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不安

反抗的不安（共5篇）

反抗的不安 篇1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加缪

论说“自杀”不仅是严肃的, 与此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 如果没有赤足过河的勇气, 就难以指涉流水的冲力。自杀是一种力, 用形而上的重拳打击, 无人知晓重力的大小, 其经诉诸不可估量的思想序列, 自杀者便“开始思想, 就是开始设下伏雷”[1], 什么时候触发总是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 自我所设定的险情将永远潜藏, 并且随时酝酿着爆破。在离开或者存留生命的搏斗中, 自杀者是一种“精神骄子”[2], 他们放弃的是自己的身体, 为了让黑色而坚硬的思想能够傲立于荒幻之漠。自杀总是能搭建起一个肉体与精神搏杀的擂台, 广阔而荒芜, 精神并不一定处于上风, 但腐朽的肉身必会流亡。在这个过程中, 生存与死亡的角逐总是以辩证的面目出现, 那些难以忍受的真实与难以忍受的虚空足以让争执的矛和盾溃朽。

当然, 自杀和死亡并不是加缪哲学的最终命题, 也不是最后结论, 尽管那确实是指向必定的归宿, 但在此之前或之后, 却总可以在灰暗的躯壳上剥落出闪光的镏金, 然而实现这种淬现就必须对某种必然性的终结进行“躲闪”, “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 那就是希望:对一种必须与之‘相称’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 或者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 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 使生活升华, 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 并且背离了生活。”[3]自杀在这里成为一种中间态的意志, 并不一定形成现实体现的, 而是通过链条式的思想反应, 被赋予规整混乱、抵制荒谬的功能。在对死亡进行了有效的离避之后, 生活成为另一种持续的状态, 与此同时, 抵抗和祈祷也便成为制动生命之舟的缆绳。“我所研究的自由是把哲学性的自杀称作为存在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 而是意味着要指出思想用以自我否定的一种便利方法, 思想企图用这种方法在造成它自我否定的东西之中超越自己。”[4]自杀还意味着一种召唤, 肇始于“撕裂”的内心, 试图将处于崩溃状态下的不断延伸的记忆和想象彻底摧毁, 并且通过无数近乎神性的意念重新规整出灵魂得以安宁的秩序。

在“荒谬之墙”面前, 掘土的心灵是极端痛苦的, “鬼打墙”的恐惧并不是出于其变幻难测, 而是其无处不在的魅影, 高筑的巨墙挡住“不可捉摸”的隐性冲撞, 却“以使终结独特的、无可改变的面貌———终结从这世界中辨认出的面貌———闪耀光辉。”[5]荒谬也不是漆黑一片的, 表面的光鲜更容易对世界形成一种全面的侵略。在此过程中, 肉体和灵魂都会对离开或者存在于这个世界进行一次估量, 自杀便因此成为反抗或者妥协的强硬方式, 无论自杀以何种方式展现, 其源头必定是精神与灵魂之端的鲜血淋漓, 即便是现实冲撞也不可忽视, 表面的瘀痕也将最终无法抵抗心灵的发酵而生成深幽的内伤, 这些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隐痛”总是在适当的时刻通过任何手段向行动体提供各种危险的指示, 甚至有时连耀眼的阳光、钟表的节奏或风动的窗帷都可能戴上元凶的面具。“值得庆幸的是, 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 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 如果不想看到他们, 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实, 认为这种人的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 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它最终认为, 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 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6]加缪在这里对所谓的“受害者”提出了严正的反思, 因为正是自身的纵容与懦弱, 滋长了迫害的产生。而要突破来自各个层面的威逼, 则不得不从反思自我开始, 也只有通过严密而细致的面向内在的修复, 才能够避免由受迫害者到迫害者的相互转化, 在这个过程中, 仇恨也方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而正义也于焉呈现与彰显。但是, 对于加缪而言, 内面的坚硬的障壁是没有完全封闭的, 它甚至是光滑的、透明的和通气的, 置身其间仍不难享有其温和的知觉, 但是这也往往会泯灭了反抗的本质。在温和的思想底子中, 很容易成为滋生软弱的温床。这便是加缪的意义所在, 总是对反抗的对立面始终保持一种警惕, 这种姿态甚至是对立的。毫无疑问的是, 在不断的自我反抗的过程中, 内面的厚重将得以新生甚至是重建。

死亡当然是一种存在, 却又是被存在支配的, 自杀既来源于尘世, 也将超离尘世, 在这种漫长的拉锯过程中, 自杀者的记忆总是被拉长的, 在记忆的变形和扭曲过程中, 自杀的人总是以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出现, 尽管在离开的刹那可能面临空白一片, 但头脑中无限延展的思想舞步是破碎凌乱并充满诱惑力的, 并且与荒谬相钩连。在加缪看来, 荒谬需要常常经受反抗的袭击, 而不是与反抗无关, 任何举动也不会由于荒谬的日益明晰或变幻无穷而成为种种死亡的帮凶。加缪曾经说:“如果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 那么, 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 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 在那里, 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 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7]在这里可以看出加缪对社会与历史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审视, 在这个过程中, 并不存在任何的超保护的群体或个体, “一点儿也没有”, 原本存在的信念和理解都应该毫不妥协地予以警惕甚而是反抗,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达到“另起炉灶”的效应, 否则, 温和的改良或者疏忽的放松都将使反抗的过程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在这整个理念的实施过程中, 加缪是不避讳死亡的, 死亡是穿梭于世界的风, 可以轻描淡写地吹或肆无忌惮地刮, 可以游走于街头里巷, 也可以袭卷海洋沙漠, 但人们却全然不至于停止忙碌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形下, 无法将反抗者恢复到其原有的意义, 更难以进行至关重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荒谬和死亡就像是逐浪连迭的海潮, 生长于命运之滨, 对人的意志防线进行不懈地冲击, 但“归根结底, 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8]因而人们不能淹没其中, 成为荒谬的祭品, 而是要直面粗糙的现实历史, 反抗损害与遗憾的侵袭。“在极端意识的这个顶端上, 一切都重新聚合在一起, 我的生活就像应抛弃或者应接受的整体向我显现。我需要一种伟大。在我深深德绝望和世上最美景致之一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 我找到了这种伟大。我从中汲取力量以成为既勇敢又有意识的人。”[9]在面对生命、展开生命甚至收合生命的过程中, 抵御对抗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是极为重要的, 不仅能通过自我站立的姿态得到一种精神的伟大, 而且在直面荒芜的世界时也将可以通过“形而上的反抗”实现照亮混沌的心灵。

加缪在1944年写了一篇《道德与政治》的文章, 发表在《战斗报》中, 文中提到:“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迫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 应为在两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做出努力。”[10]加缪一度将道德与政治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讨论, 而正义与自由将自身统一起来的过程中, 即将原本所存在的残酷与束缚作为一种等待反抗的对立物, 通过一定的政治权利与人权意识的调整, 使邪恶与贪婪得以在自行厌恶和抛弃中完成对冀望的解释, 对立场根本性的激情使得那些曾经留恋的存在悄然发生变化, 价值也就由于那种极端而沉重的冲决得以淬现。“……为了不至于引向后退, 那就必须勇往直前。仅只批判那个时代还不够, 还应该赋予它一种形式, 并指出它的未来。倘若捍卫这些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是件好事的话, 那么还应该努力赋予它具体的内容。在这里, 随着保卫它们的决心而来的, 至少我们将会产生规定其性质的意愿……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赋予艺术以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了反对它的敌人而惟它辩护, 而这种辩护也并非是特权。”[11]由此也可见加缪哲学中反抗主题之一斑。可以说, 在加缪看来, 反抗绝不是一种口号的堆积与叠加, 以其对时代之亟需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创造出新的艺术与生命形式看来, 加缪所倡导的创生新的价值形态既可以说是其哲学论辩的目标, 同时也代表了其所持论点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具体的内容的填充不仅是针对未知之未来的新的形式体现, 而且其所蕴含的特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带有反抗性质的特点, 是与人自身的抗争和外在的荒谬紧密相连的。因此不难看出, 在加缪的反抗哲学背后, 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对自杀与对抗的生命探询、对受迫害者与迫害者的自我认同和彼此共谋以及立足于此而进行的批判反思, 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其中所涉及的反抗主题, 并且通过这样的主题带出的政治与哲学旨向, 这样的以反抗为基础和契机的重建, 无疑将反抗与重建的加缪式问题引向深处。不仅如此, 在彼此的螺旋式上升的思考与互辩的过程中, 也促进了加缪哲学体系的自我发掘与深化, 从而以更为坚固的存在方式不仅回溯性地强化反抗的力量, 同时也将使创造与重建的过程变得异常的扎实可靠。

摘要：从加缪哲学中的反抗主题出发, 主要以加缪对“自杀”所持的论点进行阐发作为出发点, 认为作为加缪眼中最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杀”, 其所蕴含的特质, 其所产生和存在的因由, 以及其所演变的特性, 是与人自身的抗争和外在的荒谬紧密相连的;在此基础上, 探究加缪哲学中所涉及的反抗主题及其所带出的政治与哲学旨向。

关键词：自杀,荒谬,精神,反抗,重建

参考文献

[1][2][3][4][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M].杜小真,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4, 10, 8, 47, 13.

[6][7][10][11]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Ⅱ[M].柳鸣九, 等, 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27, 137, 34, 126.

[8][9]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杜小真,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12, 36.

哪吒的反抗 篇2

电影《少女哪吒》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从201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创意剧本”，到2014年拍摄完成后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台湾电影金马奖获得赞誉，就像很多第六代导演的曾经的成名作一样，墙外都说这是一朵美丽的花，但墙内就是无从看到它的芬芳。

或许是上天注定“哪吒”只要出生，就得闹出一点动静，如今，《少女哪吒》为了刺破那层坚固的、由商业电影制造的墙，决定以众筹为枪，用观众的电影票投票，倒逼院线为自己排片。

谁都知道在国内文艺片没有市场，连导演李霄峰自己也清楚：“说实话我们这种电影怎么可能去求票房呢？我本身就没有期待。”

不是没有电影圈的朋友劝他说：你的电影就不应该进院线发行，只在电影节上放，口碑永远是好的，你也永远是传奇。

说到这里，李霄峰有些忿忿：“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拍了一个符合大银幕的电影，你不让我去大银幕上去放，你让我成天等盗版下载啊？你说我们是小众电影我承认，你说我们观众天然少我也承认，但我们要争取啊，你不能说连争取都不争取啊！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从筹备拍摄时开始，制片人冯睿和李霄峰的心里就在预估发行和票房会有多“惨淡”，发行公司拼命“推地面”，甚至为了不至于鸡蛋撞石头，躲开《小时代4》和《栀子花开》两部碾压票房的粉丝电影，还把首映日期推后了两天。

但结果还是让他们感到憋气：发行了整整2000个拷贝，在电影公映第一日，全国电影院线为《少女哪吒》的排片是104场，仅仅是李霄峰心理预期的1/10。

“有1900个影院压根儿就不给排片啊！”李霄峰说到这里，无奈地抽了口烟。“我能接受一家影院一天只排一场《少女哪吒》，但这真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啊，广州、成都有的影院排片100%是《小时代4》。”

在广州，给《少女哪吒》排了场次的影院都在郊区，一南一北，在地图上构成了“两个吊角”;在深圳，一家报社的文化记者问某影院为什么没有《少女哪吒》的放映场次，影院推诿说没有收到拷贝，最后还是一个曾经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引入中国的制片人，自己掏钱包了两场，才让深圳的影迷满足了心愿;在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影院甚至说，最近我们效益不好，员工没心思好好排片，随便就都排成《小时代4》了。

李霄峰将用众筹包场来反推影院给《少女哪吒》排片的行为描述为“被逼上梁山”：“烈士是要慷慨就义，但临上刑场了你还是得有点反应。我们预估到拍片会很低，但真的低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有点过不去了。”

那些死活看不到片子的观众通过《少女哪吒》官方微博等渠道联系制片方，冯睿只好用片方的宣传渠道发起一个某地某场的众筹召集，再根据该地的观众数量和反馈，通过发行方联络影院给予排场。

众筹成为观众“包场看片”的最有效解决方案，团队在几个众筹平台上都开始发起项目，情况有好有坏，有些计划众筹60人的场子，最后只要有四五十人想看，也就找电影院开了场次。对冯睿来说，众筹更像一个“引流”观众的过程，最初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在‘开始众筹’介入之后，我们的人工干预减少，多数是由观众通过自动汇聚来解决观影的时间、地点、场次的选择。我们只负责联络好放映即可。”

在众筹的同时，很多喜欢文艺片的人也在自掏腰包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给观众包场，他们与发行方协调，从临近的一线城市借出拷贝，在苏州、烟台、绍兴等地包场放映《少女哪吒》。比如在烟台，是百度云安全部总监马杰在微博上看到消息后，拉着另外一个烟台人、创新工厂创始人之一王兆辉一起，给《少女哪吒》在影院里包场。

这场在不同城市共同发起的众筹被媒介称之为“哪吒保卫战”，李霄峰在发布了一篇题为《我愿逆流而上》的动情檄文，写道：“这还不是战斗吗？这是上百位友情包场者逆流而上的战法，只为推动哪吒的排片。”

“按道理说发行和我导演是没关系的，但这样的情况我必须得冲上去啊，不能别人在那撑着我在这躲着。”李霄峰事后说。

冯睿则说，“保卫战”这个叫法在前期宣传中“更像一种狗血或者悲情的营销方式”。

“我不认为这是战争，这种方式更像是一次探索或者探讨，跟文艺片观众以及对文艺片有兴趣的终端对话，大家一起看看文艺片这样一种濒危电影类型存续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在哪里。”他说。

李霄峰也觉得这更像是他们年轻时看文艺片方式的延续：一伙人到北大旁边的雕刻时光，围着一块小屏幕一起看侯孝贤的《悲情倾城》——“那时我们的门票是一杯咖啡，现在通过众筹来看‘哪吒’的人，是拿着真正的电影票，看真正的大屏幕。”

或许是上天注定，《少女哪吒》的众筹运作至今，逐渐具有了先锋性的意义。这件事情不只让观众知道了面对电影院线自己还有一定的主动性，也让电影的制作团队在电影院与自己的观众“短兵相接”：观众们看完《少女哪吒》之后大多是两极的反应：爱的巨爱，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这样的情形完全在李霄峰的意料之外。不少人并不理解李霄峰的电影语言，理解不了情节的跳跃和虚实，更别说去注意到他在挑道具时为了表现压抑和束缚而故意留下的那些棱角鲜明的家具和台灯。

从很多观众在网络上的反馈看，到场去看《少女哪吒》的人并非它的粉丝，有人会在中途因为看不下去离场，也有人会在现场问李霄峰：“导演，这片子我看不懂，您能给我讲讲您想表达什么意思吗？”

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少女哪吒》的众筹放映，可能还开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先河：有三位观众在看过之后认为不值，提出了退票的要求。李霄峰二话没说，在支付宝上为第一个提出退票的观众退了钱：“剩下两个是通过冯睿退的。”

在喜欢这部电影的人那里，很多行为也让李霄峰记忆深刻：杭州一个姑娘，自己发着高烧，拉着老公冒着大雨坐着高铁赶到上海，看完影片后满意离去;南宁的一个大学生因为自己的城市没有电影的排片，自己坐着火车赶去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兰州，只为看《少女哪吒》的夜场;合肥左岸影城的经理，专门向公司总部请示，为影片争取到了一天一场的排片，自己甚至还会去场子里静静看上一遍。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李霄峰为电影原著的作者绿妖的新书发布会“站台”，很多看过电影的观众也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姑娘私下跟他说：“导演，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我喜欢，我担心别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太特殊的少女，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李霄峰想了想，对她说：“不是你不正常，是别人太健忘。”

“每个人小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但成年之后就在自己的条条框框里忘了以前自己的样子了。”李霄峰感叹说，“人还有没有能力去理解跟自己不同的人？是不是非要跟自己一样的人才能去理解？”

《哪吒》通过众筹“反抗”着这个畸形的电影市场，在获得了自己的一点容身之地后，它同样要面对着层次不一的观众的评判。李霄峰将小说原著里失踪的女主角在电影里改成了自杀的结局，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观众看到“这么特别的少女在后来把自己打造成一块光滑的石子那样的残酷”，也映射出他内心不愿意对现实妥协：“我是请观众来看电影的，不是求观众来看电影的。《少女哪吒》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性的东西不可能按照生活中的逻辑，电影的逻辑如果按照生活的逻辑来，那意思就不大了。”

现在《少女哪吒》的众筹放映已经接近尾声，这部文艺片虽然没有像哪吒那样能闹海，但多少对2015年的暑期档激起了一片值得琢磨的涟漪。

尽管冯睿说“在排片占比几近为零的情况下，说数据可能是自暴其丑”，但在李霄峰看来，现在这个结果足够让各方面满意：业内口碑很好，观众口碑有争议，新老演员得到了肯定。

动物们的反抗 篇3

（代表发言人）狮子：“我作为兽中之王，今天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动物含冤节，今天你们不必顾忌，请自由的各舒己见！”

（狮子话音未落，蜜蜂便嗡嗡的起来反抗）

“我们蜜蜂家族本是好好的生活着，也不过是有时无奈而到人类的家里当客栈般的住了两三天，本想搬走，可人类不仅不帮助我们，还在我们的宝宝即将诞生的`时候拿着似象金箍棒似的东西一砸而来，弄的我们措手不及。这还不算，最可恶的是，他们竟然凭着自己进化的比我们快而明抢我们的蜂蜜，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的赚来的，最后还虚伪的说什么蜜蜂为人类服务赞扬我们，我们才不稀罕呢！如果你们真的感激我们的话，怎么会连一个小小的住处都要斤斤计较呢！”

（一阵嗡嗡声后，动物们间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接着，蚂蚁家族也站了起来）

“我们蚂蚁家族可比蜜蜂家族惨多了，我们住在人们的家的小地方，人们虽然没有赶我们走，可是他们大量的浪费粮食，我们好心的叫同伴帮他们清理，可他们偏要说我们要吃他们的，他们不给我们吃的就算了，何必这样来笑话我们，最后也使了象对付蜜蜂家族一样的怪招，虚伪的赞扬我们团结互助，人们怎么样去学习，我们也一样的不稀罕……”

（两个代表发表完讲话后，台下已经乱成一片，各个家族的代表纷纷喧说，根本听不见谁的讲话，只觉的声音汇成一句话：“人类，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你们报仇！”）

无声的反抗 篇4

作为昔日曼陀丽庄园的女主人，吕蓓卡在众人眼里是完美无瑕的。她才华出众，还富有男人的胆略和魄力。她的芳名远近闻名，所有人都很喜欢她。但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尤物，在其丈夫德温特眼里却是个活该下地狱的魔鬼般的坏女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小说中，表面上温柔娴熟的吕蓓卡，在私底下却放浪形骸。她以玩弄男性为乐，她处处留情，与表哥私通，甚至不放过德温特姐姐的丈夫。但是，在小说中，吕蓓卡的所作所为全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或自己想象的。德温特在讲这一切的时候吕蓓卡已经死去，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德温特在给吕蓓卡下定义的时候带上了个人情绪，甚至诽谤。即使德温特所说的全部属实，吕蓓卡又为什么会这样奢侈放荡？难道真的是天性如此吗，还是另有隐情？

有的评论者说：吕蓓卡从小就与其表哥费弗尔青梅竹马，但德温特横刀夺爱，为了报复德温特，于是吕蓓卡就开始放荡自己。但是，吕蓓卡的父亲非常疼爱她，什么都听她的。所以吕蓓卡的父亲逼吕蓓卡嫁给德温特是不可能，而且吕蓓卡强硬的性格也决定她不可能听从别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更不可能允许自己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所以一开始，吕蓓卡应该是真心爱德温特的。但是，德温特却并没有回馈以等同的爱。

德温特是一个视曼陀丽如生命的人。他自己也承认“我对曼陀丽考虑太多，总把曼陀丽放在第一位，置于一切之上。”在他与新婚妻子“我”回到曼陀丽的第二天，就抛下爱妻而不顾自己投入到管理曼陀丽的工作中。想来当初吕蓓卡受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待遇，他后来甚至把保护曼陀丽的名声看作是他容忍吕蓓卡放荡的原因。

德温特是一个自以为是又很难相处的人。连真心爱他的第二任妻子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和他在一起时，“我”得揣度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他不在时，“我”会有如释重负，无牵无挂的感觉。

德温特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从不关心妻子的情感、感受。第二任妻子讨厌到处访客，被别人当作一头得奖的母牛看待。而德温特竟回答说：“即使这样，那又何妨？这会给她们增添点生活的乐趣。”这说明德温特可以为了曼陀丽牺牲自己妻子的快乐，甚至是人格和尊严。

通过“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过去”。过去吕蓓卡的遭遇并不一定比现在的“我”好多少，也许更糟糕。因为吕蓓卡是一个个性极强、无所畏惧的女人，她绝对无法容忍德温特对她的忽视。当她发现德温特并不真心爱她，甚至怀疑德温特当初娶她仅仅是因为她的姿色、头脑、教养和出身都与曼陀丽相匹配，能为它增加知名度，这让追求爱情的吕蓓卡无法忍受。于是，她对德温特的一腔愤怒转变成无声地反抗，反抗这个有着严重父权主义思想的男人和这个囚禁她的父权制的世界。于是，就有了德温特口中所说的那些“恶行”。

但是，如果吕蓓卡真的仅仅是报复德温特，那她只要提出离婚就可以让德溫特难堪，完全没必要做那么多事，到最后搞得自己得不治之症。事实上，吕蓓卡真正要反抗的是禁锢她、阻止她获得她想要的东西的父权制。

作为父权制下的贵族代表，德温特之所以会娶平凡普通的“我”为妻，除了因为“我”有天真、纯洁的气质，更主要还是“我”的顺从、谦卑、忘我的付出实际上正符合了父权制标准中“天使”形象，是男权社会中理想的女性角色。而对于吕蓓卡这样叛逆的女性则既爱又恨，爱她，因为她美得像天使，恨她，因为她是魔鬼的化身，诱惑他们堕入地狱。男人的自私与虚伪使他们将一切责任都归咎到女性身上，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女性们已忍受了几千年。吕蓓卡是勇敢的，她敢于奋起反抗，不做装饰曼陀丽的花瓶，不做丈夫的奴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无声地反抗着德温特和父权制的社会，生前是，死后依然。

我们不得不说《蝴蝶梦》是一部杰作，它所塑造的吕蓓卡这个女性形象不仅具有阴暗的一面，同时具有敢于向父权制挑战的一面，将小说的魅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批判了父权制及父权制下男性的虚伪无情。

荒谬到反抗的故事 篇5

《局外人》从一开头就无疑准确地传达出了主人公默尔索超然冷淡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他悲剧性命运的诱因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一句真实的隐喻。

主人公默尔索在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一场命案，他一进入司法机关就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因为过失杀人可以从轻量刑，甚至天真地对即将运转地愈来愈发可怕的司法机关“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但是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人性”“蔑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会毁灭我们社会的渊源”的“罪不可恕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其死罪是在“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

《局外人》最着力的揭示点就在于此。本来对于默尔索这桩过失杀人的案件进行司法调查，其真相和性质都不难弄清楚，但是正如默尔索自己亲身感受到的那样，调查一开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实过程而是针对他本人的。所以当案件发生后，小说前部所铺垫的所有看似平淡无味的情节全部有了用武之地。由于这些生活的细节是发生在一个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当局大大地妖魔化，甚至这些行为就成了“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的代名词。究其根源不过是默尔索这样一个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小职员平凡普通的人生中没有更值得人挖掘造势的成分罢了。

于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不知道母亲离世的具体日期；他在为母亲守灵时吸了一支烟，喝过一杯牛奶；他说不上母亲具体的岁数，以及母亲葬后第二天他会了女友，看了一场电影这些个人生活的小节都成为了严厉的审查项目。这样一个可怕的司法怪圈就像一大堆绳索将可怜的默尔索捆绑地无法动弹，成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祭品。这也正是加缪极力想要表明的“荒谬”二字的所在。

如果默尔索生活在18世纪，那时候的温饱都尚未解决，这个人物的悲剧性色彩也就未必那样浓重。可是他所处的正是“司法制度公正严明”的20世纪，然而默尔索在无形中被划分到了“异类”的行列，他不仅无法反抗，连为自己声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现代司法机器的运行程序自动地为他罗织了罪状，最终完成了对他的绞杀。

那么，加缪所想要表达的只是对司法运行制度所谓公正的批判性揭示吗？恐怕还不仅仅如此。正如王开岭所评价道的：“这世界竟容不下一个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生活的人！任何想要溜出界的人都难逃界内的追击和惩罚！所谓秩序，竟是靠绞杀异己者来实现的！”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默尔索真的是一个“异类”吗？

答案是否定的。默尔索的内心超然冷淡，孤僻安静，似乎对什么都全然无所谓，全然不在乎。可是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按照自我而存在着的个体，他本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然而社会的大环境却无法容纳他的存在，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的道德沦丧，逼迫他向上帝赎罪。当他们发现他无法被同化被改造的时候，那就只剩下了对他的抹杀。来自于大众的势力如同乌沉沉的天幕，将一个独立存在着的人压迫到芥子之微。想到默尔索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身影，满座的“非我族类”，孤立无援，孑然一身。忍不住心酸。

所幸的是，加缪依旧给我们留下了希望。

最后一章中，加缪写道，默尔索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死前他表达出求生的欲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的轻蔑。默尔索确实是死了，可是在全社会的荼毒下，他还是坚定地表达出了自我。

这是一个“荒谬”到“反抗”的过程，就在这一书之间。

教师点评

默尔索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是如题目一样的《局外人》。是什么让默尔索成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祭品？作者从社会和个人内心角度去探求根源，并在荒谬中看到了反抗的主题。全文层层深入，充满了作者个性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