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保投资（精选12篇）
企业环保投资 篇1
一、引言
(一) 加强企业环保的意义。
近几年, 雾霾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问题, 治理环境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国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下, 随着GDP的快速增长,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而来。然而, 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只能阻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从长远意义上来看,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这是关乎人民健康、民族未来的长远之计。同时,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优、节、保、建四大战略任务, 这进一步凸显了环保的重要性。
在2016年3月5日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李克强就“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报告。报告中明确了改善环境的重要性, 坚持环保和发展同时推进, 持续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治理大气、水、土壤的污染, 及时防止污染并对已污染的生态进行修复。从用水量、能耗、碳排放以及森林覆盖面积等方面, 对五年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定下目标, 尤其是对雾霾天气要取得明显的改善, 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李克强指出:我们要持之以恒,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企业利益关乎国家经济状况, 与此同时企业的环保同样关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加强企业环保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环境质量问题是关系民生、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 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行为都将影响环境质量的高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博弈论对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清晰, 对进一步制定环保政策有重要作用。
(二) 相关文献阐述。
朱兴龙 (2010) 指出政府的环境规制是否有效, 要看企业对此环境规制政策的反应以及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通过对单个个体的博弈分析和两博弈群体的分析, 得出要加大政府对企业的激励力度, 增进监督处罚能力。张倩等人 (2013) 基于规制经济学, 以及规制过程中的博弈研究基础, 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 研究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构建模型分析认为, 政府的排污税率、谎报罚金、企业自身的排污技术水平以及企业的声誉损失影响环境治理策略, 但监管强度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水平。因此, 应通过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积极开展污染治理工作, 提高环境规制。关华等人 (2014) 就我国目前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来治理环境, 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只通过环保政策通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文章就建立新的考核标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以及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文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 只是理论上说明环境保护需要改进的地方。贾德友 (2015) 在基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政府与企业博弈优化分析及对策建议的文章中指出环境保护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等多方面, 涉及政府、企业、公众多个群体。文章通过分析当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过程, 研究了他们之间的优化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对策建议。侯玉梅等人 (2015)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 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节能减排努力准入标准、政府监督信号考虑在内,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别探讨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 结果表明节能减排努力市场准入标准越高, 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固定补贴;根据观测到的企业不同的节能减排努力水平设计激励机制;政府监督也对节能减排有重要作用。
以上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宏观的监督进行的分析, 没有对激励机制进行数值模拟。本文将从政府对企业投资环保角度建立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进行分析, 企业投资环保进行生产, 成本的增加需要政府补贴一定的比例, 使得企业获得最大利益, 同时达到政府环保的目的。
(三) 委托-代理模型。
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广义上指所有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 交易中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另一方则称为委托人。通俗地讲,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是代理人, 信息滞后的一方是委托人。同时, 这样定义隐藏的前提假定是, 信息优势方影响信息滞后方的利益, 换句话说, 信息滞后方不得不为信息优势方的行为承担风险。委托-代理模型指:在各方参与者中, 一方参与人 (称为委托人) 想让另一方参与人 (称为代理人) 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 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 只能通过间接的一些变量来观察, 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的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 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要做的是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制定一些奖惩措施, 以激励代理人做出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
二、企业之间的博弈
假设有两个企业, 分别有两种纯策略选择, 即选择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或选择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简称“环保生产”和“非环保生产”。企业选择“非环保生产”会产生各种环境污染, 但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 企业受益为R。企业选择“环保生产”对社会公众的利益即社会效益很高, 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增加的成本为C0, 包括设备投资、技术投资、人力投资等。以利益为主的生产型企业会以环境为代价来降低自己的成本, 从中赚取最大的利益。 (表1)
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看出, (非环保, 非环保) 是两个企业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 但这种均衡是低效率的, 会产生公共资源的悲剧。公共资源是指: (1) 没有哪个个人、企业或组织拥有所有权; (2) 大家都可以自由利用。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每个利用资源的企业都相当于面临着一种囚徒的困境:如果仅一个企业进行“非环保生产”, 则自己得利;如果所有企业都进行“非环保生产”, 而且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则所有企业将面临停产的危险。从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可以看出, 仅有企业的存在, 各个企业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在日益竞争的环境下, 企业只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降低成本, 长久下去环境质量将日益下降, 广大公众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所以,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想要获得长久的社会效益, 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应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政府与企业的博弈
假设政府和企业分别有两个纯策略, 企业可以选择“环保生产”和“非环保生产”。政府可以选择“监管”和“不监管”。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无论企业做何种选择, 政府必须支付一定的监管成本C1, 包括技术检测、人工考察以及环境评估等。当企业进行“非环保生产”被政府监管发现时, 受到的惩罚为F, 包括停产、罚款以及刑事责任等。政府无法干预企业的具体决策, 只能通过监管的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表2)
由得益矩阵可以看出, 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非环保惩罚F远高于环保生产投入的成本, 企业会选择环保生产。此时, (监管, 环保) 即是最优选择;当政府对企业的惩罚F足够大时, 企业一定选择环保。此时, 政府的最佳选择为不监管, 即 (不监管, 环保) 为最优选择。在此博弈中, 政府想要让企业主动进行环保生产, 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 确保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加大惩罚力度, 一旦查到有违章生产的企业必定进行严厉的惩罚, 使企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主动环保。在此看来, 政府的惩罚力度直接关系企业环保的程度, 政府想要降低自己的监管成本, 就必须加大惩罚力度, 但相反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例如:企业生产性不高, 投资减少, 导致经济的萎缩。在此基础上, 假如政府能再给企业一定的激励措施, 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环保生产带来的高成本, 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环保的力度, 由此政府可以放松对企业的监管, 从而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
四、政府给企业一定的环保补贴
若企业进行环保, 政府会给企业一定的补贴S, 包括技术支持、设备投资补贴、资金拨款等。一方面解决企业环保的实际困难, 降低企业环保带来的高成本, 让企业愿意主动环保;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若企业选择环保既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 又可以避免政府监管带来的惩罚。对政府来说, 虽然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但相对监管付出的成本以及随之带来的环境效益, 给予企业的补贴是值得的。 (表3)
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只要R-C0+S>R-F, 即R>C0-F时, 企业一定会选择环保;当政府的补贴足够大, 使得R-C0+S>R, 即R>C0时, 无论政府是否监管, 企业都会选择环保。此时, 政府则选择不监管, 即 (不监管, 环保) 为政府和企业的最优选择。
由以上分析得出, 在C0-F<S<C0时, S越大, 企业环保的概率就越大, 政府监管的概率就越小。同时, F越大, 补贴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越大。
五、企业行为选择
政府与企业在环保博弈过程中, 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二者的博弈关系中, 信息是非对称的, 由于政府不能完全了解企业的行为, 也不可能左右企业的具体决策, 只能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促使企业朝着自己的利益做决策, 所以政府充当着委托人的角色。相反, 企业充当着代理人的角色。企业的行为会影响政府的利益, 同时政府的相关措施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达到双方利益均衡, 实现社会环境的最大效益是政府的最终目标。
(一) 模型的建立。
假设政府给企业的补贴是按企业环保力度进行的, 企业环保力度越大, 得到政府的补贴就越多;相反, 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越少。企业首先考虑要不要接受, 就上文的讨论中, 企业接受补贴激励是最优的选择。企业就政府给出的补贴激励, 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高投资环保生产;另一种选择仅达到政府标准的环保生产。
假定a为企业投资环保水平, 环保收益的线性收益R=a+θ, 其中θ是均值为零, 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 代表不确定的因素。假设R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即给定θ, 代理人投资环保越多, 环保收益越高, 但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 , R是θ的严格增函数 (即较高的θ代表较有利的自然状态) 。
假设政府补贴激励函数为S (R) =α+βR, 其中α是代理人得到的固定补贴, β是代理人投资环保的补贴系数。
假设企业环保投资成本函数C (a) =ln (a+2) , 其中c0是代理人固定的投资成本, k是代理人投资环保设备的成本系数。
企业环保高投资用aH表示, 低投资用aL表示。相对应的环保收益用RH和RL表示, 政府补贴激励用S (RH) 和S (RL) 表示, 企业投资环保成本用C (aH) 和C (aL) 表示。
该博弈可以用图1所示的扩展形表示。 (图1)
政府的激励相容条件为:S (RH) -C (aH) >S (RL) -C (aL) ;代理人愿意接受委托人委托的参与约束为:S (RH) -C (aH) >0;委托人愿意选择委托的参与约束为:RH-S (RH) >0。
(二) 模型数值模拟。
若努力环保的收益函数为:R=10a-a2, 政府补贴激励函数为:S (R) =2+0.6R, 企业环保投资成本函数为:C (a) =ln (a+2) ;代理人环保高努力水平2单位, 环保低努力水平1单位。则RH=16、RL=9;S (RH) =3.2、S (RL) =2.6;C (aH) =1.39、C (aL) =1.10。如图2新的博弈得益结构。 (图2)
由于S (RH) -C (aH) =1.81>S (RL) -C (aL) =1.5, 满足使代理人努力的激励相容约束;S (RH) -C (aH) =1.81>0满足代理人接受委托的参与约束;RH-S (RH) =12.8>0满足委托人提出的委托条件。由此看来, 政府的激励机制的有效的, 只要政府选择合适的激励合同, 就能保证政府与企业在效益方面得到双赢。
六、加强企业环保对策建议
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尽量减少企业之间的寻租行为;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企业环保过程中确保企业利益不受影响;使得环境效益最大化。
企业之所以有寻租行为, 是环境质量问题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 每个企业都将这种责任推到别的企业, 或将环境效益问题抛在企业效益之后。政府可将环境质量责任划分到各个企业, 优秀企业评选直接与周边环境质量挂钩。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采取共谋方式的主要原因, 将环境质量作为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方面。政府可将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转化成对立或竞争关系, 将大大减少寻租和共谋的行为的发生。
政府若对每个企业监管, 将付出大力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就我国目前的环保机构还是受到人员、资金和技术的制约, 并且想要做到逐个企业的监管也是不现实的,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惩罚力度, 使得企业一旦达不到政府的环境标准, 就会遭受惨重的代价。为保证企业的利益, 政府相应地要给予一定的补贴, 来缓解企业环保带来的成本压力。政府的激励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 企业会选择高环保的生产模式。所以, 处罚与激励相结合的政府手段, 既缓解了政府的监管压力, 也保证了企业利益使得企业主动选择环保。
在此基础上, 政府要在企业之间宣传环保生产理念, 加大环境保护教育力度, 将环保深入企业内部作为企业的文化。同时, 企业要注重科研发展, 提高环保技术来推动环保事业。政府要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 将对环境污染大的企业进行改造和整合。因此, 政府、企业和公众想要和谐发展, 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 以利益为主的企业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或激励的方式, 使企业加大对环保投资的力度。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中,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如何制定政策,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是使企业达到积极环保的关键。针对博弈结果, 提出政府最有效的机制, 使企业保证最大化利益的基础上主动进行环保投资。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政府,企业,最优激励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
[2]贾德友.基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政府与企业博弈优化分析及对策建议[J].科技与产业, 2015.4.
[3]侯玉梅, 朱俊娟.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排激励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 2015.1.
[4]万林葳.生态文明理念下企业环保投资博弈分析与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 2012.1.
企业环保投资 篇2
会计0701班 魏亮
一、投资领域：节能环保领域
二、投资可行性：
1.投资背景：
中国的节能环保的投资，实际上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去揭开它的面纱的。比如说在水的方面、空气、废物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一个低端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先污染再处理。
那么，随着市场的发展，到了2002年、2003年，更多地关于节能的方式出现了，就是少污染，这样治理的难度会降低很多。但是，这几年市场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方式，比如说可再生、节能和环保的能源或资源。
2.市场需求：
未来的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灾难很可能会比20世纪70年代更为可怕。因为，能源短缺将会更加严重，也更为持久，而且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会上涨得更高、更快。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时候，股市的动荡将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剧烈程度，不确定性的阴影将重新笼罩整个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市场。
所以说市场更需要的是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品来弥补和中和潜在的风险和动荡。
3.政策导向：
吸引投资机构的主要原因，除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外就是政策导向了。而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在各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强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水、脱硫、工业废物的相关指标，直接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蓬勃发展。
还包括对于太阳能、风能的大量补贴，使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4.投资前景：
最近两年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涌现的投资事件，显示了风险投资对节能环保领域的看好，2008年，中国的节能环保领域能够吸引7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到2010年，则将猛增至20亿美元。
节能环保已经成为了继信息技术和电信业之后的第三大风险投资领域。
环保投资盛宴 篇3
柴静通过大量详实的数据向我们讲诉了雾霾的来源、危害，揭秘了我国煤炭、石油、钢铁、汽车等行业在环保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揭示了环保部门“有责任无权利”的悲哀现实，给全民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环保课，唤醒公司沉睡的环保意识。
该片播出后搅动资本市场一池春水——周一，A股环保股出现涨停潮，包括国电清新、三维丝等在内的十多只环保概念股涨停，次个交易日继续现井喷行情。国泰君安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高调指出，“2015年能够看到的将会全面超预期的行业目前只有一个，就是环保。”
环保问题一直也是高层重点关注的领域。《穹顶之下》在两会前播出，势必会让环保问题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此前的两会上，关于生态保护、美丽中国、雾霾治理等也都是提及频率最高的热点之一。
毫无疑问：环保投资盛宴来临！面对A股39只正宗环保股，我们该投哪只？又该怎样投？相信看完本期的封面文章，您将会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和了解。
环保股2014年走势并不理想
《穹顶之下》播出后，关于环保行业的投研报告纷纷在第一时间面世。记者查阅Wind资讯的行业研究中相关报告发现，有超过50篇报告都在分析环保行业以及相关个股。机构的结论也都大同小异：调查纪录片提高了民众对于污染的重视度，刺激环保股关注度进一步升温，环保主题投资正式开启。与我们本期封面文章主题《环保投资盛宴》相一致。
事实上，回顾环保股2014年的走势，可以发现其实并不理想。2014年环保股呈现冰火两重天的走势，上半年普跌，而在下半年企稳反弹。不过，整个板块全年涨幅仅有37.54%，远跑输于银行、券商等大蓝筹股。
2015年“强主题”之一
既然此前表现差强人意，那么，为何我们在此时间点上却提出环保股的投资盛宴？
我们看到，2014年行业的大幅调整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的悲观预期，而整体来看环保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提高的——收入规模和利润规模增速都同比有所提高。预期良好的背景下，环保股的炒作便有了业绩支撑。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在于环保政策‘大年’近在眼前，你却看不到它。”
国泰君安的研报虽然写得多少有些煽情，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所言的正是不争的事实。环保政策已经进入事件多发期及政策预期密集期——1月1日，“史上最严”《新环保法实施》;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1月15日，201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2月13日国新办召开例行吹风会，翟青副部长称“水十条已经进入报批程序，很快会出来”;2月27日陈吉宁任环保部部长、央视前记者柴静发布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一系列的信号明确告诉我们——2015年是环保行业政策“大年”。
种种迹象显示，环保股有望成为2015年的“强主题”之一。而且这次行情将走得更久更深，也绝非简单的“由视频驱动”的事件型主题、反弹行情。
企业环保投资 篇4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虽然近年来我国环保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占GDP比重从“十五”期间的1.32%增长至“十一五”期间的1.44%,但与发达国家该比重稳定在2%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吴舜泽等,2014;朱建华等,2012),环保资金缺口不容忽视。有研究认为,环保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本应该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没有意愿主动承担环境投资和污染治理责任(唐国平等,2013)。为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向企业施加更大的环境压力。理论上讲,环境规制能够引导企业的环保行为,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往往是在面对政府环境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Maxwell&Decker,2006;李永友、沈坤荣,2008)。但在实践中,政府的环保意愿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实质行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数据检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制度背景下,政企关系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都会影响到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于文超、何勤英,2014)。那么,在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环保投资的传导过程中,政企关系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制度理论,选取2008-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尝试在以下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拓展:(1)在从整体分析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延伸,进一步研究其存在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2)结合我国产权制度特征,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政企关系,着重考察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调节机制,探究政企关系可能造成的增值效用或减损效用;(3)立足于优化“政府规制—企业行为”的传导路径,提出“因企而异、因地制宜”的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合法性理论将合法性视为组织权力结构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个体把某种秩序看作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认同,从而构成了秩序存在的合法性。Maxwell&Decker(2006)、Murovec et a(l2012)指出,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合法性管理的一部分,其动机是满足环境合法性要求,减少监管者对其预期的罚款和监管频率,最终降低企业的环境遵守成本。制度理论也认为制度具有约束和影响组织行为的功能。组织受到制度的压力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文化认知压力(斯科特,2010)。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规制压力之一。研究表明,企业之所以进行环保投资和环保技术研发,主要是因为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该压力成为企业环保投入的源动力和决定因素(唐国平等,2013;Taylor et al,2005;Doonan et al,2005)。但也有学者发现,企业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逐利本性会驱使企业仅进行少量环保投资(张功富,2013)。因此,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在企业忽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有必要给予强有力的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社会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强,对环保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更为坚决;另一方面,重污染行业自身面临国家的环境压力较大,很多法规明确指出加强对重污染行业的监管(唐国平等,2013),上述因素使得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为积极,推动其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
H1b: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H1c:在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在我国当前政企尚未完全分离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会将自身的意愿转嫁到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曹亚勇、于丽丽,2013)。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联系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掌控的资源,相应地也容易被政府控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随着环境污染加剧,在不断增加的政府环境压力下,国有企业往往会表现出“准政府”性质,迎合政府的环保意志。而且,政府控制权越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越强(逯东等,2012)。被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政府环境压力,在环保投资方面的表现也更为积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往往会通过主动建立政治关联替代正式制度,以降低由于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Wei et al,2010)。建立政治关联成为民营企业对政府掌握资源的一种反应方式(Ang&Boyer,2007;刘慧龙等,2010)。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政策时的策略选择,削弱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和环境政策法规对企业的压力(杨其静,2011)。较强的政治关联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力度,进而减少当期的“环境遵循成本”(于文超、何勤英,201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来,上市公司逐渐公开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因而样本选取从2008年开始。本文选取2008-2013年间披露年度环保投资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ST、金融业、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582个观测样本。企业环保投资数据是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手工收集和整理;计算环境规制力度所需的工业三废和工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数据是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披露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个人简历手工收集所得,以新浪财经和金融界数据作为补充;其他变量的数据也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构建基本模型(1)。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环境规制力度滞后一期。对于政企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按照政企关系对样本进行分组,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检验。
其中,EPI表示企业环保投资,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当年平均总资产这一相对数衡量,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代替。Gpe代表环境规制力度,用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衡量。借鉴唐国平等(2013),基于工业三废的达标排放率构建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参考Leiter et a(l2011)、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选择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衡量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从表2可知,全样本和分年度样本的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相差比较小,随时间变化不大,但极小值和极大值却相差百倍之多。均值大于中位数,标准差明显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大部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小于平均水平,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并可能呈现突出的个体差异。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1a。此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也均小于2,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示相关性分析结果。
(二)回归分析
(1)环境规制力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分析。如表3所示,在全样本和国有组样本中,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民营组样本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见,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环境压力均对提高企业环保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a。回归结果还发现,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作用更显著,支持假设1b。在重污染行业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通过对比检验重污染行业样本和全样本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在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支持假设1c。(2)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影响分析。由于政企关系因企业产权性质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本文分别从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两方面考察政企关系。国有企业样本按照最终实际控制人政府的实际表决控制权衡量,如果政府实际表决权大于50%定义为政府绝对控股组,否则定义为政府非绝对控股组。民营样本采用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存在政治关联衡量,借鉴罗党论、唐清泉(2009)的研究,将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义为政治关联组,否则定义为非政治关联组。表4报告了政企关系影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在国有样本中,政府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压力(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且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国有全样本,而在非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虽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能够影响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在政府绝对控股样本中显著的强化了二者的正相关性,支持假设2。在民营样本中,非政治关联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是政治关联样本的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环境压力在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能够对提高环保投资规模发挥预期作用,而在政治关联样本中环境规制失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对政府环境压力存在明显的防御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支持假设3。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另外,采用樊纲等(2011)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分项指数作为环境规制力度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讲,在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企业经营决策受到政府影响越大,面临的政府压力也就越大。如表5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得到支持,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故可以认为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环境污染治理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而且该正向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政企关系能够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但因产权性质而异: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能够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向作用;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在于:(1)政府相关部门应继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尤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性,防止“一刀切”,在环境规制强度、工具等方面实施有差别的措施;(2)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国有企业在获取便利的同时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可采取税收优惠等方式减轻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成本负担,如,环保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等;(3)环境执法机构应保持执法的独立性,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透明度,引导公众和媒体参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监督,避免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进而“虏获”政府的行为;(4)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应建立环境规制政策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行业环保投资自律机制及奖惩机制,积极建立以“环境金融”为基础的环保投资新模式。
企业环保投资 篇5
环保产业的影响
关键词: 环境法制/环保投资/环保产业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从各国环境保护的实际历程来看，同一般的社会投资和产业发展不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是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所“引导”或者“转化”出来的。探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生态环保工作，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基本情况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法治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起了一个由宪法中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条款、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国际公约和条约以及配套的标准等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5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已达上百件。各地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与资源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达1500多件。我国批准和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条约48项。
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整个过程来看，从规划、项目决策到污染物最终处置的整个过程来看，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一些重要法律制度。如在规划和计划环节，形成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制度；在建设项目环节，形成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1]制度；在生产、经营和污染治理环节，形成了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近年来，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的影响下，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有了新的变化，调整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从源头防治污染成为立法的重要方向。随着《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有关清洁生产审计、环境管理认证、环境标志等制度也逐步得到实施。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新的《节能法》的颁布实施，鼓励清洁能源利用和节约能源的一系列新制度得到实施。
二、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近三十年的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过程中，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从两个方面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一方面是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引导形成环保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直接引导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2]，初步消除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信心，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各类可再生能源开发规模增长迅速，风电2006年底吊装完成装机容量133万千瓦，比过去20年的总和还要多；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能力达到创纪录的30万千瓦，比2005年增长15万千瓦，超过世界生产能力的10倍；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1800万平方米，比2005年增长200多万平米，累计使用量接近l亿平方米。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入，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三大石油集团、神华集团、长江电力、申广核、广州粤电等，纷纷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风险投资和民间资本开始介入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到2007年底，大约有20家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一些大公司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分别在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和国内等主要股票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了200亿美元。由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拉动，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制造业发展迅速，上海电气、大连重工、东方汽轮机和哈尔滨电气等大型装备集团也开始进入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国际主要的风机制造企业或企业集团也开始进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到2008年底，我国已拥有70多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和大批配套厂商，其中18家已有兆瓦级风机样机，其中6家具有成机生产或集成生产的能力。年生产能力超过10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企业超过15家，其中进入世界十强的2家；太阳能热水器制造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
在直接引导政府和企业投资方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曾对修订草案的预期效果及需要的投资作了一些初步的估算。从当时修订内容来看，如果在法律公布后，执法到位，各项法律规定切实得到实施，预计将取得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开始逐年减少；重点城市大气质量明显改善；机动车排气污染得到控制；城市扬尘得到有效控制。实施有关法律规定预计所需投资是： 1.总量控制方面：控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实现到2010年使“两控区”[3]内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000万吨左右的目标，约需治理投资180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180亿元； 2.重点城市污染控制方面：从当时34个重点城市（扣除达标的13个城市）来看，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沿海开放城市。如福州、汕头、苏州、湛江等，这些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大气质量也较好，实现大气质量达标不需要更多投入，平均约6亿~8亿元；第二类是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虽然经济条件好，但治理大气污染任务较重，实现达标需要较大投入，平均在250亿~300亿元左右；第三类是其他城市，如郑州、杭州、青岛、桂林等，实现达标平均需投入15亿~20亿元。综上所述，这34个城市若实现达标，约需投入1200亿~1500亿元。3.机动车污染控制方面，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使机动车污染控制达到国家新规定的排放标准，所需的控制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 ~0.7%。4.扬尘污染控制方面，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控制远比工业污染治理简单易行，只要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加强管理，不需要多少投入，就能够取得成效，根据北京市实例测算，防止施工扬尘费用仅占整个工程概算的0.1% ~0.3%。虽然法律实施后的情况与原来预计不尽一致，但有关法律规定会引导大量公共财政和企业资金投资环保投资是确凿无疑的。近年来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虽然未作类似的估算，但其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实际影响作用是相近的。
2001—2006年底，六年时间内，全国环境污染治理累计投资为10965.3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203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1834.5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2927.8亿元。
三、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
当前，由于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本身的缺陷和法律实施的缺失，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方面的潜力和作用还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尚不能为实现环境保护规划目标，落实环境保护规划的投资及其他各项保障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根源主要是：
1.一些重要的环境领域尚处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不能确保这些领域获得市场注意和社会投资。这结领域包括循环经济发展、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土壤污染防治、湿地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维护管理、生物安全等。同时，法律规定大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阻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制约了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引导效应的发挥。
2.市场调控手段缺乏，缺乏激励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激励机制。在这方面真正实施的只有排污收费、污水处理收费、电厂脱硫加价等几项制度和政策，并且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其他起抑制环境污染的环境税费和鼓励环境保护的环境补偿制度基本是空白。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和合理的制度设计，相应就不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发展环保产业。
3.公众参与缺乏有效的立法保障，相应的社会调控机制尚未有效发挥作用，社会自觉的环保需求不足。在发达国家，以自愿协议、环境标志、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社会调控制度，已经在法律上获得有效保障，成为政府、市场之外保护环境的重要社会调控机制，成为环保需求和投资的重要引导力量。
4.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问题相当突出，法律规范的环保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不能带动相应的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中央部门缺乏对地方部门的领导和制约能力；行政执法力量特别是基层的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力，许多违法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社会的守法意识还不够高，一些政府领导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干扰正常行政执法工作，为某些违法行为袒护；司法部门办理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件的能力不足，办案不及时，处罚力度不够。
四、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了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相应对中国的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目标、新方向。在今后长时期内，我国环保立法应当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基本方向，以循环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为重要领域，逐步形成涵盖全面、制度健全、法规与技术规范配套的环境法体系。
1.在立法目标上。应当从防治单项常规污染物和保护单项生态要素，转向重视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安全，转向重视保护生态系统的系统整体存在价值；从注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向注重生产全过程控制，注重优先采用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手段；从重视防治单项、局部的环境问题，逐步转向防治区域的和全球的环境问题；从注意防治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转向同时注重防治生活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从强调政府调控，转向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和社会调控机制相结合。
2.在立法框架上。在总体框架上应当逐步形成由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或者政策框架法、单项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构成的完整法律框架。当前要把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生物安全）、资源节约和有毒有害废物监管等作为法律制定或者修改的重要领域。对每一单项实体法律，应当大力加强配套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所构成的配套体系，强化法律的可操作性，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创造条件。根据各地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当努力制定一些更具有地方适用性和针对性的专项地方性法规。
3.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要在已经基本建立的常规污染物行政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危害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和机制，包括绿色GDP考核制度，以强制性的环境和资源标准为核心的产业指导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增强政府在产业调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综合决策和协调能力。在市场引导方面，应当逐步建立有关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价格形成的制度，探索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效率；研究探索由资源税费、环境税费构成的“绿色税收”制度和资源、环境使用权的交易制度，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市场运行机制。在引导和扩大公众参与方面，应当积极努力，逐步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各种权利；完善有关环境状况信息和环境决策信息公开化的制度规定，完善公众参与各种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完善相关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赔偿的制度和程序；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推进环境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健康文明和对环境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4.在法律实施机制上，要在改进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实施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效力。从行政主管部门来说，要加强监测能力、监督管理能力和紧急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要加强中央和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垂直领导；从社会公众来说，要引导和扶持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包括专业性组织和社区组织，支持其参与环境监督。在这方面，首先要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本身就是最好的监督手段。
注释: [1]“三同时”制度，是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它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是防止新污染和破坏的两大“法宝”，是我国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化。
[2]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从价格、税收、强制性市场配额和并网接入等方面鼓励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如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上网电价应当公布。”
[3]“两控区”是指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根据气象、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可以将已经产生、可能产生酸雨的地区或者其他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即“两控区”。
参考文献：
穹顶之下，环保股迎来投资良机 篇6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2015年能够看到的将会全面超预期的行业目前只有一个，就是环保。”光大证券表示，“环保是一个大级别的主题机会，行情会贯穿全年。”国信证券“对2015年环保行业持乐观态度。”
目前A股市场上正宗的环保股共有39只，其市盈率普遍在30倍以上，最高的超过300倍。虽然估值并不算便宜，但由于行业有望保持25%以上的增速，且业绩低于预期的可能性较小，同时2014年行业的大幅调整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的悲观预期，今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的相继推出，行业迎来良好的投资机会。
环保设施投资加大
一年春又到，两会进行时。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全民热议，环保话题也成为两会到来之际最热门的话题。
事实上，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近年来高层重点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权重于保护财产权，中央高层也已经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成为了重要的执政理念。2014年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就环保问题作过重要讲话和批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新环保法已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相比于旧环保法，新环保法特别强化了各级政府的环保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因部门存在的多种违法行为而造成环境出现严重后果，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于近期上任。3月2日，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北京与记者见面，他用“铁腕治污”来形容即将展开的环保部的工作，重拳推进新环保法落地，对违法企业进行严肃查处和对地方政府启动问责外，还会对“未批先建”的项目进行治理，同时还将对“红顶中介”进行清理。
此外，2015年为十二五规划末年，是十二五的考核之年，为全面完成“十二五”环境治理的目标任务，地方政府环保投资呈现加速赶工状态，2015年或成为十二五环保设施建设招标的最高峰。此外，环保“十三五”规划编制思路已拟定，将建立环境质量改善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双重体系，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实现三大生态系统全要素指标管理，十三五期间环保投资将继续大幅提高，未来五年环保需求将持续增加。
高层的环境治理决心、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大的舆论，都将给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压力，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势必将大幅加强，从而带动环保设施投资加大，购买环保服务需求加大，利好环保股。
投资价值较为明显
据Wind资讯统计显示，A股环保股概念股共有46只，我们将其中主业与环保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剔除掉，剩下了其中的39只正宗环保股（见表1）。
从上述股票可以看出，环保股的市盈率普遍都不低。但从业绩增长来看，行业个股保持着较快的增幅。前三季度，环保行业收入同比增长18.68%，净利润同比增长22.06%。在环保五个子行业中，除节能行业的净利润同比下滑5.93%外，其余子行业的净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依次为：固废处理同比增长35.07%、环境监测同比增长29.8%、污水处理同比增长19.39%、大气治理同比增长18.4%。在目前已经出现股价催化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板块的高估值承压并不会太大，而且随着业绩的逐步释放，板块投资价值较为明显。
具体到投资策略来看，中信证券对环保行业维持“强于大市”评级，基于混合所有制释放活力、工业治污力度显著加大、再生资源市场空间打开等因素，重点关注东江环保、碧水源、聚光科技、桑德环境、格林美，建议关注国企/水价改革方面的首创股份、瀚蓝环境、重庆水务，以及并购弹性大的维尔利、天壕节能、中电环保等。
兴业证券认为固废处理中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包括生物质、废弃电子电器和报废汽车拆解）、环境监测、水处理工程以及脱硫脱硝外的“新”大气治理行业将是今年的主攻方向。其中，推荐的个股包括迪森股份、宝馨科技、聚光科技、先河环保、国电清新、万邦达等。
企业环保投资 篇7
一、我国目前企业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
1. 企业环保投资决策呈现错误现象
企业自身环保意识薄弱, 缺乏真正的投资环保项目的热情, 其投资环保项目大都属于是为了蒙混地方环境管理部门的检查和调研, 这样一来, 虚假的环保项目设备不但会浪费资本, 同时还对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而这种对环境的破坏总会有达到极致的时候, 到时候再投资环保项目将会产生更大的资本投资, 另外, 我国企业向各级地方政府缴纳的排污费的数额要比企业投资治理污染的成本低很多很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 企业向政府缴纳的排污费的数额仅仅是企业投入治理污染的成本的20%至25%, 这就使得环保项目投资决策呈现出一种错误, 其根源在于企业对环保投资决策的被动性, 缺乏热情。
2. 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水平欠缺
企业由于环保意识的薄弱, 面对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时, 常常出现不同程度的难题, 以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专业的环保投资决策者, 缺乏市场调研, 对于一些专业的环保资料, 甚至会出现看不懂的情况, 那么在对环保项目的投资决策方面就很难获取正确、有利的信息, 由于有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弱势, 影响了其获取环保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同时这些企业不重视环保信息的分析处理, 许多企业的环保投资核算不够健全, 因而很少深入去分析和处理环保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优化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
1. 优化企业环保制度
目前, 我国在企业环保方面的制度不够完善, 执行力度也欠缺, 使得环境管理部门成为了专门收缴环境污染费用的职权, 丧失了其原本的职能价值。因此, 想要达到优化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需要优化企业环保制度。制定和完善与环境相关的制度, 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 以明确的制度来约束和制约企业投资环保项目, 同时也为企业树立了明确的环保投资目标和标准, 加强企业对环保项目的了解和认知, 防止错误投资决策的出现。
2. 优化企业环保投资的投融资制度
对于企业欠缺环保项目投资决策的专业水平, 可以通过优化环保投资的融资制度来帮助企业更好的认识环保项目, 降低投资风险, 确保资本生产的利益性。具体可以建立环境保护融资制度并完善落实企业污染防治的投融资制度。如: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 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主要用途之一, 所以为企业环境保护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只要符合该基金的使用办法就可以批准, 不需要另外提出专门的担保办法。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利用商业银行信贷等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单个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时存在规模不经济、风险不确定等缺陷。为此, 我们可以设立中小企业污染治理专业投资公司, 由中小企业污染治理专业投资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后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提供资金;以排污费收费权质押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积极利用租赁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 由中小企业环境治理或者投资公司向金融租赁公司申请治污设备的融资性租赁, 解决银行信贷偏重与短期融资的局限性;中小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 可申请发行工业园区建设债券, 也可以申请综合建设贷款, 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工业园区中小企业的污染防治。
3. 优化环保项目投资评价方法
环保项目投资作为实现企业中长期环境建设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企业的环保活动有着积极性的影响, 注重的是企业环境保护实施后的效果, 以传统的单纯依靠经济盈利产出的普通投资决策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必须要确保环境标准的达标情况下, 实施投资环保, 确保经济的效益性。也正是由于其差异性的存在, 决定了环保项目决策主要表现为投资效果性与经济性的兼顾。因此, 优化环保项目投资决策可以通过优化投资评价方法, 即:投资效果和经济兼顾来实现。
三、结束语
企业环保投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传统的投资评估法忽略了环境生产的成本和利益, 存在一些盲目和错误的决策现象, 其原因在于对环保项目的认识程度不够, 目前, 我国的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的核心在于效果性与经济性的兼顾, 鉴于此, 环境管理层应适当的完善环境制度, 结合我国环保项目投资的相关问题, 开提出相应措施, 进而达到企业环保项目投资决策的优化。
参考文献
[1]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林万祥, 肖序等.环境成本管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企业环保投资 篇8
近年来,环境问题的恶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不断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然而雾霾、水体富营养化、河流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依然屡见不鲜。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瓶颈问题。”
现有研究发现,我国环保投资效率低下,环保投资结构和环保投融资体制有待改进(颉茂华等,2010)。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其环保投资会更具针对性。可见,加大企业环保投资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现有关于企业环保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环境规制展开(Kesidou and Demirel,2012;Yang et al.,2012),但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文献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esidou and Demirel,2012;姜锡明和许晨曦,2015),也有研究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Leiter et al.,2011;唐国平等,2013)。需要指出的是,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外部因素,必须作用于企业内部因素,即通过改变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影响其投资决策,造成上述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是可能是忽视了管理者的异质性。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制导致管理者享有信息优势,而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有意愿也有机会利用信息优势和控制权来获取私人收益,即管理者私人收益会影响其决策。对此,实证研究也给出了大量的经验证据(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王清刚和胡亚君,2011;肖继辉和孟婷,2015)。
鉴于当前鲜有从管理者私人收益角度分析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相关性,并分析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为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管理者私人收益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为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优化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现代企业的特征是委托代理制,投资者委托管理者经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获得关于管理者真实而充分的信息,只能根据市场对管理者价值的评估结果来决定其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影响评价指标的主要行为之一就是选择次优的短期项目,努力增长公司当前业绩(公司当前的业绩往往成为经理人能力未知下的一个重要评价依据),从而帮助自己在下一期获得更高的工资与福利(吴战篪和李素银,2012)。环保投资是一种包含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特殊投资,结果往往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彭峰和李本东,2005),其更多地被认为属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范畴。保护环境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并需要专人长期负责,这必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因此,管理者往往将环保投资视为一项负担,不愿意主动进行环保投资。此外,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累积性和长期性特征,当受到高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将注意力聚焦于短期利益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就可能有所减少,导致企业的环境表现相对较差(李强和冯波,2015)。
有研究证实,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管理者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唐国平等,2013)。对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的上市公司,由控股股东主导的管理层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他们不仅掌握着企业资源,拥有战略经营管理和投融资决策的绝对权力,而且当投资项目存在大量私有收益时,大股东及管理层之间还存在“利益协同及激励效应”,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因此,管理者私人收益很可能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负相关。
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动机和能力三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压力更大,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实施企业环境战略。企业环境战略决定了管理者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企业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产品属性和循环生产等行为,积极的企业环境战略意味着积极的环境投资决策(李永波,2012)。第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较为单一,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性目标,如物价稳定、就业等(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唐雪松等,2010),管理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第三,国有企业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控制着企业经营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如上市资格、银行贷款、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申宇等,2015)。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获得这些资源时往往占有较大优势(孔东民等,2013)。以上因素将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业绩评价的多维性,这将降低国有企业管理者仅为追求财务业绩而减少环保投资的动力,即国有企业管理者因追求私人收益而减少环保投资的动力可能被弱化。
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负担弱化了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性(张敏等,2013),即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与财务业绩的敏感性低于非国有企业。邵帅等(2014)基于上海家化管理者持股方案设计的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差异影响管理者持股计划的制定,国有企业管理者持股比例及收益受到过多的政策限制,而且考核指标也更容易实现。因此,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挤占环保投资来提高经济利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
组织合法性是指组织行为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及解释体系相一致的状态(Suchman,1995)。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的环境行为同样受到制度压力的影响,当企业环境行为偏离公众期望或法律要求时,企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由于环保投资收益不明显,且有严重的滞后性,管理者在追求私人收益过程中可能缺乏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但这种追求私人收益的行为必须在环境行为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当企业环境业绩不足以满足合法性要求时,企业将受到失去合法性的威胁。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对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李怡娜和叶飞,2011;沈奇泰松等,2014)。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管理者追求私人收益与环境合法性的冲突并不大,企业开展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甚至为了减少环保投资而宁愿缴纳相对较少的环境税费和环境罚款(唐国平等,2013)。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企业为了缓解合法性压力或迎合政府要求,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环境业绩,挤压环保投资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抑制(李强等,20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环境规制能够降低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来,相关企业才开始较为详细地披露环保投资数据,因此,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2010年9月环境保护部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分类,并根据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重污染行业细分为20类。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样本观测期间的ST、PT以及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原因是此类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不具有代表性;(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经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得到444个样本。环保投资额数据通过逐一阅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并整理得出。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某些年份环境规制缺失的数据采用趋势预测法得到。为减少极端值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与99%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环保投资。一般而言,企业环保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不如其他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明显、直接,企业在经济效益较低的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投入就可以视为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因此,本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资本化支出和费用化支出不做严格区分。采用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现有文献的做法(唐国平等,2013),用环保投资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来反映环保投资规模。
2. 解释变量:
管理者私人收益。本文将管理者定义为对企业战略性决策、投资、经营和企业绩效负责的关键人员,选取董事长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管理者私人收益主要来自激励体系,本文借鉴马跃如等(2010)以及李强等(2015)的做法,将管理者薪酬和持股数据作为管理者私人收益的代理变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总经理定义为管理者,重复检验程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 调节变量:
环境规制。借鉴唐国平等(2013)的做法,以工业废物排放达标率为基础数据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由于相关数据只公布到2011年,对于缺失年份的环境规制数据,本文采用趋势预测法加以计算。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数值越大,表示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越大。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陶岚和刘波罗,2013;薛求知和伊晟,2015),从市场环境、企业特征、财务状况、内部治理四个方面进行控制变量的选取。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及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1)用于检验H1和H2,模型(2)用于检验H3。其中,MS表示管理者私人收益,分别为M-salary和M-share。考虑到现实中的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滞后于外部环境变化,本文对以上模型中刻画制度压力的变量即环境规制(Reg)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企业环保投资(Epi)的中位数为0.004,远小于其均值0.009,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都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反映了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普遍偏低,环保投资不足。企业环保投资(Epi)的标准差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企业环保投资比较分散。同时,有的企业的环保投资几乎为0,而有的企业的环保投资高达20%以上,反映出环保投资规模在样本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产权性质(State)的均值为0.798,表明接近80%的样本为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的中位数为11.739,远大于其平均值7.175,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董事长薪酬收益偏高;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的均值为0.306,这表明超过30%的样本企业存在董事长持股的现象。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3可知,无论是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还是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H1得到支持。这说明管理者薪酬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高额薪酬会诱发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行为,管理者薪酬越高,越重视公司当期业绩,忽略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导致企业环保投资越低。同时,管理者持股对企业环保投资也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对环保投资有负面影响,管理者基于短期推高股价而套利的目的也可能导致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从侧面支持了大股东和管理层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可能表现出“合谋”倾向的观点。
此外,交互项(State×M-salary和State×M-shar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H2得到支持。这表明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调节,当State=1即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与国有企业在环境行为的规范、环境战略的实施以及资源的获取都有很大关系。本文的结果也说明企业环境战略的实施、管理者业绩考核体系以及企业资源获取能力都可能对管理者私利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产生影响。
2. 环境规制对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交互项(Reg×M-salary和Reg×M-shar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交互作用的存在,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可以抑制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小时,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较小,管理者对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私人收益才是管理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减少环保方面的投资而增加短、平、快等经济效益明显的项目,提升企业短期业绩便成了管理者最理想的选择。当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时,为缓解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管理者会更加重视自身环境业绩,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本文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合法性理论。
(三)稳健性检验
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1. 借鉴张兆国等(2014)、黄俊和陈信元(2011)衡量投资时的去规模化方法,因变量“企业环保投资”采用“环保投资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替换,并在模型中引入或替换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因素,如引入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会议次数(Meeting)、用企业经营现金流量(Flow)替换企业现金存量(Cash)等。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管理者私人收益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实证结果仍然支持H1和H2。
2. 借鉴吴德军和黄丹丹(2013)的做法,将总经理作为管理者研究对象,管理者薪酬收益和管理者持股收益的计量方法与前文保持一致。结果如表6所示,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相同,研究结论不受影响。
3. 按照环境规制强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若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中位数,则赋值为1,表示该样本属于强环境规制组;否则取0,表示该样本属于弱环境规制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7,强环境规制组中管理者私人收益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弱环境规制组,H3得到证据支持。
此外,考虑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主要结果基本不变。综上,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推动了学术界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研究。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负相关,表现为管理者薪酬收益和持股收益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越低,因此,管理者自利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普遍偏低、管理者缺乏环保投资积极性的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说明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环境行为的规范方面比非国有企业更积极;环境规制能够降低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性,表明制度压力是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基于私人收益的追求不利于企业环保投资的扩大和环境业绩的改善,加大制度压力是减弱这种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加大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力度,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优化管理者激励机制。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被高度关注,使得产品绿色环保成为大势所趋。政府应当鼓励并引导企业实施环境战略并完善企业业绩评价系统,将企业的环境业绩纳入管理者激励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控制管理者自利带来的环境风险。第二,加大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政府应当发挥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和环境执法力度,从而使得管理者降低环保投资的成本。同时,管理者面临环境问题时的合法性压力增大,迫使企业实施环境战略并将环境问题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以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对环境的损害。第三,减小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环保投资在短期内带来的成本压力降低了管理者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企业实施环保战略的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提高对企业环保投资项目的财政补贴,加大对企业购买及安装环保设施的税收优惠力度等。
企业环保投资 篇9
关键词：环保产业,投融资现状,资金供需矛盾,风险投资
1 引言
依据国际经济与合作开发组织 (OECD) 的定义, 环保产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与减排, 为污染清理及废物处理等方式提供设备与服务的企业, 也包括广义的能够在测量、防治、限制及克服环境破坏方面提供有关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和能使污染及原材料消耗最小化的洁净技术与产品。如今, 环保产业已被大多数发达国家列入高科技产业加以扶持, 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我国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逐年加大, 环保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投资市场的资金需求与日俱增, 然而目前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仍然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 资金来源狭窄, 民间和外国资本少有介入, 资金供需矛盾尖锐。巨大的资金缺口已经成为制约环保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完善投融资机制, 创新投融资模式, 拓宽投融资渠道, 是保证我国未来环保投融资需求的当务之急。为适应环保产业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 有必要对环保产业传统的投融资方式重新进行审视, 建立起新的投融资机制, 风险资本作为一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创业扶持型资本, 不仅符合环保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能有效满足环保市场的资金需求, 吸引风险投资进入到环保产业领域, 是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2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现状
2.1 中国环保产业投资现状
2.1.1 环保投资总量状况
通过研究2005~2011年的全国环保产业投资总额状况, 可以看出在这7年中, 环保产业资金的投入总额逐年递增, 占GDP的比重也在波动中上升, 至2011年已经达到7114.0亿元, 是2005年的2.98倍;占GDP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1.31%上升到2011年的1.5%, 上升了0.15%, 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全国环保投资总额经历了一个由平缓到陡峭的上升过程。其中, 2005~2006年投资总额上升缓慢, 2006年投资总额较上年没有多大变化, 经历了1年的停滞之后, 从2007年开始, 全国加大了环保投入力度, 投资总额迅速上升,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8~2009年环保投资总额上升缓慢, 但经济稍微好转后, 2011年环保投资总额达到最高值7114亿元, 占GDP比重的1.5%。
2.1.2 环保产业投资结构分析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共由3个部分组成, 分别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全国近几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增加, 其中主要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 加大了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力度, 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 使得环保产业总体规模迅速扩大, 产业领域不断拓展, 产业结构逐步调整, 产业水平明显提升 (表1) 。
在环保投入的3个组成部分中,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最多, 大约占环保总投入的50%, 且增长速度也很快, 从2005年的1289.7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4557.2亿元。其它两部分则在2005~2008年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下稳步上升, 但2009~2011年则呈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2 中国环保产业融资现状
现行的环保资金投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条: (1) 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固定资产投资, 简称项目基本建设环保投资; (2) 更新改造资金投资; (3) 城市建设和维护费投资, 也叫城市建设环保投资; (4) 排污费投资; (5) 对治理污染、综合利用实行奖励政策; (6) 国家和地方财政的环保投资。近年来开通的其它环保资金渠道还有:银行贷款和国外资金 (包括国外贷款和各种捐赠) , 这也是我国环保融资的重要来源。
2.2.1 政府环境保护融资
政府投入环保行业的资金是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的主要来源, 主要有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预算内更新改造资金、城市建设维护税和超标污染费等。从政府融资角度来看,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国债发行、环境保护基金、排污费的征收、使用者收费以及环境基础设施产权交易等。
2.2.2 企业环境保护融资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资金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企业。我国企业环境保护融资主要包括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排污费补助资金、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等渠道。
2.2.3 其它机构在环境保护融资方面的作用
其它机构, 特别是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 在环境保护融资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金导向和商业融资方面。但受环保企业高风险性的影响, 银行为其提供的资金是极其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 目前我国环保产业仍以政府投资为主, 对政策依赖性较强, 这一方面与环保产业外部性的特征有关;另一方面源于环保产业的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 政府虽然鼓励建立多元化的环保投融资主体但并未获得明显成效, 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入不足。在拓宽环保投融资渠道、加大环保投融资力度等方面, 环保产业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3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资金供需矛盾分析
3.1 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
(1) 国外研究表明, 当一个国家的环保投资占其同期GDP的1%~2%时, 才能大体上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而要使环境质量发生明显的好转, 则花费在环保上的投资需占其同期GDP的3%~5%。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 大多数国家用于环保的投资是占其GDP的0.5%~3%, 其中发达国家为2%~3%, 发展中国家为0.5%~1.2%。近年来, 我国环保投入虽然逐年增加, 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数据显示, 2012年,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51.93万亿元, 而“十二五”时期, 中国生态环保投入总值达3.4万亿元, 平均每年为6800亿元。按照这一比例估算, 目前我国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1.3%, 刚刚达到基本控制污染的范围。要进一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需要加大环保投入力度, 引入更多资金投入。
(2) 为加快发展环保产业,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强化约束激励, 为环保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积极扶持资质良好的节能环保企业上市进行融资, 并且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政府政策倾斜环保产业不只停留在法律条文规定层面, 而是给予了环保企业一系列切实的优惠政策。一是在产业政策方面, 继续发布环保产业鼓励发展目录及配套政策, 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方向;二是财税政策方面, 进一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如综合利用产品减免增值税等。三是融资方面, 环保行业比传统行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 而银行也会优先处理环保项目。在有利的大环境下, 环保产业潜在的市场投资需求将得到释放。
(3) 在政府政策扶持下,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迅速。资料显示,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环保产业产值规模复合增长率在15%~20%之间, 2010年环保产值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到2012年, 我国环保产业从业单位共有3.5万多家, 从业人员近300万人。这一系列数据足以支撑我国环保产业的中长期投资利好推测。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推动环保企业蓬勃发展, 随之而来的进一步融资及上市等需求将引发新一轮的“资金荒”。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预测“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资需求约为3.4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是当前我国环保产业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3.2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资金供需矛盾
导致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及资金供需矛盾的根源在于环保产业资本市场化进程过于缓慢。目前, 我国仍然沿袭了过去以计划为主的环保产业运行机制, 从而导致当前的环保产业投融资体制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产生诸多弊端, 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环保投资总量不足。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快速, 然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也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效益较低, 资源消耗严重, 环境质量堪忧。从时间上纵向比较, 我国不断增加环保投资额, 但增长速度扔不及GDP增速, 并且增幅也不稳定, 时而增加的多, 时而增加的少, 这说明我国的环保投资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从空间上横向比较, 环保投资无论从总量上, 还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 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相差甚远, 环保产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也落后于发达国家环保产业水平。
(2) 投融资主体单一。由于环保产业资金投入大、技术风险高, 且周期较长, 因此这种巨大经济利益是以间接、长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所以环保产业所需资金仅仅依靠各企业自身的实力难以承受。而目前, 全国的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 资金来源狭窄, 不能给企业发展以激励和促进。并且由于长期以来, 在中国环境治理的过程中, 环保投资依靠政府的思想严重, 市场难以发挥作用, 并且现有的环保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 规模不大, 效益不高, 资金积累困难, 贷款更难, 引进外部资本十分有限。这样一方面使得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方向而游离于环保产业之外, 金融机构的资金也无法顺利放贷出去, 而另外一方面, 我国环保产业由于存在大量资金缺口而发展缓慢。
(3) 投融资渠道有限, 投融资机制创新不足。从融资角度看, 财政投融资仍然是目前弥补环保资金不足的主要渠道。长期以来环保投资主要是国家财政资金、银行资金、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资金等, 在少数城市尝试了BOT、“用户集资”等形式, 投资渠道仍然不够广泛。
一方面我国环保产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资金需求量大涨, 另一方面由于环保产业的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带来的资金供给不足, 环保产业投融资供需矛盾十分严重。纾缓了环保产业资金供需矛盾, 急需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引入风险资本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4 风险投资介入环保产业的作用分析
风险投资是一种投融资体制, 是指风险投资机构主要以权益资本的形式, 把资金投向极具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或创业项目 (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 , 以期企业成长到相对成熟后退出, 从而取得高额资本回报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
4.1 风险投资介入环保产业的作用
环保产业的特点及风险投资的特征决定了风险投资介入环保产业的必要性。环保产业的特征表现为:高风险性、高投入性、高回报性。而风险投资追逐高风险、获取高回报并在运作中不断分散、化解风险的特征使其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高增长的特征不谋而合, 从而成为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国的环保产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种公益性的事业, 主要靠政府投资, 市场化程度很低。由于没有形成刺激其发展的合理价格体系和缺少内在的利益驱动, 产业总体发展速度缓慢。在环保产业中引入风险资金, 对于加速我国环保产业市场化, 促进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风险投资介入环保产业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新的环保产业运行机制的建立, 推动环保产业资本市场化。风险投资的介入打破了国内环保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局面, 引领民营资本进入环保产业, 有利于提升环保投资市场化程度。吸引风险资本进入环保产业可以使环保产业的活动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运作, 引导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直接投资环保产品的生产或技术服务, 建立起有效的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核算机制, 使企业逐步成为环保产业投资主体。而政府则主要通过提供产业政策和相关扶持政策为引导, 不断培养和发展环保市场, 为企业创造尽可能大的市场空间。这样, 政府可以实现由“投资主体”过渡到“规范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转变, 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尤其是企业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2)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环保产业效率。风险投资可以充分调动民间资本, 有效解决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和社会资金逐利性之间的矛盾,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风险资本利用并购引入、吸收其他企业的技术, 整合企业间的技术力量, 完善企业的产业链, 短时间内极大地扩张企业的规模, 实现强强联合,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占领更多的市场, 再去并购, 良性循环滚动发展。通过这种资本运作方式, 风险投资一方面利用充裕的资金, 扩展企业的品牌, 帮助环保企业实现对外并购外延式扩张, 不断扩展产业领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淘汰和关闭落后企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拓展融资渠道, 扩大产业的发展规模。目前我国环保企业数量众多, 但规模较小。几乎所有的企业在发展中都面临着资金不足和自身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环保企业在发展阶段中面临巨大的用于扩充本身的产能和科研的资金缺口, 不仅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 同时伴随着高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仅仅依靠内源融资很难满足环保企业发展需要, 风险资本一方面给具有快速发展潜力的公司带来发展所需的资金, 另一个方面利用在国内环保投资领域合作伙伴的广泛资源, 给投资的企业带来先进和适用的环保技术。为环保企业和民间资本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 调动大量民间资本注入环保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保产业面临的资金难题。有利于扶持创办一批具有高新技术的环保企业, 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4.2 风险投资对环保企业推动作用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研究分析。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废物管理和环境服务的高科技环保企业。2001年11月, 上海联创、中国风险投资、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服务公司投资东江环保1200万元, 获24%股权, 其中联创投资800万元, 占16%股权, 中国风险投资和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服务公司各投资200万元, 各占4%股权。2003年成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成为国内第一家于境外上市的民营环保企业, 首日挂牌, 较招股价就高出24%。上市以后, 东江环保以100%到200%的速度增长, 原来10多万元的利润, 两年时间已达到2000多万元。从当初的一个盈利微薄的个体户到高速发展的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纵观其发展历程, 在这一系列华丽蜕变的背后, 风险投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风险投资除了资金投人, 还有知识、经验、能力和品牌等多种资源的投入, 为东江环保带来了许多无形价值,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 优化了发展战略, 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业务模式。风险投资商提出:企业要立足于国民经济的产业链, 服务于产业链, 摒弃了过去一味“赚钱”的经营理念。在这一经营理念的指导下, 公司形成了“废物处理为业务主轴, 通过将废物的处理处置、资源化利用和环境工程及服务相结合, 铸造完整的环保服务业务链, 形成工业和市政废物综合管理与资源循环的全能固废处理服务平台”的发展战略, 积极完善业务链和区域布局, 使公司逐步成为综合性固废处理环保服务商。此外, 投资商还提出:作为循环经济项目, 要注重自身技术, 不能造成二次污染, 变废为宝以及转化的效率尤其重要。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 企业资源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意识开始逐渐成形, 此后东江环保一直致力于推进工业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废物, 形成了“废物-资源再利用-产品”独特的业务模式和产业链。
(2) 改善经营管理。投资方帮助下, 东江不但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整合企业的内在资源, 使其原有的资质、技术、商业模式等, 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东江环保引入风险投资以后, 公司管理制度便开始积极与国际接轨, 大批引进各类高级人才, 公司治理结构也变得规范和透明。在风投机构的帮助下, 公司改变了原有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过去单一的股权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善, 通过股权的结合, 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和留住了人才,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3) 拓展业务范围。三家投资商分处于上海、北京、深圳, 这是中国3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也是东江环保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 地域分布上为东江环保的业务扩展提供便利。在上海联创的帮助下, 2001年11月, 东江环保成功进入上海浦东市场, 与清华博士组建上海新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目前上海最大的民营危险废物处理企业。此外, 通过风险投资, 东江环保还在四川成都成立了成都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这是成都市唯一一家从事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利用的环保企业。风投企业的帮助推动了东江环保各项业务的区域拓展和市场布局, 目前东江环保的运营网络已经覆盖了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和华中的众多工业发达城市, 通过规模扩张始终保持在中国工业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业务的龙头地位。
(4) 引进社会资源, 充当“技术桥梁”。风险投资公司不仅是投资者, 而且是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 某种程度上起到技术中介的作用。在风投企业的牵引下, 东江与多家环保机构与学院组成策略性联盟, 其中包括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天津大学及中南大学并且与多个地方政府成立了应对相关突发事件的专业小组, 还与多家知名高校及企业展开了合作。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法国威立雅。这些策略性联盟及合作不仅为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也为集团提供最新的行业发展信息, 扩张了产品渠道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品牌形象。
(5) 提高企业效益。风险资本进入前, 公司的总资产为3300万元, 净资产为2800万元。两年后, 东江总资产达到1亿2千万元, 净资产已超过1亿元。风险资本进入前的2000年税后利润为90万元。而2002年末税后利润达到2100万, 增长超过20倍 (图2) 。
东江环保是一个环保企业与风险资本联姻的案例, 作为一个民营环保科技企业, 成立初期,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业务的不断增加, 企业面临着进一步融资的需求。与此同时, 旧式的家长式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管理混乱, 人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东江环保想要做大做强, 引入外部投资是必然的选择。风险投资资金雄厚、使用时间长, 短期内无偿还责任, 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结构, 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此外伴随资本投入的品牌、经验、能力等多种资源的投入更是其他股权投资所不能比拟的。风险资本由于其自身特有的优势最终获得了东江环保的青睐。而良好的财务状况, 明晰的战略目标, 明朗的行业发展前景及产品竞争力则是东江环保吸引风投机构的优势所在。在投融资双方坦诚合作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期”, 东江环保与风险资本的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风险投资的进入, 不仅给东江环保带来了有形资产, 更带来了很多“无形”价值:除了通过引入新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为企业规范经营, 提高管理水平带来很大的收益, 各家风投机构丰富的资源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 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稳定的技术支持, 对于产品渠道的扩张, 业务的拓展也提供诸多裨益。在帮助企业成长的同时风险资本也获得了惊人的回报。2008年2月, 深圳高新投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6年间的投资回报达到30倍以上。2012年4月, 东江环保在深圳中小板IPO上市。中国风投和永宣创投所持股份全部转为A股, 以东江环保发行价计算, 这两家机构的账面回报倍数分别高达79.09和65.63倍。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风险资本进入环保企业是环保产业市场与先进技术、资本、管理的结合, 增强了企业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也有利于其自身获得高额利润, 实现互利共赢。
5 风险投资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建议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投资进入对环保产业的推动作用巨大。同时也应注意到, 目前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资本市场尚不健全, 风险投资机制尚不成熟、外部运行环境滞后 (包括证券市场尚不健全, 产权市场不完善等) , 风险投资公司介入环保产业仍然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和进入障碍。为了实现环保产业的持续性发展, 必须运用资本市场手段, 广泛筹集风险资本, 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外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投资稳健的风险投资格局。对此, 提出的建议如下。
5.1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环保产业属于政策引导型产业, 对国家政策有较强的依赖性。虽然我国为了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台了配套的鼓励政策, 但覆盖面仍不够广泛,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等都需要有进一步的改进;对于那些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环境基础设施, 政府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免除或减轻其税负, 提高环保产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比如新加坡政府规定, 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免税;美国政府为了鼓励私人风险投资, 对风险投资的60%免除征税, 仅对其余的40%按50%征收所得税。而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主要对象是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等, 而不是针对具体的科学研究开发项目, 风险投资基本享受不到税收优惠。同时,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亟待改善, 有关风险投资资本筹集、项目选择、知识产权保护、股权转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中还存在着许多阻碍风险投资正常进行的不利因素, 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予以解决。此外, 要尽快建立起为环保产业风险投资服务的专业性中介机构, 包括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环保项目评估的市场调研机构、环保融资担保机构等, 为环保产业中风险投资活动的正常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5.2 培育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主体
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起步时间不长, 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民办官营”的现象, 在不少地区的风险投资活动中, 政府仍是风险投资活动的主体。这样, 一方面造成我国风险资本来源, 不能担负起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任;另一方面, 社会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 而一些重大的科技项目却要依靠国外贷款解决。因此, 利用风险投资发展环保产业应当多渠道并举, 培育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主体。要本着“多方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发挥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 扩大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对风险基金的发起应实施宽松的准入政策, 鼓励企业、保险金融机构及富有的个人积极参与风险投资活动。
5.3 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环保产业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 它的发展需要一批即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同样, 风险投资活动的开展也要求投资者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因此, 风险投资在环保企业中的成功运作, 除了要有合格的创业者之外, 还要有具有创新精神的风险资本家, 这些人要有丰富的技术、管理、营销、金融等多方面的知识, 熟悉资本运作, 能够敏锐发现和捕捉环保产业中的商机, 在众多的环保高新技术中发掘出最有潜力的投资对象。这就对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当前我国高级人才缺乏的情况下, 应当充分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 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环保产业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队伍。
5.4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企业环保投资 篇10
调查: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客户为餐饮企业,如酒店、餐馆等,另外一些正在生产醇基燃料的企业也是该项目的目标客户。据本刊记者的调查了解,一般在二三线城市,这样的客户非常多,可以说项目的市场需求十分大。
本刊记者在接听几位读者电话时,他们均表示,在正式与项目方沟通之前,已经与所属地的一些目标客户进行了初步接触,对方表示,只要可以降低成本,他们肯定使用,这也间接说明了市场需求的存在。
问题二:投资回报率有多大?回报周期大约有多长?
调查:
据调查,投资建设一座可供6000户居民使用的液化气供应站 (日供量3吨),其基本建设投资至少不低于100万元,而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加氢燃料(即本项目) 供应站,只需投入设备资金几万元,原材料购置资金可大可小,1—3天即可投产,个体小规模化生产利润更加可观,市场稳定持久。
投资回报周期与投资者个人能力以及当地市场消费习惯有关,目前估算在3个月至6个月基本上可以收回前期投资。
问题三:公司的实力和资质如何?调查:
项目方是专业开发新型能源民用燃料的企业,其研发销售于一体,在生产实践和多年的市场运作产品开发中,已拥有多项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主要产品有:车用替代燃料高比例添加剂、三效减节能减排剂、汽车尾气清净剂、加氢燃料等系列产品,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开发进取不断研发创新,达到产品应用现实化,使用成本最低化,经济效益最大化。
而且该项目方已经有多个项目获得了国内某知名保险公司的巨额承保。这也间接说明了项目方的实力,毕竟保险公司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如果项目方的技术不行,他们承保无疑是做了赔本买卖。
另外,项目方已在辽宁营口设有推广示范中心,在河北唐山,沧州与醇基燃料厂合作,正在项目改造产品升级换代,推广加氢气化燃料,在铁岭扩建生产厂房调试车间,项目正在运行中。
问题四:原材料易得吗?调查:
配制燃料的原料甲醇各地化工厂、化肥厂和化工市场都有销售。利用我提供的加氢燃料催化剂配制的新型液态燃气,热值可高达8600大卡每千克,成本只有石油液化气或柴油的三分之一,利润空间极大。
问题五:在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需要哪些营销技巧,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调查:
1.事实说话,对比销售。
针对产品的节能性能,迎合消费者“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消费心理,在酒店,学校食堂等地惊进行场对比试验,用一样的锅同样重量的水,分别放在加氢燃料灶、石油液化气灶、柴油灶上做燃料消耗、时间长短试验现场测量。一旦消费者亲眼看到节能效果,如果真实、显著,会大大增强使用的欲望。
2.以点带面,全面销售。
为进一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诚信度,建立一家使用加氢燃料的样板酒店,让消费者参观,现场采访。在所辖的区域内逐步扩大销售范围,增加销售量。
3.加深印象,对比销售。
在推销过程中,在此背景下,选定一些区域进行循环对比测试(周期为一星期为佳)解说节能环保原理,安装使用方法,增加消费者的使用信息。
4.免费使用,口碑销售。
在推销过程中,可以先免费把灶具和燃料提供给酒店、食堂使用,让酒店老板自己去和柴油、液化气比较,通过他们将产品的节能环保效果传递给其他人,逐步提高产品在当地的可信度、知名度。
5.促销活动,让利销售。
定期举办活动。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实惠,激发消费者使用欲望。
6.媒体宣传,强劲进发。
选择在当地电视台、报刊上对产品的宣传,在酒店、学校食堂、工厂食堂等地发宣传单,宣传使用“加氢燃料”是时代的呼唤。
投资无土草坪 环保又赚钱 篇11
无上草坪具有生长周期短、用途广、绿期长、景观好、节能环保、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市场需求大等特点，并享有“都市绿肺”之美誉。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绿化产品，无土草坪有着极大的市场前景。
无土草坪是采用保肥透气的多层复合网状基质慨无土栽培床作为草的生长载体，而无土栽培床是多种原料经高温挤压复合而成。从播种到成坪冬季约50天，其余季节30N35天。节水保水，每年仅为0．9吨坪方米，无杂草、抗病虫害、耐寒耐冻、耐践踏、易养护。
建一个无上草坪生产基地(50亩)总投资需8．5-107元，其中租地费；每年租凭费为2～3万元。平整土地费；约1万元。喷灌设施：约4万元。剪草机1台：约5000元。地膜：约1万元。产品从播种大成坪，春、夏、秋三季约30-45天，冬季50天，投资1-2个月就有回报。
50亩生产基地每年能种草37平方米，可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种植不同类型的草坪：
1、薄型(用于公园、道路、小区运动场所等绿化每平方米的成本价约在2．5元，市场批发价在8-10元。
2、厚型用于墙面、立交桥等)立体绿化，每平方米的成本价约在8—10元，市场批发价为40-50元。
污泥处理有望成为环保投资新主题 篇12
我国污水处理产业长期“重水而轻泥”, 污泥处理能力、技术和投入严重滞后于水处理产业。根据相关资料研报显示, 仅2013年, 我国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增加近500个, 而污泥处理处置新增建设项目增加不到50个。污泥处理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比例严重失调, 污泥处理能力缺口巨大。
污泥处理作为环保行业一个分支, “十二五”以来政策有所提及, 但力度不如脱硫脱硝、垃圾焚烧等领域那么大。据测算, 未来5年全国污泥处理设施建设 ( 包括新建和既有设施改造) 的基础投资需求将达600亿元, 加之后期运行投入资金需求超100亿元 / 年, 污泥处理撬动的总投资规模将超千亿元。
即将发布的清洁水行动计划中提出, 未来5年内, 在确保新上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污泥处理设施的同时, 稳步推进在运行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设施加装改造。同时, 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扩大水价改革中增收污泥处理费的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