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通用7篇）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篇1

一、引言

目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政府为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但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事件给我国的环境状况敲响了急促的警钟,严峻的现实要求学者应给予环境保护问题以极大的关注。当前我国企业环保投资现状是,企业对于环保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环保投资数量的增加,并未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缺乏相应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首先应明确其核心概念。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构建指标体系的第一步,也是相当关键的一步,就是对评价问题的内含与外延作出合理的解释,划分概念的侧面结构,明确评价的总目标与子目标[1]。只有明确评价问题的概念,才可能明确评价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也才能按照综合评价的物理过程,依次展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选择评价方法与模型、综合评价实施等后续工作。

二、环保投资概念辨析

(一)要区分国内环保投资和国外环境保护费用概念

关于环保投资概念,国内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以较早进行环境治理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费用说”,把环境保护投资解释为环境保护费用,即社会为维护一定的环境质量付出的控制污染和改善环境的总费用[2]。在解释环境保护投入外延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尽相同。我国也有类似于“费用说”的定义,但占主流的是“投资说”。“投资说”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学者张坤民,认为“环境保护投资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从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中支付的,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联的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的投资”[2]。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关于环保投资的概念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是基于“费用观”还是“投资观”,对费用的评价和对投资的评价是有明显区别的(国外常用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方法,如基于“费用观”的环保评价方法,有均匀污染法和线性规划法等;基于“投资观”的环保投资评价方法,有DEA法和Mamquist指数法等)。本文认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我”为主,坚持“投资观”为主导、以“费用观”的合理思想做必要补充。

(二)要区分环保投资和一般投资概念

在我国,环保投资属于投资范畴的观点占据主流,即环保投资具有投资概念所包含的、所有的自身内部固有的规律。我国投资学者邵以智[3]从四个方面明确投资概念的科学定义———历史范畴、经济过程、投资外延、盈利性和生产建设性等,并给出了相应的定义———“投资是经济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预先垫支一定量的货币或实务,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本文认为,我国投资学者,尤其是邵以智,关于投资的定义科学地反映了投资的一般性,也就是“环境保护投资是投资的一种,它具有一般投资的根本特性”[2]。但是,环境保护投资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环境保护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不仅指它的经济效益,还包括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环保投资,更强调环保投资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环保投资所追求的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体,与一般投资所追求的的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不同。如果不清楚环保投资和一般投资的区别,用一般投资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衡量环保投资效率,是不合适的。

(三)注意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概念的区别。

在我国,尽管普遍将环保投资理解为一种投资,但很少提及环保投资概念,常用概念有生态投资等。关于生态投资概念,汤尚颖和徐翔做了系列研究1。他们认为,“随着环保投资的边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即生态投资的内涵”,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生态投资包含环保投资”的结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金南也认为,“环境保护投资通常不包括生态建设的投资”。本文认同上述观点,因为生态是一个系统概念,其外延要远远大于环保投资。但是从理论学者研究状况及生态投资研究实践来看,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可见,生态投资源于环保投资,但内涵、外延又包含环保投资。

综上分析,结合环保投资概念所包含的诸如投资主体、投资载体、投资对象及投资目的等内容,本文给环保投资概念一个较完整的描述,即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为获得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预期综合效益而投向环境保护事业的各种资金总和。

三、企业环保投资概念辨析

认识企业环保投资要区分企业环保投资和政府环保投资概念。本文试图从研究环保投资外延开始做区分分析。针对环保投资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考虑的内容也不同。对环保投资范围的界定,张坤民和孙荣庆认为,环保投资范围包括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工业企业治理污染的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三部分;厉以宁和章铮认为,环保投资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保护投资、环境产业投资等;丛树海则认为,环保投资包括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能力建设投资等;王金南认为,我国的环境保护投资应涵盖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机构能力建设等投资2。也有学者认为环保投资应分为环保产业投资、环保基础设施投资、环保机构自身运作费用、新建项目污染防治投资和老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等3。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环保投资的统计口径也没有统一。例如,列入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年报的环保投资,只有更新改造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部分;列入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环保投资,只有企事业单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一项内容。《2000年全国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中规定的范围有:(1)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环保投资,即“技改”投资;(2)与环境相关的部分城市公用设施,如煤气、集中供热等的投资;(3)综合利用的投资;(4)自然保护投资;(5)为环境管理服务的投资等。

可以发现,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中环保投资涵盖内容广泛。这种不细分环保投资外延的做法,过分凸显环保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使企业形成环保投资只会增加成本的观念,企业逐利的本性使得企业丧失环保投资的动力。这种不细分环保投资外延的结果,造成学者们认为加强企业环保投资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宏观调控作用。

只有使企业深刻认识到,环保投资从根本上是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才能真正促使企业加快环保投资,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从而进一步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环保投资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即包括政府环保投资和企业环保投资两部分。其中政府环保投资,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环境保护机构能力建设投资两部分,政府环保投资首要强调环保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企业环保投资包括环境预防投资、环境日常维护投资,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内容。这种分类既明确了环保投资的外延,又有利于改善企业进行被动环保投资的局面,还有利于利用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企业管理效率。

因此,企业环保投资概念可以描述为企业为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企业环境预防、环境日常维护及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投入的各种资金的总和。

四、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概念辨析

(一)效率在企业环保投资中的确切含义

学科研究中效率的含义非常广泛。效率的物理学含义,是指有用功率对驱动功率之比值;效率的经济学含义,是指社会能从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效率的管理学含义,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可以分为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等。在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中,基于什么角度理解效率这个概念?站在财务角度理解效率,应该以管理学中的效率含义为基础。因此,本文界定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概念为企业环保投资所产生的相对效果,即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

(二)投资效率、投资绩效和投资效益概念。

关于这几个概念的区分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刘志远[4]提出,“很多研究中将“投资绩效”作为既定的名词使用,但对投资绩效的内涵实际界定并不清楚,因而也使得投资绩效评价的口径不一致”。本文认为,对投资绩效的内涵界定不一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投资定义不统一。因为“关于投资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投资时,都不满足于现有的定义,很多人都力图提出新的定义,以致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5]。本文赞同从投资目的和过程出发定义投资,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投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期望在未来能产生收益而将收入变为资产的过程。相应地,本文认为,对投资进行评价应该包括对投资目的(即结果)的评价和投资过程的评价两部分。另外,投资绩效内涵界定不清的原因也可能是对绩效理解不同。如实际应用中,人力资源管理认为,绩效是指主体行为或者结果中的投入产出比;管理学则认为绩效是组织期望的结果等。刘志远[4]认为“评价一个过程的绩效,可以采取过程与结果两分法。在对过程进行评价时,其实是考察投资效率问题;而对结果进行评价时,其实是考察投资效益问题”。本文比较赞同刘志远对绩效评价的理解,投资绩效包括投资效率和投资效益,投资效率和投资效益是对不同过程阶段的绩效评价,前者针对过程评价,后者是对结果的评价。

综上分析,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概念可以描述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是企业环保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投入与产出的比值,是一种对投资过程的绩效评价”。

五、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视角比较

在绩效评价实践中,正如刘志远所说,“在公司财务学关于投资绩效评价的内容中,很少看到投资效率评价,或者说考虑的多是从结果来评价而非从过程来评价……”。

基于前述相关概念分析,西方组织、发达国家发布的关于环境绩效评价的各“指南”,不同于本文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视角: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公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指南》中的指标,基于对结果的评价,没有包含对过程的评价;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发布的《生态效率测量指南》中的指标,虽然是对过程的评价,但是生态效率计算公式中的指标是产出与产出的比值,无非是环境影响指标是不好的产出,而经济指标是好的产出而已;日本环境部组织(MOE)出台的《企业环境绩效指标指南》指标体系中,包含的对过程评价的指标(即该“指南”所指的与管理相关的指标),同样是基于产出与产出的比值;虽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环境绩效评价指南”指标中,既有对结果的评价,也有对过程的评价,且对过程的评价也是基于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但其投入指资源的投入,不是指企业环保方面的投入。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过程的绩效评价,且利用企业环保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投入与产出的比值衡量,这也明显区别于我国已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和《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和《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包含的过程评价指标,均是基于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值,而不是基于环保投入与产出比值。

总之,如果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涉及的相关概念不清楚,就不可能对概念有合适的目标分解,也就不可能会产生科学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本文认为,只有明确确立合适的、符合我国实践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相关概念,才能正确分解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目标,也才有可能建立合理、规范、有效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篇2

1. 文献综述

环保投资效率是指环保投资所产生的相对效果, 即环保投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如何科学评价环保投资效率,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Freeman (1973) 提出最优污染控制模型即均匀污染法, 认为环境边际治理成本与边际损害成本相等时对应的环保投资规模最有效率[2];孙冬煜 (2001) 利用均匀污染模型推导出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 认为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环保投资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3];颉茂华 (2010) 利用环保优先增长模型对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率进行了研究。韩强等 (20 09) 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工业领域的环保投入与产出进行分析。田金玉 (2011) 等采用模糊分析法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中的应用原理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谢洲等 (2012)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我国企业最优环保投资规模[4]。胡曲应 (2013)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效率[5];此外还有Vogt (1994) 交互项系数判断法[6]、Scholz等 (20 05) 的公司经营层面生态效率的评价函数[7]和生态效率模型 (Bur nett等, 2007) 。

可见,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诸多方法与模型对环保投资效率进行研究, 其方法和模型各有特点。如数据包络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层法适用于分析多个投资主体的环保投资效率, 要求有大量的数据, 比较不同投资主体的环保投资效率高低, 不适用于单一投资主体;层次分析法和模糊分析法适用于解释环保投资效率多个影响因素的决策问题, 对数据要求较低, 但主观性较强;均匀污染法由于环境损害成本难确定以及难以货币化, 因此在实务中运行较难;环保优先增长模型是以均匀污染法为原理推导出来的, 可根据对单一环保投资主体历年环保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以此判断其环保投资效率的高低, 数据统计年限仅要求三年以上即可, 能较客观地反映单一环保投资主体的环保投资效率, 因此本文采用环保优先增长模型来评价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

2. 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

环保投资是由经济、人口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一种经济现象, 也就是说, 环保投资的规模与环境目标是受经济和社会条件制约的,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能保持平衡, 这种平衡关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即为“污染平衡方程式”, 即若是初期的环境污染为零, 则某国第t年产生的污染总量应等于环保部门消除的污染量及未消除污染量之和, 并假设生产和消费部门为污染源。若表示生产部门的产值 (可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 , p表示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产生的污染量即生产污染系数, 则p反映生产部门产生的污染总量;表示消费支出总额, m表示单位消费基金所产生的污染量即消费污染系数, 则m反映消费部门产生的污染总量;表示环保投资总额, q表示单位环保投资额所消除的污染量即环保治理效果系数, 则q表示环保部门所消除的污染总量;表示未消除的污染总量, 也就是第t年达标排放的污染量。则环境污染平衡方程式可表示为:

将方程式两边同时除以Gt, 则上式变形为:

将 (3) 式整理得,

(4) 式中, p、m、q、n在某国特定时期是一定的, 则环保投资比例仅与环境标准有关, 即环境标准越高, 则环保投资比例就越大。另外, 环境标准随着污染的逐渐消除, 会固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 也就是bt将为常数, 则环保投资规模将保持稳定。

“污染平衡方程式”是假设期初的污染排放量为零, 若是假设治理初期就有一定污染量R0, 则每期污染总量是上期未消除的排放量与本期产生的污染量之和。则可得到考虑上期污染的第t期污染平衡方程式:

若国民生产总值以g的增长率递增, 治理后的污染排放率以r的递减率减少, 则有:

将 (6) 式代入 (7) 式进行整理, 得:

(8) 式中令, 则 (8) 式可表示为:

(9) 式表示治理后的污染排放量以w的变动率变动。

再设第t期环保投资增长率i:

上述两端除以g (g>0) , 则:

将 (9) 式代入上式, 得

(12) 式为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所谓“环保投资优先增长”即要想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 环保投资需要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些,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发展趋势。环境保护投资增长的这一规律具有阶段性,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后, 这一投资比例将趋于稳定 (这与前述的“污染平衡方程式”结果一致) 。但目前我国仍处于环保投资优先增长阶段, 因此根据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得出:

3. 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的计量检验

3.1 数据来源与计算

根据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 可以对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进行检验。其数据来源如下:茂名市GDP和环境保护投资额来自《1950~2012年茂名统计年鉴》,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来源于《茂名市环境状况公报》。

首先计算2007~2011年茂名市环保投资 (EPE) 和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环比增长速度。

根据GDP的增长模型,

取对数后得,

代入数据拟合后有:

根据, 则取其反对数, 然后减去1, 求出2007~2011年每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g=14.52%。

同理设环保投资的增长模型为:

取对数后得,

代入数据拟合后有:

根据 , 即2007-2011年每年EPE的平均增长速度i=16.33%。

可见, 从2007~2011年, 茂名市环保投资的增长速度略高于GDP, 其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1.12倍。

3.2 实证结果分析

引入2007-2011年茂名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见表1) 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2007~2011年《茂名市环境状况公报》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1可以看出, 茂名市主要污染物有三种, 除工业废水外, 其余二项大体都呈上升趋势。工业废水的排放量2008年达到最高点, 2009年和2010年逐年下降, 2011年上升幅度增大, 但绝对量从2007年的7063.17万吨下降到2011年的6522.2万吨, 下降了7.66%, 每年平均下降速度为1.58%;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大体呈上升趋势, 从2007年的6932030万标立方米上升到2011年的9021133万标立方米, 增加了30.14%, 其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5.41%;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大体呈上升趋势, 其上升幅度最大, 从2007年的130.53万吨上升到2011年的395.83万元, 增加了203.25%, 其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84%。

我们假设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治理后的排放率分别以r1、r2和r3的递减率减少, 则:r1=-5.41%, r2=1.5 8%, r3=-2 4.8 4%

由治理后的污染排放量以W的变动率变动且W=g-r (1+g) , 前面已计算出g=14.52%, 则可计算出:W1=20.71%, W2=12.71%, W3=42.96%。

从计算可知, 除工业废水的增长率略小于GDP外, 其他两项即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增长率均远远大于GDP的增长率, 且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大体上是逐年递增的, 增长幅度较大, 尤其是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增长达到了24.84%, 远高于GDP14.52%的增长率。茂名市环保投资额的增长速度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1.12倍, 但总体上并未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 这说明茂名市环保投资虽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总的运行效率不高。

4 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不高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 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整体来讲不够理想,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4.1 企业环保投资意识不强

茂名市工业结构单一, 主要以石油炼制工业和乙烯工业及其后加工工业为主, 此外还有水泥建材、电力、造纸、化工等大批重污染企业, 《茂名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茂名市工业企业法人共4139个, 其中采矿业就有264个, 占6.38%。制造业企业法人共有3370个, 其中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法人接近60%, 且这一比例逐年上升, 企业成为茂名市污染物排放的主体。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企业对环境治理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但目前茂名市企业环保意识整体不强, 一般都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环境投资, 企业与环保部门的关系类似于“老鼠与猫”的关系, 若企业的排污不被环保部门发现, 企业则任意排污, 若是被环保部门发现了, 企业只需缴纳一定的排污费即可。由于茂名市环保部门人力物力有限, 因此许多企业的排污无法得到彻查, 任意排污现象屡禁不止。

4.2 环保专业技术水平不高

由于环保专业技术水平不高, 环保设施质量差, 茂名市有些环保项目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就开始上马列新建, 造成环保项目技术不过关, 运行成本高, 使得许多重要的环保设施建成之后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 无法发挥除污作用, 造成资金大量浪费;另外由于环保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环保设施的筛选、示范和推广工作无法普及, 使得污染治理设施视同“摆设”, 无法正常运转。

4.3 执行和监督力度不强

茂名市环保投资额以16.33%的增长率增长, 但治理效果整体并不理想,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执行和监督力度不强。主要表现在: (1) 环保资金挪用现象严重。由于环保资金来源不一, 无法合理协调处理好资金, 对环保资金监督不到位, 存在环保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2) 重视环保设备的投资工作但忽视设备的运营。茂名市环保部门将重点放在企业环保设备的投资上, 至于设备买回来之后的运营状况如何却很少监督, 同时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故意使得环保设施开开停停, 从而导致环保设备的运营效率不高。 (3) 排污费的收费力度缺乏刚性, 收费项目的制定不尽合理, 由于环保部门执行时把关不严, 存在许多“人情收费”的现象。

4.4 公众监管不足

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不高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众监督。茂名市环保局对环保信息的宣传途径单一, 主要以茂名市环保公众信息网为主, 且公布数据有限, 而普通公众一般较少上网, 对环保信息的了解少之又少, 更谈不上监督环保资金;另外, 虽然环保局也开通了投诉电话, 但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 环保局对公众投诉的处理也并不积极。这些原因使得茂名市无法充分发挥公众监督能力。

5. 提升茂名市环保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5.1 利用经济手段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行为

目前, 茂名市政府采用的是利用法规、标准和许可证等“命令”式的直接管理手段控制企业进行环境投资, 虽然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但执行的成本、费用比较高, 因此, 可考虑用经济手段来激励企业环保投资行为, 茂名市政府主要可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 (1) 贷款优惠政策。即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环保投资项目要优先予以贷款, 并且在贷款利率及还款方式的设计上要优惠于一般项目, 以此激励企业扩大环保投资项目的支出。 (2) 税收优惠政策。即政府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应对企业环境保护设备的投资予以税收抵免和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 激励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3) 提高排污费标准[9]。如果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小于治理成本, 那么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就会选择少治理甚至不治理, 直接缴纳排污费, 因此要提高排污费的收费标准, 使排污成本高于治理成本, 在此经济手段下, 企业才会自觉选择治理, 主动进行环保投资。

5.2 提高环保专业技术水平

环保投资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环保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环保设备质量的好坏, 因此, 茂名市政府应扩大对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 采用各种手段鼓励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针对目前环保产业人才匮乏的现象, 政府还应鼓励企业积极培养环保专业技术人员, 不断提高环保产业的技术力量。再者, 茂名市环保部门应建立技术咨询服务平台, 为企业购买治污设备或进行环保项目投资提供技术指导。

5.3 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1) 应加强对环保资金使用的监管。茂名市政府应建立专门的资金监督小组, 对环保资金实行全过程管理, 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具体操作如下:在环保项目建设前期应进行充分的论证, 保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环保项目的建设应举行听证会, 公开招标, 保证其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监督, 保证项目按时按质完成;最后项目完成后要对项目实施动态的监督,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项目实施后续的评价。此外, 政府每年应对环保资金的使用状况进行公布, 做到公正、透明。

(2) 加强对环保设施运营的管理。环保部门应加强对设备运营过程的监督, 对设备污染物的处理进行实时监测, 对擅自停转设施的企业加强惩罚力度。

(3) 集中人力深入开展环保专项整治工作。对于重点环境问题及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要实行挂牌督办, 建立重点核查小组, 甚至采用取缔、停建停产等措施来保证整治工作的彻底解决, 防止环境污染死灰复燃。对于排污费也应采用严格标准, 必须由两名或以上执法人员共同制定收费标准, 且费用由企业直接到银行专门账户缴纳, 防止“人情收费”。

(4) 环保相关部门应严格实施《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茂名市环境保护规划 (2006~2020) 》、《高州水库水源和生态保护方案》、《茂名市小东江流域小炼油、小造纸、养殖业等重污染行业整治工作方案》等各项环保工作计划或方案, 切实将方案落到实处。

5.4 加强公众监管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公众监督作用越来越大。当前茂名市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其环保事业的推进, 生态环境的改善, 不仅要靠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管理, 更需要公众的参与, 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因此, 茂名市应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和激励公众的参与:如可推行公众举报电话, 举报事实成立设置一定的奖金;也可在各区内设置公众监督点, 监督乱排放现象;再者政府应在重大问题上举行公众听证会, 如听证会上应向公众报告环保资金使用情况, 对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情况等;此外政府应鼓励媒体及时报道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 还应对治污效果比较好的地区及企业进行宣传以起到示范作用, 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颉茂华, 刘向伟.白牡丹.环保投资效率实证与政策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4) .

[2]Freeman A M, Haveman R, Kneese A V.The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J].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973 (4) .

[3]孙冬煜.环保投资增长规律及其理论证明[J].环境与开发, 2001 (4) .

[4]谢洲, 周菁华.企业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J].生态经济 (学术版) , 2012 (1) .

[5]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数据包络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3 (23) .

[6]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Manufacturing Firms[J].Financial Management, 1994 (23) .

[7]Scholz, R.W.and A.Wiek.2005.Operational Eco-efficiency Comparing Firms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s in Different Domains of Operation.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9 (4) .

企业环保投资激励机制研究 篇3

(一) 加强企业环保的意义。

近几年, 雾霾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问题, 治理环境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国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下, 随着GDP的快速增长,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而来。然而, 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只能阻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从长远意义上来看,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这是关乎人民健康、民族未来的长远之计。同时,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优、节、保、建四大战略任务, 这进一步凸显了环保的重要性。

在2016年3月5日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李克强就“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报告。报告中明确了改善环境的重要性, 坚持环保和发展同时推进, 持续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治理大气、水、土壤的污染, 及时防止污染并对已污染的生态进行修复。从用水量、能耗、碳排放以及森林覆盖面积等方面, 对五年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定下目标, 尤其是对雾霾天气要取得明显的改善, 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李克强指出:我们要持之以恒,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企业利益关乎国家经济状况, 与此同时企业的环保同样关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加强企业环保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环境质量问题是关系民生、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 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行为都将影响环境质量的高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博弈论对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清晰, 对进一步制定环保政策有重要作用。

(二) 相关文献阐述。

朱兴龙 (2010) 指出政府的环境规制是否有效, 要看企业对此环境规制政策的反应以及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通过对单个个体的博弈分析和两博弈群体的分析, 得出要加大政府对企业的激励力度, 增进监督处罚能力。张倩等人 (2013) 基于规制经济学, 以及规制过程中的博弈研究基础, 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 研究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构建模型分析认为, 政府的排污税率、谎报罚金、企业自身的排污技术水平以及企业的声誉损失影响环境治理策略, 但监管强度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水平。因此, 应通过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积极开展污染治理工作, 提高环境规制。关华等人 (2014) 就我国目前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来治理环境, 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只通过环保政策通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文章就建立新的考核标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以及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文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 只是理论上说明环境保护需要改进的地方。贾德友 (2015) 在基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政府与企业博弈优化分析及对策建议的文章中指出环境保护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等多方面, 涉及政府、企业、公众多个群体。文章通过分析当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过程, 研究了他们之间的优化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对策建议。侯玉梅等人 (2015)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 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节能减排努力准入标准、政府监督信号考虑在内,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别探讨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 结果表明节能减排努力市场准入标准越高, 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固定补贴;根据观测到的企业不同的节能减排努力水平设计激励机制;政府监督也对节能减排有重要作用。

以上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宏观的监督进行的分析, 没有对激励机制进行数值模拟。本文将从政府对企业投资环保角度建立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进行分析, 企业投资环保进行生产, 成本的增加需要政府补贴一定的比例, 使得企业获得最大利益, 同时达到政府环保的目的。

(三) 委托-代理模型。

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广义上指所有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 交易中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另一方则称为委托人。通俗地讲,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是代理人, 信息滞后的一方是委托人。同时, 这样定义隐藏的前提假定是, 信息优势方影响信息滞后方的利益, 换句话说, 信息滞后方不得不为信息优势方的行为承担风险。委托-代理模型指:在各方参与者中, 一方参与人 (称为委托人) 想让另一方参与人 (称为代理人) 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 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 只能通过间接的一些变量来观察, 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的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 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要做的是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制定一些奖惩措施, 以激励代理人做出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

二、企业之间的博弈

假设有两个企业, 分别有两种纯策略选择, 即选择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或选择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简称“环保生产”和“非环保生产”。企业选择“非环保生产”会产生各种环境污染, 但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 企业受益为R。企业选择“环保生产”对社会公众的利益即社会效益很高, 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增加的成本为C0, 包括设备投资、技术投资、人力投资等。以利益为主的生产型企业会以环境为代价来降低自己的成本, 从中赚取最大的利益。 (表1)

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看出, (非环保, 非环保) 是两个企业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 但这种均衡是低效率的, 会产生公共资源的悲剧。公共资源是指: (1) 没有哪个个人、企业或组织拥有所有权; (2) 大家都可以自由利用。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每个利用资源的企业都相当于面临着一种囚徒的困境:如果仅一个企业进行“非环保生产”, 则自己得利;如果所有企业都进行“非环保生产”, 而且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则所有企业将面临停产的危险。从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可以看出, 仅有企业的存在, 各个企业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在日益竞争的环境下, 企业只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降低成本, 长久下去环境质量将日益下降, 广大公众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所以,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想要获得长久的社会效益, 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应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政府与企业的博弈

假设政府和企业分别有两个纯策略, 企业可以选择“环保生产”和“非环保生产”。政府可以选择“监管”和“不监管”。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无论企业做何种选择, 政府必须支付一定的监管成本C1, 包括技术检测、人工考察以及环境评估等。当企业进行“非环保生产”被政府监管发现时, 受到的惩罚为F, 包括停产、罚款以及刑事责任等。政府无法干预企业的具体决策, 只能通过监管的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表2)

由得益矩阵可以看出, 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非环保惩罚F远高于环保生产投入的成本, 企业会选择环保生产。此时, (监管, 环保) 即是最优选择;当政府对企业的惩罚F足够大时, 企业一定选择环保。此时, 政府的最佳选择为不监管, 即 (不监管, 环保) 为最优选择。在此博弈中, 政府想要让企业主动进行环保生产, 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 确保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加大惩罚力度, 一旦查到有违章生产的企业必定进行严厉的惩罚, 使企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主动环保。在此看来, 政府的惩罚力度直接关系企业环保的程度, 政府想要降低自己的监管成本, 就必须加大惩罚力度, 但相反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例如:企业生产性不高, 投资减少, 导致经济的萎缩。在此基础上, 假如政府能再给企业一定的激励措施, 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环保生产带来的高成本, 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环保的力度, 由此政府可以放松对企业的监管, 从而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

四、政府给企业一定的环保补贴

若企业进行环保, 政府会给企业一定的补贴S, 包括技术支持、设备投资补贴、资金拨款等。一方面解决企业环保的实际困难, 降低企业环保带来的高成本, 让企业愿意主动环保;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若企业选择环保既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 又可以避免政府监管带来的惩罚。对政府来说, 虽然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但相对监管付出的成本以及随之带来的环境效益, 给予企业的补贴是值得的。 (表3)

当政府选择监管时, 只要R-C0+S>R-F, 即R>C0-F时, 企业一定会选择环保;当政府的补贴足够大, 使得R-C0+S>R, 即R>C0时, 无论政府是否监管, 企业都会选择环保。此时, 政府则选择不监管, 即 (不监管, 环保) 为政府和企业的最优选择。

由以上分析得出, 在C0-F<S<C0时, S越大, 企业环保的概率就越大, 政府监管的概率就越小。同时, F越大, 补贴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越大。

五、企业行为选择

政府与企业在环保博弈过程中, 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二者的博弈关系中, 信息是非对称的, 由于政府不能完全了解企业的行为, 也不可能左右企业的具体决策, 只能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促使企业朝着自己的利益做决策, 所以政府充当着委托人的角色。相反, 企业充当着代理人的角色。企业的行为会影响政府的利益, 同时政府的相关措施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达到双方利益均衡, 实现社会环境的最大效益是政府的最终目标。

(一) 模型的建立。

假设政府给企业的补贴是按企业环保力度进行的, 企业环保力度越大, 得到政府的补贴就越多;相反, 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越少。企业首先考虑要不要接受, 就上文的讨论中, 企业接受补贴激励是最优的选择。企业就政府给出的补贴激励, 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高投资环保生产;另一种选择仅达到政府标准的环保生产。

假定a为企业投资环保水平, 环保收益的线性收益R=a+θ, 其中θ是均值为零, 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 代表不确定的因素。假设R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即给定θ, 代理人投资环保越多, 环保收益越高, 但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 , R是θ的严格增函数 (即较高的θ代表较有利的自然状态) 。

假设政府补贴激励函数为S (R) =α+βR, 其中α是代理人得到的固定补贴, β是代理人投资环保的补贴系数。

假设企业环保投资成本函数C (a) =ln (a+2) , 其中c0是代理人固定的投资成本, k是代理人投资环保设备的成本系数。

企业环保高投资用aH表示, 低投资用aL表示。相对应的环保收益用RH和RL表示, 政府补贴激励用S (RH) 和S (RL) 表示, 企业投资环保成本用C (aH) 和C (aL) 表示。

该博弈可以用图1所示的扩展形表示。 (图1)

政府的激励相容条件为:S (RH) -C (aH) >S (RL) -C (aL) ;代理人愿意接受委托人委托的参与约束为:S (RH) -C (aH) >0;委托人愿意选择委托的参与约束为:RH-S (RH) >0。

(二) 模型数值模拟。

若努力环保的收益函数为:R=10a-a2, 政府补贴激励函数为:S (R) =2+0.6R, 企业环保投资成本函数为:C (a) =ln (a+2) ;代理人环保高努力水平2单位, 环保低努力水平1单位。则RH=16、RL=9;S (RH) =3.2、S (RL) =2.6;C (aH) =1.39、C (aL) =1.10。如图2新的博弈得益结构。 (图2)

由于S (RH) -C (aH) =1.81>S (RL) -C (aL) =1.5, 满足使代理人努力的激励相容约束;S (RH) -C (aH) =1.81>0满足代理人接受委托的参与约束;RH-S (RH) =12.8>0满足委托人提出的委托条件。由此看来, 政府的激励机制的有效的, 只要政府选择合适的激励合同, 就能保证政府与企业在效益方面得到双赢。

六、加强企业环保对策建议

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尽量减少企业之间的寻租行为;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企业环保过程中确保企业利益不受影响;使得环境效益最大化。

企业之所以有寻租行为, 是环境质量问题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 每个企业都将这种责任推到别的企业, 或将环境效益问题抛在企业效益之后。政府可将环境质量责任划分到各个企业, 优秀企业评选直接与周边环境质量挂钩。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采取共谋方式的主要原因, 将环境质量作为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方面。政府可将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转化成对立或竞争关系, 将大大减少寻租和共谋的行为的发生。

政府若对每个企业监管, 将付出大力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就我国目前的环保机构还是受到人员、资金和技术的制约, 并且想要做到逐个企业的监管也是不现实的,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惩罚力度, 使得企业一旦达不到政府的环境标准, 就会遭受惨重的代价。为保证企业的利益, 政府相应地要给予一定的补贴, 来缓解企业环保带来的成本压力。政府的激励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 企业会选择高环保的生产模式。所以, 处罚与激励相结合的政府手段, 既缓解了政府的监管压力, 也保证了企业利益使得企业主动选择环保。

在此基础上, 政府要在企业之间宣传环保生产理念, 加大环境保护教育力度, 将环保深入企业内部作为企业的文化。同时, 企业要注重科研发展, 提高环保技术来推动环保事业。政府要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 将对环境污染大的企业进行改造和整合。因此, 政府、企业和公众想要和谐发展, 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 以利益为主的企业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或激励的方式, 使企业加大对环保投资的力度。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中,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如何制定政策,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是使企业达到积极环保的关键。针对博弈结果, 提出政府最有效的机制, 使企业保证最大化利益的基础上主动进行环保投资。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政府,企业,最优激励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

[2]贾德友.基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政府与企业博弈优化分析及对策建议[J].科技与产业, 2015.4.

[3]侯玉梅, 朱俊娟.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排激励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 2015.1.

企业投资效率测量模型研究综述 篇4

一、投资效率的概念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基于不同的目的和视角,对其定义却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一般说来,投资效率有效率投资和非效率投资两个表现方式。另外,非效率投资又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Myers(1977)从净现值的角度入手,认为如果企业放弃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就视为投资不足。创造性地提出投资过度这个问题的是Jensen(1986),他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解读。Lang和Lizenberger(1989)从股利公告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使用托宾Q作为衡量未来收益的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出了“过度投资假说”,并把托宾Q<1的公司界定为“过度投资”的公司。

对于“投资效率”,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其作出了一些定义。王成秋(2006)从所费与所得的配比切入,把投资效率设定为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但对投资所得和投资所费怎么界定,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范围。类似的还有认为可以使用投资报酬率与资本成本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李笑雪,2010)。而有些学者从资源配置角度给出定义,在投资活动使资本的配置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就实现了效率投资(王秀梅,2010)。这个定义仍然存在一些质疑:首先实现帕累托最优时的市场应是完全竞争状态,其次,效用的可能性可能性边界并不能明确的计算出来。牟小丽和杨孝安(2012) 从定性的角度认为投资效率是由企业投融资活动形成的资源配置状态,而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如果企业的投资活动是有效率的,那投资项目的效果应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该投资水平就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水平,与这个水平不一致的投资就是非效率投资。

二、投资效率测量模型

投资效率的科学测量是企业投资相关经验研究的核心,我国经验研究中应用较多的测量模型主要来自Fazzari、Vogt、Richardson和Biddle等人的研究。

(一)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FHP模型) 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这个维度切入,考量企业投资支出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他认为融资约束和公司投资的关系可以用优序融资理论解释。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不是完美的替代。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选择资本成本较低的内部融资,只有当企业内部资金不足以满足投资需要时,企业才会选择外部融资。Fazzari等使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按照股利支付率将样本企业分成三个组:组1(低股利支付组)、组2(中等股利支付组)和组3(高股利支付组)。统计数据发现:组1内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比率很高,几乎把所有的现金流都用在了投资上,但是该组的投资和现金流水平都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另外,组1和组2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比组3高。

Fazzari等构建的简化型投资方程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Iit代表i公司在第t年对固定资产的投资;X代表投资机会,可能会包含滞后的因素;CF即公司内部现金流;是投资机会的函数;g是公司内部现金流的函数。上述变量都以公司期初的资产存量K进行标准化。u是误差项。

FHP模型得出结论:融资约束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因公司的规模而异。不对称信息和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使公司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大小于外部资金。低股利分配的公司对内部现金流波动的敏感性较高股利分配的公司要大得多,内部现金流的流动性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也是低分配公司较为明显。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中,融资约束使企业的投资和内部现金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融资约束越强的公司,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程度会更高。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比较强的时候,由于外部融资的成本比内部融资的成本高,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程度也会更高。当前研究投资与内部现金流关系多应用此模型或其改进模型。

但是Kalplan和Zingales(1997)在对Fazzari等(1988)样本中的低股利支付率的组别重新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让他们对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融资约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只有在严格的假设下,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才会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变得更加敏感。Cleary(1999)使用多元分析判别方法构建新的判别模型,支持了Kalplan和Zingales等(1997)的结论。

另一个质疑点就是对投资机会的度量。FHP模型以Q模型为基础,但是Tobin Q的测量一定会有误差,现金流在投资模型中的表现不显著(Erickson和Whited,2000)。此外,现金流是一个内生变量,不能明确投资机会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关系是由现金流本身引起,还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辨别。没有剔除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企业性质、公司规模、行业特征等,结果的准确性会有偏差。

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对FHP模型进行了改进。朱红军等(2006)参照FHP的研究方法,把样本公司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和预算软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另外,把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因素纳入其中,把企业的最终所有权作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进一步再按预算软约束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再进行分类。为了考察政治关系和制度因素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陈运森和朱松(2009)把高管的政治背景和制度环境引入FHP模型。谢乔昕和张宇(2013)将经济影响力和股权结构作为自变量引入FHP模型,并构造其与经营现金流的交叉项验证企业经济影响力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二)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判别模型Vogt(1994)选取美国的359家制造企业作为样本,研究现金流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到底是因为企业过度使用了现金流还是因为由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导致的外部融资成本过高。在借鉴FHP模型(1988)考察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下模型:

其中,I是固定资产投资;CF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K是资本存量;I与CF都要经资本存量K标准化;Q是Tobin Q;控制变量DCASH/K和SALES/K则是经期初资本存量调整过的现金股利和销售收入;μ是个体效应;τ是年度虚拟变量。

为了鉴别投资支出与现金流对Q的影响,引入投资机会与现金流的交叉项,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如果β5是正的,那么结果支持优序融资假说,反之则支持现金流量假说。实证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对投资支出的影响随着Q的下降上升,从而支持了自由现金流假说。

FHP模型的其中一个不足之处是不能辨别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而Vogt模型中现金流与投资机会的交互项则可以增填这一缺陷。该模型把融资约束与代理问题联系起来,验证了Myers和Majluf的优序融资理论和Jensen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对于规模较小、股利支付率低且固定资产投资少的新企业,表现出的投资行为符合有序融资理论。但对于那些股利支付率低、有形资产投资高的大型公司容易存在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

该模型在Q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是却不能具体到某个个体企业来分析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流程度,在实践中无法分析具体企业的投资状况。另外该模型只从定性的角度区分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却没有具体度量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对于非上市企业,其Tobin Q无法获取,这类公司就无法运用该模型。对与上市企业来说,能够真实反映其投资机会的是边际Q,但是边际Q无法有效获取,用Tobin Q来代替对实证结果也会产生误差。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一般不偏好发放现金股利,故部分学者对Vogt模型中的现金股利这个变量进行了调整,如张纯和吕伟(2009)直接把现金股利这个变量给删去不用。部分学者参照Vogt(1994)的方法证实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如潘立生和张清政(2010)基于Vogt模型引入了制约机制变量构造交叉项来检验这种机制可否缓解过度投资行为。邱德旺(2014)在考察A+H交叉上市是否有效制约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时,将交叉上市变量Cross引入Vogt模型(1994)以检验交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规模是否低于纯A股上市的公司。

(三)残差度量模型Vogt模型通过考察交互项系数的正负可以区分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但是对自由现金流和过度投资却没有进行直接的衡量。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模型存在的问题,Richardson(2006)把投资拆解为维持现有资产而进行的投资和建设新项目的投资两个部分,进一步将新项目的投资拆解为正常投资(NPV为正的投资)和非正常投资(NPV为负的投资),然后再把自由现金流拆为现有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减去与其的新投资,并分析了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具体呈现。Richardson(2006)构建以下模型估计过度投资:

其中,I为公司i第t年新增投资;V/P是公司成长机会的代理变量;Lev、Cash、Age、Size、Ret分别是资产负债率、现金存量、上市年限、公司规模和股票收益率;Ii,t-1为滞后一期的因变量;Industry和Year分别是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ε是残差项。

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正相关,且这种现象仅发生在自由现金流为正的公司,另外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Richardson(2006)为考察过度投资的程度,又按自由现金流的正负把样本企业分成两组,分别对其流向进行分析,发现拥有正的自由现金流和负的自由现金流的企业用于过度投资上的自由现金流分别为20%和15%。

Richardson(2006)模型基于会计信息,计算期望投资的数量,进而计算出过度投资的具体值。该模型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出发,验证了代理成本理论,揭示出委托代理问题是产生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Richardson(2006)衡量过度投资和自由现金流的这个框架易于被扩展来测量其他非正常投资。

该模型以方程的回归结果作为预期新投资的拟合值,但是该拟合值只有在市场是完美的且不存在代理问题时才能准确衡量企业的最优投资水平,所以以残差来度量非正常投资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对新项目投资的分组标准是NPV是否大于0,但是有的项目在考察期间与整个项目期间的NPV并不一定一致,这样就会对非正常投资的测量结果会产生一些误差。

我国学者在探索我国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状的过程中,Richardson(2006)的残差度量模型是被借鉴的较多的模型。如李万福和林斌等(2010)直接采用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估算企业的投资过度程度;在该模型基础上,部分学者采用了新的变量来测量公司成长机会,其中,徐晓东和张天西(2009) 用企业权益的账面值与市场值比、梅丹(2009) 使用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Tobin Q。借鉴该模型,徐倩(2014)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之间的相关关系。

(四)BHV模型Bibble等(2009)在质量财务报告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时,构建了一个模型来估计投资是否有效率,以销售增长率衡量成长机会,以残差作为投资偏离预期的代理变量,模型如下:

其中,Investmenti,t+1代表总投资额,Sales Growthi,t即销售收入增长,残差则反映非效率投资。

他们按照残差的量把企业分组,并把其作为因变量。观察值在低分位的被认定为投资不足;在高分位的为过度投资,中间两个分位为基准组。然后运用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方法来预测企业处在高分位和低分位的概率。

该模型应用起来简单方便,销售增长这个变量易于取得,用来代替Q,不受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该模型虽然简单,但是给后续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仅用这一个变量来解释投资,结果的准确度有待商榷,另外,投资机会用销售增长来衡量略有些片面,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支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Bibble等(2009)没有考虑在销售收入增长或减少时,对投资的作用是存在区别的,所以Chen等(2011)在研究中国的政府干预与投资效率的时候,在模型中加入了哑变量使实证结果更加准确。李万福等(2011)参照Bibble等(2009) 对非效率投资企业的分组方法来明确内部控制和投资水平的关系。申慧慧等(2012)同样借鉴该模型,用实际投资规模减去估计最佳投资规模估计残差。

三、结论

毋庸置疑,投资效率的测量在研究企业投资的相关问题中是重要的一环。本文分析比较了目前国际上较常用的主流投资模型,并回顾了国内部分学者在投资效率领域内的研究成果。综述表明上述四类典型的度量模型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每种模型都有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我国学者在研究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时,大多通过采取不同的替代变量改变原有模型中关键变量的测量,如投资支出、投资机会和现金流等变量的测量,以此使模型更符合我国实际。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篇5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虽然近年来我国环保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占GDP比重从“十五”期间的1.32%增长至“十一五”期间的1.44%,但与发达国家该比重稳定在2%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吴舜泽等,2014;朱建华等,2012),环保资金缺口不容忽视。有研究认为,环保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本应该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没有意愿主动承担环境投资和污染治理责任(唐国平等,2013)。为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向企业施加更大的环境压力。理论上讲,环境规制能够引导企业的环保行为,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往往是在面对政府环境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Maxwell&Decker,2006;李永友、沈坤荣,2008)。但在实践中,政府的环保意愿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实质行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数据检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制度背景下,政企关系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都会影响到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于文超、何勤英,2014)。那么,在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环保投资的传导过程中,政企关系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制度理论,选取2008-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尝试在以下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拓展:(1)在从整体分析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延伸,进一步研究其存在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2)结合我国产权制度特征,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政企关系,着重考察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调节机制,探究政企关系可能造成的增值效用或减损效用;(3)立足于优化“政府规制—企业行为”的传导路径,提出“因企而异、因地制宜”的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合法性理论将合法性视为组织权力结构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个体把某种秩序看作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认同,从而构成了秩序存在的合法性。Maxwell&Decker(2006)、Murovec et a(l2012)指出,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合法性管理的一部分,其动机是满足环境合法性要求,减少监管者对其预期的罚款和监管频率,最终降低企业的环境遵守成本。制度理论也认为制度具有约束和影响组织行为的功能。组织受到制度的压力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文化认知压力(斯科特,2010)。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规制压力之一。研究表明,企业之所以进行环保投资和环保技术研发,主要是因为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该压力成为企业环保投入的源动力和决定因素(唐国平等,2013;Taylor et al,2005;Doonan et al,2005)。但也有学者发现,企业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逐利本性会驱使企业仅进行少量环保投资(张功富,2013)。因此,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在企业忽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有必要给予强有力的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社会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强,对环保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更为坚决;另一方面,重污染行业自身面临国家的环境压力较大,很多法规明确指出加强对重污染行业的监管(唐国平等,2013),上述因素使得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为积极,推动其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

H1b: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H1c:在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在我国当前政企尚未完全分离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会将自身的意愿转嫁到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曹亚勇、于丽丽,2013)。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联系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掌控的资源,相应地也容易被政府控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随着环境污染加剧,在不断增加的政府环境压力下,国有企业往往会表现出“准政府”性质,迎合政府的环保意志。而且,政府控制权越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越强(逯东等,2012)。被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政府环境压力,在环保投资方面的表现也更为积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往往会通过主动建立政治关联替代正式制度,以降低由于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Wei et al,2010)。建立政治关联成为民营企业对政府掌握资源的一种反应方式(Ang&Boyer,2007;刘慧龙等,2010)。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政策时的策略选择,削弱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和环境政策法规对企业的压力(杨其静,2011)。较强的政治关联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力度,进而减少当期的“环境遵循成本”(于文超、何勤英,201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来,上市公司逐渐公开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因而样本选取从2008年开始。本文选取2008-2013年间披露年度环保投资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ST、金融业、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582个观测样本。企业环保投资数据是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手工收集和整理;计算环境规制力度所需的工业三废和工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数据是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披露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个人简历手工收集所得,以新浪财经和金融界数据作为补充;其他变量的数据也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构建基本模型(1)。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环境规制力度滞后一期。对于政企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按照政企关系对样本进行分组,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检验。

其中,EPI表示企业环保投资,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当年平均总资产这一相对数衡量,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代替。Gpe代表环境规制力度,用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衡量。借鉴唐国平等(2013),基于工业三废的达标排放率构建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参考Leiter et a(l2011)、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选择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衡量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从表2可知,全样本和分年度样本的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相差比较小,随时间变化不大,但极小值和极大值却相差百倍之多。均值大于中位数,标准差明显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大部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小于平均水平,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并可能呈现突出的个体差异。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1a。此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也均小于2,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示相关性分析结果。

(二)回归分析

(1)环境规制力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分析。如表3所示,在全样本和国有组样本中,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民营组样本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见,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环境压力均对提高企业环保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a。回归结果还发现,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作用更显著,支持假设1b。在重污染行业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通过对比检验重污染行业样本和全样本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在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支持假设1c。(2)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影响分析。由于政企关系因企业产权性质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本文分别从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两方面考察政企关系。国有企业样本按照最终实际控制人政府的实际表决控制权衡量,如果政府实际表决权大于50%定义为政府绝对控股组,否则定义为政府非绝对控股组。民营样本采用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存在政治关联衡量,借鉴罗党论、唐清泉(2009)的研究,将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义为政治关联组,否则定义为非政治关联组。表4报告了政企关系影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在国有样本中,政府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压力(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且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国有全样本,而在非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虽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能够影响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在政府绝对控股样本中显著的强化了二者的正相关性,支持假设2。在民营样本中,非政治关联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是政治关联样本的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环境压力在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能够对提高环保投资规模发挥预期作用,而在政治关联样本中环境规制失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对政府环境压力存在明显的防御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支持假设3。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另外,采用樊纲等(2011)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分项指数作为环境规制力度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讲,在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企业经营决策受到政府影响越大,面临的政府压力也就越大。如表5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得到支持,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故可以认为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环境污染治理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而且该正向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政企关系能够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但因产权性质而异: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能够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向作用;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在于:(1)政府相关部门应继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尤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性,防止“一刀切”,在环境规制强度、工具等方面实施有差别的措施;(2)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国有企业在获取便利的同时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可采取税收优惠等方式减轻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成本负担,如,环保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等;(3)环境执法机构应保持执法的独立性,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透明度,引导公众和媒体参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监督,避免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进而“虏获”政府的行为;(4)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应建立环境规制政策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行业环保投资自律机制及奖惩机制,积极建立以“环境金融”为基础的环保投资新模式。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篇6

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中国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等都使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企业的战略选择,组织结构、激励机制、财务决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财务柔性(financial flexibility)作为公司财务系统的一种综合能力,已成为公司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把握未来投资机会的重要途径,也是近年来国内外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1 财务柔性概述

1.1 财务柔性的概念

财务柔性作为财务管理中的新兴领域,其概念最早起源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早起研究是从现金预防的角度来定义财务柔性的。Heath(1978)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能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所需现金支出超过现金流入困境的能力”[1]。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93)在Heath的基础上,将财务柔性定义为“企业采取行动消除其所需或预期的现金流出超过流入的能力[2]。”中国学者葛家樹和占美松(2008)结合Gamba和Triantis(2008)最新的定义观念,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改变现金流入的金额以及时间分布,使其能够应对意外现金需求以及把握意外投资机遇的能力[3]。

财务柔性的“反应”以及“预防”能力是大多数期财务柔性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但对财务柔性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模糊性所带来的投资机会的“利用”能力研究鲜少。本文以融资约束为切入点,来定义财务柔性,财务柔性是一种即企业适当的采取行动,调配企业财务资源以“预防”和“利用”环境不确定性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

1.2 财务柔性的获取来源及测量

财务柔性是一种筹集资金和调用资金的能力,根据其获取来源不同,可分为现金柔性、负债柔性、权益柔性[4]。现金柔性也就是企业的超额现金储备,具有预防个投资的作用,企业通过超额现金储备来增强内部融资能力以缓解外部融资压力提高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负债柔性是通过保持剩余举债能力来获取的,也就是企业通过借债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能力,拥有负债柔性的公司,通过保持低于正常水平的负债率,来获得未来通过提高杠杆比率筹集资金的能力。权益柔性是一种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获取融资的能力。

评价公司财务柔性水平高低的关键是财务柔性的度量,也是进行财务柔性实证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财务柔性的度量多关注企业在未来获取及调用财务资源的数量,侧重于数量维度。目前已有的衡量财务柔性的指标多以各种财务指标为依据,常见的衡量企业财务柔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单指标判断法即依据企业某个单一财务指标值的高低来判断企业财务柔性的强弱,目前常用的指标有财务杠杆和现金持有量;多指标结合法,顾名思义就同时利用多个财务指标来判断企业是否为具有财务柔性企业。例如企业可以同时结合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和股利支付率三项指标判断企业财务柔性的大小。

2 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2.1 财务柔性对投资水平的影响

1958年Modigliani and Miller提出了MM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市场完美的假设提出的。MM理论认为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互不相干、互不影响和相互分离,然而现实中的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般先进行内部融资,其次是负债融资,最后是权益融资。如果企业储备一定的财务柔性,超额现金储备或者剩余举债能力,就能缓解内源资金不足,外部融资困难的处境,抓住有利投资机会,提高企业投资水平。

2.2 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一般依据收益与成本熟高也就是净现值原则来进行决策,如果一个项目投资成本较高,那么可能导致该项目的净现值从原本的正值变为负值,那么企业很有可能会放弃这项投资,从而投资不足,造成投资扭曲。企业筹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投资收益,决定投资成败,是影响投资成本的关键,因此拥有充足的内外部资金是企业提升投资能力的必要条件。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引起的筹资成本提高,筹资难度上升的困境,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一方面,拥有财务柔性的公司能够缓解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财务柔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非效率投资。因此,企业保持适当的财务柔性能保证企业在未来面临投资机会时又有足够的筹资能力,抓住有利投资机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3 融资约束影响下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3.1 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限制

现实中资本市场完美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摆在企业面前时,企业可能面临着内部资金不足,外部融资成本较高,即面临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部融资成本过高对企业投资的限制,表现为企业投资不足,企业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第二,代理成本的存在导致投资人对预期报酬的期望偏高,从而影响投资人的决策,限制企业投资;

第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限制,具体表现为投资人为了追求高收益而放弃融资,减少投资支出。

3.2 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缓冲作用

融资约束的存在无疑会造成企业投资不足。为减缓融资约束,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现金持有、提升信贷能力;调节财务杠杆,减少支付等不同的途径储备财务柔性,以此来减少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限制。

财务柔性是企业低成本地获取资金和调整资金结构的能力,具有预防属性和利用属性;这种预防和利用属性是针对投资而言的,从财务柔性的获取方式可以看出,公司可以通过超额现金持有或保守的资本结构获得财务柔性。公司的最优财务政策由资本结构、现金余额、鼓励政策共同决定,能使公司在面临融资约束是轻松的实现外部融资。当企业面临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性的双重限制时,财务柔性能使得企业迅速调动资金应对不利冲击把握住投资机会。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缓冲效应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财务柔性能缓冲由于经营环境不确定应而导致的投资限制,另一方面还能缓解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而给企业带来的融资约束,尤其当处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一部分的资产价格随市场部景气而下降,这就为企业创造了不少投资机会,财务柔性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投资效率。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强弱不同,财务柔性对投资效率的缓冲作业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强,财务柔性的缓冲效应越明显,进而对投资效率的提升越明显。

4 结论及建议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是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本文从财务柔性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投资效率的问题,适当的财务柔性,可以使企业灵活的调用资金,充分利用财务柔性准备和释放之间低成本的特征,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提高资本的流动性,避免不利冲击把握住有利投资机会,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企业应树立适度的财务柔性储备理念以缓解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企业应从多个方面储备财务柔性,保持合理的柔性水平;政府相关部门应发展信贷市场,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以此来为企业通过负债柔性来调控财务柔性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Heath L C.Financial Report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Solvency[J].Accounting research Monograph,1978(3):153.

[2]AICPA.Exposure Draft:Disclosure of Certain Significant R 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M].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1993.

[3]葛家澍,占美松.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必须着重关注的几个财务信息[J].会计研究,2008(5):3-9.

企业环保投资效率 篇7

目前, 我国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 国有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同时, 我国经济改革呼之欲出, 对于一些效率低下, 财务困境中的企业, 由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同源性, 使得国有企业财务存在“预算软约束”, 使得企业带有政治色彩, 投资、财务预算和一般企业不同, 一方面, 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也造成民营企业缺乏资源, 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目前有关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研究很少, 一般都是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型, 研究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更多的是研究全部上市公司, 专门针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不是很多。由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的划分, 按地区划分为地方上市公司和中央上市公司, 按持股性质划分为国有控股和国有法人持股。所以在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 必须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投资是否有效关系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 研究国有企业投资意义重大。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学者关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加以总结, 然后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找出治理我国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的相关措施, 以期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有关国有企业治理的导向性政策建议。

二、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相关研究

(一) 自由现金流假说

田利辉 (2005) 发现, 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 国家控股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增加,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一词由Kornai (1979, 1980) 提出, 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持续救助入不敷出的企业。Kornai (1998) 阐明了预算软约束在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概念。他认为, 因为某些企业和政府存在着隶属关系, 这样企业的管理者就会产生依赖政府救助的预期, 从而使得企业的财务约束相对变软。

徐晓东等 (2009) 研究了自由现金流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的投资效率对自由现金流高度敏感, 即在自由现金流为正的情况下, 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过度高度正相关;在自由现金流为负的情况下, 用其绝对值表示资金缺口, 资金缺口与投资不足高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 对于投资过度的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会推进投资过度;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会导致投资不足。

刘昌国 (2006) 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 (主要研究了独立董事制度、机构投资者和高管持股) 抑制自由现金流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程度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公司治理机制中, 高管持股在法人控股的公司中, 抑制自由现金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控股下公司的相应治理机制效果更好。

(二) 委托代理理论

Jensen (1986) 指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的目标非一致与利益的非兼容性, 使得企业可能发生非效率投资, 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净现金流为负的项目, 从而损害股东利益而自身从中获取收益。在我国国有企业里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内存在所谓的“内部控制人”问题, 即委托人的虚置, 从而产生了国有企业缺乏所有者的监督, 也缺乏市场的约束, 使得其委托代理矛盾突出,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目标, 国有企业往往包括社会目标和政策目标。这样必然加大对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监督的困难程度, 投资的非效率自然应运而生。

曾庆生等 (2006) 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由于对国有企业经理的监督更强调行政监督, 而弱化产权监督,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内部控制人的产生, 从而滋生管理机会问题。梅丹 (2009) 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行为与股东和经理层代理问题的关系, 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为了追求私人收益 (股东和经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 而发生投资过度的行为, 从而得出由于国有产权虚置导致的代理问题, 是国有上市公司发生投资过度的一个诱因。

辛清泉等 (2007) 研究了经理薪酬契约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薪酬契约无法体现经理的工作努力和个人才能, 即经理薪酬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不匹配。有更多的证据显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由于薪酬契约的失效而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

(三) 政府干预

程仲鸣等 (2008) 研究了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研究结果显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 同时仅有微弱的占据支持投资不足与政府干预有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 投资过度与金字塔层级存在负相关关系, 说明金字塔层级可以作为法律替代机制, 进而保护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

樊纲等每年都会公布我国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研究情况, 一般市场化程度越高, 地区法律越完善, 政府干预就会越少。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高, 而干预经济的目标可能是地区领导人未来追求政治目标, 这样就会造成企业的投资非效率, 为了实现政治考核目标, 进行大量的投资来带动GDP提高、就业等方面改善。梅丹 (2009)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政府就会越少干预国有上市公司,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中央控制的企业比地方控制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比国有法人控制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周春梅 (2011) 研究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成因。一方面, 政府有动机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干预, 政府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 其通过干预可以提升就业、增加税收、提高GDP从而获得政治收益和政治晋升。另一方面, 政府有能力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干预。由于历史原因, 在我国, 国有股东、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三者高度重合。虽然改制后, 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的形式, 但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不会也不愿意放弃对公司的控制, 从而政府干预国有企业投资易如反掌。

(四) 股权结构

陈艳 (2009) 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结构在治理我国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有法人股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很好的治理作用, 而国有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却不理想。

陈艳 (2009) 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的关系, 在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时, 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最优, 而国有控股股东的治理效果则较弱。

闫华红等 (2010) 研究国有股比重和投资支出的关系, 研究发现国有股比重越大, 投资额越大。说明股权越集中, 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越严重。

周伟贤 (2010)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其通过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重新界定后, 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投资负相关。这和之前所提及的国有股由于缺乏监管而形成内部控制人从而导致投资过度的观点不一致。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 较高比例的国有股会带来更多的监督, 从而遏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进而减少投资过度行为的发生。但是他同时还指出, 由于国有股的存在有可能会导致直接利益输送的增加, 这与投资过度相比也未见得是好事。

三、国有企业非效益投资文献述评

(一) 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分类

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分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按照第一大股东来分类, 二是按照实际控制人来分类, 三是按照最终控制人来分类。对于不同的分类方法都是处于不同的考虑, 而且不同的方法都有学者采用。不同的分类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 要考察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必然要考虑最终受益方。由于很多国企都沿用之前的政治体制, 这就导致很多企业的投资不一定是处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去考量的, 还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这一点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体现尤为突出。由于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一些硬性指标, 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企业成为政府提升政绩的工具。

Firth等 (2006) 和徐莉萍等 (2006) 采用最终控制人和实际控制人, 把上市公司划分为四类: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制、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制和私有产权控制。辛清泉等 (2007) 沿袭上述分类方法研究政府控制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因薪酬激励扭曲导致的投资非效率问题。

(二) 投资非效率的界定

投资非效率可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一般学者研究都借鉴Richardson (2006) 模型, 通过回归估算出企业的正常投资水平, 然后用实际的投资水平和估算的投资水平相比较, 结果大于0则为投资过度, 小于0则为投资不足。投资水平的最简单衡量方法, 就是在一组上市公司中, 通过计算这一组上市公司平均投资水平, 然后将各个公司的投资水平与平均数比较, 超过平均数的即为投资过度, 低于平均数的即为投资不足。当然还可以采用中位数的方法来衡量投资非效率。

其实上述研究方法都是用一条线作为投资非效率的标准, 这样就会导致处于最优投资水平附近的企业就可能界定为投资非效率的企业, 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周伟贤 (2010) 通过分析上述方法的弊端, 采用区域划分的方法, 如图1所示, 综合上述方法, 把图中空白部分界定为最优投资水平, 阴影部分界定为非效率投资。

(三) 模型设计

关于非效率投资度量的模型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FHP (1988) 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Vogt (1994) 的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乘项模型和Richardson (2006) 的残差模型。实际上, 这三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FHP (1988) 的缺陷在于无法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Vogt (1994) 无法量化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而Richardson (2006) 的模型是被最多借鉴的, 但也存在模型设定的一些偏误。张功富等 (2009) 在克服了上述模型存在的不足基础上, 提出一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可靠性检验方法。主要是避免Tobin`s Q衡量偏误, 构建一个投资机会的替代变量———基准Q, 然后再分行业度量企业投资的非效率。其研究结论表明, 通过实证检验, 在克服已有度量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构造的非效率投资度量方法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情况。

四、结论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产权“同源性”, 导致国有企业存在“预算的软约束”问题, 进而产生投资非效率的恶性循环。国有企业的“预算的软约束”, 一方面, 导致企业的投资活动也违背正常的投资决策, 产生过度投资;另一方面, 也占据大量的资源, 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困难, 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要彻底国有企业“预算的软约束”, 就要完善金融改革, 改变我国的金融体制, 推动市场化进程。

周伟贤 (2010) 研究发现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以促进公司进行适度投资。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严重, 要避免我国有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 必须优化股权结构, 消除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公有产权强势和股权分置特征, 从而实现投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保障公司的投资效率, 提升公司的价值。

不仅要治理国有企业一股独大, 还要政企分离, 减少政府干预, 要发挥国有产权主体的积极作用。要想达到目标, 仅仅从企业层面去改变可能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政府干预的产生, 更多层面上的原因是政绩考核所导致的。考核领导人政绩就通过GDP和就业率等指标, 这样必然造成政府为了达到预期业绩目标, 能够顺利升迁而干预国有企业投资。所以, 要从根源上解决, 必须改善政府业绩考核指标, 不能仅从GDP的增长来衡量业绩, 还应加大考核民生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是造福民众。

参考文献

[1]周伟贤:《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9期。

[2]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 《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3]张功富、宋献中:《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还是不足》, 《会计研究》2009年第5期。

[4]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5]周春梅:《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6]田利辉:《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 《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