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精神

法律职业精神（精选9篇）

法律职业精神 篇1

摘要：邹碧华法官的匆匆离世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震动, 他留下了奋力前行的背影, 使后继者更加体会到中国法治道路的艰难。法官, 作为中国法律职业的核心群体, 不仅仅是尽忠职守的公务人员, 还是在风雨飘摇中的时代大潮里坚守社会价值判断底线的守门者。本文试图从邹碧华法官道德感召力的侧面解读出当代法治环境下理想法律人格的构成, 以及进一步论述如何进行法律职业伦理的塑造, 以期能够弘扬邹碧华精神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事业。

关键词：基本内涵,时代价值,现实意义,依法治国

一、邹碧华精神的内涵

邹碧华精神的内涵, 简言之, 就是忘我和奉献, 这是一般英雄人物的共同点。但他又因其法官身份显得不同, 因为法官职业特色不是去冲锋陷阵, 而是保持沉默、被动、消极、隐忍。

( 一) 邹碧华精神的个人价值

作为法官, 公正判案, 获得当事人好评和理解; 作为教授, 《要件审判九步法》广为流传; 作为院长, 费心制定上海司法改革的具体方案。邹碧华通过一以贯之的勤奋工作, 得到、拥有和享受在职业道路上的晋升以及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虽然生命短暂, 但一生从事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自愿奉献了自己的所有精力。

邹碧华的行动贯彻着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黑格尔在《应用逻辑学》中认为, 意识之后是深层的自我意识 ( 解释为潜在动机) 。邹碧华的自我意识、行为动机都已超越温饱生死, 脱离低级趣味。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人的最大价值在于自由, 自由就是每个人在成长中脱离原来自己的那一刻,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屡次冲破自我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活动, 邹碧华把这种自由的目标交给了崇高的理想世界而非物质世界。他一生不断追求的是知识获取和累积、案件审理的公平、法院工作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做金钱奴隶的人、做权势奴隶的人来说, 他是理想应然社会的“奴隶”。现实社会也给予他的理想和努力正向的反馈。因此, 他是成功的, 他的个人价值完全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得以体现, 而他自己在辛劳中也获得了心灵的满足。

至今人们称赞的还是邹碧华的谦逊诚恳、公平正直、德才兼备, 而非其身份、家世和权势。邹碧华告诉人们, 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法治社会, 公平竞争、机会平等, 即使一个非特权阶层的普通民众, 也可以通过自己审慎、公正、坚定而由节制的行为获得社会承认, 破除特权阶层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使个体真正自由发展。

( 二) 邹碧华精神的社会价值

邹碧华作为优秀个体的凸显, 最终来自社会的普遍认可。优秀个人的影响是放射性的, 能够产生示范、传导的作用。优秀个人能够有能力去处理涉及他人的多重复杂问题, 用忘我的工作热情去感染别人, 用宽容的工作态度去与人合作, 塑造积极向上的氛围, 引导他人变得更加努力, 整体提高团体的工作效率。邹碧华的道德感召力在于以个人的行为、魅力、语言展示能力, 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同事共同努力, 产生了群体性的崇高的事业归属感, 这与社会伦理要求相吻合。他的离开引发了大多数素不相识的人的自发悼念, 包含了类似于宗教性质的理想感情成分。这种宗教式感情, 既来自对优秀个人的钦佩和欣赏, 也来自于法律职业本身对道德的内在追求。

二、当前社会现实对于法律职业价值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实是,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 社会价趋于物质化, 邹碧华却能引起不同利益群体的共鸣, 对此有多种解读。

( 一) 法官群体的评价

就法官群体来说, 邹碧华名校出身、著作等身、专业素养深厚, 身为上海高院副院长, 身居高位。基于对法律本身的崇拜, 以及对法律技艺的敬佩, 普通法官们内心而言需要这样的专业的领导, 他们对在法院高层中痛失精英心存伤感使人很能理解。

当然, 反讽、解构已经是现代人质疑社会现象的通常手法。有人说, 如果不是一个高院副院长而是无名法官, 就不会有许多人怀念。这种观点也许有其合理之处, 高官当然夺人眼球、社会交往众多。但确实以偏概全。仅是普通法官的遭遇①, 确实不足以引发全社会民众的关注讨论。这并非说明普通法官相对轻贱, 只是说明, 邹碧华作为社会精英, 既是法官也是长官, 对社会具有广泛有影响力, 在他人眼中, 已成为一个替代整个法院工作的标志性形象。因此, 有感而发实际上是针对整个法官群体, 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法官所无法引起的联想。也因此, 邹碧华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正值壮年英年早逝的悲哀, 也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一个老师工作过度辛劳的悲哀, 而是在当前法治环境下法官窘境的缩影, 是法官职业生涯划出的巨大的惊叹号。整个法官群体对国家法治道路、法官职业的前途命运产生顾影自怜的感情,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员额制的特定背景下, 既感到彷徨, 也感到疲惫。

( 二) 律师群体的评价

对其他法律人而言, 尤其是律师, 邹碧华在长宁法院提出过尊重律师、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想法, 受到他们的欢迎。哀悼邹碧华, 更多反映律师界希望得到尊重的利益诉求和感情投射, 至于说形成共同体, 仍是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在这个职业共同体内部, 最近轰动的新闻是, 北京恒清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慧称, 4 月2 日在通州区法院办案时, 遭执行局法官和法警的殴打, 致使眼部、面部、肢体等多处受伤。这条消息很快扩散并引起广泛关注, 尤其得到一些律师声援。其中, 有人表示“震怒”, 也有人质问, 如果律师有问题, 轻有律协处分, 重有公安查处, 法院执行庭有何权力打人? 而另一方面, 微博“法官卢涛”发表文章, 题为“崔慧律师所称执行案件真相”。文中称崔慧在哈尔滨有家康赛尔公司, 其占70% 股份, 其夫占30% 股份, 欠债无数, 崔慧为逃避债务在通州法院立案, 诉康赛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卢涛”指出, “法官为什么不出执行裁定, 原来她是原告, 是律所主任; 是被告法定代表人, 被告代理人是其律所律师。”②涉案视频已向社会公布, 北京高院、律协、通州区政法委、通州区公安分局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向社会宣布此事子虚乌有, 还执行法官以清白。但对于法官群体造成的是危机感、受辱感、愤怒感, 尤其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不支持的情况下, 法官对无职业操守的律师甚至无能为力③。要求严惩诽谤法官和妨碍诉讼的违法行为, 保障职业安全, 已成为法官的基本需求。可以看到, 法官和律师的价值观中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共同语言的根基只能是法律研究, 尚未形成一致的职业道德伦理约束。

在我国漫长的法治道路上, 法院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尚存争议, 更何况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群体是有具体职业规范约束的整体, 律师群体是自由个体的松散联合, 两者在案件立场上泾渭分明, 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为亲朋故旧等社会关系藕断丝连。律师队伍内部本身鱼龙混杂: 有些律师对程序正义、律师权利自称代表民意极力呼吁, 质疑法院是否独立、公正; 有些律师专营取巧, 期待寻租获得法院的资源乃至权力的好处。当然, 也有一些法官不愿意坐冷板凳, 希望扩大社会交往, 却屈服于利益过界失足。虽然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名词, 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有重大差异。对律师而言, 个体价值观念多元, 服务于客户利益, 更像是经营法律生意的商人, 只有服从或规避法律的意愿, 并不会纠结案件本身实质公平与否。商人特性使得其本身道德水平不一、职业道德程度不一, 因此, 要想在整个法律界建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首先必须就法律职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伦理底线达成一致。

( 三) 邹碧华精神的时代意义

邹碧华的离去, 并不是在依法治国康庄大道上的插曲, 而是法治之难、法治之殇。他作为一个理想人物留下了理想未尽时的太多疑虑, 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命题。

1. 法院地位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困难。尽管社会转型时期, 法院作为社会管理者、社会服务者承担着重要任务。但法院始终无法成为政府主动行为的一份子, 因此, 与其他国家行政职能主管机关颇有距离, 价值目标疏离。同时, 由于存在“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嫌疑, 在处理地方政府、党委、甚至国企干预的案件时始终不能完全光明磊落, 有时反而要委曲求全替人圆场。再者, 法院自身为与“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模式划清界限, 始终还在处在法院职能上的存小同求大异的司法改革路径探索之中。

2. 法治实现缺乏伦理基础的现实困难。当前市场经济社会, 充满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个体价值导向追求自身财富的累积, 不能直接追求金钱的, 就间接追求权势, 权势造成逐利阻碍, 吸引金钱分流和聚集, 社会伦理客观受到侵蚀, 也造成法治实施的障碍。无论司法者还是民众, 都无力对抗利益团体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 因为司法者承受过多压力, 普通民众则无力承受维权成本。此外, 司法改革导致组织内部产生较大利益冲突, 即使有改革福利, 也不足以阻挡其他职业的召唤。法官的“下海”冲动也对群体伦理造成冲击。潮流、风气和习俗会影响法官的价值观和道德感。④法官的职业习惯是保守、沉默, 如何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热火朝天中找准定位, 内心也缺乏伦理和信仰的支持。法官福利待遇的提高, 可能会解决部分职业稳定性的问题, 上海入额法官检察官收入比公务员高43%⑤, 但员额本身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的划分。况且无论收入如何增加, 都不能与其他法律服务者相比较, 既是国情, 也是服务大众的性质所决定。因此, 保持法律信仰、升华职业伦理作为解决问题的治本之法中显得更加重要。

三、构建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础

( 一) 我国法律职业的环境———良法是司法的基本前提

从国情来说, 政府权力仍然很大, 日本学者福山称之为“威权政府”, 在民营企业不发达的行业和地区, 国企仍然和政府捆绑在一起, 地方有地方性保护, 行业由行业性垄断。政府选择性执法, 面对个人可能是懒政政府, 面对利益集团可能百般迎合, 威权和法治总会有冲突。但要看到社会总体在进步, 比如新《行政诉讼法》可以要求审查规章这样的规范性文件, 是历史性的进步, 法治道路前景仍然光明。而司法能在社会解决纠纷中起到什么作用, 就要看多少人愿意使用、信赖、服从法院判决, 对民众来言, 会牵涉到取证的难易的考虑、维权的成本与收益的衡量, 立法中要考虑到各方利益主体的能力, 才能使得司法过程顺畅可行, 将程序的公平与实体的公平衔接。因此, 在立法中加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 会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更具实用性、可行性, 也就是更能制定出良法, 这是法律伦理要求的重要前提。

( 二) 法治社会的内在自我约束———培育神圣的法律感情

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社会的根基是大众对于法律的敬畏, 而不是法律成为人们的牟利工具。

首先, 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法官, 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群体应当是对其本身有较高的道德追求。应当通过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的学习, 提升法官价值追求, 淡化其权力意识、金钱意识, 增加职业信仰使其保持公允的判断。

其次, 其他法律人也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建立一种社会机制, 使他们能够接触、感知公平正义的力量。譬如, 建立获取律师资格转正为正式律师前, 必需担任短期法官助理的学习制度, 可以减少法官的工作量、提高律师水平,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法官对法官助理的思维培养增强律师的道德感、公平正义的感知力, 使得他们当律师时能够更加依法办事、克制、清醒。

最后, 法治社会的根基在人民大众。既要支持个人维权, 又要防止无理取闹, 既要维护社会稳定, 又要防止政府、利益集团牺牲个体利益。培养理性民众, 建设诚信社会、戒绝贪婪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整体感情上的互相理解, 通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监督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 培养信奉法律的社会氛围。

四、理想法律人格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条件

从邹碧华精神中解读到理想法律人格的特点:

首先, 应是理性与感性交融的个体。法律的思维、逻辑属于理性, 但法律的运用、生命却在于经验, 这经验就是用知觉去触摸法律保护的边界, 这就是法律人格感性的一面。其次, 理想法律人格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 包含了同情、理解和宽容, 既是对当事人各方的理解, 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正向思考。再次, 理想法律人格会把优秀的工作技巧和高尚的信仰追求结合起来, 坚定、坚持, 忠于内心判断, 愿意为普罗大众奉献和付出。

总之, 理想法律人格, 是一个成熟善于分析、冷静但富有同情心、积极乐观又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只有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作为开拓者, 中国法治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他们也应当成为树立法律职业伦理的中坚力量。

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遥远的理想, 在燃灯者身后, 投下的漫长身影。除了理想人格的内因驱动以外, 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还需要在三个方面给予外部支持:

( 一) 经济待遇的合理性

有人说, 如果公正审案, 法官高出五倍的工资也是合适的。又有人说, 如果没有非法干预, 工资再少, 也愿意有人留下来做法官。他们想批评不公正, 都拿法官的工资说事。法官薪酬正受到社会的关注。但那些人高估了精神胜利法。法官并非圣贤, 亦有家庭压力, 渴望较好的生存环境, 画饼充饥是大多人无法接受的。同时, 出于要求劳动获得公平的尊重, 放弃法官职业的人并非就一定道德低下。相比法律服务业其他劳动市场薪酬的而言, 适当提高法官收入是对于法律本身的尊重, 是依法治国的内涵。法官办案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根据法官的工作方式, 保障法官的待遇稳定, 并高于普通水平, 并非是高薪养廉的激励政策, 而是社会公平分配的正常选择, 是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应有肯定。保障法官在世俗生活中平常、稳定的心态, 不至于使得物质至上冲击道德信仰, 也不至于使得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职业收入独立生活, 否则, 要么法官天生是富二代、三代, 或者依附于富人生活, 法官职业终究会成为富人职业, 丧失了了解人世疾苦的大众眼光。

( 二) 道德伦理的明确性

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 应当是具有较高伦理道德。放眼全球,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曾因为写信给律师言辞不当被迫辞职, 可见, 对于法官中立克制的要求是法治精神的必然产物。法官道德伦理应当明确为, 保持人格的独立。首先是坚持自己的法律判断, 其次是与律师、利益集团保持相对的疏离。对于违背法官职业伦理的行为交由法官行为惩戒委员会处罚, 处罚的力度应当与法官薪酬水平相一致, 奖惩分明, 赏罚有度。

其他法律人应当也接受法官的监督, 尤其是, 对律师行为不端的情况, 应当提供法院向司法管理部门、律协发函行使投诉建议权予以撤销资格。同时, 接纳见习律师做短期法官助理, 强化法律职业道德意识, 以便培养统一的道德伦理的形成。

( 三) 职业内部的流通性

法律职业内部可以形成像商誉一样构成职业水平的评估标准。法官因为其掌握的司法裁判权受到尊崇, 但一旦丧失裁判权, 其得以继续获得业界好评的原因往往是个人社会关系广泛建立和专业的法律技能。其中, 专业的法律技能是法官流动的基础。应当增加法官职业的流动性, 视法官向律师、律师向法官流动为正常现象。法官是一个信仰的职业, 不需要出现以法院内部规定阻扰个人选择的做法, 当然, 律师也可以进入法官队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法官还是律师其职业的转换, 都要与其原来的社会角色完全脱离, 必须建立法官职业伦理相关隔离制度, 防止律师将法院工作作为积累人气的跳板, 也要防止法官离开法院后成为现任法官的诉讼掮客, 应当予以明确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约束。

注释

1比如说咸丰县人民法院刘文举法官因病去世, 其平淡但同样敬业的普通人生也引发了法官们的感叹和追悼.

2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5-04/6206842.html, 2015-4-22.

3比如, 律师寄送贿金给执行法官, 执行法官上交, 法院要求吊销律师执照, 但司法局认为证据不足, 息事宁人.律师反而以寄错银行卡为由, 要求法院返还贿金.

4[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王秀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9:213.

5http://sh.people.com.cn/n/2015/0423/c134768-24611108.html, 2015-4-22.

法律职业精神 篇2

培育法律精神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专题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内涵，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每个公民具有较强的法律素质，而增强法律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的途径之一。

教学重点和难点：社会主义法的含义、体系、运行，法律意识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的基本内容：

案例：

某大学一男生宿舍,多次遭到窃贼的光顾,令同学们深恶痛绝,便设下埋伏,以期抓获小偷,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偷终于被同学抓获,为解心头之恨,同学们你一拳,我一脚,对着小偷一阵猛打,致使小偷上医院治伤花去医药费共计1000多元,小偷为此告到法院,要求打人的学生赔偿损失。问：大学生们的行为合法吗？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分析：大学生们的行为不合法。小偷的偷窃行为固然可恨，但是对其偷窃行为的惩罚只能由相应的司法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和依照法定程序来处理。法律意识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公民也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培养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养成广大公民对社会主义法律的认知和认同，是社会主义法得到遵守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只有当广大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才有了前提基础和保障。

案例：

一个法学博士以空调公交车不开空调却多收一元钱空调费为由，将北京巴士公司告上法院。

姚明发现他的肖像及姓名出现在可口可乐产品外包装上，惹得这位中国体育“高人”很愤怒，便请求法院判令可口可乐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人民币一元。

82岁的长春市民李成宪，虽持有长春市《老年人优待证》，但多次乘专线公共汽车时仍要买票。李成宪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遂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市公交总公司向他赔礼道歉，并赔付精神损害补偿费人民币一元钱。

一名可敬的消费者，在书店买了一本《走向法庭》的书。买书者离开书店后，发现这本书中间少装订了几十页，于是重返书店要求换书，同时要求该书店支付一元钱的往返乘车费用。书店店员只同意换书，双方对这一元钱的乘车费用彼此互不相让，发生争执。这位消费者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书店支付一元费用。问：以上四个“一元钱”官司说明了什么？

分析：这是一种好现象，反映出人们法律意识的大大增加，“一元钱”也代表着自己的权益，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自然要讨个公道。同时，通过“一元钱”官司向全社会宣布了这类权利的存在及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结果，能够起到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一元钱”官司的经济利益也许是得不偿失的，然而，公正的判决，能够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和崇敬，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因为，公民对法律的信赖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性理念。法治国家应该也必须是一个“人人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地方。有了这些爱较真的人，权利及其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才会被逐步唤醒。否则，法律永远只能是书面上的法，而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法。

一、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内涵 1.法律的一般含义、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1）法律是由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国家创制法律：所谓法的制定，是指国家机关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新规范。所谓法的认可，是指国家对既存的行为规则予以承认，赋予法律效力。国家保证实施：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2）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

法律所体现的仅仅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那部分统治阶级意志（3）法律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有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法律

2.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从法律所体现的意志来看，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2）从法律的实质内容来看，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3）从法律的社会作用来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法律保障。

3.法的一般分类

法的分类是指从一定的角度或根据一定标准将法律规范或法律制度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分类方法：(1)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成文法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制定颁布，以不同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故又称“制定法”。

不成文法是由国家机关以一定形式认可其法律效力，但不表现为成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的法律规范，一般是指习惯法。

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是由法院通过判决创制的法，它虽然表现为文字形式的判决，但不同于由法定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通常将判例法视为与制定法相对应的一种法律渊源，归入不成文法一类。(2)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直接来自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要求，如所有权、债权、政治权利义务，通常表现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程序法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即主体在寻求国家机关对自己权利予以支持的过程中的行为方式，这种权利和义务是派生的，其作用在于保证主体在实际生活中享有的法律权利得以实现。因此实体法和程序法也被称为主法和助法。(3)根本法和普通法

在采用成文宪法的国家，根本法是指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享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的内容和制定、修改的程序都不同于其他法律。普通法是指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普通法的内容一般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其法律效力低于宪法。(4)一般法和特别法

一般法是指在效力范围上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即针对一般的人或事，在较长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普遍有效的法律。如《民法》《刑法》

特别法是指对特定主体、事项，或在特定地域、特定时间有效的法律。一般而言，特别法的效力优于普通法。如《邮政法》、《铁路法》等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体系

法律部门——指以调整社会关系的领域和调整方法作为主要标准，对现行法律进行的一种分类。

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通常是把调整同一类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划分为一个法律部门。

法律体系——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在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基础上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一到两部新的法律诞生。一部部法律正在填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法律空白。从总体上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谈起十多年来的立法工作时这样表示。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和核心的法律体系框架，到2010年将形成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由以下几个法律部门构成：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国的各项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成及其活动的基本原则等。我国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 4 特殊程序制定和修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行政法 民商法 经济法 刑法 程序法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法律的运行包括法律制定（立法）、法律遵守（守法）、法律执行（执法）、法律适用（司法）等环节。1.法律制定

法律制定，又称立法，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法律制定泛指有关国家机关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狭义的法律制定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称国会、国家立法机关等）制定、修改、补充、废止基本法律（或法典）和法律的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驶国家立法权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国务院各部门——制定部门规章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2.法律遵守

法律遵守，即通常所说的“守法”，是指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去从事各种事务和行为，保证各项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3.法律执行 广义——法律执行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

狭义——法律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活动，也被称为行政执法。行政执法主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行政机构（如工商、公安、税务、物价等）

4.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有广狭两种涵义。从广义上说，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国家权力，把法律规范的规定运用于具体的主体或场合，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活动，包括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

从狭义上说，法律适用专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规范处理具体案件的活动；也称司法或司法适用。

在我国，司法机关是指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驶法律监督权；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驶审判权。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一)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

思维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包括按照逻辑程序来进行的理性思维，也包括随情感而去的非理性思维活动。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习惯和取向。

社会问题通常是一个复合性问题，往往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和法律的等多种因素。如果说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道德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那么法律思维的重心则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围绕合法与非法来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和关系。

[案例]谢某与许某系朋友关系，2001年5月，谢某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许某借款20000元，当时谢某向许某出具了一张欠条并承诺两个月后还款。但是两个月后，谢某并 6 未归还欠款。2004年4月许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谢某偿还借款20000元。庭审中，在证据方面，许某仅向法庭提供了谢某的欠条。

分析：本案中谢某的还款期限为2001年7月，到期不还，许某的合法权利就已经受到侵害。从谢某未按期归还借款之次日起，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许某丧失了实体上的胜诉权。本案已经超过明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许某的诉讼请求。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 讲法律 讲证据 讲程序 讲法理

教学小结：

通过本章学习，我们应该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内涵，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每个公民具有较强的法律素质，而增强法律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的途径之一。问题探索：

1、试述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及其作用？

2、依法治国的内涵？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3、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4、公民应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品读法律格言弘扬法治精神 篇3

———拉塞尔·A·柯克

点评:从历史因素来看, 和中国数千年来的“人治”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影响下, 中国人素来讲究“无讼”、“和为贵”, 法治观念淡薄, 加之历史上法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滥用, 嗜杀无辜, 草菅人命, 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民群众谈“法”色变, 难以形成成熟的法治环境。近代以来, 西学东渐, 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 也一同将西方宪政文明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 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 法治文化日渐盛行, 应当说如果能够按照此路砥砺前行, 中国的宪法必定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只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以袁世凯为代表封建官僚基层窃取了革命果实, 以民主宪政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 虽然其后复辟失败, 但民主法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 宪法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其后, 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路线, 为中国宪法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无奈军阀割据、日寇入侵、国共内战, 造成民不聊生, 一穷二白, 人民群众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 又谈何心思放在宪法之上?

作为中国人, 我的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法律人, 我的法学梦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因为有梦想, 才会有发自内心的信仰, 相信法律是为千万人谋取幸福的高尚事业。

格言二, 宪法正如同盾牌, 留下愈多以前战斗所刻下的伤痕, 愈会获得主人之珍重;宪法也如一面军旗, 受到更多刀伤及弹孔之侵犯, 更会显出它的荣誉和神圣。

———拉德布鲁赫

点评:从正面例子来看, 美国宪法自1783年制定以来, 运行平稳, 仅仅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 为美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两百多年以来, 美国宪法经历南北战争、一战和二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 可谓是历久弥新。尤其是在南北战争期间, 因为奴隶制废除问题, 险些导致联邦分裂, 使得宪法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但也恰恰因为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的考验, 更显出1783年宪法的历史厚重感。在当今美国, 提起宪法, 美国人无不肃然起敬, 如同士兵珍视陪伴其征战多年的军刀, 虽年代久远, 仍锋芒毕露。

从反面例子来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便是其中一例,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 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孙中山、唐绍仪等革命党人强烈不满, 与西南军阀联合起来组建大元帅府, 对抗北洋军阀, 是谓护法战争, 但终因实力不济, 各大军阀心怀鬼胎, 相互利用, 导致护法失败。宪法在中国的施行时间过短, 没有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 在缺乏法治土壤的中国最终失败。可以说, 中国宪法就像一面盾牌, 护卫着民主共和制度, 但令人遗憾的是者, 这面盾牌的硬度还不够, 无法经受强敌的刀劈斧砍, 最终倒下。

格言三, 宪法对当今政府的主要限制, 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个人权利。当下, 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 而且保护个人权利已成为我们宪法法理学中的最为主要的部分。

———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

点评:此句格言更加强调了宪法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宪法不仅要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出规定, 还要对个人权利合理安排, 避免公民合法合理权益受到损害。

从宏观角度讲, 保护个人权利已成为宪法的主要内容。我们过去往往更加强调集体主义, 对个人权益关注不多, 随着时代发展, 形势也在逐步变化, 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这就要求宪法层面作出相应的改变。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我们就做出了相应安排,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了宪法, 从全局高度为保护公民权益奠定了基础。

从微观角度看, 个人虽小, 国家虽大, 但是国家再大也是由千千万万人构成的, 如果公民权益长期得不到合法保护, 必然丧失人民群众对于宪法的信任, 最终量变导致质变, 国家也会趋于败亡, 苏联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集体主义方面成绩斐然, 但是忽视了公民个人权益, 压制个人思想, 毫无自由可言, 最终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面前败下阵来。首先, 不应当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损害个人的合法权利, 要有进步开放的视野, 要合理界定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区间;其次, 要充分认识到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不仅不会损害集体利益, 反而能够作为集体主义的有效补充, 更好地发挥集体的作用;最后, 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在于依法治民, 更加在于依法治吏, 要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 坚决杜绝乱作为, 防止其随意损害公民利益。

参考文献

[1]耿玉基.基层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研究[J].行政与法, 2009 (03) .

[2]马怀德.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J].中国民政, 2011 (02) .

弘扬法治精神 普及法律知识 篇4

——**司法所“法律六进”工作事迹

**司法所根据省、市、区依法办安排，从2006年开始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大力开展了“法律六进”活动，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进一步增强了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制观念，为依法治镇，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大力开展法律进机关

**司法所根据各级要求，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在镇区内各级机关落实了五项措施，一是各机关加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公务员牢固树立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法治理念；二是加强了机关公职人员学法制度，将学习法律知识纳入日常学习计划，每年组织机关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不及格人员进行补考，使学法用法考核工作规范化；三是依托农民夜校和业余学校，机关学习园地，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加强了机关公职人员学法阵地建设，为其学习法律知识提供了方便。

二、切实做好了法律进乡村工作

我镇下辖10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农村宣传法律量大面宽，针对以上情况，司法所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向每个行政村选派了一名法律宣传指导员，各指导员要对所包的村每月向司法所汇报一次。自工作开展以来，各村主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加强了农村法制教育阵地建设，每个村都建立了一个法律图书角，每个村民小组都建立了一个法制宣传栏；二是组织各村“两委会”干部按时参加了全镇农村干部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班；三是各村都成立了法律宣传志愿者队伍，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如秧歌、快板等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各村每年至少保证宣传2次。武五村集中宣传每年4次，将“村规民约”和“村民义务”统一打印上墙，主要是春节、中秋节、“五一节”和国庆节进行集中宣传；四是大力开展了法律服务进村入户活动，充分发挥了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作用，**法律服务所现有律师1名，法律服务工作者2名，全年共接受法律咨询5次，代理20起，代写法律文书40件。

三、法律进社区工作进展顺利

全镇3个单位社区全部实现了“六个一”：即建立了一个法律宣传橱窗，建立了一个法律图书角，建设了一支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立了一套居民学法制度，每季度开展一次义务法制宣传活动。政法干警、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能经常深入街道、社区，结合各个时期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发生在居民身边的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为居民开展公益性法制讲座，为居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徐家沟社区对本社区的法律宣传橱窗和法律图书角进行了全面刷新，对专职法律宣传队伍的工作进行了定期考核。

四、法律进学校工作扎实有效

镇司法所从五个方面着手，重点抓好了辖区内11所中小学的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结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教育广大青少年学生学法律，知荣辱、明是非，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懂得了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养成了学法守法的良好习惯；二是各学校都将法制教育课的计划，教材、课时、师资落到了实处；三是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教育网络；四是依托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等机构，积极开辟了第二课堂，开展了生动活泼的青少年学法用法实践活动；五是为各学校配齐配强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并能充分发挥作用。

五、加强依法治企，促进法律进企业工作

一是全镇2类7个私营企业和3个国营企业都制定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建立健全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学习制度，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了企业发展与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二是加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通过宣传日，宣传周等形式，大力宣传了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知识，提高了企业职工依法维权的能力；三是加强职工业余法制学校建设，并将学习计划和考试考核，纳入了职工的日常管理；四是开通了“职工维权热线”，司法所积极地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五是各企业公司律师试点工作正在实施，徐家沟矿、鸭口矿和一五三厂的律师顾问制度正在建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六、加强“依法办事示范单位”创建工作

家庭精神暴力中法律维权剖析 篇5

一、家庭精神暴力的界定

部分学者曾对一些典型的家庭精神暴力行为做出研究。如以自杀作为要挟手段、杀害对方宠物、摔东西、捶墙壁等行为都可能造成心理暴力。法官高风仙提出,家庭暴力是指对其家人或家属实施暴力行为,为扩大对加害对象的保护范围,宜采取广义上的解释来定义加害对象和加害行为类型。黄富源表示,“婚姻暴力或者夫妻间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种,而家庭暴力系指家庭成员间所发生的口头或身体上的攻击,或恶意的疏虐行为”。林世当认为,家庭暴力应该是不论是否具有婚姻关系而居住在一起,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伤害了别人的身体或情感,侵犯包括自由选择在内的合法权利的行为。精神暴力不同于精神伤害,前者往往是单独存在的,非身体的暴力,例如通过打骂宠物,在精神上对他人实施暴力;而后者通常是身体暴力产生的结果,并不单独存在。

一般来说,家庭精神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包括一些行为上的、言语上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可能构成家庭精神暴力,但并没有明确是否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笔者认为,以直接、积极方式长期侵害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或可能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才是一般定义上的家庭精神暴力;如果同时伴随着身体伤害,则行为人也应为此承担责任。由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一论述在扩大了对受害者保护范围的同时,模糊了精神暴力的界限,因而强调其表现形式的直接性、积极性和长期性。

二、家庭精神暴力法律维权类型

根据家庭精神暴力案件类型的不同,法律介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事案件中,家庭精神暴力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二是在刑事案件中,家庭精神暴力受害人转变为刑事案件的加害人时,对家庭精神暴力受害人酌情减轻处罚。

(一)民事案件中予以赔偿

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在涉及家庭精神暴力的案件上作出了婚内损害赔偿的判决。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为证明案件事实,以合法手段去获取足够的证据是家庭暴力侵权案件难办的一大因素。鉴于此类案件撤诉率较高,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而我国少有家庭侵权案件出现。然而,从法律层面上说,家庭成员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不应因家庭关系而任其受损。当某一家庭成员因家庭精神暴力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有权得到法律救济,提起民事诉讼,无需为维护表面的和谐而作出掩饰。侵权法的作用即是补偿损失、预防损害和制裁违法,不论是否行使这项权利,都不能掩饰它存在的事实。

在家庭暴力受害人“以暴制暴”转变为加害人这一情况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以暴制暴”受害人之前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严重伤害才是引发“以暴制暴”现象的源头。虽然家庭暴力受害人选择“以暴制暴”是不明智、不合法的,但“以暴制暴”受害人过错在先的事实也应该可以作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减罚的理由。只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一考量因素通常在“重大过错”时方能适用。

(二)刑事案件中酌情减轻处罚

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满足某些条件时可能会发生转化。这一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受害人出现“以暴制暴”的行为。一般来说,受害人出现“以暴制暴”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到家庭精神暴力的结果,往往伴随着身体暴力或其他暴力因素,单独的家庭精神暴力导致“以暴制暴”是非常少见的。在目前的家庭精神暴力相关刑事案件中,因为纯粹的精神暴力而导致“以暴制暴”,在衡量裁决结果时很难达到减轻刑事处罚的目的。实际上,当前的家庭精神暴力减刑问题主要在家庭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及其他暴力共存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作为考量的因素。

对于家庭精神暴力受害人转化为加害人“以暴制暴”的案件,法律介入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家庭暴力使得受害人受到心理创伤或其他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以暴制暴”是否能减轻一定处罚;二是家庭暴力受害人长期遭受家暴并且无法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救助,迫于无奈选择“以暴制暴”可否相应地减轻刑罚;三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并非单方面的过错,“以暴制暴”行为的受害者也存在过错时,可否酌情减轻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刑罚。以上三大方向,尤其要注意在第一种方向中,家庭暴力受害人因出现心理问题而反抗,以此为理由酌情减轻刑罚时,要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必须以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定这种减罚考量。

三、法律介入家庭精神暴力的边界

不同于其他简单的利益关系,家庭关系融合了情感、伦理等多种因素,法律介入家庭精神暴力将对个人隐私权、家庭治理和个人自由等方面都产生影响,并且增加司法成本,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法律介入的边界。

(一)借助权益类型确定

家庭精神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侵害行为从程度上来说有强有弱。但司法资源有限,此类案件所需司法成本过大,法律干预范围无法将所有符合客观表现形式的行为都包含在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家庭精神暴力行为针对的权利类型来判断该行为是否造成或可能造成受害者身体、精神的损害。

我国对于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所有权等绝对权益有较高的法律保护程度,家庭精神暴力行为在无正当事由的情况下侵害公民的绝对权益,法律应当介入。对于受保护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权益,往往要经过缜密的衡量判断才能确定法律是否干预。这种权利类型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确定法律介入家庭精神暴力的边界。面对其他复杂情况,例如家庭精神暴力虽无侵犯绝对权益,但损害了公共利益时,法律也有必要进行介入干预。但这一点的认定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来行使,应避免滥用公权,剥夺个人权利。

(二)根据社会性道德认定

社会性道德来自于学者李泽厚对于道德作出两个层次的区分:一是宗教性道德,主要与人的理想信仰有关,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和寄托,不能以之来要求所有人。二是社会性道德,是所有社会成员普遍应当遵守的。包括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在内的人类最低的道德权利和义务,被法律所规定。这种情况下,法律规范应当有社会性道德的支持,法律介入才能更正当。即是说,社会性道德也成为了认定法律介入家庭精神暴力边界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对于社会性道德的确定,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不同的人群由于社会观念的不同,存在着思想道德观念的差异。社会性道德代表主流价值观,但在强势者文化占统治地位时,要防止强势者的意志取代公众的意志,避免出现多数人借口社会性道德去压迫少数人的情况出现。

当前法律对于家庭精神暴力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家庭精神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家庭地位上也存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有必要以法律介入的方式对家庭精神暴力行为进行干预。对于法律介入家庭精神暴力的程序确认和边界认定尚需更多的研究和考量加以明确,家庭精神暴力的法律干预需要在不断的司法实践中让结构更完整,制度更完善。

四、家庭精神暴力法律维权的途径

放眼各国,家庭精神暴力由法律介入时都面临两大难题,即举证难和赔偿确定难。如果不对家庭精神暴力的举证和赔偿确定这两方面的规定适当调整,那么将家庭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立法规定也失去了作用,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一)家庭精神暴力的举证

常见的家庭精神暴力相关案件中,施暴者和受害人之间往往力量不均,地位不对等。加上精神暴力行为不易辨认,受害者的举证之路尤其艰辛。另一方面,我国证据法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法官在裁决相关案件时,虽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却不能放开了行使,使得家庭精神暴力的受害者举证更为困难。

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表示,我国的民事证据坚持“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通常只适用于普通案件的事实证明。然而家庭精神暴力案件较为特殊,涉及身份关系,举证难度大,应使其证明标准稍向有利于受害者的方向倾斜。部分学者曾提出一个相对来说低于“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即“在某特定情形中一个具有普通智力、理智、审慎、注意或预见的人会采取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或具有的期望”。换句话说,使包括家庭精神暴力在内的家庭暴力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普通人或者合理人的标准。如此,原告在主张被告实施了精神暴力并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时,其提出的证据证明能使一个理智的、正常的第三人认为其主张或抗辩是真实存在的,就能满足诉讼证明要求,法院也应认为其真实存在,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依据。这种适当的倾斜能大幅提高司法效率,对于受害者而言既便于搜集相关证据,又能得到法律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施暴者的成本,有利于消除家庭暴力,维护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家庭精神暴力的维权

对家庭精神暴力赔偿是否可行,目前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对家庭精神暴力赔偿缺少客观的衡量标准,操作起来存在较大困难。然而,这种担心家庭精神暴力的认定过于主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因为目前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的相关案件时,也无法坚持一个客观标准。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然而这一点的认定要求法官准确地把握夫妻双方内心世界,这是无法客观做到的。家庭精神暴力的认定与此类似,同样涉及家庭,且需要对精神领域作出判断。因此,我们不能以家庭精神暴力的判断过于主观为理由,就认为家庭暴力的赔偿问题不可行。

此外,家庭暴力的认定条件之一“一定伤害后果”是采取了过于谨慎的态度和较为严格的、外化的标准的产物,主要是顾虑家庭暴力的认定会严重影响家庭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因为这种顾虑而采取谨慎态度与“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并无必然关系。“一定伤害后果”这一要求虽然是出于证据证明责任的考量,但“一定伤害后果”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家庭暴力的其中一种证据呈现方式。部分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并无“一定伤害后果”存在,但证人证词、公安机关笔录等都可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一定伤害后果”并不能作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标准。可以说,无伤害即无家庭暴力的简单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

我国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法律思考 篇6

1 精神赡养的概念和分类

1.1 精神赡养的概念

赡养, 是指法定亲属间相互抚养的法律责任,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

精神赡养, 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 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 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 使其愉悦、开心。

赡养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是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精神赡养, 从形式或方式上划分可分为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和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从内容上分可分为物化的精神赡养和情感的精神赡养;从性质上分可分为法律层面的精神赡养和道德层面的精神赡养。我们这里只看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和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1) 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就是积极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精神生活的物质保障, 满足老人精神生活的物质需求 (即物化的精神赡养) 。对老人进行亲情慰籍 (即情感的精神赡养) 。从道德层面上看, 要孝敬老人。精神赡养的范围非常广泛, 要求非常高, 大到衣食住行, 小到吃喝拉撒, 各方面都要关心。尽量做到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老人在心里觉得温暖。从法律层面看, 对老人定期的、不定期的的探视或看望等, 是必不可少的。

(2) 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就是不对老人制造精神痛苦或精神虐待。不作为的精神赡养, 要求赡养义务人通过不作为的形式来实现精神赡养。如果作为后, 往往会触犯法律, 情节严重者, 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行为上不伤害老人, 更不能殴打老人, 不能虐待, 不做侮辱行为和动作。在言语上不伤害老人, 不讽刺挖苦老人, 更不能辱骂老人。对老人不使用精神虐待, 不能从精神上不理不睬, 视为不存在。不能限制老人生活自由, 不干涉老人再婚, 交朋友, 参加社会文艺体育活动, 以及对其他精神生活的追求, 都不能进行限制。

2 我国农村老人精神赡养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 农村老年人的比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1999年我国就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 随着不断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养老化问题已成为全社会的热点问题, 而精神赡养问题更加的严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浪潮, 老人们更加渴求儿女、社会、朋友对他们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现在已是信息化社会、数字化社会、个性化社会的时代, 老年人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许多新事物不被老年人接受, 他们不会使用, 往往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落下。如何使用手机接打电话, 如何使用电脑, 如何使用自动存取款机……这些事物他们都不会使用, 往往就排斥这些事物, 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2) 农村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从事农耕活动, 有很多农村老人从未出过门, 从未做过火车,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本村、附近的邻村、镇上、县城……, 社会活动范围很小, 许多人往往深居简出, 封闭在家里, 较少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物质生活简单, 精神生活更是单纯, 他们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机会也很少, 接触的人也很少, 从而容易出现心理失衡, 有的因此患上神经衰弱、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病症, 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怅寂寞、焦虑狐疑、孤苦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3) 在农村, 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儿女。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 剩余劳动力过剩, 而城市又迫切需要劳动力, 农村人口多数流向城市, 农民成为农民工, 形成常年在外打工的打工仔。这些“农民工”、“打工仔”往往背井离乡, 常年不归, 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 老人和孩子就成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们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和充实的精神生活。长此以往, 势必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3 我国农村精神赡养存在的问题

(1) 对精神赡养缺乏认识。

在农村, 人们的养老思想局限于物质赡养, 而忽视精神赡养。农民们生活比较简单, 他们认为养老就是物质赡养, 父母要有房住, 有衣穿, 有饭吃, 只要他们的物质要求满足了, 老人们就是幸福的, 给老人买的东西越多, 给父母的钱越多, 父母生活的就越快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精神赡养, 意识不到精神赡养的问题, 更不知道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需求。所以有很多农村儿女干涉老人再婚, 认为是丢人现眼的事, 老不正经, 抬不起头来, 也有些儿女从不探望老人, 有些儿女把给老人的东西送到了就走, 从不和老人说说话, 聊聊天。

(2) 法律的缺失。

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立法。虽然《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提及一些, 但都是很宽泛的法律规则, 并无具体的细化条款。道德约束是不具有任何强制力的, 它仅对人们日常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精神赡养法律的缺失有时也将司法系统置于尴尬的境地, 一些不养老行为“不合情、不合理, 但是不违法”, 而且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 给精神赡养问题的诉讼带来难度。

(3) 农村人口外流。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 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农村富余人口逐渐涌入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从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出现, 无人在老人身边赡养, 老人只能孤苦伶仃, 精神上的关怀自然就少。

(4) 农村外来人员少。

由于农村比较偏远, 交通不发达, 外面来的人较少, 走出去的人也少, 这样就减少了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城市里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来农村的机会就减少了, 农村的老人们得不到他们的服务, 看不到各种丰富的文化娱乐节目, 看不到关心他们的志愿者, 没有人陪他们聊天说话, 没有人排解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寂寞。而农村地区的志愿者少之又少, 或者根本就没有。

(5) 养老设施缺乏。

老人们都有精神需求, 老人们可以向儿女索取、社会索取、向亲戚朋友索取……城里的老人可以去健身中心健身、去老年大学学习、参加各种社团、去图书馆看书、去商场逛逛……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显示, 许多农村根本没有任何公用的养老设施或场所, 老人们每天在家里料理家务, 干点农活, 搬个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是农村老年人最常用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养老设施的缺乏也是造成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

4 我国农村精神赡养问题的对策

4.1 树立观念

通过电视、广播、宣传车、表彰大会、走进家庭等渠道深入农村宣传精神赡养, 让农民知道什么是精神赡养, 认识到精神赡养的重要性, 自觉做到多关心老人, 满足老人们精神赡养的需求。可组织志愿者来村里宣传, 发传单, 做讲座, 使村民真正懂得精神赡养的必要性。可以聘请名人做宣传员和宣传大使, 以扩大宣传度。此外, 树立典型, 对那些精神养老的模范和杰出代表进行表彰和奖励, 在村民的心目中树立榜样也能起到很好的宣传和鼓励作用。通过宣传活动使农民确立正确的养老观念,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4.2 明确司法解决方式

在诉讼活动中应加强对当事人的宣传, 教育工作, 以使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有明文法律规范精神赡养现实情况下, 调节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多数精神赡养案件通常会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有关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通过调解缓和对立矛盾, 促使义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 在案件审结后对案件进行回访、跟踪, 弥合双方的感情裂痕。此外扶植指导民调组织工作, 强化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 把解决赡养案件与当地的社会文明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到降低诉讼成本的目的, 不能达成的争议的较大的精神赡养纠纷可以提起诉讼, 可以确保社会安定秩序。

对于精神赡养纠纷严重的案件视其实际情况, 可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赡养人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审理、执行过程中合理运用责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训诫、具结悔过乃至罚款、拘留等手段、以便精神赡养案件的处理得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往往被少数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在诉讼的层面上, 法院也不清楚这种案件是否能立案, 依据什么立案。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处理的一些精神赡养纠纷案件中, 采取调解方法解决, 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对赡养老年人有利, 并能缓和双方的矛盾。

4.3 外出务工人员回流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鼓励农民自己创业, 多提供就业机会, 使农村人口固定在土地上, 不随便外出流动, 形成外来务工人员的回流之势。政府应该完善相关政策促使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只有切实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 才可能促使农民工的“回流”, 才能使外出务工人员固定在土地上, 留在家中, 留在老人身边, 对老人的生活更加关心, 从而在精神赡养方面更充分的满足老人的要求, 切实履行好赡养义务, 让老人安享晚年。

4.4 增加与外界的联系

农村老人们多数留在家中, 不与外界接触, 需建立一种能长期为广大农村服务的自愿者和服务队制度。每个村子的村委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组织本村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自愿者服务队, 定期的看望老人, 陪老年人聊聊天或者做一些家务, 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村委会还可以与附近的学校、部队、厂矿结成对子, 定期的来进行志愿服务。如联系附近大学的学生组成志愿者队伍, 学生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其周边的农村老人提供一些精神上的帮助, 形成一种长期的服务对子。这种服务活动是双赢的, 学生在服务老年人的同时也接触了社会, 锻炼了自己, 了解了民情, 可以把自己所学应用于村子里, 而老人们得到了年轻人的关心, 在精神上得到了慰藉, 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4.5 完善养老设施

结合农村老人的实际情况, 可以每个村建立老年人活动室, 老人们可以聚在一起搞活动;建立农村书屋, 让农村老人们在精神文化上有所学习;建立老人的活动场, 可以设置门球场、地滚球场等适合老年人活动的项目场地, 配备键身器材, 让老年人积极锻炼身体;配置多媒体系统, 可以给老人放映一些他们喜欢的电影、戏曲等;配备电脑室, 老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网络世界。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八大报告首提应对人口老龄化, 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这是党中央针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养老问题目前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赡养, 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赡养。面临着农村人口不断外出打工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见不到自己的儿女, 孩子们尽不到精神赡养的义务。我们要从法律层面上思考, 尽量完善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

关键词：老年人,精神赡养,农村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民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Z].

[3]陶毅.婚姻家庭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法律职业精神 篇7

关键词：法律教育,诊所式教学,职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法律教育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社会对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传统法律教育教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因此, 引入美国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方式, 是探索我国法律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是对传统法律教育教学方式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弘扬法治精神、培养合格法律职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 其具有两重性, 即学术性和实践性。从理论教育的角度, 法律教育被归类为人文社会科学, 即通过传授法律理论知识以培养学生的法律理论素养, 具有学术性;从职业技能培训教育的角度, 法律教育主要是一种法律职业教育, 即通过社会实践和实地训练以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思维、技巧和道德, 具有实践性。法律教育的两重性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 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优秀法律职业人才。但由于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 我国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着重于对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和传授, 实践教育则重视不够。近一个时期以来, 在“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动下, 我国的法律教育呈现了超常规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法学院校及在校法律专业学生人数成倍增长。而在就业方面, 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普遍偏低。就当前的现状而言, 我国的法律教育表面呈现繁荣之势, 但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危机。我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大并加深, 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法律教学方式单一化, 重知识轻能力。

传统的教育质量观是以学生获得知识量的多少为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的高低。教师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崇高职责, 灌输给学生各种知识, 我国大学法律教育同样沿袭了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 注重对学生传授系统、科学的知识, 而很少与学生进行交流、甚至展开讨论;学生则在教师的讲授中被动地接受知识, 没有条件与机会进行积极的思考和分析。这样, 很难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判断推理的能力。此外, 关于教师讲授的内容、案例以及平常的练习、考试, 都是在预设范围之内, 有统一标准的答案, 学生只需按着传统的学习模式对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法律、法条强化记忆。这种法律教育教学方式, 只能使学生获得书本上静止的知识, 缺乏对问题思辨能力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2. 法律教学实践形式化, 缺乏职业培训平台。

法律职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我国法律院校安排学生法律实践常以见习和实习的形式进行。实习是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虽然, 我国法律院校都规定了这样的法律教学实践, 但这种教学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第一, 学生的实习期很短, 一般只有2-3个月的时间, 主要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如校对文字、装订卷宗、整理文书、发送文件、通知当事人等, 法律实践技能很难在实习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第二, 由于受业务压力的影响以及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不满, 多数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采用“放羊式”指导, 疏于对学生法律技能的训练和监督。第三, 随着法律专业学生人数的激增, 学校改变了以往安排学生到固定单位实习的实践形式, 更多地鼓励学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由于学校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 导致部分学生认为实习不是必须的学习项目, 加上就业压力的影响, 而选择了不完整实习或虚假实习。这些原因致使法律教学实践基本流于形式, 学生实际具有的法律执业能力与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所要求的能力相去甚远。

3. 法律教育目标理想化, 脱离法律职业人才需求。

21世纪我国法律教育不仅肩负着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优秀法律人才的重任, 同时还肩负着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复合型治国人才的任务[1]。因而, 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律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从事政法工作的法律人才。这种教育目标定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显得过于理想化, 且只注重了法律精英人才的培养, 而忽视了处于法律人才金字塔基础部分的大量的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 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社会所需要的法律职业人才不仅要掌握法律基本理论知识, 而且更强调的是法律职业能力, 即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因此, 法律教育目标的设计必须符合社会需求, 注重对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的教育与培养。

二、法律诊所式教学的基本内涵

针对目前我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起源于美国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法律诊所式教学主要是效仿医学院校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 通过指导法学院系的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 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2]。这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在法律教学过程, 这种教学模式显示了其特点和优势。

1. 法律诊所式教学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教育主体。

法律诊所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 把学生推到了现实生活中, 亲自接触鲜活生动的案例。真实案例经常比书本案例复杂得多, 学生必须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检索法律以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时, 可以寻求教师帮助, 在教师对一般办案技巧的讲授下, 再结合具体案例, 最终解决问题。学生要完全处理好一个真实案例, 不仅要掌握法律理论知识和法律诉讼程序, 还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协调各种利益冲突, 把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解决方案,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3]。而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只是扮演着学生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和学习方案的引导者。

2. 法律诊所式教学以办理真实案件为教育内容。

法律诊所式教学主要是通过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来锻炼学生的法律技能。它不同于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 是建立在真实当事人和真实案件背景材料基础之上的。在法律诊所式教学中, 学生可以直接接触真实案件, 从事实际的案件代理工作。这些真实案件都是由教师从法律诊所受理的全部案件中筛选出适合学生办理的案件。学生在代理真实案件时所做的是真正的律师工作, 主要从事接待当事人、分析案情、收集证据、调解、参与谈判、撰写法律文书、代理诉讼、出庭等工作。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 参与案件全部过程和细节处理, 可以及时把所掌握的法律理论知识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 由实践检验、校正所学到的理论知识。

3. 法律诊所式教学以实现师生互动为主要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能和教学效果。法律诊所式教学方法是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实现教师与学生互动。其教学过程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课堂内,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提问式、模拟式、互动式和游戏式等形式, 把学生定位为课堂上的主角, 让学生在课堂上大胆地、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教师进行适当引导, 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促进了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法律学习,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外则把学生置于真实案件中, 采用法律咨询、非诉讼代理和诉讼代理等形式, 通过“教”与“学”的互动, 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增强学生的学习效能, 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法律操作能力。

4. 法律诊所式教学以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为教育目标。

法律既是治国之学、权利之学, 也是职业之学、经验之学。经验的积累在于不断地实践, 法律诊所式教学把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通过解决具体、实际的法律问题,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法律诊所中, 学生通过实践亲自发现案件的事实和问题, 探索法律分析和适用, 既锻炼了实践能力, 又培养了开拓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判断能力。

三、法律诊所式教学对我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2000年, 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被引入到我国, 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7所高校尝试运用并取得了良好成绩。随后, 很多高校受到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的启发, 逐渐尝试开设法律诊所进行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在近10年时间里, 以法律诊所式教学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肯定。

1. 法律诊所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公益心。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应是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律诊所所承接的案件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或相对弱势群体的案件, 学生代理这些案件, 不会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弱势当事人寄托希望的眼神, 能激发学生的同情心, 促使学生为维护弱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积极努力。在法律诊所式教学中, 学生代理真实案件, 直面社会、直面各种冲突, 可以认识到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并使其深刻认识到从事法律职业不仅是实现自身利益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公正和公益服务。学生通过为社会弱势者提供无偿法律帮助, 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当事人的责任心, 追求司法公正,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 法律诊所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法律诊所式教学将学生置于非控制的真实案件中, 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正确的审判结果, 学生需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 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处理案件时, 要学会权衡法律、当事人利益及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4]。法律诊所式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如何在解决办理案件时出现的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寻找法律、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的能力[5], 即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操作能力。

3. 法律诊所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

追求公平、公正与正义是法律价值的体现, 也是法律执业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律诊所式教学中, 学生必须按照执业律师所遵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来完成所代理的案件, 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又要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维护国家法制。法律诊所式教学所要求的法律职业责任心教育涵盖了如何处理冲突和严守保密规则, 如何处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如何培养律师技能和职业热情等问题[6]。而传统的法律教学只是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为学生提供完美的法律道德范本, 没有从法律执业人所应当具备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出发, 缺乏对法律职业道德和法律职业责任的直观理解。因而, 法律诊所式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法律职业道德感和责任感。

四、以法律诊所式教学培养法律职业人才

法律诊所式教学是一种从美国引入的新型法律教学模式。这种舶来品能否在我国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借鉴和应用,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通过实践探索, 笔者认为, 以法律诊所式教学来培养我国的法律职业人才在教学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合理认识法律诊所式教学在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由于我国与美国的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不可能完全取代我国传统的法律教学模式, 它仅仅在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中处于辅助而非主导地位, 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和完善。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但必须以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依托。传统教学方式注重传授系统、科学的法律理论知识, 而法律诊所式教学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 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理论教学与法律诊所式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适合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教学模式,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2. 专兼结合, 优化法律诊所式教学的师资队伍。

由于在法律诊所式教学中, 指导教师担当多重身份, 他们既是法律原则和案件分析方法的引导者, 又是学生信任的同事和朋友。法律诊所式教学的指导教师不仅应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多维的知识结构, 还应当有娴熟的法律实践经验, 掌握诊所法律教育所特有的教学方法[7]。学校在师资上应尽可能培养专职法律诊所教师, 还可适当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法律诊所兼职教师。

3. 专业指导与心理疏导相结合, 消解法律诊所式教学的消极面。

法律诊所式教学中的实际案件是以社会法律援助为基础的, 代理的案件大多是家庭暴力案件、刑事案件、社会安全案件、公共利益案件、残疾人案件等。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及学生经验的不足, 可能导致案件办理失败, 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直接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职业恐惧。另外, 学生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接触的是现实社会, 难免会碰触到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并且, 当前司法系统内的不正之风也可能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 指导教师除应加强专业指导, 帮助学生提高办案质量外, 还应在学生出现不寻常的想法和行为前, 及时引导学生正确面对问题, 舒缓心理负担, 做好思想沟通和教育工作。同时, 指导教师还应抓住一切适当的环节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的养成教育, 培养学生公正、客观、廉洁、无私的基本职业素养。

总之, 法律诊所式教学对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我们应积极借鉴和推动其在我国法律教育事业中的发展, 使法律诊所式教学真正实现本土化。

参考文献

[1]杨继慧.法律诊所式教学在非诉讼业务中的运用[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01) .

[2]周赞梅.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高职院校应用之思考[J].新课程研究, 2008 (01) .

[3]刘惠珍.理念与制度冲突:自主学习面临的尴尬[N].中国教育报, 2003-02-29.

[4]李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浅谈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职法律教育的借鉴作用[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5) .

[5]陈建民.从法学教育的目标审视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和作用[J].环球法律评论, 2005 (03) .

[6]田宏伟.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实践课改革新尝试——美国法律实践教学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启示[J].教育探索, 2007 (01) .

法律职业精神 篇8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概况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概念以及价值

一般认为,诊所法律教育源自美国。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早期研究诊所教育的学者将其译作“临床式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仿效医学院诊所教育而产生的,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借用了“诊所”的名称,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2]这类似医学院的临床实习,都是从实践中致力于培养律师在完成专业教育时所应具有的法律意识、立场、技能及职责的法学教育。[3]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和职业技能,鼓励和支持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学习法律,在法律实践中获得法律的创造性思维,最终造就既具备法律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又具备法律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4]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围绕其价值构造而展开。具体言之,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其内在价值是以实践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积累经验教训,并且在法律实务中激发新视角、新观点,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诊所法律教育以人为本、以公众利益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必然效果;[5]其外在价值主要是促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促使法律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诊所法律教育迅速对外传播。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全国高校发出《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6]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等国内7所高等院校开始引入诊所法律教育[7],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了序幕。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在2012年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在我国共有145所高校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项目。[8]

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在中国稳步发展,并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其实践与研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诊所法律教育,其教学成果也逐步被得到肯定,诊所法律教育已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

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虽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在中国的高校中富有成效地推广,如何使该项目获得更高程度和更广泛认同的,如何筹建项目建设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到目前还是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学教育方法的生命力,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重要性以及教育现状

(一)法律职业伦理概念

要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有必要先阐述职业伦理之界定。职业伦理,也可以称为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某种职业或专业的从业人员以伦理自然律为基础,根据本行业的专业知识,经过逻辑推演而形成的。有职业的产生,就必然有职业伦理的要求。职业伦理是随着职业的出现而产生和逐步发展的,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法国著名伦理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职业道德有过如下论述:“职业道德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一般而言,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统摄其成员的权威就越大。群体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越频繁,这些联系越频繁、越亲密,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就越多,舆论也越容易扩散并覆盖更多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职业道德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9]恩格斯也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0],其所指的各个行业的道德也就是各行业的职业伦理。

法律职业伦理亦是法律这一职业与一般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法律职业伦理指从事法律职业活动的主体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的总和。[11]换句话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2]

(二)法律职业伦理之重要性

法律职业伦理对于法律职业的形成和法律职业的良性发展乃至一国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孙笑侠教授将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论述的西方法律传统10个特征与一般职业的特征及法律职业的要求相结合,概括出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标志:(1)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职业或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13]从法律职业发展史来看,是否存在法律职业伦理被认为是法律职业产生、存在与否的标志之一。因而,可以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2.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要件

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14]“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做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流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亦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15]“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大。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16]

3. 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维护起重要作用

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仅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圣经》也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的运用它。”也即是依法治国必须具备一大批献身法律的法律人。而法律一方面是法律人的要件,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指导法律人正确的运用法律。

(三)我国法学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

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一直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所忽视,我们只是依赖于一般的政治和德育教育。现阶段,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与法学知识性教育的成效相比形成极大反差。当今中国法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不是一般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教育。[17]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其现实表现为:第一,法学教学目标缺少职业道德要求;第二,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地位不明确;第三,师资力量极度薄弱;第四,教学方法单一。[18]有学者分析指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9],一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态度或情感教育的独特性使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难以有效地开展。

三、诊所法律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

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在《法律教育》中论述道:“所以关于法律伦理的科目,是法律学校课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对于学法律的学生,倘再不顾到他们道德的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所以对这一点应特别注意。”[20]法学教育要注重职业技能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学界形成了上述共识,但时至今日,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

随着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以及本土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新希望。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职业伦理息息相关。一方面,法律诊所教育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原针对学院式的法律教育对律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无能为力。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律师协会的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审核部门要求,必须在所有由该协会批准的法学院中展开职业责任教育,正是借着这一势头,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法学院中逐渐普及。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培养又是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价值所在。法律诊所教育下有其独特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美国学者波顿格尔认为,法律诊所教育中“职业责任问题是其核心内容。”[21]

(一)法律职业主体的可塑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对稳定性

法律职业伦理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22]而英国哲学家赖尔则认为美德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内容是态度的学习。

在这里我借鉴我国学者房文翠老师的观点,法学教育之于法律职业伦理意义方面,法学教育不应只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悉尼·辛普森认为,仅仅向学生传授律师业的传统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他含蓄地指出,现代学徒制度并不能教授良好的道德作风。“如果法律人就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23]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于法学院。”[24]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主体的法学院教育是其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准备,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承前自后的阶段,其发展状况,直接受到其以前人生阶段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成年和老年时期的发展,影响到今后的成才过程。当法律职业主体还处在大学时期,也即当他们还是青年时期,这时候也是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其认知水平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可塑性较强,良好的引导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职业伦理属于道德范畴,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这将对法律职业主体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二)诊所法律教育之法律援助与道德情操培养

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与法律援助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促进诊所法学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贫民法律援助活动。[25]美国法学院学生进行公益服务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参加以课程为基础的诊所项目;另一种是参加独立项目。两者中,与教学相配套的法律援助诊所形式更为常见。[26]中国从美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以后,也与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我国高校法律援助起步早于诊所法律教育,但在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后,法律援助在诊所法律教育多元价值体系中又占据了枢纽地位。[27]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需要采用法律救济,但又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简言之就是困难群体。诊所教育下,法学院学生通过参与法律援助,在帮助困难群体上对其职业伦理培养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将同情作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8]由此可以知,诊所法律教育下,法科学生对困难群体的援助所体现出的同情触及到了道德世界的最深处。

同时,他还论述道:“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是比愉快更具有刺激性的感情。虽然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如受难者自然感受到的痛苦强烈,但是它同我们对快乐的同情相比,通常更为生动鲜明……后者更接近于天生的、原始的快乐之情。”[29]而法律诊所教育下,学生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正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介入案件,这种同情远比学习案例或者看卷宗等经院式学习强烈的多。这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职业的价值。同时为弱势群体办案和伸张正义,可以激发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为社会负责的责任感,从而塑造高尚情操。以此为基石而发展的道德情操将会是一种持久的,内化的,也即由此产生的法律职业伦理体验最为持久。

(三)知行合一,人心升华

法律职业伦理作为道德范畴,不应是虚幻的说辞,而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有效的实践,法律人的品格和境界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当然,某些法律职业人在其学习期间,也许终其一生都还不一定知道:法不仅是生活之需,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法律学术,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也是一种陶冶价值;不能说这是对立的:严肃者,法术,轻快者,艺术;也有些法律学术,它们本身也是轻快的艺术,是法学经典作家所写的法律节日(庆典)之书,人们读这些书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陶冶身心。”[30]人本法律观告诉我们,人心至贵,法律必然关心人心。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即人心之道。人不能没有心,要想有一颗正义之心、权利之心、强国之心、治国之心,就必须通过实践将所习得的法科知识、理念切实转化为法律行动、制度,没有这种实践化的环节支撑,想得再美再好法科教育都会最终失败。[31]实践是衡测人心的科学标尺,也是升华人心的有效器具。[32]

经院式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若不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是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33]诊所法律教育则通过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接受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能切身感受司法系统的实务工作及其所需要进行的改革,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服务社会的热情。[34]

四、诊所法律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建议

因为道德具有抽象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道德教育无疑是比较难上的一课。加之中国法学院教育轻视职业伦理教育的传统,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规范法律职业者的从业资格,提高从业门槛;提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加强社会法治文化的普及和渗透;强化对法律职业者的执业监督,建立违反职业伦理的矫正机制等方面来解决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35]这些策略无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到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改善我国职业伦理缺失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

纵观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来以“经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对法学院学生的培养,往往只重视“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即使在法律诊所教育引进以后,也往往只重视职业能力而漠视职业伦理。职业能力要求和伦理要求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不偏废其一,就得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德育教育来代替,也不能仅仅采用独立的、集中的课堂教学法来完成。

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将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要从根本上重视伦理教育。落实到诊所教育,就是要将职业伦理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教育院校应该开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规定相应的学分和考察制度。

要在诊所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有意识的安排职业伦理方面的内容,要明确职业伦理在法律诊所教育中的权重,这样就可以将法律职业伦理融入各个不同的部门法中。同时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使学生亲身体会到了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其道德认知的内化,即法律职业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将职业伦理以外在的形式注入法律诊所教育是诊所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的第一步,而在我国,这也是重要的一步。

(二)有德之师的有心之教

道德行为学习不仅强调从直接经验中学习,从亲身体验中学习,也重视从观察模仿中学习,从情境摹拟中学习。父母、老师、位高者或公众人物等权威性群体也是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在榜样。一定程度上,儿童将父母和老师看作是“道德发挥约束力的社会化代理人”[36],他们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把父母、老师的言行视为社会道德的标准,这种权威性成为他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力量源泉。在青年时期,虽然其自主性前所未有的增强,相应的这种模仿学习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方式。同时,自我与社会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极易把青年推入一个尴尬期,这时候的道德发展需要得到积极的引导。作为法学院职业伦理教育的引导者,法学院的老师对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影响不可谓不大。

发达国家法学院的教师都具有突出的社会地位,他们除了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外,一般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道德人品上更是堪称社会楷模。我国大部分的法学教师直接从学生中来,讲授纯粹的理论架构游刃有余,但因本身甚少涉足实践领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注重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实在是勉为其难。更有甚者,有老师在课堂传授一些明显违背法律职业伦理的知识。因此,法律诊所教育选择老师之时,必须是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老师,具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另外,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职业伦理的教育。诊所老师要充当“领路人”角色,通过言传身教的符合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将法律技巧、职业伦理等,潜移默化而非灌输到学生心里。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是全方位的、持续性的,教师本身即是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对象和目标,因此老师的选择不得不慎重,老师的引导不得不尽责。另外,诊所教师的师资应该多元化,适当的聘请有专长的教师临时授课,以及聘请法官、检察官等讲座或授课,其所授内容职业伦理部分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

(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教育,其考评结果对教育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法律伦理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内涵,在考核方式,评价指标上不能简单的用试卷测试,用分数来衡量。这就容易导致难以掌握学生的法律伦理的培养状况。而且,一个人的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修炼,这个考核是历时性的、连续性的,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点上的成绩,也不依赖于个案的成败得失,而是看重学生的进步和提高。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学生在这方面的收获多少、品质优劣也就比较难以判断。

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能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起导向作用,能有效促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向有序、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诊所法律教育职业伦理评估体系构建中要明确评估指标,制定科学的评估程序。职业伦理教育评估内容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评估;二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评估。

五、结语

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建立,更需要践行的法律人。而法律人的培养则依赖于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一个合格的法律人不应该仅仅具备法律知识和机能,更应该具有独特理性的法律职业伦理。

虽然我国注重道德建设,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保证每个法律人都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但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是法律的起点和目标。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都应该加以利用。诊所法律教育正是这种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说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是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一条救赎之道。

摘要：法律职业伦理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所应具备的特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该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环节。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上有着其独特的机理,大力开展法律诊所教育既是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路径也是一条救赎之道。教育可以塑造人,诊所教育有利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诊所法律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同情心和公益心,有利于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诊所教育实践可以使人之心灵得到升华。法律诊所教育应坚持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建立德才兼备的诊所师资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法律职业精神 篇9

学生伤害引发精神损害的预防机制, 是指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和管理等手段, 促使全社会 (重点是监护人、学生、教师和学校) 树立牢固的安全观念, 建立良好的预防制度, 以避免或减少学生伤害事故造成精神损害的功能结构, 即学生伤害引发精神损害一体化预防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该制度有以下法律特征:1.预防性。预防机制是在法律的事后救济所无法触及的领域、无法充分发挥效用的领域存在的一种救济方式, 比事后救济更为充分。2.社会化。引起学生伤害引发精神损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个人。相应的预防主体也应包括监护人和学校及有关部门、社会力量等主体。3.规范化。预防机制关系到在校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等重大问题。应当用法律规范的形式将预防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 用法律的方式将预防工作的内容和程序具体细化。

其功能主要有:

1.预防和减少伤害事故的发生。预防机制对于预防主体的工作有明确的指导: (1) 加强管理制度的指导。对学校管理制度的监督以“案件发生——查处责任———抓紧预防”的个案形式进行。目前实践中的预防是典型的“事后预防”, 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在个别案件和个别领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毕竟是一种消极预防。因此, 加强预防工作的制度建设, 使之在事故发生前落实特别重要。 (2) 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预防指导。在实践中, 对于教师和学生基本上是采取法制宣传教育、伤害事故预防讲座和现实案例讲座等方式进行教育和启发, 对社会大众是通过媒体宣传有关学生教育和成长的正确观念。这些行为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因此, 应当继续教授安全事故预防知识, 在社会上倡导正确的价值观为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减少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有利于协调学校、学生和学生监护人之间的关系, 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效果。实践中, 有些伤害事故发生后, 当事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缠讼和涉诉上访。案件虽然表面上得到处理, 但实际上当事人的不平衡心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修复。学生不能安心学习, 学校不能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反过来, 预防机制的建立, 通过各种规范和制度, 将各主体的行为以责、权、利的形式固定下来, 使得各人在行为时都有章可循, 并能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 从而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使得监护人、学生和学校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 增强理解, 塑造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提高教学效果。

3.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创建和谐社会。在预防机制建立的过程中, 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主体都要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学生的成长, 共同参与预防伤害事故, 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创建和谐社会。

二、学生伤害引发精神损害预防机制的具体法律构想

(一) 强调多层次多方位的安全防范措施的采取

1.学校对教育者应该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第一, 学校应对教师应该开展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安全教育, 使教育者树立对学生人身安全负责的法律意识, 这是做好学生伤害事件防范工作的基础。第二, 加强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学生伤害事件引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的教师简单化、粗暴化等不恰当的教育方法。学校应当从教师本身着手, 加强其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 使得教师都遵从教育的规律, 因材施教, 避免教师伤害学生的事件出现。第三, 对教育者进行应急措施教育。学生和教师缺乏应对能力是导致伤害事故发生并且扩大的另一大原因。我国在对学生进行防灾防损方面的教育较少, 未成年学生应对事故的能力较差。因此, 教师首先必须掌握紧急救护措施。当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突然降临时, 教师才能根据意外或灾害的特点, 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有效地组织学生疏散并对受害学生积极营救。

2.学校对学生应该采取的安全教育措施。 (1) 加强安全防范教育, 增强安全意识。学校应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 针对学生本身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教育方式应灵活多样, 按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 使教育为学生接受, 取得实效。 (2) 进行紧急救护和安全避险、逃生教育, 增强抗拒灾害的能力。目前, 我国的中小学校学生面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弱。学校应当积极开展活动, 加紧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让学生接受比较系统的防触电、防体育运动伤害、防火、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识和技能教育。 (3) 组织学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学生体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发现, 我国学生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 导致学生的耐力、柔韧、爆发力等素质均有相对下降。有些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中, 导致这些学校只能取消竞技比赛, 以游戏、娱乐为主。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质, 增强其对伤害事故的应急能力, 学校应加强对学生体质的锻炼。

3.建立学校安全制度。要建立包括校园建筑安全规章制度、学校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学校卫生工作规章制度、学校集体活动安全规章制度、学校治安工作规章制度以及学校安全工作监督管理规章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 并与一定人员的责权利挂钩, 形成严谨的安全防范机制。

4.建立学校和监护人之间的互动机制。学校和监护人应当做到:第一, 学校密切注意未成年学生的个体情况, 及时将学生在校的表现告知监护人。学校应当建立与学生监护人的沟通机制, 比如举行定期的家长会, 举办家长学校以及确定发生紧急事故的处理办法等, 并且在学生个体出现异常情况, 可能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时, 尽快通知其监护人, 防范事故的产生。第二, 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的特殊体质, 心理状态等个人情况应当告知学校, 并可以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的照顾与保护, 使得学校的管理和保护工作配合监护人有针对性地进行。

5.完善教育监督制度。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有效监督, 可以将伤害事故的预防落实到位。规范预防工作的内容, 可以确定为个案预防、重点地区的系统预防和重要事项的专项预防。个案预防通过对个案的分析, 剖析事故发生的主客观原因, 找准学校管理中的漏洞, 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整顿, 起到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个案预防计划应包括原因分析、提出建议、预防宣传、落实整改、适时回访等工作流程, 做到规范、准确。系统预防规范化建设的任务在于规范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学生安全知识和心理知识的教授、学校和监护人的沟通机制等;专项预防规范化建设则要着力解决重要事项的报送制度、联系制度、重点环节的全程管理等, 以实现预防工作由随意性向规范化的转变。

6.增加教育投入, 改善学校设施。实践中, 很多事故的发生, 都与学校的设备陈旧有关, 如学校校舍存有安全隐患, 学校的教学、体育等设施设置或养护不当等。

(二) 积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心理素质教育

1.学校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第一, 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原有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及青春期教育等相关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进行, 使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学生工作的各个环节。第二, 学校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任专业的心里教学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工作, 积极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第三, 可利用活动课、班团队活动, 举办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题讲座。利用学生自身的经验和心理,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并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 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第四, 建立学校和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沟通的渠道, 优化家庭教育环境。

2.家庭注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家长应注意对孩子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1) 真正让“健康第一”成为家庭教育的第一宗旨。大多数中国家庭将学业排在第一位, 忽略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感。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学生, 有的学生很早就暴露出心理素质不健全, 甚至出现心理问题。有的学生甚至采取自杀等过激方式逃避精神上的痛苦。因此, 家长应当将健康放在教育的首位, 从小对学生加强心理素质的培养。 (2) 提升家庭成员的教育能力。一方面, 家庭教育的能力体现在家庭及其成员被学生的接纳程度上。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能力体现在家庭成员是否有足够的智慧, 如对子女心理状态的敏锐洞察力, 能找到孩子愿意接受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家庭成员应当不断修正自己, 学会从孩子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与孩子一起成长, 才能起到科学、积极引导的作用。

(三) 创建真正关心学生、适合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

为提高学生应对精神损害的能力, 需要社会各界应当联合起来, 密切配合学校、家庭的工作。社会上可以成立专业医疗机构和业余心理咨询机构来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其它主体包括各学科教师、学生长辈及同学之间等都应当起到个体心理咨询帮助作用。

此外, 我们应当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尽量减少环境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不良影响,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新闻媒体应当根据当地的文化、道德、传统等因素, 因时因地制宜, 正确地引导舆论。

在精神损害的预防机制中, 应当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 互相补充, 才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卫华等.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杨立新.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精神损害赔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