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关系式

平衡关系式（精选12篇）

平衡关系式 篇1

摘要：大众伦理和一般道德要求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不应该危害对方的利益,以保持信任关系的稳定。但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委托关系内部成员间相互容隐的现象,这无疑会对犯罪控制、实现治安利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信任关系与法律关系间存在张力,两种利益间的协调成为问题。应当明确法律尤其是刑法决不能伤害人性道德的基本价值,同时在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矛盾问题的解决上,应考虑实际情况,不可偏执于一端,以寻求平衡共存为最妥善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信任关系,法律关系,律师权益的保护

0 引言

在打黑风暴中,律师李某因为受到其委托人龚某的检举告发而被入罪,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个普通律师的犯罪案件,一个最终刑期仅一年半的轻刑案,其掀起关注热潮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它违背了大众的一般道德感情,暴露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处理上的不合理。

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人与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因双方的信任而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律师应当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对执业活动中获知的当事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其保密事项的范围甚至包括非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也即律师对当事人一般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都具有保密义务。律师法的规定从制度上排除了律师可以随意出卖当事人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对,当事人对律师的保护和容隐责任却缺乏相应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对当事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实际生活中,律师的合法权益在此层面上仅仅只能凭借当事人的道德良知,即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础加以维护。更为糟糕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举报他人(当然包括他的代理律师)犯罪事实会得到立功减刑的宽大处理。加之律师和当事人处于共同的利益共同体内,律师为了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失当之处,内部成员间通常也缺乏防范,结果便形成了律师很有可能落当事人于把柄的危险。此种情形下,委托人作为一个最为关切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会很自然地因为刑法规定而受到激励、出卖自己的代理律师。制度上的设计令委托人的收益与代理人的损失具有了相关性。代表道德价值的信任关系与代表治安价值的法律关系之间存在了一种张力,这种存在于亲密主体间情与法的紧张从古到今都有。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时期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此问题上都选择了法律“屈从”道德的规定。我国对此是否应该借鉴,而重新平衡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做出更加明智地价值选择。对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

在“亲亲相隐”制度的现有研究中,目前比较全面的观点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1]尽管东西方基于不同文化土壤所生发出的容忍制度存在因亲属的尊卑远近而不平等,因立法的指导思想而有不同,但在基本的立法旨意和发展方向上都有相似之处。

第一,在基本立法旨意上,容隐制度都是为了尊重伦理底线,防止律法悖逆道德伤害善良风俗,保护实现道义行为不受法律规定侵害,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即是为了保护家族制或家长制的需要、维护家长或族长的权威地位。

《唐律疏议》有规定:若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刑,同时其他卑亲属告尊亲属所受的处罚也明显重于尊亲属告卑亲属应受的处罚。照顾人性人伦的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被规定为法律义务,一旦违反还要科处重刑。可见中国传统容隐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儒家主张的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和上下尊卑秩序,最终使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延续。[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表为家国同构,家族是国家的统治根基,君主对国家的统治其实是族长(家长)对家族内部统治的放大,维护家族内部等级的宗法伦理因此被提升为国家法律。所谓“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及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姐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推之于宗教,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3]

同我国古代法充斥的浓重家长尊严意识相类似,古罗马帝政时期之前,亲亲相隐制度包含了以下非常明显维护家长权力的规定:家长对家属的私犯,家属无任何请求权;子告父丧失继承权,父告子则是当子犯应判处死刑的重罪时,丧失对子的继承权。[4]

第二,在容隐制度的发展方向上,容隐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强,包括容隐内容的扩大和容隐主体的增加。

从容隐内容上看,古代中国法和古罗马法都曾规定了一些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等重罪不在容隐之列。但到近代,如《法国民法典》(1810年)和《德国民法典》(1871年)都取消掉了国事罪不得容隐的限制。自《大清新刑律》(1910年)至国民时期的法律也取消掉了封建制时期对容隐范围的限制。

从容隐主体上看,容隐亲属的范围也由近至远不断扩大。例如在西方,古罗马的容隐亲属范围似乎仅在一个家长权之内的亲属间(有时也可能包括祖孙),未涉及兄弟、伯叔等。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容隐亲属范围扩大至所有直系尊卑亲属、现配偶或前配偶、兄弟姐妹或同亲等之姻亲。1871年《德国刑法典》扩至尊卑血亲姻亲、配偶及未婚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还包括养父母子女、养育父母子女。1976年《德国刑法典》又增加了“配偶的兄弟姐妹及曾有二亲等以内姻亲关系者”。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在直系血亲姻亲、配偶、兄弟姐妹及同亲等之内的姻亲之外,明确增入叔伯父母(含姑姨舅等)及堂兄弟姐妹。1975年的《法国刑法典》竟扩大至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这个亲属范围甚至包括自己和配偶的伯叔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孙子女及其配偶最初基本只局限于很亲近的家属范围内。[5]这样的变化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的对象不断增加,原本单纯维护家族内部家长权威的容隐制度逐渐转化为维护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善良风俗,保护的客体从纯粹的有血缘关系亲属间的亲属之爱趋向于在现实交往活动中有亲密联系人间的道义责任。

最初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重视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使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现象不再发生。[6]

在以律师和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委托关系存在基础的律师制度下,“亲亲相隐”制度将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体现出的法律文明和人性关怀精神,同样适用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全力奔走,当事人因律师为自己的帮助而怀报感恩之情,他们都是在实践人与人之间良善的道德义务。所以,尽管律师可能知道很多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职业道德要求他也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同样的道理,在当事人知道不利于律师的情况时,他也应当为帮助他的律师保守秘密。只有双方互为对方着想的环境存在,双方才能消除芥蒂,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为当事人的辩护,这样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能有利于实现律师制度保护人权、平衡司法权力的作用。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价值选择。

2 律师伪证罪之制度考量

尽管在当今中国,律师伪证罪尚是悬于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从世界各国比较法的角度上看,律师的豁免权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同医生、牧师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相似,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同嫌疑人的关系如同近亲属一般,律师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律师的豁免制度不仅是法律赋予律师在与委托人交流后对所获信息享有保密的权利,而且在许多国家也是被视为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国际社会对这种法律权利和职业道德予以普遍地尊重、承认。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罪嫌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7]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外国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制度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赋予律师充分的豁免权可能导致律师作伪证的情况,甚至一些外国学者明确指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它的工作应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它不仅应当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8]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能与司法机关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是格格不入的。

既对律师豁免权的负面效应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国际上普遍的立法经验仍然不约而同地排除了律师伪证罪?

首先,这是基于立法者对律师刑事辩护正当性的认识,律师辩护的存在和发现案件真实无关。法理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强调程序公正,认为刑事辩护制度虽然与案件事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它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不总是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事实发现的基础上,相反,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而其保护的合法权利的核心,是诉讼权利,只有诉讼权利得到保障,实体权利才有保障。因此,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如果不建立在程序公正的础上,是无法得到完整而彻底的说明的。[9]因此,律师辩护豁免权的作用就是为了能更好保护罪嫌,维护程序公正,且于可能有害于案件事实的发现无碍。

第二,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根据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建立刑事辩护制度,旨在为政府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这是刑事诉讼附加的政治性目标,即确保起诉方的权力不被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权力加以使用,因此,赋予被指控人权利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从而保护所有公民不受非法侵害。[10]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11]使得渺小的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因为有专业的法律援助而不至被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所以人权保障价值的实现要求律师应当被赋予辩护豁免权。

第三,律师辩护的方法论依据是相对制度。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指出:公平的审问必须慎重地顾及互相争执的双方,使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和评判。要让法官知道一项辩论究竟有力到什么程度,必须让他先从殚思竭虑而申辩的人那里听取辩词。这就是律师的工作。他的职责不在判决而在说服。我们并不要求律师以一种超然的和毫不偏袒的方式报告案情,而是要求他处理案情使之显得最为有利于他的委托人。他不是像一珠宝商,慢慢地在光线之下转动钻石,使它的每一片小平面都能全部显露。相反的,律师好比把钻石稳定于一个角度,使它单独的一个面特别惹目。律师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员以利害关系的目光来看待案件,因而同情于他的诉讼委托人在命运摆布之下的境遇。[12]正所谓兼听则明,相对制度就是为了使法官在刑事辩护中摆脱偏见羁绊、形成中立的判断。为了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相对的平衡,在承认公诉方的控诉永远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真实无误的情况下,对与之相抗衡的律师的辩护也自然不能苛求其没有错误的发生。因此对于律师辩护中的不实,应该报以宽容的态度,给予辩护豁免权。

其次,这是基于法律不能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的基本属性。

朗·富勒在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认为,法律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来源于正义原则或其他法律的实体目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立法者必须遵守的程序上的价值要求,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法律的实体目的就无法实现。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他看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般性;公开;不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稳定性;可为;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13]其中可为,即是要求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人在选择遵守法律时还需受到内心道德良知的煎熬。因此,法律的内在道德要求至少应当对委托人举报律师伪证罪的情形加以排除,因为,让当事人要通过选择背信弃义而遵守法律的法律,本身就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3 我国刑法规定的考虑因素

在我国,刑事律师的辩护权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存在更是让刑事律师的执业活动变得异常凶险。

从产生过程看,1979年刑法中并无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设置。1996年随着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为保证侦查活动不受干扰,在该法第38条作出了以下禁止性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年通过的《律师法》第45条也进一步明确了前述行为的行政后果与刑事后果:律师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1997年刑法修订,上述规定在刑法中被确认为罪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专门为辩护律师打造了一个罪名,从而增加了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14]

对于设置律师伪证罪的理由,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相应有所扩大,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利用这些权利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所以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新的刑法增加关于这一犯罪的规定。[15]

单纯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理来看,立法者这样的考虑完全是合理的,但同时从此也可以明显地读出立法者对于律师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其潜在的预设为,律师比较容易在执业过程中作伪证,进而会妨碍到诉讼进行,因此必须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从刑法上设置条款严加控制。

另外,我国法律规定律师伪证罪也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出于急切希望提高司法效率的片面追求。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一方,“帮助”、“引诱”等行为大多都是律师帮助当事人或证人回忆情况时的业务技巧,出于善意的引导在实际执业的很多时候都是有必要的,然而刑法第306条的存在令这些正常的执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律师在执业中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其结果是使司法机关办案掣肘的监督减少,司法机关的侦查权力得到强化。对司法机关而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作出更多限制,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成本的侦查成本获得更加丰厚的侦查成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法这样的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国侦查技术水平较低,司法资源缺乏的反映。但凡一个国家司法资源丰富,侦查水平较高,律师即使有帮助做伪证的行为,也容易被及时发现,而不至于最终对司法判决产生影响。司法机关在能够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之际,自然也就不必再担心律师作伪证危害到司法秩序。

此外,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一直表现出过度的防卫社会的思想,使得刑法的意义被长期定位于打击犯罪之上。这也是造成严惩律师伪证罪的一个原因。为了消灭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不惜成本、宁枉勿纵的做法通常都为人们接受,此时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不被人重视。当为犯嫌辩护的律师成为打击犯罪的绊脚石时,律师的辩护若还存在不实之处就更容易触犯众怒,进而为被科处重刑创造了条件。

4 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辩证

以上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从制度设计角度考察当事人检举律师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允许当事人检举他的代理人更深层次上是触及到了法理学上法律和道德间的互动。作为研究一切法与人问题的学科,法理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是其中始终确定的一个主题。

早在古希腊文化中,便存在着代表信任关系的道德和法律选择间的挣扎与无奈。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主人公安提戈涅就在是否遵守法律放弃安葬自己的兄长,和违背法律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而维护亲情安葬自己兄长间做着痛苦地抉择,最终,她选择了后者,结果是自己因违法被处死。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伦道德的维护因违背法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道德和法律间紧张的探讨,绝不仅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迄今为止,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讨论发生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之间。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至上,“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16]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弃恶从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城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7]而正义与否,善良与否从根本上都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正义、善、美德作为自然的东西,是法应有的特质,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发展到当代,自然法学派尽管其内容和形式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它的核心仍然是“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和依据”,而且其观点更加直接、鲜明但是,由于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自然、理性、正义、平等,仅仅是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因此,这就必然带来其自身理论不可读解的困惑然而,若撇开自然法理论的绝对性、抽象性等缺陷,同样能从中获得关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有益启迪。[18]

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其代表人物奥斯丁最早提出了法的道德价值虚无主义的主张。虽然他已认识到,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律的发展必然受到道德的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要或概念上的联系,并且说,把法律与道德混淆的趋势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19]因此,奥斯丁主张哪怕在道德上是十分邪恶的法律,只要制定程序和颁布方式都符合程序法上的规定,就当然合法有效。这就是著名的“恶法亦法”的观点,开创了西方法文明发展史上法道德价值虚无主义之先河。而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则认为法学只研究“实际是这样的法律”,法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20]总之,在分析实证法学派学者的眼里,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与正义、善良等道德判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法律而言只讲合法性而无需讲正当性。

两大类观点的论战进行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可能当数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富勒的见地,他在《法律道德性》中指出:新实证分析主义者哈特提出的“只是作为事实存在而其自身没有效力问题的承认规则”和“不受约束的主权者”相差并不太远。“在一个法律体系的运作中存在着某种可以被真正称为‘社会维度’的东西”,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以及某种默认的合作是创建一个法律体系的关键因素。[21]正因为存在上述认识上的缺陷,哈特及其他实证主义者只能将法律视为“简单地作用于公民”的“单方面的权威投射”,不论它碰巧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公正还是不公正;他们所关心只是法律“从何而来”、“谁能创造法律”,并因此将对法律的尊重直接等同于对既有权威的尊重。总之,哈特的承认规则并没有真正拒斥奥斯丁的“命令说”,因而也并没有在理性基础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哈特所描述的法律仍然缺少一种可以被人们自愿服从的理性的权威基础。从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所演绎出的必然是屈从于权力意志的有限的法治概念,而不是可以限制权力恣意的限制性法治。[22]

此外,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分离法律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进行交锋的还有当代西方法学家德沃金,他提出的法伦理学思想也颇具启发性。他试图克服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认为法律并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立的,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在于它具有某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因此,他主张探讨任何法律问题都必须追问道德本质,并且认为任何试图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是无益的。

5 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制度构想

从刑法上处罚律师不当的执业行为多有不妥,建议取消取消刑法上的规制意味着需要从其他方面加强规制。在刑法监管以外,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途径有很多,如何才能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

《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基本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即律师执业的基本定位是追逐利益的商业属性和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的公益属性的一体两面统一体。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获取报酬的职业不再被视为不道德的。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相适应,作为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律师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律师职业者脱去了原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由吃公家饭的管理者变成了市场经济中凭本事吃饭的服务者。律师职业本身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商品成为正当的。同时,人权和正义是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从事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

一体两面的职业定位对律师个体而言,在追逐利益和职业伦理两间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新约圣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之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法律职业者的辛辣批判。由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市场交易活动的合法化程度,所以应注重对律师职业监管制度的构建,通过合理的制度防止营利动机侵蚀职业伦理,同时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每个国家对律师行业的监管模式都因该国法律文化传统、规范惯例和司法体制不同而不同。在我国,由于无论是单独运用市场竞争手段淘汰不道德的营利行为,还是单独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免费服务的方式来保障业务活动的伦理,或是单独依靠行业自治、团体自律来维持道德信念和纲纪都具有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我国律师法确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监管体制。但律师法的“两结合”是强调以司法行政管理为主,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辅的不均衡的“双结合”。例如,律师法第46条对律师协会的职责作出规定,这些职责但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强势管理和处罚相比,是相当有限和“虚化”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协会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助手,真正管理律师的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容易导致律师职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有违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治的基本精神。[23]

结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是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律师执业监管的主体是律师协会。我国目前应该做的当是加大“两结合”中行业监管的比重,更合理地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应有保护和监管作用。

现有研究提出的加强律师律师协会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各地间的律师协会应当相互独立,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独立的财政保证和人事任免机制,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机关真正分离。

第二,取消行政处罚权,由律师协会对其会员行使处分权,赋予律师协会接受对于律师违纪违法的投诉,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律师法》及相关规章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的完整的惩戒权。即由律师协会行使纪律处分权。

第三,将行业准入等日常管理职能赋予律师协会,让其掌握管理的实权,充分保障行业组织在律师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树立律师协会的地位和威信。

第四,建立健全律师保险和福利制度,为律师执业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只有在足够的物质保障下,律师才能在执业活动中无后顾之忧,以降低律师因逐利而行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平衡关系式 篇2

如何平衡好人际关系？妥善处理好施与受的关系

人类的关系始于施与受，而施与受又开启了我们的清白与罪疚的经验。这是因为，一方带着期待而付出，接受的一方则感觉自己背负着回报的义务。一方带着期待，另一方则感受到义务，如此一来，造就了每一段关系中的罪疚与清白，也使付出与接受的两方交换位置;除非最终的施与受达到平衡，否则无论是付出或接受的一方，都不会满意。这意味着接受的一方将有机会付出，而付出的一方也必须能够接受。

无论快乐与否，当我们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我们也失去了独立与清白。当我们接受时，会觉得对给予者有所亏欠，我们会因亏欠而感到不舒服，并且努力回报以使自己释放这样的压力。每一份礼物背后，都有这样的代价。另一方面，当我们不求回报地给予某人或是付出大于回报时，通常会以愉悦的方式经验到清白感，也就是当我们不亏欠任何人、无所求或没有得到任何赠予时，我们通常会有轻松而自由的愉悦感。

当施与受能够平衡，我们才能经验最深沉的满足。然而，为了维持前述清白的愉悦感，通常人们会有以下三种行为模式。首先是：

1、自我设限

有些人会为了维持清白感，而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交流，他们宁愿封闭自己，也不愿接受来自他人的任何赠予。如此一来，他们就无须背负对任何人的责任;这是一种“旁观者”的清白，他们借由不参与而无须玷污自己。所以，他们常因为对生命采取冷眼旁观的立场，而产生空虚和不满足的感受。

许多忧郁症的人采取这种生活态度，首先他们拒绝来自父亲或母亲(或双方)的给予，然后将这样的态度扩展到其他关系，最终导致这个世界所给予的任何美好事物。他们合理化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对方所给予的并不是我需要的”或“对方所付出的无法满足我”。有些人拒绝的理由则是，不愿接受给予者的批评或附加的限制。无论基于什么理由，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的心中充满着被动与空虚。

我们会在另一些人身上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他们愿意接受父母所付出的，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父母如是的样貌，并且带着感恩的态度接受来自父母的赠予。这样的接受经验，是一种幸福的能量流动，这使得人们能在其他关系中也充分地经验“施”与“受”。

2、助人者症候群

第二种维持清白的方式，是否定自己对他人的需求，这发生在当我们付出多于别人的给予时。这种维持清白的方式是短暂的，一旦我们接受了他人的给予，这样的“权力感”就消失了。

有些人为了维持这样的“权力感”，常以一种“宁人负我，也不愿我负人”的生活原则来生活，而不愿接受他人的给予。许多所谓“理想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助人者症候群”。

然而，避免背负责任的自由，对关系发展是没有帮助的。有些伴侣在关系中只想打破原本的平等，保持自己优越的地位。当他拒绝伴侣的付出时，另一方可能也会拒绝他的给予，他的伴侣可能会经验到疏离及愤怒。这样的助人者，将会经验到空虚和怨愤。

3、充分交换

第三种是最美好的一种经验清白的方式，就是在充分给予及接受后的满足感。这种“施与受”的充分经验，将滋养关系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方不论得到什么，都能平衡地回报另一方。

处理好画面的平衡关系 篇3

1、“四平八稳”的平衡

画面中的水平线、地平线以及垂直线，在构图时与画面的边缘线保持平行或者垂直，整个画面就会显得平衡、稳定和踏实，否则就会出现倾斜失衡现象。譬如海岸线的水平线，建筑物的垂直线是否平直，是验证一幅作品好坏的最基本标准，如果失去了平衡，便会在视觉上带来极不舒服的感觉。因而，我们也可用“四平八稳”来形容水平线和垂直线与画面的边缘平直。

2、对称结构的平衡

当处于画面两端的物体在各方面均等相同时，称为对称平衡，对称平衡具有静止性和稳定性。但对称平衡相对活泼生动的不对称平衡，会显得较为呆板和僵化，而且也背离了黄金分割构图法则，但运用到不同的摄影作品中，却会因为这种平衡结构带来画面的均衡，使作品产生向外的扩张力。

对称平衡除了平行结构的对称外，还可以利用水面的倒影，扩散开的漂亮云层，物体的阴影等来制造具有上下对称的结构布局。

3、主体外形的平衡

稳定性强的外形能给画面带来更好的平衡感，反之，则会使画面的平衡感被削弱。在所有的图形中，三角形稳定性无疑最好，其次是方形，而圆形的稳定感则最差。图形的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它底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接触面积越大稳定性则越强。

4、色彩搭配的平衡

色彩中的冷暖色调以及颜色深浅程度，也会极大影响到画面的平衡结构。在视觉上，冷色调比暖色调显得更重，深颜色比浅颜色显得更重，当画面中的暖色调和冷色调，或者深颜色和浅颜色在数量上相同时，画面便会出现失衡现象。这时，可以充分运用这种色彩上的视觉差，结合主体要求，更好地安排不同色调在画面中的比例，使其达到平衡。

6、明暗分布的平衡

摄影就是光影的艺术，一幅作品的明暗程度，就如同色调和色彩一样，也会对画面的平衡造成较大影响，明亮的色调比灰暗的色调显得轻快，明色块相对暗色块，在画面中的份量就显得较轻，而暗色调越深，则会显得越重，通过对画面中的明亮和灰暗进行合理分配，可打造出不同的平衡效果。

7、动静虚实的平衡

动静和虚实的平衡关系，由于虚与动缺少了质感，相对静与实的东西，变得更轻，这种组合运用在很多作品中，动与静、虚与实在画面中形成一种彼此关联的互补，使它们相互之间达成一种理想的平衡结构关系，呈现出艺术化的效果。通常情况下，动态虚的平衡比静态实的平衡更具有趣味性。

7、数量组合的平衡

在拍摄以点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品时，常常会遇到数量对称结构上的多与少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画面中的数量分配，则会造成整个画面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画面的情况，安排多个小的组合来对应单个大的，以达到数量分布上的平衡感。

8、不同元素的平衡

将很多彼此毫不相关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可形成相互有趣的互补平衡关系。譬如点与线、人与物等等，通过将这些元素在画面进行合理组合安排，使这些原本互不相关的东西，形成了视觉上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但会相互产生作用力，并且还会带来视觉上的联想。

9、刻意营造不平衡

平衡关系式 篇4

1 平衡关系式

电信收入保障(RA)作为内控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解决电信运营流程中出现的收入数据的流失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的过程、方法和步骤,主要包括运营流程监控和问题发现、问题分析诊断和解决,以及运营流程再造和优化[4]。但从进行的收入保障实践过程中看,收入流失问题主要还是运营流程执行不规范、缺乏流程完整性控制机制造成的,如用户数据和局数据不一致导致的收入流失问题,而真正业务支撑软件系统因逻辑性错误造成的收入流失问题相对较少。按照运营流程进行的数据操作为合法的数据更新,而未按照运营流程,或人为原因、或系统异常退出原因等进行的数据操作为非法的数据更新。非法数据更新所造成的数据异常,破坏了数据的完整性,这类不完整的数据会随着业务流程在系统内传播和蔓延,导致数据异常进一步扩散[5]。针对这种数据不完整造成的数据异常问题,提出用基于平衡关系式的数据稽核方法。

定义1:数据稽核:指通过对现有业务流程与业务支撑系统的调研诊断、数据比对,查找数据差异,确定收入流失点,从而阻止并预防收入流失。

定义2:运营流程的数据流模型:一般的业务流程模型包括活动、事件、数据对象及约束条件。这里实际关注的是电信业务中的数据对象,因此可将数据处理过程从业务流程当中抽象出来。如图1所示。

定义3:数据截面:在运营商的数据处理流程里,将数据处理逻辑隐去,只保留数据镜像,称为数据截面。数据稽核所要检查的就是数据截面间处于稳定状态的数据对象是否满足企业业务上的约束关系。如图2所示。

定义4:数据实体:由企业的业务人员定义和配置的能够表现企业计费、营账、结算系统中某一方面业务信息的数据集合。数据稽核工作所要检查的就是数据实体间的数据约束关系是否满足。数学定义如下:

数据实体Date Entity定义为:

DE_N(Data Entity_Name)表示数据实体名

DE_D(Data Entity_Definition)表示数据实体描述信息,其定义为:

L(Location)数据实体对应的物理数据的地址,其定义为:

J(Join)数据实体对应的关联属性,其定义为:

J_A(Join_Attribute)关联属性名

J_N(Join_Name)关联属性语义名

O(Operation)数据库操作函数名

F(Filter)数据库过滤操作,其定义为:

F_A(Filter_Attribute)过滤属性名

F_O(Filter_Operation)过滤属性操作函数

F_E(Filter_Equal)过滤函数比较运算

F_V(Filter_Value)过滤属性值

G(Group)分组属性名

即数据实体可以用如下元组来表示:

定义5:平衡关系式:根据已有的数据截面和数据实体的定义,如图3,假设四个数据实体分别为A,B,C,D。数据截面1与数据截面2之间的数据满足下面的约束关系:F(A,B)equal G(C,D)。其中F(),G()代表函数关系,具体为对数据实体的代数运算;“equal”代表=、<、>、>=、<=。

平衡关系式在业务上描述了数据实体间的约束关系,在数据上描述了数据实体对应的详细数据信息。在平衡关系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有效的稽核方法,称为基于平衡关系式的稽核方法。

2 基于平衡关系式的数据稽核

以上定义了平衡关系式的数学模型,下面根据这个数学模型,生成稽核脚本。

以退费业务的稽核关系式为例:

稽核关系式:用户账户余额=用户预存-用户费项和

2.1 关系式信息提取

该稽核关系式的关系符号是“=”,关系函数是“-”。

2.2 提取数据实体元组描述详细信息

读取数据实体的元组描述信息,其详细信息如下:

用户账户余额

DE_N:用户账户余额

数据实体“用户账户余额”对应的数据库表是营账数据库的用户账户表User_account_t。

平衡关系式要稽核的就是User_account_t表中账期为2008年9月的数据,所以元组描述中过滤属性的值对为,它表示选取fee_date列的值=200809的数据。数据应该按照用户id和账期关联。所以元组描述中关联属性值对为。

2.3 关联属性匹配判断

数据实体“用户账户余额”的关联属性值对为。

数据实体“用户预存”的关联属性值对为。

数据实体“用户费项和”的关联属性值对为。

三个数据实体的关联属性语义名都是“用户id”“账期”,满足关联属性匹配。

2.4 确定相反关系符号

稽核关系式的关系符号是“=”,按照相反关系符号定义,其相反关系符号应该是“<>”。

2.5 生成稽核脚本

根据从稽核关系式和数据实体元组描述里得出的信息,生成稽核脚本sql。

通过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确实发现了运营业务流程上的数据不一致和不完整造成的收入流失问题。收入保障所关注的就是和收入相关的数据,数据稽核就是要寻找收入数据“一处数据,两处体现”的平衡关系式。当找到正确的平衡等式后,就要求和等式相关的数据要满足平衡的条件。当发现不满足平衡等式的数据时,就可以确定该处数据出现了流失,流失额就是与平衡值之间产生的绝对差值。

3 基于平衡关系式的数据稽核在财务稽核系统上的应用

从用户通信行为的发生到财务入帐这条主线上,紧紧扣住收入数据这条主线如图4所示,划分出:专业计费、综合营帐、财务三大阶段,在这三大阶段之间切出两个截面:计费营帐截面、营帐财务截面。在截面之间和截面内部寻找数据的联系,分析数据,划分出应收数据稽核和实收数据稽核两个层面。

财务稽核系统是建立在营帐财务截面上的稽核系统,根据数据来源、属性不同将收入数据细分为五大分类:系统应收数据、财务应收数据、系统实收数据、现金应收数据、现金实收数据。

财务稽核系统的功能体系结构如图5所示。系统分为数据稽核子系统、机卡管理子系统和系统管理三大模块。其中数据稽核服务以平衡关系式模型为基础进行设计开发。

4 结束语

数据稽核是电信收入保障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提出了数据稽核中的平衡关系式模型,该模型在业务上表示了数据对象间的约束关系,在数据上为物理数据的适配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描述,能根据该模型获得数据稽核所需关键数据,便于开展自动化稽核,并将其成功应用于某电信运营商的收入保障项目中。

参考文献

[1]TM Forum.TR131v0.4,2005,Revenue Assurance Overview Public Version 0.4[S].TM Forum.USA,2005.

[2]TM Forum.GB921-v4.6.20041119,2005,eTOM The Business Process Framework(For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 Industry)Release4.5[S].TM Forum.USA,2004.

[3]Alexander H,Zhang Qun,Alexander R B,et al.The importance of telecom's revenue assurance function study[C].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ceed-ings.NJ: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2000(1):826-833.

[4]王雷,陈松林,顾学道.电信行业收入保障体系模型研究[J].电信科学,2005,(11):10-14.

平衡关系式 篇5

常州市花园中学

刘建昌

教研和教学区别

教研和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是不同的。

首先，教研是基于教学但又高于教学的探索，教研是针对特殊，教学是解决普遍； 教学是一般教育过程的有计划实施，教师有义务教，学生有义务学，当然教学应该互动。教学有没有按照教育规律走？教学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这些就是教研涉及的领域，所以教研是由教学中产生的，但不局限于课堂微观教学产生的教研，也包括大教育理念下的教研。而教育研究的实施就是对教学的提升，至少企图为教育教学的进步而做了主观的积极努力。成功的教研是从教学需要中来，然后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过程，以教研促进和带动教学是一种很好的教学管理思路。

其次，教学是可以强迫的制度性要求的范畴，教研应是自愿性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观念性范畴。

教育是一份事业，教学是这个事业背景下的具体化的工作。作为一名教师有教的义务，作为学生有学的义务，师生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制度性要求；而教研是处在这一制度性基本要求之下和为突破制度性局限而做得理想性和志愿性的努力。教研不是教师进修，不是教师培训，而是教师对教育和教学的研究与尝试。倘使把教研等同于教学来做，那么教学的秩序会混乱，教研的生命力会被抹杀！认识上和思想观念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强迫性和制度性的要求办法所能根本凑效的；而是通过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努力拉动起来的。这就如同阶级革命可以通过暴力推翻和制度规定阶段性凑效，而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则并不能因为这种暴力的手段和制度性的约束而根本解决。教研是探索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教学是执行既定的怎么办的问题。

再次，从事教研和从事教学某种程度上是小众和大众的关系问题。

积极从事教研的人总是少数，对于普遍的教师而言，从事教学则是大众。教研和教学一定程度上又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我们不能以先进性的理想来规范要求广泛性的对象，这犯了“左”的教育执行错误，这往往是急功近利的教研心态和形式主义的应付心态所使；但也不能仅仅注重完成本职教学，被动和按部就班地去完成任务了事，而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教师状态。因而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和尊重普遍性的大众水平，又要鼓励和推动先进性的小众去前瞻性地解决问题，从而为真正当权决策部门提供教育体制改革的参考。

经常我们做惯了教学管理和事务管理的，往往把教研也用行政的思维来推动，结果必然是费力不讨好的，成效自然小得多，教育教学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更多地应该用文化熏陶和教育影响的“软”办法来推动，甚至可以引用部分的行政倡导和激励（比如课题成绩与评定职称等真正挂钩），但不是用行政的强迫要求“硬”着来，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预防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管得太死了、太多了、太细了，所以教研的积极性和自主进步的空间就很受压抑。要想获得教育体制的自由，首先必须得思想获得自由，教研就是获得思想自由的好方式，所以我们的教研不能等同于要求一般的教学来管理，虽然此举的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

（以上所说的教研专门是指学校系统的教师所能开展的，而不是以教研为本职工作的教研室和专门职业性机构的教育教研部门。RCEF乡村教育工作者就是致力于教研为事业本职，而不是以教学为目的来定位的。）

如何把教学与教研有机的结合起来

时代召唤开放型的高素质的教师，迫切需要把教学工作与教学研究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教学机制，从而创造出琳琅满目的新方法，开辟素质教育的新天地。教学与教研结合，是教学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是当前学科教改的强烈要求，也是学科自身改造的迫切需要。

第一，是学科教学全面改革的需要。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绝然少不了研究与实践两个重要环节。研究才能深入探索，加深认识；实践才能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促进认识的升华，二者融为一体，才能得出真知。学科教学改革也不会违背这一规律。学科教学全面的、整体的改革，其主力军是广大教学工作者，改革的现实迫切需要改革大军从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上，去探索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和新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

第二，是建立和发展教学理论的需要。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科教学，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理论，需要新理论的指导，而新的学科教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践与研究的基础之上。

第三，是改革教师的文化素质和能力结构的需要。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教师队伍的素质的提高和教学能力的增强。无疑地，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但在旧素质观、能力观支配下，教师的研究能力，一直被忽视，因而在师资培训，鉴定考核中，研究能力至今未提到应有的位置而加以重视。由于教师研究意识缺乏自觉，基本的研究能力普遍较缺乏，导致思维方式单一，信息闭塞，眼界狭窄，知识陈旧，严重地阻碍着改革思路的开拓和大胆实践的信心。

实行教学与教研相结合，切实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效率，是教学改革内容的组成部分。实现这一改革，在当前，要注重抓好以下几点。

平衡关系式 篇6

关键词：课堂教学 ； 主体； 平衡与焦虑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7-034-001

传统中学体育教学的知识技能传授过程，主要是“教”“学”“练”三个环节要取得最佳教学效率，教师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采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学生施加心理影响，以使学生在学习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过去的体育课偏重于增强学生体质，不少教育部门也曾把体育课上的运动负荷和密度大小，作为衡量一堂课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长期以来，教师对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缺乏注意，不同程度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影响了体育教学质量。本人就如何掌握学生的心理活动，运用学生的“主体”“平衡”与消除“焦虑”来提高课堂教学做出了如下探讨。

一、勿忘主体

我先举个例子，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的一节篮球课，教学内容是运球急停急起技术。上课了，我根据自己课前设计好的教案，按部就班的开始了教学，先是讲解示范，接着原地徒手练习，然后无球急起急停练习，再接着一人一球在教师哨声指挥下练习，一套练习下来，我发现有的学生的急起急停技术做的还不到位，我又来了几次无球的强化练习，正当我陶醉在自己的教学中时，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我，“老师，能不能让我们自己玩会儿啊？”我抬头一看，原来一个平时比较调皮的学生正对我不满地喊道。我想也没想便断然拒绝：“不行，你看看你们的最基础的技术都没学好，怎么能自己玩？”“那我不学了还不行吗？”说完那学生一甩手走了，离开了课堂，我当时愣了一下，学生也都看着我，当时我是既尴尬又恼火。我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备课，手把手的教你们技术，你们却这么对我。 事后，我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了下自己。教材没有错，大纲没有错，教师教学的好心也没错啊，那错在哪里呢？我突然意识到，会不会在课堂上我控制得太多，统得太死，让他们动就动，不让他们动就不动，我变成了一个掌控者，一个指挥者，太霸道了，叫谁谁都不乐意啊，即便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毛病在我自己身上。在后来的体育课上，我郑重地向同学们坦诚了自己的反思，谈了自己的想法，学生们也给了我一阵理解和支持的掌声。上次那个同学也主动向我赔礼道歉。从那开始我的体育课变了个样，课堂一下子变活了，学生变活了，学习效率也切实提高了，教师教的也轻松了。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发挥其积极性要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特点，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来进行教学，从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重视平衡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提出新的教学内容时，学生往往会出现各种反应，教学中学生初试的成功与失败，都会在心理上产生兴奋、紧张、异常畏难、激动、满足等各种状态。此时，特别要注意畏难、失败的学生，以及怕引起别人的议论，甚至怕出洋相的学生（例如我在一节课上让一个比较胖的同学进行立定跳远的测试，过程中把肚子的肥肉漏出来了，在以后的教学中他就很不愿意在同学面前练习），应针对个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心理疏导方式。

三、消除焦虑

在中学生体育教学中，容易引起学生紧张情绪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运动技术动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体操项目等，这些动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容易失误受伤，在初学阶段一般人的恐惧心理比较大，特别是那些小心谨慎的学生表现得更为突出。另一种情况是在体育课的各种形式的成绩考核和教学比赛时，学生容易产生紧张情绪。体育课的一般教学和运动练习，常常是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动作，不要求完成整套的熟练动作，同时又有教师示范、指导和保护、帮助，学生情绪一般不太紧张；而进行成绩考核或举行教学练习性的比赛时就不同了，学生必须独立地完成技术动作，并且要达到熟练技巧的程度，这就会增加他们的心理紧张。

运动成绩的考核和教学比赛具有类似竞技运动比赛的特点，学生要成绩、争输赢的动机十分强烈，这样又会增加他们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活动强度。体育教师必须了解这些环节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在进行考核和教学比赛前，要像技术训练一样，做好心理准备。例如采用模拟心理训练，消除紧张情绪。我在教学比赛中，就有意识地安排强手，使学生情绪紧张起来，让他们学会控制紧张情绪，或者有意识地安排较弱的对手，当其情绪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使学生学会调动和维持自己情绪力量，以保证较充沛的情绪。在进行这些类似于实际的现场运动比赛时，有计划地为学生设置针对性的运动条件， 使他们的情绪处于一定的紧张状态，但又控制其强度，不使其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尝试调节自己的情绪，以达到能自我控制的较高水平，并且逐步练习运用这种情绪调节的方法。通过类似训练，就能够为学生提高运动成绩创造有利的条件。没有或缺少此类训练，一旦学生进入考核或比赛，常常会出现教师预想不到的事故，如身体受伤，损坏器械，甚至有意外伤人、打架等等。在考核和教学比赛中，还可采用相应的肌肉关节放松，呼吸减慢，注意集中于放松部位以及放松性自我暗示等手段，以配合消除紧张情绪。

不少教师并不十分注重消除紧张情绪的心理训练。在教学中，当学生情绪紧张时，性格急躁的教师往往采取简单的鼓励或批评的办法，当这些办法不见效果时，就采取自然适应的办法。这样做，对有些本身具有一定自我控制能力的学生可能有促进作用，但对一些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学生，则会越来越糟糕，造成情绪过敏性的心理障碍，一遇到类似的比赛场合，就会自发地使情绪紧张起来。因此体育教师要像技术动作训练一样，认真地进行消除紧张情绪的心理训练，并且把这种训练列入正常的体育教学，我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勿忘学生“主体”，重视学生心理“平衡”，适时适当消除学生“焦虑”，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建周.《体育运动心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2]刘填年.《体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平衡膳食与现代疾病关系的研究 篇7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居民健康意识逐渐增强, “养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从中医角度来看, 平衡即是养生。人体阴阳五行之间的平衡, 便是健康的要义。然而, 在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 诸如肥胖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甚至癌症等现代疾病却呈现出高发病率、疾病年轻化等态势。究其原因, 饮食结构不平衡、饮食习惯不健康等引起的营养失衡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 研究膳食平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通过膳食平衡来预防疾病的产生或者改善治疗效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平衡膳食与现代疾病的关系

2.1 平衡膳食

平衡膳食也称为合理膳食, 是指通过多种食物的合理搭配构成的膳食, 能够为人体提供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合适的能量, 满足人类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 使机体达到氨基酸平衡、热量营养素平衡、酸碱平衡及各种营养素之间的平衡。通过膳食平衡达到机体健康, 是营养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和最大意义。

2.2 平衡膳食与营养不良症

近年来,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进行了相关评估, 报告结果显示, 遗传因素的影响程度为15%, 膳食营养的影响程度为13%, 医疗因素仅为8%而已。膳食营养对健康的影响远超过医疗因素, 仅次于遗传因素。可见, 膳食情况与人体健康问题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平衡膳食对许多现代疾病的产生和演进有着巨大的影响。

广义的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营养不良分为热能严重不足引起的消瘦型营养不良和蛋白质严重不足引起的浮肿型营养不良。在本文中, 我们侧重讨论狭义层面的营养不良症。目前, 国际范围内对营养不良的评价指标大致有三种:体重低下、生长迟缓以及身体消瘦。严重的营养不良会引起诸多并发症, 如低血糖、低体温、贫血症等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Z评分标准对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营养状况分析[1], 同年龄段身高Z评分 (HAZ) ≤2为生长迟缓, 同年龄段体重Z评分 (WAZ) ≤2为低体重。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 2002年我国居民中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如表1所示:我国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达到14.3%, 年龄越大生长迟缓率越高, 1岁组别为最高值;农村地区生长迟缓率为17.3%, 是城市地区的3.5倍, 说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营养不良更为严重。从低体重率指标来看, 我国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为7.8%, 农村地区是城市地区的3倍, 同样印证了上述结论。

造成营养不良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饮食状况影响的。单纯的热量或蛋白质摄入量低, 比如食物匮乏、烹制方式错误、偏食挑食等情况, 都可能导致原发性营养不良。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 往往饮食结构更为单一, 缺少果蔬类食物搭配, 所以营养不良程度更高更严重。

2.3 平衡膳食与肥胖症

肥胖症作为当今社会十大“富贵病”之一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肥胖, 主要是由于摄入过量的热量无法消耗, 多余热量以脂肪的形式贮存在体内, 造成体内脂肪堆积, 体重过度增加, 从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等[2]。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群超重率为17.6%, 肥胖率为5.6%。其中, 18岁以上人群为超重严重人群, 45岁和60岁为最严重人群, 而且, 超重程度和肥胖程度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的。相比较来看, 城市地区的肥胖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经济条件越好的地方越容易产生肥胖症。

肥胖症的原因有许多, 比如遗传因素、药物反应、营养过剩等等。其中, 饮食不健康已经成为肥胖症的主要原因。现在城市里的很多人喜爱吃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 认为经济又实惠, 殊不知, 这些都是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 大量摄入会导致体内热量过剩、脂肪堆积, 从而引起体重超重, 产生肥胖。当然, 很多不良饮食习惯也是导致肥胖的罪魁祸首, 比如吃饭速度过快、挑食、偏食、暴饮暴食、不吃早餐等等。

2.4 平衡膳食与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总称, 人们常说的“三高症”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就是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这类疾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疾病,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 严重威胁我国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目前我国有超过2.7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平均每天有7000人死于此类疾病, 平均12秒就有一人死亡。

“三高症”往往是由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食物中脂类、醇类过多, 缺乏运动来加快这类物质的代谢, 就会在体内囤积。年龄越大, 人体分泌抗氧化物酶的能力就越低, 体内自由基水平升高, 时间长了便会堵塞血管, 形成血栓。这类疾病与患者体内钠高钾低和镁、钙不足及硒、钴、铬等元素缺乏有关, 需要患者在饮食中注意补充相应的元素。心脏病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病症, 包括多种原因引起的疾病。其中有一种就是营养代谢性心脏病, 比如维生素B1缺乏性心脏病。

李英华等人通过抽样调查方式对我国6省 (北京、湖北、吉林、宁夏、甘肃、湖北) 5类人群 (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3], 发现接受调查人群中有18.7%的患者存在饮食不规律问题, 有21.2%的患者饮食偏咸偏油腻, 证实了饮食规律及饮食偏好对此类疾病有着重要的影响。

2.5 平衡膳食与癌症

癌症是一大类恶性肿瘤的统称, 是全球性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是人类医疗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报告显示, 2008年全世界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达到760万, 占死亡总人数的13%左右, 而这些人中有约70%人口来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经预测, 世界范围内癌症死亡人口数量会持续上升, 2030年时可将超过1300万人[4]。癌症不是单一疾病, 而是涉及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复杂病症, 其分类也有许多种。根据近年来的肿瘤登记年报显示, 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是肺癌, 其次为胃癌、结肠癌、直肠癌、肝癌和食道癌。女性癌症并发率最高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可见, 癌症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甚至危害生命。

不同种类的癌症有不同的成因, 与饮食规律、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等也都有着一定的关系。表3所示, 不同类型的癌症与不同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而且背后更存在着深层原因。

2.5.1 胃癌

嗜吃肉食、烤制食品的人易得胃癌, 因为食物在熏制和烤制过程中产生大量环芳烃化合物, 其中含有强烈致癌物质苯并芘等, 蛋白质在强高温环境下也会分解并生成致癌物质。食盐过量、爱吃腌制食品也容易患有胃癌, 原因是硝酸盐、亚硝酸盐超标, 二者在胃部与胺类结合就会产生亚硝胺这一强致癌物质。另外, 酗酒的人也易得胃癌, 因为酒精破坏胃黏膜, 导致致癌物质的加速吸收及肝脏排毒功能的减弱。

2.5.2 肝癌

黄曲霉毒素是一种在花生和玉米中常见的毒素, 是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霉变的食物中含有大量黄曲霉毒素, 极易导致肝癌的发生。在我国,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是黄曲霉毒素严重污染区, 也是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此外, 乙肝病毒 (HBV) 感染也是罹患肝癌的主要风险因素。由于饮食卫生问题导致的乙肝病毒感染不在少数, 其发生癌变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20—40倍。酗酒伤肝, 破坏肝脏的解毒和排毒功能, 也是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5.3 食道癌

食道癌在消化道癌症中并发率极高, 危害性极大。长期食用高温食物, 比如喝热粥、热汤、热茶等, 或者食物过硬, 都会给消化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消化道在不断的损伤和修复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细胞无规则增生, 最终可能导致癌变。另外, 熏制食品和腌制食品中含有大量的亚硝胺类, 这也是致癌率极高的物质。因此, 嗜吃腌制熏制食物的人群患食道癌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2.5.4 乳腺癌

近年来, 乳腺癌已经成为困扰女性的重大疾病, 且逐渐呈现多发性、年轻化态势。从饮食角度来看, 很多女性喜欢吃零食、甜食等, 其中大部分是高脂、油炸食品, 还有一些女性偏食肥肉, 这都会使得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高脂、高动物蛋白的食物可能导致女性体重增加, 引起体内雌激素水平剧增, 从而导致乳腺癌的病发。另外, 乳腺癌与患者体内硒、锌、碘、镁不足, 和铬、锰等过量也都密切相关。

3 合理膳食的建议

3.1 树立饮食观念

正确的饮食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先导, 所以, 树立人们对饮食的正确思想认识尤为重要。我国超过65%的居民是具有健康饮食意识的, 但很多人并没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加强饮食文化建设, 加大宣传力度, 在生活中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让大家对健康饮食有明确的认识, 树立健康饮食、均衡饮食的新观念, 从而避免盲目跟风、以“补”养生、以药为食等现象。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个体差异, 所以, 要树立健康的饮食意识,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 才能真正有助于身心健康, 最大程度预防疾病。

3.2 调整饮食结构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07) 》的内容解读, 人们应该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 使之达到一个最佳的均衡点。每日的饮食应当注意搭配, 谷类为主, 粗细结合;多吃蔬菜和水果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等元素;每天应该有奶制品、豆制品的搭配;适量吃些鱼肉、禽类、蛋类食物;烹制过程少油、少盐, 尽量清淡些;控制每餐食量, 保持健康体重。总之, 饮食要有度, 搭配要多样, 营养要均衡, 身体才健康。

3.3 培养饮食习惯

不良饮食习惯导致诸多疾病的发生或加重, 所以,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并且长期坚持至关重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 注意间隔, 形成规律, 不可不吃早餐, 不可暴饮暴食; (2) 控制零食的食量, 少吃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甜食等,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食物; (3) 每日足量饮水, 促进身体的循环和代谢, 不可用饮料等代替饮水; (4) 饮酒要适量, 不可嗜酒、酗酒; (5) 饭后要适量运动, 有助于消化和吸收, 但不要剧烈运动, 会损伤身体健康; (6) 用餐时保持心情愉悦。

3.4 注意饮食卫生

饮食卫生对个人素质和就餐环境有一定要求。用餐前要洗手, 保持手部清洁;注意食品保质期, 不要食用过期变质食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 注意是否有卫生检验合格标志;不吃或尽量少吃生冷食物, 避免细菌滋生和感染;外出就餐要选择环境良好的就餐地点, 检查餐具消毒情况, 尽量不吃路边摊、大排档等;注意饮水卫生, 不喝生水。

综上所述, 平衡膳食与现代疾病之间存在着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人们应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平衡膳食的理念, 合理搭配多种食物构成的膳食。在满足人类对各种营养素需求的同时, 通过膳食平衡达到机体健康。

摘要：饮食结构不平衡、饮食习惯不健康等引起的营养失衡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多种食物的合理搭配构成的膳食, 能够使机体通过膳食平衡达到机体健康目的。平衡膳食与现代疾病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并对其产生和演进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平衡膳食,现代疾病,合理搭配

参考文献

[1]WHO.Physical status:the use and dinterpretation of anthropometry.Report of a WHO Expert Committee.World Health Organ Tech Rep Ser, 1995.854.

[2]林萍, 金丽华, 陈如凯.浅析营养失衡与疾病的关系[J].海峡药学.2010 (10) :261-262.

[3]李英华, 聂雪琼, 杨宠, 庞静, 陶茂莹.我国6省市5类职业人群心脑血管疾病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2 (1) :1-2.

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平衡 篇8

一、媒体影响力之争议

大众媒体时代中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在生活中的比重扩大, 社会普遍认知媒体具有强大影响力, 市场研究部门或官方宣传部门也资助了大量的传播实证研究 (包括受众研究和收视率调查) , 根据经验性的数据证明媒体影响力对现实生活的作用。

媒体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受众得到信息, 并能使受众理解和接受信息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当现代社会交往范围拓宽后, 普通受众无法“事必躬亲”, 难免会借助于各种媒介了解信息, 而媒体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一并传递给受众, 这些则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宏观层面上看, 媒介建构了“第二自然”, 对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亲历经验之外, 媒介为公众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全部信息, 这个“虚拟环境”的信息供给质量决定了公众认知世界的可能性和边界。比如对于一个从未亲自来过中国、且没有真实接触过中国人的美国人来说, 他关于中国的认知就将严重依赖于美国媒体“有错必究”式的报道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 那会是抽象、狭隘、充满了偏见的。无论媒介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受众或是全部接受, 或是部分接受, 甚至可以截然相反, 都或多或少的被媒介左右, 潜移默化中重塑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

由于大众媒体的传播优势, 它的正面功能可以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 而其衍生的负面功能也具有破坏性:

其一是信息流通不畅, 网上常有人指责中国信息的闭塞, 特别在重大政治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上信息的交流是自上而下, 有效信息供给匮乏, 媒体确能左右公众的判断, 引导、甚至决定公众认知和感受事物、事情的方式, “一面倒”的报道屡见不鲜, 以媒体“封杀”的权力代替公众对事件审判, 实际上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堵住悠悠众口, 极易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

其二, 用夸张渲染的报道制造刺激性。《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认为中国的媒体更像一个“冲动的青春期少年”, 而真正成熟的媒体则应该像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 是“多种趣味的调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下, “新闻大战”由来已久, 当媒体有了强大影响力, 一些媒体或是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或是追求经济利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夸张、渲染的报道出现, 令公众恐慌。甚至有时候并非媒体刻意炒作渲染, 而是因为新闻本身的报道规律, 为了能够不在新闻争夺战中占下风, 而不得不加大报道力度, 也会造成类似的效果。刺激性的新闻影响人们对于人、事、物的认知和情感, 可能扭曲了真相, 可能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幻象, 或者助长了内心情感的极致化。大量的明星报道就是一个例证, 它助长了粉丝族的偶像崇拜, 通过娱乐资讯和八卦信息搭建了明星与公众之间的“超社会关系”。媒体在施加影响时, 很大程度上是将观光性、市场性凌驾于新闻性与社会性之上。而当媒体的集体煽情与过度渲染越过一定的界限时, 便极易发生新闻的“二次伤害”。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儿童的报道, 媒介为了吸引受众执着于深挖残障细节, 这对于孩子的隐私权是一种侵犯, 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更是添上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其三、报道引发的社会效果值得商榷。媒体在“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名义下对报道分寸拿捏不当, 丧失社会责任感与新闻专业精神。2010年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初始因为媒体的介入, 令内地民众开始重新思考工会的作用, 甚至引发一场关于工会改革的讨论。内地多个城市正在酝酿工会改革, 例如北京已经开始试水人员薪资与企业脱钩的独立工会。但是因为媒介频频使用第“N”跳的叙述方式, 造成心理暗示, 后续跳楼者的跟风效仿媒介也难免其责。媒介需要注意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它只是一个平台, 提供信息和让异见者发声以旁观的态度进行事实阐述, 不要进行联想, 甚至引导观众进行联想。

人对世界的认知受到二维因素的影响, 一是自己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印象和认知;二是受到大众媒介所中介的资讯的影响, 来建立自己并非亲历的世界观和认知。所以大众媒介是有影响力的, 但是并非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 而是要受到第一维因素的制约。1这就从理论层面上引入了受众反作用的观点。

二、受众关注点与媒体侧重点

倘若认为媒介是个不可抵挡的权力机器, 也并不尽然, 受众同样可能在媒介与受众影响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 尤其是媒体生存环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争取更多的受众意味着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进而盈利。除却媒体经济利益的驱动, 受众个体思维也对媒体产生限制作用。在多元信息自由流通、信息供给丰富的传播环境下, 公众有能力从多元资讯中去辩证地认知, 也有能力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理智判断来看待事物、事情, 媒体就被要求以客观谨慎的态度提供信息, 此时, 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报道往往效果不彰, 公众会从多渠道去了解多元的意见, 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近两年一些金融资讯分析、养生保健以及交友征婚节目异常火爆, 一部分受众对其趋之若鹜的同时另一部分受众反应冷淡, 并且指责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扩大使受众沉迷于媒体制造的生活中, 沉迷在观看的浅表化和娱乐化之中, 最终完全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人最可贵的自我感受力和判断力。对于这一说法, 尚须持保留态度。这类节目的出现, 迎合了相应的受众需求心理, 可以通过移情等心理机制, 唤起受众的情感认同, 占有忠实的收视群, 获得较高的收视率, 反应了当下部分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和资讯需求, 与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并非是由电视节目引导而催生的虚假“景观”。

媒体只可能迎合, 不可能凭空推动一个社会风潮的产生。股票、养生等节目的热播, 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是集体对金钱的崇拜、个人身份的焦虑, 而这类节目的产生正是迎合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公众是聪明的, 他所选择的永远是迎合他的心理需求的, 包括所谓媒体的引导力也只是因为媒体的表达恰好迎合了公众的某种心理, 才获得公众追捧。任何一个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都潜在的折射了社会心理和社会问题。投资理财已成为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催生了金融咨询分析类节目的火爆;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看病难”、公众科学素养差等因素导致健康资讯节目的潜在需求很大;而都市青年职业压力大、社交面窄等原因导致了“结婚难”社会问题, 使得交友征婚资讯节目也有潜在的市场需求。

媒体经历了一个有无到有的过程, 并且在国内的发展尚不完善, 它经受过并且也在经历着政治问题对新闻自由的压制, 先“破”而后“立”媒体正在突破封闭状态的瓶颈, 倘若媒体影相对响力扩大, 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 民众必须且应该有知情权, 而媒体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

确定媒体的合理限度, 并非一夕之功, 依靠社会力量对受众和媒体双方行为进行控制, 才会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控制。要避免媒体权力滥用首先就要给予媒体权力, 如果媒体不能自由表达的话, 那很容易就出现一种声音, 进而影响公众判断, 多种声音的出现恰恰可以打破这种话语垄断。不同的声音可以给受众提供不同的视角, 在综合了各种声音后公众自然会得到一个相对最客观的结论。当然, 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 或者一个有效的行业协会对媒体的自身约束极为必要。

三、新闻实务问题与应对

媒介权力与市场融合不洽的负面效应一直存在。在新闻实务中, 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 媒体的过度报道和重复报道性。关于“重复报道”等相关议题是研究者所提出来的观点, 而实际上对于有着固定习惯的信息接收方的普通观众而言, 难以及时察觉。只有当某一事件在某个时间点有过多个媒体介入、过多的版面和报道时间、过长的报道过程时, 受众才会滞后反应出对媒体过度报道的反感。

第二, 媒体报道中的同质化倾向。以重大报道为例, 因事件涉及领域固定, 在内容制作、广告发行等方面操作一致, 同质化趋势明显。就获取信息的渠道而言, 每家媒体与政府、企业、专家都存在固定的关系网络和“线人”, 每当关系网内部有新闻发生时, 记者们往往会得到相类似的信息。另外网络时代媒体间的相互借鉴甚至抄袭严重, 一条新闻线索被不断复制, 反复利用, 最终导致了报道陷入同质化的尴尬境地。

网络这一新媒体的崛起让媒介新闻实务发展有了新契机。首先, 它给予公众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媒体平台。无论是早期火爆的论坛还是现今推崇的微博, 都可以就公共事务、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甚至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意见, 通过网民的转帖、转发、“顶”的力量, 能够使得事件在第一时间进行“直播”, “草根”的力量反而比专业的媒体走的更远。

即便是由官方主导的政治领域, 民众也有了参政新渠道。2010年9月8日, 人民网下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留言板”, 这个平台的开放, 实属为民众参政的诉求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出口, 为百姓声音直接被中央领导人看见提供可能性。随着公民的意识不断增强, 民众希望能够自由地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以公开平台为基础, 不断进行制度的健全, 民众才能够充分表达自我, 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 使得民意进入立法、决策的程序, 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稳定。

媒介本着“创新”思维, 在报道时可以根据辐射原则打开思路, 在发散思维的引导下找寻新角度与突破口, 基于一个新闻点而去关注周围的其他新闻, 继而将原本枯燥无趣的正面报道生动可感, 难以攻克的负面报道切实可行, 直射媒体传统僵化的死角, 让媒介的负面效应在媒介正面作用的对照下逐步缩小。■

参考文献

[1]、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年6月第一版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3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

[3]、孙庚:《传播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

[4]、【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出版

平衡关系式 篇9

1 平衡理论简介

雷蒙德·罗斯在他的书“Understanding Persuasion”中介绍了大量劝说型理论,主要包括三大类:认知反应型理论,一致性理论以及感知型理论[1]。而弗里茨.海德的平衡理论就归属于其中的一致性理论,阐释了人在社会中的心理动态过程。即,展示人怎样处理他与周边人物及事物的关系。[2]平衡理论形成的前提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着的人,是同他自身以外的各种事件、人物、观念、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联的。因此,人必须是一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体验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是喜悦还是不幸,都取决于他与其自身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关系的状态。[3]弗里茨.海德的平衡理论强调,社会中的人总是趋向于去选择平衡的人际状态,这种趋向是由人处于不平衡的人际状态时产生的压力、紧张、焦虑等情绪而引起的。即,人在不平衡状态下产生的焦虑、紧张、不安情绪会驱使人去实现平衡。[4]同时,这一理论指出社会中的人总是采取自我说服或者说服他人的方式减轻紧张焦虑,本体论上来说,这一理论代表的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事物的自由意志;价值论上而言,此理论命题是带有主观和偏好的。[5]总的来说,在平衡理论中,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驱使人们去实现平衡的不平衡状态,而另一种则是不需要劝说的平衡状态。

下面将以图式和表格的形式来介绍弗里茨.海德在他的平衡理论中提及的几种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在下面的图形中,+表示一方同意,赞同,喜欢或欣赏另一方,它代表的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而–则相反,表示不同意,厌恶另一方,代表的是一种反面、消极的态度。在这一个POX模型中,P为主体,O代表对象(物体,事物或人),而X则是另外一个人。在这一个模型中,P和X的情感关系由P和X对O的态度而决定。

海德指出,当三个方向的正负乘积为正时,就达到平衡。如:三个“+”,两“–”一+。也就是说,当主体双方,对同一事物或者人观点一致时,不管是反对或赞同,就达到了平衡状态。相反,当三个方向的乘积为负时,则为不平衡状态[3]。根据平衡理论,结合这个图形,我们可以得出四种形式的平衡和四种形式的不平衡。如表1和表2所示。

李柄林指出,通过平衡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似性容易产生吸引。因为相似的态度会增加情感的积极程度,导致同化,从而增加彼此的亲切感。而不相同或相反的态度或性格则容易引起彼此的敌意。[4]因此,为了达到平衡,人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改变对事物的态度,另一种则是劝说别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2 平衡理论视角下教师-学生-教材关系分析及启示

教师,学生和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的三大重要参与者,那么三者保持怎样的关系才能使教学更有效地进行呢?根据平衡理论,教师为主体P,X为学生,O为教材。这样教师-学生-教材的关系可以分为八种:四种平衡关系和四种不平衡关系。

2.1 教师-学生-教材平衡关系

根据平衡理论,教师-学生-材料三者之间可以有以上四种平衡关系。在第一种平衡关系,也就是图形2中,教师作为主体是喜欢教学材料的,而学生作为另外一个主体既喜欢教师也喜欢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海德的平衡理论,它是平衡的,因为不需要去劝说另一方喜欢教材。同样在图形3,图形4,图形5中,三者关系也是平衡的。因在图形3中,教师和学生都厌恶教材,而学生喜欢教师。因为对同一事物的相同态度,两个主体之间不需要劝说,因此是平衡的。在图形4中,教师厌恶教材,学生喜欢教材,但是学生厌恶教师。以及最后的图形5中,教师喜欢教材,学生厌恶教师和教材,在平衡理论视角下,这两种关系都是平衡的。因为学生对教师的厌恶,劝说是不会发生在教师、学生两个主体之间的。

2.2 教师-学生-教材不平衡关系

以下图形6、7、8、9是海德平衡理论视角下教师-学生-教材三者不平衡的四种状态。在图形6中,学生喜欢教师,厌恶教材而教师喜欢教材,根据海德的平衡理论,它是不平衡的。教师在这种状态下,会极力劝说学生喜欢教材,在教师的劝说下,学生对教材的厌恶程度会降低同时教师对教材的态度也会由于学生而有所调整或改变,从而达到平衡。在图形7中,学生既喜欢教师,也喜欢教材但是教师不喜欢教材。两个相互喜欢的主体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态度,这种状况是不平衡的。在这样的状况下,教师会慢慢的调整自己对教材的态度,从而达到平衡。在图形8中,教师和学生都喜欢教材,但是学生厌恶教师。这种状态也是不平衡的,因为对教材的相似态度,会产生吸引,而学生又是讨厌教师的。为了达到的平衡,也因为二者之间对教材的相同态度,教师会劝说学生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学生也会由于这种相似而自我调整对教材的态度,进而达到平衡。在最后一个图形9中,教师和学生都厌恶教材而学生也厌恶教师,这种状态是最为紧张的,因此也是劝说最为需要的状态。

2.3 教师教学应达到的最佳状态及措施

从上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海德的平衡理论,教师-学生-教材三者之间可以有八种关系:四种平衡关系和四种不平衡关系。但是从教学目的和教师职责的角度出发,教师应该达到的最为理想的关系是:学生既喜欢教师也喜欢教材且教师也喜欢教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效的学习。那么,其他的不理想的或者不平衡的状态、关系,就需要主体,也就是教师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达到理想状态。正如心理学家张云所说的,一般而言,对主体来说只有两种选择,他要么改变自己对对象的态度,要么改变自己对参考着的态度。[7]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使三者关系更为理想,使教学更高效呢?

在第一种不平衡关系当中,也就是,学生喜欢教师,教师喜欢教材,但是学生厌恶教材的状态中。第一,教师可以课后和学生交流,了解学生不喜欢或厌恶教材的原因,知道学生的喜恶,并试图根据得到的信息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在备课过程中,适当的考虑到学生的爱好或兴趣。第二,教师可以使自己的教学方法多样化,尽量使自己的课堂生动有趣,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使学生慢慢的喜欢教材,达到教学理想状态。第三,在心理上,教师可以多鼓励学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给学生塑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气氛,从而促进教学,达到理想状态。

关于第二种不平衡状态,也就是,学生既喜欢教师又喜欢教材,但是教师自己不喜欢教材的情况。在这一关系中,教师最需要的就是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因为作为一名教师,首要职责就是教育学生,他所关注的是怎样把学生教好而不是个人情绪。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要教师坚持不断调整自己对教材的态度,当看到学生的进步时,教师就会体会到教学的成就感,自然慢慢地对教材的态度也会改变。

而在第三种不平衡状态中,即,教师和学生都喜欢教材但学生不喜欢教师。为了达到理想的平衡,教师可以用一切方法去赢得学生的喜欢。第一,教师不应该有敌对情绪,相反,他应该对学生更加的友善和和蔼,更加关注学生和学生多进行私下的交流,了解学生。第二,教师可以通过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教学上敬佩教师,从而达到慢慢喜欢教师的目的。

在最后一种不平衡关系中,也是所有不平衡关系中最严重的一种,即,学生既厌恶教师又厌恶教材,且教师也厌恶教材。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师应该保持乐观的心态、充足的精力。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教师需要做很多事情去保持三者的最佳平衡。一方面,教师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二方面,教师要在调整自己情绪的同时说服学生,让学生改变对自己和教材的态度。达到平衡,教师可以综合合理的应用上文提到过的方法去说服自己和学生。比如,了解学生,丰富教学方法和风格等。总而言之,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具有“有力的判断,高尚的道德,良好的意向,人类的温情”。[8]这四点是一个成功的劝说者或演说者,即,教学过程中的劝说者,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3 结束语

本文将海德的劝说分析理论,即,平衡理论应用于教师-学生-教材三者关系的分析之中,得出了三者关系不平衡的四种状态,并且总结了教师平衡该四种状态可以采取的措施。通过这种分析,作者期望能给教师调节三者关系,提高教学效率,提供一些启示。这不仅对教师教学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社会人际关系中其他关系的处理更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教学作为人类永恒的话题,历来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而教师,学生,教学材料作为教学的三大主体尤为如此,因此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及为重要。该文以弗里茨.海德的平衡理论为基础,分析教学中,教师、学生、教学材料三大主体体现的平衡和不平衡状态,阐述了教师在不同的平衡状态下实现最佳平衡状态,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平衡理论,教师,学生,教材,关系,措施

参考文献

[1]Ross Raymond.Understanding Persuasion[M].England Cliff:Samuel Prentice-Hall,Inc,1994:17-18.

[2]Heider Fritzs.Attitudes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J].Jour nal of Psychology,1946:107-112.

[3]平衡理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494753.htm.

[4]Zajonc RobertB.The Concept of Balance,Congruity and Dissonance[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60,24(2):28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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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柄林.公众演说理论与实践[M].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178

[7]张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5.

平衡关系式 篇10

一、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内涵与形式

所谓工作和家庭冲突是指工作和家庭领域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相容, 从而造成角色间的冲突与压力。来自中学教师群体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1. 基于时间的冲突。

当多重角色对个人时间的需求发生争夺竞争的情形时, 时间冲突的情形就会发生。其形式一是分身乏术, 二是心不在焉。即尽管个体的身体条件允许, 但他的精神却被另一种角色给提前占据了, 注意力不能集中。

2. 基于压力的冲突。

当某一领域的角色压力使人产生心理或生理紧张, 而阻碍他完成另一领域的角色期望时, 压力冲突就会发生。如不安、焦虑、疲劳、沮丧、冷淡以及易怒等。

3. 基于行为的冲突。

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 合适的行为模式不尽相同, 当这些模式之间产生矛盾, 而必要的行为调整已无法完成时, 行为冲突就会发生。比如, 工作角色要求个人自立、理性, 家庭成员更希望感性和平易近人。尤其是男性在工作中的行为风格与他们的子女所渴望的行为更不一致, 就是一种基于行为的冲突。

每个人对工作和家庭的领域分配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 它必然会引发工作和家庭冲突。而教师作为学校实现教育教学的载体, 是学校开展教学的核心参与者。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 太少的时间留给家庭, 而学校作为组织, 往往忽视教师因家庭冲突和工作内疚心理给组织绩效带来的影响。所以, 探究教师群体的工作和家庭冲突, 以及平衡二者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二、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策略

1. 学校的平衡策略。

当前绝大多数学校并没有针对教师工作和家庭冲突问题而采取相应的有效策略, 有类似的实践也不是规范性的。这与我国的经济和管理水平有关。因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工作仍是大多数人维持生活、奉养家庭的主要手段, 所以多数人会为了生计服从组织的各种安排, 加上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集体主义、奉献精神, 所以学校作为组织, 系统性平衡教师工作和家庭关系乏善可陈。当然, 呼吁采取措施协助教师处理工作、家庭关系, 并不是号召学校放弃教育教学目标, 而是希望寻找一种平衡, 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 更多地关心教师的生活, 关心教师的成长, 从而实现组织与员工的双赢。

(1) 疏导和减轻工作压力。中学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发展追求, 许多教师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工作中存在的压力和冲突会占据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导致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出现。所以, 减轻他们工作中的压力是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举措。比如, 为他们提供各种信息, 减轻教师无所适从的角色模糊与角色冲突;合理调配任课班次, 适当减轻工作负荷;公开讨论工作中存在的压力等。

(2) 体现人文关怀。学校对教师所采取的人文关怀, 并非一定要用制度确定下来, 它体现的是一种支持性的文化。众所周知, 赡养老人、照顾小孩等家庭义务是导致教师家庭与工作冲突的重要因素, 所以, 学校为教师提供类似的人文关怀, 比较典型的有弹性工作时间、直接上司的支持、“人本关怀”等。

2. 个人的平衡策略。

教师个人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策略有五点:弄清重点、直接行动、寻求帮助、积极思维和回避与退让。通过这些策略, 员工能够合理地确定工作、家庭投入, 从而有效地降低冲突。

(1) 综合考虑职业特点和家庭不同阶段的需求, 做好职业规划, 制订与之相对应的目标, 按计划对不同职业时期的发展与家庭发展的次序做出调整, 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 进行快速而合理的工作和家庭角色变换, 将二者间的冲突降至最低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2) 争取配偶的鼓励和支持是高效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教师可以将工作中的体验和配偶分享, 依次调节自身认知和控制自身情绪, 减少和避免日常冲突加剧。比如, 接受配偶的帮助, 获得配偶的理解, 与之一起承担工作的压力, 获得配偶更多的情感支持等。

(3) 理性面对冲突。教师要在思想上对工作和家庭冲突理性认识, 明确其存在的必然性, 并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冲突, 不断增强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 尽可能减少压力所导致的心理不健康现象, 保持家庭和工作的良性循环。

平衡关系式 篇11

关键词：希腊神话；神权；命运；矛盾平衡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73-01

俄底浦斯王是希腊悲剧的结晶，他努力试图逃脱神明的预言，但终究没能走出命运桎梏。他反抗命运而走进了命运的圈套，最终走上了杀父娶母的道路。为了国家和人民，他刺瞎了自己双目，自我放逐，最后悲惨的死去。由此可见，杀父娶母这样的乱伦关系即使在当时也是一种不被普世价值观所认同的行为。可是，同样是乱伦，宙斯囚禁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和自己的姑妈（正义女神忒弥斯）有染，并娶了自己的姐姐（赫拉）。波塞冬和祖母盖娅有染，生下了安泰俄斯。很多神祇也存在不伦的行为，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惩罚，依然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凡人的崇拜供奉。在希腊神话中，神明超越了死亡的界限，甚至都不受道德的束缚，这就让神的权利和为所欲为画上了约等号。之所以是约等号，那是因为在世界上仍然有一种东西隐隐制约着神权，那就是命运。是否被命运主宰，可以说是神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神控制自己的命运，预言他人的命运，也维护者命运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可当神也左右为难、无可奈何时，神权和命运之间的矛盾也就凸显了出来。

一、命运和神权的矛盾关系

在《伊利亚特》中，宙斯看到自己的儿子萨尔佩冬即将死亡时，不由地想出手去救他，但是赫拉对此强烈反对，并说道：“你打算把他救离悲惨的死亡，一个凡人，一个命中注定要死的凡人？付诸行动吧，宙斯，但我等众神绝不会一致赞同。”由此可见，即使神王宙斯，就算是为了就自己的儿子，在某些时候也不能随意去改变他人的命运。神在行使自己看似无边无限的权力时，似乎永远都不能跨越一道底线，那就是改变他人的既定命运。阿喀琉斯是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在他即将出征特洛伊为自己的好友报仇时得到了两种来自神的命运预言：如果待在家中过和平的生活，他将幸福长寿；如果奔赴战场，虽然可以得到无上的光荣，但却注定了要英年早逝。为朋友复仇的强烈怒火让阿喀琉斯不顾身为神的母亲的劝阻，毅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在后来的战场上，虽然他以半神的刀枪不入之躯赢得了无上的光荣，但是依然被阿波罗射中了唯一的弱点脚踵，应证了自己早已注定的命运。身为母亲的忒提斯，即使身为神祇，即使给了自己儿子近乎完美的身躯，即使再三劝告，依然无法改变儿子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走向名誉已经安排好的生命终点。综上所述，神即使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获得了永生，也无法改变他人的命运。命运规定了神权的底线，神权在面临既定命运时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

二、命运和神权的相互平衡关系

宙斯和正义女神忒弥斯生下了时序三女神，即秩序女神、正义女神与和平女神。后来又生了命运三女神。据希腊神话的记载，命运三女神整天在一起打理线团，不过他们玩的可不是普通的线，而是人类的命运线。老大纺线，老二织线，织出的线就显示出了人的命运，老三则负责剪线，线剪断了，一个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走私给予了命运三女神最高的荣誉，就连宙斯本人的命运也掌握在她们手里，由此宙斯想向众神证明一个道理，即“命运是不容亵渎和改变的。”为了维护既定命运的权威，宙斯亲自下手劈死了阿波罗的儿子，自己的孙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原因是后者作为一个神医多次将凡人起死回生，改变了人的命运。阿波罗被称为预言之神，但是他的预言只是在传达宙斯的意志，通过他的预言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也就是说他的预言可以从小范围上影响人的命运，但是无法从根本层面上改变人的命运。当人们要求阿波罗预言一些可以根本性改变命运的问题时，阿波罗都会选择沉默。在特洛伊战争中，阿波罗射杀了大英雄阿喀琉斯，从某种层面上，他的行为也是对阿喀琉斯必死命运的一种维护，是促使达成命运的执行者。命运在希腊神话中对人和神的既定关系起到了一个明确界定的作用。作为神界和人界统治者，宙斯将命运明确为神界法律般的存在，是不容任何人乃至神祇逾越的。

三、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及思考

神权受到命运的掣肘，但是神权又在努力维护着命运，命运规定了神权的边界，但与此同时命运又明确划分了人与神的既定关系。这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们对追求生命时限和欲望的理性限制，更深一层的，是那个年代希腊人民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一种强烈的既定宿命观。这种即使在命运注定后也不放弃抗争和自我检验的决心，正是那个年代希腊人的人生观，也造就了整个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人生的苦难和局限是由于既定命运带来的悲观和绝望，那么对这种悲观和绝望进行抗争就让那个年代的希腊人看到了生命的价值。命运和神权的妥协，让奥林匹斯山的神祇们在神殿中永生，但命运和神权的冲突，让希腊英雄们对了一层神祇们永远得到的悲壯色彩。用有限的生命去和既定命运带来的无限困苦和折磨进行抗争，这正是希腊神话最迷人、最具闪光点的文学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外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2版

[2]《荷马史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

[3]《希腊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浩宇，男，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平衡关系式 篇12

一、高校何以拥有自治权

高校拥有自治权不仅仅是一种办学传统, 更是高校学术自由的需要, 也是高校以法律主体的身份融入市场并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求。

1.高校自治是大学的办学传统, 但更是学术自由的需要。

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 这是众所周知的。而高校自治不但是大学的办学传统, 更是学术自由的需要, 是高校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失去了自治, 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 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认为, 高校的运行未必都是理性的, 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 政府有时可以对高校做出适当的约束。但是, 这种限制应以不妨害学术自由为限度, 否则, 它有违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2] 。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教授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理解耐人寻味, 他认为, 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 “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 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 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彩;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 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 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 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 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 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 却最不自由”[3] 。

2.高校自治是大学以法律主体身份参与市场发展的需要。

首先, 社会对高校办学的民事参与要求高校拥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身份。社会力量参与大学办学由来已久。今天, 高校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蓬勃发展。而这种参与和合作的重要前提是高校必须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 惟有如此, 高校与合作方的经济活动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促使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逐步向宏观管理与微观放权的方向发展。其次, 国家法制的形成也要求高校拥有相对独立的法律主体身份。高校自治制度源于中世纪欧洲教皇或世俗统治者的特许, 而现代大学的自治权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基于法律授权而产生的。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校管理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使得高校不仅具备符合自治权的条件, 也有获得自治权的理由, 而且给予高校自治权, 授予高校独立的法律主体身份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与实现。美国高校素来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而欧洲的法、德等把公立高校列入公法人范畴的国家, 为了符合高校的特点, 也给予高校很大的独立性。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均在法律上确立了学校的法人地位, 赋予高校以法人的资格, 使高校真正具有自主办学的实体地位。

二、高校以何自治

高校应该拥有自治权, 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在于高校自治权应确定在什么范围。高校为了学术自由, 总是希望尽可能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政府因其给予高校的投入以及国家、社会对高校的期待, 总是力图加大对高校的干预和控制。高校自治权是指自主地处理学校内部事务, 最小限度地接受来自外部的干预和支配。从高校自治的外部关系看, 是高校与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利界限;而从高校自治的内部关系看, 高校自治权通常认为包括学术自治权力和学校行政 (管理) 权力。明晰这两种权力对于正确界定高校自治权至关重要。

1.学术自治是高校自治权的首要内容。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和品格之所在, 它是高校自治的前提, 是指法律确认每一位学者、教授在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中享有的追求真理的自由权。学术自由为高校自治提供一种自然法上的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看, 高校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和学术自由的内涵表明, 学术自由的保障需要确立高校自治地位。高校的学术自治, 相对于高校外部的公共权力而言, 是防御性的权力。也就是说, 高校自治意味着其作为学术组织, 拥有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形式”保障学者自由从事教学、研究等学术活动的权力。在学术自治权的行使过程中, “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形式”问题往往容易与学术自由本身相混淆。学术权力行使的制度设计是高校自治的组成部分, 就是说制度化、组织化形式的合理性属于高校自主判断的范畴。但制度化、组织化形式行使学术权力的活动如果违背了法治原则, 就超出高校自治的范畴。

2.源于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权自治是高校自治权的重要内容。

高校自治权, 除了学术权力外, 还包括高校的行政管理权。这种权力是指高校行政机构依照一定的章程对大学自身进行管理的能力。行政权力的直接目的在于实现对高校行政等事务的高效组织管理, 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和活动也会涵盖学术性的。一般认为, 高校的自治权包含学术自由权和行政管理自主权, 但对这两项权力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阐述。1957年, 美国弗兰克福特 (Frankfurter ) 大法官在Sweezy案中首次提出了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 即:基于大学自身的学术理由以决定教师聘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标准。这四项被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是学术自由的基本内容。但是, 事实上, 西方各国大学自治权的内容都不限于这四项[4] 。1965年国际大学协会在日本召开, 会议认定大学自治应包括: (1) 人事的自治。 (2) 学生选择的自治。 (3) 决定教学课程的自治。 (4) 决定研究计划的自治。 (5) 分配财源的自治[5] 。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中规定高校具有多项自主权利, 综合起来包括招生、教育教学、机构设置、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经费使用的权利。 当然, 高校自治权总是相对的。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 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客观评价, 又要对社会负责;管理自主是有限度的, 高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有赖于国家和政府。高校活动日益进入社会政治和历史舞台, 高校必须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接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外界制约。

三、政府扮演何种角色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政府的角色定位是与经济体制的演变以及国家、社会对高校的期待和责任密切相关的, 在不同的时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守夜人。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 学术研究被看成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羁绊的真理探求活动。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校的地位也与日俱增, 政府再也不希望高校游离于其控制之外。但是总的来说, 长期以来, 在欧美国家, 即便是对公立高校, “政府心甘情愿地遵守着一条原则———把钱放下, 什么也别问地走吧”[6] 。

2.管理者。

随着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政府逐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也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在中国, 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如福建船政学堂、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 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国家与教育高度一体化, 高校的一切活动都置于政府统一管理之下。在这种由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管理论”的指导下, 政府扮演的是无所不能的管理者的身份, 高校只能以政府附庸的角色存在。

3.有限管理者。

20世纪下半叶以后,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 人们认识到, 政府的公权力过于强大, 而公权力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极易侵害“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利。因此, 传统的“管理论”受到质疑, “控权论”的观点受到了重视。“控权论”主张通过制定程序、赋予行政相对方更多权利、权力的分立与监督等途径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控制, 认为社会力量、其他权力是政府权力的监督者, 而政府虽然具有强大的管理权力, 但其必须在监督下行使, 政府成为高校的有限管理者。我国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也都明确指出“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 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4.高校服务者。

在宪政民主国家, 法治的精神要求行政过程不再是单纯行政权力意志的体现, 而是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共享的舞台。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 “平衡论”逐渐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界和理论界的主流理论。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 主要展现为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对等、对话与对抗机制。平衡行政理念对于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平衡行政理念构建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要求提高作为行政相对人的高校的地位, 提升和尊重高校自治权。凡是高等教育市场可以有效调节的事, 政府不管;凡是高校能自主的事, 政府不代替做主;凡是可以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办理的事, 政府不办。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应管的事就是市场管不了的事, 高校做不了主的事, 社会组织办不了的事。属于高校自己管的事, 应让高校自主负责、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近年来, 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法治建设过程中, 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从目前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运作来看, 政府扮演着管理与保护、监督与服务共生的角色。政府从原来的举办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向组织者、协调者、服务者和质量控制者的角色转变。综观政府角色历史演变和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治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构建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应该扮演好宏观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并逐步向协调者、服务者和质量控制者的角色转变。

四、政府的管理职权

高校需要自治, 也同样需要政府对高校的管理, 只不过在构建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张力平衡机制中, 要求政府逐步改变调控手段, 尽可能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 调控的内容从规制性调控向保障性调控转变, 调控的手段从单一的依赖行政强制性手段逐步向采取综合的、多维的选择性手段转变。政府必须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保护高校的合法权益, 保证高校的管理和办学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运行。具体地说, 服务型政府对高校的职权主要是:

1.立法权。

立法是最强有力的管理和调控手段。从法治的角度来讲, 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体现为依法治教。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能快捷有效地构建保障高校自治权的制度框架, 把高等教育事业逐渐纳入到制度的轨道。政府的立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目前, 尽管我国在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上已经构建了基本框架, 但是高校的权利义务不明确, 其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具有不确定性, 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不明确。在今后的政府立法行为中, 应当进一步细化政府的权力和职责, 明确定位高校的角色, 同时对高校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更为全面的规定, 从而实现扩大高校自治权和政府宏观管理的有机结合。

2.规划权。

如同市场主体存在短期性和盲目性的缺陷, 高校也存在过于关注短期效益和自身利益的倾向, 因而需要政府的合理引导。政府通过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引导高校发展, 有助于促进高校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战略目标。从国家利益角度看,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政府必须适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 对高校发展规模、层次和结构等进行总体规划, 确定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目标要求。所以, 政府在充分关注市场变化的基础上制定柔性化的规划, 高校在政府宏观指导下提高微观决策自主性, 无疑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正如伯顿·克拉克教授所说:“只要政府把重点放在制订发展规划等大方向上, 同时注重维持专业人员的质量, 并且通过权力重心层层下移的协调形式——即权力重心按层次的不同依次从政府向教师偏移的管理模式——来监督这个系统, 政府的引导最终将发挥难以置信的效力。”[7]

3.拨款权。

高等教育拨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是政府可运用的最重要的高等教育调控手段, 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较为灵活有效的指挥棒。政府利用拨款权可确保高校足够重视和满足社会的正当需求。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 政府拨款的法制化。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投资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 必须规范投资决策程序, 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原则, 完善教育投资的监督管理机制。第二, 政府适度参与。政府拨款是履行国家代理人的责任。从法理上说, 政府的拨款是其获得参与高校事务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高校自治要求政府既要保持投资高等教育的持续的热情和责任感, 又不能过多干预属于高校自己的内部事务。

4.监督权。

在立法、规划、拨款职权之外, 政府还应当肩负起监督高校办学的职责。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制定后的监督实施, 对于实现国家制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调整高等教育内外关系, 建立和维护有利于高等教育法发展的活动秩序, 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都有重要作用[8] 。其中, 评估是一种特殊的监督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评估的巨大作用, 评估工作制度化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逐步重视利用评估手段加强对高校的监督, 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建设高水平专家评估队伍、制定高等教育评估法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五、势力范围:高校与政府间的张力与均衡

控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宪政国家都将控制行政权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控制行政权力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并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如法国的行政公共服务原则, 英国的权力法定和越权无效原则等等。毫无疑问, 以控制和限制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法治原则是防止行政专横并使行政活动合理化的有效手段, 它不但为行政司法监督创造了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条件, 而且还为社会主体提供了监督行政的机会和可能性[9] 。与之相应, 在高校越来越走近市场的过程中, 对高校予以规范与引领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当我们在逐步控制行政权力的同时, 并不因此而放松对高校的规范与引领。因此, 构建高校与政府间权力关系的平衡机制, 其实质是划分清楚政府与高校间的“势力范围”, 确保高校自治与政府规范间的均衡。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扩大高校学术自治权, 增强政府行政调控权。

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有积极方式和消极方式之分。消极方式指通过承认社会组织的权力为政府权力栽上篱笆, 使政府权力不能逾越界限以保障社会组织的权力。这种作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10] 权力对权力制约的积极方式在于当权力滥用或使用不当时, 社会组织可以依据法定权力进行积极的反抗或迫使政府收回权力的触角。因此, 扩大高校的学术自治权, 可以制约政府对高校学术决策的干扰;而增强政府的行政调控权则可以制约高校对学术自治权的滥用。

2.完善法律程序, 使政府与高校都进入法制轨道。

各国法治的发展史表明, 法律程序是人治和法治的分水岭, 是防止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具体到高等教育管理领域,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 仅仅依靠实体法根本无法控制政府与高校权力的专横和滥用。推进高等教育法治, 保障高校自治, 必须求助于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程序, 通过建立和完善体现正义理念的程序制度, 来制约政府与高校的权利使用过程。

3.健全中介组织, 建构政府与高校间的缓冲地带。

发展中介组织, 把政府的部分管理权限转交给中介组织行使, 让高校从政府的“硬管制”下转为接受中介组织的“软管制”。这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的重要经验。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如德国的高校校长会议、科学审议会, 法国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理事会, 英国的多种技术学院及其他学院委员会等等, 这些组织在咨询、信息、拨款、评估、考试和督导等各个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介组织不仅有助于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 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推动教育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化, 而且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 打造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中介组织的作用更体现于在政府和高校之间发挥缓冲作用, 减少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直接摩擦和碰撞, 以有效消除或减弱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紧张关系。

张力与平衡是处理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必然选择。随着高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高校与政府之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 完全的高校自治和绝对的政府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构建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 就是要把“上帝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 把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紧密结合起来。在我国, 一方面, 我们已经在法律上确立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但这并非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终点, 而仅仅是构建高校与政府关系的一个起点。另一方面,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角度看, 政府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政府应当具有管理高校的权力, 于是政府管理权的张力在增强。我们承认, 高校与政府在管理上都有各自合理的“势力范围”, 关键是如何确定各自权力的合理边界, 使得彼此都完成自己应有的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美]布鲁贝克 (王承绪, 译) .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28.

[2]徐小洲.博克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观[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2, (6) .

[3][美]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 译)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24.

[4]湛中乐, 韩春晖: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A].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4辑)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53.

[5]郭为藩.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60.

[6]杨晓波.责任与自治:美国公立高校和政府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3) .

[7][美]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 译)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94.

[8]韩骅.学术自治——高校之魂[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01.

[9]刘旺洪.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