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改革方向（精选4篇）
院士制度改革方向 篇1
两院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学术荣誉, 全社会高度关注, 院士的一言一行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尚也都有极大影响。院士制度改革, 是全社会的共识——让院士称号回归学术、回归荣誉, .也是让这个社会的理想标杆更加挺立。不久前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 院士制度改革幵始破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也分别对各自的章程进行了修改, 并将完善更多的细节, 推出更多的实际举措。通过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 将对促进科技的发展、引领人才培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院士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 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所作的包括院士遴选和退出等方面的章程修改和制度改革, 属于系统内部的自我完善。而针对目前院士队伍中出现的极少数学术不端行为, 院士增选中存在的拉票和贿选等不正之风, 院士制度改革显然还需要包括系统外部事物的多方联动。就像何继善院士比喻:院士制度的完善, 就像筑高和加固堤坝, 防止发生内部损毀和洪水沖垮。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就像洪水, 如果水位一直上升, 即使一直加高加固堤防, 仍然会有洪水漫堤的危险。所以, 堤坝要修, 洪水也要治》从现实状况看, 大部分院士既是青年人做学问的丨禹像, 同时也是做人的榜样。但也有极个别院士, 在评上院士称号后心态发生了变化, 甚至在道德自律上出现了偏差„这些个案也影响了外界对院士的整体看法。不过, 对院士队伍影响更大的是某些单位和机枸, 将院士当成学术资源和部门利益, 利用行政手段包装院士候选人并进行拉票, 这沖现象长期累积, 在院士们当中也是十分令人反感的风气。还有一些院士, 在兼职、参加活动乃至迟迟不遐休的问题上, 很多是由于抹不幵本单位领导的面子和压力, 或者是考虑到与自己所在单位或研究团队有联系来往, 也往往半推半就。可见, 在加强院士自律, 进一步完善院土制度同时, 还需要有举措来最大限度降低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 最大限度减少学术界所受到的行政干预, 真正让院士称号回归学术、回归荣誉。改革院士遴选制度、优化院士队伍学科布局和年龄结构、规范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规范院士兼职和相关待遇、发挥院士在决策咨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科院和工程院制定的院士制度改革的几大主要圧务, 既有针对性, 也有紧迫性。比如院士遴选方面, 明年又是新一届的院士增选, 如何让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更加客观和有效, 如何让院士们更好地了解中青年科技才俊, 都需要更加细化的具体举措。也只有通过多方联动, 而非院士系统单兵作战,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这些措施的效用。 (摘自2014年7月1日《人民日报》14版)
院士制度改革方向 篇2
国际法学院09级01班高颖2009301030
律师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难发现，我国律师制度仍存在不少需要改革完善之处。下文将针对司法考试制度及律师权利的保护进行阐述。
一、在司考资格方面，可适当提高参加司考资格的条件
律师资格是公民从事法律服务行业的必要条件。严格规范律师资格制度，对于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保障良好的法治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对于报考司法考试的条件要求较低，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之处。
（一）应限制非法律专业人员报考。律师职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没有经过系统、专门的学习、训练很难形成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技巧。现实生活中，这些非法律专业人员为了通过司法考试往往功利性的对一些法律条文进行死记硬背。在司法考试中, 这部分考生中有些由于其记忆力强、复习资料对路，可能通过考试, 取得律师从业资格。但是，真正进入了法律服务行业，由于缺乏法学理论功底，往往难以胜任律师工作。
（二）应提高法学学历水平的要求。在美国，本科毕业生，不能报考律师资格；没有经过三年法学院学习并以良好成绩取得毕业文凭的, 不能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我国在这一方面要求较低，只要具备了法学专科以上学历便可报考。在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由于法学人才奇缺，这种要求是可行的。但对于当下高层次法学人才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仍然沿用传统的报考律师资格学历条件, 显得不合时宜。不仅如此，法学专科人员对于法学的研究过于表面、肤浅，缺乏深厚的法学根底，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常常会捉襟见肘。
（三）对于报考人员的品行进行审查也是极有必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的有关考试主管部门对报考者的人格和品性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报考者被发现人格和品性不良，不宜具有律师资格, 即被拒之于考试大门之外。这对于我国的司考制度极具借鉴意义。根据《律师法》
第五条的规定，我国对于律师品行的考察是在通过司法考试之后进行的。在社会生活中,，“ 品行不良” 而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者, 大有人在。如果不事先对报考人员的品行进行审查就可能使一部分品性不良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危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二、在律师的权利方面，应对律师权利进行保障。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时具有一部分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
（一）调查取证权的实现。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人，律师调查取证权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愿意协助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甚至故意刁难、阻挠。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公民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落实，由法院对律师的合理的调查取证进行授权，并予以协助。
（二）刑事辩护豁免权的赋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在刑事辩护中，控辩双方难以平等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律师缺乏权利保障，往往成为“权大于法”的牺牲品。在刑事辩护中，一些律师由于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律师从事刑辩工作困难重重，甚至会将自己陷入泥潭，这也使得一些律师对刑辩工作望而却步。因此，对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保护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对于保障人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的法治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
实践中，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例如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局限，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受到阻挠等等。
院士制度改革方向 篇3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审视如下这则新闻“中国女科学家当选美国院士 仍无国内院士头衔”，就不难理解大多数网友对中国两院院士的遴选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发出强烈质问了。“李爱珍的研究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准。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标准不会低于本土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贝尔实验室前半导体研究副总裁卓以和（Alfred Y. Cho）告诉记者：“在某种程度上，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当选者必需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终生贡献。比如，去年当选的白春礼对中国的纳米技术发展有很大贡献。”
上述评价是美国人说的，当然不可全信，而且美国的院士是否就一定比中国的院士水平高，也不一定。但看看，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11名中国大陆科学家，从华罗庚到袁隆平，确实是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而且，根据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原则和程序，该院不接受个人申请，通常只接受院士的正式提名，每年4月的院士大会上进行最终投票，可见其中没有官方的影子，政治意图基本可以排除。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31个学科6个学部共拥有2025名本土院士和387名外籍院士，其中200多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很显然，没有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和对国家的巨大贡献，李爱珍不会被这样的科学院认可，更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但矛盾就在这里，被美国科学院认可了，李爱珍却没被国内科学院认可——她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如果其中不存在问题，那只能这样解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于美国，因此能当上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不一定能当中国院士。但问题又来了：要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于美国，那么，无人问鼎诺贝尔科学奖这样的尴尬又该如何解释呢？
想来想去，我只能以小人之心揣测中国两院院士的遴选制度存在问题。综观2005年12月由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引起的风波，不难看出，对中国两院院士评选过程的腐败问题，其局内人也已经忍无可忍。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对中国科学院不能没有感情，若非这个院士制度实在不可疗治，他是不会公开呼吁取消的。当然，周光召老先生可能极端了点。
院士本身出现的的问题，如一旦当选就成为学霸，压制年轻人，抵制不同观点，又如“院士”称呼成为“特权”和金钱的同名词，毕竟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执行走形的问题，否则何以解释西方各国一直保留院士制度呢？从这个角度看，取消院士制度是因噎废食，但改革院士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却迫在眉睫。院士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科研水平，代表着一国科学界的良心和正义感，是各自领域内的学术权威，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可这样的队伍充斥着各级名不副实的官员，一旦当选就升为官员成天忙着各种应酬，试问，这样的院士能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新闻中说，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这就是把握了问题的实质。院士是称号，是荣誉，但不是职务，因此没有权力。只要明白了这点，努力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不但院士制度不用取消，而且“李爱珍”事件也必定不会再发生，那么，院士就一定能够对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院士制度的争议与改革 篇4
一、院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议
目前，社会各界对院士制度的质疑主要有：对院士过度吹捧炒作，提高待遇，给予各种优惠；院士成为科技人员求名逐利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捷径；单位或地方千方百计要为自己评出院士或聘得院士，大搞“院士工程”，开展各种公关活动；院士增选劳民伤财，引发各种腐败现象；院士忙于考察、颁奖、咨询、开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工作；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院士谋利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有负面作用，但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上和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偏离院士仅仅是一个学术荣誉这一基本定义，而把院士“异化”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贵族身份”了，想从中谋得好处。
随着院士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的院士制度发生了变异，问题日渐显露，使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问题主要有：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成为一种新的特权阶层，掌握了科研学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个别的成为压制学术创新的学霸；一些地方把院士人数当作一种重要的人才指标，想方设法引进院士，对院士的追捧使之成了高于一般学术称号的一种最高职称；由于近年来中国学术失范问题严重，有极少数院士忙于应酬各种事务，挂名课题和指导学生太多，与院士有关的学术丑闻时有发生；有的企业为谋求经济利益，利用邀请院士出席评审会议等机会，别有用心地利用院士进行产品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院士评选异化为多数高校、院所和一些省市的“政绩工程”；院士增选中的“官本位”，使其争议不断，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
二、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有利于凝聚我国科技界的精英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出主意、攻难关，有利于组织创新团队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有利于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才干。”当前，亟需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围绕院士制度中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优化顶层设计，推进政策创新，加快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
1. 改进院士增选制度。
院士增选是确保院士队伍质量的关键环节。针对以往院士增选工作反映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院士增选制度：一是延长增选时间。由目前的两年增选一次延长至3-5年增选一次。二是降低增选年龄。将院士候选对象的年龄控制在60岁乃至55岁以下。三是严格公示制度。对候选对象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之外，应通过适当方式扩大公示范围，延长公示时间，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四是实行学术道德核查。对所有的候选对象都要由学术道德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学术道德核查，对学术道德缺失的实行一票否决。五是拓宽院士申报渠道。为确保把国际一流乃至顶级的科学家也纳入院士队伍，在组织推荐和院士举荐的基础上，增加个人申报方式。六是扩展院士增选范围。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纳入院士增选范围，增选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院士。
2. 完善院士退休制度。
在目前已建立的资深院士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开院士退休制度：一是明确院士退休时间。院士达到工作最高年龄后，一般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二是根据需要办理保留。对仍在一线挑大梁，确实需要保留的院士，经审批，可以适当延长退休时间，达到延长年龄仍需保留的，可以审批暂缓退休。延长或暂缓退休期间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可及时办理退休。三是积极发挥退休院士作用。对办理退休的院士，可以采取返聘等方式继续发挥其学术专长和作用。
3. 优化院士咨询制度。
为充分发挥院士的咨询评议作用，确保院士学术活动的健康有序，应进一步优化院士咨询制度：一是规范院士学术兼职。针对部分院士学术兼职过多过滥的问题，实行院士学术兼职审批备案制度，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示。二是严格院士咨询程序。院士参与学术咨询、人才评鉴等活动，均要报两院审批备案，在咨询活动结束时由承办单位填写意见卡。三是适时组织院士咨询活动。对涉及重大科研课题、关系国家发展的重
4. 规范院士福利待遇。
为保障院士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应进一步规范院士福利待遇：一是提高院士岗位津贴。由目前的每月200元提高到每月2000元，并根据所在地区生活水平发放地区补贴。二是提高院士医疗待遇。院士的医疗关系列入国家保健体系，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选择医院就诊就医, 并由卫生部门定期组织健康检查。三是为院士配备工作助手。为便于院士开展科研学术活动, 为院士配备工作助手或学术秘书。四是建立网络化的院士服务中心。依托各地人事部门, 建立网络化的院士服务中心, 负责接待安排院士的学术活动和休假疗养。五是控制院士的额外收入。运用法规、税收等手段调控、限制院士的过高收入, 减少院士的灰色收入, 禁绝院士的非法收入。
5.建立院士淘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