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判断（共5篇）
未来判断 篇1
栾说一畦point
“抢人”, “抢到合适的优质人”成为新媒体竞争的共识所在。
回顾互联网这10多年的应用, 是沿着三条线展开的:首先是“信息线”:即新闻——BBS——博客——微博;其次是“工具线”:即搜索、IM客户端、输入法、微信等工具型应用;第三条是“娱乐线”, 即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网络音视频等。网络提供商因其平台特性及商业出身, 最初介入的领域主要是“工具线”与“娱乐线”, 但随着近年的发展壮大, 其在“信息线”的扩张意图日益明显, “媒体化”的渴望日益增强, 这一特点在视听新媒体领域也非常显著。
开放性是未来媒体的重要特征。新技术消弭了媒介生产与消费的边界, 未来媒体将是基于开放特性下的媒介融合。媒介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技术的开放性、介质的开放性与内容的开放性三个维度。媒介的开放性引发了内容生产的融合, 即内容的嵌入与交融, 将促进旧媒体与新媒体进入一种共融与共荣的阶段。
新旧融合是媒体未来发展趋势。新旧融合使得人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性, 人们将不仅仅在以往单一的“现实圈”中生活, 而是在“虚拟——现实圈”两个圈中来往, 基于打通这两个圈子的新兴商业模式将是发展重点。融媒体时代, 传播机构多介质的特点使得形象管理变得非常重要, 媒介形象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 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输出什么样的形象碎片、制造什么样的形象话题、建构何种形象目标, 这些都是媒介竞争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 视觉化传播将成为媒体商业模式的最快成长点, 未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将由文字更多地转向视觉, 视频成为融媒体价值链上最大的利润领域。
融合不是自然发生的, 受多方影响。新旧媒体的顺畅融合在现实层面不是自然实现的, 而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包括介质开放性提供了物理基础, 技术进步带来了融合契机, 传受习惯的逐渐养成成就了受众规模, 新型终端营造了融合新空间, 大众需求开启了媒介互通互联等方面,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的引导, 它从顶层进行着新旧融合的制度设计。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能促进新旧融合的顺畅进行, 反之, 一个差的制度安排无疑是阻碍与倒退力量。在中国现行媒介制度下, 政策引导是最有力的影响因素。
政策引导的核心应由引导“事”到引导“人”。未来融媒体的政策引导应该是多维视野下的系统考量。宏观层面, 国家信息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软实力、国际传播力以及媒介经济发展与民众媒介素养都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微观层面, 消弭新媒体发展的融合趋势与割裂现状之间的缝隙与路障因素尤为重要。未来政策引导的核心应由引导“事”向引导“人”转变。“人”的因素是视听新媒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在搭建中国软实力的新媒体平台方面, 还是具体到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方面, 都需要具体的有能力的“人”来实现, 因此, 引导好“人”, 建设好有利于人才发挥的制度安排对于融媒体的政策引导是根本之策。在这之上, 加强融媒体机构的研究能力也非常重要, 对于迅速变化着的新媒体机构的决策而言, 必须有强有力且持续性的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机构正是起到这样一个因长期追踪而既能把握静态又能掌控动态的部门, 为决策提供支持, 从而避免拍脑门决策造成的损失。
媒介领域未来将上演“抢人运动”。这里抢夺的“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导向的新闻人才, 或脱胎于报纸机构内部, 或成长于商业网站的专业编辑, 他们既有新闻素养, 又有编程经验;另一部分则是活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的“意见领袖”、“职业写手”, 他们是社会网络的连接者, 他们创造趋势并引领潮流。他们是内容的贡献者、观点的生产者、人气的聚集者, 抓住了他们, 就抓住了他们的粉丝。随着新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 如何在同质化越来越高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实现异质化内容提供, “抢人”, “抢到合适的优质人”成为新媒体竞争的共识所在。
可以说, 未来媒体是围绕以“人”为核心的良性制度安排与顶层设计而派生出的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产品、新形态、新内容。
未来判断 篇2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数字印刷在我国发展得并不快，2014年甚至已经出现了门店收缩、企业转让、低价竞争等以往只发生在传统印刷业的状况。究其原因，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市场整体没有明显扩张，加之数字印刷从设备到耗材的海外技术依存度几近百分之百，导致最终产品缺乏理想的性价比，从传统胶印领域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不强。按照官方报道，40%的海外技术依存度才是行业生存的安全线。
那数字印刷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作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笔者以为，未来几年中国的数字印刷依然处于上升时期，在印刷总量中的占比有望逐年提高，因为它在满足日益增强的个性化消费环节有着其他印刷工艺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数字印刷毕竟极大地方便了从商业印件到个人消费的大多数需求。但是数字印刷占比上升的速度不会太快，因为一个产品的市场占比由产品的性价比决定，只要数字印刷设备与耗材受制于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数字印刷占比的上升步伐就不会太快。从眼下国内对数字印刷的研发投入看，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数字印刷争夺的主要市场——胶印在我国本来就很强，特别是采用合版印刷处理印件已经为市场广泛认同以后，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抗衡能力，有助于加快胶印产品的交货周期和降低生产成本。
影响数字印刷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可见的一段时间里，印刷市场难有大的增量，依据至少有以下几条：
2009年由美国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市场复苏显得相当缓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副院长说过一段话：“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长期进入一个下行阶段。这个观点是摩根斯丹利的亚洲区主任（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斯蒂芬·罗斯提出来的，笔者赞成这个观点。2008～2025年，很可能会经历一个极长（将近20年）的下行期，这就给治理造成了困难。”换言之，在全球经济没有得到稳定复苏前，我们很难期待印刷市场能有大的增量。此为其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速增长并将成为常态，历史上依靠投资、外贸拉动经济发展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转向主要依赖内需拉动。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的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这需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信心与更多能挑动消费者内心购买冲动的创意产品，实现这一转变既不容易也需要时间。此为其二。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导致内容印刷在印刷总量中的占比急速下跌，包装印刷的市场地位更趋重要。环境保护意识的日渐增强，推动着简约化包装理念的迅速落地，以往存在的推崇奢华包装的风气将有效得到遏制。加之政务公开与反腐肃贪工作的常态化，同样将有效抑制以往存在的无度消费。此为其三。
市场蛋糕难以做大自然也就导致数字印刷在短期内难有大的增长。
根据笔者对市场的了解与判断，未来几年数字印刷所涉各门类的变化可能如下：
数字印刷承接的商业印件：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尽管所有企业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都有压力，对样本印刷也加强了控制，但毕竟为市场营销所需要。
商业样本印刷历来就是数字印刷产值中最大的一块，经济危机的爆发、互联网营销带来的市场变化，迫使所有企业都得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一些销售不佳的企业也对样本印刷进行适当控制。但即便如此，按照上海市对数字印刷产值的统计，2013年数字印刷在商业领域的产值占比依然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从有专项统计的2008年起，这块业务始终保持着向上的态势，差别仅在于增幅的大小。从这点出发，重视商业印刷领域的市场开发将依然是数字印刷企业的重要环节。
像传统印刷一样，数字印刷企业要承接更多的商业印刷业务，同样需要观念上的改变，那就是从以往的“以生产为中心”转移到“以客户为中心”，从等客上门到上门找客，只有开动脑筋帮助客户赚到了钱，客户才会认定你是他脱离不了的合作伙伴。如果能够像从IT领域进入印刷领域的对象所说的那样，实现向第三方收钱，对要求印刷的客户提供实质性优惠，那印刷业务自然也就蜂拥而至，关键是怎样才能走到这一步。这显然需要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敢开创，为业内树立榜样。
为数字出版提供的数字印刷服务：有限增长——数字出版是数字印刷的重要服务对象，相对高昂的生产成本将制约着这块业务的快速增长。
从上海市有关数字印刷的统计数据看，为数字出版提供数字印刷服务的产值处于稳步上升中，2013年这部分产值较2008年增加了2.9倍，但绝对值依然很小，原因是至今为止慑于数字印刷图书的高成本，除知识产权出版社和江苏凤凰传媒等少数单位外，绝大多数出版社仅用于样书送审、套装书补缺、古籍书或善本书的有限印刷，并没有大量用于正常出版。
认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印刷用于数字出版会出现有限增长，是因为这符合出版业的变革要求。现行的采用传统胶版预印图书的方式客观上存在着占用资金与仓库，甚至因为销售不畅最终导致图书报废的问题，采用数字印刷设备实现按需印刷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因为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就近印刷还大大降低了图书的运输费用，以致在美国就出现了联邦快递（FedEx）自办金考（Kinko）连锁印刷门店的状况。在发达国家，数字出版物的印刷已经是数字印刷工厂的重要业务来源，在美国就有像LightningSource、Kingprinting这样上规模的数字印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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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现状相比，国内的数字印刷尚未大规模应用于数字出版，这除了价格难与传统胶版印刷匹敌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现有体制下，对自费出版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需求。美国有这样一个数字，2012年，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品种仅为32万种，少于我国同年的41.4万种，但是美国还有着多达277万种的非正规出版物，尽管这些书籍的印刷数量有限，但累加在一起就不容小觑。
尽管如此，数字印刷毕竟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所以这几年国内新增连续纸数字印刷生产线不在少数，但已经能够获利的还不多。至于实现质的突破，还将有待于数字印刷读物价格的下降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当然更期望国内生产的数字印刷设备及耗材的问世。在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受网络阅读与手机阅读，这将会减少市场对纸质书的需求。
鉴于数字印刷工厂的投入与对普通工作人员的要求并不高，或许出版单位选择自办数字印刷工厂（如知识产权出版社的中献拓方科技公司）与组织连锁加盟店负责印刷会变得更为普遍（如东方网印为东方网提供加盟店连锁印刷《舆情内参》）。
建筑图纸打印：微升——总量缺乏增长空间，但随着环保要求的提升，由传统熏蒸出图转为数字打印蓝图的比重将会快速增长。
我国不少数字印刷门店起步于工程出图，他们与我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同步成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数字印刷专项统计提供的数据证明，2009年上海市14家专司工程出图数字印刷门店的年产值达到最高值，随后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蔓延逐年下滑，2013年这部分印刷产值较2009年下跌28%。在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维持在两位数的高位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以后，工程总量同步也将有所回落，无论是城市交通建设还是商品房建设。
那为什么认为建筑出图印刷依然存在着微升的空间呢？这是因为在国家强调环境保护以后，用氨水熏蒸的晒图向数字打印出图转移的步伐在明显加快，此举不仅有助于保护大气环境与操作工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也将减少企业用工和减轻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正因为此，近年来由国内研发的蓝图专用数字打印设备在不断推出。
按照粗略估计，由传统晒图转为数字打印的蓝图大概仅占出图总量的5%～10%，但这一势头将会加快，尤其是那些上规模的专业设计单位必将选择时机转用数字打印出图。何况蓝图打印不仅在建筑行业，飞机、船舶的建造也都需要大量图纸。改变出图方式对专业从事出图的数字印刷企业应该是业务增长的好时机。
摄影画册和餐馆菜单印刷：前者增、后者减——在百姓收入提高、软件让画册制作变得更为方便的前提下，摄影画册会有增量，而菜单将伴随着iPad的普及应用印量减少。
数字印刷类门店至今依然有相当部分定位于相册制作，因为这确实是适合数字印刷门店加工的产品，但制作一本画册相对高昂的价格与对数码拍摄照片调整的困难客观上影响了业务的扩张。以某家门店针对学生假期摄影推出特价为249元的画册为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消费群体庞大、很富激情的创意，该店在一个暑假内获得了上万元的订单，但冷静细想，249元一本毕竟还是感到贵，除了家长甘愿为子女掏这份钱之外，其他的消费者还真有限。不过，新一代年轻人成为家长以后，他们的消费理念与收入水平决定着这块市场只要有好的创意依然会有广阔前景。如果推出某些软件能够使得年长的摄影爱好者对修正数码照片感兴趣的话，制作专题摄影画册也有可能成为退休后培养出这份雅兴的老年人的一种消费需求。
餐馆菜单历来是数字印刷门店的重要业务来源，这部分产品数量不多，但为了体现各自餐馆的特色，老板对制作精良的菜单还是舍得花钱，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各式菜单凝聚了设计者的创意，穷尽构思，开本不同、用材不同，光彩照人。在iPad推向市场以后，部分餐馆已经用此替代了原本的菜单，这既可体现餐馆的时尚，又便于对菜单作出适时的修改，这个趋势将会延续，菜单制作的量有可能渐行下滑。
数字印刷在标签领域和票据领域的应用：前者显著增长、后者渐趋减少——个性化标签的推出与成功应用必将极大地推动数字印刷在标签领域的应用。
标签印刷企业持有数字印刷设备的时间并不短，特别是那些制作纸质吊牌的企业普遍采用混合印刷的方式，即使用传统印刷设备完成基本一致的标牌底版印刷，而后采用数字印刷的方法完成规格、尺寸、型号等差异化印刷，甚至数量配比都由电脑计算完成。
2013年可口可乐公司成功推出的“白富美”、“高富帅”等使用流行语制作的百余种个性化标签更是让标签印刷业看到了制作个性化标签的希望，也引发了标签印刷企业引进数字印刷机的热潮。可口可乐标签的个性化告诉人们的是：印数如此之大的高知名度产品的标签都可以如此去做，以此方式来吸引人眼球，进一步拓展市场，那其他品牌的产品又为什么不可以引为借鉴呢？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假以时日，个性化标签的量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标签印制企业使用数字印刷设备的产值将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升。
票据也是较早采用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共同完成最终产品的一大印刷门类，如果说标签印刷业使用数字印刷的产值呈上升趋势，那票据印刷业就呈下滑趋势。上海市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市票据数字印刷的产值只及2008年的2/3。有业内人士称：“2013年票据印刷行业的总体市场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部分以传统票据印刷为主的企业出现业务萎缩、开工不足、产能相对过剩、利润下滑现象。”原因是票据印刷面临着“无纸化办公及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双重夹击，电子发票的推行让传统票据印刷感到压力巨大。伴随着电子发票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传统纸质发票使用量的进一步减少将是必然趋势。
清晰把握市场的这一走向有助于这些企业及时调整产品定位，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
数字印刷进入包装企业：速度加快——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使用数字印刷设备大量印制包装可能性依然不大，但使用数字印刷设备打样的量将会增长，规模化包装印刷企业采购数字印刷设备的量将会明显增长。
内容印刷企业面临互联网冲击后市场出现了向包装印刷的转型潮，这势必加剧包装印刷企业之间的竞争。为此，增强企业的设计能力，为目标客户提供实物样品成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虽说传统印刷设备也可以通过打样来完成样品，但仅做少量几件样品，数字印刷要比传统印刷显得经济、快捷。再则，对于规模化包装印刷企业，相对于添置传统大型印刷设备，购置数字印刷设备的投入不算大，但只要购置了数字印刷设备就具备了传统胶版印刷和数字印刷两种生产手段，对制作个性化的包装产品（如打印新娘和新郎名字的婚庆糖果包装）也就具备了可能。
鉴于数字印刷现在的高成本，短期内用于批量包装印刷的可能性还极小，伴随着设备与耗材售价的下降，采用数字印刷的量才有可能逐渐增加。
快印门店承接的零星社会化印刷业务：有限增长——中国拥有的13亿人口，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消费群，但B2C市场依然处于培育中。
13亿人口的体量是任何供应商都不能忽视的庞大市场，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的B2C市场尚处于培育中。数年来，以B2C作为市场销售主体的数字印刷企业最终都对结果失望，这既与百姓的收入有关，也与数字印刷产品相对较高的售价有关。正因为此，未来数年内，普通民众对数字印刷产品会有适当增长，但只要阻碍数字印刷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难以要求它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数字印刷的发展既与数字技术在印刷领域的应用同步，将会伴随着设备的不断改进与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而增长，但数字印刷又与数字技术在互联网上的发展紧密关联，互联网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市场的营销方式，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数字印刷的市场需求，这就是问题的两面性。我们应该充分认清变化中的市场，努力发掘市场上客观存在的但又是潜在的需求，努力提高数字印刷的性价比，争取数字印刷在国内印刷总量中取得更大比重。
未来判断 篇3
一、2007年中国股市回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报收于5261.56点，全年涨幅为96.66%，年内最高为6124.04点。深证成指收报17700.62点，全年涨幅为166.29%，年内最高达19600.03点。在指数上涨的同时，两市成交量也被一再放大。2007年两市总成交460556亿元。其中，沪市股票总成交305434.29亿元，年度增幅达428.28%;深市股票总成交155121.94亿元，同比增长378.74%。从开户情况来看，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年底深沪两市账户总数达到了1.38亿。深沪两市全年新增A股开户总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是2006年全年新增A股开户数总和308.35万户的11倍之多。创下年度新增A股开户数新纪录。纵观2007年的股市，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年初到5月30日)：绩差低价股走强。这一阶段中，2006年度表现较好的大盘蓝筹股表现平平，取而代之的是绩差股、题材股的全面崛起。这个阶段既有超低价题材股的迅速拉升，也有低价重组股大幅度攀高。许多低价绩差品种在这个阶段股价实现惊人的涨幅，有的涨幅超过300%，甚至有股改重组后当日复牌最高涨幅突破1000%的表现。市场不寻常的表现，使得管理层开始警觉。5月30日消息一出，疯涨的股票全线大幅度回落。
第二阶段(6月到10月底)：大盘绩优股走强。5月30日后，股市很快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中表现突出的绩差低价股重挫回落，连续跌停，元气大伤。大盘绩优股的抗跌优势大显身手。金融地产板块、煤炭板块、有色金属中的绩优板块带动了新一轮的行情。这些绩优股不断拉高，巨大的涨幅使得沪深市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只300元的个股。
第三阶段(11月初到年底)中小板股活跃。10月底之后，中小企业板中的个股异军突起，至少几十只中小企业板个股创出了历史新高。金风科技以百元开盘使得中小企业板表现达到最高潮。在第一阶段表现显眼的题材股和绩优股表现有限，涨幅不大。而中国石油的上市，成为中国股民2007年的最大伤痛，被称为“亚洲最挣钱的公司”高开低走后套牢了无数的中小投资者，并连带影响到地产、金融、有色金属、煤炭等板块全线回落。
二、当前股市形势分析
(1) 紧缩政策的压力更加明显。一直以来，人们把股票价格称为经济的“晴雨表”。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动与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保持一致。在国内CPI连创新高的背景下，200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改持续了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转而确定了2008年货币政策为“从紧”。宏观调控并非针对股市，但对股市的间接影响在于，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会影响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体经济回落。2007年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金融和地产股成为此次回调的重灾区。另外，信贷规模的收缩，使得股市资金供应紧张。2004年的宏观调控对股市的冲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2) 基本面向好，风险仍在积累。首先，股市发展所依托的宏观经济环境将依然持续向好。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预计全年GDP的实际增长率将保持在11%左右。在良好的宏观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效益有望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股票市场的动态市盈率有望降低。同时，2008年奥运会无疑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本面，也会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尽管基本面向好，但不容忽视的是股市风险正在逐步累积。展望2008年，中国股市潜在的风险因素不可忽略。首先是上市公司业绩增幅放缓。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第三季度沪市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69亿元，相对第二季度实现的营业收入环比为96.47%，低于第二季度的环比179.43%。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220亿元，环比为125.99%，同样低于第二季度的环比154.43%。其次，资金分流压力加大。为了分散流动性过剩的风险，降低对外贸易顺差，管理层快速推进对外投资的意愿较强，QDI I、“港股直通车”及中国投资公司成立，资金分流的趋势日渐明朗。最后，随着时间推移，非流通股解禁的规模和再融资的规模都将快速扩大，股票供给大幅增加，资金分流压力加大。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未来市场的震荡将会加大，风险不断积累。
(3) 人民币保持升值态势，本币投资仍是热选。从人民币汇率变动来看，进入2007年以来，人民币显示出持续升值的态势，汇率不断创出新高。2008年首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突破7.3关口，以7.2996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对于拥有人民币资产的企业或行业，就意味着资产价值相应程度的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本币资产逐渐成为投资者的首选，这将导致股市投资者和入市资金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刺激股价的上升。从趋势上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币渐近升值的过程仍将持续，升值预期将对股市的长期走势构成强力支撑。
(4)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仍旧突出，资金推动性特征明显。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月末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8.94%远高于市场预期。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74%。1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8036亿元，同比多增2373亿元。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显得较为突出，从而为2008年股票市场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此外，多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下，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境内，放大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带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被动增加。尽管央行进行了对冲操作，但流动性过剩的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从而使得作为重要人民币资产的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
三、对未来股市趋势的认识和判断
对当前我国股市的现状及近期趋势，无论理论界还是市场人士普遍存在着一些忧虑和担心。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底有多紧?宏观经济格局如何演变?奥运到底如何影响市场?房地产调控究竟如何运行?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到底能有多少?股指期货到底何时推出?人民币汇率还能升多高?面对这么多疑问，大多数投资者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1) 行情肯定有，赚钱越来越难。2008年尽管有“从紧”的经济政策，但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无疑对股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从各国奥运经济来看，奥运期间刺激相关经济提升和股市走牛都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奥运将给中国经济和相关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机会性财富，也为中国股民带来了机会，但股市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必然联系，使得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上市公司的业绩、政府的监管水平等问题将成为投资者赚钱的一道槛。指数可以短期拉升容易，但稳中有涨的股市才是管理层最愿看到的。个人投资者，特别是新股民，相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和盲目乐观的心态。在面临不利的变化或信息时，往往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应慎重考察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成长性以及获利能力。完全放弃以往的投机心理，理性投资。选好股，稳扎稳打。
(2) 从短期来看，调整的压力仍在。分析2007年的股市，股市投机氛围较浓，基本上由非理性投机行为主导。展望2008年，由于宏观经济和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未来调整的压力仍在。从市值看，沪深两市仅次于美国、日本，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股市，股市市盈率也是全球最高，加大了回调的压力。假设股指期货在2008年股市高位时推出，必将推动股指下行。广大投资者在对我国股市长期发展前景保持乐观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目前股市所蕴涵的各种风险，理性投资。而对一些新股民特别是持有赌博心态的股民来说，在加强风险意识培养的同时，还应合理使用资金，量力而行。
(3) 从长期来看，股市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关于股市的运作规律和股票的定价，一直以来都说法不一，实践中也很难证明哪种说法更科学，但股票价格是由预期决定的，则是多数投资者持有的共同看法，这个预期既有市场参与者对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的预期，也有对公司发展的预期，因而，预期不同，市场中股票的定价就不同。不可否认的是，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对股市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的中国经济的走向和调控政策成为主导股市的主要力量。宏观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为股市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个支撑在未来几年内，还将继续存在。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大趋势还将继续，股市也将依赖于良好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继续走向利好。
未来股市发展会更平稳，国家对股市宏观调控能力日渐增强，大面积恶炒个股、投机现象将逐渐减少。在未来股市发展中，市场将以价值投资为主线;股市结构性调整中的财富效应将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肖玉航.年股市运行三部曲[J].中国证券报, 2007, (12) :28.
未来判断 篇4
( 一) 美国结束“ 去杠杆化”,欧盟与新兴市场国家持续 “去杠杆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进入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集中表现为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危机从“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开始,随后进入第二阶段, 即“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信贷成本大幅上升, 借贷条件变得异常苛刻。截至目前,欧美国家的金融去杠杆化进程还尚未结束,“去杠杆化”的第一阶段,即“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已经基本结束,“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也进行得比较快,但并不平衡: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快;美国的机构比欧洲的机构做得更迅速更彻底。
而美国基本完成了去杠杆的过程。银行整体负债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120% 的高位降到了目前大约80% 的水平。 在过去5年里,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和去杠杆措施,美国股市的资产价格提升,无论是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指数均超过了2007、2008年的高位。欧盟去杠杆化的速度明显慢于美国,银行的负债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50% 的水平略微下降,至今仍高于美国2008年最高点。 由于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远低于美国,欧元区银行业去杠杆化无法以较快速度推进。预计未来欧元区去杠杆将持续。
从新兴市场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后美国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资本加快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宽松的资金环境致使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加杠杆。新兴市场国家中,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杠杆率攀高,货币供应量增加较快,信贷增长较快,银行借债和企业借债占GDP的比例都有较大提升。自2014年11月份起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2015年年中左右开始加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将带来新兴市场国家外部资金环境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将被迫开启去杠杆进程。
(二)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全球流动性有望保持总体宽松
由于经济复苏进程差异, 发达经济体告别过去同步宽松局面,货币政策分化明显加剧。 2014年新西兰率先加息,并连加3次;美联储完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加息提上议程;英国央行也开始释放加息信号;欧元区和日本则依旧在加码宽松。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同样分化,俄罗斯、巴西连续加息,智利、土耳其和匈牙利下调基准利率。预计,未来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将更加明显,美英料将启动加息进程、欧洲可能实施购买国债的完全版量化宽松,进而把分化推向高潮。
按照美联储公布的退出路线图, 即便2015年首次加息后,美国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和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而有利于全球保持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欧洲央行2014年6月进一步下调三大政策性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存款利率与隔夜贷款利率)。 其中隔夜存款利率更是由0.0% 下调至-0.1%,这是多年来发达国家央行首次实行负利率;同时宣布将实施ABS购买计划与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该操作计划为期两年,将延续到2016年。日本央行于2014年10月底扩大量化质化宽松(QQE) 规模,由上年4月的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增至80万亿日元。 欧元区和日本加码量化宽松有利于对冲和弱化美联储加息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而且总体来看, 美日欧三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总规模未来将继续膨胀。国际金融协会(IIF) 预计,2015年美日欧三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扩大至12万亿美元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大全球流动性供给。在此背景下,全球低利率环境有望延续,尤其是中长期利率在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的抑制下,仍将保持在历史低位。
二、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我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过程明显提速
(一)以融资多元化为代表的金融多元化发展持续深入
近年来,以金融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我国金融深化过程明显提速。具体表现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多样化,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快速崛起,在强劲分流商业银行存款的同时,推动非信贷融资蓬勃增长,金融脱媒愈演愈烈,金融体系加快由 “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向银行信贷与市场化融资并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共同发展方向转变。金融多元化发展还体现为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引导民间资金进入银行体系,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融资多元化是近年来金融多元化的突出内容,传统信贷渠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资金支持占比迅速下降,而非信贷融资占比相对提高,对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性也日渐重要。从社会融资规模构成看,2002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95.5%,银行贷款基本上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全部内容。此后, 银行贷款占比逐步回落,直接融资(股票与债券融资)和表外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非信贷融资开始崛起,社会融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2013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已降至54.8%。与影子银行膨胀相关的表外融资崛起势头迅猛,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由2006年的不足一成快速上升至2013年的近三成。理财、同业、债券等非传统信贷融资渠道在社会融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推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快速膨胀。 从国际经验看,以非信贷融资为基础支撑力量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是未来发展趋势。
金融多元化是我国金融深化的根本要求,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需要指出, 我国居民理财需求“井喷”和融资供求错配是导致近年来各类理财产品及非信贷融资渠道爆炸式扩张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在我国企业和个人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存款利率仍被管制而压低在低水平,银行存款收益低于合理回报,作为曾经主要的金融投资产品,银行存款其收益而长期遭遇物价和房价的侵蚀,企业和个人资产保值增值诉求增大,需要更丰富和多元化的资产管理渠道为其提供服务,因而我国金融发展步入“全民理财”和“大资管”时代。与此同时,社会融资供求存在结构性错配,一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下,贷款仍倾向于流向大企业、大项目和国有企业,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需求仍难以满足。二是存量贷款资金过度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集中,为“防风险”,金融宏观调控对以上两项贷款给予严控,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依然存在。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变化较为频繁,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压力,需要通过多元化业务渠道来应对政策冲击,进行“监管套利”。因此,各类理财产品和非信贷融资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需求导向供给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和自发性。随着我国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多元化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势不可挡
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在政府逐步放松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管制,实现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等方面。近年来,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攻坚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资本账户开放有序推进。展望未来,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势不可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未来金融自由化改革也将围绕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进,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各项金融改革的次序安排上,有观点认为,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须遵循“先内后外”的改革次序,认为在完成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开放资本账户,我国会遭受外部冲击,形成巨大风险。因此, 应在资本管制的保护下,加速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考虑如何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先后次序安排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其中的首要和关键的突破口。
就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情况看,一方面,由于资金定价完全市场化,影子银行和以债券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的蓬勃发展,加快了微观主体自行推动的利率市场化“自下而上”自然演进。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 “自上而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自2012年以来进入“快车道” 继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贷款利率实现完全市场化后,2014年11月,央行将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基准利率1.1倍扩大至1.2倍,同时简化了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期限档次,扩大了利率市场化定价空间。随后不久,酝酿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正式推出,不仅能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同时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于2014年7月表示“利率市场化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
(三)通过成立金融控股集团来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
虽然我国政府对金融业的发展仍坚持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但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造成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加快推进,银行、信托和证券等金融子行业间的“跨界合作”屡见不鲜,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等的“跨市场运营”更是习以为常,混业经营渐成潮流。 尤其是近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依托信息技术更是突破了分业经营的藩篱。与金融多元化相伴随的金融混业经营也是大势所趋,是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和分散风险的需要下,适应从业环境变化的结果。金融机构的从业环境变化体现在:一是客户变化, 综合理财业务后发于财富积累, 客户综合服务需求提升;二是技术变化,互联网技术推动金融业务多点开花,低成本提供综合服务成为可能;三是集中度变化, 金融业内兼并收购加剧, 促进集中度提升。
未来判断 篇5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 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踯躅不前。 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5 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 “第三方评估”, 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 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 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 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 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 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1]1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 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 “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1]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 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 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 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 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 引发了1970 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1]2,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 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 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囵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 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 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 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 个层面的重要问题: 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 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体自身, 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 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 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定为18 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这大约200 年的区间; 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 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之间, 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 在英国,1850 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 在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将近200 年的时间里, 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 “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 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 年、1890 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走出象牙塔”[2],等等。 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 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 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 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 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 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 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3]。 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 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 如1968 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 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 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4],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 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 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 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 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 建国以后到21 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 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 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 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 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 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二、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 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 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 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 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 年制定的 《教育规划纲要 》, 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 《教育规划纲要》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5 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 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 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 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 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 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 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越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 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 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 年5—9 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 个观测点,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 月到10 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的评估结论。 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 “大格局” 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 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 “发展思路雏形”。 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 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 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任务。 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管理”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 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 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 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 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 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 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完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 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 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 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 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 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摘要：在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评估与反思的基础上,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主要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双重叠加的历史背景下,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与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加强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关键词：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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