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职业精神(精选10篇)
医生的职业精神 篇1
焦虑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21世纪初,焦虑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最普遍的心理问题之一[1]。随着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对健康意识的增加,患者和社会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生的身心健康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2]。医生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及工作环境等原因,如工作负荷过大、睡眠不规律、技术水平要求高等容易出现倦怠、抑郁及焦虑等心理问题[3,4,5]。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辽宁省某市医生的焦虑及与职业紧张的关系,为今后采取积极的应对及干预措施,减少医生焦虑的发生,保障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及职业适应性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11年10—11月随机抽取辽宁省某市4所综合医院工作1年以上的540名医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完成有效问卷492名,有效回收率为91.1%。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已婚/单身),职务(医生/科主任),每周工作时间(≤40 h/>40 h)。
1.2.2 焦虑的测量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6](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AS由20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将20个条目得分相加得粗分,粗分乘以1.25得标准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3。
1.2.3 职业紧张的测量
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及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ffort-Reward Imbalance Questionnaire, ERI)测量职业紧张[7]。JCQ共包括22个条目,评定技术自主(6个条目)、决策自主(3个条目)、心理要求(5个条目)、上级支持(4个条目)和同事支持(4个条目)5个维度。ERI 包括23个条目,由 3个维度构成:外在付出(6个条目)、回报(11个条目)、内在投入(6个条目)。本研究中,JCQ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ERI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医生焦虑的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492名医生焦虑分值为46.35±10.69。平均年龄为(40.3±8.9)岁;其中男性232人,占47.2%;女性260人,占52.8%。已婚343人,占69.7%。担任科主任40人,占8.1%。每周工作时间>40 h有257人,占52.3%。
2.2 医生焦虑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男医生焦虑总得分为46.57±12.54,女医生为47.03±8.91,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及每周工作时间比较,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P<0.01)。其中≤30岁组及每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生焦虑分值较高。见表1。
注:各年龄组比较,P<0.05;每周工作时间比较,P<0.01。
2.3 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按照多元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的顺序,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务及每周工作时间后,回报、外在付出、心理要求、同事支持及技术自主与医生焦虑密切相关(P<0.05)。见表2。
注:aP<0.05,b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某市医生焦虑分值为46.35±10.69,高于其他医院医生的焦虑分值[8,9],表明辽宁省某市医生发生焦虑的危险性较高,应当引起医院管理部门的关注。另外。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医生中,≤30岁组、未婚及每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生焦虑分值较高,这是因为此年龄段正处于事业的起步期,对事业的期望较高,导致工作上的付出增加;婚姻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和谐的婚姻关系中,配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工作负荷过大及情感上的孤独感,加上工作时间过长、因此更容易导致的心理问题。建议医院管理者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特别要关注青年医生的焦虑症状,减少工作负荷,使青年医生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中。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回报和外在付出为医生焦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说明医生回报越小及外在付出越大时,焦虑症状越明显。原因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医生的工作要求也随之增加,使得医生必须不断学习及更新专业知识及技术,医疗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生工作的高技术、高付出及高风险性,使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医生的福利待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当医生所付出的精力和投入与回报之间不平衡时,就容易造成焦虑的发生。同时研究发现,心理要求、同事支持和技术自主与焦虑密切相关。说明心理要求越低,人际关系、个人独立性及参与决策的程度越低,越容易增加焦虑的发生。
因此,管理者应该合理降低医生的工作强度及工作量,建立合理的报酬激励措施,经常举办心理学知识(包括焦虑)讲座,在医生中普及基本的心理学知识以加强医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医院管理者应该尽量给医生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从而有效地降低医生职业紧张,减少焦虑的发生。
摘要:目的 探讨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降低医生焦虑程度,提高其生命质量。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11年11—12月随机抽取辽宁省某市4所综合医院的540名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测量焦虑,工作内容问卷(JCQ)及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测量职业紧张,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结果 该市医生焦虑总分为46.35±10.69。按照多元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的顺序,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务及每周工作时间后,回报(β=-0.201)、外在付出(β=0.169)、心理要求(β=0.143)、同事支持(β=0.115)及技术自主(β=-0.098)与医生焦虑密切相关。结论 医生职业紧张对焦虑有预测作用。应降低职业紧张,保护和增进医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关键词:焦虑,职业紧张,医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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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走向高危职业的幕后 篇2
记者发现,从2000年至今,至少有150多起医疗暴力案例被报道过,其中致人死亡的有30多起。作案工具包括马刀、宰羊刀、水果刀、铁锤和斧头。
这仅仅是被媒体记录的案例。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双输游戏,最终受害的是每个普通人。患者对医生的恨从何而来?又是怎样的社会土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
从医闹到滥杀医生
150多宗案例中,主治医生往往是医疗暴力最直接的受害者,偶有院长被打的情况,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也是潜在施暴对象。
最近几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医闹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卫生部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万多起,比五年前多了7000起。
医疗暴力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陈尸、拉横幅、设灵堂、打砸医院,谩骂、恐吓、绑架、拘禁、殴打医护人员,极端的包括火烧和爆炸。
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嫌犯包季厚。包曾因视网膜脱落在该院治疗,对疗效不满,多次扬言报复。2006年11月10日,因一名幼童误服农药中毒在四川广安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数千名群众围攻火烧医院。
这些案例中,医务人员除了要面临被砍杀的危险,还遭受各种凌辱。其中包括女护士被扒掉外衣;医院院长被逼在死者灵前下跪一小时;主治医生被逼抱着小孩尸体示众4个钟头,一边走还要一边说:“这个小孩是我一针打死的。”
仅从150多宗案例看,医疗暴力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事实上,医疗暴力远要比想象中严峻,因为见诸媒体的只是少数极端个案。
行凶者以家境贫寒的弱势群体居多,也有官员参与零星个案。2003年在河北任县人民医院,患者抢救无效死亡,作为患者家属的该县司法局局长聚众打死前来调解的医生。2007年5月,陕西榆林市卫生局一名干部带小孩看病,因为嫌陕西榆林儿童医院医生看病慢,对医生大打出手。
医疗暴力也可能发生在医生上班和回家途中。2006年3月15日下午,辽宁省锦州义县一名患者将午休归来正猫腰锁自行车的胡大夫连砍十多刀,胡当场身亡。
医疗纠纷、对诊疗结果不满、嫌费用过高,是患者向医务人员施暴的三大主因,但有不少施暴并非因为疗效。2012年哈医大医生被杀案中,被杀医生建议患者先治好肺部结核后再进行治疗,患者认为医生在故意刁难他,遂杀医泄愤。
“医生成了社会矛盾的宣泄口,这是最近几年医疗暴力事件中的深层原因。”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协会对过去10年四十多起恶性医疗暴力案件分析发现,仅有三成是因为医疗纠纷引起。例如2010年山东齐鲁医院杀医案,“凶手父亲13年前死于肝癌,但他一直没闹,到自己下岗了,就把怒火发泄在当年给他父亲做抢救的两名护士身上”。
梳理150多宗案例可见,医疗暴力正从打砸医院、医闹,向无目的地滥杀医生转变,并在2012年到达顶峰——22起暴力伤医中有9起致人死亡,而过去每年只有两到三起。
医生从医信心在不断下降。
中国医师协会2009年的一个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有六成多医师对当前医疗执业环境不满意,比2004年高了两成。仅有一成多的医师愿意子女日后从医。
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无医可求。卫生部2008年统计显示,最近6年共有100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
暴力背后的制度缺失
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患方并非一开始就诉诸暴力的,即便诉诸暴力,也并非一开始就升级的。之前还包括鉴定、调解、协商、起诉等过程。
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白血病患者彭世宽在杀害主治医生王万林之前,曾数次向院方提出解决方案。彭的要求在其家人看来并不高,因为复查时专家会诊称其手术失败,彭要求要么免费再做一次,要么赔55万,但均遭院方回绝。
如果彭世宽想获得赔偿,首先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现在鉴定权大多从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移交给各地医学会,但医学会仍是半官方机构,跟医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医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独立性和公正性难获患者认可。
就算彭世宽真去做了,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有调查表明,市一级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可能拖一年左右。结果却往往难令患者满意。据报道,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只有一成多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150多宗案例中,患方鲜有愿意去做医疗事故鉴定或尸检的。如果答应了,鉴定结果却对患方不利,患者往往难以接受,最后诉诸暴力。安徽池州医生徐某、江苏省南京中医院唐某都是在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出来后遭遇暴力袭击。
从医院角度而言,医疗事故定性事关医院声誉,不少医院往往否定医疗事故的成立。
如果对医疗鉴定不满,患方也很难诉诸法律。尽管考虑患者举证难,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利益。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以医疗纠纷专业性太强为由,直接依据医疗鉴定结论裁决。
举证责任倒置本身还有负面效果。有权威调查显示,72%医生不赞同举证责任倒置,认为这将会使医生趋向保守治疗,没100%把握不敢抢救,能多开检查就多开检查,严格保管医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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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方对调解的回避,同样源自对公权力不信任。“且不说会否有包庇情况发生,卫生行政机关即便处罚也是处罚医院和医生,患者很难从中获得经济赔偿。”法律学者徐昕在《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中写道。
社会救济也并不完善。中国医院协会调查显示,有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属于医院无过错尸检,比如严重疾病、药品不良反应、产品质量等等,但中国没有无医疗过错的补偿机制。
多数患方在走投无路时,会先向医院提出赔偿方案,医院一般认为过高而拒绝。相比私了,医院更相信常规途径,他们会担心患者反复要求赔偿。患方最后往往会走一条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私力救助渠道:暴力。
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这让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感到很无力。“公安对我们的要求,有时甚至认为,道个歉不就完了么?”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近几年医疗暴力频发后,原卫生部、公安部两部委发文呼吁对医生进行保护,例如规定医院要设立警务室,但在起威慑效果的同时,也把医生再次推到患者对立面。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维稳逻辑下的纠纷解决潜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相当见效。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医院赔钱了事。
医院的赔偿行为很多是在政府介入之后作出的。有的是相关部门强行从医院账户划钱赔给患者。有的是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后,以医院无条件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了结。
维稳逻辑无形中助长了医疗暴力,使暴力陷入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广东2006年上半年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另一方面,医院本身也遮遮掩掩。“许多医院出了事情就压,害怕出现负面报道。”邓利强说,有些院长就是官,出了事不在乎对自己医院医生的维权,就想尽快抹掉。
根子在于财政投入不足
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其实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就已建立,看病前的各种请托、送红包是最好例证。医好了大家都好,一旦没有医好,这种原本脆弱的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患者会立刻翻脸,150多宗案例中多数是因患者不满疗效引发。
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在于患者认为医务人员和职业操守的普遍下降。有部分医生就诊时间短,态度冷漠,没钱不给看病,收红包,拿回扣,过度医疗,发生纠纷后,医院推卸责任,还有涂改伪造医疗档案,甚至集体造假。这些在现实中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账或许不能全赖在医院和医生头上。追根溯源,这跟中国对医疗的财政投入不足有关。1986年卫生总费用315亿元,国家财政拨款122亿元,占38%,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最近几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跟美国16%的比例相提并论。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行,资金漏洞必须从患者医疗费中抽取,以药养医的恶果由此种下。患者和医生都要为此埋单,患者承担高昂费用,医生超负荷工作。曾有八年从医经历的邓利强回忆,“为了完成上级层层下派的指标,医生的‘笔头’压力很大。”
据中国最大的医学专业论坛丁香园网站一份调查,有78%的医生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咎于财政投入不足。
在财政投入不足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一份权威统计显示,城市基本上占据了全国80%的医疗资源,其中30%又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
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就诊时间以几分钟计。医患双方没时间沟通,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埋下医患暴力冲突的隐患。“如果医生和一位患者有15-30分钟的沟通时间,患者意见会大大减少。”中国医院协会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道中称,近半数患者首选三级公立医院。“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力量,是当前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郑雪倩建议,从顶层设计上分流医疗资源。一是学习英国从大医院向社区医院倾斜,另外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私立医院服务水平。“现在对公立医院支持很多,对私立医院几乎没有,导致私立医院变成挣钱的机构,无法满足老百姓需求。”
近年来的医改一度让老百姓看到了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曙光,但现实中医患矛盾却愈演愈烈。“医生诉求和政府行动存在各说各话的偏差。”北京天用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凯告诉记者。
医务工作者工作太辛苦、待遇需提高,而政府的医改集中在改革以药养医和医保问题上。
据丁香园调查显示,67%的医生表示,他们强烈关注中国医改。91%的医生对“如果不改善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不会成功”表示强烈赞同。
除了加大对财政的投入,要想在真正发生医疗纠纷时,让医生和患者互相信任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必须解决好医疗鉴定、调解、诉讼机构的中立问题。以医疗事故鉴定为例。有专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鉴定专家数据库,医患双方遵循一定规则抽选组成鉴定委员会。
非诉讼机制亦是解决方案之一。有专家建议,建立由律师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处和仲裁机构,仲裁员由医疗专家、卫生官员、法律人士等组成。
(摘自《南方周末》)
医生的职业精神 篇3
工作枯竭的定义: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工作枯竭”一词,用来描述助人职业中的从业人员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和工作满意度过低而导致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3]。目前较为权威的是Maslach等提出的工作枯竭的多维概念:即枯竭感,包括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情感疏远(depersonalization)和成就感缺乏(personal accomplishment)三个维度。情绪衰竭是指工作枯竭感的压力维度,个体感到自己有效的身心资源过度透支,表现为没有精力、过度疲劳等现象。情感疏远是指工作枯竭感的人际关系维度,个体以一种负性的、冷漠的或是逃避的态度去面对服务对象或工作,表现为易怒、消极、缺乏情感投入等现象。成就感缺乏是指工作枯竭感的自我评价维度,描述了个体感到无能、工作没有成效,表现为士气低落、缺乏成就感等现象[4]。
1 医生职业枯竭的归因
关于职业枯竭的原因,西方学者Cordes和Dougherty(1993)将其分为3个主要类别:个体、职业和组织水平[5]。医生工作枯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国际上目前没有明确的说法,综合文献将其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
1.1 医生职业枯竭的外部因素
1.1.1 社会期望不断提高。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增加,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员的期望也日益提高,这对医生的技术水平、服务态度以及职业道德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也因此设置更高的目标以适应社会需要。已有研究证实:期望过高与目标理想化容易导致职业枯竭的发生[6],患方对治疗的高期望与现实的反差不断加大医生的应激。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药到病除却不是每次诊疗的必然结果。偶尔的误诊、漏诊不被允许,医生的个人生活需求也不能得到理解,医务人员面临过高的社会期望。
1.1.2 工作环境日益严峻。
医生是特殊的职业,其直接的服务对象是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心理状况的患者及其家属,每天要面对的是痛苦、抑郁、悲伤和愤怒等消极情绪,而医院则是一个让人紧张、焦虑和恐惧的复杂场所,嘈杂的环境,拥挤的工作空间,细菌、病毒和放射线等有害物质也对医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除此之外,“医闹”、患者家属诽谤和殴打医务人员等医患冲突现象也屡见不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被侵犯,其付出往往不被患者尊重和理解。
1.1.3 工作负担过重。
我国百万人拥有医生数不超过29.48人的城市占61%,40%的城市不超过19.72人[7],张铁山等[10]的研究显示:中国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卫生服务中医院级别越高,其医护人员工作负荷越重。在对医生的研究中,工作负担重、工作时间长是其抱怨的主要方面[9]。绝大多数医生工作量过大,工作负担很重,长期高负荷、高压力的工作状态对医生身心造成诸多不良影响。有研究发现,90%以上的医生感到心身疲倦,尤以心理疲惫为甚。相当一部分医生感到睡眠障碍,活力下降[10]。外科医生因为长时间在手术台工作而患胃部疾病的大有人在,工作负荷超重使医生不堪重负,大型医院到了节假日更是人满为患,部分医生同时承担教学、会诊和科研等多项任务,高负荷的工作让医生精疲力竭。
1.1.4 职业风险过大。
医生行业具有高风险性,这使得医生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加之有时患方缺乏医疗知识,对疾病反复、无力医治等现象也强加为医生的责任,加重了医生的心理负担。同时,医生本身常常要面对各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有些甚至到目前为止尚无有效治疗手段,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医生群体面临更高的被疾病侵扰的危险。
1.1.5 多种角色冲突。
医生作为社会人,同样要扮演多重角色,组织对员工有多种矛盾的角色期望,或对权利、义务和责任定义不明确时,员工会产生角色冲突、混淆[2]。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医疗事业的投入不足,医院为了维持自身经营会将精力从单纯的治病救人转移一部分到追求医院效益,医生在担负起自身工作职责的同时,还要为各种硬性经济指标所累。有的医生同时担任教师、科研工作者等多重角色,各角色都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极易导致角色冲突。此外,由于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医生对家庭的感情投入不够,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冲突使其情绪沮丧,引发职业枯竭。
1.1.6 组织支持程度过低。
上司的支持会大大降低个体的工作枯竭感,特别是在情绪衰竭和情感疏远方面;团队气氛与情绪衰竭和情感疏远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调节工作压力,防止枯竭感的产生,一般来讲,个体的组织支持程度越低,越容易产生职业枯竭现象。Me Millin认为组织支持是由工具性支持和社会情感支持所组成。工具性支持包括资讯、物质和人员等方面的功能性支持,其有助于员工执行工作的相关功能;社会情感支持包括亲密的、尊重的和网络整合等功能,其有助于员工满足社会和心理的需求。Lee和Ashfoth的分析结果发现,上司的支持会大大降低个体的职业枯竭,特别是在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方面,但同事支持的作用相对较小;团队气氛与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呈显著的负相关,但与成就感降低的相关性并不显著[11]。
1.1.7 付出与回报不平衡。
医疗行业是高知识、高技术和高风险行业,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家庭和个人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而现阶段由于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和补偿不足,部分地区医生的劳动未得到相应的合理报酬,医生的知识价值、技术价值和风险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12]。此外,医生的付出还往往会遭到患方的不理解,甚至招致辱骂、殴打等,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社会舆论过分谴责,有的媒体甚至乐于充当“放大镜”夸大事实,以制造风波吸引公众,医生的社会声望下降,辛苦劳动不为社会所承认,精神回报难以实现。
1.2 医生职业枯竭的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而产生作用,外界的压力源传至受体后,医生个体的不同特征会成为职业枯竭的内部因素而在个体身上发生作用。
1.2.1 医生个体性格特征。
个体人格、情绪和认知等特征对医生职业枯竭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外研究表明,人格特征是工作枯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具有某些人格特征的人容易成为职业枯竭的高发群体,例如A型人格、外控、低自尊、防御性应对、神经质和缺乏耐性的人[13]。强迫性格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难以下决断,把自己对享乐的追求看作一种罪恶,对自身健康的关心认为是自私,自己的身心需求减少,导致工作过度而产生枯竭[15]。此外,对工作期望值高的医生在现实与期望不符时易产生枯竭倾向,主要包括自身工作努力、高付出,所以易于导致情绪衰竭,而如果未能实现期望,则导致情感疏远[9]。
1.2.2 人口学变量因素。
有研究证明,年龄、学历、性别和科室等均会影响医生工作枯竭[5]。在年龄方面,年轻人较容易产生职业枯竭感;在性别方面,女性医生比男性医生更容易产生职业枯竭;在婚姻家庭状况方面,单身者比已婚者易产生职业枯竭,而离异者又比单身者易产生职业枯竭[16];临床科室医生个人成就感高于非临床医生;工作年限16~20年的医生情感衰竭最为严重,职称越高和工作年限越长,其个人满意度越高,枯竭程度越低[17]。
2 医生职业枯竭防治对策探讨
职业枯竭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其不仅会对枯竭者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如失眠、头痛、高血压及慢性疲劳等,还会导致个体工作效率下降从而影响组织整体绩效。医生这一特殊群体长期与病人接触,一旦发生职业枯竭,很容易成为医患关系剑拔弩张的“导火索”,这对医患双方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恶劣影响。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内职业枯竭现象已不容忽视,李超平[18]等人对3家医院的218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2.1%的被试对象有一定程度的情绪衰竭现象,22.7%的被试者有一定程度的情感疏远现象,48.6%的被试者没有个人成就感。因此,建立医生职业枯竭的有效预防和控制机制,探讨缓解医生职业压力的有效对策刻不容缓。现阶段对于医生职业枯竭的对策研究主要是从组织及个人两方面来进行的,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社会干预对于职业枯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2.1 社会干预
2.1.1
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建立并完善医院改革的筹资机制,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抓住现阶段医患关系的关键矛盾所在,为医生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医生的个人成就感,体现医生工作的技术价值,增加医生精神收益。
2.1.2 加强新闻监督与引导。
新闻媒体对于医疗纠纷事实的报道应当客观、公正,避免论点过分偏激,以消除公众对医务人员的误解,为医生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
2.1.3 建立健全医疗法律制度。
我国法律充分赋予了患方知情权、参与权以及投诉权,却忽视了医疗工作的特点,及对医务人员的执业权、人格,甚至人身安全的保障[2]。“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充分维护患方权益的同时也使医生由于担心吃官司而背负过大的心理压力,应加快完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建立平衡的法律关系,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2 组织干预
2.2.1 合理改善工作环境。
建立良好的上下级沟通机制,维护医院内部相互理解、支持、友好和融洽的组织氛围;建立科学的工作编制和分工机制,合理排班,以人为本,控制日均诊次,尽量保证医生个人休假,以缓解工作负荷过大所带来的情绪衰竭;对于工作任务繁重、风险大的科室给予适当政策倾斜。
2.2.2 建立公平及时的激励机制。
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本身所带来的内部激励和物质、职位等外在激励,医院管理部门应主动提高医生工作积极性,使其从医务工作中感受到责任、成就和成长;人职合理匹配,及时对医务人员成就予以肯定,适当时机应注意提高人事待遇。
2.2.3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许多研究表明: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教育课程可以增强医务人员应对工作需求的能力。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自身感染不良情绪的几率也很大。作为正常的社会人,医生也需要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医院应建立专门的维护医生身心健康的管理机构,定期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医生面对医患冲突、人际障碍及工作负荷过重等压力源的应激能力。
2.2.4 建立组织和家庭双重支持系统。
医疗行业风险高,不可能完全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因此,医院应建立完整的突发事件的控制处理机制,在解决医患纠纷时增强医生的组织归属感和安全感;营造组织文化,使其在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等方面获得员工的认同;关心医生的个人状况和家庭生活,充分调动家庭这一坚强后盾为医生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3 个体干预
2.3.1 增强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现阶段医患关系恶化,侵犯医务人员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医务人员处于人员混杂多变的环境中,一方面应学会识别危险信息和暴力因素,以适时避开危险;另一方面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和了解,遇险时选用正当的手段和方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维权意识。
2.3.2 建立科学健康的工作方式。
培养严谨认真、有张有弛的工作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误诊、漏诊的发生,作为医生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避免进行长时间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劳逸结合,保证体力、精力充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工作之余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过硬的心理素质,学会从为患者服务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作乐趣。
2.3.3 进行积极的医患交流与人际沟通。
医院复杂的环境需要逐渐适应,医务人员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行医观念和价值观念,加强与患者交流的信心与耐心,学习与患方沟通的技巧,从而为和谐的医患关系打下坚实基础;其次,医务人员应进行积极的人际沟通,学会团队协作,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营造团结向上的组织氛围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2.3.4 寻找积极的减压方式。
医务人员要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注重劳逸结合,遇到压力要注意选用科学的减压方法正确减压,如加强体育锻炼,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从而净化心灵和情感;生活中广交朋友,工作中积极与他人协作,学会自我减压、自得其乐。
3 总结及展望
医生职业枯竭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组织特点、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医生个体因素密不可分的[19],缓解医生职业枯竭现状需要多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努力。就现状而言,对于职业枯竭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目前对职业枯竭的对策研究主要是“对症下药”,针对其引发原因找对策,而对于多种原因间交互作用的研究较少,且没有明确职业枯竭在不同阶段的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后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2)加强对该项目的实证研究。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往往是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研究,而本土化实证研究则相对匮乏。(3)职业枯竭的测量目前仍未成熟,如何判定职业枯竭已经发生,缺乏本土化的测量标准,须进一步明确相应的判定标准。(4)对于应激源及发生原因的研究较多,而对于枯竭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中介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得较少。
积极探讨应对医生职业枯竭的对策,构建有效的预防控制机制,对于激发医务人员工作热情,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差错发生率,建设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领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促进医疗工作的良性循环。
摘要:目前,职业枯竭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医护人员中的职业枯竭现象在逐年增长,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将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医生职业枯竭的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综合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组织及个人三方角度出发,对产生职业枯竭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进行归结,探讨其预防及控制措施并提出展望。
论医生舒缓职业压力的方法 篇4
【关键字】压力;竞争;快乐;沟通;学习
【中图分类号】R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5-0797-02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医生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职业。工作负荷过大,工作重复性较高,疾病感染的危险,医疗设备、技术的更新对专业能力和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医疗风险等都可能使医生体验到较大的职业压力。轻度的压力能促人奋进,提高工作效率。过度的压力会导致职业倦怠,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职业压力已经成为影响医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医生如何舒缓职业压力迫在眉睫。医生的职业压力到底来源自哪里呢?
1 医疗竞争激烈,休息时间短,得不到社会和患者的理解和支持。
2 社会舆论导向不良,没有尊严,收入与地位不符。
3 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
4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费用高,工作环境差,医疗管理体制不健全,医生之间缺乏真诚与合作。
5 形式化考试不断,学习压力大。
6 医疗机构腐败关系,人事关系压力大。医生一旦面临着这些压力,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
7 出现“职业倦怠”。
8 医生逐渐成为一个高死亡率群体
9 为搞好人际关系,逐渐丧失身为医生的天職,
10 完全为形式化考试而考试,自身医疗技能下降,自身素质降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马渝根教授:医护人员的心理调节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心里健康对自身有益;另一方面,医护人员是帮病人解除病痛的,如果他们自身心理和身体不健康,如何帮助别人?因此,如果舒缓医生的职业压力,成为促进和谐医疗环境的重要内容
1 医生要意识到亚健康的危害,做到快乐的工作。
医院这种工作量不可控的单位,要意识到被动工作、工作量太大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医院在管理上要适当增员。单位内部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组织轻松的活动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人来讲,要放的下,以阳光心态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如果意识到自己有心理或身体上的问题,应该及时就医,防治悲剧发生。
2 增加与家人,朋友,自然的沟通。
“其实医生也是人,也需要宣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最好的解压药。”马渝根教授指出,医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医生健康的任何和心理不仅能使自己保持愉悦的心情,更有助于患者的康复,所以医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个自己减压,工作安排适度,不要漫不经心的工作,也不要成为不善休息的工作狂。目标不要制定的过高,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多和周围的人交流。
3 行风建设不可少。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如果医患之间关系紧张的话,最后受损的还是患者。”卫生部殷大奎对医患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医院,医护人员成为众矢之的,出现了政府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医院自身不满意的现象。现在不少医务人员非常压抑,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最后受损害的还是患者。“医护人员一定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增加群众的信任感,和谐医患关系。
4 要不断学习,提高能力。
在这个竞争压力日益增大的社会里,谁能更好的在岗位上立足,在于个人能力的高低。医生也不例外,医生要密切关注医疗技术的发展,学习基本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社会及医院也要满足员工需求,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关心他们的职业发展,激发他们的敬业精神,对医生的劳动价值给予合理的评价,以增强他们对职业的忠诚度。
5 不为名利冲昏头脑
医生的职业精神 篇5
目前,我国要进行分级诊疗,存在很多问题,核心问题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较弱、服务水平较低,直接表现是能够胜任基层医疗工作的全科医师资源匮乏,因此,培养具备较高综合诊治能力的全科医生已经成为医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是一种在通科医生的基础上接受全科医学专门训练的高素质的新型医学人才,是全科医疗的主要执行者,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优质、方便、经济有效、一体化的基层医疗保健服务,进行生命与健康的全过程、全方位负责式管理[2]。
1 全科医生的医学使命
全科医生能够提供最佳的高质量初级卫生保健,成为健康保健系统的最佳守卫者[3]。世界全科医生组织著名专家Dieon教授说过,没有以受过良好培训的全科医生为基础的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注定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为了深化改革、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培养职业技能高的全科医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病患者逐渐增多,大医院已人满为患,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需要承担基层的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4]。
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点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也是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的基本途径;全科医生成为决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关键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投入不足,高水平的全科医生极缺,使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受到制约。在英国,全科医生占医生队伍的比例达60%,美国已达30%并要进一步提高到50%,而我国不到5%[5]。落实分级诊疗政策,实施全科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既有利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也有利于为群众提供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改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
2 全科医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2011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与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4]。
“综合程度较高”说明了全科医生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博而广”;“医学人才”说明了全科医生不仅能看病还能搞科研、会管理;全科医生的岗位定位在城市基层社区、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室以及个人诊所;工作任务包含预防、治疗、康复、管理、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多个方面[6]。这决定了全科医生必须是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在过去的医学人才培养中,倾向于只注重专科知识的提高,忽视了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随着国情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扭转这种观念,必须重视全科医生综合素质培养。
2.1 构建医学人文素养
培养高水平的全科医生,使他们具有高尚的人格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必须把人文素养和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中,加强全科医生的责任意识,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首先,要培养全科医生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职业精神;在艰苦环境下奈得住寂寞的献身精神;具有“爱”与“善”的人道主义精神;有持之以恒、克服各种困难(工作时间长,工作种类繁杂,基层薪资待遇较差,个人发展空间狭小)的吃苦耐劳精神。其次,在传授医学知识的同时,培养全科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的相关信息,对具有不良倾向者给予适时安抚,对患者有同情感、责任感、尊重感等。表现在对患者的遭遇、痛苦和不幸给予理解,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能给予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持和帮助,把病人当作亲人,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在医疗实践中,医生的责任感是从维护患者利益、关心爱护患者角度出发,为患者服务的一种内心体验,并由此产生的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是对医疗职业和患者恪尽职守的情感[7]。牢固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诊疗观念,为其在医疗工作中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奠定基础。
2.2 增强医患沟通能力
医患沟通就是指医务人员将特殊意义的信息通过语言、行为、相关环境传递给患者,这种特殊意义的信息既包括疾病的诊疗信息,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价值观、伦理观、经济利益、法律法规、文化习俗、情感意志等[8]。
1989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岗宣言》指出:“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乏共鸣(沟通)应被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9]。它要求医务人员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患者的愿望、实际经济情况,与家属进行认真的沟通,给患者或家属更多的决定权,以达到最佳的医疗效果。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医生起着关键的作用。而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对基层医疗事故的防范处理、减低医疗纠纷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基层缺乏先进的仪器、优秀的人才,现有设施陈旧、检查手段落后,误诊、漏诊情况较多,更容易产生医患纠纷。因此,加强全科医生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丰富医患沟通培训内容和形式,在诊疗过程中,耐心倾听以及与社区朋友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再谈论病情,有利于医患之间开展诊疗工作;接待患者时面带微笑,用真诚的目光交流,在诊疗过程中举止大方、手足轻柔,得到患者信任和尊重,对良好的医患沟通起着积极作用;应让医生换位思考,假如患者是你自己的亲戚、朋友,你该如何处理?避免用刺激性语言或难于理解的专业术语与患者或家属进行交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病情、身体状况、经济能力等)制定恰当的诊疗措施,取得患者及家属的理解,使诊疗措施得以顺利实施,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2.3 掌握医学科学知识
全科医生是通科医生的升华,必须具备深厚、扎实、全面的医学理论基础,较强的临床实践能力,还应该掌握社会医学、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行为医学等知识,知识和技能重在广博,兼顾深度。临床技能是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全科医生实际工作能力的体现[10]。在临床教学中,要传授和提高他们常见症状鉴别能力、体格检查能力、辅助检查判读能力、医疗文件书写能力、基本操作能力、常见疾病诊断处理能力、危重患者抢救能力。
病历是具有法律作用的医疗文书,书写病历是每位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病历是正确诊断疾病和决定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是衡量医疗质量的客观资料,是进行科研和教学的重要素材,是病人的健康档案,是国家制定预防保健制度和处理医疗纠纷、进行伤残鉴定的重要依据。因此,写好病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
仔细询问病史,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医生获得更多疾病的诊断线索。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先进的诊断仪器应用于诊断,临床诊断水平明显提高,以前的一些疑难疾病,得以迅速诊断,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对医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忽视。很多医生完全依赖诊断仪器检查,不重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导致临床思维能力下降,表现为临床思维片面化、表面化和简单化,往往会造成误诊、漏诊或浪费大量医学资源。比如,在一次查房中听诊一位患者心脏有杂音,超声心动检查结果却正常。主任查房时认为该患者确实有心脏杂音,预约一位资深的超声科专家再次做超声检查,报告为房间隔缺损,后进行手术治疗予以证实。如果没有过硬的体格检查本领,不可能给该患者做心动超声,或仅依赖于检查结果,就会造成漏诊或误诊。另有一位患者,主诉“头疼、发热”,收到某科,行腰椎穿刺检查,排除颅内感染性疾病,转诊到另一科,进行了大量的检查,一直未确诊,后转诊我科,触诊时发现患者左侧锁骨上有一大枣大小淋巴结,质硬、活动度差,经病理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淋巴结转移。以上两个患者的诊断过程说明认真仔细询问病史、全面体格检查,对疾病诊断能提供重要线索,再有目的的进行相关检查,很多疾病就可以确诊。在全科医生培养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培养。
作为一名高水平医生,要结合患者的病史、体检情况等对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完全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疾病的诊治,因为影响检查结果的因素较多,如仪器性能、实验条件、试剂、医生的水平等,其中医生的水平影响最大。有一次上级医生让给某某患者行胸腔穿刺,我看了胸部正位片,胸水在左侧胸腔,但B超科医生定位在右侧,经过再一次确诊后才进行穿刺。如果不进行认真研究,有可能铸成大错。有一位重症患者,血液检查指标异常(实习医生做的检验),临床医生根据检查结果给病人做了相关处理,后检验科对标本进行复诊发现检查指标正常,庆幸的是未造成严重后果。
2.4 慢性病管理和预防宣教能力的培养
健康教育是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之一,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系统的健康宣教活动,使群众了解疾病的预防知识,采取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消除或减少患病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发生,促进人群健康,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全科医生是健康宣教的主要实施者,必须具有较高的健康宣教技能。好的全科医生,应熟悉本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建立并很好利用健康档案,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目的的进行健康宣教。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慢性病患者多、多病共存、病情变化快等特点,且很多人行动不便,大医院人满为患,因此,社区医院是老年患者的首选。全科医生为老年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随访,了解病情变化,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宣教及治疗,使老年人享受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要高质量完成这些工作,全科医生必须具备慢病管理及健康宣教的能力。因此,在培养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总之,全科医生培养对我们来说是新鲜事物,如何培养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全科医生是新的挑战,我们愿不断努力,培养更多优秀全科医学人才,为人类健康事业尽绵薄之力。
摘要:全科医生培养是落实分级诊疗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改革的要求,关系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构建医学人文素养,掌握医学科学知识,增强医患沟通能力,提高慢性病管理和预防宣教能力,是全科医生职业技能培养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全科医生,职业技能,分级诊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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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职业语言素养浅析 篇6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Hippokrates of Kos) 在2500多年前就曾经说过“医生的法宝有三样:语言、药物和手术刀”。语言是医患交流最重要的工具, 是疾病诊疗的重要环节, 更是医生职业品德和作风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医生能够恰当使用语言, 不仅可以增加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加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而且对患者的治疗有着积极的影响, 同时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反之, 医生未能使用恰当、得体的语言, 甚至使用了恶性的语言, 不仅会给患者增加心理上压力, 对患者病情的治愈起到延误甚至反作用, 恶性语言的刺激还会让患者产生新的疾病, 更严重的会影响医患关系。在历代的中外医案中, “一言治病”、“一言伤人”的事例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 医生的语言不等同于平常人说话, 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对语言的运用是每一位医生的必修课。
二、当前医生语言存在的问题
2012年8月16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卫生论坛、中国医院论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分论坛上, 很多从业专家在剖析医患矛盾时都认为, 目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都普遍缺乏人文情感, 产生了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去人性化”、医患情感沟通的“沙漠化”等现象, 直接导致医患关系日渐紧张。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王小燕教授介绍了一项对5家三甲医院医患双方的调查结果:医患双方都把“医务人员语言问题”放在影响医患关系的首位。患者普遍认为医生语言冷漠, 医生讲话的语言、表情等都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 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是全球都存在的问题, 关键是要在医生的理性和患方的感性之间搭一座相互理解的桥, 这座桥就是沟通, 而沟通的凭借就是语言。当前医生的语言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对普通话的重视度不够
普通话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语言。医院是一个语言交杂的密集区, 病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 大江南北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操各种方言的病人都会来某一个医院看病或求医。当然, 如果是同一个方言区的人使用方言沟通也未尝不可, 但病人和医生若来自不同方言区, 医生应该用普通话进行沟通, 而不是使用自己方言区的方言与之沟通。但是现在还是存在着某些地区或医院对普通话不够重视的情况, 医护人员不顾病人所操语言的实际情况, 使用自己方言进行问诊或交流, 从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二) 对礼貌用语使用度不够
医生给病人看病, 每天要接触的病人数量很多, 遇到的患者各不相同。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会让医生有疲倦感和厌烦感,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医生不能够将这些负面的情感带入到工作中, 尤其是带到跟患者的交流中。医生与患者进行交流, 无论是问诊还是检查, 都要使用礼貌用语。但当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医生对称谓语和问候语的省略、命令性指示语的使用都让患者觉得医生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患者来医院看病时, 本来已经有了生理上的病痛, 医生如果再给患者这样的感觉, 会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这对患者病痛的治疗和痊愈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三) 对面部表情和身势语的漠视
医生和患者的接触均是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 这种情况下医生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对坐在对面的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生在问诊或检查的过程中, 皱眉、撇嘴等细小的面部表情都会给病人带来负面的心理暗示, 担心自己的病情是否很严重。在与病人交谈时左顾右盼、目光散漫, 使患者对医生的诚意产生疑问, 进而导致不信任, 失去沟通的信心和兴趣。除此之外, 医生的身势语也是传递信息的一个方面。医生在问诊时, 身体是否前倾等都会给患者带来影响。现在很多医生对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并不重视, 有时甚至达到了漠视的地步。给病人问诊时, 皱眉、撇嘴、捂鼻, 给病人做检查时, 身体不愿意靠近病人等等都让病人胡思乱想或者让患者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四) 对正面语言的使用度不够
负面语言主要是指“我不能”、“不可以”、“我不管”、“不行”等直接否定的语言, 除此之外, 还包括易给病人带来负面情绪的语言或语气语调。当患者带着病痛来医院就诊时, 心理处于一种陌生、恐怖、抑郁、痛苦、焦虑的状态, 此时, 医生的语言表达会对病人心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耐烦的语气或是语调会让患者觉得医生的态度漫不经心。如果未曾亲身经历, 医生很难知道病人的感觉, 体会不到病人承受疾病的痛苦、面临生命危险的恐惧和对于正能量的渴望。由于医生的职业性质, 医生很容易把病人当成是一个抽象的疾病代码, 如果医生在不能满足患者需求时使用负面语言, 患者会因为医生不能帮助自己而感到痛苦或是绝望, 可能会导致或激化医患矛盾。因负面语言而导致的医患纠纷数量很多,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通过医生的努力或注意, 这些纠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三、改进医生职业语言素养的建议
针对上述提到的医生语言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供从业人员参考。
(一) 要求医生使用普通话
为使病人准确地理解医生想要表达的内容, 与患者交谈时, 医生应使用规范的普通话, 语气要温和亲切, 要善于引导, 不能词不达意, 让患者误解, 同时也要学会善于聆听, 这也是一种语言。
(二) 恰当地使用礼貌用语
医生在医院工作, 每天要跟不同的病人接触, 针对不同的病人要恰当地使用礼貌用语。下面从以下几种不同的礼貌用语种类进行具体说明。
1. 称谓语
如果患者是上了年纪的老者, 可以尊称“您”、“您老人家” (如果医生较为年轻的话, 还可以称呼年纪较大的患者为“老爷爷”或“老奶奶”) , 或是使用类亲属关系的称谓, 例如“大爷”、“大妈”、“大叔”、“阿姨”等;如果是年纪较小的患者, 可以使用“小朋友”、“小弟弟”、“小妹妹”等较为亲昵的称谓;若是年纪相仿的患者, 可以尊称为“先生”或是“女士”, 也可以使用类亲属关系的称谓, 例如“大哥”、“大姐”、“妹妹”等。无论是尊称的使用还是类亲属称谓的使用, 都会让患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尊重或者被爱护的个体, 无形之中拉近了医生和患者的距离, 对患者的心理有缓解压力的作用。
2. 问候语
医生跟患者见面, 尤其是第一次见面, 要进行适当的问候。例如“您好”、“早上好”, 之后再进行问诊等工作。如果是老患者, 可以有一些关心式的问候, 例如“最近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等等。
3. 指示语
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指令性的语言, 这些语言尽量用祈使语气的句式, 而不是命令语气的句式。例如“请大口喘气”、“请您再把嘴张大一点”等, 而不是“大口喘气!”或“嘴张大点!”。祈使性的指示语会让病人放松, 更加配合医生检查的进行, 加快检查的进度, 而命令性的指示语会让病人紧张且会引起病人的反感, 导致病人不配合进而影响检查的进度和效果。
(三) 注意无声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
国外的心理专家指出, 信息沟通的效果是由7%的文字、38%的音调和55%的表情手势决定的。由此可见, 无声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在传递信息时占据的比例非常之大。
面部表情和身势语在医患交流时被频繁使用, 其中“点头”、“微笑”和“目光接触”使用得最为丰富和广泛。患者在求医过程时, 生理已然承受着病痛, 心理也有较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的他们极为脆弱, 最需要关心和爱护。此时, 医生微笑时的真诚和自然, 无疑会给患者带来安慰和鼓励。这不仅能够让医患之间产生情感的共鸣, 还能够帮助患者减轻病痛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当病人讲述自己病情和面临的困惑时, 医生应耐心倾听, 让病人尽情释放内心的恐惧和压力, 与此同时, 医生应该频频地点头, 并配合使用“嗯”等语气词, 表示理解并说明自己一直都在认真聆听, 这些都会让患者感受到尊重。医生在和病人进行交流的时候, 要时刻保证目光接触, 并且神情要专注, 目光与病人接触时温和亲切, 向患者传递真挚的情感、真诚的态度和平等的心态。医生在与患者沟通中, 可以巧妙地使用身势语来弥补有声语言的不足。例如, 冬天医生给患者查体或测血压时, 先将冰冷的双手搓一搓, 或是在听诊之前将听诊器在手中暖一下, 这些看似简单、自然的动作, 不经意间就会让患者感受到医生为患者考虑和对患者的关怀。这些无声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能够让患者放松心情, 减小就诊时候的压力。
总之, 医生不仅要善于观察患者的非语言信息并消除患者的顾虑, 鼓励其用语言表达出来, 以便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真实想法, 还要注意自己的仪态、手势、手姿、眼神、情绪等对患者的影响, 通过无声的语言传递对患者的关怀和照顾, 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不要因此引起误会而使患者多疑, 甚至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
(四) 使用正面语言, 传递正能量
医生要多使用安慰性、鼓励性等正面语言, 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加快患者痊愈的进度。
1. 安慰的语言
患者在患病时往往心情低落, 情绪也较容易激动, 安慰的语言能够让使患者放松和宽心。例如“请不要紧张”、“这只是个小问题”、“很快就会好的”等安慰的语言, 在短时间内拉近医患双方的心理距离, 让患者紧张的心理得到松弛。
2. 鼓励的语言
当患者病情有所好转时, 使用“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由于您的良好配合, 您的治疗效果特别好”等鼓励性语言, 可以使病人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和希望。患者生病后较为敏感, 依赖性强, 此时鼓励性的语言会给患者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 增强患者对诊疗措施的顺从性, 主动配合治疗。
除了安慰和鼓励的语言外, 正确地运用语调中的语速、音量、音调也能够给患者带来正能量。医生与患者交谈时, 语速应适当放慢, 针对不同患者调整语速的快慢, 或是跟患者的保持一致。此外, 医生和患者进行交流的时候, 音量要适中, 太低或是太高都不合适, 同时还要善于应用音调的起伏来表达对患者关注的程度。
四、结语
一个医生的语言素养在目前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状态下尤为重要。因为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疾病的复杂变异, 总是有许多问题要探讨, 有新问题需要研究, 不可能所有的疑难病症都能迎刃而解。所以做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超的医疗技术, 还要有能善于与病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有能取得病人信任和信服的能力, 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 最大程度上满足病人的需求, 给他们战胜疾病的勇气, 达成医患共识。“言不在多, 有爱则灵。”优秀的医疗技术、高新的医疗设备, 并不总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医生良好的语言, 不是药物胜似药物, 可以减轻患者心理压力, 让他更加配合治疗。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一片墓地中的一块墓碑上, 镌刻着一位名医特鲁多 (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的名言——“有时, 去治愈;常常, 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每一个医生时时刻刻都应该按照特鲁多的这句名言来要求自己。语言的魅力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 一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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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职业精神 篇7
一、基层审计机关将面临的形势
2009年3月, 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上, 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的理论。该理论强调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是推进民主法制的工具。审计的本质就是“免疫”。根据这一理论核心, 在《审计署2006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基础上, 审计署于中期制定并印发了《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强调了未来五年的审计工作, 总体目标是要把“推进法制, 维护民生, 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要求审计机关在坚持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 加大查处违法违规和经济犯罪问题的力度, 揭示存在的风险, 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同时推进绩效审计, 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动建立健全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促进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和建立健全政府部门责任追究制。到2012年, 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在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方面, 应要求审计机关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以及政策措施层面发现和分析研究问题, 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促进政策、法律、制度的落实和完善, 推进深化改革, 加强宏观管理。
二、基层审计机关的现状
1、现有的审计体制影响审计的独立性。
《审计法》第二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就我国目前的审计体制而言, 各级审计机关作为同级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 具有政府内部审计的性质, 其审计独立性、权威性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在被审计对象的确定上缺乏独立性。地方审计机关在安排审计工作时, 除了完成上级审计机关部署的审计任务, 更多的是完成地方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难以有更多的精力做到独立自主地确定审计项目和工作重点。第二, 地方审计机关的人事任免管理权由同级政府负责, 使得地方审计机关领导在开展工作中顾虑重重, 当审计涉及到同级政府或地方局部利益时, 其审计结果往往会不了了之。第三, 审计经费由同级财政拨款, 使审计机关在对本级财政进行审计监督和处理处罚时难以做到完全依法审计和处理处罚。
2、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制定缺乏科学性。
制定审计项目计划, 不仅有利于协调审计机关 (或机构) 内部、审计体系之间、审计机关与专业经济监督部门之间的关系, 还有利于综合平衡各层次、不同时间的任务目标,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提高审计工作效益。就目前地方审计机关而言, 对制定年度项目计划缺乏重视和科学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除了上级安排的项目之外, 在制定当年审计计划时, 地方审计机关常采用由各科室上报, 机关业务会议审定的模式。这样往往存在制定计划时缺乏前瞻性、系统性, 没有科学统一的目标, 审计无法站在宏观的角度去审视问题, 抓住关键, 更多地关注民生。第二, 制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缺乏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相互协调和连续一致, 出现了审计机关为扩大审计覆盖面安排“超负荷”审计工作计划的现象。如有一些项目连续安排几年或几次, 而另一些项目却几年都是“空白”, 或“长、中、短”计划相互矛盾等。第三, 对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缺乏“奖勤罚懒”的考核体系, 致使完成计划项目成为应付之事, 既不利于审计计划的落实实施, 也无法充分调动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积极性。
3、审计实施过程中缺乏质量控制。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 审计方案不全面。由于缺乏细致的审前调查, 导致审计实施方案目标不明确, 操作性和指导性不强, 内容要素不全或完全套用工作方案, 审计范围、内容、重点、步骤、方法和目标不相适应, 调整内容却不及时调整方案, 甚至是项目实施后为了归档而补做方案, 以致审计实施过程和审计方案完全脱节。第二, 审计证据不充分。原始证据获取不够充分, 应及时复印、拍照的原始证据没有及时获取, 造成事后无法弥补。有的取证过于简单, 无法证实违规行为;有的审计证据的获取手续不完整, 日期、签字、盖章不全;有的审计证据之间, 证据和底稿之间, 底稿和方案之间不勾稽、不对应, 不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合法性。第三, 审计日记不完整。审计组成员不能按要求全部编写审计日记或不能逐日编写日记, 有的日记内容过于简单, 不能如实、完整地记录审计的全过程。
4、审计成果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目前, 基层审计机关对审计成果的深度开发还不够, 缺乏一套对审计成果综合分析、开发利用的科学工作模式, 造成了审计资源的浪费, 加大了审计成本。一是没有将历年审计查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剖析根源, 达到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效果。二是机关内部审计成果未实现全面共享, 外部审计成果未能充分利用。基层审计机关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等原因, 内部科室之间交流较少, 与内审和社审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 致使难以分享彼此的审计成果。三是审计信息反馈不力。由于基层审计机关工作任务比较繁重, 致使多数审计机关埋头苦干, 只求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而对审计信息反馈工作重视不够或无暇顾及, 从而使上级领导不能及时了解审计工作动态, 审计成果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距“免疫系统”要求的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相距甚远。
5、审计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基层审计机关人员的构成以财务会计人员为主, 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在审计项目实施中, 审计人员不可避免地会以会计的眼光和习惯看待问题, 重视账项审计, 或者说习惯于财务账簿、报表审计, 造成了审计机关工作层次不高, 审计结果分量不重。另外, 基层审计机关人员管理模式陈旧, 仍然使用分兵把手、各审一块的审计体制, 人员流动性差, 知识局限性强, 技术手段落后, 无法适应“口才化、理论化、全才化、尖才化、完美化”的人才战略要求。
三、基层审计机关如何当好“职业医生”
1、改革审计机关的管理体制。
长久以来, 我国审计理论界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认为只有赋予审计机关相当的独立性, 才能切实发挥其监督职能。审计经费宜由审计署统一编制预算, 报全国人大批准后, 逐级下拨, 以消除审计机关后顾之忧。
2、抓好制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环节。
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 维护公平和正义、监督和绩效是职责所在。基层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 必须主动地紧贴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关注一些重点项目, 跟踪一些重大事项, 特别是能敏锐地发现风险和隐患, 牢牢地抓住事关经济安全和党委、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的事情, 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作为年度计划的重心, 统筹兼顾, 重点突出, 相互协调, 量力而行。同时要加强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积极探索编制重大项目滚动计划, 逐步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科学的指标考核体系, 以便于各级审计机关实施、考核和评比审计计划完成情况, 进一步提升审计计划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审计的整体性作用。
3、加强审计实施环节的质量控制。
基层审计机关应从充分细致的审前调查入手,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总体情况、业务流程, 掌握管理上的薄弱环节, 制定出目标明确, 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实施方案。只有制定好科学的审计方案, 才能抓住整个审计质量控制的枢纽。实施审计时, 要高度重视审计日记、底稿和证据的防范审计风险等方面的作用, 严格按照审计实施方案确定具体的审计事项, 真实、完整地逐日编写审计日记, 严格按规定收集与取得审计证据, 切实把审计工作底稿作为形成审计结论、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4、推动审计结果的充分利用, 处理好监督与服务的关系。
发挥审计保障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就是要处理好监督与服务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实施审计的过程中, 不仅要发现和处理违法违规问题, 还要注重从管理层面、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减少和避免同类问题的再发生, 收到“免疫”的功效。此外, 基层审计机关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审计公告制度, 既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也可以有效形成审计、舆论、社会监督的整体合力。
5、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基层审计机关要以创建学习型机关为契机, 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和审计人员实际, 扎实搞好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 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要建立全员学习培训制度, 制定中长期学习计划, 采取自学、轮岗、以审代培等多种方式, 使广大审计人员在精通财会、审计业务的基础上, 逐步掌握税收金融、基建工程、计算机、法律法规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知识, 从而改进审计技术手段和方法, 提高业务技能。同时要在机关内引进能上能下、不进则退的竞争机制, 加强人员的合理流动, 通过组织报名、目标认定、竞职演讲、全员投票、党组决定、上报审批等程序, 使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新岗位, 营造新追求、新作为。基层审计机关更要倡导文明审计, 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和各项规定, 自觉将权力运行、各项工作、内部管理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在社会上树立并维护良好的形象, 切实提高审计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6、强化实绩考核, 健全目标激励机制。
始终坚持公正公平原则, 充分反映审计干部的工作业绩, 加强对审计干部的实绩考核。一要完善考核办法。对机关干部的年度考核进行必要的改革, 改变过去考核科室为考核审计组, 将审计质量等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考核分量化到组、计算到人, 使考核结果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工作实绩。二是提高考核结果的综合运用水平。将考核结果作为推荐任用和评先评优的主要依据, 与个人的物质奖励挂钩, 充分调动审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使考核机制真正成为提升审计工作水平的助推器。
医生的职业精神 篇8
关键词:社区精神病,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康复效果,家庭关系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 且目前临床短期住院治疗和护理对精神病的效果有限, 加之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紧缺, 故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已从传统的住院治疗逐渐转变为社区治疗、康复及护理[1]。欧洲的荟萃分析表明, 院后有效的疾病康复干预可使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再住院率降低30%, 使再住院及死亡联合终点事件降低18%[2]。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也表明, 以家庭医生为主体的社区卫生服务, 通过多学科协作对疾病进行管理, 可显著降低患者的住院次数, 提高生存质量, 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整体质量[3,4]。社区是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的重要场所, 但目前我国社区疾病的研究多集中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而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多针对住院患者, 故规范社区精神病的康复治疗模式显得尤为迫切。家庭医生责任制是指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的团队服务, 通过与社区内家庭签约, 为家庭成员提供连续、有效及安全的基本卫生服务, 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降低医疗费用及促进全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5,6]。本研究以社区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院后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为期1年的互动干预, 旨在观察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效果及对家庭照顾者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4年7月龙岗中心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收治的社区精神病患者186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1)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第10版)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edition, ICD-10) 精神病诊断标准[7]; (2) 病历管理资料完整; (3) 出院时处于病情缓解期, 出院后均由家人照顾; (4) 简明精神病量表 (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评分<30分。排除标准: (1) 合并恶性肿瘤者; (2) 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 (3) 器质性精神障碍及酒精依赖者。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178例,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82例和对照组96例, 干预组男51例, 女31例;年龄23~74岁, 平均 (32.16±1.59) 岁;病程2~13年, 平均 (8.09±3.03) 年;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40例 (48.78%) , 初中22例 (26.83%) , 高中和中专20例 (24.39%) ;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26例 (31.71%) , 抑郁症39例 (47.56%) , 癫痫17例 (20.73%) 。对照组男56例, 女40例;年龄22~74岁, 平均 (31.86±1.66) 岁;病程3~15年, 平均 (8.24±2.98) 年;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49例 (51.04%) , 初中28例 (29.17%) , 高中和中专19例 (19.79%) ;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31例 (32.29%) , 抑郁症45例 (46.88%) , 癫痫20例 (20.83%)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及疾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所有患者或其直系亲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出院后康复治疗方法
对照组出院后给予常规出院指导和常规药物维持治疗, 定期复诊, 并遵医嘱应用精神病药物;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进行康复治疗, 具体方案如下: (1) 建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由社区精神病家庭医生、预防保健医生、全科护理人员组成, 组内成员分工协作, 进行监督和咨询服务, 由社区精神病家庭医生负责患者治疗、用药指导及疾病相关知识宣教, 预防保健医生负责作息、饮食、运动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全科护理人员则负责情感表达、活动安排、纠正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及指导家属更好地照顾患者等; (2) 采取日常门诊复检、电话、社区服务站点健康咨询室等多种随访方式进行康复治疗,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每月至少进行1次家庭上门干预, 至少3次电话随访, 随访内容包括用药指导、作息指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情感表达以及疾病相关知识宣教等; (3) 开启医生与患者或其家属的互动平台, 例如微信、微博、社区服务中心固定电话等, 加强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交流, 增加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信任, 通过有效沟通, 交流相关信息, 使医护人员可针对性处理问题, 利于患者康复。本研究为期1年。
1.3 质量控制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内所有成员均接受系统化的社区精神病治疗、护理相关知识培训, 规范社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护理流程, 落实每项干预措施, 并成立专门监督小组, 每月不定期采用现场考核、巡查及受试者电话回访等方式跟踪干预措施落实情况, 评定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健康宣教、生活护理、家庭访视及建立互动平台等护理措施的落实情况, 对于护理依从性较差或因干预措施未能落实等原因导致不符合本研究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护理工作开展要求的受试者予以剔除。
1.4 观察指标
分别于出院时和出院1年后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基于任务的生活能力测验 (UCSD Performance-based Skills Assessment, UPSA) 、Zairt照顾者负担量表中文版 (Zarit 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 ZBI) 评定两组的精神症状、生活技能及主要照顾者负担水平。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1) PANSS:由30个症状条目组成, 分别为7个阳性症状、7个阴性症状、16个一般精神症状, 采用1~7级评分, 计算总分, 并转换为100分制, 分值越高, 患者症状越严重[8]; (2) UPSA:包括财务能力和沟通能力两个维度, 分别由10个条目和9个条目构成, 每答对1个条目, 得1分, 计算总分, 并转换为100分制, 分值越高, 患者生活技能越强[9]; (3) ZBI:包括照顾者的健康情况、精神状况、经济、社会生活4个维度, 共22个条目, 采用1~4级评分, 计算总分, 并转换为100分制, 分值越高, 照顾者负担越重[10]; (4) 采用由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设计的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知晓度调查问卷评价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包括病因知晓、危险因素知晓、治疗知晓及康复知晓四个方面, 每个维度评分0~10分, 计算总分, 并转换为100分制, 评分越高, 知晓程度越高。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精神病症状和生活技能比较
出院1年后, 干预组PANSS、UPSA、ZBI评分和对照组ZBI评分均优于出院时, 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出院1年后, 两组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均优于出院时, 且干预组评分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与出院时比较, 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P<0.05
*与出院时比较, 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P<0.05
3 讨论
近年来, 我国精神病患病人数有增加趋势, 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发生率亦相应升高, 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故社区精神病的社区治疗、康复、预防已成为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责任[11,12,13,14]。因此, 探索一种适合社区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模式已成为促进精神病患者康复、降低肇事肇祸率及恢复社会功能的关键, 并成为医疗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家庭医生责任制是一种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社区为范围、家庭为单位、连续健康管理为目标, 通过与社区内家庭签署契约后, 为其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指导的新型医学运作模式[15,16]。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将探索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制度列为其重点内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 出院1年后, 干预组PANSS、UPSA、ZBI评分、对照组ZBI评分及两组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均优于出院时, 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通过对干预组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为期1年的互动干预, 由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持续负责患者的治疗, 确保精神病患者院后治疗的专业性和连续性, 利于病情和抗精神病药物应用情况的观察, 根据病情的改善情况适当调整治疗方案, 指导患者正确用药, 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此外,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引导精神病患者积极参与各项康复训练, 指导患者适当进行运动, 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同时通过与患者建立平等友好的相处模式, 充分调动患者参与康复训练的积极性、热情性, 增强患者用脑、用手能力, 进而提高患者生活技能, 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而对照组院后缺乏连续、系统的康复治疗, 治疗和康复训练依从性较低, 部分患者不遵医嘱用药, 对康复训练缺乏积极性, 导致病情反复甚至恶化, 精神症状和社会技能的改善均不佳。对家庭其他成员而言, 精神病是一项重大的应激性生活事件, 可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理、心理及社会负担, 尤其是主要照顾者, 严重影响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17,18]。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患者主要照顾者ZBI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 可见干预组主要照顾者负担水平较对照组轻, 可能与干预组精神症状和生活技能改善较优有关。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除与院后治疗、预防保健、康复训练有关外, 还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密切相关, 而疾病知晓程度是培养患者良好自我管理能力的先决条件, 有利于患者形成正确的行为模式、及时识别早期复发征兆, 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19];同时精神病患者一旦掌握自身疾病的康复知识, 积极运用康复技巧延缓或减轻持续存在的精神症状, 最终达到管理自身疾病的目的, 促进康复[20]。本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组病因知晓、危险因素知晓、治疗知晓及康复知晓程度均优于对照组, 表明对干预组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管理, 开启互动平台,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可及时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咨询进行解答, 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可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利于培养良好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 促进康复。
精神科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篇9
之所以很多人“被动地”成为精神科医生,与这个职业备受偏见有关。
据了解,中国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回忆起八十年代刚工作时,经常对陌生人掩饰自己的职业:他说很多人知道是精神科医生,甚至会问,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也得精神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
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是让年轻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有精神科医生称,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安定医院的住院医生付冰冰告诉记者,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病房,名义上晚上十点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十点半了。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洗洗刷刷,十二点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的“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唯一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在住院楼的另一端,即便是作为八病区病房主任的姜涛,促狭的办公室空间也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转圜。事实上,姜涛在安定医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强度几乎没有变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查房,十点才能坐回椅子上歇会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会陷入幻听,将医生当作特务,而自己是国家安全人员,跟踪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就是一种可能被袭击的机会。”姜涛说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懂得在病房里保护自己,不留给病人袭击的空间。曾经有护士靠在椅背上午休被病人用毛巾勒住脖子,幸好被另外一个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听病人对怀孕的女医生说:“我想看看你肚子里是什么?”
舍弃不了的工作,丢不掉的迷茫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刚受过一次打击。”一个精神科医生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前一阵,亲戚家里一个学管理专业的妹夫,工作五年后跳槽去万达搞电商,薪水已经比我们病区主任都高。可我们从‘住院医’到‘主治’,再到副高、成为‘专家’,就算顺利也至少需要十一年的时间。”
至今,安定医院在北京医管局下辖的21家医院里依旧算第三档,即便是护士,收入也比普通综合医院低很多。而且与低收入对应的是高风险,这点在精神科医生职业经历里最能体现。
北京安定医院的姜涛做住院医生的第二年,被“转”回当时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锣鼓巷院区。平素在这里值班的医生只有一个,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自己处置。一天晚上,一位病人产生了幻听,对同屋另一个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开水烫,姜涛好不容易控制住发病的病人,将受伤病人带到另一间病房处理伤口,灯一亮,旁边的年轻护士先被病人的惨相吓晕了过去。“最后只能先掐醒护士,再自己单独处理病人的烫伤和外伤。”
也是在这里,姜涛第一次被病人袭击,一个高他一头、身体强壮的女病人因抗拒住院,挣扎时一拳打飞姜涛的眼镜,他的眼眶肿了很长时间。“当时的工资条上,有一个栏儿里写着一块钱,开始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后来老医生告诉我,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行业风险补贴。”
“现在好多了,补贴已经变成了保险。”姜涛告诉记者,也是那一年,他每月的工资“翻了一倍”,拿到了二百元。当时,一批国外药企进入中国,很多同学都去做了医药代表。一位在药企的同学聚会时给他看了一张一万四千元的工资条,并让他来公司跟着干,姜涛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虽说药代也体现了一种价值,但跟最初选择学医想实现的价值不一样。”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住院医生的工作远没多年后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诗人笔下那么快乐和诗意,“很多衰竭的病人一年也不会跟你说几句话”,枯燥得让人觉得“没劲透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一得抑郁症的女大学生在姜涛督导治疗下,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恢复、出院,顺利毕业、分配工作。她的父母特地来表示感激之余,娓娓道出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女儿抑郁时恰逢夫妻二人双双下岗,绝望的二人甚至买好农药准备带女儿一起自杀。正是爷爷奶奶坚持将孙女送到安定医院,让女儿顺利毕业获得了一份好工作,也让这家人有了喘息和转机。
精神科医生当然有情绪
精神科医生为病人诊断时,需像福尔摩斯一样细心、缜密,不放过一个细节,甚至还要到病人原籍做“外调”。姜涛曾收治过一个东北病人,在老家医院被诊断为脑炎,治疗几个月后没任何好转。住院后,姜涛从病人职业入手,从家属遮遮掩掩的话里找到了病因:病人是一银行职员,动用了银行的钱私下放贷,却因贷款对象还不了钱做不平账,担心东窗事发得了癔病。姜涛让病人家属与病人谈心,表示家里无论如何也会帮他把钱补回,几番劝解之下病人神奇康复。
病人和家属的沟通,让精神科医生感到很“无力”。抑郁症病人家属一般都属“高情感表达”,对医生期望很高。今年安定医院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其母亲对医生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是学上得太多,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康复,甚至加重她的病情。第一次出院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就特别想吼他们:难道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我们脱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会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记者,穿上白大褂眼中只能有病人,要照顾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有些病人因病症严重已无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属往往表现麻木,除病人发病时将其送到医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对医嘱也不以为然。比如安定医院封闭的住院病区里,明令禁止病人携带一切可伤人或自戕的东西,但男病区总会有家属探视时给抽烟的病人悄悄塞上香烟和打火机,夜晚医生总会在厕所里听到噼噼啪啪的点烟声。
还有精神病人父母已没,兄弟姐妹会觉得他们出院增加负担,从不探视,只是定期来交些住院费或依靠单位医保。病人从一个医生手上交到另一个医生手上。“他们在这里的时间比我们很多医生都长。”
急诊科医生职业压力源分析及对策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南充市三所三级综合性医院急诊科医生54名, 均为急诊科工作1年以上, 排除在急诊科轮转规培的医生, 其中男40名, 女14名, 均为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27~53岁;工作5年以下18名, 5~10年16名, 10年以上20名;初级职称31名, 中级职称16名, 副高及以上职称7名。
1.2 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方式, 内容包括可能产生的职业压力源、调节压力的方式、是否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等, 并指导填写问卷的方法,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找到适当的应对策略, 共发放问卷54份, 回收问卷54份, 问卷回收率为100%。
2 结果
急诊科医生主要职业压力源为:医患关系紧张 (100%) 、工作强度大 (92.6%) 、职业暴露相关的压力 (83.3%) 位居前三, 另外还有职称晋升困难、工资福利待遇低及家庭生活和科室协调、同事比较等方面的压力, 详见表1。
3 讨论
3.1 职业压力源分析
3.1.1 医患关系紧张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 医疗风险过大, 急诊医生需承载的责任以及精神压力过大, 已经成为急诊科医生最主要的职业压力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健康和生命越来越重视, 同时对医院和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外, 由于社会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 人们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加上社会舆论的片面报道, 医疗矛盾激化, 医疗纠纷不断出现, 最终使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医疗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职业, 医生面对的对象是患者的生命, 绝不容许半点的疏漏, 这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急诊医生尤为如此, 心跳呼吸停止、昏迷、急性脑卒中、急性中毒、急性腹痛等危急重症多首诊于急诊科, 这些患者多是突然起病, 病情危重, 并且病情复杂且变化快,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误诊、漏诊;加之患方对医院的要求诊断必须快、准, 治疗必须药到病除, 有的还加上医疗费用必须报账或是费用必须越少越好等问题, 急诊医生不仅需要面对医疗技术方面的难题, 还有可能在患者家属的质问、谩骂甚至动粗的情形下继续工作。近年来, 医疗纠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并且还出现了多起伤医事件, 医患关系的紧张更加给急诊医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2]。
3.1.2 工作强度大, 工作时间超长
急诊一线医生一周工作时间基本都超过50 h, 多的甚至超过70 h, 而且夜班频繁, 再加上处理大型车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应急加班, 工作强度已经是严重超负荷, 工作量急诊医生明显高于普通医生[3]。随时需要处置突发病, 处理突发事件, 不能按时就餐, 作息时间不规律, 生活节奏严重紊乱, 机体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在长期高强度工作压力的环境下, 每年体检急诊科医生身体完全“健康”的占12%左右, 远低于医院总体20%标准[4]。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精神高度紧张, 情绪得不到释放, 容易导致焦虑、抑郁、偏执等。另外, 还有长时间久坐引起的颈腰椎疾病, 下肢静脉曲张等;急诊清创缝合还可能导致锐器的误伤, 容易感染艾滋病、乙肝、梅毒等。院前急救还可能由于车祸引起的创伤等。亚健康状态占比例不少, 包括高脂血症、高血压、血糖偏高、肥胖、心电图的轻度异常等。
3.1.3 职称晋升方面的压力
急诊科日常工作中通常只注意临床能力的发展, 缺乏相关科研能力的培养, 同时也受学科本身特点影响, 在科研上不可能像其他专科一样可以研究一些高、精、尖课题。另外, 急诊工作时间长, 夜班多, 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区进行论文的撰写, 直接影响到了职称晋升和学历的继续教育。本组资料初级职称31名 (57.4%) , 中级职称16名 (29.6%) , 这些年这方面问题越来越明显。另外, 急诊科经常面对酗酒闹事、“三无人员”欠费、或者故意赖账逃费的患者, 而且职称普遍不高也一定的影响了经济收入。工作时间长使得陪伴家人的时间大大减少;收入低使得赡养父母及抚养孩子的能力降低;增加了家庭方面的压力。急诊患者在就诊过程中, 会与不同的科室接触, 凡因手续繁琐、找不到地点、未及时领到检查结果、住院时无床位引起的矛盾或不满, 都无形之中会发泄到急诊医生身上, 使急诊科成为矛盾的焦点, 从而使急诊医生心理承受较大的压力。另外, 深夜收治急诊患者入院、多发病患者的收治, 都会引发专科值班医生的不满。另外, 急诊医生工作辛苦、收入低及临床技能“广而不精”等也成为专科医生诟病的话题, 也一定程度给急诊医生造成了压力。
3.2 对策
针对以上压力源, 如何减少和释放压力。调查发现, 100%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急诊医生认为, 改善医患关系, 缓和医患矛盾应该放在第1位, 舆论应给予公平、公正的宣传, 树立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 医方和患方不应该对立起来, 不应该相互提防, 双方共同“敌人”应该是疾病;只有医患关系融洽, 才能更好地战胜疾病。
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工作氛围, 急诊科是医院的窗口单位, 是危急重症患者集中的地方。首先, 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安静、安全的工作环境;其次, 要有足够的急诊医生, 增加急诊医生编制, 合理排班, 避免夜班过度频繁, 使得身体处于亚健康。另外, 急诊医生需要增强体质, 业余时间多参加文体活动, 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 另一方面还能释放心理压力, 平常多与家人、朋友、同事进行倾诉、交流与沟通等, 学会正确的与人沟通, 多与人进行交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5]。看待社会不能过于理想化, 要看到社会成员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平等的地位, 待遇上的差距, 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健康平和心态。急诊医生才能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投入到急诊工作中去, 更好地服务于急诊患者, 服务于社会。
摘要:目的:通过调查分析急诊科医生职业压力源类型, 并对如何减轻压力及提高急诊医疗服务治疗质量进行分析。方法:对南充市三所三级综合性医院54名急诊科全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 包括职业压力源类型、日常的减压方式等。结果:急诊科医生主要职业压力源为:医患关系紧张 (100%) 、工作强度大 (92.6%) 、职业暴露相关的压力 (83.3%) 位居前三, 另外还有职称晋升困难, 工资福利待遇低, 以及家庭生活和科室协调、同事比较等方面的压力。改善医疗环境, 缓和医疗矛盾, 调整心态, 参加文体活动以及多与人沟通等有利于减压, 提高工作热情。结论:营造一个安全、安静、和谐的急诊医疗环境, 寻求合适的减压方式, 有利于急诊医生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急诊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急诊科医生,职业压力源,对策
参考文献
[1]卢伟, 钱铭怡.128名城市医务人员与93名县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倦怠水平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 (5) :336-337.
[2]周丽君.护士工作压力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民康医学, 2010, 22 (16) :2139-2143.
[3]郭权, 张彧, 刘德焕.综合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09, 5 (1) :42-43.
[4]黄伟清, 张远新, 李平.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压力源类型浅析与健康心态的调节作用[J].中国医学创新, 2012, 9 (29)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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