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踏事件

踩踏事件（共11篇）

踩踏事件 篇1

2001 年7 月21 日, 日本兵库县明石市举行了夏季烟火大会。在从烟火会场前往车站的天桥上, 两股人流出现合流, 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 最终导致11 人死亡。2003年2 月17 日, 美国芝加哥市一夜总会安全人员向场内打架的人喷辣椒水, 外围人员误认为遭到恐怖袭击, 冲向各个门口, 可门都是向里开, 一群人却拥挤在门前向外推, 最终在门口处发生了踩踏, 造成21人丧生。2014 年12 月31 日晚, 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 造成36 人死亡, 49 人受伤。

而与上述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法国自1711 年10 月11 日, 在里昂一座桥上发生了造成245 人死亡的踩踏事件以来, 至今已有304 年没再发生过恶性踩踏事件。笔者曾考察过法国确保大规模群体活动的安全做法, 现将之归纳出来, 以供借鉴。

安全措施

如果参加集会的人数众多, 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踩踏悲剧, 如枪声、爆炸声、夜间集会突然停电、有人跌倒、警察处置突发事件不当等, 甚至一声恐吓性的叫喊也会让人群瞬间涌动起来。

在谁的地盘上发生安全问题就由谁负责, 这是世界各国的法律常识。所以, 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理当由政府负责。法国政府对公用场所的安全问题一直比较重视, 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警察部门牵头

集会的安全工作由警察部门牵头, 协调多个部门参与。在集会前1 个月, 警察部门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情报分析, 找出潜在的危险因素, 预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针对预想情况制定处置方案。在集会前1 天, 市政府要在本市的报纸及电台、电视台上发布消息, 向公众宣告集会事由、时间、地点。警察还要走访集会周边地区各单位, 排查各种危险因素, 看有没有有毒、易爆的生产原料或产品, 如有生产单位, 则看生产过程中毒气泄漏和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警察还要检查活动场所及周边地区的所有设施, 如广告牌是否安装牢固, 报亭、厕所等有没有安全隐患等。在安全检查的同时, 警察还通知店铺主人, 让他们在活动期间照管好自己的店铺, 防止不法分子抢砸店铺引起骚乱。

警察还要和环卫部门协调, 活动前彻底清理现场, 清除各种杂物, 防止杂物绊倒人群。集会现场还要配备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 并预先联系1 家或几家应急医院, 活动期间万一发生踩踏事件, 可以对伤员及时进行救护治疗。

合理布置警力

警方要根据参加集会的人数和集会的性质确定执勤警察的人数, 对于足球比赛、民俗集会、宗教活动等要多部署警力。在集会人群中以及外围都要部署警察, 人群中的警察更能及时发现身边的事态苗头, 及时处置;外围警察可纵观全局, 配合人群中的警察处置事件, 并防止与集会无关的人员涌入现场。

集会现场和外围一定要部署警察机动力量, 这些警察在某一地点戒备待命, 一旦发生拥挤踩踏事件立刻到达现场处置, 这样, 就不存在警察无法进入踩踏现场的情况。

笔者一次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参加新年庆祝活动, 见街道两侧不少胡同里部署有警察机动力量, 他们隐蔽在胡同里避免与人群接触, 只有发生突发事件时才赶赴现场处置。

控制集会人数

如果每平方米超过7 人, 人群会像潮水一般涌动, 个人就没有自主活动的可能。此时, 如果有人不幸倒地, 则后面的人要么踩着跌倒的人过去, 要么在跌倒的人身上“叠罗汉”, 踩踏悲剧就此发生。

要想防止拥挤踩踏事件的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集会人数。法国警方把集会人群密度安全极限设定为每平方米4 个人, 因为超过4个人, 一旦人群骚动, 很容易引发拥挤踩踏。因此, 对各种类型的集会, 法国都严格控制现场人数。

对购票才能入场的集会, 一定要通过售票控制人数。一些踩踏事件就是因为超额售票酿成的。对可自由参加的露天场所的集会, 则通过交通管制控制人数。比如庆祝新年活动, 此类活动在露天广场或街道上进行, 市民可自由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通过管制交通来限制人数。在集会前半个小时左右封闭集会现场周边地区的地铁站、公共汽车站和停车场, 由于进入现场要走很远的路, 故可让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打消参加集会的念头。

控制区域人数

控制集会人数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要控制某一区域聚集的人数。如果集会现场人群朝某一区域聚集, 即使集会人数不多, 但照样会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所以, 要把集会现场用围栏分成若干区块, 防止人群在现场乱窜。各区块之间要留有足够宽的通道, 在发生拥挤踩踏时便于疏散。需要提出的是, 分割区块的围栏不能太高、太坚固, 以防在发生拥挤踩踏时围栏反而成了人群疏散的障碍。

要根据活动现场的大小和集会人数预留一个或数个疏散区, 这些疏散区正常情况下不准人员进入, 只供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时用于疏散人群, 快速减少拥挤区域的人员密度。

做好应急准备

任何集会都要设置一条应急通道, 并确保该通道时刻畅通, 以便在发生突发情况时, 救护车辆和警察机动力量都能顺利进入。如果集会在建筑物内举行, 要确保各出入大门足够大, 并且要朝外开, 便于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时疏散人群。

活动现场要尽量多地布置醒目的导游图标, 引导集会人群行进方向, 并标注清楚所有通道、出口、卫生间等的位置。如果是夜间集会, 现场要有足够的照明设备, 因为黑暗更容易使人群恐慌发生骚动。

人员疏散

从多个国家警察处置拥挤踩踏事件的实践看, 警察在拥挤最严重的核心区域设法向外疏散人群的做法收效甚微。警察应在人群外围进行疏散, 这样才能尽快把拥挤的人群疏散开。

警察要通过多种手段监控集会现场。对于露天集会, 警方通过3种方法估算集会人数。第1 种是“切面法”, 即用袖珍计算器每10 行记1 次数 ( 事先估算出每10 行的人数) , 把数据发往警察中心进行计算, ( 行数 × 每行人数= 集会总人数) ;第2 种方法是“流量法”, 即算出单位时间通过的人数, 然后乘以集会人群通过某一位置所需的时间 ( 单位时间人数 × 时间= 集会总人数) ;第3 种方法是“航拍法”, 即在直升机上拍摄集会现场某一区域照片, 然后放大, 数出照片上的人数, 计算出单位面积的人数, 然后用单位面积人数乘以集会现场总面积 ( 单位面积人数 × 总面积=集会总人数) 。

法国警察当发现人群密度超过每平方米4 个人时, 会进行人群疏散, 防止继续聚集。一旦发现有拥挤苗头, 要通过扩音设备告诉人群原地不动, 先稳定局势, 只要所有人原地不动, 拥挤现象立刻消除。然后再从人群外围迅速疏散, 警察要引导人们往疏散通道和疏散区走。当踩踏事件发生时, 警察应尽快赶到事件核心地区的通道, 阻止人群继续拥挤, 确保救护人员抢救伤员。

法国之所以300 多年没发生恶性踩踏事件, 主要因为他们能认真研究外国踩踏事件中的一些教训, 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管理方法。本文谈及的法国公共场所安全管理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如果这些做法都到位, 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一幕幕的踩踏悲剧。

(转自《羊城晚报》2015 年1月10 日)

踩踏事件 篇2

2015年的第一天，当大家还沉浸在新的一年的期望与喜悦中时，一则令人震惊与悲伤的消息让新年新一天布上了黑白色。于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进入和退出的人流对冲，致使有人摔倒，发生踩踏事故，导致36人死亡，至少47人受伤。

一﹑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全过程

［2014年12月31日，深夜］上海街头人潮汹涌，热闹非凡。外滩上，已经聚满了人，人们期待着外滩灯光秀，迎接新的一年。

［2014年12月31日，23时许］2015年上海5D灯光秀在上海外滩源照常举行，与往常不同的是，此次舞台设置改在了外滩源。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之后］事发地点陈毅广场通往外滩观景平台的斜坡上，当时由于人流量大，秩序混乱，部分人上想到观景平台，部分人想下观景平台，于是人流产生对冲，此时，楼梯最低处忽然有人被挤到，附近人们虽然一边试图拉起他们一边大声呼喊：“不要再挤了，有人摔倒了！”但这声音已经被人群的嘈杂声所淹没。于是，下面更多的人被层层涌来的人浪所压倒，情势开始发生失控。

［2015年1月1日，凌晨伊始］惨剧已经发生。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助，此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

［2015年1月1日，5时许］上海市书记韩正﹑市长杨雄赶往长征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黄浦区中心医院，看望伤员，要求全力以赴救治。

［2015年1月1日，凌晨］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书记韩正说，要立即全面梳理全市各类大型活动，特别是人群高度聚集区大型活动的安排，该停的必须停止。

［2015年1月1日，上午］2﹑10号线南京东路站实施临时性封站措施，不提供上下客及换乘服务；上海当日所有的跨年活动全部取消；上海市要求，浦东区要重点关注节日期间各种活动，全面排查，当晚中金灯光秀叫停。

二﹑发生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原因

事故已经发生，我们在向死者缅怀的同时，更应该从事件中反思，查找发生事故的原因，杜绝类似惨事再次发生。细分析此次悲剧的发生，我认为，政府和个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政府、民众危机意识淡薄，应对危机能力薄弱。首先，针对政府，政府危机管理的理念还只是将应对危机事件视为常态管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特殊而独立的管理方式。在进行危机决策时，对危机事件的紧急程度和危害性认识不足，低估了危机事件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旦突发危机事件，自然应对不力。如，此次踩踏人群主要是为了观看上海外滩的灯光秀，但却不知灯光秀已经改在了外滩源，一字之差，可能很多人并不没有在意，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政府以为取消了灯光秀，人群就会减少许多，因此减少了警力。所以，政府及警方存在对人流预估严重不足的情况。虽然事发时迅速组织了500名警力参与疏通人群，但由于人数过多，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其次，我国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灾难应对能力都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面对危机缺乏冷静的心理反应，往往出现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当面对危机时，不知道采取如何自救的方法，盲目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危机中，许多人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和便利，而忽视了与他人的合作，结果是出现混乱和无序，达不到预期的逃离目的。细想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交通站明明写着“先下后上”的提示，很多站台甚至在车门口的两侧画出上车乘客该站的位置，可是当地铁门打开的时候，下车的人还是要在迎面一拥而上的人群中挤出去，人多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被挤得来不及下车。在旅游景点的售票口外，人们即使排队也常常是并列站着几个人，为了防止有人插队，都挨得紧紧的。等到了窗口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小堆人，大家争先恐后向前拥，争的只是几分钟的早晚。在城市里有楼梯台阶的地方，如地下通道、地铁出入口、大型商场等等，人们不遵循“右侧通行”的常理，上下人流相互碰撞成了常事。去过国外的人不难发现，许多地点虽然人很多，但却秩序井然，人与人身体之间保持距离，即使不小心发生身体接触碰撞也会马上互相道歉。“先下后上，右侧通行”已成了人们无意识的自觉动作。所以，我认为，每一次惨案的发生，我们的教育是否也该反思，我国小孩的教育内容是否适用，有多少高校才子，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无从自救，这是多么大的教育问题。

2﹑危机管理人才结构不够合理

我国危机管理人才的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我国虽有消防、防汛、公安等行业性应急单位和相关职业人员，但尚无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专业的应急管理人才稀缺。目前我国危机管理的人才主要集中于低层次危机管理人才，高层次危机管理人才缺乏，结构呈现低级化。因此，应对各种危机管理局面、制定突发事件紧急预案的专业人才在我国属于稀缺性人才。我们分析许多事故发生过程，大多数都是先由警方控制场面，再等待专业人员或医疗人员进行救助，而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时间和救助机会。在此次踩踏事件中，警方也承认，当天由于人流密集，23时30分发现客流异常增多时，民警未能及时进入核心区域，由于采取强行进入的方式，时间比正常时间要多，耽误了一些救援时间。

3、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和处理机制 在刚知道上海踩踏事件这条消息时，网上一直疯传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恐怖分子设计，在上海外滩高层抛洒美金，导致群众疯抢，造成踩踏事件。一时间，本来是国内事故，瞬间变成了公布行动，网上各种爱国人士的言论以及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各种各样，从而使人们对事故本事少了更多的关心。当前，政府应该意识到，信息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不再能够完全控制信息传播，主流媒体没有传播的信息，但可能通过非主流的方式传播。如今，微信、微博等信息传递媒介虽然为我们了解信息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给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带来了困惑，至此，网上的言论人们辨不清真假，搞不清头绪。所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及时发布最新真实消息，减少舆论危害，保证信息的可信度，让群众放心。

三、通过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得到的启示

1、提高防范危机意识和能力。

此次踩踏事件在我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但为何依然有这么大的伤亡人数，是不是避免发生事故的方法，就只能是取消各种活动。如果是这样，那么请问，节日的意义还何在？活动的目的又何求？大禹治水，靠的不是堵，只有把河道治理好了，灾难才能够消除。我们不应只追求事物的一方面而放弃另一方面，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取得双赢。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工作者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日常的工作中时刻保持警惕。除了平时的宣传教育以外，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的危机演习是必不可少的。从国外情况来看，日常的情景训练和危机应对演习，对于提高危机管理效率、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政府的威信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前，要提升民众的危机处理技能，也应在平时加强对民众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让公民能够有渠道学习和掌握危机管理的知识以及危机应对的措施和处理危机的手段。同时，还应当结合危机管理知识，组织模拟训练，模拟演习，以锻炼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危机应变能力。

2、优化危机管理的人才结构。

要从政府的战略发展目标与危机管理任务出发，建立一个较为理想的危机管理人才结构。当前亟需培育和引进中等层次和高层次的危机管理人才。中等层次的危机管理人才包括一些能及时、准确、全面搜集信息而且不停地更新和反馈信息的信息型人才；一些具备很强的专业背景、动态跟踪能力、整体评估能力和政策把握能力的危机处理监督型人才。高层次的危机管理人才包括专业背景强、准确把握、果断决策的执行型人才；具备对事态的全面把握能力，对事态发展趋势有较强预测能力，对事业、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决策型人才。只有危机管理人才的结构不断优化，才能把由于危机事件导致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利益。

1948年的外滩踩踏事件 篇3

远远望去，人山人海，道路不通。为了争取每人可认购一两黄金的机会，男女老少冒着凄风苦雨，不顾冬寒袭人，死死守在银行门口。

更严酷的考验是在人群中被挤得死去活来，毫无章法的人群几度让秩序濒于崩溃。

“轧金子”

当时内战正酣，面对贬值近千倍、业已宣告“破产”的金圆券，黄金自然是乱世里真正靠得住的硬通货，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想尽办法兑换黄金，这类行为在彼时的上海滩也被称为“轧金子”。

那时正在上海游历的著名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特地跑去外滩银行，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摄影作品《轧金子》，照片里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如“贴大饼”般紧紧挤在队列中，眼神一律定格于远处的银行。

用时任上海市长吴国祯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是：“当通货不稳定时，人民总会试图抓住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所以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争先去弄外汇和金条。”

尽管有此预期，但吴市长面对躁动不安的市民，同样陷入无奈，只能坐视一场又一场悲剧的发生。或亦如1947年7月美国《生活》杂志所形容的那样：“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1949年新年前夕，这位干着“最艰难工作”的上海市长，迎来了任期内异常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摆在吴国祯办公桌上的报纸头版标题是——“一两黄金七条性命，上海外滩演出巨大惨剧”。

戒严失灵

惨剧发生在12月23日。这一天是上海市民存兑黄金的第二次申请期。当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汇局、合作金库分库共6处分别发放黄金存兑申请书。在黄金即将全部撤出上海的传闻笼罩下，560万市民几乎都骚动起来，原本就摩肩接踵的外滩各大银行门外，又迎来一波波人潮。

早在前一天（22日）下午5点，外滩各家银行门口便已开始聚集大批市民。至当晚8点，虽然天上飘起阴冷的冬雨，外滩一带仍然人头攒动。

全市警察如临大敌，曾几次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但人们异常顽固地扎在各大银行前，即便一度被驱离，马上又会在之前的“阵地”重新集结。无计可施的军警当局只能宣布南京路、外滩、四川路及四马路（今福州路）临时戒严，然而仍不能阻止市民涌来。

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已陷入瘫痪，附近银行、公司的职员无法正常下班，甚至一度被堵在办公楼内无法出入。

午夜时分，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在风雨飘零中，将近7万人在外滩度过了不眠之夜。

7人死亡，50多人重伤

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听闻外滩挤兑人潮蜂拥的信息后，市民愈加恐慌。担心手中的金圆卷沦为废纸，更多人涌向外滩。

上午银行即将开门时，苦苦等待一夜的人群瞬间爆发。现场负责维护治安的500余名警察，渐渐无法招架失序的人潮。

时任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但无法阻遏形势急转直下。

银行开门后，为了向前多进一步，排队者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挥出老拳。民众冲进银行大门，以至于砸破门窗，银行里的铁栏顷刻间被推倒在地。糟糕的是，同时被推倒的，还有裹挟其中排队兑金的普通民众。

“挤死人”的哀嚎不再只是抱怨，变成了真切的求救。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澎湃的人潮推倒、淹没，警察们则自顾不暇，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俞叔平已知大事不好，下令出动“飞行堡垒”弹压。

所谓“飞行堡垒”，即当时被叫做“特别警察”的骑警部队。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才勉力从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以便让救护车靠近。人潮暂时退去后，一片狼藉。这场外滩踩踏事件，有7人丧命，重伤者50余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市长吴国祯紧急与中央银行联系商讨措施。当天下午5点，中央银行奉令宣布：即日起停止黄金兑存业务，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势。

事后检讨这桩惨案，曾有媒体这样估算：1948年时上海人口约560万人，指定可兑存黄金的只有8家银行，拥有身份证而可兑换黄金的成年人便有约300万人，依照每人3个月存兑1次的规定，平均每个银行每天须办理4200件黄金兑换业务，8家银行共计须办理30600件。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12月23日当天，根据警方事后估计，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甚至突破10万人——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

更要命的是，这8家可以运作黄金兑换业务的银行全部集中于一处，彼此相距甚至不到200米。

当年刚14岁的作家李敖目睹了外滩这一幕，曾如此回忆：“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

惨剧为何发生于上海的“脸面”

惨剧发生后，对上海市政府管制无力的批评自然不少。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在外滩历史上也是头一遭。自开埠后，外滩就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中心乃至象征。在这桩惨剧前，外滩一带尚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伤亡事故。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来，在抗战爆发前，尚在公共租界治下的外滩是银行洋行集中之地，金融商业机构快速成长，外滩地区也进化为整个上海近代化的“示范区”，也是以旅沪外侨为主的高档社区。

换而言之，外滩并非大批华人市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虽然车水马龙，但人流量反倒不大。收回租界后，外滩人流量虽然增多，但一般而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来，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对外滩地区的维安工作异常重视。以1937年5月为例，工部居巡捕房一个月内出勤警察达157人，期间拘捕的各色嫌疑人共计2177人，对于治安维护可谓不遗余力。

1945年后，接管租界的国民政府同样不允许作为上海“脸面”的外滩一带出现大的混乱与动荡。然而，随着各方面局势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传统管制效率迅速崩坏。有限的警力不得不应付全市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反而对外滩这类重点区域的安保有所疏漏。

挤兑黄金惨剧发生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刚成功地化解了由于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米荒”。1948年入冬后，全市警察都重点布防在各大米店周遭，随时准备应付抢米的人潮。

随着外购粮食运入上海，“米荒”渐告平息，黄金抢购风潮却又意外来袭，而且规模与激烈程度，相较“米荒”有过之而无不及。疲于奔命的市政及警察当局，在当时根本来不及、也顾不上考虑合适的应对之法。

踩踏事件 篇4

(一)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内涵

我国对突发公共事件有较为明确的界定,社会也普遍认可。一般指突然发生的,可能或已经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并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定义的基础上,也做了具体的应对部署。

(二)传播主体变迁衍生的新特点

较之于传统传播途径,新媒体下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具备以下新特点:一是广泛的知晓度。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不再局限于点和面的线性传播,而是一个网状传播。信息会第一时间到达终端,几分钟甚至更快,公众便可知晓千里之外甚至世界各角落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心理的接近和职业的接近,比以往地缘的接近更能引发公众共鸣,挥动手指,转发至微博、空间、朋友圈,分分钟将事件广为传播,甚至全网覆盖。看客下的当前,这一现象更为普遍。二是高度的公众参与。21世纪的公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新闻,并借助智能终端很快参与到事件中去,了解、评论、转发,形成舆论压力。以新浪微博为例,阅读量过亿的话题榜达有四个,其中新华社中国网事主持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阅读量达到12.9亿,讨论18万次,粉丝35916名,公众参与的热情可见一斑。三是无限的感性放大。突发公共事件因其程度不同,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个级别,网络是社会的放大器,一般性的突发公共事件进入网络平台可能被放大为较大的事件或重大事件,尤其是在问题较为集中的社会领域,此时,真相已被部分网民的情绪所淹没,偏离主题,演化为一场放大的、刺激的、盲目的情绪宣泄。

二、上海踩踏事件中的舆论引导

(一)上海踩踏事件中的舆论危机

首先是公众影响舆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一些网络草根部门深挖一些新鲜信息吸引眼球,形成舆论压力,甚至会对政府形成倒逼之势。

其次是谣言滋生和非理性话语的出现。谣言并非空穴来风,更像小道消息,听起来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在2014年12月31号晚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因散发某酒吧代金券而引发踩踏事故,几乎成为第二天人们接受的第一个“事实原因”,但事后证明,优惠券根本散发不到事发地。但公共危机事件为谣言滋生提供了温床,干扰了正常的舆论导向。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所有可能的传播平台已经由观点的市场变成了情绪的流放地,事实并不重要,大部分参与者都没有捕捉到基本的事实真相、基本的事实框架,所有人都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参与了表达,卷入了这场我们所说的‘暴动’。”[1]非理性的话语包含着毫无顾忌的情绪宣泄,也包含了一些非道义、非人性的言论。歪曲的、暴戾的话语,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屡见不鲜。

最后是地域歧视衍生。当危机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时,人们的情绪无处宣泄,此时,地域歧视将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演变为不同地域的对骂。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一股歧视外地人的声音悄然崛起,“蝗虫滚出上海去”、“死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与“本地人”标签化的设置,引发地域攻击口水战,煽动负面情绪,背离事件本源,形成另一种社会舆论。

(二)上海踩踏事件舆论引导的问题与反思

1. 发挥官方舆论场的主导地位

首先保证官方信息及时发布。官方信息的快速发布,不仅是负责任的态度的表现,更是尊重舆论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谣言止于真相,真相消除恐慌,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快”。

作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最早的信息公告是在2015年1月1日01:01,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事件、伤亡情况,要素较全,提到“事故发生后,上海市连夜成立工作组。韩正、杨雄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抢救和善后处理等工作,告知公众官方对于事件的重视”。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首页的新闻发布中,共有8条新闻,其中从1月1日至1月7日每天一则“关于外滩事件伤员救治情况的通报”,另一条是1月1日发布的“市卫生计生委集中全市医疗资源抢救伤员”。

但不得不说,上海市在这次危机事件中的应对是滞后的,虽然公开了信息,但它的信息只是停留在表层,“伤亡多少”、“多少人出院”、“多少人正在接受救治”、“政府要求妥善处理并做好后期安抚”等,并未触及事件的本源、原因。因此舆论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公众的负面情绪不断扩散。

其次要快速查明事件原因。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公众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的起因,此时公众往往是有归因偏向的。所谓的归因偏向是指:公众在为危机事件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系统的偏向。[2]情绪是致使归因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不满情绪充斥着网络,其中最主要成分是愤怒,在没有得到权威信息发布时,人们在给危机事件寻找原因时,同样表现出归因偏向现象,更容易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政府、官员和上层社会。

“快报结果、慢报原因”似乎已经成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一个定式。2011年7.23甬温动车事故,直到当年12月28日才真正公布原因。而上海特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原因需要多久才能公布?根据网友的猜测,目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酒吧撒发类似美元的代金卷引发哄抢踩踏。(2)有人持刀,引发踩踏。(3)场内警察太少,管理不善,引发拥挤踩踏。(4)政府信息传播不畅,市民未能了解实际情况,一直蜂拥至外滩,最终导致悲剧发生。(5)国民素质差。截止到目前,只有第一个原因被上海警方否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原因被官方所披露,公众由猜测逐渐转变为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更容易将原因归结到政府和政府公职人员身上。因此,将舆论回归于正常,必须尽快通报事件原因。

最后应重视人文关怀。按照2006年1月颁布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属于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上海踩踏事故死亡36人,当属特别重大事故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由国务院负责组织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表示:“外滩事件告诉我们的是,政府要主动追踪社会动向、追踪市场动向,提供更加精细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3]但在此次事件中,截止到踩踏事件“头七”,官方依旧没有出现对人、对生命的关怀。悼念都是网友或市民自发进行,而官方的缅怀也只停留在微博这一虚拟的空间,惟一可捕捉的是领导到医院看望伤员,官方舆论发挥引导作用,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到从情感上、心理上、价值观上实现人文关怀,为进一步发展舆论营造时机。

2. 发挥“草根”舆论场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要发挥“草根”舆论场中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得以形成,以往甚是稀缺的媒体资源,可为普通大众所享有,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参与者,甚至影响最终的决策,观点自由市场的推动下,各种思想在此处交汇,新媒体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摇篮和放大器。“草根”舆论必然被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往往是虚拟的网络环境率先躁动,形成巨大舆论压力,而后才向现实环境辐射延伸。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显示:据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约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4]公众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最初是不带属性的。充分发挥草根舆论场的积极作用,同样推动事件更好地解决。

其次要调控“草根”舆论场中的消极情绪。网络舆论的成员多为“草根”阶层,由于其文化层次、生活经历、认知能力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将会发出不同的看法,这就导致草根舆论场的庞大繁杂、无序片面,情绪易走极端。特别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之前和初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往往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性质、强度、发展趋势以及危害等缺乏明确的把握,见仁见智的情况就更加难以避免。[5]

在众多网友陷入悼念哀痛之中时,有一批人却在网络中传播不和谐语言和画面,活跃在舆论中。微博博主“墩墩智囊”在《舆论中的几类泥沙》一文中这样描述不和谐因素:啃食“人血馒头”的营销党、“唯恐天下不乱”的谣言党、“毫无底线”的眼球党、“义愤填膺”的人肉党、“居心叵测”的攻击党。网民的素养良莠不齐,但消极负面的情绪很容易引发心理上的共鸣,成为乌合之众。面对草根舆论场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要及时进行调控,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消散不利情绪。良知者对事件的感慨,电视画面对灾难发生地的还原,亲历者对灾难的回顾,将是最好的回击。

3. 发挥媒体舆论场的最大作用

舆论引导中的新闻媒体,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发布新闻舆论,另一方面又主动地反应社会舆论中的合理部分,从而对公众也即受众实施舆论引导。[6]

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比如报纸,这次事件发生在23:35分左右,所有日报都已排版完毕,事件的发展难以有一个准确的定数,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往往只能呈现“豆腐块”,电视媒体相对好一些,可以以字幕形式多次滚动播出。纵使滞后,但传统媒体凭借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日后的报道中,很容易就可以处在引领舆论的位置。事实证明,公众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对主流媒体的权威咨询始终有着特殊的依赖。[7]

在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央视综合频道在1月1日的新闻30分中,播出了记者在事发地的现场直播,内容包括事发位置、情况,并告诉人们类似美元的代金券是撒不到现场的;1日下午的《新民晚报》共用了四个版面对此事件全面报道;2日新华社深度报道三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管制是否及时?问出公众心中的疑惑,将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南方周末》在这一期头版发表了《踩踏事件:失守的守夜人》,多方采访,深度挖掘,还原了始末,替公众责难,也替政府反思;新媒体在此过程中,一直不间断的追踪,如澎湃新闻等。

媒体除发布官方数据外,深入的采访报道,告知受众更为全面的信息,舆论不偏不倚地引导,是这次事件未能发酵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舆论中的谣言和暴戾。

三、结语

校园踩踏事件的预防 篇5

[学习目标]

掌握防止校园踩踏事件的发生，保证远离校园踩踏事件事故

[学习重点]

知道怎样避免校园踩踏事件事故

校园踩踏事故警钟长鸣

我国中小学校园频出踩踏事故，而且重大恶性事故屡见不鲜，一起起血的教训，一个个可爱活泼的鲜活生命就这样逝去，安全事故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的最大杀手。

园学生踩踏事故的屡屡发生，不仅给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痛苦和损失，而由此引起社会深刻影响，甚至影响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

一、校园拥挤踩踏事故发生的特点

（1）时间集中于下晚自习、下课、上操、就餐和集会。

（2）事故地点多在教学楼楼层之间的楼梯转角处。

（3）易发生事故的学生群体主要集中在小学生和初中生。

二、校园踩踏事故主要原因

1、校园安全是一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问题。长期以来，涉及亿万师生安全、学校稳定、保障校园正常秩序的学校保卫工作无法可依，这与依法治校的要求不相适应。

2、学生家长对子女的安全防范意识、知识教育甚少；忽视监护人的安全教育监管责任。

3、中小学生，安全意识淡薄，个别学生搞恶作剧，在混乱情况下狂呼乱叫，推搡拥挤，致使惨剧发生；保护自己、抵御侵害的能力较弱，学生对安全应急知识缺乏，一旦受到伤害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三、预防校园踩踏事件的措施

1.不在楼梯通道嬉戏打闹，人多的时候不拥挤、不起哄、不制造紧张或恐慌气氛。做完眼保健操后，各班按要求下楼。无论什么时间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行走，不跑、不追、不逆行。

2.尽量避免到拥挤的人群中，不得已时，尽量走在人流的边缘。每天做完广播操，各班按顺序回班，过楼道时，不拥挤、不推扯、不打闹，不逆行、不停留，需要上厕所的学生从队伍后面向东到厕所，严禁在队伍中穿越。

3.发觉拥挤的人群向自己行走的方向来时，应立即避到一旁，不要慌乱，不要奔跑，避免摔倒。顺着人流走，切不可逆着人流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人流推倒。

4.假如陷入拥挤的人流，一定要先站稳，身体不要倾斜失去重心，即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弯腰捡鞋子或系鞋带。有可能的话，可先尽快抓住坚固可靠的东西慢慢走动或停住，待人群过去后再迅速离开现场。

5.若自己不幸被人群拥倒后，要设法靠近墙角，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在人群中走动，遇到台阶或楼梯时，尽量抓住扶手，防止摔倒。

6.在拥挤的人群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当发现有人情绪不对，或人群开始骚动时，就要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他人。

.在人群骚动时，脚下要注意些，千万不能被绊倒，避免自己成为拥挤踩踏事件的诱发因素。

8.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要马上停下脚步，同时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及时分流拥挤人流，组织有序疏散。

9、在校内活动时，不许追打跑闹，不要玩危险的游戏和带尖带刃的物品。不许爬高上低、不许滑楼梯、不许蹦台阶、不许人背人。在教室内玩耍时，不要跑、打闹、避免桌椅机柜等危险物品撞伤。

10、上厕所时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不要拥挤，不要推拉，人多时要在外面待候，等人少时再进去。

小学生踩踏事件再敲校园安全警钟 篇6

近几年，小学生踩踏事件频频发生，每次安全教育后，为何如此难以吸取教训呢？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痛定思痛。去年以来“小学生踩踏事件”似有上升趋势：2012年11月湖南长沙育英二小，2013年1月河南驻马店一小学，2013年02月湖北襄阳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都曾发生踩踏事故。踩踏事故屡屡发生，事故的起因也是大同小异，前面的学生摔倒，后面的学生拥上来挤成一团，于是悲剧就发生了。而此次学生踩踏事故发生在校外，学校组织学生到曲江海洋极地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本来好事，可是意外发生了。谁的过错？西安小学生这次踩踏事件，提醒我们校外安全教育更不能放松。

诚然，一再发生的踩踏事故，并不是校园教育做得不够所能解释，还应当进行更深层次地思考，毕竟发生踩踏事故的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在其他地方照样存在，比如学生看电影观摩、组织学生社会实践等。此次由于自动扶梯发生故障，似乎意料之外，但学校与景区应急预案缺失，学生安全意识薄弱，缺乏秩序，从而造成纯属人为的混乱，最终导致学生发生踩踏。

学生安全高于天。每年的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第一课”，都少不了安全教育的内容。然而，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当急功近利的教育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当疏散演练、安全教育都流于形式，一旦事故发生，孩子们自我保护和紧急避险能力欠缺就不难想象。而邻国日本学校的孩子们，即使在遭遇“3·11”那样的9级大地震，都能有序疏散，都不会因拥挤而发生互相践踏事故，这无疑与日本学校平时定期进行的防灾紧急训练密切相关。

该怎样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西安这起校外实践活动发生踩踏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学生的安全问题，时刻不能放松。校内、校外安全都要抓。首先，学校应未雨绸缪，特别是社会实践，预案先行，并有针对性地对学生集中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学生安全意识与自救能力，防范各种突发事件。比如在早锻炼、课间操时，学校必须安排好学生疏散时间和楼道上下顺序，培养孩子们安全意识。

其次，在建立健全具体安全教育及管理制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教孩子们秩序“常识”。比如，乘坐公共车辆，应该遵守公共秩序，不要争先恐后，注意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重在预防。认真做好孩子们的安全教育，提高孩子们的秩序意识，学校和家长责无旁贷。另外，定期检查校园的各种设施，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理制度，这些对孩子们的安全都不可或缺。如果孩子们拥有这些为人的基本能力，这些踩踏悲剧，从源头就可以避免。

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心：多一点当心，就多一点放心。保护好每一个孩子，健全校园安全体制与应急机制，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仅是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全社会的责任。（来源：2013年3月29日中国青年网）

踩踏事件 篇7

一、造成“上海踩踏事件”的主要原因

2015年1月21日, 上海市发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 “上海踩踏事件”被认定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其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未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的风险做出评估

大部分游客和市民认为外滩风景区仍会举行跨年活动, 本来要在上海中心、东方明珠等地举办的新年倒计时活动吸引了部分游客和市民专门到此观看。对此, 在跨年活动发生变更时, 黄浦区政府没有高度重视人员聚集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 没有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缺乏政府自觉性, 导致错误判断。

(二) 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信息传播严重不到位

主办单位负有提前向社会充分告知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的义务。但是, 直至活动前一天, 黄浦区旅游局才正式对外发布了跨年活动调整的信息, 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同时变更信息中对“外滩”与“外滩源”的区别没有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 旅游局对活动地址变更的传播报道、与游客及市民的沟通很不够, 这些都导致陈毅广场的人流量并没有因活动的取消而减少。

(三) 预防准备工作严重缺失

外滩灯光秀的取消是当晚相关活动的安保工作不利的主要诱因:封站和封路等较高级别流量控制手段没有被采取, 相关方面没有安排与2014年跨年夜相当的警力, 同时也没有启动大规模的志愿者服务。外滩历来都是进行灯光秀和跨年倒计时的主要场所之一, 即使取消跨年的相关活动, 也应该进行风险评估。

二、“上海踩踏事件”中政府的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通常指企业管理不善出现漏洞, 管理人员考虑不周全发布不合适的信息, 以及企业针对危机所采取的一切自救行为, 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形象等, 具有意外性、聚焦性、破坏性、紧迫性等特点。危机公关同样适用于政府的相关部门。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的危机公关中, 应该坚持承担责任原则、真诚沟通原则、速度第一原则、系统运行原则和权威证实等原则。虽然“上海踩踏事件”是由于变更信息宣传严重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 政府相关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在危机公关处理方面还是值得借鉴学习的。

(一) 速度第一: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指示给人民打了强心剂

踩踏事件发生后,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对此事件做了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立即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上海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 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抓紧调查事件原因, 深刻汲取教训。李克强总理也对伤员救治和加强安全管理做出指示, 要求千方百计减少伤亡情况, 同时精心安抚家属,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区域的安保工作, 落实各项防范保障措施, 严防重特大事件发生, 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 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部署善后工作, 上海政府给受伤家属以信心

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全面部署各项善后救助工作和全市的安全防范工作。上海市最高领导成员第一时间赶往伤员较多的四家医院看望伤员, 要求各大医院全力以赴救治病人。同时承诺全力以赴救治伤员, 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尽可能在善后工作中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要求全市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 牢牢守住安全这条底线, 任何涉及安全的环节都不得有丝毫松懈。

(三) 系统运行:政府各个部门强有力的善后工作, 给了遇难家属一片曙光

立即组成事件联合调查组, 依法依规、严格认真细致地开展调查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 尽快查明事件原因;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尽快落实场地、人员、物资以及对外电话等, 耐心、周到、细致地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要及时准确发布事件相关信息。

各区县、各部门立即对元旦期间已确定的重大节庆活动进行梳理, 充分评估风险, 该停办的坚决停办, 该加强安全防范管理的一定要措施到位, 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四) 权威证实:及时制止谣言, 为公民传递正能量的信息

踩踏事件发生后, 上海女青年沈某因为其在微博上发的信息显示疑似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当晚“撒钱”, 因而在网络上引来了大范围声讨, 给沈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来, 上海警方在声明中澄清了沈某“撒钱”与事故之间并无关联, 事故先于撒钱发生。这一信息的发布既澄清了事实真相, 还当事人以清白, 又制止了谣言的传播, 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增强公关危机预防性, 预防踩踏事件发生

(一) 建立大型公众聚集活动的应急预警措施

任何情况下的大规模人群聚集都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凡是大型活动都必须当作重大风险活动来看待。过去, 踩踏事件在灯会、庙会等节庆活动中时有发生,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后果。有关部门应该发出相应法规文件, 要求在重大活动尤其是公众聚集活动中要制订预案, 预案应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部署、现场维护、救援调度情况等。预案的要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 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前必须有严格审批, 明确活动内容、参加人员、举行地点等情况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 现场控制。活动举行时, 警力人员和工作人员要进行现场控制。第三, 遇到异常情况马上停止活动。现场发现异常情况, 如人数超过预计、活动原计划是单一的但突然增加了新的内容、个别人员发彩券和礼品这样特殊的活动, 警方都要立即制止, 所有活动必须依照审批申报内容来进行。第四, 尽快实行应急响应工作。应急工作包括救援队伍、医疗力量调配等。

(二) 加快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应急体系

城市的规模越庞大, 功能越复杂, 它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越多, 潜在的危机越大。调查报告指出, 领导工作思想麻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 安全责任落实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应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首先, 消除法律盲点。突发事件应对法已颁布七年之久, 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有法可依。这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普法教育案例, 敦促有关部门必须把安全的法律规定“落地”。各地尽快制定适合本城市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填补管理空白, 加强对公共场所群众自发聚集活动的管理。

其次, 补齐管理短板。不少国家在出现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后, 到达一定级别时, 应急指挥官可全权调动非常规资源进行处置, 不需要向上汇报, 取得效果显著。而在中国目前的预警通报系统中, 面向公众的预警信息发布制度亟待完善, 许多关于安全的重要信息难以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所以必须在梳理风险隐患的同时, 督促相关单位制订应急预案, 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三) 加强宣教培训, 提升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

有数据指出, 目前中国真正有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的公民比例不足2%, 与一些发达国家70%以上的自救知识普及率有极大的差距。

一个国家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应由多层次组成, 由上而下, 所有力量形成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回顾我国以往的安全教育, 缺乏前瞻性, 大多是在发生灾难、造成伤亡后, 才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不少公众都处于“和平麻痹”的状态。

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势在必行, 而且要常抓不懈, 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特别是日益发达的移动媒体, 开展安全知识的普及工作。同时加大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力度, 增强青少年人群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其后, 加紧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急救地方性法规。要增强以急救知识为核心, 培养应急技能培训, 要不断提高急救专业资质人才的比例。举办应急演练和宣传教育, 鼓励市民共同参与, 增强安全防范知识, 树立共同忧患意识, 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陈景军.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拷问城市公共安全管理[EB/OL].http://fj.ifeng.com/news/fgbm/detail_2015_01/23/3469650_0.shtml.

[2]李泓冰, 曹玲娟.人民日报:五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谁之过[EB/OL].http://www.crisis119.org/?action-viewnewsitemid-96877.

[3]周琳, 叶健, 吴振东, 朱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伤亡重大透视深刻教训[EB/OL].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5-01/21/content_30966065.htm.

[4]张克非.公共关系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踩踏事件 篇8

1949年香农和韦弗提出的有关传播的数学模式中就给“信源”一词做出了明确定义。信源即信息的来源, 是信息的发布者。由此可知, 社交媒体信源可简单理解为来源于社交媒体的信息。

纵观近年来的突发性事件, 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时代, 社交媒体因其迅速及时的特点在报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大多数传统媒体会采用社交媒体信源作为自己报道的出发点。同时, 社交媒体信源的引用也会增加报道的真实可信性。因此, 记者越来越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体信源为自己的报道增光添彩。

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媒体报道中的社交媒体信源使用情况

2014年12月31日晚, 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此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本文针对此事件中社交媒体信源使用情况的分析选取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以及中国新闻网、新民网等网站对于此次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 对其中涉及社交媒体信源使用的部分进行分析, 关注其引用主体、引用时是否实名、引用方式等。

通过分析发现, 报道中采用的社交媒体信源主要集中于微博、朋友圈。微博、微信这两个时下热门的社交媒体, 也因其传播及时、进入门槛低、互动良好等特点深受追捧。在所搜集到的报道内容中, 媒体以采用消息更为可信的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和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车-上海两个官方微博发布的内容居多。此外, 此次事件中备受关注的复旦女生杜宜骏在其生前的朋友圈及人人网中发布的内容也被广泛采用。在信源使用方式上, 以直接引语为主, 辅以间接引语。为增加报道真实性和可信度, 媒体通常将其所搜集到的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原封不动地直接运用。当然其中也不乏转换语言叙述方式, 采用间接引语表达的例子。

在信源使用过程中, 媒体大多数采用的是实名制, 即将信源发布者披露出来, 以期有证可考。在使用图片时, 也能尽量标注出图片的来源。但是其中还存在着使用面狭窄, 多数媒体使用同一信源及不顾后果, 随意使用的问题。例如, 在对杜宜骏的报道中, 媒体不约而同地挖出杜宜骏生前在朋友圈及人人网中的话语作为其信源, 并将其年龄、就读学校等私人信息挖掘出来不断放大, 设置一个议题供网民讨论。这些都反映了当下媒体报道中对于社交媒体信源使用的问题。

三、社交媒体信源使用现状分析

Web2.0时代到来, 使得用户的参与度和互动性有了极大的提高, 每个人的言论和观点都可能被当作信源。社交媒体信源存在更新速度快、信息真伪混杂等特点, 同样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源的优势分析

(1) 社交媒体信源使用更具便捷性。由图1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交媒体的关注度呈现一个爆炸式增长与逐渐消退并存的过程。此次, 外滩踩踏事件过程中, 社交媒体仍然占据着有利主导地位, 网络新闻和论坛、微博等文章发布量和热度总是高于传统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更多地跟进事件发展, 所以, 获得的媒体关注度更高。在当下这样一个舆论新格局的背景下, 突发事件的报道往往都是新媒体首当其冲。若每个在场的群众都可以利用手中的工具记录下该事件的各种信息要素, 那么通过关键词搜索, 就能立刻展现出许许多多相关快讯, 信源的获取就更加便利。

(2) 社交媒体信源更具广泛性。由于每个公民都能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 所以, 社交媒体信源涉及面较广, 不至于千篇一律。此类信源能涉及更多人群和更宽领域, 反映更多人对于某一事件的意见和看法, 同时也会通过网友的持续关注而挖掘出更深层面的信息。这样一来, 使用社交媒体信源不仅能弥补传统媒体在报道中只关注某一方面而不能全面撒网的缺陷, 也能更好地倾听民意, 使事件解决更好地符合群众要求。

(3) 社交媒体信源更具时效性。突发性事件贵在新鲜。每当网民关注到某一新近发生的事实时, 总会想去了解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最新进展。传统媒体受限于人员、器材等准备时间长等缺陷, 无法及时赶赴事发现场, 而社交媒体的及时性很好地契合了这一要求。它能满足群众随时随地发布任何信息并广泛传播的需求, 让更多人能第一时间了解有关该事件的最新动态, 而无需等待完整新闻稿式的报道。

(4) 社交媒体信源可代表意见领袖的声音。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大众传播的影响要通过意见领袖这一环节流向普罗大众。而在社交媒体中, 那些发声极为有力的公众人物便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微博、博客等内容被大多数人关注并讨论。他们针对某一突发性事件的意见可能会引发群众共鸣, 从而引导舆论走向。互联网公开透明的特质使得一般群众可以去关注并接触到那些说话较有分量的公众人物, 并能与他们进行讨论互动。与此同时, 传统媒体在报道突发性事件前, 由于未亲身经历事发现场, 他们通常会利用各种社交媒体找寻关于此事件的较为可信的声音, 以此作为自己报道的出发点。此时, 意见领袖的观念得到广泛传播, 更好地为传统媒体所运用。

(二) 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信源使用存在的不足

(1) 社交媒体信源使用存在不合理之处。“在一定情况下, 媒体可以发布从社交媒体获取的信息, 即便这些内容本来是面向一小部分亲朋发布, 而并非发布给大众的。” (1) 关于是否应该使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信源, 国外相关学者也已做出解释。分析可知, 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可以使用但必须合理使用。此次踩踏事件中, 有关复旦女大学生的报道引发了更多公民的讨论。媒体在确认该同学死亡信息后, 将其身份、照片等相关信息披露出来。与此同时, 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发布博文呼吁媒体尊重逝者的隐私, 尊重她, 保护她。也有网友称记者这样挖掘个人隐私是盲目吸引眼球、博得关注度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来, 灾难式报道中的人情味新闻是否应该报道、以怎样的尺度报道都是争论的焦点。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 很多受众关注点更多的是在震级、死亡人数、破坏程度等客观性报道方面, 而穿插其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典型事例报道同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么对比此次踩踏事件来看, 人情味报道其实不可或缺, 关键是看媒体如何使用信源并做出合理的整合。

(2) 社交媒体信源使用引发虚假信息泛滥, 媒体公信力下降。2013年3月25日, 中国新闻网发布一则题为《深圳90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感动路人》的新闻。这样一篇炮制出来的虚假新闻被堂而皇之地刊发出来也许可以为当下社会传播一定的正能量, 但不经核实、一味博眼球的消息只会适得其反。新媒体环境下, 由于公民型记者越来越多地出现, 对于信息的把关就显得没有那么及时。之前横亘在新闻与受众之间的一堵隔离门也不再坚实, “把关人”的缺失使得信息流通更加方便, 虚假信息的传送也没有了障碍。而这些信息很可能又通过议程设置去吸引受众的目光, 从而将受众吸引到一个谬误的泥潭中去。久而久之, 虚假信息泛滥, 人们不再相信媒体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性, 媒体的公信力也会随之下降。

(3) 社交媒体信源使用随波逐流。传统媒体在引用社交媒体信源时, 经常出现多家媒体使用同一信源的情况。无论此信源是否对报道有利, 是否能增添报道亮点, 都不加考虑地大量采用。例如, 此次事件中, 某受害人男友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悼念之词被广泛引用。且不论这段话是否符合报道主题, 但传统媒体能抓住受众的兴趣点, 将其无限放大, 从而吸引受众关注。这种随波逐流的引用方式也是不加思考的结果, 从而会导致千篇一律。

四、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中的社交媒体信源使用对策

(一) “火眼金睛”, 根据定位选择更具价值的信息

在社交媒体信源的选取上, 媒体工作者要善于从海量的混杂信息中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符合自身媒体定位的内容。新媒体传播的快捷性使得无数信息可以零门槛进入公众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工作者应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扮演好把关人角色, 自觉捍卫媒体的公信力。

(二) “去粗取精”, 根据信息脉络进行合理的加工

在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源后, 媒体工作者应该做的就是要将所有信息梳理清楚, 自己首先明晰事件发生的脉络。之后利用传统媒体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 从新媒体信源的不明晰之处出发, 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 将原本短小精悍的博文发散得更加丰满立体。

(三) “立场鲜明”, 根据自身立场做出有力的发声

信息混杂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传统媒体跟风、随大流, 别家媒体刊载出一篇报道, 不由分说地转发过来, 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 利用社交媒体的信源必须做到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判断, 要过滤出最具事实真相的信息, 从而正确地引导舆论。

五、结语

在当下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 我们避免不了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一定的信源作为自己报道的出发点。在使用这些信源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重复使用、稍作加工等情况。但只要新闻工作者自觉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时刻牢记职业操守, 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以真相为本, 才能不失媒体公信力, 更好地推进新老媒体融合。

摘要：本文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出发, 运用内容分析方法, 对传统媒体在针对突发性事件报道中的社交媒体信源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环境下, 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具有出色的及时性、高速的传递性、广泛的参与性、高度的互动性等特征;但同时, 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又存在信息主观性强、可信度不高、违背新闻伦理等问题。因此, 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 传统媒体既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信源进行报道, 又要对社交媒体的信源进行审核和确认, 具体措施包括:善于选择、去粗取精、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判断。

关键词：突发事件,社交媒体,信源使用

参考文献

[1]白净.新闻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规范探讨——中国大陆媒体、路透社、美联社规范比较研究[J].新闻记者, 2013 (03) .

[2]谢耘耕, 徐颖.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源管理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04) .

[3]周琦.报纸核实微博信源研究——以《青年报》为例[J].新闻世界, 2012 (03) .

[4]李光庆.社交媒体上的公信力维护——解读国际一流新闻机构社交媒体指南[J].编辑学刊, 2014 (02) .

[5]赵良英.论匿名信源与媒体公信力[J].新闻前哨, 2007 (12) .

[6]陈昌凤, 朱小妮.传统媒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美联社案例[J].新闻与写作, 2013 (06) .

[7]柯仙炉.突发性事件报道与舆论把控的平衡点[J].东南传播, 2011 (05) .

踩踏事件 篇9

事实证明, 天气状况、突发灾害、设施故障、公共安全等都可导致旅游事故, 因此需要建设更加系统有效的智慧型旅游预警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旅游失序和恶性事件的放射。国家旅游局的2015年1月12日下发了《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再次指出智慧旅游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尤其强调急需建成一批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游公共服务网络和平台。

本文在回顾过往旅游预警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存在的问题, 引入智慧旅游理念, 构建更具时代先进性的智慧型区域旅游预警系统, 以期为智慧旅游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概念与文献回顾

智慧旅游是指通过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装备和技术, 主动感知、获取、整合各类旅游信息和资源, 依靠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实现旅游服务、管理、营销、体验的充分智能化。旅游相关行业的高度融合, 广泛的信息互联共享, 海量大数据的高速处理, 智能高效的管理、服务与营销是智慧旅游基本特征。

由于智慧旅游建设系统工程浩大, 我国自2010年提出该概念以来还处在基础性框架建设的初级阶段, 智慧旅游视域下的相关职能研究和实践尚未展开, 因此以智慧旅游为视角的预警系统研究较少见。过去传统旅游预警的研究形成了较公认的预警指标因子, 主要有自然灾害、旅游容量、公共安全等, 甚至还包括社会失业率、价格指数等;同时在技术手段上, 主要基于Web Service/Web GIS或3S (RS、GIS、GPS) 或4S (GIS、GPS、VS、ES) 等, 更多的是基于BP神经网络技术, 构建出不同的预警模型。上述成果奠定了旅游预警研究的基础, 但外滩事件的现实教训和全球智慧化建设趋势, 反映出该领域存在的明显不足和滞后, 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一是预警指标体系的智慧性问题, 过去研究未能追踪旅游风险的本质来源和指标因子间的动态关联, 因此预警指标的设计缺乏逻辑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二是预警系统运作的智慧性问题, 相对于当前各领域智慧化建设和大数据的运用, 过去研究多基于传统技术与社会环境而提出, 预警系统运作的智能化和实效性较低, 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在这两方面开展探究。

2 智慧旅游视域的区域旅游预警系统架构

智慧旅游预警系统是由预警指标系统、旅游智能服务系统、风险智能干预系统、联动智能处置系统四部分构成, 是集旅游数据监测采集、智能服务、引导干预、智能处置等功能于一体的即时智能风险预警系统, 见图1。

2.1 旅游预警指标系统

研究近年来的重大旅游事故发现, 过去预警研究中那些平面静态的风险因子并非事故的根源。如外滩踩踏事件, 看似因“旅游容量”问题而发生, 但背后却是复杂的多因素运行纠集所致:国假时节、往届跨年景观的人气效应、适宜的气象条件、通达的交通、放松的情态、信息不对称等。显然, “容量超限”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原因在于人与时间 (天时) 、空间 (地利) 、人 (人和) 之间多维的动态关系在无序中形成了死结, 这也是历次旅游事故的普遍根源。

本研究从时间、空间、主客体三个维度构建预警指标体系, 见表1。广泛复杂的指标因子大数据, 按照设定的不同运算模型基于云计算技术即时、多维、交互运算, 最终在预警平台形成即时数据和相应的风险信号。这种复杂多维的运算关系, 既存在于同类指标内部, 也存在于三类指标之间, 无论哪种数据间的运算, 只要达到设定风险等级, 都会触发预警并发出相应信号。如夏秋某知名海滨浴场, 时间数据的时令为“国假”, 当日气象指数为“较适宜旅游”, 同时短期预报有“台风”, 根据设定的运算模型, 时间系统则会自动触发相应的风险警示;同时空间数据通过物联网、互联网等监测到的游客量、空间配置等数据, 以及主客体数据的景区事故频率、管理评级等其他大量数据同步交换运算, 可能会触发更高层级的预警。

时间数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历次重大旅游事件多发生在特殊的时间结点。时间数据除了时令会带来气候气象变化之外, 节假、周末、专项旅游旺季等都是敏感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与恶劣天气一样, 节假日和旅游旺季良好的天气条件也需特别警示, 因为它同样会造成事故高发。系统中时间因子的实时数据可与气象部门互联共享而来。

空间数据中, 立体交通数据能体现游客进出的畅通度, 实时监测和迅速预判区域游客的数量, 该数据由通往目的地各类交通系统数据运算形成;空间容量数据动态地反映区域接待能力, 该数据系统是区域主管部门智慧建化设的基本内容, 随游客的出入在线即时显示旅游承接能力;景区过往人气, 体现旅游空间的市场热度, 由景区历史数据得来;区域配置反映区域安全防护与保障实况, 由物联网系统自动感知实时提供。

主客体数据反应旅游供需双方“人”的层面特征和状态。其中, 主体数据体现旅游管理方工作状况和实效, 它由历史数据和第三方动态互联数据得来;客体数据反映游客的实时数量、群体特征、消费特征等, 它一方面来自于游客在网络注册、浏览、消费、社交等大数据的合成, 另一方面由售票、交通、物联网等系统综合运算与实时反馈。

2.2 旅游智能服务系统

来自旅游预警指标系统的时间、空间、主客数据按照设定的模型公式通过云计算进行实时大数据处理。当运算传输的风险值低于设定的警戒值时, 则系统自动运行旅游服务功能, 主要为景点介绍、旅行及消费指南、温馨提示、在线预订与支付, 以及天气、游客量、床位、停车位等即时的动态信息发布;同时结合旅游大数据的开发, 通过以往的消费记录、注册信息、网络访问记录、社交软件等大数据的合成, 迅速生成游客特征及个性化偏好, 即时广告系统进行产品和消费匹配, 对游客发出点对点的个性化旅游信息推送, 或其他旅游服务信息。

2.3 风险智能干预系统

当系统运算传输的风险值达到设定的临界范围时, 系统则启动智能干预功能:即时发布监测的动态信息, 进行风险提示;按照智能预案设计, 自动启动相应干预系统, 进行游客智能引导, 防止态势恶化。以外滩事件为例, 一方面时间数据中为“元旦”节令, 旅游气象条件为“较好”;另一方面空间数据中地铁、公交、监控视频等实时数据迅速上升;历年外滩跨年活动的人气指数、游客特征数据, 以及来自百度搜索、社交网站等的监测数据, 三方面指标按设定程序运算生成的数值很快会临界警戒值。此时一方面系统会在该平台自动发布外滩实时人流量并提示风险, 并通过无线信号覆盖一定区域的移动通讯设备, 自动发布信息提示风险, 同时推介相邻景点及替代性旅游产品, 并指导分流;另一方面, 智慧交通系统自动启动, 地铁、公交等在外滩站点将甩站驶过, 相关售票系统也会自动关闭。如有上述系列的智能风险干预, 踩踏事件就不会发生。

2.4 联动预警处置系统

联动预警处置系统是由公安、消防、交通、医院、地方政府、景区管理等部门互联共建的平台。虽然智能干预系统通常能有效疏导旅游风险的聚集, 但也不排除产生极端状况的可能。当系统风险达到预警值时, 虽然不良事件尚未发生, 但联动处置系统会自动触发, 迅速通知各职能部门进入待命状态, 或采取应急处置, 相关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出现, 将事态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

3 智慧旅游视域的区域预警系统支持环境

3.1 技术环境

智慧旅游预警系统是基于对所有旅游关联信息的数据化处理和利用, 它涉及的行业部门、时空跨度非常广泛和复杂, 必须有高超的技术支持才能实现大数据的实时高效采集和运算。智慧建设是系统基础运行环境, 具体包括以下支持技术: (1) 互联网。互联网是智慧旅游预警系统的基础环境, 首先它给系统平台提供了存在空间;其次通过互联网实现了系统中游客、不同行业部门间的智慧互联和共享;互联网积累了各类极其庞大的可供采集的数据, 互联网技术使系统数据的实时监测、传输、应用成为可能。 (2) 物联网。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旅游、智慧景区等相关智慧建设是智慧旅游预警的基础条件, 而物联网又是上述所有智慧建设的基础条件, 区域智慧旅游预警必须建立在系统广泛的物联网环境上。如表1中“立体交通”、“区域配置”等项下庞杂的分项实时数据, 需由诸如交通物联、市政设施物联、消防物联、景区物联等, 实现智慧感知、传输和应用。 (3) 无线通信。在智慧旅游预警系统中, 需要无线通信实现常规的管理信息传递和反馈;在特殊状态下, 公众预警信息的自动发布与接收、紧急状态的避险引导与提示等都需要无线通信;同时, 随着当前3G、4G、移动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全民即时在线交流成为常态, 今后实现与物联网、各类消费支付等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因此系统中主客体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将更加高效、便捷、精准。 (4) 大数据开发。大数据是所有产生于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监控视频、GPS、GIS、通信网络等海量信息的总称。通过相关大数据的开发与客户分析, 可实现匹配度较高的个性化服务推送, 实时反映游客状态、预知游客量、提示潜在旅游风险类型和风险概率, 并可在预警发生时给游客合理的引导。如外滩踩踏发生前1小时, 首先外滩监控视频是最直接的实时数据反馈, 同时百度定位与搜索数据清楚地显示了以“外滩源”为目标的地图搜索的异常热度, 腾讯旗下社交软件用户的位置信息也发现此时此地人流集聚达到超常峰值。预警系统指标由诸如此类庞大的各层面来源数据所支撑, 其中任何因子数据的异常都会在系统与运算中体现出来, 最终发出警示, 因此智慧旅游系统需建立和关联大量的相关数据库和运算模型。 (5) 云计算。云计算使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 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不能胜任物联网、互联网、社交软件等产生的大量异构数据, 云计算的超强计算能力能即时迅速监测、采集、处理系统的海量大数据信息, 系统才可能按设定的模式运行, 实现既定的预警功能。

3.2 管理环境

智慧旅游预警系统建设不仅需要相应的技术环境, 更需要全方位的科学管理环境, 主要包括: (1) 完善顶层设计。区域旅游预警系统的运行是建立在区域不同行业、多部门高度协调与互联互通基础上的, 因此需要地方政府与旅游主管部门达成共识, 以明确的制度确定和协调各职能部门间的合作义务关系, 给予稳定的人财物支持。具体包括长期规划、政策指引、统筹协调、责权关系等内容的制定与完善, 以科学的顶层设计推进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管理环境建设。 (2) 实现数据共享。顶层设计为数据共享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智慧旅游预警系统需要大量来自政府、职能部门、旅游企业、相关行业、电商、社交网站等的实时数据, 因此一方面政府与职能部门需建设完备且开放的实时数据平台, 供智慧旅游系统即时采集和使用, 还要制定规则引导和鼓励走在前列的互联网企业、OTA企业、相关信息平台等提供充足便捷的数据支持, 可通过与专业数据服务商的合作, 以有偿方式保障稳定高质的数据来源。 (3) 统一规范标准。数据间需要统一的标准才能实现共享。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系统软件中数据的运行环境、编码规则、业务流程也各不相同, 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使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难以真正实现。因此, 至少需要系统信息采集规则统一、储存标准统一、交换技术规范统一, 才可能真正实现亿万不同大数据的采集、交换与运用。

4 展望

踩踏事件 篇10

本文以上海外滩2015跨年踩踏事件为例, 选取与该事件关联度最高的3个政务微博平台为研究对象, 研究时间段为事件发生至事件风波基本过去, 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31日。

依据政务微博基于公共突发事件发布消息的时间和内容, 笔者将消息分为6大类:事件预警型、降低危害型、事件发展型、事件处理型、总结事件型和其他。其中, 事件预警型和降低危害型属于前端控制, 事件发展型和事件处理型属于中端控制, 总结事件型属于末端控制。

事件预警型消息指发布在突发事件发生前, 对可能爆发的事件具有前瞻性和预警性的消息。降低危害型消息指发布在事件发生时, 引导事态发展, 可降低事件危害程度的消息。事件发展型消息和事件处理型消息是指发布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 实时跟进事件发展情况或公布官方处理结果的消息, 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 这类消息占据了最高比例:它们直接联系遇难群体, 反映政府态度, 最受公众关注。事件发展型消息多为受伤群众后续治疗情况、家属与政府关于赔偿问题的协商;事件处理型消息即为政府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结果。总结型消息指事件过去之后对该事件进行反思与总结的消息。其他类消息主要有安抚型、表态型消息, 它们直接代表了政府的公共事件的态度, 往往穿插发布在事件发生的各个环节。

公共突发事件的政务微博消息类型多样。首先, 各类消息可以满足公众的求知心理, 发布真情实况、引导舆论走向。第二, 能够强化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推动建设公开、透明的阳光型政府。第三, 通过消息发布实现对突发事件的前端、终端和末端控制, 是政府掌握事件处理主动权、勇于承担自我责任的体现。

笔者认为, 该事件前端控制中发布的两条消息对于事前、事中引导客流分散, 避免或处理踩踏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在本文所研究的3个微博平台共发布的106条消息中, 仅有1条事件预警型、3条降低危害型消息, 合比不足4%。其中, 唯一的一条预警型消息 (发布自@警民直通车-上海) 转发量达435, 评论量149, 可见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 面对跨年这类群体参与度极高的公众活动, 政府部门并没有表现出事件敏感性, 未做出更多的前端控制。基于此, 笔者认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政务微博应增强突发事件敏感性, 强化事件前端控制。

二、基于公共突发事件的政务微博发展路径探析

在突发事件的处置中, 现场抢险、后续调查、责任认定等各项处置措施都非常关键, 事关危机的直接处理和解决。如何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临危不乱、理清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有效地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因此, 政府必须启动必要的应急机制。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发现, 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务微博消息的前端控制尚有待加强, 政府部门应增强对突发事件的敏感性。

政府部门可设立政务微博值班和预警制度, 将突发事件的应对纳入值班工作体系, 建立专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 实现微博运营人员从日常工作状态向突发紧急状态的转换, 做到分工明确、流程简单易行。

对于可控制的公共事件, 政府部门应在事前考虑周全可能发生的事故灾害, 并及时通过政务微博告知公众相关注意事项, 必要时可倡导大家转发。加强政务微博的前端控制, 一方面可有效避免不必要的事件发生, 另一方面有助于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掌控全局, 在第一时间拿出应急方案, 安抚民心, 解决危机。对于不可控的地震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作为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 政务微博“必须在第一时间牢牢掌握突发事件信息的发布权, 通过及时的信息发布控制舆情, 并有效预防谣言滋生”①。

在网络社交媒体移动终端高度发达的今天, 可谓“人人手握麦克风”, 几乎所有突发事件都可能在其发生的数分钟之内, 被事发现场或周边的人发现并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发布在微博等网络媒体上。事实证明, 政务微博发布的事件信息往往滞后于个人微博和媒体微博。对于政务微博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出现的滞后性问题, 笔者认为, 信息发布需要层层审批, 政务微博出于对公众负责的态度, 不能做到对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表态。但政务微博出现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实时地进行民情上传与政策下达, 公众迫切需要基于突发事件的政府态度, 这就对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不断完善各项应急预案, 提高突发事件反应速度, 以强化政务微博的前端控制能力。

注释

踩踏事件 篇11

突发事件,即突然发生并且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面对频发的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如报刊、广播、电视在对其进行报道的同时,以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对突发事件报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4年12月,手机即时通信使用率为91.2%,较2013年底提升了5.1个百分点[1]。由此可见,人们对新媒体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大,新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微博自2010年在中国迅速崛起,截止2013年用户已达到2.81亿。微博如此迅速的壮大,得益于其使用方便,传播过程的多媒体性、草根性和强互动性的优点。微博满足着网友感觉和感官上的需求,网友通过“评论,转发,私信”等方式与不同的博主展开对话和交谈,完成陌生人之间思想的交汇与碰撞。

2014年,随着微信的深入发展和功能增加,越来越多的网友将视线转移到了微信的使用上,对微博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据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6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75亿,微博市场逐步进入成熟期,整个市场逐渐呈现出集中化趋势[2]。

微博受到了新兴社交媒体的冲击,用户数量减少,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微博已经衰落”的结论。尽管微博无法带给人们如微信那样更多的新鲜感,也没有如“微信支付”那样多种多样的功能,但它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拥有了较为稳固的用户,相对成熟的应用。大量的网友仍然习惯于使用微博,通过微博接受外界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微博传播仍具有优势和魅力。

二、突发事件中微博的报道研究

目前在中国的微博市场上,新浪微博无疑是最受用户所欢迎的。从粉丝数量、信息更新发布时间以及消息数量三个因素来看,新浪微博对在不同平台间同时开通微博帐户的用户来说是第一选择[3]。因此,新浪微博可以成为我国微博发展的一面镜子,映射出微博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出现的问题。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正值跨年夜活动,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进入和退出的人流对冲,致使有人摔倒,发生踩踏事件。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笔者以该事件为例,分析在新浪微博这一平台上普通网友、公众人物以及主流媒体对该事件报道体现出的优点和不足,并且就日后微博这一传播媒介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正面传播作用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外滩踩踏事件”中微博正面传播的表现及其影响

1. 在事件发生后以最快的时间发布了消息

微博的使用和传播具有草根性,因此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信息源,都能随时随地地发布自己想要发布的信息。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向外界发出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出自己的所见所闻。

图1 各方发出第一条关于踩踏事件的微博的时间

笔者从新浪微博上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包括个人用户“@Direction-”、“@小铁炼钢ing”,他们亲临现场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外界传播出当时的状况;还有以“@上海发布”、“@央视新闻”为代表的官方微博,通过列举和比较各方发出第一条关于踩踏事件的微博的时间来显示微博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时效性。

如图1所示,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网友“@Direction-”发布了内容为“外滩都踩踏事件了太恐怖惹”的微博,并配有当时的图片。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踩踏事件,但是该网友的微博已经很迅速地向外界传递出外滩即将发生踩踏事件的信号。之后,在2015年1月1日0时34分,网友“@小铁炼钢ing”通过微博发布了踩踏现场的两张图片,取得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了101条评论和470次转发,从而正式向外界发出了外滩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的信息。

而政府的官方微博的时效性便较差一些,各种官方微博对外滩发生踩踏事件这一消息的发布时间不同程度地晚于其他非官方的微博用户。对这一事件报道最早的官方微博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其在1月1日4时1分发布了“外滩陈毅广场作业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故,致35人死亡,42人受伤”等内容,其他的如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在4时35分也发布同样消息。可见一些官方微博在保持新闻的时效性上做得并不好。

2. 呈现参与广泛和多角度的特点

在众多微博用户中,既有公众个人,又有政府机构,微博的使用者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多种多样的视角,因此对同一新闻事件会存在多重角度的分析。普通公众能够参与到新闻事件的反馈中,更有部分专业读者,能够第一时间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到突发事件中,本身成为推动事件动态发展的要素[4]。

踩踏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微博用户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参与。普通公众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发出了微博,如网友“@没事打八圈的艾鑫”发布了“刚刚擦肩而过,亲眼目睹,真的感觉不好,也觉得自己比较幸运了”。知名律师陈光武从法律的角度发布了微博,提出“外滩灯光秀活动取消未能及时广而告之,政府难脱其责;公安机关没有预案现场处理不力,亦责不可推。上海方面应该给社会一个说法!”。

官方微博着眼于事故的解决,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发布“踩踏事件发生后,韩正、杨雄第一时间赶往长征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黄浦中心医院,看望伤员,要求全力以赴救治”的微博。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发布了“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抓紧调查原因。李克强也就伤员救治和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做出批示,要求千方百计减少因伤死亡”的微博,向外界传达出国家领导人对此次事件的重视。

3. 官方媒体和公众人物充当意见领袖,正确引导了舆论

众所周知,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中往往具有特殊的影响力,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被意见领袖所影响[5]。作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传播平台,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往往表现为官方媒体,公众人物等。

在对踩踏事件报道的过程中,负面舆论的出现对突发事件的解决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如网友称是由于有人在外滩十八号上“撒钱”导致外滩踩踏事件发生,“@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发布微博称“据亲历者说,外滩十八号的楼上有人向楼下抛洒类似美金纸币,造成人群哄抢,也有行人驻足围观及起哄”。这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许多网友认为正是因为这一行为引发了踩踏事件。从1月1日7点04分到9点27分,该微博共有20条评论,被转发了84次。评论中14条是对“撒钱者”的声讨,4条态度中立,仅有2条认为消息不准确。

面对数量众多的负面舆论,官方媒体、意见领袖积极发挥自身的意见领袖作用,提供正确信息,纠正负面情绪,大大减少了负面舆论的数量,正确引导了舆论。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车”在1月1日22点18分发布微博,称“经警方调查,该疑似美金为外滩18号一酒吧代金券。代金券从高空飘落,引发少数群众捡拾,未发现人群挤压,且此事件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从1月1日22点19分到1月2日0点,该微博共有152条评论,被转发了231次。评论中仍对“撒钱者”进行声讨的仅有23条,对当下国人素质及谣言传播的反思的有114条,剩余15条态度中立。

4. 增加公众知识,反思并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在踩踏发生时遇难及受伤群众没有做好自我保护工作。因此,除了对踩踏事件进行报道之外,许多官方微博还最大可能地拓展人们的知识,增加人们面对踩踏事件时的自救常识。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发布微博“你必须知道的防踩踏救命常识”,并配有相关图片;之后又发布了内容为“危急时刻一定护好6个生命要害!”的微博,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新京报》官方微博也及时发布了内容为“一定要教会孩子的踩踏自救知识”的微博,用图文相结合的手法向增加了踩踏自救的知识。

(二)“外滩踩踏事件”中微博负面传播的表现及其影响

微博在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中,显示出了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是新媒体时代深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微博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影响着其功效的充分发挥。

1. 消息准确性把握不够,存在报道失真

新媒体时代,人们利用社交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往往因过于注重时效性而忽视信息的准确性,正如新华社对外部新媒体采编室主任顾钱江所说,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通常在时效上可以拔得头筹,但进一步的信息核实、现场还原、事件解读、真相调查等受众关切的信息,恐怕更需要新闻从业者来担起责任,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伦理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6]。

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微博称是有人抛洒“美金”而造成事故,这一消息被网友大量转发、评论。这一假消息的传播扩散仍然造成恶劣的影响,“撒钱者”的照片被大肆传播,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源源不断,更有甚者,互不认识的网友在下面的评论里发生激烈争吵,近乎对骂。这些危害健康的网络环境和人际关系的行为均是源于对假消息的扩散传播,这便是微博负面传播所带来的危害。

2. 信息繁多而杂乱,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突发事件爆发后,网友们在通过微博发表自己所见所闻的同时,更需要接收拥有较强公信力的官方微博、公众人物微博所发布的信息来增加自己对突发事件的深入了解。网友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按照时间顺序呈现的,使大量的信息杂乱无章地呈现给网友,除了网友需要公信力较强的微博用户的信息以外,还有许多失去理性,发泄私愤的消息,更有的微博用户借机炒作,发表一些漠视生命的消息来赚取眼球。

中国新生代男演员彭维发的微博跌破道德底线,丧失人性引起了网友的愤怒。可见,如此多样的信息杂揉在一起呈现给网友,网友想要从中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深入了解,并且不被一些不良情绪所影响是很困难的。

(三)微博如何更好发挥正面传播作用

在微博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微博这一传播媒介较好地满足了突发事件的报道需要,充分体现了微博传播的优势。但许多用户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就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上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正面传播作用,充分地发挥新媒体传播的功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官方媒体和公众人物微博应更快地对假消息进行辟谣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于事件原因调查结果尚未出来,官方媒体没有继续发布具有权威性的消息,此时网友便很容易以讹传讹。误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危害到网络信息媒体和全社会的健康发展。

意见领袖的言论对于突发事件发生后虚假消息的扼杀和正确舆论的的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大众意见领袖的官方媒体和公众人物,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公信力强的优势,在有争议的、可信度低的信息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要对其进行充分调查,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布真实准确的信息。强化主流言论,多发布一些内容较为积极的、不偏激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消息,多为网友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逐渐减少微博上存在的种种戾气,做到正确引导舆论走向。

2. 微博用户提高自身素养,营造健康网络环境

作为一种广为大众所喜爱的传播媒介,微博满足了网民表达意见的需要,让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得以传递。可以说,他们全都通过微博参与到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之中。因此,微博对突发事件报道效果的好坏,质量的优劣,不仅取决于那些官方媒体和公众人物的能力的多少,更取决于每一个微博用户自身的素养的高低。

外滩踩踏事件,绝大多数的网民发布的言论较为积极,但仍有部分网民发布了一些不良言论,还有网民因为观点的不一致而展开对骂,彼此间进行人身攻击。微博作为个人表达意见的平台,拓展了言论空间,也容易成为言论垃圾场[7]。所以,网民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素养,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用理性的观点看待问题,不要受情绪的影响而言论偏激,切不可在微博中发泄私愤。

3. 新浪微博增加分类功能,达到更好传播效果

网友在使用新浪微博的时候,可以通过原创内容或转载他人微博来发布信息。但是,所发布的信息有许多类型,既可以是消息,也可以是评论,目前,新浪微博没有提供微博信息类型分类的功能,因此网友在微博内容编辑完成后,在没有进行消息分类的情况下便将其发布了出去。这就使得不同类型消息的杂乱堆积,影响了消息传播过程中效果的发挥。

建议新浪微博运营商首先应该增加信息的分类功能,新浪微博每条限140字,因此可提供“消息”、“评论”、“转载”和“转载+评论”四种类型分类,要求网友在微博信息编辑完成后选择其类型再进行发布。为每一个用户提供这四类信息的兴趣分类,不同的用户可勾选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类型。新浪微博运营商便可在运用大数据去分析所有消息分类和用户兴趣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为其推送不同类型的信息,使用户能够最高效地接收到自身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评论”信息类型里,可在增加“激愤”、“吐槽”、“支持”、“大赞”、“反思”这几种类型划分,从而促进不同观点的交流和有价值的建议的提出,促进微博更好地发挥其正面传播作用。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微博以其独有的优势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其报道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微博报道效果的改善需要从许多方面进行努力,不仅需要官方媒体和公众人物发挥其意见领袖作用,以最快速度对假消息进行辟谣,对正能量消息进行弘扬,还需要每一个普通用户共同努力,提高自身素养,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当然,新浪微博运营商也需要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对新浪微博这一传播媒介进行完善,增加其信息的分类功能,让网友能够最快最方便地接收和传递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只有各个方面都认识到这些问题,认识到自身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并为之努力,才能更好地通过微博开展合理的报道,传播有价值的信息,积蓄正能量,推动突发事件的尽快解决。

摘要：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微博以其自身的方便快捷、多媒体性、互动性强、自媒体性等特点更好地满足了突发事件的报道要求。本文以“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分析普通网友、公众人物以及主流媒体通过新浪微博在该事件报道中体现出的优点和不足,就“微博式微”背景下突发事件报道中微博这一传播媒介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正面传播作用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