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控制模式（通用7篇）
三种控制模式 篇1
0 引言
随着以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影响到了各个角落。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行业的影响概括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动化、网络化造成了图书馆业务服务方式的转变;二是数字化资源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图书馆资源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图书馆资源建设、特别是数字资源建设需要有更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建设规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字、图像、声音、影视都可用二进制表示,用计算机处理。二进制成为通用的信息表达符号。将二进制信息存储于磁光介质,形成了电子文献。二进制信息可依靠网络传播,形成了基于网络的虚拟文献。二进制信息统一用二进制代码表示,因此统称为数字化文献。数字化文献以其承载信息量大、生产成本低、易传播、易检索的优势迅速普及,成为信息资源的主要载体形态。
图书馆是收集整理文献并提供文献服务的文化机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被称为高校的文献信息中心,随着数字化文献资源的普及,对数字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并提供服务自然也就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一项核心的工作。对数字资源搜集、整理并提供服务的工作被称为“数字资源建设”,通过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不仅能为高校教学与科研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源保障,而且也完全突破了传统文献利用上的时空限制。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数字资源建设的前提与核心应该是数字资源的质量控制,随着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快速发展,数字资源质量控制、结构优化,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是采购大型商业数据库,比如许多高校通过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LS)集团采购或自主采购的方式,引进了一批由商业信息资讯机构开发的各种全文数据库;第二是部分高校图书馆,通过对自有馆藏进行数字化、网络化转换工作,完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数据库、专题数据库建设;第三是就是通过建设学科资源导航系统建设,使大量的免费网络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有效利用。
以下本文基于上述三种模式,分别对数字资源建设的质量控制问题逐次做一比较分析。
1 购买数据库与质量控制
随着信息资源数字化的普及,各类商业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EBSCO、Un Cover、Springer、Elservier。国内的万方、CNKI、维普等一批电子期刊数据库及超星、Apabi、书生之家等一批电子书库的建设也已形成一定规模。这些数字资源库可采用网上包库、镜像站点、全文光盘三种认购方式,但都价值不菲。面对有限的经费,无限的资源,图书馆应如何选择?图书馆采购数字资源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或者说要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质量评估与论证?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多看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是否适用、价格是否合理、质量是否过关、技术和相关性是否完善等。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将上述基本要求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以及服务特点比较合理地结合起来,形成既符合高校教学、科研和学院发展需要,由有利于完善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体系,还要从做好引进数字资源的质量控制工作入手。
1.1 以高校发展定位为基础做好科学决策
高校发展定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针对2000年我国大学合并重组后的格局,我国学者武书连在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标准”和“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的基础上,提出了由类和型两部分组成的中国大学分类标准:“类反映大学学科的特点,根据教育部对学科门的划分和大学各学科门的比例,将现有大学分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13类;型表现大学的科研规模,按科研规模将现有大学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4型”[1]。虽然这个大学分类标准在国内学术界还有争议,但高校图书馆引进、购买数字资源时,首先要考虑本院校的科研规模、发展方向、办学层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类”与“型”的问题,既要重视资源的保障率,更要重视资源的利用率,避免因盲目攀比或随心所欲导致的资源浪费。
1.2 要积极加入联合采购
高校图书馆联合采购数字资源主要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参加由CALIS组织的联合采购。近几年,CALIS的会员馆已联合引进了上百个大型数据库,其中有一些外文数据库的价格折扣相当地高,为相关高校图书馆节约了不少宝贵经费。另外,通过CALIS组织的联合采购,还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售后服务、避免或减少矛盾与纠纷。二是以区域性密切合作为基础的联合采购,也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如“江苏省高等学校文献保障系统”(JALIS)组织成员馆联合引进中外文二次文献达60余种[1],为我国其它地区组建区域性合作组织、推动联合采购健康发展有很好的示范意义。联合采购可以给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带来多方面的利益,但是也有不少高校图书馆并没有加入联合采购的行列。其中既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各高校图书馆经济条件不平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相关各方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1.3 在购买数字资源前要认真地调查研究
数字资源购买前的调查研究是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之一,其基本原则应该是:“在购买电子文献的问题上应尽量让读者参与进来,而不只是由学科书目专家来决定[2]。”电子资源内容、品质能否符合读者的需求,读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了能够准确了解读者的看法,图书馆应该要求供应商先向读者免费开放、试用一段时间,然后通过对读者的点击率、全文下载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并结合读者的评价来做出科学决策。另外,在购买数字资源时,还要充分考虑各类馆藏资源的结构性问题、考虑读者文献检索习惯和不同读者对纸质文献或电子资源的偏好问题。数字资源无疑有利于读者迅速、准确地获取所需资料,而印刷型书刊也有自己的优点,它有利于读者长久学习和阅读,有利于人们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的和深入的分析思考。十年前一项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调查表明,很多读者认为印刷型图书、印刷型期刊是他们查找文献的首选,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电子书目,期刊论文以及词典、百科全书等具有参考工具性质的电子图书,而对声频资料、视频资料、普通电子图书和缩微品需求愿望普遍不强[3]。现在情况是否有变化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分析。最后还需要了解数据库的设计结构、检索功能、数据传输速度、运行环境支持、内容更新速度、供应商的市场信誉、售后服务、技术能力等技术与非技术因素。
2 自建数据库与质量控制
OCR及各类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使得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在技术手段上成为可能。
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本校的重点学科通常也是它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一方面,较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科研成果,为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前题条件;另一方面,重点学科的发展又要求图书馆及时提供相关研究领域最新和最全面的资讯服务,这就强化了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有很多高校图书馆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的成功案例。比如四川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建立的“巴蜀文化数据库”,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机器人信息资源数据库”,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立的“长江资源数据库”[4]等。但也必须指出,我国的自建数据库,长期是各自为政,标准不统一,重复建设严重,很多自建数据库质量并不理想,这与没有建立数字资源质量控制系统化方案有很大的关系。
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密切结合院校重点学科,优先安排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鲜明特色的馆藏作为数字化对象。二是要把重点学科的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科研成果和对重点学科研究与发展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纳入建库计划之中。三是要注意知识产权问题,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下下,对所购买数字资源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自建特色或专题数据库,是一项比较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引入项目管理的思想,把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和质量管理纳入统一考虑范畴之中。
成本管理就是要有效的控制项目建设的费用支出,保证项目不会因为经费问题而中途夭折。高校图书馆能够用于自建特色或专题数据库的经费一般都存在着不足现象,因经费难以为继而中途搁置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启动项目时,要制定详细的经费支出和成本控制计划,根据经费预算安排项目规模和项目进度。除依靠自有经费外,还可以通过与相关院系联合共建、与公共馆联合共建或申请加入CALIS数字化建设子项目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到避免或防范决策风险、技术风险、数据迁移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知识产权纠纷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无论是那一种风险,都可能给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没有风险管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控制,特色或专题数据库建设的质量控制就成为一句空话。
质量管理是质量控制的核心环节,其基本目标是建立内容独特、结构合理、标引规范的数据库。
内容独特就是所建数据库的信息内容在完整性、专业性和应用性等方面均能够表现出独特的价值。例如:由宁夏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联合创建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西夏文化数据库”,就具有鲜明的地域和历史人文特色。该数据库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不仅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快捷地获取所需信息,促进西夏学研究和发展,而且有利于西夏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5]。
结构合理主要是指数据库中各类信息资源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结构清晰,在学科领域覆盖率、学科领域收全率等各个方面都有合理的安排。例如“西夏文化数据库”不仅包含西夏文化研究文集库、西夏文献库和西夏艺术库,而且还介绍了中外专家学者及其对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相关网站链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西夏的历史、文化、经济及其研究状况。
标引规范。特色资源的标引质量是数据库质量的另一个重要保障,要注意著录规则的通用性及描述语言、标引语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库的可检索性、可获取性。在数据加工时要积极采用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和相关规范,以确保信息交流与合作的顺利进行并为将来数据库整合检索以及全面的资源共享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学科资源导航库与质量控制
学科资源导航库是以学科为单元,通过对Interact相关学术资源的搜集、描述、组织、分类等为用户提供学科网络信息资源导引或检索线索,故被称为导航系统。按照一般的做法,学科资源导航建设有两种主要方式:分类方式根据学科性质,将信息按照树状结构分类组织,也有根据电子资源类型区别,如期刊与出版物、综合信息、研究机构、会议通告等进行分类和组织。分类形式能比较好地满足用户族性检索要求,检索效果相对较好,查全率相对较高,但专指性却比较差。数据库方式就是利用数据库技术,依据特定索引语言抽取一个或几个标识点作为检索点,形成指示数据库或检索数据库以供用户进行检索,它能比较好地回应用户的特性检索,检索的速度比较快。除此之外,将分类组织方式与数据库方式相互结合,也可以使导航库信息组织方式更加完善。
学科导航库建设作为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国内外高校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图书馆的重视。从国内高校图书馆情况看,主要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IIS)的重点学科导航建设项目为主体,其他高校图书馆也采取独立或联合方式开展学科资源导航库建设。相比而言,CAIIS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建设规范,但各馆独立的建设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规范化、标准化。高校图书馆重点学科资源导航系统建设,不仅要满足本校读者的信息需求,而且也要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从长远来看,在学科资源导航系统建设中要注重应用相关的技术标准和建设规范,要有前瞻性眼光。在网站搜集的标准,分类的标准以及网站描述规范、规范化网络接口和通讯协议等方面要把好关。其次要不断完善系统功能。站点链接数量、数据更新速度、内容揭示深度、界面是否友好以及检索性能安全防护性等都是系统功能需要考虑或完善的内容。应该结合院校重点学科研究领域和特色专业发展方向,进行遴选和收藏,形成既有自己特色又能及时反映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的学科导航系统。第三要防止重复建设。据有关统计,目前国内有22个图书馆同时在建经济学类学科导航库,其中单纯的“经济学学科导航”就达7个之多,而且大多数是通过物理链接建成的不宜编制的大网页(只有少数是以建库形式生成动态网页)[6]。这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不仅造成了各种宝贵资源的浪费,而且也背离了信息资源共享的初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4 结语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三种模式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类数字资源建设的质量都会对数字资源的整体结构产生影响,需要制定相关的质量控制原则。一是数字资源建设要遵循独立的适用性。即每一种数字资源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建设规范和质量标准,每一种数字资源都有其他资源不可取代的优势。二是各类数字资源要表现出互补性。不同种类的数字资源在信息揭示的内容、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有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要把握住他们之间的互补性,满足读者多层次、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避免出现盈余差和亏负差[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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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控制模式 篇2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查阅2011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和2011年浙江省新农合年度统计报表,将浙江省31个县(市、区)按照新农合经办模式分为三类,收集和整理三类模式下实施不同种类门诊和住院支付方式的县(市、区)的医疗费用相关信息。
1.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和焦点人物访谈获取国家及浙江新农合经办模式、新农合支付方式典型模式、浙江省31个县(市、区)新农合工作的运行情况及新农合支付方式实施相关政策文件及运行现状等情况。在文献研究和专家小组讨论的基础上,确定针对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指标。具体包括门诊医疗总费用增长率、门诊次均费用增长率、门诊实际补偿比、住院医疗总费用增长率、住院次均费用增长率和住院实际补偿比。运用秩和比法和TOPSIS法对三种新农合经办模式下实施不同种类门诊和住院支付方式的县(市、区)对医疗费用控制综合效果进行排序。秩和比法(RSR)是在一个矩阵中,通过秩转换,获得无量纲的统计量RSR,以RSR值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或分档的方法。TOPSIS法是依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相似性进行排序的方法,是系统工程中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效益分析、卫生决策、卫生事业管理方案确定等多个领域[3]。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分析
2011年浙江省31个县(市、区)中,实施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的有21个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主管并经办有7个县(市、区)和政府主管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3个县(市、区)。21个实施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的县(市、区)中,选择的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包括总额预付制、次均费用限额、按服务项目付费以及总额预付制加次均费用的混合支付方式4种,选择的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次均费用限额、总额预付制和次均费用混合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和次均费用限额混合支付方式以及按服务项目付费6种。7个实施人力社保部门主管并经办有县(市、区)中,选择的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包括总额预付制、次均费用限额和按服务项目付费3种,选择的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次均费用限额以及总额预付制和按病种付费混合支付方式4种。3个实施政府主管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县(市、区)中,选择的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包括总额预付制和按服务项目付费2种,选择的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以及按病种付费和次均费用限额混合支付方式3种,见表1。
2.2 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管理模式下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的评价
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模式下,4种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次均费用限额方式,其RSR值为0.833 3,相对接近程度为0.842 3,见表2。6种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按病种付费和次均费用限额混合支付方式,其RSR值为0.777 8,相对接近程度为0.688 0,见表3。
2.3 人力社保部门主管并经办模式下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的评价
人力社保部门主管并经办模式下,3 种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次均费用限额方式,其RSR值为0.888 9,相对接近程度为0.568 7,见表4。4种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总额预付制和按病种付费混合支付方式,其RSR值为0.833 3,相对接近程度为0.725 1,见表5。
2.4 政府主管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模式下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的评价
政府主管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模式下,2 种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总额预付制方式,其RSR值为0.833 3,相对接近程度为0.886 2,见表6。4种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为总额预付制和按病种付费混合支付方式,其RSR值为0.888 9,相对接近程度为0.419 9,见表7。
*表7两种评价方法所得结果有所区别是因为原始指标数值比较接近。同时,秩和比法对多项评价指标进行平均排位,这种概念和思想与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方式很一致,因此本研究选用了秩和比法的分析结果作为最终评价结果。
3 讨论与分析
3.1 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管理模式下支付方式选择
该模式由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通过新农合保障制度及适宜选择支付方式形成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目前全国农村区域内新农合最主要的管理模式[4]。从本研究组前期理论分析中发现该模式门诊最优支付方式为按人头付费方式,其次为按服务单元付费方式[5]。 但由于在浙江省21个实施卫生部门主管并经办的县(市、区)中,没有县(市、区)实施按人头付费方式,从而使实证研究中次均费用限额(属于按服务单元付费)方式成为了该模式下对门诊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支付方式,体现了该支付方式费用结算及操作简便,同时有利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运行效率及服务质量的监管的优势。
按病种付费和次均费用限额的混合支付方式被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均证明为是对住院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支付方式。究其原因与其既能有利于规范医疗服务流程、合理引导医疗服务行为以及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同时又能结合目前按项目付费方式过渡期改变的实际情况有关。可以说这种支付方式均衡了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多方利益诉求。
3.2 人力社保部门主管并经办模式下支付方式选择
该模式即在政府统一领导、新农合管理委员会指导协调下,利用劳保部门所属城镇职工及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已有及在农村扩展的业务管理网络,负责新农合基金及医疗费用的筹集、管理和结算[6]。实证研究发现该模式下门诊医疗费用最优为次均费用限额方式。这与本研究组前期理论分析发现,门诊适宜支付方式为总额预付制方式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是在支付方式改革过程中,浙江各地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加大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力度。其中,实施次均费用限额的宁波市鄞州区农村全科医师队伍、首诊制和双向转诊机制建设情况较好,积极探索疾病“防治结合”的健康服务模式,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医疗费用。
总额预付制和按病种付费的混合支付方式被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均证明为是对住院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支付方式。究其原因对住院医药费用的总额预付制实现了人力社保部门对新农合基金宏观管理和监督,又辅以专业技术服务流程清晰的住院常见病和多发病按病种付费的精细化管理,有利于医疗服务规范化建设和质量监管,同时又易于服务提供方接受管理和监督以及增强其主动控费意识。
3.3 政府主管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模式下支付方式的选择
该模式由政府负责新农合政策方案的制定、发动宣传及筹资工作,卫生或劳保部门代表政府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全面或部分地负责新农合基金管理、审核支付、结算业务,其特点是建立“征、管、办”相分离的运行机制。总额预付制方式被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均证明为是对门诊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支付方式。总额预付制和按病种付费的混合支付方式也被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证明为是对住院医疗费用控制效果最优的支付方式。这两种支付方式可以说既兼顾了政府的战略利益,和卫生部门及下属医疗机构的相关利益,又有利于商业保险机构充分发挥其专业的技术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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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技术”的三种争论 篇3
一工具论者: 技术可控
“控制技术”的问题起源于技术的消极作用的显现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这在古代技术时期已经有所表现: 古希腊时期的“代达罗斯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了人们对技术两面性( 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的认识和反应。现代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激起了关于“控制技术”问题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人们起初对现代技术的认识,以工具论者的观点为典型。工具论者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人类目的的“工具”( 这包含两个基本观点: “技术是目的的手段”和“技术是人的行动”)[1]例如,雅斯贝尔斯便指出: “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于恶。”[2]另外,工具论的代表人物梅塞纳( Emmanuel Mesthene) 也认为,“技术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3]。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意味着技术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含。进一步而言,技术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正如芬伯格所批评的那样:“一把锤子就是一把锤子,一台汽轮机就是一台汽轮机,这样的工具在任何情境中都是有用的。”[4]4换言之,技术的功用不会因制度、时代、甚至文明之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遭遇技术的消极作用时,技术的工具论者依据其上述基本观点给出的对策就是控制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借助社会的、伦理的或宗教的等非技术因素来为技术确定新的目标,从而引导、调控技术的发展,以服务于人类。这样做的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由工具论者继承的古代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仍占据主流。其次,工具论者大多处身于现代技术兴起并迅速繁盛之际,鉴于技术带来的好处,起初他们也同大众一样主要把目光集中到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虽然日益显现的技术的弊端使他们的目光发生了一些偏转,但由已取得的成就所培育出的乐观态度使他们坚信人的力量始终会战胜技术进步中的阻碍。
从理论上讲,工具论者的策略表现出两方面的不足或片面性: 其一,技术的工具论者通常未像实体论者那样重视技术对社会、伦理或宗教等的影响,而仅强调人类对技术的单向作用,进一步来讲,就是只依赖于人的改变来改善技术; 其二,由于认为技术仅是工具,故工具论者所建议的“控制技术”的活动范围将仅仅局限于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而较少涉及技术的设计等需要改变“人 - 技术”关系的深层环节。这些弊端在之后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确证,也沦为实体论者批评和有意避免的对象。
二实体论者: 技术失控
技术的实体论者反对将技术视为工具的人类学解释,认为技术( 尤其是现代技术) 已成为人类生存的背景或环境,其本质是“系统”( 埃吕尔) 或“座架”( 海德格尔) 。现代技术因其自主性,而脱离了人的控制———人不再主导技术的发展而仅仅被动参与其中,从而失去自由或“自身性”。这正是实体论者眼中的技术的最高危险。
对于面临的“最高危险”,实体论者认为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这缘于以下事实: 技术已成为塑造世界或存在展现的占支配地位的方式,人类被裹挟其中,其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除了唤起“沉思的思想”并以此为准备而静待事情自行转变之外,别无他法。通过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海德格尔甚至得出如下悲观的结论: “我们首先必须符合技术的本质,以便此后问道,人是否和如何控制技术。一般说来,这个问题也许表明自己是无意义的,因为技术的本质来自在场者的在场,即来自人决不控制而至多能够事奉的存在者的存在。”[1]220
与海德格尔不尽相同,虽然埃吕尔也认为技术已然失控,但却较为乐观地赞同一种“非权力伦理学”,这可以在米切姆的解读中发现。米切姆转述埃吕尔的话说: “一种非权力伦理学———事情的根本———显然是人类不会做所有有能力做到的事。然而,不再有……可以从外界来反对技术的神圣的法律。因此,有必要从内部来考察技术,并认识到,如果人类不能实行这种非权力伦理学,与技术共存就是不可能的,并且仅仅是生存。这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选择……我们必须积极而系统化地探索这种非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受软弱无能……命运和被动消极,等等。”[5]79“非权力伦理学”与其说是对人类的行为设定限制,不如说是鼓励人们充分发挥“自由”———诸如关掉手机,降低车速,甚至吸毒等违法行为。换言之,这种伦理学就是鼓励人们反技术。通过这类行为,人们将革新自己的生活或思考方式,而这“不仅与质疑的自由也与某种反技术的赌注存在着相互培育与促进的关系”[5]79。
无论是工具论者,还是实体论者,都偏向于从整体层面上抽象地来谈对技术的控制。这与批判论者不同。批判论者虽然也谈技术整体,但关注更多的却是被工具论者和实体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具体层面的问题。这也使得批判论者的建议更具可操作性。我们从下文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三批判论者: 对技术的有限控制
技术的批判论是对工具论和实体论的批判和发展。在批判论者看来,工具论和实体论之间存在以下相同点( 同时也是弊端) : 首先,两种理论都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技术是不能改变的———工具始终是工具,实体始终是实体,这是一种超出人类的干预或修正的“天命”; 其次,两种理论都认为技术的发展指向确定的方向———或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几乎不存在其他可能; 再次,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单一化的态度———要么接受之,要么摒弃之。
总体而言,批判论既克服工具论和实体论的弊端,也继承它们的优点: 一方面拒斥工具论( 在一定程度上) 和实体论共同表现出的宿命论和本质主义立场; 另一方面也延续实体论反对把技术视为一种工具总和的观点,并保持与工具论在反对实体论上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批判论的基本观点也得以形成。简而言之,批判论认为技术在事实上构造着世界,是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渗透且密不可分的; 由于技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世界的前景是不可能完全确定的。基于这种观点,温纳、芬伯格、伊德等批判论者分别从认识论角度、政治角度以及现象学和诠释学角度,阐述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控制技术”的观点。由于他们都明确强调某些条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把三者的观点统称为“对技术的有限( 或有条件) 控制”。分别来看。
( 一) 温纳: “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
温纳所主张的“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实质上是对“控制技术”问题的解答。“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是指“认真并有意识地拆解技术的做法”[6]330,这种做法是重新发现技术本质的一种方法,与传统意义上的卢德主义( 即砸毁和破坏机器) 无关。认识论意义上的卢德主义致力于考察现代技术与人的联系,在温纳看来,它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 1) 人以特定种类装置为中心的依赖性和受控行为类型,( 2) 合理化技术在人类关系上烙印出的社会活动模式,( 3) 大规模、有组织的技术网络塑造出的日常生活形态。”[6]331这与温纳对“技术”的界定是相对应的。他把“工具、仪器、机械、用具、武器、小器件”等称为“装置”( apparatus) ,把“技巧、方法、步骤、程序”等称为“技法”( technique) ,把某些种类的社会组织,如“工厂、车间、行政部门、军队、研发团队”等称为“组织”( organization) ,把人与装置加以组合、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系统称为“网络”( network) 。[6]
温纳认为,技术的基本功用正是“将事物拆开以及将它们组装成一体”[6]330。实际上,作为方法的卢德主义无疑也是一种“技术”。通过这种“技术”,装置、技法、组织和网络将会暂时被拆开、失去功能。人们借此之机来弄清楚它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以及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温纳表示: “如果能得到这种知识,那么你就能在发明完全不同的技术安排时运用它,使其更适于那些未受操纵的、经过有意识和慎重考量而得到明确表达的目的。”[6]330
有人或许会责备说: “这种卢德式的举措仍旧难脱‘主动搞破坏’的干系。”对此,温纳指出,卢德式方案并“不要求采取直接行动: 能做的最好的实验,仅仅是当技 术系统崩 溃时拒绝 对其加以 补救”[6]333。在他看来,由“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所可能达成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有意识地“回归到对技术的最初理解,即作为一个手段”[6]327。这个手段如所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手段一样,“必须仅在我们对什么是适宜的有可靠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得以应用”[6]327。在此基础上,新的技术形式的构建将依循以下具体原则: ( 1) “技术应被赋予一定规模和结构,使非专业人员能够直接理解”,( 2) “技术应被构建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可变性”,( 3) “应按照技术倾向于促成的依赖程度来对之做出评价,那些造成了更大依赖性的技术是较差的”[6]。
这种做法有利于克服两个障碍: 一是由未通过使现存事态发生改变的任何积极的、乌托邦式的行动和原则,而只是添加上某些更好的特征所导致的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忽略; 二是构建适于不同种类生活的不同技术时的茫然失措。[6]328总的来说,“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是“控制技术”的一种方式。
( 二) 伊德: “看”
对于“能否控制技术”这一问题,伊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 “技术不能被‘控制’的原因在于问题提错了。这个问题或者假定技术‘仅仅’是工具,因此就意味着技术是中性的,或者假定技术完全起决定作用,因此是无法控制的。”[7]147在此基础上,伊德提出自己对技术的界定。一方面,技术发展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的路径,因此技术不是自主的; 另一方面,技术也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本质性的、结构性的含混性,换言之,技术具有“多元稳定性”( multistability) 。[7]151伊德指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技术本质上的含混性包含双重含义: “( 1) 任何一种技术人工物都可以置于多重使用情境中;( 2) 任何一种技术意图都可以由各种可能的技术来满足。”[7]146中世纪城堡的塔楼既用作城墙的楼梯,又用作贮藏室或厕所; 各式各样的军事武器同样可以用于建设前的爆破。
技术的含混性决定了“人 - 技术”或“技术 - 文化”的相对性。这也使得传统的“控制技术”的提法显得多余。因为技术总是“使用中的技术”( technologies - in - use) ,它表明的是一种“人 - 技术”的关系。只要处于这种关系之中,“控制”就是相对的。正如伊德所说: “进入任何一种‘人 - 技术’关系,就已经‘控制’和‘被控制’了。一旦从整体上来看待技术,特别是技术嵌入在文化的复合体中,‘控制’的问题就更是显得没有意义了。”[7]147
虽然伊德认为“控制”技术的问题提错了,但并不否认有关此问题的争论包含重要观点。这些观点涉及技术发展的诸多问题,如怎样处理保护自然与开发资源之间的冲突、政府需要促进哪些技术发展、如何做好技术评估等。在伊德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的问题,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还仅是中等程度的争论,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解决。更高程度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因为文化价值为以上争论设定了范围。由于文化价值属于哲学问题,故最难以“控制”。
表面看来,伊德主张对技术发展不加“控制”。他指出: “技术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的统一或在全球的发展既没有实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东西,也没有实现支持者所希望的东西。”[7]157当代的技术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即高技术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无论对技术是否采取控制,它都会导致技术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以通信技术为例,即便政府能够控制报纸的大批量生产或广播、电视的大范围覆盖,也不可能彻底控制像录音机、摄像机,甚至更小的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散播。实际上,伊德所赞同的不是“不加‘控制’”,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控制———看( seeing) 。伊德认为,“‘控制’技术”的问题“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如何改变技术文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现在和将来如何发展哪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技术的问题”[7]230。他强调说: “在如今生活世界的高技术结构中,可能性的激增是多种多样的、多元稳定的,通常既令人眼花缭乱,也危险重重。”[7]232只有通过“看”———产生足够的视觉和平衡———才能减轻我们时刻面临着的“决断的负担”。然而,如同舞者的轻盈是练就的,“看”者的清明也是培养出来的。
( 三) 芬伯格: “技术的整体论”
芬伯格在谈到技术的性质时说道: “技术是一种双面( two - sided) 现象: 一方面有一个操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对象。当操作者和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更进一步地说,当社会是围绕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4]18我们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芬伯格一方面延续了温纳从政治角度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伊德有关“人 - 技术”关系的分析。尽管如此,芬伯格提出的“技术的整体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是面对“技术控制”问题而提出的一条新的道路。
“技术的整体论”的理论基础是芬伯格提出的关于技术本质的“工具化理论”。“工具化理论”认为技术的本质表现为“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这两个层次。前者是指面向现实的一种倾向,可以视为( 如海德格尔所言) 一种技术的“揭示方式”; 后者指的是以社会为条件的一系列行为。具体而言,初级工具化包含去情境化、简化法、自主化和定位四个方面,而次级工具化也包含四个方面: 系统化、中介、职业和主动。[4]224芬伯格指出,“从这两个层次上分析技术的目的在于将本质主义对面向世界的技术倾向的洞察和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社会的本质的洞察结合起来”[4]221。这既为更好地理解( 作为倾向和作为行为两相结合之整体的) 技术找到了门径,也为分析“控制技术”问题提供了方便。
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各个方面是依次相互补充的。例如,“去情境化”是指技术对象与它的直接情境的分离,而与之相对应的“系统化”则是指去除了情境的技术对象之间以及使用者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然而,本是作为一体的两者却遭到资本主义的不同对待: 初级工具化的四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次级工具化的四个方面则被压制。[4]224种种技术问题也由此而生。既然问题的关键在此,那么控制技术便要从此处着手,即重新调整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地位,使两者恢复平衡并保持统一。芬伯格所倡导的“技术的民主化”( 包括“技术争论”、“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以及“创造性的再利用”三个方面) 其实就是“技术的整体论”在微观、可操作层面上的深化。在芬伯格看来,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能胜任这一“民主化”任务。[4]238最后,他还为“控制技术”设定了目标: “重新将实践情境化”、“具体化”和“前进到自然”。
四争论的核心和意义
在我们看来,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之不同是整个争论的关节点。技术的工具论者主张对作为工具的技术进行( 目的或) 价值控制,认为需借助技术的发展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技术的实体论者认为作为实体的技术已然失控,主张借助非技术因素来促进人类的发展; 技术的批判论者认为技术既非工具,又非实体,主张通过对技术的有限控制来实现人类和技术的共同发展。
进一步而言,虽然三种争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面对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即“控制技术”。这涉及三个基本问题: 应不应该发展技术,应该发展何种技术,以及如何发展技术。关于技术的三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问题,只不过有所偏重而已。工具论者主要回答的是“应不应该发展技术”的问题。这是由于他们面对着古代怀疑论者对技术的质疑,如果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技术的话,这种用于改善人类处境的东西将不可能获得长足发展。实体论者首先回答的是“应该发展何种技术”的问题。这是因为随着技术弊端的加剧显现,纠正由工具论者持有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通过对现代技术的考察,实体论者既认为不可能区分出哪些是好的技术,哪些是坏的技术———技术已成为一个整体,故放弃了最初的问题,又认为技术是自主性实体,故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听天由命。批判论者则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处在“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彻底悲观。“如何发展技术”成为摆在他们眼前的重要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尽管关于“控制技术”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可以归结如下:首先,“争论”促使人们对技术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实体论”的技术本质观超越了“工具论”的技术本质观,“批判论”的技术本质观又超越了“实体论”的技术本质观。如今的“技术”已被界定在“工具”和“实体”之间———是一种处于“建构”中的事物。
其次,“争论”中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分析,为人们谋划未来提供了多种可能的参照。例如,温纳就在批判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基础上,主张超越两者。他认为,一方面技术并不会依其自身的理性、不受任何限制地前进,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具有完全而又有意识的选择能力。因此,人类的前景既不是一片黯然,也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再次,“争论”促进了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杜威曾指出,技术是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的人寻求安全的有力途径。[8]然而,这“途径”本身也表现出危险或不确定的一面。在我们看来,控制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技术的危险或不确定性,换言之,就是寻求技术的确定性。“争论”无疑也是一种寻求确定性的活动。
总的来说,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 特别是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 使得“控制技术”的思想获得长久存在的必要性。技术哲学家有关“控制技术”的争论已在持久的讨论中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抽象转为具体。然而,这还不够。在我们看来,对“控制技术”问题的研究还应结合其他哲学学科领域的工作。这种必要性可由此看出: 哲学研究从“本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和结果,无疑对有关“控制技术”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仅从概念之内涵或字面上的改变便可窥见一斑: 批判论者( 如温纳)所说的“工具”概念显然不同于工具论者( 如雅斯贝尔斯) 所说的“工具”概念; 伊德所谓的“多元稳定性”或“含混结构”显然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座架”或埃吕尔的“系统”。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难以完成这一工作,故不在此展开。
摘要：“控制技术”的问题起源于技术负面效应的显现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技术的工具论者、实体论者和批判论者分别阐述了有关“控制技术”的观点:技术可控,技术失控以及对技术的有限控制。对技术本质的理解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观点的内涵和特征彼此相异。关于“控制技术”的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向更为具体的层面推进。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控制技术,工具论,实体论,批判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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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6]Winner L.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7.
[7]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手机出版的三种模式 篇4
手机出版的产业链由网络设备商、移动运营商、内容供给商、内容集成商、终端制造商、应用开发商、软件开发商和用户等成员构成。由于手机出版产业链的利益结构比较复杂, 手机出版企业需要选择一个能够实现利益平衡和持续稳定的经营模式。基于运营商与SP企业的关系划分, 可以总结出手机出版的三种经营模式。
自营模式
自营模式即电信网络运营商依托自身网络资源优势, 通过对网络资源的整合, 充分发掘网络潜力, 积极进军增值服务市场, 通过向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为其开拓新的利润空间。其主要有美国的AT&T模式和英国的Vodafone模式。
美国的AT&T模式热衷于并购和规模扩张, 其经营范围和地域越来越广。从20世纪90年代起, AT&T实行了数十次并购以实现三网融合的战略。AT&T公司的新战略是:在手机、电脑、电视“三大屏幕”上提供融合服务。其中, 以IPTV为主打的U-verse业务成为AT&T力推的重点之一, 该业务将固定和移动业务捆绑销售,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传统业务的下滑。并购扩张战略还可以使AT&T很快获得规模优势, 抗衡竞争对手的冲击, 面对统一的客户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 降低服务价格, 提高用户忠诚度。
英国Vodafone模式即运营商不仅充当数据业务内容的管理者和整合者, 还部分地直接充当了提供者。其业务范围包含了内容的设计、制作、发布并最终作为运营商提供接入服务。这样对内容虽有完全的控制权, 但同时也允许用户接入非官方的网站, 获得话务收入, 以此来优化内容控制和收入的平衡。
虚拟经营模式
“虚拟经营”是指那些拥有电信经营许可证而没有网络或者频率资源的企业, 通过租用网络运营商的网络设施, 使用自己的品牌独立地发展用户和开展业务的运营方式。这是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发展之路。移动电话业务竞争最为激烈的香港, 也是虚拟运营业务开展最好的地方之一。目前这一模式主要有英国维京 (Virgin) 移动公司模式和香港润迅模式。
英国维京公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虚拟运营商之一, 它利用自身业务范围广的优势, 和移动公司合作, 开展虚拟运营业务。自1999年8月Virgin Mobile开通, 并在短短7个月内发展了30万客户以来, Virgin Mobile已成为虚拟电信运营的一面旗帜。Virgin Mobile之所以取得成功, 得益于其与One2One之间紧密的合作;更重要的是, Virgin Mobile注重资源整合和服务创新。首先, 维京移动是维京集团与One2One的合资公司, 这一关系建立了虚拟运营商与网络运营商的双赢基础。其次, 双方的合作具有互补性, One2One网络拥有空闲容量, 而维京的价值在于其拥有良好的品牌和成熟的分销渠道。One2One本身提供移动网络并定位于高端市场, 而维京移动的定位为年轻人 (16~35岁) 市场。再次, 在良好的定位之后, 维京移动注重业务差异化、业务捆绑和业务创新, 并通过塑造“价值创新”的形象使其品牌得到提升。
早在1996年, 香港润迅就与广东移动公司签订广东省GSM终端销售代理协议, 在深圳、广州等城市推出广东全球通GSM138、139的终端代理业务。这是国内网络运营商与虚拟运营商合作模式的较早探索。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通信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 润迅公司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从1999年底开始, 润迅对其多元化的业务进行了结构性重组, 并为公司确立了一个新的定位——做“虚拟电信运营商”。十余年来, 润迅公司在电信业务代理和分销领域已经与国内的几大电信运营公司进行了有效合作。同时, 为了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润迅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 将原有9大业务重组, 先后成立了网络通信、润迅概念和润迅信息3家控股公司。
合作经营模式
合作经营模式主要指网络运营商联合众多的SP、CP等增值业务提供商, 以收益分成、利益共享的形式, 共同提供增值业务。它通过对产业链的纵向整合, 理顺了产业链各环节的关系, 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从而使每部分都能相互依靠, 健康发展。运营商通过介入并全程参与开发增值服务, 培育和推动了电信市场的发展, 扩大了盈利范围, 找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这是目前日韩及中国大陆手机出版产业中较为有效的运营模式。目前这一模式主要有日本NTTDoCo Mo的I-mode模式、韩国SK电讯的“NATE”模式以及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计划”。
I-Mode是由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NTT) 的子公司Do Co Mo于1999年2月推出的移动互联网技术, I-Mode手机一经推出, 迅速风靡日本。到2002年底, I-Mode的用户已经猛增到3550多万, 占据了60%以上的移动互联市场。I-Mode所采取的经营模式是“移动门户”, 也就是Do Co Mo除担任网络运营商外, 还深深地介入了上下游价值链当中, 成为介于用户和内容提供商之间的接入整合者, 它向上联结SP, 遴选合作伙伴并进行内容整合, 为SP提供计费和代收费、代客服 (部分) 、代营销服务;向下整合终端, 通过定制终端, 有效实现终端与业务的适配和终端与业务的整合。由于有效整合了上下游价值链, NTTDo Co Mo公司实现了四大控制, 即对手机制造工艺和发展的完全控制, 对销售的控制, 对标准的定义和控制, 对内容网站的管理和控制。
SK电讯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在发展手机出版业务方面采取了独占手机出版业务门户的方式, 利用自己在整个无线通信领域的强势地位, 将各种手机出版业务统一在自己的平台上。早在2001年10月, SK电讯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无线互联网品牌NATE, 接着在2002年10月推出新的无线互联网品牌JUNE。NATE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电脑、PDA和车载终端接入有线及无线互联网服务, 实现用户对互联网的基本需求。SK电讯所有的手机出版业务都由SK电讯独立发展和运营, 其基本做法是SK电讯与内容提供商进行1∶9的分成, 同时, 还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内容提供商的奖励和培育措施, 这使韩国移动数据业务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并在移动互联产业上越走越宽。
移动梦网是中国移动向移动客户推出的移动数据应用服务的全国统一品牌。移动梦网的内涵是充分利用中国移动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 营造电信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 积极创造移动通信服务新的商业模式。移动梦网构建了“设备供应商—应用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基础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用户”的新型共赢价值链, 通过社会资源重新整合, 形成了商业利益较为明晰的合作模式。根据移动梦网创业计划, 运营商与SP的收入分成比例为15∶85, 中国移动用其计费、营业系统向有代收费需求的SP提供代收费服务, 并承担坏账风险, 各SP向中国移动支付代收劳务费, 占信息服务费的15%, 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
启示
机遇已经到来。一个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 所带来的是新的盈利模式的创新和新的业务市场的扩张。以上这些手机出版经营模式代表着当今这一领域的前沿商业思维, 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营视角和经营思路, 直接创造和推动着新的服务经济领域和产业经济部类不断深化发展, 直接完善和优化了移动新媒体的市场盈利模式和持续发展模式, 直接丰富和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移动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精神渴望。手机出版经营模式的创新和盈利, 使得手机出版不仅能够带动信息内容服务的丰富供给, 使用户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 也能够带动广告业、电影业、电视业、软件业、期刊业、报纸业、游戏业等产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市场空间。
机遇与危机并存。虽然手机出版经营模式的不断成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盈利机会, 但也直接冲击了现有产业格局和行业秩序。2009年, 日本《选择》杂志曾刊文预言, 将有近半的出版社逐渐从业界消失。在产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日本, 这似乎并不是危言耸听。可以看出, 对于数字出版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 出版业界应该能够清醒地认清形势, 避免危机降临, 化危机为机遇。现有的传统出版企业必须尽快适应数字网络出版的环境和趋势, 特别是手机移动数字网络出版的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获得持续发展的事业基础。
参考文献
[1].郝振省:《2008中国数字版权保护研究报告》,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年版。
[2].刘荣:《手机出版的四大瓶颈及突破对策》, 《编辑之友》, 2007 (5) 。
[3].穆青:《3G时代手机出版产业开发对策研究》, 《出版发行研究》, 2009 (6) 。
模拟射击运动,三种模式可赚钱 篇5
本项目借助于计算机三位一体的图像捕捉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语言处理技术、信息传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采集处理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采用大屏幕投影产生虚拟的射击环境, 使玩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该项目主要由激光枪、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投影设备、后台管理软件等软硬件组成。
产品特点
1.真实感。让玩家有打真枪的感觉。
2.游戏场景独一无二。目前市场中同类产品的游戏场景可从网络直接下载, 而本项目的游戏场景是独立研发, 如深林狩猎场景、对战场景、池塘边打猎场景等。
3.操作简便, 后期维护成本低。投资者接受简单培训就能自行操作以及日常维护。软件部分通过网络, 由项目方进行远程协助解决任何软件问题, 硬件部分, 因采用的产品均属于全国联保, 投资者维护十分简单。
4.可依据顾客需求进行后台调整, 包括设置时间、子弹数量、难易程度等。
5.适合场地广, 设备具有可移动性, 安装便捷。酒吧、商场、台球厅、电玩城、动漫城、餐厅等。
市场分析
模拟射击运动已经在国内风靡20余年, 市场认知度高。但是现有模拟射击运动存在两个弊端, 一是游戏场景同质化强, 而且单一;二是射击感觉不真实, 更像是一种儿童化游戏。本项目则很好地改变了同类项目的现状, 一是射击真实感很强, 如同开真枪一样, 对成人吸引力很强, 不少退伍军人也十分喜爱这款游戏;二是游戏场景个性化, 玩家可以随意选择多种模式。该款产品刚刚面市3个多月, 已经签了北京市代理、贵州省代理、山西省代理等七家。
投资条件
该项目共有三种经营模式:
一是, 代理商模式。分为省级代理、直辖市代理、地市级代理。只要一次性购买一定量设备, 即可以成为代理商。建议代理商购买核心配置, 其他外置设备可以自行采购。代理商只要投资20万左右就可以启动此项目。
二是, 购销模式。目前设备进货价约8.8万元/台, 如果进货量多, 价格优惠。若数量在5台以上, 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购销, 公司提供核心设备, 投资者可自行采购一些外置设备, 降低进货成本。
三是, 租赁模式。合同期为2年, 押金3万元, 使用费为1.6万元, 投资者每月向公司购买一定的场景使用次数, 合同期满后, 押金退还, 设备无偿赠送。
效益估算
成本回收期为半年左右, 收费标准约10—20元/局, 具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该估算不含酒吧等高消费场所) 。
议论文的三种结构模式 篇6
一.清晰明朗、条分缕析的“三三制”式
这是非常典范的议论文结构模式, 也可以叫“中心论点加分论点式”, 许多名篇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的。例如, 《理想的阶梯》《六国论》《谈骨气》等等。把它展开就是:开头三句话提出中心论点, 主体三段文论证中心, 三个事例充当论据。下面是2002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选择》的结构提纲:
中心论点:我们要学会心灵的选择。
分论点一:我们要选择真理。
分论点二:我们要选择国家利益。
分论点三:我们要选择光明的前途。
这篇高考优秀作文就是典型的“三三制”式, 给人的感觉是清晰明朗, 条分缕析, 使阅卷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作者的行文思路和思维进程, 同时又给人内容厚实, 论据充分之感。
但使用此结构, 要注意以下问题:一篇议论文最好有三个分论点;分论点的语言要精练, 一般要控制在15字以内;分论点的结构要一致, 使中间几段构成排比或准排比段;分论点的表述要尽量紧扣话题的关键字眼, 以保证每一段都扣题;三个分论点应尽量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问题, 重点解决其中一个问题。
二.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六段综合式”
“六段综合式”展开就是:
第一段:开宗明义, 提出论点。
第二段:详例剖析, 叙议结合。
第三段:略例排比, 形成气势。
第四段:正反对比, 凸现中心。
第五段:辩证分析, 立论周全。
第六段:联系实际, 升华主题。
下面是全国卷高考作文《走出旧框框, 冲破习惯势力》的结构:
第一段, 追根溯源, 引出习惯:千年历史, 沉重习惯。
第二段, 初举一例, 习惯可变:人们习惯了“T型台”。
第三段, 连举三例, 强调危害:爱迪生、赵王和猿人。
第四段, 辩证分析, 指明危害:缺乏创新, 永远落后。
第五段:冲破习惯, 安于现状:正反对比, 敲响警钟。
第六段:联系实际, 习惯沉重:呼吁冲破, 焕发潜能。
此文就是六段定“乾坤”, 此文思路清晰, 层次分明, 论据充实, 内容丰富, 逻辑严密, 一气呵成, 深受阅卷者的青睐。
三.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推迭式”
其基本模式为:“立论——入据——结承——迭据——归纳。”下面分别加以解说:
第一步, 立论。即在文章开篇首先提出论点, 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当然, 也可以说明论证的背景、缘由等有关前提, 通过简单的引述, 提出论点。
第二步, 入据。即在上面提出论点后, 第一次进入论据阐述。这一步定位的论据最好选用史实, 一般应是较古老的历史论据。有时, 可以是寓言、传说、历史掌故、名人轶闻轶事等。
第三步, 结承。即在第二步阐述论据的基础上, 进行简要的分析, 指出其具有的一般意义, 进行小结。在此基础上, 要随之联系现实生活, 对论点加以阐述, 承上启下, 为下一步论证做准备。
第四步, 迭据。即在上文小结承转之后, 再一次运用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作论据进行论证。选用的事例要新, 最好是当前媒体中新出现的典型事例。这些论据实际上与第二步中的历史论据形成推进和迭加关系, 故称之为“迭据”。这样一古一今, 一旧一新, 选择的论据有变化, 为论点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证明事例。
第五步, 归纳。在前面双重的事实论据论证的基础上, 进行综合分析, 以进一步解释论点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或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对全文加以总结。
此结构模式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 论据充实, 论证充分, 环环相扣, 一气呵成, 使阅卷人一看即明, 值得同学借鉴。
车辆三种制动控制系统详介 篇7
关键词：制动系统,EBD,CBC
现代汽车制动系统正朝着电子控制方向发展, 各种先进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各种智能技术不断应用到汽车电制动系统中来。为了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 除标准配置的制动防抱死系统 (ABS) 外, 一些新的制动控制系统还在不断推出。如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EBD (Electronic Braking Force Distribution) 、弯道制动控制系统CBC (Curve Braking Control) 以及制动辅助系统BAS (Braking Assistant System) 等。
1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汽车制动力只能小于等于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在附着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希望制动力越大越好, 以尽量缩短制动距离。但当制动力等于附着力, 以至于出现车轮抱死滑移现象, 制动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前轮制动抱死, 后轮仍在滚动, 则因转向轮抱死失去侧向附着力, 汽车将失去转向控制能力。若后轮制动抱死, 前轮仍可转动, 则汽车受到很小的侧向力就可能甩尾甚至调头。后者出现交通事故比前者的后果更严重。因此, 为了得到尽可能大的制动力和保持方向的稳定性, 即既不失去转向控制能力又不出现甩尾甚至调头, 则前后轮制动应同步到达抱死滑移。而前后轮同步抱死滑移的条件是, 前后轮制动力之比应等于前后轮对路面的垂直载荷之比。
汽车制动时, 由于惯性, 前轮对地面的垂直载荷会变大。制动力越大, 前后轮对地面垂直载荷之比值变得越大。如果前后轮制动力之比可随时调节到与前后轮对地面垂直载荷 (或附着力) 之比, 制动时, 汽车前后轮就可同步抱死滑移。若前后轮在制动时, 同步到达抱死, 制动效率最高。
汽车空载和满载时, 重心位置不同, 总质量不同, 理想的前后轮制动力分配比例也不同。为了尽量避免后轮先抱死这种最恶劣的情况发生, 并充分利用地面附着力条件产生最大制动力, 就要对汽车制动系统进行制动力调节, 以满足空载、半空载和满载条件下的理想制动力分配比例。常规制动系统是将机械式制动力调节装置串联在后制动管路或者前制动管路上, 这些装置有限压阀、比例阀、递增阀、感载阀和惯性阀等。
感载阀能感知汽车的实际装载质量, 根据汽车总质量和重心位置来通过确定管路压力分配特性曲线进行调节, 使空载、半空载和满载情况下汽车制动时, 前后轮能实现同步抱死滑移。串联在气压或液压制动系统后制动管路上的限压阀的作用是, 当前后制动管路中的气压力或液压力达到一定值后, 即限制后制动管路中的气压力或液压力保持不变, 以防止后轮先制动抱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串联在气压或液压制动系统后制动管路上的比例阀的作用是, 当前后制动管路中的气压力或液压力达到一定值后, 即自动限制后制动管路中的气压力或液压力的增长速率, 保持后制动管路中的气压力或液压力的增长速率小于前制动管路, 这样可使后轮也能获得尽可能大的制动力而且不会比前轮先期抱死。仅用于气压制动系统的串联在前制动管路的递增阀, 以后制动管路气压力作为控制压力, 控制前制动管路的气压力, 可以获得和比例阀相类似的前后制动管路气压力分配特性。用于液压制动系统的惯性阀, 作用特性曲线类似于感载阀, 但调节作用起始点控制压力取决于制动时作用在汽车重心上的惯性力, 即起始点控制压力不仅取决于汽车总质量, 而且取决于汽车制动减速度。
安装了上述机械式制动力调节阀的制动系统, 不能保证在任何路面上都有较高的制动效率。同样安装了ABS的汽车, 虽然可以避免在制动过程中出现各车轮不同期抱死, 起到防止侧滑或失去转向能力的作用, 但却不一定能保证前后车轮同时达到最大制动强度, 获得最短的制动距离。在ABS基础上, 加装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就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前后轮的制动滑移率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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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1、S2分别是前后轮的制动滑移率;R1、ω1和R2、ω2分别是前轮、后轮的车轮直径和角速度;v是汽车行驶速度。
滑移率表示车轮在制动时滑动成分的多少, 车轮抱死时的滑移率S=100%。理想制动情况是前后轮同时抱死, 此时, △S=0, 即R2ω2=R1ω1。如果在汽车制动过程中能始终保持前轮后轮的制动滑移率之差△S=0, 也就是控制R2ω2=R1ω1, 就能保证前后轮同时达到抱死状态。
图1对安装机械式制动力调节装置和安装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EBD的制动力的调节性能进行了比较, 从中可以看出, 虽然机械式制动力调节装置可以避免后轮先抱死, 但制动力调节性能曲线与轻、重车理想的制动力分配曲线相差较大, 制动效率低。而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不管是轻车还是重车条件下, 都能产生锯齿形的压力调节作用, 使制动力曲线与理想的制动力分配曲线拟合率较好, 制动效率较高。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EBD的调节过程和防抱死制动系统ABS的调节过程是相似的, 即通过对车轮制动压力实行不断降压、保压、升压的循环控制来实现的。因此, 在装备有ABS的汽车上只要通过修改控制软件程序就可同时实现电子制动力分配和制动防抱死。汽车制动过程中, EBD先起作用, 当车轮接近抱死时ABS才起作用, 而EBD作用消失。
2 转弯制动控制系统 (CBC)
汽车转弯时有较大的离心力, 尤其车速较高时更是这样, 此时对汽车实施制动, 既要保持汽车的横向稳定性, 又要有良好的制动效果, 仅有ABS+EBD是不够的。转弯制动控制系统CBC的作用是, 当汽车转弯制动时, 通过调节汽车两侧车轮制动轮缸中的制动压力, 使外侧车轮在制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制动力。
转弯制动控制通常采用转向角前馈 (Feedforward) 和横摆角速度反馈 (Feedback) 联合控制方法, 控制原理见图2。为实现汽车转弯时对两侧车轮制动轮缸中制动压力上的调节, 在ABS硬件基础上增加了4个轮缸压力传感器、1个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个汽车加速度传感器和1个转向角传感器。 CBC对每个制动车轮进行独立控制, 使制动过程稳定和有足够的制动力, 保证汽车转弯制动性能和直线行驶制动性能一样。
3 制动辅助系统 (BAS)
制动辅助系统是一种主动安全系统, 它能够协助驾驶员在制动时, 制动得更为迅速。通过这种更为迅速的制动可以使驾驶员避免由于错误行驶和错误的制动判断所造成的交通事故。
当驾驶员踏下制动踏板时, 其控制单元根据所采集的信号计算出踏板踏下的速度 (危险的程度) , 在这种速度下, 决定制动辅助系统是否工作, 见图3。其中控制单元采集的信号有:制动开关信号;车轮转速信号;制动压力传感器信号。在ESP控制单元通过制动压力传感器信号确认车辆为紧急制动工况时, 制动辅助系统迅速将制动压力提高至ABS工作状态, 以使车辆尽快减速。
此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当制动压力超过限定值紧急制动时, ESP控制单元启动ABS回油泵及相应的电磁阀, 制动压力很快升高到ABS工作范围。第二个阶段, 在制动助力系统工作后, 若司机制动踏板施加压力低于特定值, 那么系统压力又趋于与司机制动踏板压力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