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热点（精选10篇）
媒体热点 篇1
金融危机对地方媒体来说, 同样是一次提高新闻报道水平的机遇, 地方报纸一样承担着艰巨的报道任务, 一样要及时、全面地报道地方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 这就给地方媒体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在全球重大经济事件背景下, 怎样更好地结合本地特色, 捕捉热点新闻, 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和亲民性。浏览当时的《黑龙江日报》, 我们发现, 该报除了常规做法, 即在《世界》、《时事焦点》等版面大量转发新华社通稿及其他中央新闻媒体的报道外, 还以龙江新闻人的独特视角, 进行深入采访, 在一、二版等要闻版、《新闻纵深》版等刊出了大量独家新闻, 深度报道, 满足了本地读者的需求, 从而与新华社通稿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宣传阵势, 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面对危机, 不辱使命, 增强百姓信心
金融危机中, 新闻媒体担当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提振信心, 减轻老百姓的恐慌心理。在这场危机中, 当地的社会经济形势怎样?受影响的程度有多深?全省人民怎样应对这场危机?这些, 都是我省读者关心的问题, 也是新闻人面对的重要课题。为此, 省报社领导投入了大量报道资源, 广大采编人员快速跟进, 进行了广泛报道。
2008年10月29日, 《黑龙江日报》一版刊发了一条简练的消息《我省金融业保持稳定运行》, 介绍了前3季度, 我省金融业在国际金融环境恶化、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各项存款大幅增长, 农业贷款增势迅猛, 全省金融业稳定运行的良好态势, 文字简洁洗练, 数字确凿, 给人以鼓舞和信心。
11月21日的《鸡西新闻》版头条刊发了“鸡西矿业集团制定营销攻略应对市场寒冬”的报道。介绍了9月以来,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鸡西矿业集团在原本炙手可热的精煤却销售不畅、价格下滑、铁路限运、回款减少的“寒冬”中, 制定的“积极应对、顺势而为、练好内功、蓄势待发”的16字攻略, 以及集团怎样在逆境中主动出击, 加强管理, 以平稳的心态“驱寒”、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实际行动“过冬”的思路, 为一些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12月8日《黑龙江日报》一版头条《逆水扬帆———哈尔滨打响应对金融危机攻坚战》报道了金融危机来袭之际, 哈尔滨市工业企业面对出口受阻、产品降价、订单减少的情况,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加紧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用科技利剑斩危机恶魔、“腾笼换鸟”展翅高飞的骄人事迹。
2009年1月12日一版头条《逆势而进源自未雨绸缪———牡丹江市多措并举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跨越增长》等报道都对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信心, 什么时候都需要,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信心则比以往更重要。信心是无形的, 但在危机到来时, 《黑龙江日报》担当起了党和政府赋予省级党报的新闻使命, 将信心“化”作了一篇篇有形的文章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二、正视危机, 沉着应对, 找准报道重心
面对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 地方媒体只要找好切入点, 深入挖掘新闻线索, 选取最佳角度, 一样在大经济课题新闻报道中有所作为。此间, 《黑龙江日报》从多个视角全方位、立体式地报道了金融危机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 许多专题报道引人共鸣和深思。
在金融危机中, 大学生就业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2008年12月7日, 《黑龙江日报·新闻纵深》版独辟蹊径, 重磅推出《金融“寒冬”vs大学生就业:先就业再择业》的深度报道, 文章介绍了2009年, 我省大专以上毕业生将首次突破20万人的严峻就业形势, 并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功能, 引导大学生放下身段, 调整职场预期, 先找准位置就业, 而后再考虑择业……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这篇文章足以引起大学生及家长们斟酌和再三思考。
消费市场对金融危机颇为敏感。2009年1月8日, 《新闻纵深》版以大量的版面和篇幅报道了“金融危机引发新节俭主义”这一重大主题, 文章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地报道了金融危机催生的新节俭主义, 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脉搏。
就业、工业、房地产……这些都是金融危机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 也是金融危机大背景下, 专家、学者、老百姓密切关注的领域。2009年1月22日及此后几天, 《黑龙江日报》相继推出有关“应对危机保增长、政府打出组合拳”特别报道, 包括就业篇、工业篇、房地产篇等, 气势恢宏, 大气磅礴。以就业篇为例, 文章从“2008年城镇新增就业71.74万人”、“2009年目标:新增就业60万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解读《关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进一步稳定就业局势的意见》等多个侧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促使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做好就业工作、稳定就业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再如房地产篇:“春天里, 房地产业再添‘一把柴”, 文章从2008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专家预测我省房地产市场不会大起大落、稳定和发展房地产市场省级政府负总责等多个角度报道了我省全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形势, 读后令人为之鼓舞和振奋。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积极应对, 中国积极应对, 黑龙江省积极应对。
《黑龙江日报》作为本埠重要媒体, 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 在这次重大经济事件的新闻大战中, 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有效地主导了本地金融危机相关报道, 其报道所展现出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可读性, 令人称道。理性地看, 地方报纸在金融危机重大新闻传播、金融基础知识普及、本地应对情况的深度分析报道中尚有些许差距, 要走的路也还很长, 但前途光明, 大有可为。■
媒体热点 篇2
公务员时政热点：自媒体需要明确社会责任
知名公众号“二更食堂”近期发布关于“滴滴司机杀害空姐”一案推文，因为表现出不当的价值观，引起网友的一齐讨伐，迫于舆论的压力，“二更食堂”宣布永久停更。大量反思自媒体乱象的评论和调查也以此为机缘纷纷出现，一时间批评的声音十分热烈。然而，蹭热点的公众号大V岂止“二更食堂”一个，只是恰好这次它撞到了枪口。若不是这次事件关注度如此高，我想“二更”和许多公众号一样，还会继续这样在道德底线徘徊，继续打擦边球。
自媒体生态环境的混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技术和平台的支持，使得自媒体蓬勃生长。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必须得到读者的关注。于是两种价值观在此分野：一些自媒体像专业新闻工作者一样通过大量的工作，原创优质内容，获得读者的肯定;另一些没有能力生产优质内容的自媒体，为了迅速吸引眼球，乐于抄袭模仿，生产大量极具煽动性、低俗的、没有任何营养的内容。
不仅是野蛮生长的自媒体，一些传统媒体的公众号，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染了这些坏习惯。标题党、断章取义、为表达观点刻意不展示完整事实，不胜枚举。个别传统媒体，在这样的行为和价值选择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威信。
正如经济市场突然走向自由化时，突然而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并冲击着所有人，太多的人在这样的诱惑中迷失自我，走向一条不计后果的逐利之路，蝇营狗苟。内容生产行业同样没有逃过这场阴霾，道德底线和职业理想在与利益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大量以生产吞噬人血馒头为乐的公众号深陷其中，对个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风气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全社会的戾气在这些“意见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重。
gwy.wendu.com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时期，报人为使自己的报纸销量更多，歪曲事实、耸人听闻、煽动情绪乃是常事。如今各自媒体使尽十八般武艺，已经顾不得吃相多么难看，只为拿到“10万+”，与“黄色新闻”时代竟如此相同。
然而新闻生产者并不是生意人，也不能把自己当做生意人，新闻生产者还背负着社会责任。而泛滥的自媒体作为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即便不生产新闻，只要他们的言论产生了影响获得了关注，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不能低估任何一句言论的传播效果和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这样的言论可能给某个弱势群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媒体热点 篇3
随着视频行业的高速发展，其声影同步的特点正在改变着人们接受资讯的方式，而这也是传统平面媒体所不能实现的。
为了满足网民对视频信息内容的迫切获取需求，视频网站应需而动，纷纷推出精心策划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剖析民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两会期间，凤凰视频重磅推出了视频原创特别节目《全民相对论》,分别从赴港产子、房地产调控、温总理十年等话题突出显示了其视频报道的优势，并盘点出两会十大热点、两会十大热点人物、两会十大提案，在两会原创视频策划方面独树一帜，更有数以百万人参与民意调查；腾讯以“国民意愿”为主题并结合腾讯微博展开微提案、微会场、微心愿的图文和视频结合的独家策划；新浪网以“责任的力量”为主题，从幸福的底线、房地产调控、地方两会、诉讼法修改、农村发展等方面对两会进行了解读；搜狐网针对就业问题、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内容推出特别策划；网易以“改革的下一站”为中心，试图分析农民、学生、中产阶层、富人四大社会群体所集中焦虑的问题，探寻解决之道。不难看出，各家网站在报道“两会”热点话题时都力求大而全，同时也各有侧重，力图将各家网站的特色展示出来。
凤凰视频两会特别节目《全民相对论》。以“通往公平的户籍”、“特首的眼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楼市是否已松绑”等一系列两会热点话题为主题，邀请众多知名嘉宾和广大网友参与节目，通过现场及网络互动，引导多元意见交流，搭建了一个公众讨论平台。在形式方面，《全民相对论》的节目制作不仅有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闾丘露薇的加盟、凤凰专业团队的精良制作，更结合了凤凰网络与凤凰卫视的优势，比肩国内高端谈话类节目质量。《全民相对论》由主持人闾丘露薇就两会热点议题引出话题，并请来当事人和观点不同的重量级嘉宾展开辩论。例如《赴港产子——生的冲动？》就请来了赴港产子的“双非”当事人，与中介现场连线。同时，栏目组还邀请了持不同观点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和中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嘉宾，共同探讨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赴港产子？是完善的福利制度，出国便捷的手续？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二胎症结？在节目中每个嘉宾都拥有自己的鲜明立场和自问自答式的结论，通过嘉宾和观众的互动得出开放式的结论，让观众自己领悟观点，这恰恰是节目的特色，也是媒体的职责所在。
凭借《全民相对论》的精彩表现，凤凰视频以独特的视角提供差异化的视频内容不仅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同时也在两会期间成为收获网友满意评价最高的视频网站之一。凤凰视频高度融合了互联网的特性，并产生具有凤凰特色的媒体化路线商业价值。凤凰网副总裁陈志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凤凰视频凭借自身专业的新闻采编能力和优秀的制作团队，以及全媒体平台的优势，成就了凤凰视频的差异化优势，这种优势是凤凰视频的核心竞争力。”
2011年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网民进行五大门户网站的“两会”专题满意度评价。调查分别从对热点话题的关注、对争议性话题的关注、国际视野、深度、原创性给出评价。其中，凤凰凭借深入、高品质的两会报道内容赢得了网友的充分肯定。2012年3月凤凰网页面浏览量(PV)在世界一流的电视媒体类公司网站中排名第一，高于CNN.com、BCC.co.uk和CNTV.cn；其“每日页面浏览时间”也高于其他主要的中国在线视频网站。
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为了保证用户浏览体验而产生的带宽成本持续高昂以及影视版权内容的争夺战。虽然合并后的优酷土豆并没有对视频网站领域形成垄断，但也形成了与其他视频网站的竞争壁垒。在各大视频媒体寻找差异化路线优势的时候，作为一个以资讯为主体的综合性视频门户网站——凤凰视频，又有哪些差异化创新？
对此，陈志华说：“在这个以内容为王的互联网时代，视频网站竞争的关键还是内容的丰富和差异化，借助于凤凰网和凤凰卫视的独特资源优势，凤凰视频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品位、高黏性的高端用户群体，两会期间，《全民相对论》就两会热点话题用全民辩论的方式展开，让议题更生动地呈现在受众面前，引发受众的强烈共鸣。”比如《全民相对论》第二十七期就“赴港产子”话题展开辩论，节目组请来何钟泰、蔡素玉、田北辰等香港议员与民众一起讨论，让事实更立体地展现。以独特的方式还原事实的真相。通过节目，传递着独具凤凰气质的视频内容，与其他门户网站形成鲜明的差异。
陈志华认为，“高价值内容是凤凰网营销的根本，多年来凤凰网的营销实践也和营销大师科特勒阐释的“营销3.0”理念完美契合。凤凰网在营销3.0时代成功实践的启示就在于：网络媒体只有以内容为王实现情感共鸣，才能最好地实现用户参与和用户征募，把用户从单纯的受众发展成为传播网络和营销组织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交时代，碎片化、同质化的海量信息内容中脱颖而出, 依靠用户的力量, 取得创意营销传播的成功。”
在营销3.0时代，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倡导“以人文精神主导营销的未来，凤凰新媒体的营销也一直强调用户与广告主之间的沟通和情感共鸣”。而在这个网络化的媒体营销时代，内容一定要引发用户共鸣，从而达到营销的目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理营销。
凤凰视频的另一大优势还在于他的内容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影响人群是比较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
据陈志华介绍，“凤凰视频暂时不接受订制剧，视频网站自制节目不同于微电影，网络微电影可以根据客户需要量身定做，最大限度地达到营销目的。在自制节目方面，凤凰视频推出了《全民相对论》、《甲乙丙丁》等精品节目，受到用户广泛好评以及广告主认可。网络自制节目必须融合互联网自身的互动、参与感、直播在线等特点，融入互联网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与电视台的节目竞争。”目前凤凰视频主要以冠名、桌摆以及口播的方式插入广告。从用户市场的角度看，影视剧点播对应的是年轻用户群体，广告业务主要针对快速消费品领域;视频资讯类型的目标受众主要针对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学历更高、更具购买力年龄段的用户群体，因此广告主主要来自汽车和IT领域等品牌广告主。
凤凰视频与其他独立视频网站营销方式上的差异，还体现在整合更多的优势全媒体联动资源。面对未来，怎样在视频网站同质化发展趋势与差异化路线之间找到突破点，如何以最优化媒体品质在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是各视频网站思考的问题，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媒体热点 篇4
积极的舆论监督具有“辅政亲民”的作用, 对医疗行业来说, 也会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患者权益的维护, 总体上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部分媒体片面、非客观的报道, 增加了医患双方的心理抵触情绪, 恶化了医患关系, 对医患纠纷的解决反而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一、当前媒体报道医患纠纷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 在医疗卫生这个民生领域, 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如医疗费用与人们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医方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医患之间信任度不高, 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低下, 民众素质不高以及相关法律对部分无理患者的处理不到位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患纠纷的增加①。就新闻报道而言, 又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 受“同情弱者”的思想影响, 报道倾向性明显, 多数同情患者, 指责医院和医生。
由于医患双方在社会影响、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患者及其家属往往被视作“弱者”、“弱势群体”。受同情“弱者”、伸张正义思想的影响, 记者很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 一旦听到医患纠纷, 就认定责任在医者一方, 报道倾向指责医院的占绝大多数②。
在采访过程中, 某些记者很难冷静地听取医院和医生的解释和表述, 而过多地倾听患者及家属的意见。不论谁是谁非, 先找患方采访, 再带着患者的观点, 逐条向院方核对质问, 不等事故鉴定结果和法庭判决出来, 就抢先在媒体上“曝光”, 不大考虑报道发表后有无失实的后患, 有无对院方造成伤害乃至使其蒙受巨大的信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只图一时之快。所以许多的医院、医师最怕的即是见报, 为求息事宁人, 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也由于此种心态, 也助长了以争吵、抗议代替协调, 媒体代替调查审判的风气。在社会舆论中, 医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是被告, 不仅对当事医院, 而且整个医疗行业都笼罩着一种苦涩的压抑感③。
2. 部分报道夸大其词, 甚至严重失实, 具有新闻炒作嫌疑。
传媒对医患纠纷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姿态, 从道义角度来说, 传媒代表公民行使表达自由权, 并通过报道医患纠纷推动全社会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是其神圣天职;从功利角度来说, 相对一般新闻素材而言, 医患纠纷传递信息、反映社会现象的特殊性, 医疗新闻素材特有的神秘性、刺激性、矛盾性和传奇性, 与传媒受众的信息获知取向和猎奇心理遥相暗合, 这是传媒特别关注医患纠纷的最直接的原因和动力。
当前的媒介竞争日趋激烈, 为提高新闻的可读性, 从而提高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 媒体往往把医患纠纷作为“新闻点”、“卖点”, 对发生在医患之间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纠纷和矛盾连篇累牍地进行“曝光”。其中的一些报道不免夸大其词, 甚至严重失实, 带有恶意炒作的嫌疑。调查表明, 媒体报道医患纠纷以新闻炒作为主, 占到报道意图的八成以上, 不客观报道的超过六成, 报道严重失实的近两成④。一些媒体到医院根本不做调查研究, 企图制造轰动效应, 却全然不顾事实。如兰州市发生的所谓“碘中毒”事件, 当地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人心惶惶, 最终调查结果表明没有一例是碘中毒, 纯属媒体以讹传讹。
3. 干扰法院审判和医院正常工作, “媒体审判”激化了医患矛盾。
统计显示, 医患纠纷报道中, 明显干扰法院审判的占17%;既干扰法院审判又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的占22%;激化矛盾, 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占55%;未明显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占6%。⑤不管媒体的目的如何, 这些举动绝非理性调解, 媒体多是医疗外行, 相关报道往往只是煽情, 客观上来讲, 并不能达到公平的效果⑥。
成为诉讼一方代言人的新闻机构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从“观察者”变为“参与者”, 损害自身形象, 招致“媒体审判”的批评。新闻媒体往往对一些医患纠纷不问青红皂白, 竞相转载, “集体审判”, 老百姓不明真相, 纷纷指责被报道的医院。这种报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误导了社会舆论, 使群众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感加重, 更激化了医患双方的矛盾。因为有舆论的支持, 一些患者及家属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甚至极端手段严重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一些“医生受到侵害后连名字都不敢透露, 主要是害怕报复和社会舆论的攻击。攻击医院、侵害医生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公害。”⑦
二、新闻媒体如何介入医患纠纷
在社会新闻报道医院医患纠纷的过程中, 确实出现了不少偏差, 有很多新问题冒出来,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减少的。新闻媒体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介入医患纠纷:
1. 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保持报道的平衡, 充分反映医、患、法等各方的意见
所谓“平衡报道”, 是指给纠纷各方当事人 (包括进行司法调查、审判的法律机构) 以平等的陈述事实和表达观点的机会。
医疗行为不是一般消费, 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正确理解医患关系, 客观对待医患纠纷, 媒体要给双方、给各个方面均等的发言机会, 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 不应指责诉讼参与人及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
2. 深入调查研究, 避免报道失实, 提高记者的医学素养和科学知识
《南方日报》2002年曾就有关广州医院收费问题进行系列报道。报道称“大学生钱少难治胃病”做个胃镜三百元, 学生嫌贵, 不愿意做, 记者对此同情不已。但对胃病及其它有着相似症状的疾病有多少种, “胃病”做胃镜到底值不值等问题, 记者却未做调查与记载。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医学领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风险极高的行业。一些错误的、失实的报道就是由于记者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 对疾病诊断的客观难度和风险、对病情的变化、并发症的出现不了解。在有关医疗质量和医患纠纷的报道中, 记者就应该做深入细致的调查, 动脑筋从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科学, 研究事件的成因, 摒弃一味渲染那些片面和表面所谓的“爆炸性新闻”, 以迎合社会上一些人猎奇、消遣和寻求刺激的心理。
3. 在司法审判前慎重报道, 不应做出定罪、定性的结论, 评论应在判决后进行。
一个医患纠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是由法官审理案件而不是媒体在审案。媒体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 而不是裁判者⑧。
新闻媒体显然不能在科学结论和法律裁决没有明确前就作做出“新闻判决”。
要避免媒体审判, 关键是要避免在法院判决前给案件定性, 如是否构成侵权、是否构成越权执法、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赔偿多少等等;同时要避免给被告人定罪, 或者使用贬义色彩鲜明的形容词。
4. 关注纠纷的发展, 进行连续报道。
医患纠纷常涉及专业性问题, 媒体涉及报道医患纠纷时, 一定要心怀谨慎的态度, 遵从医疗活动的一般原则和精神, 要连续报道, 给读者以完整真实的信息, 不要断章取义, 任意传播片面信息。媒体还应特别注意对舆论监督报道的下落追踪, 尽量报道有关部门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妥善解决医患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情况。
5. 保持与医院的良性互动, 融洽医患关系, 加强医学科普、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
医疗界和新闻界不是对立面, 都是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媒体与卫生机构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始终坚持以有利于保障公民健康权,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前提, 二者之间应积极加强协调与沟通。
同时, 新闻媒体应与医院保持经常的接触, 把各种观众、读者来信、来电转入医院, 使医院的工作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 医院才可能坦诚地向媒体讲明情况, 使报道客观公正, 也有益于纠纷的解决。事实上, 有不少医患纠纷, 经过媒体的报道和协调后, 引起了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 迅速得到了解决, 化解了许多可能进一步激化的矛盾。
三、医患纠纷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新闻媒体报道医患纠纷时, 坚持“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与人为善”的原则, 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立足点出发开展舆论监督。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 批判性报道应抱有解决纠纷、缓和矛盾的善意, 以人为本, 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体贴人。这是医患纠纷报道应有的基本新闻伦理。
对医患纠纷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的权益予以特别关切。医患纠纷往往涉及病患的个人隐私, 特别是电视采访报道患病的未成年人和某些特殊疾病的患者, 需进行画面处理, 应使之不可辨认, 避免搅扰患者及其家属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媒体进行医患纠纷报道, 绝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某一医院或者医生, 不是要“搞得他身败名裂”, 而应该是对事不对人, 借事教育人。医患纠纷报道, 应该使医疗卫生机构、患者或其家属都以实事求是、冷静负责的态度面对现实, 最大程度地以平等之心、平和之情、平明之理, 通过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主持处理以及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或判决等途径使医患纠纷达到妥善处理, 从而体现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 更体现出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尊重。
注释
1 朱丽亚:《医患纠纷成10倍增长人大代表呼吁暂停“举证倒置”》, 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14日。
2 有统计表明, 在89例医患纠纷报道中, 倾向于指责医院、同情患者的62起, 占69%;倾向于指责患者的12起, 占14%;持中立态度的15起, 占17%。宋咏堂、项红兵等:《对社会媒体报道医院医患纠纷89例的分析研究》, 载《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2年3期, 157页。
3 周中行、程靓媛:《发挥新闻媒体在维护医院权益中的积极作用》, 载《中国医院管理》, 2000年11期, 56页。
4 在一次调查分析中, 媒体报道属明显新闻炒作的74起, 占83%;属一般报道的15起, 占17%。社会媒体报道医患纠纷的客观性情况分析, 属报道严重失实的15例, 占17%;属不客观报道的58例, 占65%;基本客观报道的16例, 占18%。宋咏堂、项红兵等:《对社会媒体报道医院医患纠纷89例的分析研究》, 载《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2年3期, 157页。
5 宋咏堂、项红兵等:《对社会媒体报道医院医患纠纷89例的分析研究》, 载《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2年3期, 157页。
6 朱旭东:《医疗事故鉴定亟需“第三方力量”》, 载《新民晚报》2004年12月12日。
7 张晓中:《医患纠纷酿暴力四川医生上班须请保镖》, 载《泉州晚报》2004年7月13日。
媒体热点 篇5
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新闻媒体与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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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媒介作为党和政府重要的执政资源，以其专业属性所形成的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治理中独特的角色作用。
近年来，类似“曝光即获解决”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持续跟踪终获解决”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宝马 假彩票案”、“强制拆迁事件”、“导游辱骂游客”„„事件得到处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不可没。“孙志刚事件”让长期以来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开胸 验肺事件”使得职业病防治法规得到修订，舆论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近些年，媒介的“走基层”、“新闻调查”、“行进中国”、“寻找最美”、“公益行动”等都以报道的深度、思想的锐度、影响的广度、情感的温度，成为 媒介社会公共治理的独特景观，体现了媒介在思想文化引领、社会舆论引导上的作用。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既是对政府治理工作的公开化与社会化，也是媒 介为民众创设了与政府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传播机制及表达、问责的沟通平台，起到了“社会瞭望”、“社会监督”的作用。而网络反腐、微博问政，也已成为推 进中国社会政治民主进程的重要手段。深度解析
[媒介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丛生的风险期，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国家新型治理理念框架中，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体多元”转变，形成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在这种新型治理格局中，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治理主体，在当下治理问题呈现多重性、复杂性、叠加性、风险性的情况下，其主体地位越发重要。
媒介是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公共权力有效约束，要求拥有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秩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完善和创新社会公共治理机制，而媒介拥有整合社会各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种资源、进行社会广泛动员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一方面可为政府进行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提供依据，当好参谋;另一方面也拥有为各方社会利益主体提供协商、对话、表达沟通的平台，成为社会公共治理创新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媒介是社会主体意识的启蒙者和动员者。
长期以来，在“全能型政府”的主导下，社会力量发展微弱，其主体意识也受到抑制。公共治理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特别是社会公众积极广泛的参与，这就需要媒介通过组织动员、思想启蒙、引领示范的强大传播功能，不断培育和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其次是以法制规则意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明确其责、权、利的边界;再次是具有进行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使社会各方力量能够在重大社会关切方面形成社会共识，承担好公共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媒介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多方合作共治的主要方面就是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涉及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涉及公共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涉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增值等。当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出台后，媒介会自觉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和解读;当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公开的制定程序、过程，又违背了正当的公共利益时，媒介会履行社会舆论监督的职责，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
[新媒体时代的公共治理面临的挑战]
首先，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都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低头族”的出现，“抢沙发”的习惯，都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医患事故上网就可以迅速成为全国皆知的大事件，对政府领导力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其次，新媒体的出现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具有更强的危机处理能力。我国政府目前在某些方面的细致透明度还不够，导致国外的假消息到了国内就成了真消息，甚至个人发布的消息都能够以假乱真。
最后，新媒体对政府权威也有明显的冲击，过去政府自上而下发布权威信息的模式遭到极大的挑战。网络政治学已经成为一个新学问新学科了，但是国内还没有这个领域的专著。
[对策措施]
加强媒介的社会治理能力，中公教育认为：
一是发挥媒介作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现代信息“集散地”的平台作用，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信息交流、信息认知、信息管理、信息决策。
二是发挥媒介在“协商式政治与民主”中的对话和协调作用。媒介通过对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维护，建立了多元利益协商、表达的“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话语空间”。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媒体热点 篇6
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生态环境中, 为了吸引受众眼球, 一些媒体一味地追求猎奇性, 对热点事件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将受众的目光导向紧张的社会关系, 制造紧张氛围, 一种紧张无助感困扰着受众。在信息泛滥的媒体时代, 主流媒体应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正确地指导受众认识社会热点问题;媒介管理层要认真执行管理职能, 并监管好热点问题的报道质量, 客观准确地宣传报道。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把握和传播热点问题。另外, 主流媒体只有注重自身管理建设, 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才能在洪流中不断前进。
二、在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相关报道中媒体存在的传播误区
热点问题一直都是受众关注的焦点。“医患关系”在我国一直都是紧张的社会问题, 也是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 一旦触碰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4年12月20日, 微博上的一组图片引发强烈争议。据了解, 图片拍摄于西安某医院的手术室, 手术正在进行中, 但医务人员摆造型合影, 而且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身体“裸露”在手术台上。这条新闻最先由微博推出, 作者系“@ 当维美不再唯美”, 其文内容是:“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想说, 难怪医患关系这么紧张, 手术时你们在做什么?”这组照片再一次将紧张的医患关系推上风口浪尖, 引发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有人以此为据, 提出医患关系矛盾和医疗事故频发之事。据统计, 截止至22日下午5点, 在网上有关此事件的新闻超过2000篇, “手术台自拍”也成为22日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之一, 相关帖文的阅读量达到1035万。
新闻推出, 引来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评, 各媒体都争相报道。报纸、电视以及新媒体如新闻网站、微博等都使出浑身解数, 为渴求新闻信息的公众提供一场新闻视觉盛宴。但是, 媒体在制造这场视觉盛宴和感官刺激的同时, 对事件的报道也存在着一些传播误区, 值得我们深思。
(一) 新闻存在质量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更新演进和移动终端的普及, 整个社会逐渐发展成为全民自媒体时代, 只要有移动终端, 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可以说,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全覆盖式”的局面, 同时也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 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针对热点问题的报道, 各大媒体可从不同视角切入。在竞争激烈的媒体时代, 为了吸引受众更多的关注度, 媒体大肆跟风报道成了常态。
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引起公众热议后,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直把矛头指向医患关系, 指责医生的医德问题。因媒体的高频率报道, 矛盾再一次被激化。后来, 当地卫生部门经调查, 对涉事人员进行了严重处罚。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记者发现另有隐情。调查发现, 一个微信公共号在2014年8月16日推送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因马上要换新手术室, 医生们为了纪念用了9年的手术室, 以一台高质量的手术为这个老手术室谢幕, 所以医务人员才合影留念。事实真相的还原, 使人们看到了网络发酵后舆论的嬗变。舆论慢慢转变为对手术医生的同情, 以及对医生处罚是否过重的反思。
在互联网时代, 网络成了媒体获取新闻信息源的重要渠道。虽说信息源渠道的多元化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加求证, 没有查明事实真相, 造成了新闻质量事故, 不仅是新闻采编人员的失职, 也是媒介管理者的失职。新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新奇性、及时性, 还包括真实性、重要性等其他特性。新闻不能仅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新闻的及时传播, 就忽视了其他的重要特性, 将新闻的质量弃之不顾。这不仅是对自身工作的不负责, 也是对受众的不负责,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 舆论导向有失偏颇
借助于新媒体这一平台, 舆论热点的酝酿期可以说是大大缩短了, 舆情的发展和演变都变得越来越快, 参与的公众也越来越多, 舆情的规模、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都变得越来越大。与传统媒体相比, 在互联网时代, 舆情从萌生、发展再到爆发这一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
据有关舆情机构统计, 2011年, 全国出现了网上舆论热点3078起, 其中引起较大影响的舆论热点事件达158起, 较上一年大幅增加。几乎每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 事发当日, 相关信息就在互联网上出现, 并快速发酵升级, 成为热点。这与网民人数急剧增加、社会参与意识增强密切相关, 也与微博等迅速发展、智能移动终端普及、网民参与网上讨论日益密切相关。[1]
与事件的转折相比, 随着媒体目光的转移而形成的舆论声浪更加曲折。对于医务工作人员在手术室内拍照是否触犯了法律, 是否合乎常理, 漫天的批判质疑声中, 只有少数的医务工作者做了理性的分析。从舆论的势头来看, 做再多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相关单位对涉事的医务工作人员做了严惩, 但是也没能阻止舆论继续发酵的势头。网络上对此事的评论大多都是谩骂, 虽有理性的思考, 但是掩盖不住猛兽般的“暴力”舆论。随着媒体的报道, 此事件的舆论一浪又一浪地翻滚着, 从指责医生的医德, 到保护患者的权益, 再到医生的权益, 事态这样发展, 与媒体舆论引导有着很大关系。因此, 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影响着舆情的发展。
三、在热点问题报道中媒体存在的管理问题
(一) 媒介管理者未能履行好管理职能
管理是有效地支配和协调各种资源并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媒介管理, 则是指运用媒介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 以期有效地实现媒介所设置的目标。[2]对于媒介管理者来说, 媒介管理职能主要涉及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几个方面。
从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这一热点事件的报道分析来看, 首先, 新闻不是计划性传播。消息通过微博推出引发热议后, 瞬间成了关注的焦点, 网络媒体做了新闻报道, 传统媒体不甘示弱也做了相关报道。但是, 没有经过细致的策划和调查的新闻,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其次, 组织职能有欠缺。事件传播后, 媒介管理者没组织好工作人员的工作, 没有及时组织新闻的后续工作, 也没有更加深入地组织人员做细致的调查, 仅是片面性报道, 这是媒介管理者的失职。
第三, 领导职能失职。媒介管理者的领导职能包括激励职能、决策职能、上传下达的沟通职能和解决冲突的职能等。但是在这一热点事件中, 舆论的矛头指向紧张的医患关系, 媒介领导者在长期存在的激烈的医患矛盾中, 没有掌控好舆论导向, 也没能及时解决和缓和问题。
第四, 未能掌控控制职能。对于媒介管理者来说, 控制职能是其能力的重要方面。事态的实际运行与预期是否相符, 体现了管理者的控制能力。在该事件中, 媒介管理者的控制职能存在欠缺。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后, 很多网友对医生的行为不理解, 并大力指责和谩骂医生违背医学伦理, 这些风波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网民的呼声和事实真相不断浮出水面, 舆论风向又转向同情医生的一面。作为媒介管理者, 掌控好事态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此次事件发展得层叠起伏, 是因为媒介管理者未能把握好自身应履行的职能。
(二) 新闻工作者未能明晰自身定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信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应对这个危机, 媒体作为社会中重要的桥梁和最强壮的力量, 是不可或缺的。在报道热点事件时, 媒体和媒体人所站的位置和所持的态度都成为公众的标杆。因此,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非常重要。
在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中, 媒体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没有明确定位, 也没有明确报道此事的目的。媒体再一次将医患关系推向风口浪尖, 最后导致社会舆论不断恶化, 将事态推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有些网民认为, 媒体将医患关系作了过度解读, 使得其本身存在的刻板印象模糊了客观事实, 使医患关系符号化、标签化了。媒体人的职责就是做好自身的新闻传播工作, 真实和客观地报道新闻是媒体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专业素养。然而该事件发生时, 新闻工作人员既不是专业的医生, 也不具有医学背景, 对新闻和事件的解读仅凭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作出判断, 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有待考证的。如果新闻工作者对自身进行正确的定位, 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做新闻, 事态就不会这样发展。因此, 新闻工作者在面对专业性强的新闻报道时, 更要经过仔细的深入采访调查, 客观公正地做好新闻报道, 正确地引导受众。
四、强化媒体在热点问题报道中的管理能力
(一) 建立健全媒体的监督管理机制
媒介不断普及, 覆盖了城乡各地区, 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力也随之急剧扩大。媒介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也影响着社会舆论。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们在交流信息、评论社会现象时, 从以前的“某某领导说”到“某媒体怎么讲”。因此, 媒体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宣传报道必须要正确地引导舆论, 必须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督管理。首先, 新闻管理者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是党政的喉舌, 是党传播思想、引导群众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场地。要增强媒介舆论引导的责任感, 在党的指导下加强对媒体的管理, 确保新闻媒体在党的指导和领导下。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同时, 要加大重视新兴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虽然存在着博弈空间, 但是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 新旧媒体也在相互融合, 不断完善, 拓展着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空间和渠道。
其次, 对于社会热点事件,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做到客观公正、准确真实地报道。媒体的公信力就是受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 而信任度的高低与社会热点和社会舆论的真实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对于热点事件, 我们要坚持用辩证的眼光, 科学、客观、真实地分析报道, 杜绝片面化地谈问题。媒介管理者必须要加大力度监管, 督促媒体的工作, 正确引导媒体的工作方向, 掌控媒体的全局发展。
再次, 把握好社会热点的舆论场,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要把握好社会热点报道的尺度、热度和力度, 正确地引导重大的、矛盾尖锐的热点事件。只有这样, 舆论才能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下去。
(二)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
西方称新闻媒体为“第四权力”, 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新闻工作者在充分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 也要意识到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提高传媒机构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首先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出现层叠起伏的报道, 原因之一是新闻工作者业务素养的欠缺。因此,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成为现实所需。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不仅体现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上的战斗力, 也能体现其传播内容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 丰富的知识结构是新闻工作者成为通才的必备条件, 丰富知识结构是新闻工作者长期应该做的课程。其次, 新闻工作者应具备敏锐的新闻洞察力。保持孩子般的好奇眼光, 拥有“狗一样的嗅觉”的鼻子, 持有沉稳长者的智慧眼光, 是一名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的素质。第三, 具有专业的新闻策划能力。在互联网时代, 新闻源的搜索更加容易, 具备独特新闻资源的整合、采编、策划能力是新闻工作者取得成功的重要能力。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 虽然新闻的本质是一样的, 但新闻工作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侧重点, 因而呈现出来的新闻也就有不同的效果。就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 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评论、解读就各不一样。例如, 北京青年报——手术台前玩自拍, 公众看见冷漠, 同行看见了热血;新京报——观“手术室自拍”, 先别预设立场;南方都市报——手术台自拍风波, 需回归技术性分析;广州日报——“医生手术台前自拍”, 有图未必有真相。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演进, 媒介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地位日益凸显, 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对于热点事件的报道, 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 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不加佐证地传播信息, 造成了新闻质量事故, 同时也导致舆论失衡, 影响了社会秩序。从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系列报道中, 可以看出很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出现了弊端, 没有客观如实地报道新闻, 媒介管理者的管理职能也没有履行好, 同时, 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正确定位。这一切导致了事态发展的不可控。因此, 建立健全媒体的监督管理机制,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 是有效加强媒体在热点问题报道中管理的关键所在。
摘要：在西安凤城医院“自拍门”事件的有关报道中, 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存在质量问题, 在管理上也有不足。本文以此为点, 详细分析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存在的传播误区和有待提高的媒介管理问题, 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媒体,热点问题,媒介管理
参考文献
[1]刘可.舆论导向与新媒体的挑战[J].科学·经济·社会, 2013 (4) :190.
[2]阙平.广电媒介管理者素质初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5 (7) :70.
[3]姚休.社会热点问题与媒体舆论引导[J].视听纵横, 2004 (6) :14-17.
媒体热点 篇7
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BIRTV2016)将于8月24日-27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出规模超过5万平米,汇集中外500多家广播影视生产厂家和运营机构。沿用“融合媒体,智慧广电”为主题,集中展示一年来广电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在行业中打造传播新知识、展示新技术、推广新成果的平台。
本届展览会有四大热点:4K、融媒体、IP化制播、数字电影。本届展览会上将有更多技术成果的应用案例以及作品,包括里约奥运会上使用的最新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也会在BIRTV上与观众分享。围绕主题,展会还设立了融合媒体展区,汇集了中央和地方的8家广电机构,集中展示媒体融合新成果。
展会秉承“展览与论坛并重”的形式,今年BIRTV主题报告会和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将就如何从简单相“加”到深度相“融”、VR等话题进行探讨。“第三届BIRTV台长论坛”“第三届中国媒体融合峰会”“数字电影论坛”和“中国视觉效果峰会”将邀请各专业人士就未来广电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解读,并将围绕广电媒体融合升级、智慧广电新业务等话题发表看法和交流。
BIRTV还将通过参展商展台联动、社交媒体等手段向参观者提供精准化内容,通过作品来呈现新技术的应用。影视讲座会由资深人士开讲,例如《星球大战7》《美国队长3》《魔兽》《老炮儿》的制作团队,以及中国首部VR网剧的导演、还有卡梅隆的中国团队,他们将一同给观众带来影视文化盛宴。
媒体热点 篇8
人类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 媒体作为公民行使表达权和知情权的载体作用日渐凸显, 每个公民都能通过媒体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参与国家事务。此外, 法律和传统在公共服务领域也赋予了媒体更多的权利, 使得媒体能够以公众的名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协调, 因此, 媒体被称为“第四等级”, 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 成为执政当局的监察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这就要求媒体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中一定要恪守相应的行为准则、规范, 对国家、社会及大众承担法律、道德和职业责任及义务。另一方面, 媒体也拥有职业权力。按照权力的授予原则, 媒体的权力是公众授予的, 即媒体其实是接受社会的共同委托, 因此它在享有这些权力的同时, 必须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从新闻传播史的范畴来看, 媒体社会责任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 特别是国家垄断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该理论认为, 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传媒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相联系, 源于其社会公共资源的属性。该理论修正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理论, 认为“负有责任的自由”才是“有实效的积极的自由”, 强调报刊要实行“有控制的新闻自由”, 应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 对社会承担责任, 并以社会责任作为媒体业务政策的基础, 鼓励推行报业自律制度, 反映了西方社会对当时媒体秩序的不满和革除弊端、改变现状的愿望。这一理论最早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1923年,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制订《报业法规》时就提出了报纸的责任问题。1924年,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主席约斯特 (Casper S.Yost) 在其著作《新闻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报业要对社会负责。1947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 (Robert Hutchins) 主持的“新闻自由委员会”经过两年的深入调查, 发表了著名的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 (A Free and Responsibl Press) , 在这份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新闻媒体社会责任论”概念, 并强调媒体对社会和公众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提倡自由而负责的报刊。1949年, 英国皇家报刊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1956年, 由弗雷德里克·西伯特 (Fred S.Siebert) 、西奥多·彼得森 (Theodore Peterson) 等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提出, 社会责任论是运用一系列新观点重新阐述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公众关系等基本问题, 同时融入并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等概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对媒体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解说, 依然存在不少分歧。
上世纪90年代后, 互联网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普及, 使得人们对于传统媒体的依赖不断降低, 传统的信息传播等级制度逐渐被解构, 传统媒体在新形势下的社会角色特别是指导作用开始削弱, 政府、媒体和公众间的关系日趋平等, 但利益博弈却更加复杂, 学者们对媒体社会责任的理解也进一步围绕着媒体应当对社会、国家、民众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义务展开。罗彬 (2011) 认为, 新闻传播的职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这三类责任的交叉与重叠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还有学者提出, (新闻) 自由是权力和义务的结合, 认为媒体社会责任应当把新闻自由带回到对道德权利认识的起点上重新加以审视。
二、重大热点事件中媒体社会责任凸显的原因
信息化时代, 媒体的社会化功能不断增强, 然而虚假新闻、娱乐炒作、媒体暴力等问题的频繁出现, 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 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 媒体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成为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近期重大热点事件报道的梳理, 可以看出媒体社会责任进一步凸显的主要原因。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 也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 官方称之为矛盾凸显期, 有学者将其称为风险社会。在这个时期, 过去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社会矛盾长期积聚, 使得一些当事人铤而走险, 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厦门公交纵火案的报道为例。今年6月7日, 福建厦门发生了一起公交纵火案, 致47人死亡34人受伤。针对案犯陈水总的报道, 不同媒体有不同的表现, 有的媒体在标题中加入“面相凶狠”的表述, 有媒体强调“陈水总一家:8兄妹有4人吸毒”, 更有媒体用“陈水总如此丧心病狂全社会必共诛之”这样的题目, 并且在报道中多次用“丧心病狂”“丝毫没有人性”“全社会的公敌”这样的字眼。随着调查的深入, 陈水总的背景信息不断浮现, 各媒体的采访报道拼凑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不断上访又屡屡受挫、终而悲观厌世的小人物形象, 此时看来, 前述主观批判情绪明显, 一味强化陈水总负面印象的报道, 除了能短时发泄情绪外, 很难获得公众情感上的共鸣, 又在报道中加入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用语, 这种过度强化消极和极端情感的报道, 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 反过来助长公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矛盾凸显期不仅加大了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数量, 而且对报道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媒体除了要及时、客观、公正地报道之外, 还要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突出人文关怀, 以纾解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比如, 《法制日报》在采访陈水总家属时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家庭、性格、经历等, 并反映了其家人对纵火案的看法, 让人感觉平实而充满人情味。《新京报》在一篇社论中除了对案件进行客观分析外, 还指出厦门公交纵火案中值得全社会反思的地方, 如社会此前是否能对陈水总多一些关注和疏导, 是否能将公交逃生通道设计得更为顺畅等等, 这样的报道立足事件又跳出事件本身, 从更高层次去呼唤社会理性, 自然能产生较好的社会反响。
2. 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
随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 社会阶层迅速分化, 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 新矛盾不断出现。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在重大热点事件中, 势必也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态度和一种反应, 如有的社会主体本身就是事件的利益攸关方, 自然难以保持客观理性, 有的社会主体则希望凭借重大热点事件的眼球效应,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有的社会主体则在热点事件中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特别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这几年, 国内舆论国际化、国际舆论国内化的特点进一步凸显, 这些都加大了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难度。2012年4月, 日本右翼势力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炮制所谓“购买”钓鱼岛的闹剧, 这种罔顾历史的举动激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在此期间, 《人民日报》连续推出《中方对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表达强烈抗议》《中国对日本有关言行表示强烈不满》和评论《大国崛起新路的信心与定力》, 表达中方的不满情绪, 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 其他媒体也纷纷撰文对日本的错误言行进行谴责。媒体的这些做法, 有利于社会情绪的释放, 舆情热度开始有所回落, 以8月20日、21日、22日的舆情为例, 相关网络新闻数量从20日的4800余篇下降到21日的4100余篇, 再进一步大幅下降到22日的2300余篇。然而, 随着“九·一八”这一特殊时间节点的到来, 国内反日情绪再次高涨, 抵制日货的号召甚嚣尘上,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打砸日系汽车现象, 多家日企宣布9月18日当天停工停产, 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蔓延, 在这一关键时期, 以《中国青年报》《打砸同胞日系车不是爱国是害国》为代表,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均以各种形式的报道指出, 抵制日货和打砸抢烧等行为的不合法和不合理性, 号召国民正当、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 不要借机发泄私愤、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国内各种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 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 使得本已复杂的重大热点事件更加复杂, 媒体在面对此类报道题材时, 要始终保持客观冷静, 以新闻的专业态度, 既不能用片面甚至是煽动性的报道来简单迎合公众口味, 也不能一味赤裸裸地进行极端情绪的宣泄, 而是要站在全局立场加强对舆论的理性引导, 避免进一步激化或转移社会矛盾, 引发仇恨蔓延, 干扰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
3. 媒体生态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传媒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 全球媒体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竞争, 市场和受众对信息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 使得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 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争相以奇异、耸动为看点, 肆意放大热点事件中的冲突内容, 为了赚取“眼球效应”, 不惜牺牲当事人的隐私和利益。今年5月13日, 网上爆出海南万宁一校长带小学女生开房事件后, 有关讨论铺天盖地, 随着案件的进展, 涉案6名未成年少女“处女膜是否破裂”成了一些媒体争相关注的热点, 受害幼女的带血内裤及带有详细描述的诊断书开始在网络上疯传, 尽管报道事实真相是媒体的责任, 但准确报道真相与深挖细枝末节是两个不同概念, 特别是此事涉及的6名受害者都是未成年少女, 对她们受害经过和生活细节进行详细披露, 既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又给她们带来了二次伤害, 显然违背了最小伤害原则。在这起案件中, 冲突双方的责权认定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但因事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 媒体的介入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但报道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 如事发后,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就从如何防止儿童性侵、在全社会加强未成年人性教育和保护的角度,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播发了《涉未成年人事件频发凸显中国仍需完善立法保护》《性侵频发, 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新华时评:莫以听话抑制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等稿件, 让公众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重大热点事件由于受社会的关注度高, 自然受到媒体的格外关注, 但是媒体在报道此类新闻的时候, 不应为满足猎奇心理而一味深挖具体细节, 这样做既不尊重当事人的隐私, 也可能引发示范效应, 引起社会不良的连锁反应。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努力做到报道与引导并重, 在及时介入、客观准确报道的同时, 从全社会的利益去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及时普及相关知识,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舆论生成和传播方式的层出不穷
长久以来, 传统媒体一方面是信息中介, 另一方面也是议题设置者, 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终端, 对新闻信息的处置是完全被动的, 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话语表达平台, 民间舆论场得以实体化, 公众的话语权正在扩大, 舆论生成和传播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此外,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 使得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 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更加关注, 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探究日益迫切, 公众需要凭借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加深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程度。
5·20四川芦山地震中, “虚开发票”“工作人员戴名表”的网络爆料, 使之前因“郭美美事件”而深陷信任危机的“红会”再次受到质疑, 甚至扩展到中国所有的慈善事业, 尽管包括红会在内的各种慈善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做了大量工作, 主流媒体对此也做了报道, 但大量聚集在新媒体的公众对此并不领情, 对慈善事业的种种质疑仍充斥着网上舆情。面对新的舆论生成和传播方式, 特别是公众同政府的认知出现冲突时, 媒体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 才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及时准确, 在热点事件中, 要做到既反映成绩, 又不回避问题, 比如在红会信任危机进一步放大之时, 《人民日报》播发的评论《用行动找回对红十字的信任》就较为平衡, 既充分反映了“红会”在此次地震救援中的表现, 肯定了“红会”在改进形象方面做出的努力, 同时也指出“红会”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要学会应对商业利益的诱惑, 加强工作公平公正透明的重要性。
舆论生成和传播机制的变化, 特别是民间舆论场的强势崛起, 表面看是舆论生态的变化, 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社会管理机制的变化, 在重大热点事件中, 面对复杂的舆论态势, 媒体要牢记职责和使命, 既要通达社情民意, 又要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以推动工作的改进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三、如何在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中更好地履行职责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难度进一步加大, 媒体的社会责任也进一步凸显, 媒体要履行好社会职责, 就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社会减压阀的作用。总的来看, 媒体在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中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重视时效性和真实性
时效是新闻报道追求的目标。舆论的生成和传播离不开新闻信息, 受众又具有先睹为快的心理和先入为主的习惯, 那么抢占报道第一落点在舆论引导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新媒体之所以能够对舆论产生强大影响,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媒体覆盖面广、传播迅速, 往往能够抢到首发新闻、首创新闻和独家新闻, 成为不可忽视的舆情源头, 因此媒体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就必须讲求时效, 如此才能赢得受众、争取主动、增强新闻的传播效果, 才能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这一点在重大热点事件报道中尤为重要。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基础。任何新闻报道中涉及的人物、言论和行动, 所涉及的事件起因、过程和结果甚至具体细节, 都必须是客观和真实的, 容不得半点虚构、夸张和粉饰,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实都可能被快速、无限放大, 使得公众对整体报道产生质疑, 甚至对该媒体的公信力产生质疑。热点事件本身充满复杂性、多面性和变化性, 在当前的媒体生态下更需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社会生活, 记者只有认真细致地做好采访, 尽可能多地掌握事实材料, 才能在宏观和全局上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更好地担负起社会责任。
2. 不断创新舆论引导形式
在重大热点事件报道当中要占得先机, 就必须充分考虑新闻信息生产碎片化、分众化、精细化的特点, 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考虑不同的舆论引导形式。以微博为例, 微博的使用者获取新闻信息的时间往往是碎片化的, 他们接受新闻信息除了满足知情需要, 还要用以维护自身的社会关系, 传统媒体是很难对微博群体产生有效影响的, 在重大热点事件报道中, 要按照微博传播的规律办事, 灵活运用“网来网去”的原则, 运用集新闻性、实用性、娱乐性等为一体的新闻信息内容, 配合具备信息服务、社区互动等功能的传播终端, 才能有效影响微博群体的舆论。
新媒体时代, 用户多元化、市场分众化、受众对象化、信息碎片化的特征大大增加了重大热点事件中舆论引导的难度, 媒体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就必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 锐意进取, 不断创新, 努力争取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着力构建先进、强大的现代传播体系, 才能进一步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
3. 尝试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
主流媒体应该努力培养一批知名记者和编辑, 将他们打造成为不同行业或者领域的意见领袖。在重大热点事件面前, 知名记者和名编辑能够在公众毫无主见或思想存在摇摆依赖的时候, 及时公布事实、辨明是非、指出利害、讲清大局、揭示趋势、采取行动, 这样公众中理性的声音和行为就会更多一些, 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更长久一些, 媒体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彰显。
在当今的信息传播结构中, 意见领袖在社会舆论走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借助各种媒体平台, 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向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和评论, 从而对社会施加影响。一般说来, 意见领袖首先对先行接收到的大量新闻信息进行加工和解释, 而后传播给其他受众或追随者。对信息如何解释, 加工到什么程度, 选用何种方法?这些均取决于外在信息与意见领袖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个人利益和文化模式相贴近或相背离的程度, 取决于意见领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这三道防卫圈的严密程度。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 几乎所有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都是无法绕开意见领袖的, 也正因为如此, 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培养属于自己的意见领袖, 并通过他们有效引导舆论, 更好地履行职责。
4. 持续提升受众的信任度
当前, 受众对媒体的整体依赖程度是上升的, 但是由于新的新闻信息替代源很容易找到, 公众对于具体媒体的忠诚度又是在下降的。过去我们在研究媒体社会责任时, 往往将关注点集中于媒体本身, 而没有认真研究受众, 新媒体时代使得受众在大众传播和舆论形成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他们不再局限于从官方媒体获得热点事件的信息, 而是利用多种信源随时随地获得新闻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也是新闻信息的生产者, 还参与创造新的信息传播渠道, 媒体如果不迅速适应这种变化、在重大热点事件报道中不能及时提高受众的忠诚度和信任度, 就会失去受众、失去舆论影响力。
虽然新的媒体形态层出不穷, 但决定公众对具体媒体依赖程度的关键因素依然是公信力, 因此要提高受众的忠诚度, 媒体就要格外重视信源可信度、内容可信度与渠道可信度, 在体现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同时, 拥有广大受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时代特征, 进而在重大热点事件面前, 对公众的思想、心理与行为产生有益影响, 实现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
四、结论
受众的自主性、参与性以及传播的交互性, 使得新闻媒体在重大热点事件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难度加大, 公众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吞咽下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 而是利用不同渠道获取新闻信息, 借助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新闻产品进行解构和重构, 并进行着再传播。因此, 不仅仅在重大热点事件报道中, 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 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在凸显, 媒体不能单纯依赖过去的传统方法, 而应该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顺应新的传播规律、不断创新舆论引导形式, 才能参与到重大热点事件舆论生成和传播进程中, 实现对舆论的有效影响, 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摘要：新媒体的大量涌现, 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入信息过剩时代的步伐, 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整体功能不断增强, 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与此同时, 虚假新闻、娱乐炒作、媒体暴力等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也频频出现, 特别是在重大热点事件中, 个别媒体不负责任的行为, 使得事件更加复杂, 并给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了影响。文章梳理了媒体社会责任论的理论脉络, 结合近期重大热点事件中媒体的表现, 对新闻媒体如何在重大热点事件中履行好社会责任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社会责任,危险社会,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参见《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罗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媒体热点 篇9
1 从思想观念上把网络热点舆情作为日常工作当中的重要内容
目前在政府体系当中, 针对网络这个层面的法律法规还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不是十分的健全。这直接导致了网络审查无法可依, 使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成为了大家负面情绪的集散中心。同时, 网络普及率相对较高, 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这类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接受能力较强,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们在面对各类热点事件时会积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影响到身边的人。在这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 由于大家素质的良莠不齐, 再加上居心叵测之人的煽风点火, 使得舆论走向变得难以控制, 更多时候使原本的事情发展到另一个极端的层面, 成为某些人发泄心中不满的工具。而目前多数的流行词汇就是对网络负面新闻的最好总结, 如仇官、仇富、城管大军等等。
2 提高网络热点舆情高发部门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在基层政府当中容易被推到舆论制高点的部门, 往往是那些一线的治安管理、交通管理等工作部门。这种情况在治安部门当中尤为严重。治安部门是与群众接触最紧密的部门, 往往全年的工作重点就是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工作环境导致了其处在风口浪尖的地位。在平时日常矛盾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如果稍微没有注意到工作的方式方法就会成为网络舆论争相抨击的焦点。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被网络上的“有心人”抓住把柄, 成为舆论的焦点。针对这些容易出问题的部门, 基层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一定要克服自己工作中的不满情绪,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思想, 从而以饱满的精神为人民服务。
正确的看待舆论在日常工作中的地位, 坚持把舆论当作基层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形象, 积极的将应对舆论的能力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网络热点的侦查工作, 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基层政府的主要工作, 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网络热点效应,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政府工作人员要注重自己业务能力的提升, 尽全力做到事件的有据可依。如若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就会引起网络舆论的关注, 为基层政府的形象抹黑, 甚至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正是因为如此, 基层政府的网络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更要坚定不移的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严格执法, 科学执法。不能因为案情紧张而忽略案件的细节工作, 要切切实实的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打铁还须自身硬”, 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负面舆论产生的源泉, 还大家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
3 从机构和组织上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
3.1 重视网络舆情的监测
在日常的基层政府管理工作中要把对网络舆论的监督提到一个较重要的位置上来, 要设立专门的部门对网络舆论进行监督。此项举措不仅可以为基层政府树立正面的、积极的形象起到促进作用, 还可以直接提高基层政府的舆论应对能力。在某些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重要事件上面, 基层政府的工作能够变得更加快速准确, 能够将负面舆论直接消灭在萌芽状态。
3.2 提高网络舆情的处置能力
网络舆论不可能瞬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其产生和消失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相关部门进行形象公关的关键时刻, 如果处理得当, 负面新闻就会被新的信息所取代, 逐渐的消失在群众的视野中。之后, 基层政府可以针对负面新闻中所提到的具体事件, 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并及时的将处理结果公之于众。而对于那些对基层政府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的捏造舆论事件, 基层政府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3.3 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建设
基层政府可以设置专门的人员对网络当中的舆论进行引导, 形成一支能够为基层政府服务的网络舆论力量。通过这样的措施对网络中歪曲事实真相的舆论进行积极的引导, 使之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之上。基层政府部门要根据网络舆论所提到的热点事件, 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官方调查, 为群众答疑解惑, 使负面信息丧失传播的土壤, 为基层政府正常的开展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茆红霞.当前网络舆情的应对研究——兼议网络舆情的管理[J].决策与信息 (上旬刊) , 2012 (11) :55-56.
[2]倪荫林, 王淑萍.网络时代的官民关系变迁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变革要求——基于历史唯物论的考察兼论网络舆情的应对[J].广西社会科学, 2012 (8) :1-4.
媒体热点 篇10
“自媒体” (We Media) 的概念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2003年7月, 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发布了由这两位学者联合提出的“We Media (自媒体) ”研究报告, 里面对“We Media”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1]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自媒体已成为包括微信、微博、博客、播客、论坛BBS网络社区等在内的新闻载体。截至2016年6月, 微博用户规模为2.42亿, 使用率为34%。[2]截至2016年2月, 微信月活跃用户达到6.5亿, 汇聚公众号超1000万。[3]这样的数据, 决定了当下中国自媒体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
根据两位学者的定义和实践运用, 自媒体表现出如下特性:一是平民化。自媒体的发布者为普通大众, 他们可能是专业的新闻机构, 或者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 自媒体内容的发布者, 并不需要专业的新闻素养, 也可以不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二是个性化。在自己的“媒体”上, 想说就说, 想写就写, 想分享就分享。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媒体, 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三是互动强、传播快。得益于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 自媒体的门槛低, 易操作, 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 并迅速将信息传播给受众, 虽然信息质量良莠不齐, 但毋庸置疑, 其时效性远超传统媒体。同时, 受众也可以及时反馈信息传播的效果, 这种交互性更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可以说, 自媒体时代, 内容发布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 可比拟面对面的信息传递与沟通。
凭借这些特性, 自媒体时代人人皆记者, 人人皆媒体。自媒体上的内容很容易成为引爆舆论的炸弹, 比如王宝强离婚事件。
二、首曝——谁是把关人
“把关人” (gatekeeper) 又称“守门人”, 这一传播学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的。1947年, 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20世纪50年代, 传播学者怀特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新闻研究, 提出了新闻传播的“把关”过程模式。怀特认为, 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有闻必录”, 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 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的新闻或信息只是少数。[4]
2016年8月14日0点21分, 王宝强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离婚声明。非常直接地指出离婚原因是“妻子马蓉与经纪人宋喆存在不正当性关系”, 郑重解除与马蓉的婚姻关系, 同时解除宋喆的经纪人职务。
按照传统的把关人理论, 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 其中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 但是“把关”的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但在自媒体时代, 媒介的把关作用日益弱化。利用自媒体, 王宝强充当了一次传媒组织, 发布了一条引爆舆论的新闻。从草拟离婚声明, 到修改、定稿, 再到发布, 中间虽然可能有团队操作的痕迹, 但最后的把关人是王宝强自己。他在发布这一微博时, 因发布的内容, 必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所以, 如果其在内容上有所偏差, 最后为此付出代价的, 必然是王宝强自己, 也就是这条微博的把关人。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媒体, 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 否则就会得到与初衷相违背的结果。在王宝强离婚声明发布几个小时之后, 当天早晨5点07分, 马蓉也通过微博予以回应:欲盖弥彰, 善恶自有真相, 不是不爆, 时候未到。这种回应, 因为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 虽然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也有近10万次转发, 270多万次评论, 但看评论内容, 以谩骂、批评、质疑为主。在自媒体的回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后, 8月16日, 自称“马蓉好友”的知情人士主动联系腾讯娱乐, 通过新媒体公开展示了自己手中王宝强出轨的“证据”, 包括其与所谓“小三”的微信聊天拍屏图片, 对方的护照照片、王宝强银行余额等信息。但这些信息公开后, 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质疑。所以, 这些信息虽然在把关人——也就是马蓉那里通过了, 但并没有起到扭转舆论的效果, 而这一点, 正是把关人抛出相关信息的目的。
个别自媒体人更是在自媒体上发表不实言论, 甚至违反法律, 这种行为除了被舆论谴责外, 更会受到法律的制裁。2013年5月3日5点, 安徽庐江一女青年袁某在北京京温服装商城坠楼身亡。此案在当时轰动一时。随后, 网上出现袁某系被商城保安强奸后跳楼的谣言, 引发群众关注。案发6天后, 北京警方通报, 袁某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 系自主高坠死亡。同一天, 北京警方将在微博上散布谣言的一名犯罪嫌疑人马某 (女, 28岁, 北京市丰台区人) 抓获。所以, 在自媒体时代, “自己把关不严, 误用甚至滥用权利, 必然会伤及社会, 最终也会伤到自己”。[5]
三、引爆——谁是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又叫意见领袖, 在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建立的“二级传播论”中, 舆论领袖是一个核心概念。大众传播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大众传媒流向舆论领袖, 然后由舆论领袖传向他们想要影响的受众。舆论领袖既是受众中的一部分, 同时又能够影响一部分受众。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特殊地位, 决定其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决定了这一角色并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胜任的。其必须“具有某些专长和对某些问题见解深刻。舆论领袖能够向人们提供建议和解释, 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影响他们的行为”。[6]
传统媒体时代, 舆论领袖更多地存在于人际传播中, 他们通过自己的能力, 接触媒介传播的信息, 整合、解读并对其所在圈子中的受众传播这些信息。但在自媒体时代, 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自由进入网络世界, 受众不再是普通的信息接受者, 而是成了再加工者、整合者和解读者, 并且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受众会把这种再加工后明显带有受众自身烙印的信息发布出去, 并通过层层转发传播, 让更多的受众思考并接收这些信息, 这就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成为舆论领袖的可能。
王宝强通过微博发表离婚声明后, 该消息瞬间引爆舆论。短短几小时, 王宝强的这条微博评论数就已经超60万。截至当天13点, 也就是王宝强发布离婚微博12个小时后, 转发已超过50万, 评论超过130万。[7]又过了一天时间, 王宝强离婚微博转发近62万, 微博下有近200万评论和422万点赞。王宝强发布离婚微博, 正是里约奥运会如火如荼开展期间。但在微博指数上, 以“奥运会”和“王宝强”为关键词检索当月的信息分布, 8月14日当天, “王宝强”直线上升的搜索和讨论热度, 几乎已经两倍于奥运话题。[8]
微博首曝之后, 以朋友圈、公众号为代表的微信自媒体, 开始持续发力, 彻底引爆舆论场。以“王宝强离婚”为关键词, 在国内制定各类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排行榜的权威平台——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上进行搜索, 相关文章达到49000多篇, 总阅读量达到2.6亿+。截至8月16日15时, 10万+文章数高达353篇。[9]而据另外一个以提供微信公众号内容数据价值评估为主业的第三方机构——新榜每日持续监测的24万公众号样本数据显示, 从8月7日到8月14日, 一周之内提到“王宝强”的微信文章有13420篇, 但8月14日, 也就是王宝强微博宣布离婚当天, 提到“王宝强”的文章就占到11069篇。若将这些文章的标题进行词频统计, 会发现“王宝强离婚”“火遍朋友圈”“震惊”“离婚内幕”“最新”“炸了”“太狗血”“宝宝不哭”等高频词。这些高频词以及背后的文章充满了情绪化的表达。如果说, 此时的舆论场还处于无序状态的话, 那么很快, 舆论领袖出来了。只不过, 传统语境下的舆论领袖, 通过人际传播表达观点, 影响受众。而在自媒体时代, 尤其是朋友圈和公众号上, 舆论领袖是通过文章表达观点, 传递信息,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赢得阅读量以及点赞量和转发量, 最终聚拢追随者, 成就自己舆论领袖的地位。
据新榜统计显示, 8月14日当天出现的这1万多篇微信文章中, 有293篇阅读量突破10万+, 总阅读量高达1.2亿, 更有11篇文章点赞上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王宝强离婚事件进行解读。比如, 《王宝强:我买得起爱马仕却买不起爱情》《王宝强离婚:不嫁给爱情的人真的很惨。》《从王宝强事件看婚姻:如何爱, 才体面?》等, 焦点集中在对婚姻的思考上;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则推文《有的事情可以不用周知天下》, 提到王宝强如此分手, 没有必要, 也由此引来颇多争议;公众号“刘备我祖”的推文《史记:王宝强婚姻惊变记》, 以文言史记笔法, 叙述此事件, 认为“丑男自难得美妻, 此事不关贫与富。且女子嫁人不能两全, 则许其一, 许富贵则从富贵, 许颜值则从颜值, 忍寝陋而谋富贵, 从而苟且, 则所谓淫也。男子娶妻, 亦然”。[8]
一场明星婚变,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全部裹挟而入。勤奋的自媒体人在跟进事件的同时, 也在传达各自的态度与价值观, 或赞或贬, 或惋惜, 或愤怒。作为普通受众, 对于这一场明星婚变, 我们也在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态度。这种态度和情绪的传递和表达, 并不一定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 也并不一定是动辄10万+的阅读量, 一个表情符, 一个点赞的手势, 都在传达着自己的观点。动动手指, 你就是自媒体人, 传递的信息, 自己把关, 自己承担责任。同样, 如果你的观点能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 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舆论领袖, 哪怕在实际生活中, 你是一个慎行沉默的人。
参考文献
[1]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索, 2006 (2) :134-138.
[2]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6/201608/t20160803_54389.htm, 2016-08-03.
[3]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DB/OL].企鹅智酷, http://www.199it.com/archives/451833.html, 2016-03-21.
[4]魏少华.零门槛的隐忧:草根新闻与把关人理论[J].新闻界, 2009 (3) :67-68.
[5]自媒体有传播就有责任[DB/OL].人民日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511/c1003-21445189.html, 2013-05-11.
[6]付晓星.新媒体时代下的舆论领袖[J].新闻传播, 2013 (5) :35-36.
[7]王宝强离婚事件各大平台数据呈爆炸式增长[DB/OL].新榜数据, http://edit.newrank.cn/detail.html?uuid=1B4831C2FC10CDA4206DA3091083230C, 2016-08-14.
[8]王宝强半夜宣布离婚, 20篇10w+熬夜推送, 小编心里也很苦啊[DB/OL].新榜数据, http://edit.newrank.cn/detail.html?uuid=2F018C6875463D33D1662BEFF3683012, 201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