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实践性

宪法的实践性（精选7篇）

宪法的实践性 篇1

摘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都在大学法学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现有的大学生扩招、司法考试变革和大学新生心态等具体情况的分析, 可以得出, 传统唯理型的宪法理论教学和学习已经不再适应时代。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宪法实践性意义的基础上, 对现有的宪法学教学体系进行改革, 转换教学理念。通过更加适当的方式引领大学生切实把握住宪法的概念和原理, 掌握住世界律法发展的脉络和基本规律。

关键词：宪法的实践性,教学理念,大学生扩招,司法考试

立足于教学理念, 宪法的实践性在教学中的运用代表着在高校法学科教学中, 教师将不能仅限与对学生进行宪法基本原理和理论学说的注解和记诵, 还要注重对于宪法体系的分析和对宪法实践运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宪法实践性的教学运用具体体现为教学体系的安排和调整变化。即对原本宪法学理论知识学习为主体, 以理论逻辑理解为基础, 对教学顺序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的抛弃, 转向从遵循宪法的具体事例入手, 学习具体案例中的宪法规范, 从而对规范所属的范畴和原理进行学习, 相对于原本的教学理念, 本文将分析宪法从唯理型学习转向实践型学习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传统宪法教学理念特点

我国的宪法学教学建立在重要理论和基本原理之上, 教学体系上的安排是以理论概述为先, 在教学模式上是以先期学习理论, 再由理论来指导实践, 在课堂实际教学方式的使用中, 同样偏重于对理论概念的照本宣科, 并解释其中较为复杂的专有名词, 缺少了对学生法律敏感性的培养。总体来说, 传统唯理型的教学方式并没有基于宪法对实际社会现实和现象运用分析。具体而言, 传统唯理型宪法教学的理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 是教材方面的运用理念。在传统的宪法教学体系中, 使用的教材版本往往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大纲统一印刷。所以这些教材往往都是相似的, 同样地将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脉络安置在教材的首要部位, 同样的, 这些理论占据整本书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篇幅。而教师对课时及传授知识等教学体系的安排往往就是根据教材的排版你内容而定的, 如由周叶中主编的《宪法》是由绪论、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和宪法实施三大部分组成, 在篇幅内容上三部分大体相同, 但具体分析后, 在宪法实施中还存在理论的解释和分析。另一方面, 在课程的安排上, 众多的高校倾向于将理论性强的学科 (如宪法学对于法学科) 安排在大学入手的第一个学期。之后再进行其他法律与现实相关联的分析学习。

其次, 从教学模式方面, 传统宪法学教学中遵从发条式的教学模式安排, 注重对宪法典的介绍分析, 在实际中忽略了对宪法规范教学的重要性;并且基于对宏观的制度分析和简单的一分为二的低级辩证的方式来对宪法的实际运行内容进行评价安排。根据我国的国情, 宪法典是我国宪法的来源, 学生以学习宪法典作为学习宪法学的主要对象。但是现下的情况是, 在教学中学生和教师都过分地关注宪法典法条的解释, 而忽略了对宪法具体参与的现实案例的分析和思考。在我国, 对于宪法学的学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方面是法学科中对宪法学的学习是立足于对现行宪法典的学习, 在学习中将各类宪法现象进行简单的对比分类, 有利于学生追溯到宪法的历史渊源, 调动起学生学习宪法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立足于现行宪法典的学习的宪法学成为了中国宪法典的解释学,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 学习中采用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法, 使得各类宪法只有好坏之分, 这不利于学生建立法学科最起码的科学立场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最后, 从创新思维方面, 传统的宪法学教学体系的局限性体现在对学生学习考核方面, 在考核评价时只注重具有客观标准答案的题目, 如选择、填空、名词解释、概念剖析的题型设置, 而不太欢迎针对于学生自由讨论的题型设置。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教师喜欢那些规矩听课的学生, 因为这一类的学生方便教师按照教学体系进行授课, 教师也较容易对安分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产生成就感;二是学生方面, 因为教师的不支持, 学生渐渐丧失创造性思维, 缺少了辩证分析的能力。

二、宪法实践教学理念转换的必要性

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实际服务的, 宪法当然也是如此。一旦社会对于宪法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相关的教学教育也必须做出调整来适应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根据我国现有的情况得出我们必须将宪法学的教学理念从传统的唯理型教学转换到依靠现实的实践性教学, 以下三方面是进行这种根本性转换调整的必要原因:

一是, 大学进行扩招, 大学法学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 而逐渐走向大众教育。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 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达, 于是扩招成为一种人才的招揽方式, 越来越多的学生得以接受到技术、理论的教育, 从而在走出社会后, 为经济建设, 国家富强付出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扩招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即大学生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 并缺少实际锻炼。在大学生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无法成为创新性、服务性的人才。同样的, 法学科也需要实践性较强的大学生, 理论型的宪法学教学理念也因此接受了社会对其的挑战, 转换自身学习理念, 淡化理论色彩, 强化规范实践, 使其学习者能够成为实践性人才, 以成为国家所需要的公务员或律师。而传统的注重理论的教学, 使得大部分本科就业生选择在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这对于中国法律的实际运用是不利的, 因为中国更需要的是对于宪法的实际运用研究而不是对宪法学的研究。

二是, 在中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即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脱节, 导致了应届高考生来到大学后对大学里的各种知识应接不暇, 同时没有得到系统的教育和指导, 使得学生到最后养成临时突击应对考试的恶性习惯。对于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来说, 一开始就对其进行宪法理论和历史演变的传授, 学生们容易产生厌烦情绪, 所以需要讲究方式, 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宪法现象, 先传授宪法规范和制度事实的课程, 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 从而学生有求知欲望而主动去学习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另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现在的出版社五花八门, 许多编者将一些宪法学的专用术语写入书中, 并且对其加重点号, 这无疑加重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转移了学生的学习重点, 使学生过多地重视对记忆知识的记诵而忽略运用知识的原理和方法。考虑到学生的求知欲、和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宪法学的教学者就可以从实用的宪法的规范和制度入手, 实现知识点的中高等教育衔接。

三是, 正确对待改革后的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司法资格证是我国司法职业最重要的入门砖。而改革过后的司法资格考试被安排在了每年的九月份, 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具有报考资格, 这一改革解决了法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这一考试对于大学课程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由于该考试考核内容是为了让法学生将现实现象同理论相结合, 用理论来支撑实践, 用实践来说明理论。所以从大学生的就业率考虑, 调整现有的宪法学理论型教学体系迫在眉睫, 只有对于宪法学进行实践性学习, 才能帮助考生更好的掌握考核内容, 提高通过率, 增加就业。

三、宪法实践教学理念转换的可行性

对于大学生活来说,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具有比中等教育更加自由的选择度, 即学生可以选课, 教师可以选择教材和所讲内容。所以大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真实情况和自身科研的成果心得出发, 培育出更加符合学生特性和需要的优化教学体系。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 教师拥有对课程教学体系调整和更新的主导作用, 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通过对教师自身素质提升和学生实际需求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 来论证宪法的实践性的教学理念转换的可行性。

第一,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文化界也在力求改革, 以应对更种各样的现实情况。首先是教育教学方面, 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宪法学在内的法学核心课程的改革。为了应和改革的呼声, 各高校出现了众多的宪法本科教材和专著。这些新的教材和专著具有越来越重视宪法规范制度和运行效果内容的教学安排, 而摒弃了传统教材过分重视理论的教学安排计划。其次是教学精品课程项目的开展, 带动了众多高校开展精品课程评选工程, 也带动了宪法学案例的教学, 使宪法学案例教学的参考文献和相关研究文献越来越多, 为实现宪法学的教学体系的调整提供了现成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契机。

第二, 对于法学师资力量在全国6900所的法学本科专业中的分布及其不平衡。有一些高校存在的法学硕士点或博士点, 为原本就强大的教师队伍又增添了本科法学基础教育教学力量, 所以具有对宪法学教学理念调整转换的师资力量, 另一方面, 对于原本就缺少师资力量的法学院系而言, 进行宪法教学更是本专业寻求出路的重要方式, 这些师资原本就对宪法理论知识储备不足, 转向对宪法的实践性的分析探讨无疑是一大出路。

第三, 对于大学生新生来说, 他们大多数本着自愿的原则报考了法学专业, 本身具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有着强大的公共责任意识和现实主义观念。他们抛弃了对市场收益的强烈追求, 同时也对放弃了个性的展示。初进校门时, 新生们对于法律相关知识的学习充满了对法律内容的憧憬和敬畏。但事实上却因为高等教育同中等教育的知识不关联不衔接, 导致这些法学生不太容易在初始阶段就接受高深繁琐的理论学习, 反而通过生动形象的法律现实来阐释法律知识、提高法学理论和培养法学思维更而有效。综上, 宪法学教学者必须考虑到学生真实的知识接受情况, 采取宪法现象到宪法现实运用再到宪法的规范和宪法制度的教学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和进程。

四、结论

通过对宪法实践性的教学理念的转换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得知。对于法学科学生进行传统教学理念的调整和改革, 对于国家、学校和学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于国家层面上, 宪法的实践性和教学理念转换提高了就业率, 为国家创造了创新性人才;在学校层面上, 实践性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高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吸引了更多的应届高考生就读, 增长了学校的学术氛围;对于学生层面来说, 通过对宪法的实践性学习, 提高了自我思维能力, 提升了自我素养, 为将来就业提供了保证。总而言之, 宪法的实践性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可行且必行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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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篇2

一、开展宪法学实践教学必要性

在长期宪法学教学中, 学生普遍反映宪法学比较抽象, 理论性较强, 且与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宪法内容重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 没有兴趣。宪法学教学方法比较陈旧, 采用传统“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 宪法学教学效果一直不是很好。

鉴于目前宪法学教学这种现状, 在宪法学教学中, 探索宪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十分必要。

二、宪法学实践教学的安排

根据宪法学教学内容,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宪法实践教学内容。

1、根据宪法教学内容《违宪审查制度》, 安排模拟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机制。

违宪审查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违宪审查通常只能由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定国家机关进行。第二、违宪审查具有特定的程序和方式。第三、违宪审查的对象是宪法行为。第四、违宪审查机关作出违宪判断或者合宪判断。第五、对违宪行为进行宪法制裁, 即废除违宪法律文件和撤销违宪行为。

根据违宪审查理论, 探索违宪审查实践教学, 将违宪审查理论与宪法实践结合起来。模拟某省人民政府出台《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规定:某省招考公务员必须具有本省户口。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是否违宪呢?

在学生中选出10个代表, 将其中5人模拟组成某省政府, 将另5人模拟组成全国人大常委。模拟全国人大常委启动对某省人民政府出台的《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进行违宪审查。根据违宪审查程序, 允许某省人民政府说明出台《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基本情况和依据。由另5人模拟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在认真听取某省政府说明的情况和依据后, 根据宪法原则、精神和规定对《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进行审查, 得出结论:某省人民政府出台的《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违反宪法基本精神, 即违反公民权利平等精神。某省人民政府出台的《某省公务员招考公告》与宪法相抵触, 应予撤销。

2、根据宪法学教学《选举制度》的内容, 安排模拟某县人大代表的选举。

根据我国选举制度内容, 模拟某县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程序如下:第一、成立选举委员会:在学生中成立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由5人组成, 推举选举委员会主任, 组织本次模拟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第二、确认选民资格:根据《选举法》规定的选民条件确定全班同学是否具有选民资格, 即按照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都具有选举权来确定选民资格。第三、推举人大代表候选人:根据学号把学生划分为2个选区, 每个选区推选一个候选人。第四、人大代表发表竞选演说:两位候选人面对选民发表竞选演说, 并接受选民的提问。第五、选民投票:选民根据候选人发表的竞选演说和针对选民问题回答情况进行投票。第六、工作人员统计候选人得票数:选举委员会成员负责当场统票、计票, 确定候选人得票数。第七、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确定当选的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确定哪位候选人得票数多, 并超过半数, 确定谁当选为人大代表。第八、当选人大代表发言:当选人大代表就自己当选为人大代表应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发表演说。第九、选举委员会主任总结:选举过程结束, 选举委员会主任总结本次选举活动。第十、教师点评整个选举过程:教师点评整个模拟选举过程, 取得哪些成功, 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3、根据宪法教学《村民自治法》的内容, 安排模拟某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模拟选举过程如下:

第一、成立选举委员会;第二、确认选民资格;第三、模拟将全班同学划分为几个姓氏, 其中蒋姓人最多, 然后依次是陈姓、张姓、刘姓等;第四、推荐候选人;第五、候选人发表演说;第六、选民投票;第七、工作人员统计候选人得票数;第八, 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确定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票数过半) 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第九, 当选人发言;第十, 选举委员会主任总结;第十一, 教师点评整个选举过程。

在模拟某村委会主任选举结果是本村姓氏最多的蒋姓村民当选, 表明目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还存在一些问题, 村民自治在某个程度上还是家族自治或宗族自治。这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4、根据宪法规定, 模拟某市人大代表向环保局提出质询案。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 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并要求必须予以答复的权利。人大代表提出质询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质询案必须在人大会议期间提出。 (2) 质询案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定人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0名以上人大代表联名可以提出质询案, 地方各级人大代表10名以上联名可以提出质询案。 (3) 质询案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要写明质询案的案名、质询案的对象、质询案的案由和案据。 (4) 质询案中提出的问题,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5) 质询案必须是一事一案。代表依法提出质询案后, 送交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交受质询机关;受质询机关在会议期间做出书面答复, 或者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有关会议上作口头答复;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可以对答复发表意见, 如果对答复不满意, 可以提出重新答复的要求。

根据以上规定, 模拟人大代表提出质询案的过程如下:第一、在班级选举10人模拟组成某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组织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在班级模拟选举12个某市人大代表, 在人大会议期间就环保存在的严重问题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质询案。第三、市人大主席团审议质询案后, 决定由受质询的环保局局长在会议上作口头答复。第四、在班级模拟选举5人组成市环保局, 并选出局长。第五、模拟市环保局局长面对12名市人大代表提出的质询案, 在会议上作出口头答复。第六、12名市人大代表对环保局局长的口头答复发表意见, 就环保局局长准备采取对环境问题整改措施表示满意。

5、组织学生参观考察

选择某一个地点, 围绕宪法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一项制度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如组织学生到城市居民委员会考察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情况, 了解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哪些成功经验, 存在哪些不足之处。通过组织学生参观考察这种宪法实践活动, 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宪法理论知识与我国政治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对我国政治生活实践的直观认识。考察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参观感想、心得。

6、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

组织学生对公民行使选举权现状进行社会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首先, 在教师指导下, 组织学生设计问卷调查;其次, 将学生分成10组, 每组5人, 每组分别赴不同地方进行实地调查;最后, 将每组实地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每小组撰写调查报告。

7、布置课程论文

根据宪法教学内容, 安排学生撰写课程论文。要求学生运用宪法理论知识, 联系我国宪法实际问题, 撰写5000字论文。教师布置课程论文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要求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文献检索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际训练。

三、宪法学实践教学意义

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 宪法实践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宪法实践教学通过模拟国家政治生活情景, 让学生以模拟身份体验国家政治生活, 感受宪法实践过程, 感悟宪法精神的真谛, 对于强化对宪法蕴含的人民主权意识、法治意识、权力制约意识、人权保障意识认识和加深学生对宪法理论的理解有重大作用。

宪法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宪法思维、宪法观念、宪法意识为目标, 着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能力, 巩固宪法课题教学内容, 增强学生对我国宪法实践的感性认识,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姚小林.论宪法的实践性与教学理念的转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6) :115-117.

[2]赵谦.宪法学课程之实践教学法初探[J].商品运输与储运, 2008 (3) :145-146.

[3]文晓静.宪法学课堂教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7 (8) :82-83.

宪法的实践性 篇3

一、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由来

亲历晚清政府的懦弱腐败, 孙中山深深感受到, 要组建一个“万能政府”, 为人民使用, 以谋求人民的幸福。投身革命后, 他便奔走于挽救民族危亡、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奔走余暇, 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 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1]第5卷, 486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创立, 孙中山在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创立所谓“合众政府”显然是启发于欧美, 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范型。1904年, 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 指出:“这个根源乃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 ……必须以一个新的, 开明的, 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1]第1卷, 254这个新国家就叫做“中华民国”。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更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机构:“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由此看出, 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 效法美利坚、法兰西国家, 以代议政治保证国民参政权为特征, 以“三权分立”为原则, 施行以选举制、议会制、总统制为基础的议会共和制政体[1]第1卷, 297。

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 孙中山认识到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备。他认为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将可能滥用私人, 立法机关拥有监察权则将有国会专制的流弊。因此, 他主张借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离的传统, 另设考试院和监察院, 施行五权分立体制。1906年,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他指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 叫做五权分立。”与西方国家宪法不同的是, “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 专掌考选权”, “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 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 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孙中山还认为, “现在立宪各国, 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 那么权限虽然有强有弱, 总是不能独立, 因此生出无数弊病。”“况且从正理上说, 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 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 这是不恰当的。”因此, “中华民国宪法, 这机关定要独立”。由此可见, 孙中山创设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及考试五权分立而又相互制衡的宪法, 其目的是要弥补在他看来的三权分立的制度缺陷。在1917年至1919年间制定的《建国方略》中, 孙中山曾就五权之间的关系作过具体论述, 并指出要通过设立五院制的政府机构 (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 来行使五权, 以此推动权力格局的平衡和统一。与此同时, 他还认为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强调只有确立了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 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民权革命和社会革命, 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1919年, 孙中山在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中, 盛赞瑞士的宪法是直接民权, 人民有选举、罢官、创制和复决四大权力, 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这种权力。在这之后, 孙中山进一步明确了四大民权与政府五权的关系, 并认为只有实现人民的四权和政府的五权有机统一, 所谓万能政府才能得以真正组建, 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祉。至1924年,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随着其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而渐成体系, 趋向于成熟。

二、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实践之困

武昌起义后, 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 他对南方民军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 一方面手握重权, 集结重兵和革命军隔江相对抗, 给南方造成强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 以武力为砝码, 迫使革命党人与其谈判。特别是当他从多种信息渠道得知, 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 南方就可以选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时, 遂加紧了议和的攻势。1911年11月30日, 南方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12月2日, 代表会议正式决定, 如果袁世凯能反正, 就公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得悉非常高兴, 决定正式举行南北议和。可是, 12月25日, 孙中山海外归来, 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 组织政府。袁世凯感到希望落空了, 他准备自己直接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他也感到这并非最佳方案。因为如果真正南北分裂, 他也未必能立即消灭南方民军, 且有悖人心和时代潮流。举棋不定中, 议和谈判继续进行。1月14日, 唐绍仪奉袁之令致电在上海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 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 询问孙中山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事“有何把握”。孙中山得知后立即于1月15日电复伍廷芳。他在电报中表明, 如果清帝实行退位, 宣布共和, 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 他即可正式宣布解职。1月22日, 孙中山就议和问题再致电伍廷芳, 提出解决办法五条, 其中主要内容是:接到清帝退位通知后, 即行辞职;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 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2月12日, 清帝下诏退位。13日, 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送上辞职书及举荐袁世凯的咨文, 以践前言。15日, 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举行大总统选举。到会17省代表, 袁世凯以17票当选。3月10日, 袁世凯正式就职。4月1日, 孙中山正式解职。上述事实说明两点:其一, 孙让位给袁是顾全大局, 希望以和平手段巩固共和之基础;其二, 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职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由政府提请参议院议决, 袁就任临时总统后必须遵守“约法”。这里, 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践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选举制度;第一次尝试着将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第一次试图印证“依法治国”的理念。通过这些努力, 希冀立下民主宪政的根基, 为将来的五权宪法积累经验。

然而,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逐渐暴露出封建军阀的真面目。他将民主、宪政视为实行专制政体的最直接障碍, 因此开始向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开火, 解散国会 (1913年4月8日设立) , 废除约法, 一直到帝制自为。在这个过程中, 孙中山也逐渐认识了袁世凯的真实嘴脸, 奋起反抗, 不惜用武力维护共和的成果, 于是有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经过这些斗争, 孙中山对民主宪政, 对五权宪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0年11月孙中山重组中华民国广州政府。次年4月, 他在广东省教育会发表演说, 他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这个方法就是实现五权宪法。”问题是, 当时中国具备实行五权宪法的条件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 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还不具备实施五权宪法的基本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生产关系也处在一种畸形的变化中。建立在西方生产力一定发展基础上, 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显得生涩, 没有根基。其次, 民众中封建主义的文化积淀相对深厚, 再加上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并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 或者说不掌握话语权, 因而, 民众对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缺乏理性的感知和热情, 使五权宪法的实施缺乏群众基础。再次, 民国初建, 外有帝国主义干涉, 内有封建势力抗衡, 立宪派大行其道, 革命党人内部认识又不统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主张不能得到南方政府中大多数人的理解, 也就缺乏本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三、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历史影响

首先, 这个思想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是近代以来“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的典范。孙中山先生数十年在海内外奔走革命, 认真研究过各国政治得失源流, 又熟谙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精义。因此, 他的五权宪法思想既汲取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和人民主权论的基本原则, 又承袭了中国古代政治之精要, 既体现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理精神, 又因植根于中国传统而富有中国特色。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 其所持主义, 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第7卷, 60

其次, 这个思想的提出促进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加速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以执全球的牛耳”是孙中山先生的毕生愿望和执著追求。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旨在彻底推翻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 在中国创建人民享有直接民权的民主共和政体, 唤醒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自觉。该思想尽管有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 但它引领了近代中国进步和变革的潮流, 为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引了未来, 指明了方向[1]第1卷, 279。

再次, 这个思想揭开了近代中国依法治国的序幕, 在近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治思想是孙中山在长期学习和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一。他主张人民主权, 认为只要“真正以人民为主”, 就会“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同时, 他还强调, 立国于大地, 不可无法也, 认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的混乱, 原因就在于“蔑法律而徇权势”。因此, 他倡导法律至上, 尊崇宪法为国家根本法, 重视立法, 主张依法行政, 强调司法独立, 注重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 孙中山提出中国的法治建设, 应“适于民情国史, 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这些法治思想对我们今天推进依法治国, 仍然具有重要启示[1]第9卷, 353。

摘要：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开拓者。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寄托了其追求民主共和、构建法治中国的革命理念和政治抱负。回顾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精义, 对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实践

参考文献

论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宪法意识 篇4

关键词：宪法意识,宪法实施,淡薄,培养

现行宪法公布实施距今已过去三十余载, 期间宪法经历过四次修正, 不可置否, 其在引导与规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 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宪法的生命力来自于宪法的实施。宪法的作用、宪法的价值、宪法的效力等等这些方面, 只有在现实的贯彻实施过程中, 才能切实有效地体现出来。”[2]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其研究的对象不应只是静态的法律规范, 而更应该关注社会生活中现象。而宪法作为法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 我们在学习研究宪法的时候, 不应只流连于宪法规范的合理与否, 缜密与否等, 更应该关注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实施情况。宪法不应是一个国家表现民主的装饰物, 而如何避免宪法成为装饰门面的花瓶, 我们则应该寄希望于宪法实施。然而宪法实施在实际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等公权力机关置宪法于不顾, 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某些党员的言行举止严重违背宪法的要求, 给党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度普遍不高, 缺乏对宪法的信赖。宪法实施中的问题肯定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后果, 而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宪法意识的薄弱, 宪法实施需要树立与普及正确的宪法意识。

一、宪法实施须有宪法意识的支持

所谓宪法意识, 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的宪法关系主体对宪法以及宪法实施的认知与评价。宪法意识是宪法实施不可或缺的辅助因素, 宪法的顺利有效实施离不开宪法意识的支持。宪法的实施离不开制度的建设, 但如何确保制定出来的规范体系真正运转起来, 一方面与规范体系自身有关, 另一方则与潜藏在规范体系背后的宪法意识有关。我国要追求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并依宪治国、依法治国, 就不能忘记宪法意识的重要性。

宪法意识之于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表现于三点:第一, 我国与欧美一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不同, 我国的宪法基础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作为舶来品形成的, 所以宪法意识并没有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宪法意识在美国民族精神中的根植, 既是欧洲尤其是英国母国文化影响的产物, 也是美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3]反观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近代以前我国一直就是封建专制国家, 没有宪法意识形成的土壤。而我国提出要依宪治国, 就需要将宪法意识深深扎根于民族精神之中, 只有让宪法意识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 宪法才得以更加顺利地实施。第二, 我国宪法中有很多原则性规定, 许多宪法规范还没形成具体的法律规范, 在实际生活中私权利主体的权益因此而受到公权力主体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我国这方面的宪法监督做的不够到位的情况下, 培养公权力主体宪法意识不失为一种减少矛盾产生的方式, 而培养私权利主体宪法意识是维护其权益的重要方式。最后, 宪法实施的不能完全依靠制度做保障。换言之, 宪法实施显然更需要依托一种以合法性、信仰、认同、良知为特征的观念意识支持。[4]宪法意识与制度的建设在宪法实施的大框架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宪法意识问题及分析

(一) 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淡薄

首先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相较于三十年前有了长足的增强。三十年前文革时期盛行的法律虚无主义给予我国的法制建设沉重的打击, 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宪法更成了摆设, 连作为国家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荒废已久, 更别谈宪法意识了。1982年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从此宪法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再一次屹立起来。

宪法意识与宪法实施并不是单方面作用的关系, 宪法意识的增强有力与宪法实施的进行, 同时宪法的有效实施也有利于宪法意识的培养。尽管现行宪法实施在三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5]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归纳中可以看出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仍不强, 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度不高而一些官员也缺少对宪法的敬畏之心。

(二) 如何理解宪法意识淡薄

要探析宪法意识淡薄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公民与官员两个主体分别来看。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宪法信仰的缺失。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6]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是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公民理应对宪法推崇备至,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此。宪法信仰并未深入人心有各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 历史因素。我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封建君主制国家, 人民都是君主的子民, 在君主面前人民是卑微的, 这就使得“官本位”的思想深入我国民心。宪法作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 其目的追求便是限制公权, 保护私权。在西方宪法里, 是没有绝对至上的权力, 这与我国传统的君权至上或者说是权力至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宪法意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他们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授权, 政府理应为人民服务, 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 而这与我国长久以来因历史缘由累积起来的意识相冲突。历史缘由可谓是造成我国目前民众的宪法意识不强的根本原因。

第二, 公民的法律素养不高。宪法意识的培养需要宪法素养作依托。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法学教育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民众的法律素养和发达国家民众的法律素养相比仍有很大的落差。比如李某某案和复旦投毒案, 网友们往往不仔细考量案件的经过, 就一直在叫嚣着“死刑”。或许对于普通民众, 我们不应该将法学专业学习者的法律素养标准强加于他们身上, 但是理性地看待事物应是作为一个平常人法律素养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 公权力主体的不作为。我国由于历史原因, 没能滋生出宪法意识的土壤, 宪法意识靠的是西方世界传播而来。在这种情况下, 任凭民众自由发展宪法意识,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 宪法意识的落后会跟经济发展的落后一样会使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波浪中被吞没。而我国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 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 认真贯彻实施宪法, 带领民众培养其宪法意识。但是我国在这方面还不是做得很到位, 宪法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 并没有落到实处, 无形之中使很多民众对宪法丧失了信心。

公权力主体的宪法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官员身上。我国现阶段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就是地方领导宪法意识淡薄, 肆意侵犯人民群众的宪法权益所造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 历史因素。前文在阐述公民宪法意识不强的原因中提到了这一点, 官员和公民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 官员也是从普通民众转化而来的, 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第二, 违宪行为缺少相应的监督。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施的职权。但在实际生活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实施好该职权, 并缺少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制度, 使得违反宪法的风险几趋于零, 以致于很多官员不顾违宪风险, 肆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益。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 公民的言论自由被压制事件, 关押上访人员甚至截访致人死亡事件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宪法意识淡薄是不争的实施。在不足面前我们应理性地审视自己, 只有真正审视自己的缺点不足后才能才能使得自己变得更好, 宪法意识也是如此。既然宪法实施的落实与否与宪法意识息息相关,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宪法意识增强的环境。

三、培养有利于宪法实施的宪法意识

在近三十年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 旨在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成长提供系统的法律规则, 所以培养宪法意识刻不容缓, 而如何培养有利于宪法实施的宪法意识?根据前面针对公民与官员的宪法意识薄弱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宪法意识的培养。

首先, 我们需要规制文化借以培养宪法意识。当今社会发展迅速, 传播媒介的发达使得讯息的传播变得方便与迅捷, 但是这也催生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快餐文化。在快餐文化的侵蚀下, 民众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只顾着接受信息, 而后跟着其他人人云亦云。从社会热点新闻的反应来看, 很多人连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都缺乏的情况下就跟着别人加入了讨伐的队伍。此外, 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没有底线地放送一些误导性很强的新闻, 造成民众盲目地仇富、仇官, 引发社会对立, 使得民众价值观混乱, 将宪法视若无物。所以笔者认为若要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 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进行规制十分有必要, 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要将其导引至一条传播法治、弘扬依宪治国的道路上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引导与规制文化发展并不能违反宪法的要求, 特别是压制言论自由, 否则非但不能给与宪法意识良好的培养环境, 反而会严重挫伤宪法的权威。

其次, 发展好市场经济。从培养宪法意识的角度拉看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培养契约精神。[7]契约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宪法意识, 宪法其实就是公民与公权力主体关于如何限制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所签订的一个契约。契约意识体现了公民的自治意识, 是公民理性客观看待事物, 保持独立人格也必须具备的。没有契约意识, 就没有宪法意识, 没有宪法意识, 宪法也难以得以实施。

再次, 做好普法工作。公民的宪法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 是受各方面影像而形成的。其中, 宪法法律的常识是其形成宪法意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务必要做好宪法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但是从以往来看, 普法工作的效果不是特别出彩, 这与普法方式的老套有巨大的关系。笔者认为普法工作应多样化, 借助多个渠道多个方式进行。现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迅速, 我们也可以利用其进行普法活动。比如最高法院在新浪微博开设账号与网民进行互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 公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应做好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后不止一次地强调宪法的重要性, 这对增强全民对宪法的信仰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此外, 笔者认为相对于普通民众, 官员更需要培养一种“宪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这其实与可持续发展是同样的道理。可持续发展讲究的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不过过渡开发利用或破坏当前的资源。同理, 宪法是一个国家存在发展的总章程, 实施宪法追求的是将宪法中的内容、理念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各方面活动之中, 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民群众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而目前有些官员置宪法于不顾便是在透支着“宪法的可持续发展”。“谁打下的天下谁坐”这种观念还存在于某些宪法意识不强的官员身上, 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上的扬弃。[8]视宪法于不顾, 就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破坏, 就是对我党对追求政权合法性所做努力的践踏, 长此以往将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安定。故笔者认为需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引入到宪法意识中去, 在公民特别是官员的宪法意识培养中强调宪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巨大作用, 不因眼前的非法利益或是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制度而透支宪法存在的价值。

四、结语

宪法的实施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单单制度方面的构建是不足以支撑起宪法的实施, 我们还需要宪法意识作为依托。三十年来, 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显著增强, 但仍与法治国家的宪法意识要求有些距离。这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努力创造有利于宪法意识培养的环境, 为宪法实施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2]童之伟, 殷啸虎主编.宪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314.

[3]白雪峰.宪法意识与美国民族精神[J].东岳论丛, 2013 (7) :109.

[4]魏建国.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观念意识支持[J].社会科学研究, 2013, 2:58-59.

[5]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7]莫纪宏.全面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J].求是杂志, 2002 (8) :54.

宪法的实践性 篇5

一、“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 甚至可以说, “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 它将“人权”具象化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 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 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1]。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 那么, 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 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 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 “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 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简单来说, “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 当然, “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 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 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 换句话而言, 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 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 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2]。从整体来看, 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 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 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 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 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 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3]。但尽管如此, 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 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 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 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 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 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2]。从本质上来看, 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 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 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 “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4]。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看, “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 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 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 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 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 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 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 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 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 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 长期以来, 无论国内、国外, 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 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 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 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 由此, 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5]。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 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 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 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 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6]。实际上, 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 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 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 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此看来, “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鉴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间的同系不同质, 进而才有了关于“迁徙自由”等法律规制内容的分歧。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 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 与此同时, 我国宪法内容也日趋完善, “迁徙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找到了最合适的权属位置。由此看来,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实质上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宪法规制的理念,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借鉴先进经验并发挥其在我国宪法体系构建当中的实际能效, 进而将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厘清。

参考文献

[1]刘涵.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03)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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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2, 06 (06)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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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实践性 篇6

根据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长期以来,宪法都是高高在上的“闲法”,没有真正走入人们心中,其对公权力的制约也力不从心。违反宪法的事件屡有发生,却没有得到制裁。自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重塑宪法权威。

宪法权威的重塑,制度不可或缺。这个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在西方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来完善它?曾有学者建议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设想都被一一否定。因为西方的违宪审查,要么是由法院进行,要么是成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机关专门进行。这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冲突。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现行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和至上的地位,其他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势必都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行使,难以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缺少强势的司法权传统,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审查制在我国缺乏根基。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

因此,理性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完善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一方面,要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首先,重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保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论上,全国人大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在具有的最高广泛性和代表性、产生并监督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等几方面。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全国人大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撤销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时,多用“振奋人心、求实亲民、创新开拓”等形容词,使得公众在心理上认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颂德,未尽审议监督之责。这种失职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人大在一府两院面前的权威,以致在行使其它职权时“心有余,力不足”。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有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程序未经启动,国务院已经自行通过了新法规,同时废止了旧法规。虽然国务院自我修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不免让人怀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行使。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权范围已经在缩小,国家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的各种自治形式,但人们对政府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强政府、弱人大”的情况仍需改观。为此,就要提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公众对代表的监督,推动代表切实履职。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党中央的决心。

其次,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宪法》和《立法法》对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程序虚置严重。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从未“改变”或“撤销”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导致前述程序性规定虚置的原因有二:其一,确定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命令的合宪性要经历调查、论证等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部分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运行的,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会期通常较短,会议期间需要审议的事项本就繁杂,所以无暇审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其二,就《立法法》所规定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程序而言,存在着程序复杂、缺乏专门的受理机关及时效过长等问题。一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接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制定机关的答复、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再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和决定等步骤,看似庄重、严格,但这种繁冗的程序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效率,影响了宪法监督的运行。

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全国人大下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解决。早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成立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

宪法概念的研究 篇7

在宪法史上最早出现的宪法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 当时使用的“立宪君主政”是一种接近宪法理念的最初概念, 在君主立宪政体下, 君主的权利受到宪法性文件或规则的限制, 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一般被称为“宪法国家”。

在我国古籍中宪法一词也早就出现了, 如《国语·晋语》就有“赏善罚奸, 国之宪法也”的论述, 这里的宪法不具有近代意义上宪法的含义, 而是代表一般的法律, 尤其指刑律。

2 不同的宪法观和宪法概念

2.1 中西方不同的宪法观

下面介绍的是几种不同的宪法观, 对宪法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大宪法观点:实证主义宪法观、决断主义宪法观与整合主义宪法观。

(1) 实证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最高机关, 确立其组成方法、相互关系及权限, 调整国家权力与个人基本地位的规范。实证主义宪法学家对宪法概念的表述虽各自不同, 但都把宪法概念理解为“国家法的基本秩序”, 追求规范主义的宪法理想。如德国学者叶林涅克认为“宪法是规定最高国家机关及其履行职能的程序, 规定最高国家机关相互关系的职权, 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权的原则地位的各种原则的总和”。加拿大法学家柯里认为:宪法规定和决定最高国家机关的设立。它规定这些国家机关之间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2) 决断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具有效力的根据并不在于规范的结构, 而在于对国民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的决断”, 宪法实际上是一种力, 是政治的决断直接影响宪法概念的存在与发展。休莫特认为, 宪法概念有四种形式:绝对的宪法概念、相对的宪法概念、实定的宪法概念与宪法理想的概念。为了说明实定的宪法概念, 休莫特区分了宪法与宪法律的概念, 对与国家生存有关的根本性问题做出决断的规则表现为宪法, 而其他决断的规则表现为宪法律。

(3) 整合主义宪法观的理论价值在于要求人们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和分析宪法概念, 改变了只从宪法角度观察社会的传统的思考方式。整合主义宪法观的代表人物施米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法秩序, 是生活的法秩序, 即国家整合过程中的秩序。在形成国家整体的生活秩序的过程中, 宪法起着把整合过程法律化的功能, 换言之, 国家与宪法的目的是为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依据”。

对宪法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存在的问题, 根源于宪法形式的多样和内容的丰富, 当今世界各国, 发展程度存在差异, 法律制度的内容归属于不同的法系, 再加上各自独特的国情与传统, 反映到宪法上来, 自然导致了各国法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化, 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样化, 对宪法概念不能从单一角度来界定。

2.2 中西方不同的宪法概念

西方通常的宪法概念有三种情况:第一, 国家具体的存在状态, 第二, 指“规定国家政治制度法的整体”, 三是, 凡规定了关于国家基本统治构造和立宪制度的法规, 其中不仅包括成文的也包括不成文的。

2.2.1 欧美学者的定义

德国学者叶林涅克认为“宪法是规定最高国家机关及其履行职能的程序, 规定最高国家机关相互关系的职权, 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权的原则地位的各种原则的总和”。加拿大法学家柯里认为:宪法规定和决定最高国家机关的设立。它规定这些国家机关之间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2.2.2 我国学者的定义

由于我国大陆宪法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宪法观, 因此很多学者多立足于宪法的阶级本质定义宪法。如许崇德教授指出:“宪法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 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一般法的本质特征, 同时又不同于普通法的实质上的特点和形式上的特征。”何辉华教授认为:“宪法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根本法。”

目前还有些学者对宪法进行全面的概括, 如龚祥瑞先生则认为:“宪法就其性质而言, 是根本法, 这是由它所规定的内容决定的;宪法就其范围而言, 是社会的总章程;宪法就其效力而言, 是最高法;宪法就其作用而言, 是国家法, 或称政治法。”

3 总结

综上, 笔者认为, 对宪法进行了这么多不同的解释, 我们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定义, 都无法给宪法下一个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概念, 因为历史背景、文化底蕴等都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比较赞同龚祥瑞先生对宪法概念的一个全面定义, 不光从特征还有内容等方面进行, 我认为, 在成文宪法的国家, 不论它们规定的内容如何, 它都是母法, 都是“根本法”, 在不成文宪法国家, 我想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就是“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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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大元.宪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杨海坤.宪法学基本论[M].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2.

[4]韩大元.比较宪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秦前红, 等.比较宪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