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协调（精选6篇）
自由度协调 篇1
2002年11月4日, 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6次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会议上, 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其时间安排是:到2010年把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把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由贸易区。在这一背景下, 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贸易区内的税收协调问题也日益得到重视。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税制差异及其影响
(一) 税制差异
1. 税收收入结构
东盟国家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文莱这6个老成员国, 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基本都在50%以上;二是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4个新成员国, 经济相对落后, 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 而直接税 (绝大部分属于所得税) 仅占总额的一部分, 这与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大体相同。
2. 税种设置
东盟各国基本上实行流转税与所得税并存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这与我国相同。
中国和东盟国家除关税以外开征流转税的情况如下:中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都开征了增值税, 但我国的课征范围仅限于货物销售阶段, 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则扩大到货物销售和劳务服务, 同时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生产型增值税, 其他东盟国家则为消费型增值税;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征销售税和服务税, 但马来西亚政府己计划把销售税和服务税合并为具有增值税性质的商品劳务税, 新加坡所实行的商品和劳务税, 采用的是进销相抵的计算方法, 具有增值税的特性;其他东盟国家或开征了不同性质的间接税, 或只征一种商品和劳务税, 还有一部分国家同时开征了消费税。
在所得税方面, 东盟所有成员国都开征了公司所得税, 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家实行的是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 即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税收优惠都不同, 其他东盟成员国实行的是内外统一的企业所得税, 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用同一标准;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后, 内、外资企业也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方面, 东盟除文莱外的其余9个成员国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 越南、缅甸、柬埔寨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则实行综合所得税制, 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度。
3. 税率水平
东盟各国的税率水平与我国相比有高有低, 具体情况如下:
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 东盟国家通常实行较低的税率, 而我国的增值税标准税率是17%;在税率结构上, 东盟有5个国家采用单一税率, 有4个国家实行的是二档和二档以上的税率结构。此外东盟非增值税国家的流转税税率也较低, 如新加坡商品和劳务税的税率为3%。
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外资企业, 而其他东盟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是内外统一的, 如菲律宾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是32%, 越南与菲律宾持平, 其他东盟国家均低于越南,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 税率为25%。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越南个人所得税对本国居民适用的边际税率为60%, 对外国居民适用的边际税率为50%, 在东盟国家中为最高;柬埔寨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为20%, 在东盟国家中为最低;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 但边际税率却高达45%。
4. 关税
关税就其性质而言, 也属于商品课税, 但由于关税在税收协调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有必要单独进行分析。东盟各国的关税差异很大,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不征或几乎不征关税, 包括文莱、柬埔寨和老挝;二是征收关税, 但税率较低, 包括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三是具有关税保护倾向, 对某些产品, 如汽车、酒、烟、成衣和纺织物等实行较高的税率。我国的关税税率虽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幅度下降, 但目前关税总水平仍为11.3%。
(二) 税制差异带来的影响
1. 关税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最直接因素, 如果关税壁垒林立, 自由贸易区也就名存实亡。而关税协调即是对成员国之间的产品和劳务进出口有选择地免除关税或降低税率, 对于与非成员国进行的交易则采取一致的关税政策, 消除关税引起的贸易障碍。
2. 商品税的税种及税率高低差异, 会直接阻碍商品的流动, 给自由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商品税是间接税, 税收负担会通过商品提价转嫁到购买者身上, 也就是商品税税负越重的商品其购买价格就会越高, 税率高的国家将会受到伤害。因此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商品税一般越是趋向一致。
3. 所得税征收与否, 以及税率的高低差异, 会直接影响资本的流动, 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国家难以吸引外资的流入, 这也正是所得税优惠经常被用作吸引外资政策的原因。如果不对所得税进行协调, 而是任由各国自行作出选择, 往往会导致恶性税收竞争。
上述分析可知, 税制的差异制约着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有必要进行税收协调。
二、欧盟税收协调经验的借鉴
(一) 各税种协调的必要性取决于其对区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
由于各种税收竞争所产生效果的不同, 因此税收协调应主要限于那些其差异会给市场机制造成扭曲的税种上。对于主要影响家庭收入的税种 (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 , 因为其属于稳定经济和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工具, 所以应由各国政府自己支配和控制;对于影响企业所得的税种 (公司所得税、股息红利、外资企业将利润汇回母国等) 则有必要进行协调, 税收制度应该进行统一。
(二) 税收协调应该在各成员国原有税收结构调整的基础上进行
税收协调程度在不同的税种上是有区别的, 税收协调并不意味着所有税收完全一样。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 各国税收的总体水平和税制结构都存在差异, 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税收协调过程不是各成员国税制向一个统一的税制接近或趋同的简单过程。在对某些税种进行协调时, 必须让成员国有机会对本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结构进行调整, 使之与所要达到的目标相一致。
(三) 税收协调应分阶段分层次进行
经济一体化要求市场一体化, 市场一体化要求税收一体化, 因此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 税收协调的层次与内容也不同。除此之外, 税收协调还受成员国政治意愿、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从欧盟税收协调的过程上看, 区域性税收协调由初级阶段的互免关税、关税同盟到增值税、消费税协调到最后的公司税协调, 甚至税制的融合,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关税协调、间接税协调、直接税协调。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措施
(一) 中国—东盟税收协调可以分国分阶段开展, 最终达成一致
针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实际存在的差异, 在税收协调过程中, 可以分国分阶段开展, 先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制度差异小的国家之间进行协调:如所得税可以先在东盟老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 允许东盟新成员国有一段过渡期;在商品税方面, 可以先在东盟新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 首先开展商品税征管的合作, 其次是商品税税基的协调, 再次是商品税税率的协调。
(二) 加快关税协调, 促进关税同盟早日实现
我国应该根据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情况, 分阶段进行关税协调:东盟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都比较高, 提出自由贸易的时间早, 关税税率普遍较低, 关税水平较为接近, 可以率先实现协调, 而新成员国要实现关税协调还需要较长时间。总的说来, 在关税上老成员国应该作出一定的让步, 给予经济尚不发达的新成员国家以缓冲时间。
(三) 间接税协调
间接税协调应考虑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和税制结构特点。从未来发展上看, 间接税协调主要是指增值税和消费税协调, 重点在于增值税, 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方面的合作, 东盟国家需要建立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以保证税收信息能得到充分、经常性交换;二是税基、税率协调,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税制结构及增值税税基存在较大差异, 阻碍商品正常流通, 干扰资源有效配置;三是税率的协调, 在实际操作中, 可以制定有关间接税税率允许变动的范围。
(四) 直接税协调
目前, 中国与东盟的直接税协调仅停留在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阶段, 以后发展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与各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相互协调或主动协调。在公司所得税协调方面, 根据各成员国公司所得税制的具体特点,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可以从现在开始, 结合各成员国国内具体情况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各成员国应该对内资企业和外资公司所得税政策进行统一;在税率水平上进行协调, 可以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对中小企业进行优惠;在费用扣除规定上进行协调。
摘要：税收政策的差异易产生税收冲突, 制约着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因此开展自由贸易区内的税收协调, 是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国的税制差异, 并借鉴欧盟税收协调的成功经验, 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际, 为其有效进行税收协调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关税,增值税,所得税
参考文献
[1]邓力平, 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2]黄绥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税收协调[J].广西大学学报, 2004, (5) .
[3]李国淮.中国与东盟国家税收协调问题初探[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6, (6) .
[4]荣宏庆, 丛春荣.欧盟税收一体化的协调内容及其借鉴[J].当代经济研究, 2006, (7) .
[5]韦宁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税收协调[J].商场现代化, 2006, (24) .
[6]萧明同.欧盟税收一体化的功绩、困难及借鉴[J].涉外税收, 2005, (1) .
[7]赵京霞.浅析欧盟税收政策协调[J].税务研究, 2005, (12) .
自由度协调 篇2
从税收协调的步骤来看, 大体可以遵循关税—间接税—直接税的协调路线。
在关税协调模式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的是封闭式区域内优惠关税措施, 实行类似于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 (CEPr) 的税收协调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就关税削减计划达成一致, 到2010年原东盟6个成员国全部实现进口零关税;2015年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四个新成员国执行零税率。从2005年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降税, 到2010年和2015年先后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和4个新成员国绝大多数商品实现零关税, 实现自由贸易。到目前, 关税削减计划正常, 有些项目已经提前实现。
在直接税协调上, 重点在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 协调的重点在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逃避税收, 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协调则最好只限于避免重复征税方面。中国已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8 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在间接税协调上, 主要是增值税与消费税, 重点是增值税协调, 旨在解决阻碍商品跨境流动的重复征税和限制优惠范围问题。目前在间接税协调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 中国—东盟税收协调效应的一般分析
2.1 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协调将使各国税制日益趋同, 这种税制上的趋同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突出地体现在企业实际税率、投资成本的降低上, 从而提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 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表现在贸易不断扩大等方面, 这种贸易的扩大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2.2 保障各国税收筹集财政资金功能的正常发挥, 防止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发生
根据罗斯托 (Walter W.Rostow) 的公共支出增长发展模型,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政府投资在社会的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较高、政府需要提供基础设施, 这是促进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所必需的。在经济成长的中期阶段, 政府仍需增加支出, 但这一时期的政府投资是对私人投资增长的补充。在经济达到成熟阶段, 政府支出的构成将从对基础设施的支持转移到不断增长的教育、保健和福利的支出。东盟10国除了文莱和新加坡是高收入国家外, 其余各国和中国都属于中下收入国家, 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早、中期阶段, 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此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完成国家职能。
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往往是以大幅度降低税率水平, 滥用税收优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这通常会侵蚀国家的税基, 减少税收收入。此外, 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还会导致国家税收主权的弱化。这样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 影响国家职能的发挥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各国的税收协调能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2.3 税收协调可以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税收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干扰, 但在大量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各种各样的税收竞争条款的情况下, 生产要素在各地的配置要受到各地税收政策的影响, 其结果是, 资源从最能得到有效使用的地区流出, 流到其他使用效率不高但税收政策优惠的地区, 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失。通过税收政策的协调可以使各国的税收政策趋同, 从而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2.4 税收协调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近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经济区, 若以人口计算, 它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各国大多存在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 如周边邻国的缅、老、越是世界银行评定为世界最贫穷国家中的几个, 他们正处在农业落后、资源待开发、工业基础尚无基础的准备起步阶段, 与我国产业形成垂直分工, 有很大的互补性和贸易的要求。税收竞争往往会导致市场分割, 难以实现规模经济, 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过多的流入到低税率、多优惠的地区, 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大量重复建设项目, 并且会出现产业结构趋同化、产业规模小型化的问题。而税收政策的趋同将更好地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 使贸易更加方便自由。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 扩大生产规模,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于东盟而言, 互补性商品生产的扩大还可以带动国内企业资金的投入, 使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2.5 税收协调使区内福利水平得到提高
从1968年欧洲自由贸易区提出建立共同市场的设想, 关于税收协调福利效应的研究最早是Keen (1987, 1989) , 他认为欧洲自由贸易区的间接税协调具有正福利效应。此后的研究最终的结论都表明税收协调具有正的福利效应。一些持市场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要求主权国家支付应该立足于国际效率与国际福利的角度来制定税收政策, 而协调的税收政策可以提高国际范围的福利水平, 因此, 主动的国际税收协调是必需的。如果国际税收协调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获益而另一些国家损失, 则可以建立某种补偿机制使所有的国家都实现福利增进。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建立超国家的税收机构, 成员国将相当部分税收权利让渡给这一机构, 由这一机构统一组织收税, 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
2.6 税收协调能有效贯彻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竞争会把税收负担转移到流动性弱的要素上, 各国为了确保税源, 必然对流动性大的要素如资本减轻税负, 而对流动性较弱的要素如劳动、财产、消费等课以重税, 这样势必导致税制的新的不公平。从中国和东盟十国的情况来看, 除新加坡和文莱外,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较低, 如果再承担较重的税负, 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 现已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将会日益严重并更难以得到解决。而税收协调能有效避免这种过度的税收竞争, 确保各国的税收利益, 有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实施。
摘要：近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商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 因国内税制的差异而造成的税收障碍也将日益突出, 从而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地区税制及国际税收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本文介绍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协调现状, 并重点分析了税收协调的效应。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
参考文献
[1]常世旺.国际区域性税收协调:理论与实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J], 2007:129-130.
[2]周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J], 2005:34-35.
[3]常世旺.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J].东南亚研究, 2008 (4) .
[4]杨鹤, 刘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界, 2007 (2) .
自由度协调 篇3
随着现代新闻获取技术和新闻传播途径的不断发展, 新闻自由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冲突日渐加剧。一方面, 新闻自由作为公民参与民主政治、了解社会生活、实现知情权的基本保证, 已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大功能, 新闻媒介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努力探知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作为公民的个人隐私在新闻自由所追求的高度透明化面前已越来越无处躲藏, 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曝露在社会公众面前。新闻自由已成为现代公民个人隐私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另一方面, 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 为了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 作为现代人格权重要内容的隐私权, 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和多样化, 可以作为“隐私”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在这种情况, 过度强调的隐私权保护就有可能阻碍新闻自由的正常行使, 从而使其无法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并最终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因此, 如何最大限度地消解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已成为摆在法律理论界和立法、司法界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可谓与生俱来、不可避免。隐私权由于其客体的隐密性, 对公众来说往往具有较大吸引力, 即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公众兴趣, 这与新闻从业人员所追求的新闻性也是一致的, 因此, 隐私权的保护总是与新闻作品的传播相矛盾、相冲突的。
(一) 滥用新闻自由对隐私权的侵犯
新闻侵害隐私权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新闻采访侵犯隐私权, 二是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权。
新闻采访侵犯隐私权, 一般是指新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为了获取新闻素材, 在未征得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 采用窃听、监视、私拆信件、窥视私人文件以及刺探等非法手段, 收集采访对象隐私的行为。由于这些行为违背了隐私的不可侵犯性, 因此, 只要非法收集、获悉他人隐私, 即构成侵权。
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权, 是指新闻媒体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在新闻言词中公开披露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私事或个人领域, 造成当事人人格利益的损害的行为。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权是滥用新闻自由侵犯隐私权的主要形式,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部分涉及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案件 (事件) 都属于这一类型。
(二) 隐私权保护对新闻自由的妨碍
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日渐深入人心, 在人们法制意识、个体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 过度行使隐私权或过度强调隐私权保护也必将对新闻自由的正常行使造成妨碍。
过度行使隐私权对新闻自由的妨碍, 是指隐私权的主体在应当接受调查采访、接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 以隐私权保护为由拒绝公开其相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个人领域的情形。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一些涉及公众人物, 特别是政治人物的隐私采访、报道问题上。
过度强调隐私权保护对新闻自由的妨碍, 则主要是指国家立法、司法机关在立法、司法实践中未能平衡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取舍, 过分偏重于隐私权保护, 从而整体削弱民众新闻自由权利的情形。过度强调隐私权保护对新闻自由的妨碍, 在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中, 表现得相对隐蔽, 同时再加上特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的影响, 常常不为民众所觉察, 但是其危害性极大。因为过度强调隐私权保护势必限制民主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的公开和交流, 构成对自由交往、公共管理以及他人权利的妨碍, 进而影响到民主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管理。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 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虽然都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两者的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性。新闻自由制度的目的在于努力将最大量的社会信息向公众披露, 满足公民的知情权, 扩大公民信息视野, 促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管理, 这就势必要侵入他人私人空间获取信息;而隐私权的功能则是要画出一个私人禁区, 以保护民众的个人生活安宁, 保持私生活秘密, 排斥他人对私人信息领域的侵犯, 进而达到维护个人最基本的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的目的。
(二) 现有法律规定的缺位
我国法律关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方面的规定, 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漏洞。其中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界限和隐私权的界限没有做出清晰的划分。新闻自由的自由范围只是以合法与违法进行原则性的界定, 也即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都可以充分行使新闻自由。而从隐私权的角度来看,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 尚未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国家基本法律中明确规定。虽然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隐私权”这一称谓, (1) 但是遗憾的是, 仍然没有从立法上给隐私权的范围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三) 经济利益的驱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利益的驱动更使得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不断加剧。一方面, 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作为市场的参与者, 为了招徕读者、扩大影响、迎合社会公众在知悉基本生活信息的需要, 努力挖掘各种人物, 特别是公众人物的隐私作为“卖点”;而另一方面, 从隐私权主体来讲, 越是被媒体所关注的公众人物, 他们对隐私的保护往往越加重视, 而其隐私权一旦被侵犯, 常常还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四、协调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原则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否真的无法调和?亚里士多德有言“各种善之间不应存在冲突”。如果我们承认个人权利的维护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最终目标, 而所有其他权利都是为了维护这一最终目标而设置的, 那么, 在新闻自由和个人隐私的保护之间也就不应该存在着真正的冲突。 (2)
(一) 权利平等保障原则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的两项基本权利, 前者彰显着国家的政治民主, 后者体现着民众的自由与尊严, 二者的价值和意义都十分重大, 在正常情况下, 应该给予平等的保护, 不可偏废。既不可无视公民的隐私而过分强调新闻自由, 也不可过分扩大公民的隐私保护而阻碍新闻自由的正常行使。
(二) 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公的利益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一般情况下, 普通公民的个人情况对公共利益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也并非必须为社会公众所知晓, 此时, 如果新闻媒体只是为了求新猎奇、哗众取宠而将私人隐私任意披露, 肯定是对隐私权的侵犯。但是, 在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生活里, 所谓的个人私事和公共事务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如果公民的隐私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的政治生活, 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 而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 比如政治人物个人的道德品质可能直接影响其处理公共事务的态度和水平。因此,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的政治生活的隐私, 社会公众就有权了解, 揭露和干预, 新闻媒介有权予以报道, 此时个人的隐私权就要让位于新闻自由。
(三) 尊重当事人意志原则
在普通情况下, 新闻采访和新闻报导涉及个人隐私问题时, 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不得以欺诈、胁迫等违法手段获取隐私。隐私权与公民的人格尊严也是紧密相联。对隐私公开, 特别是不适当的公开, 则会使个人并不愿为社会评价的事务, 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与评价, 因而可能直接伤害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例如公开妇女受到性侵犯的事实, 被害妇女都会感到是再一次受到侮辱, 人格尊严受到了伤害。并且由于隐私一旦公开, 不可复原, 对当事人人格尊严造成的侵害即使补救也难有良好效果, 同时还可能会连带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
五、关于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几点建议
(一) 明确规定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地位, 清晰界
定二者的权利范围。制定专门的《新闻法》和《隐私权保护法》, 清晰界定二者的权利范围, 明确规定出新闻自由的禁区, 规定出隐私权的权利内容和受保护的隐私的具体判断标准。权利的界限清晰了, 发生冲突的情况自然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 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类型化保护
具体到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 本文认为, 考虑到隐私权客体的“动态性”, 以及隐私权主体本身在社会性方面的差异, 应当在立法时对公民的隐私权区别对待, 进行类型化保护, 从而最大限度的做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协调。
根据隐私权主体社会性方面的差异, 可以将隐私权主体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一般公众人物、普通民众和未成年人四类。
1、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
政治性公众人物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性, 其个人生活同公众利益的联系最为密切, 其身体健康状况、教育背景、家庭财产、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等很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较好地履行职务, 行使公共职权的问题。因此, 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 应当优先适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 法律应当明确划定出其应该公开或可以公开的隐私范围, 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在这个范围内新闻媒体可以充分地行使新闻自由权利对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进行报道。
2、对一般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
社会公众所熟悉的人物,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并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人甚至是出于利益考虑有意追求公众注意进而成为公众人物。由于这些人物通常凭借公众效应, 在名利等方面享受了较多的利益甚至是权利, 因此, 从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来讲, 他们在个人隐私方面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容忍”义务。因此, 对一般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 法律可以对其隐私权客体范围进行模糊性处理, 或者只明确划定出其应受保护的隐私范围。
3、普通民众的隐私权保护
隐私权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对普通民众的隐私予以保护。因此, 在立法上对普通民众的隐私要予以严格保护, 行使新闻自由等涉及公民隐私的权利时, 应严格遵循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原则, 只要公民认为新闻侵犯了或可能侵犯自己合法的权利和自由时, 他就有权拒绝接受采访、拒绝报道。除了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道德而有必要公开的隐私外, 对于其他涉及公民隐私的情况, 新闻自由应受到严格限制。
4、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
受文化传统和历史习惯的影响,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在立法、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 在法制文明充分发展的今天, 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的民事主体, 一方面在法律上其尚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另一方面在生理、心理上其尚未发育成熟。一旦其重要隐私泄漏, 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往往十分严重, 而且难以进行有效弥补。为此, 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 在立法上应采取全面保护和严格保护的态度, 明确规定出未成年人可以接受新闻报导的隐私范围, 对于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隐私问题, 一律禁止予以新闻采访和报道。而对于新闻媒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未成年人隐私进行采访和报道时, 也必须征得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参考文献
[1]在此之前, 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规定》、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及200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中均只使用“隐私”这一词语, 将隐私的保护问题置于名誉权的范围之内。
[2]《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 杨钰, 《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人格权法》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编著,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
[2]《民法学》王利民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3]《民法学原理》 (上) 张俊浩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三版。
[4]《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李莉、黄鹏,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5]《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 杨钰, 《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新闻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 胡婧,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自由度协调 篇4
一、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税种税制概况
1、中国与东盟国家税收收入结构
东盟国家税收收入结构分两类: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文莱的6个老成员国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基本都在50%以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4个新成员国, 经济相对落后, 仍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 这与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大体相同。但我国与东盟国家相同的一点是, 各国基本上实行流转税与所得税并存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2、协调税种税制设计特点比较
就流转税而言, 中国和东盟国家除关税以外开征流转税的情况可概述如下。
从图1可以看出, 单就增值税而言, 国家间的差异仍颇多。但我国的课征范围仅限于货物销售阶段, 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则扩大到货物销售和劳务服务, 同时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生产型增值税, 其他东盟国家则为消费型增值税;马来西亚政府已计划把销售税和服务税合并为具有增值税性质的商品劳务税;新加坡所实行的商品和劳务税, 采用的是进销相抵的计算方法, 具有增值税的特性;其他东盟国家或开征了不同性质的间接税, 或只征一种商品和劳务税, 还有一部分国家同时开征了消费税。
就所得税而言,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都开征了企业所得税, 而且大多开征了个人所得税, 还有部分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 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家仍是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 即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优惠不同, 且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比内资企业优惠。如越南的外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是25%, 优惠税率是10%、15%、20%;内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是32%, 优惠税率为15%、20%、25%。老挝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0%, 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5%, 个体经营企业适用10%~4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 其税率分别是30%、24.5%、28%、30%。其他成员国的企业所得税, 都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适用同一标准。
个人所得税方面, 中国、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实行的是分类课征模式, 其他国家都是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分类税制国家中, 中国的分类最复杂。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11项。在使用税率上, 我国的累进级次也是最多的, 而且不同的所得适用不同的税率,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最多的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还对国内居民和非居民适用不同的税率。此外, 各成员国间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扣除项目的规定等都有较多的差异。
另外, 还应注意, 在所得税制的发展阶段上, 由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中, 发展中国家较多, 因而许多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 诸多内容尚待规范与完善。
二、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中的税收协调进展
税收协调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或经济集团, 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 (包括税种、税率) 互相接近或统一, 以减轻彼此间的冲突和摩擦。税收协调的内容涉及税收管辖权、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合作等方面。
根据双方2002年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下称《协议》)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为两个阶段, 即2010年把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把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由贸易区。为使自贸区能按照时间表推进和建成, 2010年以前, 我国已与东盟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税收协定与协议, 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关税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在税收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关税减让。其中主要成果是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 于2004年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 使得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 双方的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关税得以下降。随后2007年1月1日起,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关税减至5.8%, 2009年1月1日起减至2.4%。到2010年后, 我国自东盟进口的商品中约有93%可享受零关税的待遇。二是在直接税方面。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8个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同时东盟国家也出台了相关对应的措施。
三、2010年后中国—东盟税收协调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路
1、2010—2015年:规范本国税收制度, 缩小税制差异
(1) 增值税制的协调与完善。首先看已引入增值税制度的中国和东盟六国。为了进一步避免中国与东盟六国间商品和服务的双重征税, 其中印度尼西亚可以考虑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方案和措施;我国应加快将运输、建筑、服务业列入增值税纳税范围的步伐。其次是文莱和4个东盟新成员国 (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 。这五个国家中除越南外, 建议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适时引入增值税。此外, 已经确立增值税的各成员国还应考虑在货物和劳务的征税范围上趋同, 拓宽增值税税基, 减少其对税收的扭曲作用。同时不断完善小规模纳税人管理和出口退税管理。
(2) 所得税制的协调与完善。自由贸易区内所得税协调首要是公司所税 (即我国所称企业所得税) 的协调。除文莱外, 东盟老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和公司所得税税制比较完善。而我国自2008年正式实施两税合并后, 普通税率降为25%, 与东盟六国的税率趋近, 减小了双方差异, 从税制协调方面看, 也为自贸区建立第一阶段中的所得税协调发挥了作用。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前一部分对各国税制的概述可知, 各成员国在征收方式、税率设计等方面差异较大, 协调时可以考虑以下步骤:一是逐步统一对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确定、征管等方面的税收政策;二是在税率上, 特别是最高边际税率上进行协调;三是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上进行协调。
2、防止非关税壁垒的滥用
各成员国由于经济总量小, 与国际市场连接紧密, 因此对国际经济形势反映敏锐, 成员国政府的各项税收决策也常常会为了某些市场波动而有所变化。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有关条款也有如下规定:2003年自贸区启动后, 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及文莱等6个成员国, 一旦发现本国的产品在自贸区市场中受到影响, 进而导致相关领域及行业的亏损, 该成员国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予以保护。如早在2002年的4月23日, 马来西亚政府已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地区的自行车开展过反倾销调查。2003年1月18日做出决定, 对来自中国深圳宝安自行车厂 (国内唯一应诉企业) 的自行车征收11.83%的反倾销税, 对来自香港地区其他企业的自行车征收高达186.09%的反倾销税。
目前由于赤贷危机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 也使得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滋长。东盟成员国虽然政府层面已经形成了合作共识, 但如何在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与维护成员国家间的协议仍需进一步掌握平衡。对此, 东盟各成员国一方面应加强国内政策与自贸区政策的衔接配合, 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宣传引导, 使其国民充分了解东盟自贸区成立的长远意义, 避免短视造成的过激情绪对政府推行自贸政策带来的不必要阻力。
3、严防赤贷危机影响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在全球经济不振的情况下, 贸易保护主义在跨国公司削减成本、消费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下开始抬头。东盟区已有所表现, 据国内媒体转载菲律宾《马尼拉旗帜报》2009年5月18日的报道, 菲律宾贸工部长法维拉还曾提出为了保护经济不受全球经济危机损害, 东盟应推迟执行今年年底前取消进口关税承诺的建议。虽然2010年1月1日东盟自贸区及有关协议还是按计划启动, 但是可以预期类似的贸易保护问题今后难免再出现。如各成员国不能继续站在自贸区整体角度考虑, 进一步减少贸易障碍和摩擦, 则难免出现合作的停滞甚至倒退。
对此, 强调团结一致并加强成员国各方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同时, 面对危机成员国之间还应发扬互助精神, 特别是对一些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刚刚实现和平, 有待进一步稳定的成员国, 经济实力较好的中国和老东盟六国应予以特别扶持。只有以合作共赢为理念, 才能形成整个自贸区内稳定的经济贸易发展环境。
四、促进中国适应自贸区新贸易环境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玉主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有利于我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但是走出去要做好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的准备。
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准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的实现“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不同, 其形成是以“自主决定、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因此我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还应该鼓励各界站在现有的欧盟经验的基础上, 重于对东盟自贸区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研究。同时, 我国理论研究的加强也增强了我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商中的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是实践上的探索。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已经承诺开放金融、医疗、教育、建筑及工程等服务业市场。在这些行业的税收上, 东盟6国对金融、保险、医疗、不动产租赁等服务业类免征增值税, 中国对金融、保险、不动产、建筑安装作业等服务业征收营业税。随着服务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开放, 中国面临着营业税对服务贸易自由流动形成障碍的问题, 应逐步将营业税应税劳务改征增值税。这两种税制如何过渡和转换, 中间还有许多制度安排需要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国华:外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黄绥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税收协调[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6 (5) .
自由度协调 篇5
(一)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是相对于保护贸易而言的, 在WTO框架下, 自由贸易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以关税、限制配额等手段对进口商品予以限制, 使其与国内商品处于不同等的地位, 也不对本国出口商品予以税收和其他方式的优待, 使其在国际市场处于有利地位, 而是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不以配额、关税等手段对国际贸易加以限制, 使国内外商品处于同等地位, 能够公平、自由的竞争的一种贸易政策和手段。
(二)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是由于世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生态恶化越来越严重, 环境保护也日益牵动世界人民的心。那么环境保护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仅仅代表着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还是包括了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呢?在作者看来, 环境保护的内在含义不仅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为保证人类生存环境和经济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方式, 也包括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而采取对其生存环境的改善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二、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 但是它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会加速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环境, 并可能引起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 (1)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 往往关注于自由贸易对于环境本身的不利影响, 他们认为:首先, 自由贸易容易导致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这是因为, 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技术和经济不发达, 为了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地位, 不得不以贩卖原材料和进行初级加工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但是这样同时意味着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开发, 以满足国际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过度开发本国自然资源, 造成资源枯竭的严重后果。其次, 自由贸易容易导致环境污染。这是由于随着自由贸易的程度越来越深, 对于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 在高生产的过程中, 就容易导致高污染。但是, 自由贸易对于环境保护也不是毫无益处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自由贸易有利于环保技术和环保意识的传播, 可以提高全世界各国的环保水平和焕波意识, 同时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 自由贸易将各国的利益联结在一起, 这有利于使各国团结合作一起面对和解决环境问题。
三、环境保护对自由贸易的影响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 而环境保护对于自由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首先, 环境保护在WTO的相关法条下对于自由贸易有一定的限制和阻碍。以GATT第20条的规定为例, 其中一款的规定是为了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 那么各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 即使这些措施可能阻碍自由贸易也被视为是合理和必须的。其次, 环境保护给了各国保护本国贸易, 设置贸易壁垒提供了合理借口。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由, 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例如以产品没有达到什么样的环境标准为由, 提高关税税率, 阻止和妨碍自由贸易, 或者一些国家和地区, 例如欧盟就对未达到环境标准的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出口, 阻碍自由贸易。这些都是环境保护对自由贸易的不利影响, 但任何事情都有双面性, 环境保护对于自由贸易来说还是有许多好处的。环境保护一方面阻碍了国际贸易迅速健康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新机遇。
四、WTO框架下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协调
(一) 完善WTO相关规则
在现行的WTO协议中, 尚未有贸易与环境的专门协定, 只是在各协议中有一些“环保例外条款”的规定, 这些例外规定, 不足以防止和解决环保贸易纠纷, WTO成员国必须对贸易和环境问题达成专门的协定, 以对贸易和环境关系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2) 而通过对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冲突实质分析, 我们也可以看出“环保例外条款”本身的含义、概念相对模糊, 并不足以让人得出唯一的结论或者说对概念的唯一解释。正是由于其本身的模糊和不明确, 加上没有一个专门的规则体系来协调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和问题, 才会越发加深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两者之间的冲突来看, 要想使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共同促进双方的发展, 就必须完善WTO的相关规则, 明确各个例外条款中概念本身的含义。当然除了明确各个例外条款中各个概念以外, WTO还可以积极的组织各个成员国一起制定一个完整、系统的有关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如何协调发展的条约或协定, 以此来最大限度的保证双方利益的平衡, 促进共同发展。
(二) 依靠国际合作, 协调各国利益
由于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各国利益的冲突, 所以对于如何协调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最重要的就是协调各国的利益。众所周知,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诉求的不同, 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也不同, 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双方对于保护环境都持有积极的态度, 但是对于如何保护环境, 是否一定程度牺牲自由贸易, 双方仍未达成共识。因此, 在WTO框架内, 各成员国关于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争论从未停止。在笔者看来, 既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WTO, 那么大可以此为基础, 依靠国际组织发货作用, 促进各国的国际合作, 协调各国利益, 达成利益共识, 一起促进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具体来说, 首先, 应该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大致上讲应该遵循国际上已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程度上的义务与责任。其次, 明确环境保护标准。以各自的利益为基点, 双方都要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在自由贸易中的可得利益。例如, 欧美国家设定了高标准的产品环境保护标准,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公平, 严重阻碍自由贸易, 但是如果完全放弃这一标准又会导致环境破坏。因此在双方协调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降低标准, 而发展中国家也应为此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由此可以协调南北双方利益, 既保护了环境又不至于阻碍自由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要想协调两者冲突, 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的利益, 只有各国相互合作, 互相妥协, 达成利益共识, 才能解决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 才能更好的发展自身。
(三) 完善争端解决机制
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本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无法协调一致的冲突, 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这种利益的不一致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也必将长期存在。因此, 对于两者的协调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所以, 一旦两者产生冲突, 就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 妥善的解决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争端与冲突, 引导两者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使在推动自由贸易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更加良好的保护自然环境, 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体来说, WTO组织应当更加充分地发挥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作用, 平衡WTO成员各方, 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DSB的参与权, 从而切实推进DSB的发展性解释朝着公正平等,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3) 但是对争端机制的完善, 不仅仅在于平衡不同成员方的参与权和使DSB的解释更加公正、平等。还包括对争端机制本身的一些决策机制的完善, 包括专家小组的成立和专家小组报告通过的决策机制的完善。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争端的解决结果是公正的, 才更利于解决争端, 平衡各方利益, 推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益民.论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撞击与协调[J].南昌大学学报, 2008 (2) .
[2]张荣芳.WTO框架下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安徽大学学报, 2004 (6) .
自由度协调 篇6
互联网世界的公共事件层出不穷, 曝光的一系列事件使人认为网络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解决矛盾、曝光公众人物隐私的有效方式。新媒体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交流方式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 网络谣言、个人信息的透漏、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等。
一、自媒体传播的时代特点
( 一)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公民是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主体, 据统计, 截至2014 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已达6. 32 亿, 公民的生活“网络化”, 网络于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力, 但其失范行为则会受法律惩罚。
专业媒体在自媒体时代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 实事求是的报道社会热点事件, 用自身的专业及时使公众明白事件的真相, 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树立公信力, 形成治理网络空间的正能量。
全球电子政务自20 世纪中后期兴起, 网络成为政治生活的革新力量, 技术手段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路径之一。“现代科学技术对政府的管理理念、政策制定、行政成本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电子政务在促进政府反应力, 提升沟通效率, 提高决策质量, 人力资源有效运用, 节约政府开支, 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均有巨大的优势。” (1)
( 二) 传播内容具有的虚假性
网络传播的广泛与便捷性, 人们面对网络信息, 几乎无法判断也不多加思考迅速的转发, 导致公民的网络言论过于自由甚至还有利用网络进行一些诈骗犯罪。网络谣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 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网络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其负面信息的对个人、社会、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
二、自媒体引发的消极作用
公民在表达失范的言论自由时, 其言论会对他人、社会、国家以及网络空间自身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 警方证实公众人物不法行为,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但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当媒体向警方求证信息时, 警方可以以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为由拒绝披露。” (2) 公众人物事件网络上曝光之后, 每个人拿着“放大镜”来审视当事人的各种行为, 这对当事人的事业、名誉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网络舆论的无形力量对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压力, 由于发表舆论的部分公众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 一些不真实的信息引发网民的关注, 这会对司法工作人员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干扰其判断力影响判决的公正。
三、自媒体时代的个人行为合法性的建议
( 一) 加强网络立法, 成立相关的网络法律组织
我国的互联网起步较晚, 网络立法不完善, 目前存在的都只是相关的行政规章缺乏权威性与适用性, 因此要加强网络立法建设, 应出台专门的网络法规, 对网络空间及网络主体的言论、其他网络行为做出明确的规范, 为网络法治建设提供依据, 树立网络法律的权威性, 形成对网民的震撼力和规制力; 政府应积极成立网络法律组织, 例如浙江金华成立的首支网络管理法律服务团。通过法律服务团的建设, 普及网民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规范行为, 这是一种创新之举, 是一种全新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 有待于各地因地制宜的积极组建发挥积极作用。
( 二) 专业媒体的引领示范
网络新闻总在充斥着我们的神经, 网民转发评论事件更多的是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 专业媒体的社会责任在自媒体时代应得到空前的强化, 相关的部门应该给专业媒体更大的自由和平台, 充分调动专业媒体的责任心, 积极地报到事件的原型, 满足公民的知情权, 从源头上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
( 三) 积极培育个人的自律精神
网络的主体最终都是个人行为, 信息的传播者制造者都是屏幕后的个体, 法律知识的宣传、网络追责的设立都只是规范个人的行为, 加强公民个人的自律精神对法治网络的建设不可缺失, 个人自律关键在于自我, 个人价值观的塑造、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对自律精神的形成尤其重要。
四、结语
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 其弊端与争议都是出自于使用者的不当行为。以公民、社会、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 并以制度、法律为辅助, 强调个人的自律性, 对规制屏幕背后的行为具有很大意义; 在警惕自媒体弊端的同时, 更应该看到其创新性与价值, 最大限度的建设社会创造人类文明是我们身处这个大时代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鹏译.北京:商务书馆, 1981:171.
[2]秦前红.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