们对元话语的研究都集中在篇章本身,给人的感觉好像篇章只是涉及词、句子和段落。其实,元话语还应包括篇章的视觉成分,如版面排版、颜色搭配等。
在中英文各大学的学校简介中我们可看到许多附上的彩图,从而在视觉上给读者以冲击力,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校求学。
3 结语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看出英文学校简介更注重与学生的平等对话,且英语国家重视受教育的公平性人性化管理。英国的教育注重人本化,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学校与学生没有教育方(老师)和受教育方(学生)尊严的隔阂,更多的是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沟通。在中国的学校似乎将学生永远放置在从属地位。对于学生而言,对老师的绝对服从就是尊师的体现——“尊师如尊父”。所以在中国的学校简介中,只是将大量的有关学校的信息灌输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没有注重与学生互动,以便引起学生积极性。
中国已经加入WTO多年,我们在经济和社会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注重教育与国际的接轨,在面向各国宣传学校文化时,可以在元话语的使用上做适当调整,使我们的学校及教育更容易被全世界的大众所接受。相信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之间的距离会逐渐变小,希望通过对中英教育文化中的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方面的略述,能够提供中西方文化交流、取长补短的方便。
参考文献
[1] yland,K.Metadiscourse:ExploringInteractioninWriting[M].London:Continuum,2005.
[2] Hyland,K.Metadiscourse.2008.
[3] 徐赳赳.关于元话语的范围和分类[J].当代语言学,2006(4):345～353.
国家话语权 篇3
近期, 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正式挂牌成立, 分会秘书处落户江门市新会区新农机械有限公司。这是江门市成立的第一个分技术委员会。分会的成立意味着江门地区农机企业在手扶拖拉机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增强, 有利于提高企业在拖拉机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实现了江门市企业成立分会 (SC) “零”的突破, 有力推动了广东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工作, 意味着广东的农机标准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站长丁翔文、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李金生、广东省农业厅副巡视员潘雪芬、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黄锡檀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潘雪芬在会上对广东全省农机行业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要深刻学习领会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全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 以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成立为契机, 扎实推进技术标准战略, 把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作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占据行业标准制高点
标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游戏规则。江门市历来十分重视推进农机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 通过示范带动、整体推进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修订等工作, 研制自主知识产权标准, 指导企业按标准组织生产。目前全市已有35家企业主导或参与了制定、修订国家标准53项、行业标准40项, 170多家企业的250多个产品取得了国家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认可, 并取得采标标志, 为江门市农机企业确立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江门新会区是全国重要的手扶拖拉机生产基地。早在1958年, 新会农械厂就成功研制出广东省首台手扶拖拉机。同年, 周恩来总理到厂视察时, 亲笔题写厂名“新会农业机械厂”。2003年, 新会农业机械厂转制成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农机械有限公司。转制以来, 新农机械有限公司坚持以质量立厂, 通过制定产品标准, 严格按照标准采购、生产和检测, 保证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赢得了消费者良好的口碑, 并发展成为广东省生产手扶拖拉机的骨干民营企业和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公司主导产品金凤牌工农-12K手扶拖拉机自投产至今, 已累计生产销售了46万多台, 累计出口量达9万多台。公司的产品质量稳定, 性能可靠, 深受用户的欢迎, 工农-12K手扶拖拉机是广东省整地作业的主力机型, 全省保有量28万台, 提高了广东省机耕率水平, 有效地促进了全省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在获取全国手扶拖拉机行业标准制定资格过程中, 新农机械有限公司实现了“两级跳”。今年7月份该公司成功获准筹建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扶拖拉机工作组 (WG) , 9月份又成功获批筹建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 (SC) , 成为江门市首家承担全国SC机构的企业。获此资格后, 新农机械将负责手扶拖拉机整机、零部件、配套农机具及其相关的安全、环保、试验方法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和维护, 甚至参与手扶拖拉机相关的国际标准的起草或修订工作, 从实际意义上占据了行业标准制高点。江门市质监局方面表示, 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TC/SC/WG) 是制定国家、行业标准的主体, 企业承担了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专业TC/SC的工作, 就是在行业竞争中抢占了标准的制高点。
新农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主任委员杨柏祥表示对专业分会秘书处设立在新农机械有限公司深受鼓舞, 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 他说, “我们将认真履行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章程所规定的职责, 把具有南方特色的金凤牌手扶拖拉机这个品牌发扬光大, 把企业做大做强, 转变观念, 创新思维, 准确把握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抓紧建立完善手扶拖拉机标准体系。”
擦亮“广东标准”品牌
完善手扶拖拉机行业标准体系, 利于提高全国手扶拖拉机行业技术标准和整体制造水平。各级领导对江门市新会区承担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TC/SC/WG) 秘书处工作冀望尤切。
李金生希望:“江门市及新会区要以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成立为契机, 大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加强领导, 将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将技术标准战略融合到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标准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营造有利于标准化科研人才队伍成长的良好环境, 以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为重点培养一批国际标准化高级复合型人才, 提高标准科研水平。尤为重要的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将广东省的创新成果及时通过标准化渠道形成拥有自主技术的技术标准, 以反映广东省技术发展要求的标准为基础,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勇拓国内和国际市场。
现阶段我国的手扶拖拉机市场广阔, 但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创新产品不多。潘雪芬在讲话中也强调:“要重视自主创新品牌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通过自主创新, 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形成自己的技术标准,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 增强市场竞争力, 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她希望, 新农机械有限公司要通过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秘书处这个平台, 与各有关企事业单位一起, 做好手扶拖拉机整机、零部件、配套农机具及其相关的安全、环保、试验方法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积极参与手扶拖拉机相关的国际标准的起草或修订工作, 为完善我国手扶拖拉机标准体系、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而努力, 为加快提升广东省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作出贡献。
当前, 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得标准者得天下”, “得标准者得市场”。黄锡檀认为, 新农机械有限公司承担全国拖拉机标准化委员会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秘书处工作, 意义重大。标准化工作是企业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 由企业承担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是企业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最好的途径, 是企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最好的体现。企业实施标准化战略, 有利于增强企业在标准化活动中的话语权、把握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及扩大在同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流企业做标准, 二流企业做品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农机生产企业要重视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积极参与起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争取主动权, 用标准敲开市场的大门。他希望新农机械有限公司力做“一流企业”, 抓住获批筹建手扶拖拉机专业分会秘书处的契机, 加快建立工作机制, 健全委员考核评价制度, 组织相关专家健全手扶拖拉机标准体系, 加强对相关企业的培训, 提高广东省手扶拖拉机行业整体质量水平。
国家话语权 篇4
所谓国家形象, 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 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 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 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 (1) 。国家形象的内涵“首先是一种主体意识, 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 (2) 。国家形象传播的渠道总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形象传播。这种传播以政府和国家为主体, 多通过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官方活动等形式实现。另一种是民间体系中的国家形象传播, 多通过民间团体交流以及民间群体或个体话语的表达。在过去, 国家形象传播以第一种渠道为主, 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对国家形象的传播做出时间、阶段、主题、方式等规定, 通过主流媒体或官方活动予以实现。其传播路径是自上而下, 所使用的话语框架相对固定和模式化。随着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日益增多, 民间渠道传播国际形象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见的活动, 如民间文化艺术交流、NGO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等。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民众参与国际形象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多样的表达方式。
民间话语参与对话:打破被定型的“他者”形象
在传统语境中, 因为信息流动的不平衡, 少数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行使着话语霸权。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落后”、“专制”、“缺少人权”、“国家内部缺乏法制”等负面评价经常与中国形象连在一起。而在国际舆论格局中, 中国媒体的声音是微弱的, 很难做到与西方强势媒体相抗衡。
Web2.0时代, 传统媒体对于舆论的控制和主导权大大削弱, 网络媒体为民间话语的表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原来只有掌握着一定媒介权力的人或机构才能进行大众传播, 普通民众在国家话语体系中是被动的, 个人话语表达缺少便捷而及时的通道。而在网络环境中, 网民个体获得了强大的传播能力, 并因网络的“全时性”和“跨文化”特征使国家形象的传播持续不断, 具有广泛的渗透力。网络将来自民间单个话语的能量汇聚起来, 变成一种群体诉求。公众不仅是国际交流和外交谈判的旁观者, 也可以成为谈判的参与者、事件的评论者、政策的推动者。国家形象传播成为“全民参与”式的共同行为。
网络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格局。传统的以少数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传播将被多极化传播所取代, 互联网为相对弱势国家提供了获得平等话语权的工具, 而通过这种工具所能爆发的舆论影响力则可能是巨大的。西方视野中的“他者”不再沉默, 而是以主体姿态参与国际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使得国家话语体系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种种尴尬。国家话语依靠某种政治力量得以传播, 多被认为是“被操控”或“被矫饰”的话语, 它被赋予太多政治意味或者是官方思想, 有时甚至与事实背道而驰。如果两国政府之间本身存在对立和抵抗情绪, 那么国家话语的说服力和传播效果将更差。而民间话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它来自草根, 代表了民众的看法,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它的传播力来自于观点本身的影响力, 与高高在上的国家话语形成对照和补充。在国际传播中,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他国事务时, 不只满足于获取来自他国的官方消息, 同时把各种民间的声音也作为认知他国形象的重要依据。若国家形象仅通过官方渠道来表达, 难免会出现“费力不讨好”的结果。
另外, 民间话语通过网络交流产生的“心理共通感”和“主体参与意识”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感决定了人们如何对自己的国家定位并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是建立良好国家形象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动力。民族认同感的强化虽然可以通过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创设“仪式化”情景、建立主流话语等方式来实现, 不过其核心在于, 让每一个人真正意识到“我是谁”以及“我们是谁”, 即形成一种“集体良知”。而这种群体身份的认定仅靠强制性灌输是不行的, 它更多来自于个体通过参与公共事务以及融入群体场域而体验到的“主体性”存在。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网民对此次灾难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他们在网上提供救援建议、发布寻人信息、鼓励受灾群众、商讨灾后重建, 无数个体的声音汇聚成舆论的海洋, 人们在沟通与交流中感受到心灵的共鸣。在这种情境当中, 个人被群体的力量推动着, 主体的参与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与祖国一起共同面对灾难的勇气, 构建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海外媒体对汶川大地震当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和力量也大为肯定和赞赏。
网络民间话语参与建构国家形象的途径
与原来的单一渠道相比, 民间话语代表了民众之间情感沟通的诉求, 是建立于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利益表达, 通过网络的传播能实现社会力量最快速度和最大程度的整合。具体而言, 网络民间话语参与建构国家形象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热点问题通过论坛、即时通讯工具 (MSN、QQ等) 迅速汇聚民意网络论坛是民意表达的集散地。网络论坛的平等开放性使得每个参与到论坛中的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不同观点之间的交织和碰撞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海外传递期间, 遭到了一些反华势力的亵渎。面对祖国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 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反华势力的抗议及对奥运会的支持。网络论坛成了人们表达爱国情感的主要渠道。很多网友用MSN红心签名来抵制反华声音, 还有数百万网友签名参加新浪网反分裂护圣火行动,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面对公然挑衅, 中国网民没有沉默, 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又如, 网民针对CNN主持人卡弗蒂公开发表的辱华言论, 通过网络论坛等形式进行声讨, 并严正要求CNN道歉。在寻求公正的呼声中, CNN最后迫于压力而向中国人民道歉。
第二, 通过构建网络圈子进行“口碑传播”, 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全球化语境中, 网络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通过SNS (社会网络服务) 等工具,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志趣相投的网友并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网络圈子的建立和扩大为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每个人被推到前台, 直接面对可能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度的交流对象。这种交流消除了因政治纷争和国家利益所带来的隔阂,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普适价值观和文化理解之上的真诚沟通。通过人际沟通的拓展建立起来的互信关系比利益至上的关系更为持久。“口碑传播是形成国家品牌美誉度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形象传播的方式中, 可信度强, 说服力强, 最易为他国公众所接受” (3) 。这类传播虽然可能只是涓涓细流, 但从长远来看, 其产生的累积效应将会对国家形象的建立带来深远的影响。每个网民都成了国家形象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使者, 而且这种传播显得更富有人情味和灵活性。
第三, 通过“公民媒体”进行国家形象传播互联网赋予个体表达话语的机会, 实现了“无门槛”、开放式的传播。表达权的释放带动了网民的自主传播意识。博客、播客、公民新闻网站等传播形式的勃兴, 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渠道。“公民记者”和“草根媒体”虽然有别于专业记者和专业传媒机构, 但这些看似分散的个人力量蕴藏着突破传统报道视角、改变传统新闻语态的强大生命力, 在特殊情境中也可能会卷起注意力“风暴”, 产生联动效应。而对于那些拥有较高媒介素养、不满于西方媒体“独霸天下”的人们来说, 这种践行着“我们即媒体”的传播方式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一些网民用英文在博客中传播和诠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或是通过照片、音视频等多媒体方式从个体化视角来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
理性表达:网络民间话语的建设性意义
虽然网络为民众提供了畅所欲言的空间, 但可以肯定的是, 民间话语对于国家形象传播所带来的作用不全是正面和积极的。正因为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和随意性, 使得很多网民认为自己的言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也不必承担任何的责任。这种对言论的放任不仅会产生大量的语言垃圾, 也会令国家形象为之蒙羞。以2008年12月6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为例, 此事在强国论坛、天涯社区、凯迪网络等论坛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网民对萨科齐的行为表示愤怒和抗议。萨科齐总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方的一再严正交涉, 执意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会见达赖, 干涉了中国内政, 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是一意孤行、不顾后果的错误行为。这个问题应属于政治性的公共事件。但是, 在网络中, 却有很多的网民在批评萨科齐错误行为的同时, 对他的私人生活也指指点点, 甚至用到很多粗俗不堪的词汇。网民的愤怒可以理解, 但是表达愤怒不应该以恶语相向为方式。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人权、自由通常都会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在西方人眼中, 公共生活应该与私人生活分开。即使是像总统这样的公众人物, 当他回到私人生活中时, 他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有些评论虽然只是调侃或玩笑, 但通过网络无障碍的传播之后就有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于热点事件。试想, 如果中国网民的言论被国外媒体或国外受众看到, 可能又会在评论中国形象时多增加几个负面词汇。
在涉及外交关系的诸多问题中, 中国网民表现出来的“网络民族主义”同样值得注意, 尤其是部分网民在评价国际问题时显现出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狭隘民族主义的特点是“自我封闭、自高自大, 拒绝同其他民族 (国家) 进行有益的交流, 拒绝认同普世价值规范和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 最后孤立于世界的情绪和由此产生的对抗意识” (4) 。狭隘民族主义不仅会损害一个国家的良好形象, 也会损害其国家利益。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网民误把“狭隘民族主义”当成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例如, 对于中日关系, 由于两国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存在巨大差异, 中日公众相互对立的情绪浓厚。2008年5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了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此次访问对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 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此次访问, 网民表示极大的关注。笔者观察了新华网、人民网、国际在线等重点新闻网站, 网民的评论很热烈。大多数网民肯定了此次访问的重要意义, 并着眼于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提出了理性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网民仍采用偏激的语言表达了对日本这个民族以及日本人的反感和仇视。如“日本是世界上最残暴又不认罪的民族!要防止小日本奴役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啊!”、“日本人天性残忍不是人养的, 和这种没心没肺没肝的人交朋友你敢吗?我是不敢!”、“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让我接受日本人?办不到!” (5) ……这些言论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挑起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无疑构成了不利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刺耳音符。除了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之外, 一些网民在言论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中心主义”也应引起警惕。例如, 在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网站的BBS讨论区中, 有这样的一些话题:“中国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吗?”、“什么时候中文会代替英文?”、“中国40年的历史等同于欧洲4个世纪的历史”、“中国:所有国家的榜样” (6) ……这些帖子暴露出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和排外思想, 他们虽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 却表现出一种极端和蛮横的情绪, 损害着一个国家的声誉和形象。
“网络民族主义”直接指向“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体现了网民对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的主体性认知, 它直观地从网络舆论中反映出来, 同时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乃至国际舆论, 从这个角度而言, 网民作为对话主体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中的话语互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对“话语伦理”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他认为, 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 国家形象传播中民间话语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通过调动民众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感, 并为国家形象提供一种理性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不可否认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初衷和动机, 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狭隘民族主义背离了国家利益, 也阻碍了国家融入世界的脚步。如果民族主义的情绪不受控制或由其放任, 对国家形象传播产生的将是反作用。
国家形象传播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互动
在跨文化传播中, 民间话语提供了崭新的传播视域和传播形态。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其传播主体可以是多元的, 这当中既包括传统的官方渠道, 也包括在网络浪潮中不断崛起的来自民间的“新意见阶层” (8) 。两者互动的前提在于政府对网络新媒介的定位以及网民使用媒介的能力。
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 一方面, 应适当放开民间渠道, 鼓励民间话语。如合理利用网络论坛展开新闻话题的讨论, 或通过策划专题的方式来吸引网民的参与。在涉外事件中, 使用灵活的组合式传播策略。既通过官方媒体表达政府立场, 也利用民间渠道反映民众呼声。另一方面, 对民间话语也应进行适当调节和引导, 通过意见领袖、舆论引导等方式控制有可能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经常邀请政府官员或外交大使与网民在线聊天, 民众可能存在的疑问被解开, 并能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 形成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良性互动。
而作为民众来说, 应加强“文化自觉”, 更好地理解本国文化, 把握政府在外交及对外传播中的基本方向和原则, 并充分利用网络来对外传播和展现国家形象。民众要增强“走出去”的意识, 正视差异的存在, 与外界主动沟通, 合理利用各种论坛, 包括国外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及网络论坛实践多元对话中的主体性。在涉及国际关系的敏感问题上, 应尽量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用“和而不同”的理念指导传播行为, 在沟通中促成相互理解。
摘要：随着互联网媒介的迅速发展, 民间话语在国家形象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媒体为民间话语的表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公众不仅是国际交流和外交谈判的旁观者, 也可以成为谈判的参与者、事件的评论者、政策的推动者。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 应适当放开民间渠道, 鼓励民间话语参与, 同时对民间话语进行引导, 形成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良性互动。而对于民众而言, 应加强文化自觉, 增强“走出去”的意识和能力, 提升媒介素养, 主动与外界沟通, 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和展现国家形象。
关键词：国家形象,网络,民间话语
参考文献
①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02年第2期①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02年第2期
②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国际新闻界》, 2007年第3期②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国际新闻界》, 2007年第3期
③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和立体传播》, 《全球传媒学刊》, 2008年第3期③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和立体传播》, 《全球传媒学刊》, 2008年第3期
④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08页④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08页
⑤http://view.home.news.cn/comment?url=http://news.xin huanet.com/world/2008-04/14/content_7970738.htm⑤http://view.home.news.cn/comment?url=http://news.xin huanet.com/world/2008-04/14/content_7970738.htm
⑦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 《外国文学评论》, 2000年第1期⑦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 《外国文学评论》, 2000年第1期
国家话语权 篇5
一、权威宣传话语向对话沟通话语转型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传统的领导人形象传播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权威宣传话语机制下的单向灌输,传播者不作详细解释,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基本上没有互动性反馈。而在新媒体时代,传受双方地位的重塑使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式由代民众立言向协商式对话不断转型。
在各种新型传播业态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一个名为“复兴之路工作室”的网络视频工作室成功地吸引了受众的目光,获得众多网友的好评与追捧。该工作室专门司职政治传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塑造为主要内容,被誉为“中国外宣新阵地”[1],开创了新媒体政治传播的新范式,彰显了大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媒介话语风格转型价值。迄今为止,“复兴之路工作室”已连续推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和《跟着大大走》之博鳌篇、万隆篇、巴基斯坦篇、俄罗斯篇、美国篇、英国篇,以及《十三五之歌》9部作品。“复兴之路工作室”凭借其作品打造出了一种颇接地气、通俗平实、浅显易懂、幽默风趣的媒介话语方式,通过“讲故事”的手法展现国家领导人形象,一改以往相对生硬的宣传定式。
上述话语方式在“复兴之路工作室”首部作品《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习近平与其余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以卡通动漫的人物形象走进公众视野,视频的画面语调轻松幽默,叙述直白,几近于日常聊天的口语化表达,毫无晦涩艰深之处,将领导人的个人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并辅以大量直观的解释性图示,凸显了多元的媒介话语特征,展示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勤政爱民、能力出众、执政经验丰富的形象。该视频还将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官员行政级别的具体划分等相关背景内容作为一种知识普及介绍给了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导向,成功地弱化了政治传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受众更易接受。此外,《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运用“两面提示”的话语方式,将中、英、美三国领导人不同的选拔制度放在一个平等的语境中进行了真实、客观、无偏差的展现,走出了政治宣传的窠臼。
二、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型
叙事手法在政治传播中无疑是话语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人形象传播中,叙事手法更是奠定话语风格与基调的宏观框架,因此话语方式的变化可以在叙事手法的变化中得到最为直接的体现。以往受众脑海中领导人严肃、刻板的形象,大多是从媒体经常报道的领导人参加重大会议、出席外交活动等重大场合的新闻画面中获得的,这种形象呈现一般是根据政治传播的需要从而进行的信息筛选,叙事手法颇显宏大伟岸,但对领导人形象的呈现不够全面。而通过媒介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呈现中可以看出,领导人形象传播正在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进行转变,话语方式也由“读文件”变为“讲故事”。
在相关报道中,媒体特别注重通过刻画日常生活细节来呈现习近平的人物形象,引用了他与父亲习仲勋、妻子彭丽媛等亲属的家庭生活照片,洋溢出浓厚的亲情与家庭氛围。此外,媒体还以关注一个普通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将习近平在陕北插队、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等故事穿插于报道之中。前往北京市西城区庆丰包子铺月坛店就餐以及访英期间参加乡村家庭晚宴体验英式传统美食“炸鱼和薯条”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了习近平形象传播的议程设置中,通过领导人的日常饮食凸显了生活化元素,拉近了其与普通群众的距离,完成了从政治叙事框架向大众叙事框架的转变。
三、意识形态语言向娱乐化语言转型
话语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栖身和抗争的场所,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媒体语言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娱乐化语言的崛起,因为这种共通的语码本身就会产生亲近感,这对于官民的沟通,至少在方式、方法上是有效的。
2010年11月10日,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新闻标题中使用了“给力”这个网络流行语,迅速成为全国人民议论的话题。这是官方媒体使用流行娱乐话语的全新话语尝试。又如“复兴之路工作室”推出的《跟着习大大走之万隆篇》《跟着习大大走之巴基斯坦篇》也有新的看点,视角、风格均有突破,改变了过去国家领导人外事访问活动的固定报道模式。作为微视频的核心内容,习近平的形象与声音总会适时出现,且在其中大量穿插了娱乐化的话语表达。万隆篇追求电影大片般的画面和音乐,配合深沉的英文画外音,营造出了史诗般的代入感;巴基斯坦篇则采用了年轻人易于接受的“快闪视频”形式,由一群巴基斯坦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共同演绎了一段充满温情的中巴友谊之歌。
四、集体性话语向个性化话语转型
李普曼曾在他的著作《舆论学》中这样描述领导人形象,“伟人形象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公开的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2]。我国领导人形象的呈现多为前者,因为领导者作为政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代表者,是其所领导组织的形象“代言人”,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集体性话语特征,使领导人以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掩盖了领导人的个性。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形势,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风格进行了集体性话语向个性化话语的转型,具体表现为由“组织代言”向“个人品牌形象代言”的转变。
从媒体对习近平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代组织发声的官方集体性话语已不多见,而风格独特的个人话语却频繁出现。媒体对习近平个性化话语的塑造,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媒体自身报道内容及标题的建构催生个性话语的生成。二是通过周密的议程设置将习近平善于用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剖析问题,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释疑解惑,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善于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旁征博引,善于用诗化语言抒发情怀,善于用平易近人、沉稳从容的肢体语言辅助表达的话语风格呈现在受众面前。这极大地彰显了其人格魅力,通过特色话语体系的全面展示打造了强势的大国领导人的形象。
新媒体时代,《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政治传播的主要阵地与载体,一方面坚守客观、严肃、权威的官方话语方式,另一方面积极与新媒体融合,利用新媒体触角———官方微博创新性延伸并扩展了媒介功能,实现了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型。表一《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不同议程设置话题“微博个性化数量及话语统计表”中的数量说明,80%以上的报道都包含较为明显的个性化语言,其中第三篇“习近平在庆丰包子铺就餐”达到100%,可见十八大以来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转型的普遍性。报道中“如同美丽的梭罗河”“主席套餐”“坚持光盘”“一马当先”和“走亲访友”等极具情节化、口语化和平民化特色,生动传神地塑造了习近平主席平易近人、与民同乐的“百姓父母官”形象和致力和平、敢于担当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从而使领导人形象不再“高冷”,呈现给公众一个“有温度”的领导人[3]。
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媒介话语方式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在可进行量化统计的各类新媒体平台上,针对传播内容的支持性回复、评论与转发占到了绝大多数,对于相关话题的参与程度显著提高,讨论气氛日益活跃,话语方式的转型业已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认可与称赞。仍以《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为例,在2013年10月14日12时06分到2013年10月15日中午仅仅一天的时间内,该视频的播放次数达100万以上,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往期的任何一部政治传播作品。
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型是新媒体环境下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国家对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改革要求的不二选择。无论社会形态发展到哪个阶段,传播内容发生了何种变化,传播者要想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都必须遵循该阶段的信息传播规律,满足受众需求、把准时代脉搏。换言之,需求导向和创新思维永远是媒体传播立于不败之地的撒手锏。在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传播内容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与评价”[4]。而领导人形象传播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的一部分,也应该有着适应性的呈现。
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媒介话语风格转型的成效已初步显现,各媒体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话语风格转型道路,不断创新话语方式,进一步提高领导人形象的传播效率。同时还应注意的是,领导人形象传播终究处于政治传播的框架之下,它与其余类型的人物形象传播有着本质区别,其严肃性和公共性绝不能因为媒介话语风格的转型而有所消解。开创积极活泼、生动新颖的传播局面是有必要的,但是媒介必须要以“活泼而不随意、通俗但不低俗”[5]、个性却不任性、开放但不恣放为底线原则,牢牢把握话语风格转型的尺度,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其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陆一夫.复兴路上的外宣新思路[N].时代周报,2105-11-17.
[2]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
[3]甘浩,王健.不再“高冷”卡通漫画给你一个“有温度”的领导人[N].新京报,2015-7-14.
[4]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