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民法关系

宪法与民法关系（精选6篇）

宪法与民法关系 篇1

近年来, 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法制建设上也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我国已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制化国家, 要建立人人懂法, 人人守法的法治社会。而伴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民法制度中的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被提到和引用的概率也越来越高。由于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在保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如何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联系

民法原则是民法规则的基础和前提, 法官在对某件案子进行审判的时候可以根据民法原则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裁定, 由此可以看出, 民法原则比民法规则要更加完善和成熟, 它可以很好的弥补民法规则中的一些漏洞和不足。具体来说, 二者有几下几点共同之处:

(一) 在民事立法的过程中,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起到贯穿作用

民法制度在建立的过程中,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它们贯穿于所有的民法制度中, 对相关的民事法律的建立都起到了给予指导意见的作用。比如在第三者与原配争夺死者遗产案中, “公序良俗原则”成为法官判案的关键依据。因为在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中, 原配所拥有的合法权益是“第三者”所不能比拟的, 后者在道德层面上至今还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原谅。因此法官在对此案进行审理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念, 更要对原配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毕竟原配才是死者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这一判决不仅符合法律上对原配的权益进行保护的规定, 更符合道德上公众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增强法律公信力的同时, 也体现了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在民事立法中的重要作用。

(二)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本质上都诠释民法的真谛

民法的精神, 是释放人性的自由, 遵守道德的约束, 实现对正义和光明事业的追求。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在这方面对法官的工作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规范和管理, 因为法官是一件案子当中权力的执行者, 是能掌握人命运的生死判官, 因此在审判的过程中,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对法官的行为有着一些要求和限制, 不仅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更要符合社会主义这个大背景下,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从而达到审理案件不仅是警示世人的作用, 而且希望通过对案件的审理达到教育世人的积极效果, 这是民法制度建立的目的, 也是民法制度的精神和意义所在。

(三)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在执行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

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并没有真实的文字记录规定, 而是法官在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判决时自行使用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无法用实际的语言和文字对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内容作出相应明确的规定, 一切均由法官自己来衡量和把握尺度。这是民事立法制度对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内容进行规定时暴露出的一大缺点, 没有明确的文字上的依据, 法官在行使职权时容易造成超出职权范围, 甚至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现象。因此, 法官的过度“自由”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事立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要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首先要规范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制度的建立, 使其有明确的法律文字依据, 这样法官在判案时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才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发展。

二、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区别

二者在定义上就存在着一些区别。民法原则是适用于民法的某些领域甚至全部领域的准则;民法规则是由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组成的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由其定义的不同可以看出其他几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二者在内容上的不同。很明显, 民法规则要比民法原则更明确并且更具体。因为概念上说民法规则是一项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 这说明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 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作出相应的判决和审理, 而民法原则相对抽象化, 它只是适用于民法的某些甚至全部领域, 概念相对模糊, 没有明确、具体的构成要件。

其次, 在适用范围上, 民法原则由于涉及范围广泛, 抽象性强, 是民法的通用价值准则, 对民法立法制度的建立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基层民众对某件事情的普遍认识;而民法规则内容具体明确, 只适用于某一单一类型的民事行为或者民事关系, 内容上比较局限, 涉及的范围有限的缩小, 因此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 民法规则比民法原则的强制性要高。民法规则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础, 法官不能擅自超越自身职权范围去挑战法律的权威, 民法规则在这方面对法官的约束性比较高;而民法原则由于界限极度模糊和抽象, 故而对法官的约束力没有那么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 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发挥自身的知识水平, 做出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法律权威的正确判断。但这光靠法官个人的力量只能发挥出渺小的作用, 只有建立健全民事立法制度, 不断巩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 加强立法工作,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 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相比, 相对独立。由于民法规则有着明确且具体的构成要件, 所以受用的范围较小, 而民法原则则由于概念模糊抽象, 在面对一些特殊的案例时显得较为独立。因为很多事情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在对一个人的名誉权进行审理的时候, 找不到法律上的相关依据, 但是法官还要继续对案件进行判决, 这个时候民法原则就会显示出其独特作用, 而民法规则却无法对此类情况作出相应的补充和说明。

结语

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社会制度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人们遇到和运用民事法律知识的机会越来越多, 了解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的联系和区别, 对保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 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发挥正确、积极、有效地社会导向作用有着深刻的意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建立,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而达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崔建远.论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J].江汉论坛, 2014.02:28-32.

[2]唐玉厚.民法原则的司法功能[D].吉林大学, 2010.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篇2

关键词：民法 商法 商事通则

一、民法与商法的联系

（一）民法和商法的内在联系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实则是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关系。其中，民商合一主要是指民法统领商法，商法这个单独的法律部门作为民法的特殊法出现。而民商分立则是指民法与商法互相依托，各自拥有自我独立的法律体系，自成职能部门。

在市场经济时代，民法与商法二者其实存在着诸多密切的联系，共同调整着商品经济的关系。商法采用了大量民法中的制度、原则、规范，而民法也不断吸收了众多商法中的规范和制度。例如民法中的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就与商法中的法律与商务的关系的法律存在诸多的聯系。但是各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产生变化，尤其是当中国涌入大量的跨国公司以及交易所等一系列较为发达的经济现象时，民法的局限逐渐显现出对商品经济调整的不适应，利用商法进行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成为了必然趋势。简而言之，就是民商与商法联合性调整是商品经济时代高度发展的要求与规律。

19世纪出现了经济生活普遍商化的错误认识，德国里赛尔学者等人提出了“民法商法化”为中心的民商合一论，而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存在于相同经济形态之下的简单商品与发达商品经济现象比喻为 “低级齿轮”以及“高级齿轮”，说明民法与商法各有准则和规律，显然里塞尔的“合一论”是不可取的。

（二）商法、民法的“互化”和商法的民法化

“互化”主要是指民法商法化和商法民法化。商法民法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广泛交易过程中，民法更多关注了交易活动，将交易活动的商事规范引入民法中；不断强化民法的交易化色彩。商法的民法化即指在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上，商法独立性削弱，更加依赖民法，甚至更像民法方向靠拢。民法现代化指从20世纪开始，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人们更加充分享受到了物质文明，但是发达的现在工业也带来了多种企业事故、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以及消费者运动等，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明显暴露了民事立法的滞后性，也促进了民法的逐渐现代化。

二、新时代背景下商事法律的发展走向

（一）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商事法律缺陷凸显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和十四大的会议中确立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确立了商事法律立法的科学发展道路。自此，我国的商事法律体系逐渐成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加速，我国的商事法律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首先，我国的商法呈现出混乱和分散局面，例如，关于商事等级的制度分散在多种法律法规和部门的规章制度中，《私营企业登记程序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规章制度政出多门，普遍存在内容交叉、重叠、冲突以及疏漏现象，妨碍商事法律登记制度系统的建立。

其次，我国的商事法律是在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其中包括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证券法等，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商事法律体系。不同商事部门的立法任务也基本完成，但仍然缺乏一部具有统帅一一的商事法律对各个商事单行法进行协调。这样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妨碍了对单行商原则的整体理解，也阻碍单行商法的贯彻落实。

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对市场经济以及商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及认可，尤其是伴随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各项工作的开展，法学界仍旧存在是利用民商分立立法方式还是借鉴民商合一立法方式的论争。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制定的民法典观察可以，在对民商关系进行处理时，存在两种不同立法体例：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所以，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商事通则》，从整体上调整商事关系，协调个别商事领域的商事主体关系，促进我国商事法律向科学化和体系化发展。

（二）制定《商事通则》的意义

在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加入WTO背景下，制定《商事通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理论价值。

第一，《商事通则》的制定利于结束我国法理界超过半个世纪存在的争议。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第一编总则颁布，中华民国立法院的院长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带便在中央第183次政治会议提交制定了民商法统一法典提案。这部法律对我国法学界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对民商法的确立。随着改革开放，大陆学者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民商分立以及民商合一争论中。一旦《商事通则》出台，结束这样无休止的论争，能促进法理界更为专著地研究我国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现代化问题以及多种法律协调法发展问题上。

第二，可以丰富、繁荣我国的商法研究成果。“民商法合一”的观念制约了我国商法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忽视了研究商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范畴以及基本制度等商法的多种理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法研究的不断进步，商法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阻碍，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法学界对商法的研究停滞不前。因此，制定《商法通则》对丰富民法和商法的内容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商事通则》的制定，能使民商分立法律制度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在建立适应中国时代发展背景的商学体系建立并发挥作用，在提高商人地位的同时，塑造企业的独立发展性，从而得以摆脱官商结合束缚，保证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结语

法理界普遍认为，无论是民法还是商法，只有单行法具有一定数量，对其进行梳理整合，才能从中找出解决更大范围法律问题的系统性、综合性、集中性的大法，这就是法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布了《担保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系列法案。因此，在时代背景下商事法律逐渐显现出制定民法典才是最佳出路的发展走向。自加入WTO后，我国的商事法律迫切要求同国际接轨，才能保证我国的市场经济能有更快、更好发展。当前经济条件下，制定《商事通则》利于确定我国商法独立地位，推动商法理论和部门法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凤霞.历史变迁中的商法地位——兼论民法与商法的交锋与互动[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2]张广荣.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法律思考[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

民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篇3

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变化, 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应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 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 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由于民法的性质, 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 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这一问题:

民法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 即指一国现行法, 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 都可视作不同部门组成且部门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国家可以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 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 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 互相配合, 互相照应, 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 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一方面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另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 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表现在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 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 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 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调整经济, 民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 影响了民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很多人认为只需要经济法, 民法只是管公民的生老病死之事, 法律价值不高。当我们深入研究民法时, 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 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 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 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 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等。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反映在民法上, 就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规定。民法已限定主体范围包括公民、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企业法人、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法人、法人合伙等, 主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 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独立程度, 这就要求有主体制度确认和保障。民法给主体提供了这种依据。例如, 《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 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 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自愿发生等价有偿的经济活动, 即在商品交换, 交换主体意志始终是充分体现主体自身的自愿性、能动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第三, 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通过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和鼓励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广泛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市场选择。

总之, 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 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 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逐渐明确, 我国的民法观念也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 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 改革之初有过激烈的争论。

其次,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一是历史上形成的“重刑轻民”现象和在改革中出现的“重经轻民”倾向仍然存在。民法观念不强,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二是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新中国的法律是在摧毁旧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彻底废除旧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一过程完全割裂了我国法律与一切私有制法律的联系, 使我国处于萌芽中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三是“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有些人从这一角度理解、解释民法, 致使许多人只知有经济法, 不知有民法。

宪法与民法关系 篇4

关键词：宪法；行政法；关系；实施路径

宪法的实施主要是指将文本化的宪法转变成符合实际的社会制度，为此，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有用的施行机制，明确实施主体，改进相关程序，制定有效的方法等。宪法实施方式的多样性，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当前我国宪法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初步分析宪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寻求最佳的行政法实施路径来推动宪法的有效实施。

一、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现状

1.缺乏明确的实施主体

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主体极具多元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指出违宪行为，有义务批评该违宪行为并提出相关建议要求纠正。因此，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主体，很难统一宪法具体的实施路径，容易造成任何人都有权利管违宪行为，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管的局面。

2.实施方法存在漏洞

目前，在我国宪法的实施主要聚集在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将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然而，对于我国现行宪法第116条中所提到的批准生效后应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进行备案这一事前审查，从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无法找到法定的实施部门进行相关备案工作。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对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进行主动审查，目前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这就容易造成无监督审查现象的产生，进而使得实施方法在宪法的具体实践中没能起到作用。

3.宪法实施缺乏规范的违宪审查程序

宪法实施程序主要是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违宪行为审查的具体内容，但违宪程序缺乏规范性；对于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会拥有监督权，然而未充分考虑宪法的具体适应性，没能设立违宪审查相关程序制度。当前我国对于违宪行为的审查依旧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个立法机构，还没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程序，审查过程处于保密状态，我国公民虽有违宪审查批评建议权，但对具体的违宪行为缺乏实质性的审查权利，缺乏可操作的详细措施，为此，制定规范的违宪审查程序至关重要。

二、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行政法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前提条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明确规定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理念上形成规范化指导，为其发展方向做出正确指引，使得行政法更加依附于宪法。

2.依法行政是宪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行政法自身的良性发展能够推动宪法的修正，进而成为重要的源动力。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立法者往往缺少先进的主观意识，加之成文宪法所具有原则的规范性、预测能力的有限性，必定使其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关系，进而未能及时革新相关制度，为此，以宪法为基础，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断革新相关制度，依法行政是宪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三、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

1.采取行政诉讼，有效推动宪法的实施

行政诉讼主要体现了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申诉权和控告权，一方面，面对滥用职权侵害公民的部分官员，公民可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采取行政诉讼法，能有效推动宪法的实施，保护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其他公民的实体权利，

2.依法行政中选用适合宪法权利的规范准则

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理应坚持“宪法至上，依宪执政”的基本法律理念，为确保宪法得以稳定推行，在进行依法行政时须选用适合宪法权利的规范准则，做到依宪执政，使宪法在保障我国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能具备生动性。

3.行政法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推动宪法的实效化发展

宪法与行政法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最佳的行政法实施路径成为实施宪法的关键，对于行政法的实施，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突破宪法实施过程中的瓶颈，积极应对未知挑战，为此，行政法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推动宪法的实效化发展。

四、结语

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为确保其本身的权威性也得靠实施。因此，本文初步分析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提高行政法正常运行的有效性，突破宪法实施过程中的瓶颈，寻求最佳的实施路径即采取行政诉讼、依法行政等，尽早建立行政法促进宪法违宪审查机制，进而推动宪法的实效化发展。

宪法与民法关系 篇5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

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的重要交集是“经济性”, 宪法的基础是民权、民生等重要的有关于民生发展的内容, 经济法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因此, 宪法与经济法二者共有的特征就是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一样, 具有共同的特征, 要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 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这种职能具体表现为:经济法与宪法都要能够体现国家的职能, 要能够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 要求能够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范限制, 并对相关的经济实体的职能进行界定, 通过经济手段, 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它们都要求运用法律化的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 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所以说“经济性”是宪法与经济法的共性。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看, 宪法作为我国发展的《总章程》, 需要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存在体现出来, 并保证任何经济实体与组织能够有效的运行。因此, 宪法必须大量规定经济内容, 对相关的经济实体进行界定, 明确界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相应地, 宪法还需要厘清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济利益, 以保证国家经济秩序能够有效的运行。

国家的宪法必须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其基本的经济制度, 保证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的运行, 尽管各国对此规定的内容不同, 立法体例上也不统一, 但是对于经济制度的制定、分配制度的制定、经济体制的内容等都作了有效的规定。宪法对有关经济管理制度的规定, 需要加强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与规定, 这样就构成了“经济型宪法”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 制约着社会经济法制制度的形成于法制, 也促进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制, 宪法的规定是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宪法的实施必须以充分保护社会主体和公民经济的自由权利。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制度, 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发展, 直接影响经济法调整的目标, 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 宪法所确定的经济体制, 对我国的经济法制度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 就无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有机的规划, 经济法的实施就缺乏宪法上的依据, 也就无法对市场经济的主体进行宏观调控。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经济法是对宪法规定的经济法规进行实施的重要途径, 由于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 都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定, 两者之间的互动要求能够相互促进, 不仅体现为宪法对经济法的上述重要影响, 也体现为宪法需要经济法的具体落实, 只有通过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主要作出规范, 才能有效的保证宪法的合理实施。宪法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 它对国家的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 如果经济法不能有效的对宪法规定的内容进行实施, 宪法中的经济性法规就会失去意义, 也就直接影响宪法的生活效益, 没有经济法对宪法的经济法律进行落实, 经济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具体途径是多元化的, 虽然主要体现为当代的经济和经济法发展对宪法变革产生的影响, 促促使着宪法的变革, 但早在经济法尚未成体系之前, 经济的发展直接对宪法的形成具有推动的作用, 它直接涉及国民基本财产权保护的财税法规范, 对国家经济市场的发展具有稳定的作用, 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已有较大推动。

基于宪法与经济法共有的经济性, 二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 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 使其能够对经济法产生重要影响, 促进经济法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 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和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 要求宪法能够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监管, 使得宪法的经济性规范不断增加, 也在不断的增加经济法的内容, 也扩大了经济法的使用权限。因此, 只有宪法与经济法良性互动, 交融共生, 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才能有效的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 因此, 要促进经济法与宪法之间的有效互动, 需要对二者的“经济性”与“一致性”进行分析。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一致性”要求经济法与宪法在规定市场主体行为具有一致的要求与目标, 这是二者经济性的必然要求, 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 二者之间的目标是相同, 促进社会的发展, 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 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 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通过市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更有效”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 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的同时, 二者在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强度经济法要能够“合宪性”, 二者在这个目标上也是一致的。其次, 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 经济法对宪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执行宪法中的相关经济政策来实现的, 同时, 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规范着经济法运行的相关条款, 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 要求经济法的规定是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才使得宪法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同时, 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 才能将现实社会中的变化情况有机的融入到宪法的变革中, 提高宪法的实用性, 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 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 具有共同的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

此外, 仅从一般法理的角度来分析, 宪法作为根本法、基本法, 是国家存在的根本, 其规定具有“根基”的意义, 对于经济法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经济法要落实宪法的规定, 需要就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 制定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 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使宪法的“根基性规范”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 也能够提高宪法的适应性, 从而保障宪法规范的有效执行和合理的应用, 通过经济法的实施, 促进了宪法在经济法中基础性作用, 由于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是制定经济法规范的重要依据, 也是经济法实施的重要保证, 因而, 经济法的制定应该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同时, 需要我们加强对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交融和促进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经济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就需要宪法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 制定出新的规则制度, 来保证经济法的有效实施, 也为经济法的确立提供政策支持, 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 也需要经济法的实施途径进行有效的保证, 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

四、小结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 要注意对二者统一的基础———经济性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就能够有效的对经济法与宪法二者内在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能够保证二者之间的“经济性”、“一致性”, 有助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只有二者在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情况下, 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因而两法可能会针对同一问题, 对不同的情况, 作出相同的规定, 分别作出相对原则或更为具体的规定。

参考文献

[1]邢会强.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 (3) .

[2]蒋悟真.传承与超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以若干经济法律为视角[J].法商研究, 2012 (3) .

宪法与民法关系 篇6

关键词：人权,宪法,刑事

1现行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一般认识

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 我国法学理论界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主要的认识有两点:一是宪法是刑事诉讼法制定的根据;二是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即认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其理由主要是基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 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母法”与“子法”关系, 主要表现在:

“ (1) 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 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 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其本原则的直接依据; (2) 宪法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 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一基本原则的宪法根据; (3) 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 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以上论述概括地说明了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2对现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观点的解析

(1) 它反映的是一种共性化的关系。

我国传统法学一般认为, 宪法与部门法“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母法’、‘子法’的从属关系。” 这已经成为理解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模式化概括“, 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定性, 实际上只是简单套用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属性的一般描述方式。用“母法”与“子法”的关系的概括不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全部内容。

(2) 不能更深层次的理解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的内在涵义。

在论述刑事诉讼的具体原则、制度和程序时, 大多数学者往往会简单、直接地引用相关的宪法规定以增强其说服力。而这种简单的引证方式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方法之一, 其危害性的表现是研究成果缺少思考性。这种思维模式的错误, 在于它是从应然命题中简单、直接地推断出实然命题。这种引证方法放的另一个不利后果是, 导致了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的宪法根据缺乏创新性的研究。与此相应的是, 学者们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宪法根据的合理性、正当性也缺少必要的反思, 进而也影响到了刑事诉讼实践。

(3) 这种观点仅仅是反映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位阶关系。

众所周知,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 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是存在位阶关系的, 它与其他法律规范层级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 这种位阶关系主要表现:部门法是宪法的下位法, 他们的制定要遵循相关的宪法规定, 由有权制定的机关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 其法律原则和精神也主要来源于宪法中的规定。由于对位阶关系的过分关注, 客观上巩固和强化了宪法的统治性和根本性的地位.但与此同时, 在二者的关系中, 刑事诉讼法的能动性与反作用的关注相应的减少.学界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时, 不应仅仅局限在两者的位阶差别, 而要更多的关注二者在运行过程中的互动。显然, 以上观点没有概括体现出这样的内涵, 因而是比较片面的。

3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新型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

(1) 刑事诉讼法是与宪法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法。

在现代社会中, 从应然的角度上讲, 宪法与部门法之间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 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 具体到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时, 就应当从实在法的角度, 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的现实形态。在世界的其他国家,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人权宪法”、“应用宪法”、“宪法的测震仪”等, 都是在说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要优于宪法与其他的部门法;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将二者称为“天然的联系”。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 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以至于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过程其实也就是宪法的适用过程”。如前所述, 在现代各国的宪法中, 普遍规定了大量的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条款, 其中尤其以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关的条款居多。

(2) 刑事诉讼法应该是宪法权利的最基本的保障法。

从应然角度上说, 基本人权应当首先由具体的部门法来规定保障与救济规范, 但是, 对于宪法中没有规定的而应该属于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 可以根据人权保障条款引申出来, 如生命权、罢工自由等。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国家关于规范国家机关追诉犯罪、保护人权的基本法律, 由它引申出来的被告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需要在宪法中加以确认。因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定的使命, 在很多时候, 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就是以一些个人的重大利益为对象的, 而这些重大利益往往涉及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这些权利也是现在社会中他们享有其他权利和开展各种活动的基础。因而没有哪部法律规范像刑事诉讼法那样存在着对国家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冲抉择。再者, 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而言, 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 所以在刑事诉讼中更应当体现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然涉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因而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关系, 对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夏红.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新论[J].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3]谢万兵, 李昌盛.不当与失范——刑事诉讼的宪法维度思考[J].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