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问题（共12篇）
公信力问题 篇1
作为国家权力中专事刑事裁判和解决犯罪问题进行定罪量刑的司法活动, 它有着自身的权力运作规律,实体规范依据和程序逻辑结构,只有充分的尊重和探究实体规范依据和程序逻辑结构, 刑事司法才能够彰显理性的力量,才能具有司法公信力。秉承这一思路,笔者以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角度,对现代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进行探讨。
一、溯本求源———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价值来源
启蒙时期的到来,人类以觉醒了的主体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反对国家的专断与任性,在刑事司法方面注重在运用国家司法权力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也开始在刑事程序方面限制国家的司法权力以关注保障人权和自由,理性表达了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审慎, 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 刑事司法的运作,一方面是以刑法的实体规范为依据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信力;同时定罪的公信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依靠刑事程序限制与规范运作的过程,其公信力取决于程序的公开透明,程序的公信力来自“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人们想象最多的是天平,在西方社会,司法的最著名的标志是一位蒙着眼睛的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剑者,表达法律的威严;天平者,表示执法应当公平。司法女神蒙着眼睛,表示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贵贱贫富智愚贤不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屋顶上就塑有这样一尊名为“正义之秤” 的司法女神造像。刑事司法作为剑的意象,历史颇为悠久。剑表达的是对恶的惩罚,它必须是锋利而非驽钝的,象征着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法官贪赃受贿致使罪犯逍遥法外,当然有罪;若因法官的懈怠, 而不履行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而使罪犯逃之夭夭,也是有罪的1。“正义之秤”和司法女神的造像仅仅是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和西方民众的法律意念,但是这种寄托法律理性的法律文化之物已经展现了现代的刑事司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构建的司法符号体系结构。在司法场域中,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一方面是司法程序中刑法实体规范演绎适用的内在逻辑,即“给我犯罪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实现惩罚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司法愈益严格的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程序限制和不断扩充的对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2)在刑事司法中国家在行使司法权时考量的因素多了,甚至在刑事审判中悄悄的渗进了其他的评估因素,从而深刻的改变了司法判决规则2。在米歇尔· 福柯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些考量的因素。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首先,不再象原来那样简单的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还要追问: ‘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映,是一时的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其次,也不再简单的问:‘这是谁干的?’还要追问‘我们怎么确定造成这种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的哪一方面?’最后, 也不能简单的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评估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些对犯罪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3
二、回归司法正当性———刑事司法
公信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权力制衡和法治三大观念的基础之上。
1.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契约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权力起源于人们的同意,刑法权和以实现刑罚权为目的的司法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由全体人民赋予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产生的,其要义是认为人生来是完全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的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了立法权,司法权和惩罚权4。国家是基于建立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以契约组织起来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政府, 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设立的,国家尽这个责任是正当的,不能尽这个责任或者越权,人民有权反抗。卢梭同洛克一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委托的,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制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5。
2.理论基础之二:分权制衡论。分权制衡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基于人身安全的政治自由是国家自然具有的目的,而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防止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最不可少的是上述三权必须分立,互相制衡。孟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警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同一个国王或者议会将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被置于专断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是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6。
3.理论基础之三:法治论。现代法治起源于英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标志,法治的涵义有多重性, 正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 难以加以界定”。“法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的政治理论,他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可以行驶其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以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应该是一个立法者,法律必须是成文的,除了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治不仅是指统治者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本身要服从法律。他认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精神的弘扬,人们着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法治问题,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
三、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内容分析
刑事司法是人类对刑事犯罪认识的深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本能的报复向理智的刑罚演进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刑事实体构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本身来讲,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就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与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9。
1.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定罪准确。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确认和评判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具有以下特征:(1) 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们法院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查明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的规定认定行为的犯罪性质,这就是定罪活动。(2)定罪的内容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这里的确认又称为认定,指从质的规定上对一定的现象作出分析、认识、判断和确定。在定罪活动中,所谓确认,主要指对某一行为和犯罪的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的认定。这种认定一方面是法律对某一罪名的犯罪要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定性。(3) 定罪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是在实施法律, 它本身不创造法律,而只适用法律,定罪是罪刑关系个别化的重要内容,即罪之个别化,它是量刑与行刑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定罪就谈不上量刑和行刑10。
2.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量刑合理与可接受性。量刑是与定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确认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量刑准确要求罪刑均衡,精确司法。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贝卡利亚在其 《犯罪与刑罚》中早就论述了罪刑均衡的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现在也称为罪刑相适用的原则,“罪刑越大,绞架越高”。 一旦摆脱这样朴素的罪刑均衡观念,我们就会遇到难题,惩罚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等于或相当于犯罪的恶, 我们不可能有关于痛苦和恶的计算单位,犯罪的恶与某一种类或某一等级的刑罚之间,还不能有数学上的必然联系, 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 惩罚与犯罪的危害性相适用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完美的适用关系,而是对不同的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准或标度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12。例如,造成很小危害的轻微的犯罪不能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那样得到严厉的惩罚。故意造成了危害的犯罪应当受到比非故意造成同样危害的犯罪更重的惩罚。罪刑均衡原则本身是由原始自然感情和朴素公平意识产生的,量刑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作为现在理性的量刑原则,对什么样的犯罪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才算实现了罪刑均衡,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平均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但现在随着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个体和刑罚的谦抑与轻缓化,量刑的时候应该反映出轻刑罚的倾向。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责任相适用。”这就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时,既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又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3。
3.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也是刑事司法的外壳,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本身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犯罪和刑罚问题即定罪量刑的问题,这个在实体理性中予以了探讨, 如果说实体理性是刑事司法理性的灵魂,那么程序理性则是这个灵魂的载体, 确定理性的程序原则能够有效的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程序理性在司法场域中反映的是对国家“进攻”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防御权利的扩张的过程,在限权与扩权之间对刑事司法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一个缺乏理性的程序制度的刑事司法无疑只是主张国家司法权在诉讼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将司法看成一种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14。所以,只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最大公信力。
4.刑事司法公信力中心是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对任何司法制度而言,公正性始终是其生命的灵魂,公正即是人们评价和构建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标准,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中的国家司法逐步走向公正的历程,也是人类对司法制度理性化认识的过程。而作为审判规范的理性主要是指在刑事司法中,法院和法官必须坚持公正的审判价值观,根据自己的良心和法意识,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这里的审判公正应保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观的公正,这种公正是指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认识和对法院的定罪处罚的刑事判决自己予以认同并接受。这种主观的公正是以个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往往表现为犯罪人的认罪伏法,但这是以法院确实是做出公正的刑事判决为依据。二是过程的公正,过程的公正主要是在审判中最直观的程序公正,一方面意味着法院在审判中严格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司法活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审判中对于控辩双方予以公平的对待,同时保证控辩双方能够充分和足够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和请求。三是形式的公正,这种公正首先也意味着在司法审判中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要求和规定来审判,同时,法院依据的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唯一的根据。
公信力问题 篇2
公信力是法院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效果的客观结果，综合体现了法院工作的权威性、民主性，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程度，表现在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方面。近年来，各级法院不断完善和规范审判执行环节中的各项措施，促进了和谐司法建设，提高了执法公信力。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种矛盾的不断涌现，对法院推行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摆在各级人民法院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各级党委和权力机关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现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相关问题进行一番研究。
一、当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随着法治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知识的丰富，以及法院自身工作的创新发展，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在不断提高。但因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具有滞后性，与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仍有不适应的方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使一部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还有所质疑。从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分当事人乐于私力救济，反映司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司法公信力不高，有些当事人“惧讼”、“厌讼”，在出现纠纷后，不愿通过诉讼解决，而是寻求私力救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矛盾，表现出对司法的不信任。
（二）诉讼中请托现象时有存在，折射司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案件诉讼到法院后，一部分当事人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举证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托关系、走后门”，采取请客送礼等手段与法官接触，对法官施加压力来影响案件的审理。即使处于有利诉讼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也生怕自己会败诉或诉讼被拖延，把胜诉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关系、人情”上。
（三）一审裁判上诉率仍然较高，体现司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案件宣判后一部分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败诉方往往会上诉，甚至双方当事人都上诉。从当事人上诉的理由来看，大多认为法院裁判不公，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的甚至认为法院程序违法。这说明一审裁判的公信力缺失，难以令当事人信服。
（四）部分生效裁判得不到兑现，显现司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司法的尖锐问题。执行 难除法院自身原因外，当事人规避法律、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不配合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对裁判结果不服，部分当事人采取消极对抗、拒不执行的做法，甚至公然以暴力抗拒执行。这说明部分生效裁判依然存在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自觉履行。
（五）涉诉信访事件的不断发生，衬托司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高。近年来，涉诉信访不断发生，出现了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不正常现象。在这些涉诉信访中，涉及民事案件的信访占有相当比重，而且这些来信来访大多指责法官裁判不公，表现出对司法公信力的不满。
二、导致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所在（一）人民法院职能方面的原因
法院虽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当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等特点，各类矛盾和纠纷进入易发、多发阶段。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各方面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开始由行政化转为诉讼化，矛盾最终集中到法院。但有些矛盾产生的原因较多，尤其是平改拆迁、企业改制、民工报酬等案件，并非法院一己之力能够解决，所以难免会出现当事人因各种原因对生效裁判不服的 情况，加之执行不能风险的客观存在，司法公信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二）群众传统观念方面的原因
审判和执行是专业性极强的活动，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现代司法更是如此。在我国，一部分群众受文化水平、法治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现代司法的特点缺乏正确认识，诉讼时不提供证据、不注重诉讼时效、不遵守诉讼程序、认识不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别、认识不到诉讼是存在风险的，只追求胜诉结果，总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古皆然”，一旦法院裁判结果与其要求不符，就想当然地认为裁判不公，断案不明，就认为有冤屈，就要上告、上访。中国传统的维权观念是“青天政治”，把维护自身权利寄希望于高级官员。只要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拦轿喊冤”“告御状”，不依法不依程序维权，信“访”不信法。
（三）审判工作质量方面的原因
司法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办案质量的高低。从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来看，多数是反映案件的质量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反映案件审理程序存在的问题，裁判文书制作方面的问题，案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分析原因 时，虽然有法院工作特殊性及外部的诸多因素，但审判质量问题才是司法公信力不高的主要内因。
（四）干警队伍素质方面的原因
司法公信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部分干警的素质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尤其是审判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执法理念不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法律专业知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新步伐，做群众工作缺少新方法，与当前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不相适应，使得部分案件质量不高，不能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法院的裁判，不能实现真正的案结事了。也正因为部分干警的素质不高，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弱，才会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发生。
（五）审判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也与时俱进，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审判组织体系、司法职权配臵、执行工作体系、审判质效管理、涉诉信访、绩效考核等体制机制还有同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方面，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三、全面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虽然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法院外部因素受国情和传统文化制约，短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但从法院和干警的自身方面，我们是应当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的。
（一）要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大力提升司法能力
一是要增强法官的法律知识储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工作，转变原有的培训方式，积极探索、逐步形成全市法院“菜单式选学”培训模式，构建集中培训与巡回培训相结合的全员培训格局，着力解决培训覆盖面不均衡，少数法院人员得不到培训机会而有的人员重复培训的问题。把培训由理论研究型向理论与实践结合型转变，由知识培训型向知识与能力结合型转变，着力提高法官审判、执行、调解等方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是要提升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定期组织一批思想政治坚定、理论功底扎实、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化解纠纷的资深法官开展实例点评、现场指导、现身说法等活动，进行传帮带，使干警能够准确把握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上。同时，通过广泛开展精品案例研讨、法律文书评比、庭审观摩、审判业务专题讲座，不断提升法官驾驭庭审、判后答疑能力。
三是要提高法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法院新录用干警下基层、到信访部门学习锻炼制度，使广大法官能够多向社会学习，多向群众学习，多向实践学习，提高法官把握社情民意、与群众沟通交流、做调解工作的能力，积累基层和群众工作经验。
四是要提高法官裁判说理能力。裁判文书是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直接载体，也是进行法制宣传的生动教材。所以，裁判文书的用语应力求通俗、简洁、易懂，让当事人看得明白；要力求论证充分，说理透彻、引用法条适当，让当事人信服；要准确无误，避免产生误解，引发上诉、信访问题。
（二）要坚持人民法院的人民性，落实司法为民举措
一是加强立案窗口建设，实行法官导诉制度，让群众诉求有门。广泛推行预约立案、电话立案、网上立案等立案形式，方便群众诉讼。推行法官导诉制度，每天安排一个值班法官在立案大厅负责接待群众，耐心解答老百姓的提问，让涉诉群众清楚地了解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自身的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举证期限等法律知识，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委托代理、申请回避、举证和质证、上诉、申诉以及申请执行等诉讼权利。同时对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群众，由导诉法官及时通知立案庭，按规定程序办理诉讼费用 的减免缓手续，让群众节约了时间，节省了费用，使群众有难而来、满意而归。
二是坚持巡回审判，方便群众诉讼。便捷的诉讼程序是解决“打官司难”、体现司法人民性的首要环节。积极改进服务方式，在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司法为民的自觉性。各级法院可以考虑在辖区内的工业区或群众聚居地设立巡回办案点，实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既方便偏远地区或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又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给广大的普通百姓上一堂生动的法制宣传教育课，以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三）要优化外部司法环境，增强司法的亲和力
一是要重视舆情，把握主动。要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及时掌握舆情，分析舆情，驾驭舆情，变被动为主动。每年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和分析各种舆情，加强舆情监控。
二是要积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要加强司法宣传管理，严格对个案宣传报道的把关，从源头上减少负面报道的产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歪曲炒作。要有效应对涉诉舆情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迅速查清事实真相，迅速公布调查情况，迅速表明应有态度，确保及时有效地形成于我有利的舆论氛围。要努力构建科学、畅通、有效、便 捷的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完善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络机制，积极创建人民法院网站、信箱、论坛等便于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及时反映司法需求提供有利的条件。
三是要加强合作，实现互动。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权威。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工作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必须在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占据重要位臵。要积极主动抢占主流媒体宣传阵地，利用主流媒体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力强、权威性高的特点，提高信息宣传工作的软实力。
四是精心策划，做好专题报道。集中精力搞好集中报道、系列报道、连续报道，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积极主动地宣传报道法官队伍中的先进典型事迹，在巩固宣传老典型的基础上，及时挖掘法官队伍中的新典型，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有整体、全面的认知，努力形成强劲的宣传声势，创造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良好舆论环境。
公信力问题 篇3
关键词：腐败 根源 政府公信力 开放型政府
腐败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也是世界上各国普遍都存在的问题。从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看，曾经美国腐败的泛滥程度相较于今天一些被称为“最腐败”的一些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腐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法使用公共权力，即违法。然而，在某些领域，腐败却并不违法。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中，公职人员所做出的决策其实和利益集团是分不开的，其中，私人利益集团的争权也是十分激烈的。
1、腐败的根源研究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认为：“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前人对腐败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揭示了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笔者1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权力滋生腐败。而防治腐败就要从权力的监督以及分化入手，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制。
如今，公务员的腐败问题很是严重，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公务员的腐败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公务员的腐败，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政府要提高公信力，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公务腐败现象的滋长。
2、公务员腐败的防治途径
腐败问题不是个体问题，是个社会问题。公务员的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是权力的异化，体制的不完善等综合因素导致的。因此，解决公务员腐败问题，需要权力监督机制以及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
2.1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制
权力滋生腐败，而权力缺乏监督又是腐败滋长蔓延的重要原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如果权力得不到约束和监督，必然滋生腐败。因此，必须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首先，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完善，实现权力的制衡；其次，对公务员以及各级组织机构的执政行为进行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逐步实现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方向转轨。
2.2尊重公务员合法权益，以薪养廉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腐败的程度和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公务员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他们承担着管理国家的重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国家应该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对公务员给予适当的薪金，保证他们能依靠合法收入，并过上较体面的生活；在政府机构高效运转、人员精简的前提下，实施以薪养廉制度，这对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具有显著的作用。笔者认为，公务员薪金现阶段实行全国统筹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实行梯度薪金制度，根据不同地区情况采取不同的薪金。其次，薪酬结构要做适当调整。
2.3加强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建设
目前我国公务员存在一些普遍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例如公仆意识淡化以及本位主义严重。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建设十分重要，首先，公务员职业道德以其社会示范和社会导向作用直接影响政风和社会风气；其次，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是防治腐败，促成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
3、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途径
公务员是政府的行政人员，是行政行为的决策人和执行人。公务员腐败问题的改善，必然会给政府提高公信力带来促进作用。提高政府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做好改革的准备，也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群体性事件高发、上访、网络舆论活跃等严峻挑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路径来提高政府公信力：
3.1树立“开放型政府”的理念
以增强政府行为透明度为目标，通过推进政务公开制度以及参与式决策、参与式评估来提高政府公信力。一要推动政府信息和政务的公开。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坚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大推进政务公开力度。二要完善参与式决策。在一定意义上，公众参与是以公众对现存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基本认同为前提的，公众参与就是政策体系合法性的来源和根据。在参与过程中，公众已经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认可了政策体系的权威，并且直接显示了公众的政策倾向，而这种政策倾向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三要深化参与式评估。探索建立以专业组织测评为主，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开展重大决策事项的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
3.2 建立和完善参与式行政决策机制
建立健全多方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评估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参与式行政决策机制。依法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范围和事项，完善公众参与等程序，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参与式行政决策机制。二是用好“网络问政”平台，建立常态的政民网上互动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多方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评估制度。探索建立以专业组织测评为主，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开展重大决策事项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
3.3 结合各地实际和特点，大力推进制度廉洁性评估
结合各地特点和实际，推进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 2011年，国家预防腐败局把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列在“着力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重要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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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性报道与媒体公信力 篇4
揭露性报道与媒体公信力的关系
作为问题性报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揭露性报道, 被不少媒体使用之后, 在建立媒体公信力之路上高奏凯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央视新闻频道于2003年5月开播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该栏目紧密关注与普通消费者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以揭露式报道作为主要报道方式, 以隐性采访作为重要采访手段, 通过不断的调查、质疑和记录, 取得独家素材, 在短短的一年中, 迅速在观众中树立起极大的威望, 初步打造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形象。
根据央视国际网站的48小时新闻排行榜的统计, 该栏目的点击次数排名均在前三位, 点击次数最高在2万余次 (而其他新闻点击次数一般不超过5千次) 。总体来讲, 栏目呈现出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升的走势。
该栏目出现如此良性的发展态势, 除了栏目本身的定位准确以外, 关键是揭露性报道这种报道形式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魅力:
1.揭露性报道在题材的选择上, 一般是关注哪些隐藏在社会中有损公众利益,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或者对公众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事情, 有必要予以揭露, 所以题材本身就具备了很强的公信力。
2.揭露性报道以暗访为主要采访形式。而明察暗访很容易打造媒体公信力, 原因是:一、这种暗访方式保证了记者获得的资料是第一手的, 也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中转环节, 直接从所要报道的事实那里得到的材料, 包括记者的直接观察和物证材料。二、记者的明察暗访之所以有助于打造媒体的公信力, 更重要的在于他敢于直面社会矛盾, 而人们在现实当中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 媒体能否正视社会矛盾是衡量其权威性和公信度的重要指标。
3.揭露性报道, 体现了记者个人的魅力。因为暗访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记者往往要深入虎穴, 和对方斗智斗勇, 不但要保证个人的人身安全和摄录设备不被发现, 还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全面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因而采访具有比其他采访形式更大的难度。明察暗访彰显的是记者及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 易受到观众的尊重。
4.揭露性报道中明察暗访的手段还体现了媒体的独立品格, 媒体在此必须表现出质疑的精神。如《每周质量报告》第二十九期《鲜火腿遭遇污染》节目, 记者就著名的金华火腿用剧毒农药敌敌畏浸泡这一线索深入调查。整个的采访过程就是观众同记者一起求证的过程。在此媒体作为有着独立品格的公共部门的性质凸现出来, 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 因而节目播出以后, 社会反响强烈, 事实上《每周质量报告》的很多期节目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这是媒体独立品格魅力的表现。
揭示性报道与媒体公信力的关系
揭示性报道是问题报道的另一种形式, 它主要针对社会和自然界中已经存在或随机发生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 进行报道、分析、求证, 给人以警示, 使社会健康发展。媒体是人们认识社会、认识环境的重要工具。这种报道的关键是“揭示”而非“揭露”, 因为这种问题不一定有主观的掩盖。
这两年我国新闻媒体频繁采用揭示性报道反映社会重大问题, 对这些重大问题予以及时全面深刻地报道、分析和引导, 正确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
1.揭示性报道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了解社会问题的主要渠道是媒体。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将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告诉他们, 就成为公众评价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尺度。
面对非常事件, 媒体报与不报, 如何报道, 不仅关系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与否, 更直接影响媒体在受众中的公信力, 关乎党和政府的威信。在不损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不断加大非常事件报道的透明度, 对提升媒体公信力、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意义重大。事实证明, 媒体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 及时向社会发布权威消息, 就能让“谣言止于阳光”, 媒体的公信力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2.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揭示性报道通过就事说理的方式, 往往可以起到释疑解惑、拨云见日的作用, 以引导公众提高鉴别力与判断力。在不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 找准报道视角, 多方面挖掘事件的积极意义。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许多非常事件如坠机、沉船、矿难、恶性刑事犯罪等, 都会打乱人们的正常的生活节奏, 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尽量规避负面影响?媒体在其中可以发挥其正确引导的作用。
3.能够深入挖掘、揭示问题
通过对事物的深入了解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以使自己同环境更加协调。这就对具有认识功能的新闻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揭示性报道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它不仅仅局限于报道事物的表象, 更能深入挖掘事物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回答受众深层次认知事物的要求, 甚至是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 因而更容易在民众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
公信力问题 篇5
【摘 要】本文以“塔西陀陷阱”为引子，分别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以及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表现、危害、原因与破解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危机；政府行为；公众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担任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陀陷阱”。2014年5月9日，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就曾以该“陷阱”为引子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可以说，“塔西陀陷阱”是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机的直观反映与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概念
何谓公信力？商务印书馆新修订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延伸到政府公信力层面，概括来讲，笔者认为，政府公信力指的即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支持与拥护的能力。它内在地包含了政府对公众信守承诺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两个层面，在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表现
公信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11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把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很高”到“很低”依次赋值5至1分，农村与城镇居民对乡镇一级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别为2.73分、3.07分，对县一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仅仅为3.21分、3.27分。
长期以来，公众已经普遍形成了对于政府归责的习惯性、意见的整合性和态度的刻板成见，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表的言论和政府工作人员均不信任：官民冲突时，错误肯定在政府；官员出错时，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肯定会与民争利„„诸如此类，使政府的很多良苦用心得不到支持，好心办不成好事甚至好心办坏事。政府公信力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
3.1 动摇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托马斯?潘恩说：“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力去设立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任，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众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政府而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政府在此过程中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责获得相应的权益，也就是说，政府与公众二者存在一种契约关系，若二者丧失信任，契约关系将失去效力，导致政府的存在得不到公众的承认，失去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3.2 阻滞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陷入公信力危机的政府将丧失价值引导的能力，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公众会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方式与政府周旋，抵制有关政策的依法贯彻并竭力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特殊情况下，一些民众在感觉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依法保障时，会转而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甚至爆发反社会行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为应对这种困局，政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予以处理，往往付诸于更为强硬的管理措施，反而导致公众与政府之间陷入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3.3 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方面，公信力的缺失将使政府在引进外部资金、项目和人才时丧失说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会更多地付诸制度外的非法手段如行贿、偷漏税等手段以维持利益获取的稳定性，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因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务必会受到遏制，而公众的抵制与无视，又将继续拉大官民隔阂，固化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与行动模式，导致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陷入困境。引发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主要原因
4.1 客观环境使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利益主体及其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相较以往也更为复杂。以此为背景，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并由此滋生出各种矛盾和纠纷。
4.2 政府行为失范
4.2.1 政策制定的随意性
由于公共决策系统不健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可行性的考量，有些时候甚至仅仅依靠“一把手”的主观臆断，从而导致政策决策的不稳定，常常出现相似问题却依据不同标准处理的情况，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新的政策决策的不信任。
4.2.2 行政伦理缺失
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处于垄断地位，便常常颠倒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仆关系，变服务为掌控。一些政府基于部门或个人利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或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或者强行贯彻某些政策，破坏公平正义；或者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论长远发展，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思维，而经济建设型政府本具有与民争利的自然趋势――这是我国当前官民隔阂与冲突的症结。
4.2.3 政务信息不透明
社会学家G?阿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流言传播公式：流言传播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政府在信息垄断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对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给予重视并采取措施，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常常欺骗、隐瞒，导致各种流言与负面情绪在公众之间传播与传染，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4.2.4 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
首先，权力资源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只对上级负责，忽视了民声民意，而所谓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常常是走过场、走形式，虚有其名；其次，一些行政监督制度与办法往往只是原则性地指导，不能具体量化，或者量化指标不规范、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传播媒介的严格管控等顶层设计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媒体与普通公众民主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4.2.5 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不正不实
一是官僚主义。受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仍旧存在特权思想，把做官升官当作个人成就的体现和发财致富的渠道，把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能贪则贪，对群众需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甚至故意刁难、吃拿卡要；二是能力不足。由于忽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一些政府官员在治理一方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习惯照搬照抄，按文件办事、按领导要求办事，而在制定本地政策时，又喜欢搞“一言堂”、“家长制”，导致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三是权限不明。受计划经济思维残存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习惯上大包大揽，不该管的也要管，管又管不好，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越位，固化了公众“万能政府”的观念，也打击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开创性发展。
4.3 公众认识的错位与狭隘
一方面，“万能政府”的观念导致公众习惯上把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放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对政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往往会忽视政府有利于自身的行为而专注于政府政策法规带给自己的负面效应，从而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
此外，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很多商业媒体为了制造噱头，吸引公众眼球，常常会故意夸大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负面形象，也因此加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我国政府走出公信力危机的路径选择
5.1 加强制度建设
“用制度管权、管人、管钱，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这是李克强在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于国务院第一次廉政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强化制度建设，首先要确保制度的科学性、明确性、可操作性，杜绝为了完善制度而制定制度，杜绝语言模糊、标准笼统，杜绝给予制度执行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5.1.1 构建政府信用体系
首先，建立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机制，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教育，强化其信用意识、观念和思维，增强其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建立健全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考核机制，推行信用评级，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并提高对档案的信息共享。第三，强化失信惩戒机制，对凡涉及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依法予以严惩，对即使是无心失信或能力不足造成损失的官员也必须及时纠错与问责。
5.1.2 完善监督制约体系
首先，必须提高监督部门与机构的独立性，依法保障其独立行使监督权的职能，避免控制媒体与公众舆论。其次，要不断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各级政府对上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第三，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治公权的裂变与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权力运用与认识体系，确保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5.1.3 健全干部政绩评判、选拔任用体系
一方面，必须打破官员考核自上而下的封闭性，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加大民生事业指标考评比重，重点关注政府及其领导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应建立激发领导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对政府岗位需求及各岗位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进行科学分析，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大力选拔使用那些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的好干部。
5.1.4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
一方面，政府必须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管理意识，落实好政务公开，完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及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步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另一方面，要开发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功能，增强与民众的有效互动，积极听取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确保民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提高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1.5 优化政策决策系统
在制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通过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听证等多种方式确保不同方面政策的相互照应与新旧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使整个政策系统能够保持长远的协同性与完整性，降低政策随意变更带来的社会风险，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使公众能够对政策变动趋向有一个合理地预期，对政策的后续变动做到处变不惊。
5.1.6 优化信息公开机制
为适应自媒体时代地到来和话语权的平民化，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主场的优势，纠正过去一味遮掩、隐瞒的做法，并完善相关的信息公开责任制，通过信息公开击退谣言与误解，以揭示真相、讲述真话和体察民情争取主动，赢取公众信任。
5.2 调整职能定位
5.2.1 划清权力边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核心就是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具体办法就是实施清单管理，在横向层面界定不同部门的权限，在纵向层面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边界，从而建立起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的运行机制，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避免失位与越位。
5.2.2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政府退出必然带来的问题是谁来接收原先政府的责任、填补公共服务的空白，这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作为政府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社会组织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从而有利于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帮助公众实现更为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与共同利益。
5.2.3 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全面放手公共事务。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情、传统政府的强势地位和老百姓对政府的强烈依赖都决定了当前的社会治理不可能无限制弱化政府角色。
事实上，与其说政府退位，不如说政府重新定位来得更关键、更现实、更紧迫。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已稳居世界第二，与此相左，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因此，政府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的错位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行政行为的着力点，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部门、每个层次，以制度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并通过服务供给社会。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必须有所担当，凭借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取民心。
5.3 转变工作作风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依法行政意识，知法守法，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法的精神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绝不允许有领导批示、文件指示超越法律现象的存在。在行政行为触犯法律法规时，必须启动相应处罚机制，从而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尊严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讲，作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不断强化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的意识，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要工作目标，切实把权力用在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其次，要充分认识与理解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勤于学习，乐于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与道德水准；第三，应重视物理形象与话语形象的塑造，以朴素大方的着装、干净整洁的外貌、心平气和的神态、富有智慧的语言获取公众好感，树立个人威信。结束语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关乎党的执政地位。
近年来，党和政府就公信力的重塑制订了一系列科学的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目的之一亦是通过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八项规定的提出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地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地持续深入„„无不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正视与倾力解决的决心和勇气，“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官民共治”的生态管理格局将在我国逐步得以建立，而我国各级政府也必将彻底走出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危机，实现官民互信。
【参考文献】
公信力的困局 篇6
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在武书连所排榜单中，浙大打破了清华、北大轮流坐庄的局面，首次位列榜首。本来，在不同评价体系下，各排各榜，百家争鸣，是好事一桩，但却引发重重争议。争议的根源，不是浙大的地位，因为在独特的评价体系下，浙大排名第一并不奇怪；争议的根源是排行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还不够高。
“关注有余，公信不足”八个字可以概括国内各大学排行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在争议声中一路走来。从1987年出现伊始，就受到广泛质疑，而后又出现“赞助费”“潜规则”等事件，也让公众对排行榜的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质疑。
我国的大学排行榜公信力之所以还不够高，原因有三：一是零门槛，除1992年国家科委以官方名义排出中国大学四强外，其余各色排行榜都是彻彻底底的民间行为，不设门槛。二是缺乏有效监督，排行榜的指标、数据来源不够公开透明，公众不清楚大学的先后次序是如何排出的。三是排行榜带有功利性，各种负面新闻已经说明，排行榜发布机构必须要在利益面前保持客观中立，才能进一步增强公众对其的信任感。
一言以蔽之，国内的大学排行榜在操作上不够规范、透明度不够高，还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才使得其公信力与公众的期待值有差距。
既然民间的大学排行榜公信力不高，为何不由官方再制定出一份权威的榜单？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不同意这种做法：“第一、我们不搞任何排行榜；第二、我们不赞成任何对大学进行排名的活动；第三、我们尤其不赞成不实事求是的、没有科学基础的大学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表示：“民间的排行榜出台，都纷纷遭到质疑，那么官方排行榜也会因为其依据的标准和方法不同，出现与大家心目中不同的排名，这样还不如由民间来排名更合适。”
相比之下，国外的大学排行榜显得实在一些。加拿大权威的政经综合杂志《麦克林》周刊每年发布一次大学排行榜，是公众观察大学水平的重要参照，也是新生选择学校的重要参考资料。加拿大大学的有关数据一般都是公开透明的，研究机构可以跟踪收集。《麦克林》对大学的评价指标很详细，其中包括大学为学生服务的直接开支多寡、奖学金的多少、教师学历程度、图书馆资金规模和学校获得国家科研资金的数额等。该大学排行榜数据公开透明，创办至今已经有18年历史，从未传出过“潜规则”方面的丑闻。
虽然公信力不高，但排行榜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大学排行榜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排名比没有排名好，有争议比默不作声强。排行榜要提高科学性、权威性和全面性，这样才能对大学做出正确的社会评价，对高等学校的发展起到正面作用。只要大学排行榜能以公信力立身，做到数据透明、真实可信、体系科学合理，其质量也就随之提高，就能成为评价高等教育的重要参考和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利器。
言论
老百姓要弄明白，大学上得值不值？政府部门要算清楚，拨给大学的钱花得值不值？大学排行榜正是以其简明、直观的特点给了人们一个先后之分。
——陈厚丰（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
大学毕竟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问的地方，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才是头等重要的。如果追着排名跑，就会丢了“魂”。
——龚克（南开大学校长）
对大学的评价只能看它对社会的贡献，从社会影响来评价它，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没有统一标准，必须看它是不是真正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大学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学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中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
——许智宏（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任何大学排行榜都是有局限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学排行榜。差异很大的排行榜不断发布也有一个好处，至少可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道理：尽信榜则不如无榜。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排行榜）存在是合理的，而且就应该由民间机构去办，但问题是当缺乏监管的、最后没有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已经变成了一块砖，东西南北任人搬，有的人从中搬走了钱，有的人从中搬走了自己需要的名，媒体一搬是乱象，老百姓搬出来的只能是摇摇头。
——白岩松
大学排名越高，生源越好；生源越好，大学排名越高。反之，大学排行越低，生源越差；生源越差，大学排名更低。这种特别的作用使得排行榜难以被有追求的大学所忽视。
——卢晓东（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浅谈我国政府公信力问题 篇7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 它反映了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它是政府和社会公众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体现。一方面, 政府制定公共决策、执行公共政策等方面将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 并由社会公众对其进行评价;另外一方面, 公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将影响政府的影响力及号召力, 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与组织人员之间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 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方面的关键因素。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与整个社会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表现, 同时也引导着整个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普遍信任关系。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稳定快速发展的核心。
(一) 政府公信力可以增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的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 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对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认可程度。政府为管理人民的公共事务和服务人民而产生, 人民赋予其公共权力,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应该诚实守信、遵宪守法、践行承诺。同时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群众对于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提升可以增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二) 政府公信力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经济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信任关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维护市场规则和秩序、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维持必然自然有助于市场经济中普遍信任的建立, 从而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稳定快速的发展。
(三) 政府公信力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人无信不立”、“言必行, 行必果”的说法,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可以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引导社会公众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和优良美德, 促进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发展。
(四)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 由于政府可以做到取信于民, 那么必然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势必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政府公信作为一种主观自愿机制, 同公共权力的强制机制一起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然而如果政府失信, 那么社会成员则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感和个人归属感, 进而引发诸多的因保护自身权利而与他人及政府部门抗争而引起的社会性动乱事件, 进而增加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概况
自1988年国家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提议以来, 我国政府从管制型政府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广大社会群众在享受到切实利益的同时, 政府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提高、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 都对政府的公信力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子刊《小康》杂志中, 公布了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的指数为61.1, 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政府公信力指数虽然微弱上扬, 但仅刚刚及格。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 认为“仅作参考, 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 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 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 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三、政府公信力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从政府自身来分析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
1、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误差。
理念是一种向导, 他具有指导性, 正确的理念自然会引导恰当的行为, 恰当的行为自然会增加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感。政府应该将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人民至上的理念放在管理的首要位置。政府的行政管理理念中应该包括诚信观念、责任观念、职业道德观念等,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应该将这些理念实际运用到群众当中。然而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 失信于民的行为导致社会事件频发;责任意识淡化导致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影响导致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
2、政府行政行为的不规范。
政府具体的行政行为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应该科学、民主、事实就是;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时应当不弄虚作假、不隐瞒欺骗;政府进行行政行为应当公平公正、依法办事。然而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徇私舞弊、有法不依, 执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
3、政府行政制度的不健全。
制度是确保政府公信力的核心, 用制度保障政府公信力最为可靠。信息公开、开放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完善监督评估体系等制度的不完善, 使得执法监督力不够、行政效率不高、人民内部矛盾突出, 这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而且还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
(二)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分析导致公信力问题产生的原因
1、社会公众需求多元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物质文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人民在自身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 也产生了对政治参与、生活环境质量、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多方面的追求使得人民对政府产生了多方面的期望, 当政府作为不能满足这些期望时, 便会使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隔阂, 从而导致人民对政府的评价下降, 进而到影响政府公信力。
2、部分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程度有限。
社会公众往往关注的是自身利益满足的程度, 所以当面对社会危机和社会事件的时候, 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地应对, 一部分社会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对政府行为做出负面评价, 而忽略了政府的正面行为。
四、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途径和建议
多方面的原因带给我国政府种种艰巨的考验,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不仅要依赖完善政府的各项职能和行政行为, 而且要在政府与广大社会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共同努力来提升我国政府的公信力。
(一) 行政管理理念的纠正
由于我国政府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转型时期, 政府要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一是要加强诚信理念。人民群众将公共权力授予政府、相信政府, 政府不能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 应当与人民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这样才能顺利的执行各项公共职能。二是要树立强烈的责任观。政府有了人民授予的权力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人民群众的领导, 要始终勤政为民, 要始终担负起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三是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要树立起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必须清除政府中所存在的“官本位”思想, 以服务于人民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各项行为, 关注民生、关注经济增长、关注社会稳定、文明和进步。
(二) 行政行为的规范
政府的行政行为时政府接触社会群众时最为具体的行为表现。政府行政行为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水平的高低。
首先, 强调依法行政。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指导我国政府行政行为的一项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准则。只有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 不徇私舞弊才能向广大人民证明我国政府的公平公正性所在, 才能让人民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
其次, 政府应当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 公共危机事件和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已不是偶然。在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 政府要冷静地做出判断并对社会做出及时、准确的回应, 这样才能让社会群众坚信政府的行政行为是有效和及时的。而隐瞒欺骗、弄虚作假, 不但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而且会使得政府本身形象遭到严重的破坏, 进而引起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最后, 政府行政人员应当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行政人员的自身素质也决定了其行政能力的强弱, 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从容地面对各种社会情况, 使得社会群众认为政府以及政府的行政人员, 认为其是可信的, 是有能力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对政府信任度的增加必须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水平。
(三) 行政制度的健全
由于政府的主体地位和行政职权的特殊性, 想要使得政府公信力得到提升仅仅依靠理念的指导和行为的自律是很难实现的。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的建立对于维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监督制度要充分落实。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强调说不受制约和监视的权力将导致腐败。要保证人民赋予权力的正确行使, 使权力置于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 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是强调政府内部监督, 包括政府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和上下级以及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相互监督, 如此一来, 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加强个体之间的合作, 使得政府内部更加民主化。二是结合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 即将政府置于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信访等方式的监督之下。
第二, 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政府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 这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政府正在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各种与群众有关的收费款项公开以及公务员的收入公开等都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但相应地, 国家应当增加相应的信息公开查询系统和制定确保信息来源准确性的保障制度, 这样才能使得政府所公开、公布的各项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得到保障。从来增加社会群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提高。
(四) 实现充分的民主
由于人民需求多元化的发展, 政府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要成立可以方便采纳人民意见的沟通渠道。自下而上地沟通, 使得社会群众更加了解政府的各种作为。二是建立一套利益表达的机构和制度。通过此项制度和专门机构来了解人民的期望方向和变化要求等, 从而使得社会群众的需求可以及时表达, 以便政府工作顺利展开, 政府公信力也随之得到提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社会危机、社会事件的发生, 人们关注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出现问题, 政府公信力正在弱化。文章介绍了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概况及其地位, 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社会公众两方面分析了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且提出了一些改善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信任,信任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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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 篇8
一、公共政策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自身的行政行为得到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不仅关系到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而且涉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公共政策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的评估、公共政策的监控和公共政策的终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政府对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管理方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 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对公众而言, 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到公共政策的终结, 如果政府对公共政策不执行或执行不彻底及公众对最终效果不满意, 都会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而政府部门失信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事实上, 人们对政府公信的担心远甚于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的担心。2012年的一项公民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政府公信力同比降低了。在“政府公布的各种调查数据网民信任情况分布”的选项中, 有304人 (55.88%) 对政府公布的数据表示“怀疑”, 有185人 (34.01%) 表示“多半相信”;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布渠道, 网民信任情况分布”的选项中, 有361人 (66.36%) 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287人 (52.76%) 选择“相信网络爆料”, 106人 (19.49%) 选择“相信官方说法”。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政府公信力已经到了很严峻的地步, 必须通过加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来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公信力缺失原因分析
1. 公众缺乏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
长期以来, 我国虽然通过制度形式确立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整个过程的制度, 如:选举制度、听证制度及信访制度等, 但这些制度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造成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比如现在一些价格听证会, 公民的角色基本是装饰, 造成了“逢听必涨”的局面, 使广大民主对参与公共决策失去热情。同时由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长期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机制, 公民在公共决策的各个阶段基本不能够表达自身的意愿, 部分公民甚至还没有表达自身意愿的渠道, 在这种公共政策制定体制下, 公共政策对公民利益的考虑就更加谈不上了。从而造成决策主体高高在上, 对公共政策环境了解片面, 忽略公共政策客体要求, 导致公共政策不能够落到实处。
2. 决策过程中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法治化程度和制度的安排。如果政府的决策程序和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约, 政府的公信力就会降低。法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 我国政府理应是法治政府。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特别是涉及公共决策的相关基础性法律法规并没有完全建立。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决策程序法, 行政决策程序制度不严谨、不具体,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性, 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3. 公共政策信息公开机制缺失
信息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文明不断提高的一个标志, 对政府提升公信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是公众衡量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这无形中增强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时, 也要求各级政府不断地提高信息的公开程度, 给公众一个阳光、透明的政府。公共决策也要求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之前必须充分获取相关政策信息, 才能够保证公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 当前某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饱受诟病,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公共决策信息公开机制的缺失。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等现象都导致公民对政府政策的出台认为是暗箱操作, 从而丧失公信力。所以说, 要想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就必须在公共决策的这个过程中健全信息公开机制, 建设透明政府。
三、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对策
1. 加强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
公共政策整个过程是一个调查研究、问题提出、决策分析、审慎抉择、付诸实施而解决问题的连续完整的动态过程, 也是一种民主化与科学化相一致的严密的管理活动。如果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缺乏透明度, 公共决策就失去社会公众的监督, 公共政策也就必然成为只对个别人、少数群体有利的政策, 使决策由社会群体行为蜕变为个人行为。公共政策应处理好各种具体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只有公共政策过程民主化的条件下, 才能使决策者意识到权力与责任的对等, 将决策纳入科学的、社会的系统, 避免自身价值偏好、利益倾向的影响, 只有严格规范公共政策决策程序, 才能实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手段, 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必须要能够充分地代表和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2. 加强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监督
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除了要加强政府部门自身的内部监督之外, 还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 鼓励广大公众参与的外部监督。同时加强信息公开, 使广大公民能够在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 如发现某些公共政策明显不合时宜,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或合理基础, 必须及时启动纠错与修正机制, 保证公共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在监督的过程中, 要完善相关的问责机制, 对那些明显错误的公共政策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公共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及人民的意志, 才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 第一要求决策主体及参与者具有科学决策理念, 制定公共政策的政府人员的行政能力应不断提高, 这既包括统筹全局的能力、把握公共政策方向的专业技能, 也包括紧密联系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二,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应遵循科学决策原则, 如可行性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程序原则、、预测原则、信息原则等, 建设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的决策队伍, 同时要加强对决策主体的道德约束, 树立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不断提高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第三, 我们要善于借鉴国内外公共政策成功的相关经验, 取长补短。只有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才能保证公共政策能够最大化的取得成功,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 不断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 从而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
摘要：公共政策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 当前, 在我国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因为缺少公众的参与、法律制度不健全及信息不公开等原因, 导致公共政策最终失败, 使得政府公信力降低。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从加强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监督水平和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来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652586.html.
[2]吴立明, 傅慧芳.公共政策分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macro/more/201202/15/t20120215_23073595.shtml.
[4]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3) :8-10.
公信力问题 篇9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危机,政府行为,公众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曾担任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 做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做坏事”。这一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陀陷阱”。2014年5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就曾以该“陷阱”为引子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可以说, “塔西陀陷阱”是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机的直观反映与体现。
1 政府公信力的概念
何谓公信力?商务印书馆新修订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延伸到政府公信力层面, 概括来讲, 笔者认为, 政府公信力指的即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支持与拥护的能力。它内在地包含了政府对公众信守承诺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两个层面, 在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2 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表现
公信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 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11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把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很高”到“很低”依次赋值5至1分, 农村与城镇居民对乡镇一级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别为2.73分、3.07分, 对县一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仅仅为3.21分、3.27分。
长期以来, 公众已经普遍形成了对于政府归责的习惯性、意见的整合性和态度的刻板成见, 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表的言论和政府工作人员均不信任:官民冲突时, 错误肯定在政府;官员出错时, 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新的政策, 肯定会与民争利……诸如此类, 使政府的很多良苦用心得不到支持, 好心办不成好事甚至好心办坏事。
3 政府公信力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
3.1 动摇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托马斯·潘恩说:“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力去设立或经营的店铺, 而完全是一种信任, 人们给它这种信托, 也可以随时收回。”———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公众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政府而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而政府在此过程中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责获得相应的权益, 也就是说, 政府与公众二者存在一种契约关系, 若二者丧失信任, 契约关系将失去效力, 导致政府的存在得不到公众的承认, 失去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3.2 阻滞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陷入公信力危机的政府将丧失价值引导的能力, 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公众会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方式与政府周旋, 抵制有关政策的依法贯彻并竭力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特殊情况下, 一些民众在感觉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依法保障时, 会转而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 甚至爆发反社会行动,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为应对这种困局, 政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予以处理, 往往付诸于更为强硬的管理措施, 反而导致公众与政府之间陷入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3.3 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方面, 公信力的缺失将使政府在引进外部资金、项目和人才时丧失说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 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会更多地付诸制度外的非法手段如行贿、偷漏税等手段以维持利益获取的稳定性, 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 因缺乏对政府的信任, 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务必会受到遏制, 而公众的抵制与无视, 又将继续拉大官民隔阂, 固化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与行动模式, 导致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陷入困境。
4 引发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主要原因
4.1 客观环境使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 利益主体及其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 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相较以往也更为复杂。以此为背景, 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 并由此滋生出各种矛盾和纠纷。
4.2 政府行为失范
4.2.1 政策制定的随意性
由于公共决策系统不健全,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可行性的考量, 有些时候甚至仅仅依靠“一把手”的主观臆断, 从而导致政策决策的不稳定, 常常出现相似问题却依据不同标准处理的情况, 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 也造成了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新的政策决策的不信任。
4.2.2 行政伦理缺失
现实中, 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处于垄断地位, 便常常颠倒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仆关系, 变服务为掌控。一些政府基于部门或个人利益,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或者只做表面文章, 搞形象工程;或者强行贯彻某些政策, 破坏公平正义;或者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论长远发展, 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思维, 而经济建设型政府本具有与民争利的自然趋势———这是我国当前官民隔阂与冲突的症结。
4.2.3 政务信息不透明
社会学家G·阿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流言传播公式:流言传播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 政府在信息垄断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对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给予重视并采取措施, 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常常欺骗、隐瞒, 导致各种流言与负面情绪在公众之间传播与传染, 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4.2.4 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
首先, 权力资源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只对上级负责, 忽视了民声民意, 而所谓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常常是走过场、走形式, 虚有其名;其次, 一些行政监督制度与办法往往只是原则性地指导, 不能具体量化, 或者量化指标不规范、不科学, 缺乏可操作性;第三, 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传播媒介的严格管控等顶层设计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媒体与普通公众民主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4.2.5 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不正不实
一是官僚主义。受官本位意识的影响, 一些党员干部仍旧存在特权思想, 把做官升官当作个人成就的体现和发财致富的渠道, 把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能贪则贪, 对群众需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甚至故意刁难、吃拿卡要;二是能力不足。由于忽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 一些政府官员在治理一方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 习惯照搬照抄, 按文件办事、按领导要求办事, 而在制定本地政策时, 又喜欢搞“一言堂”、“家长制”, 导致决策失误, 损害公共利益。三是权限不明。受计划经济思维残存的影响, 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习惯上大包大揽, 不该管的也要管, 管又管不好, 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越位, 固化了公众“万能政府”的观念, 也打击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开创性发展。
4.3 公众认识的错位与狭隘
一方面, “万能政府”的观念导致公众习惯上把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放在政府身上, 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就会自然而然对政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 随着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往往会忽视政府有利于自身的行为而专注于政府政策法规带给自己的负面效应, 从而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
此外, 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很多商业媒体为了制造噱头, 吸引公众眼球, 常常会故意夸大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负面形象, 也因此加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5 我国政府走出公信力危机的路径选择
5.1 加强制度建设
“用制度管权、管人、管钱, 给权力涂上防腐剂, 戴上紧箍咒”, 这是李克强在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于国务院第一次廉政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强化制度建设, 首先要确保制度的科学性、明确性、可操作性, 杜绝为了完善制度而制定制度, 杜绝语言模糊、标准笼统, 杜绝给予制度执行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5.1.1 构建政府信用体系
首先, 建立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机制, 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教育, 强化其信用意识、观念和思维, 增强其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 建立健全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考核机制, 推行信用评级, 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并提高对档案的信息共享。第三, 强化失信惩戒机制, 对凡涉及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依法予以严惩, 对即使是无心失信或能力不足造成损失的官员也必须及时纠错与问责。
5.1.2 完善监督制约体系
首先, 必须提高监督部门与机构的独立性, 依法保障其独立行使监督权的职能, 避免控制媒体与公众舆论。其次, 要不断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 建立责任政府, 实现各级政府对上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第三, 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防治公权的裂变与倾斜, 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权力运用与认识体系, 确保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5.1.3 健全干部政绩评判、选拔任用体系
一方面, 必须打破官员考核自上而下的封闭性, 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 加大民生事业指标考评比重, 重点关注政府及其领导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 应建立激发领导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 对政府岗位需求及各岗位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进行科学分析, 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 大力选拔使用那些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的好干部。
5.1.4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
一方面, 政府必须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管理意识, 落实好政务公开, 完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及社会组织的作用, 逐步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另一方面, 要开发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功能, 增强与民众的有效互动, 积极听取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 确保民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 提高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1.5 优化政策决策系统
在制定政策决策过程中, 政府绝不能闭门造车, 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 通过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听证等多种方式确保不同方面政策的相互照应与新旧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 从而使整个政策系统能够保持长远的协同性与完整性, 降低政策随意变更带来的社会风险, 降低行政成本, 同时使公众能够对政策变动趋向有一个合理地预期, 对政策的后续变动做到处变不惊。
5.1.6 优化信息公开机制
为适应自媒体时代地到来和话语权的平民化, 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主场的优势, 纠正过去一味遮掩、隐瞒的做法, 并完善相关的信息公开责任制, 通过信息公开击退谣言与误解, 以揭示真相、讲述真话和体察民情争取主动, 赢取公众信任。
5.2 调整职能定位
5.2.1 划清权力边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核心就是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 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具体办法就是实施清单管理, 在横向层面界定不同部门的权限, 在纵向层面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边界, 从而建立起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的运行机制, 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 避免失位与越位。
5.2.2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政府退出必然带来的问题是谁来接收原先政府的责任、填补公共服务的空白, 这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作为政府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 社会组织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 从而有利于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 帮助公众实现更为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与共同利益。
5.2.3 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全面放手公共事务。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情、传统政府的强势地位和老百姓对政府的强烈依赖都决定了当前的社会治理不可能无限制弱化政府角色。
事实上, 与其说政府退位, 不如说政府重新定位来得更关键、更现实、更紧迫。自2010年以来, 我国GDP已稳居世界第二, 与此相左, 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因此, 政府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的错位中摆脱出来, 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 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行政行为的着力点, 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部门、每个层次, 以制度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并通过服务供给社会。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必须有所担当, 凭借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赢取民心。
5.3 转变工作作风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知法守法, 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以法的精神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 绝不允许有领导批示、文件指示超越法律现象的存在。在行政行为触犯法律法规时, 必须启动相应处罚机制, 从而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尊严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讲, 作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 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 不断强化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的意识, 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要工作目标, 切实把权力用在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其次, 要充分认识与理解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勤于学习, 乐于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 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与道德水准;第三, 应重视物理形象与话语形象的塑造, 以朴素大方的着装、干净整洁的外貌、心平气和的神态、富有智慧的语言获取公众好感, 树立个人威信。
6 结束语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关乎党的执政地位。
近年来, 党和政府就公信力的重塑制订了一系列科学的指导方针, 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公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力”, 其目的之一亦是通过推进依法治国, 维护公共利益, 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 八项规定的提出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地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地持续深入……无不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正视与倾力解决的决心和勇气, “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官民共治”的生态管理格局将在我国逐步得以建立, 而我国各级政府也必将彻底走出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危机, 实现官民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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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问题 篇1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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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琳,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山东青岛266000)
(责编:若佳)
摘要: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政府公信力总体上是提高的。但在我国政府职能由“全能型”逐渐转向“服务型”,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服务方式简单粗暴、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效率低下、公布信息失真等问题, 从而使我国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也使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受到影响, 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从而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信力建设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11) 03-032-03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此, 温家宝总理指出:“在20多年理论探索和实践中,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1) 尤其是在政府合理界定了政企、政资、政事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的职责范围之后, 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初步建立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但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的同时, 仍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但没有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出发, 反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使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因此, 当前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 已把公信力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标准之一, 提到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性
(一) 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标准
所谓公信力, 是指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 体现了政府诚信的信任度, 政府能力的认可度, 政府政策的信赖度。公信力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其评价标准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政府的诚信程度。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决
策权, 通过行政人员即公务员的行为行使执行权。公务员行使执行权时的诚信程度代表政府, 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公务员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 能不能按照规章制度兑现承诺, 决定着政府诚信程度的状况, 从而也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高低。
2. 政府的服务程度。
政府工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基础上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如果政府工作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出发, 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提供及时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 政府的公信力就越强;否则, 政府公信力就越弱。
3. 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程度。
政府行为合法性的程度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政府通过公务员的合法行为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 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作为外部监督者, 监督政府公务员行为是否合法。一旦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行为由于不合法而被人民群众广泛质疑时, 政府公信力也随之被削弱。
4. 政府工作的民主化程度。
民主化程度的高低是判断政府公信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之一。政府决策、执行、内部监督等相关信息是否做到公开、公平、透明, 既反映了民主化的程度, 也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民主化程度越高,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就越强, 即政府公信力越高。
(二) 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性
按照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标准, 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 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1. 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交易双方诚实守信,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要求行为主体必须在信用体系的背景下完成交易。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的作用, 更有着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的维护者, 如果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是信任的, 就可以推动建立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 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由此可见,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
2. 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 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2) 那么也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只有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 才能实现对全社会的统治。换言之, 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创造了国家和政府, 政府存在的价值就是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 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是得以长期执政的根本途径, 而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公信力, 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牢固的民意基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 如果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也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 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政府公信力作为支撑才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成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
3. 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前提。
由于政府行为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 一个公信力高的政府会增加人民群众的信任感和归属感, 引导社会成员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而一个失去公信力的政府, 轻则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影响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重则形成政治危机甚至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当前在我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尤其需要各个社会成员拥有较好的社会信用, 因此, 政府应该发挥示范优势, 建设良好的公信力,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加深, 公共服务领域的拓宽和执行力度的逐渐加大, 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置疑。由于我国政府的多层次性, 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不同, 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中, 有些地方政府表现为“隐瞒真实情况, 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从而影响了我国政府公信力
试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措施
●汤子吕嫘杰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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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据调查显示, 人民群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普遍较高, 而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较低。根据《小康》杂志报告,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愿意相信中央政府, 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 报喜不报忧”的现象。那么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 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服务方式简单粗暴, 激化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有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或部门利益, 大搞以发展城市为借口的拆迁事件。加上部分官员素质偏低, 造成了服务方式简单粗暴, 加上赔偿不均, 安置不合理, 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激化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如果政府不能对这些矛盾及时协调和有效解决, 就会激发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 削弱政府公信力。
2. 公共权力滥用, 引起人民群众不满。
虽然我国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已有很长时间,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 与依法执政还有相当的差距。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 导致腐败现象滋生, 引起人民群众不满, 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3. 行政效率低下且浪费公款, 导致人民群众不满。
当前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有不同程度的埋怨。有些群众到政府机关中办事, 总会遇到“这个部门推给下个部门, 总之没人管”的现象, 即使是有部门处理也是程序繁杂、效率低下, 加上有些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脱节, 就更是无形的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办事“成本”。
正如哈佛大学的Nye教授总结很多国家人民群众不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效率, 浪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上。我们国家审计署也公布了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六大共性问题包括虚报冒领预算资金、挤占挪用财政公款、截留少报转移资金、国有资产流失、巧立名目乱收费、超标准建设办公楼等。这表明我们国家也存在行政效率底下, 浪费公款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4. 政府监管不力, 使得政府公信力受到人民群众质疑。
众所周知的“毒奶粉”“假疫苗”事件, 不但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也让人民群众对政府颁布的认证信息真实性表示怀疑, 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奶粉、食品、药品等关系生命健康的信息无疑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而这些专业性较高的产品是否合格, 人民群众唯一能依赖的就是政府部门的检验认证。但就是挂着政府相关部门认证许可标牌的企业, 却一再地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 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而不合格产品之所以生产且在市场上流通, 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归根到底是相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认证及其产品的检测不够严格, 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的。如果政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产品的生产, 不但可以减少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危害, 更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 对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1. 政策的前沿性和制度的滞后性造成了责任不明确。
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是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上的, 政府代表人民制定政策, 行政者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在这种制度下, 政策制定和权利行使是不同主体的行为, 造成了责任主体不明确, 不管是政府还是官员在行使权力的实践中, 有了问题就出现逃避责任的现象。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所分析的:“不管任何人, 遇到监督的时候, 都会尽力自我保护。一旦发现问题, 被监督者, 首先会隐瞒或否认事实。然后会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 比如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专业知识的优势, 解决问题中的位置优势等, 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然后是尽可能开脱自己的责任。尤其当被监督者的问题比较大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 (3)
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权, 地方政府不再是简单地执行上级命令, 而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来说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政策具有前沿性的同时, 中央责任制度却又具有滞后性。没有制度保障的政策的执行无疑会有很多漏洞存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目前还停留在宣传层面, 忽略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度化, 从而也就缺乏政府服务的责任主体和良好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也就是说, 政府部门在服务的过程中, 没有承担行为责任的制度保障, 这就会造成公共权力滥用、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2. 政府行使权力和发布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可信也是影响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所说的信息公开、透明, 并不是简单地公布一些政策文件, 而是要政府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 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执行和担责等信息的整个程序都行使在阳光下。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信息公开和透明的程度决定了民主程度的高低。如果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信息不公开, 或者政府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是不透明的, 这种权力的行使脱离了外部监督机制的制约, 也就有了以权谋私、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形象工程”大搞形式主义, 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公布一些市场数据, 而这些数据本身就不真实, 与现有市场信息也明显不符合, 就更没有可信性而言。而如果政府工作是透明的, 地方政府就不会如此怠慢工作大搞形式主义, 从而也就杜绝了在一些负面事件中, 人民群众宁愿相信弱势者的说法, 也不愿相信政府的事情发生。
3. 政府宣传不到位, 使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认识不够全面。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在经济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 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冲击, 形成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由于人民群众各种利益需要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 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就对政府政策产生了质疑。加上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对我国政府的信任和依赖, 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期望过高,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万能的, 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国家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中不断前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壮大起来的。而政府如果宣传到位, 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而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 就不会简单地把所有事情都推卸给政府。
然而, 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全面, 并不是给一些政府部门失信找借口, 而是希望政府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水平, 相信我们国家政府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一个有限的、法制的、阳光的责任政府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
三、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
1.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是真正落实“问责制”、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前提。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中指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可见, 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但虽然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问责制”的重要性, 但效果并不出色, 就是因为与责任相联系的制度不够完善。制度是保证政府履行职责、承担执行行为责任的基本措施, 脱离了制度的制约, 建设服务型政府便缺乏了“有法可依”的前提, 提高政府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 建立良好的制度规范, 才能更好地约束中央政府放权后的地方政府行为, “问责制”也不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当实践出现问题时, 有人承担责任, 就会逐步建立政府的诚信和威望, 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2.政府决策公开、公平、合理, 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手段。在人权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会发展中, 加大政府行使权力的透明度无疑是人民知情权的最好体现, 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以下要求:“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各种公开办事制度,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可见, 把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工作透明度同时并举, 也就是说, 政府工作透明度越大, 政府公信力越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表明政府的权力在透明行使的过程中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要让更多的群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而不是在“暗箱”中操作。政府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可以采取“开放式”决策, 决策程序和决策内容实现公开, 吸引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而制定的决策, 可以防止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决策不公平。因此,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时, 政策公开, 权力透明, 公布数据真实无疑是维护政府自身公信力的重要筹码, 当然, 涉及到国家利益需要的信息是不包括在内的。
3.提高政府公信力, 需要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注重了政府的主导性, 也注重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根植于人民思想的社会中提出的, 那么要完全转变职能, 不但要在政策上改变, 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接受和支
欠发达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发展方式
●史彦虎张瑞
摘要:区域创新活动布局于特定的地理空间, 具有一定的结构特征, 是区域创新能力与水平的表征。针对我国欠发达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结构残缺, 严重阻碍创新体系功能发挥的现状, 以科技工业园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发展方式, 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发挥具有重大作用。
关键词:欠发达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空间结构科技工业园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11) 03-034-02
区域创新活动布局于特定的地理空间, 具有一定的结构特征, 是区域创新能力与水平的表征, 合理布局的创新空间是创新体系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我国多数区域创新行为主体能力不强, 创新资源匮乏, 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条件落后, 创新体系空间结构残缺, 阻碍了其创新体系功能的发挥。因此, 正确认识各种制约因素, 合理布局区域创新体系的创新空间, 选择符合其特点的创新体系空间结构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科技工业园是区域创新体系空间的发展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 创新最先发源于经济基础较好、技术条件优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然后向全球范围内扩散;在国内, 创新首先集中于发达地区, 形成创新高地, 并逐步向欠发达地区推移;在特定区域内, 创新也是发源并集中于自然、经济、社会、特别是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域, 再沿着一定梯度向其他空间扩散。这些区域内的创新高地, 实质上就是区域创新集群。研究表明, 创新行为主体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有明显的空间集聚趋势。集聚的成因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是为了节约能源和运费, 共同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和基础设施。从创新过程的角度来说, 创新行为主体在地理上的接近和联系会产生如下作用:第一, 促进关联实体的竞争和合作。地理上的接近使区域内的创新行为主体在更快感知同行创新压力时激烈地竞争;长期演化形成的制度环境会激励区域内的创新行为主体相互影响和合作。第二, 有助于关联实体竞争力的提高。包括上游产业如投入品的供应商以及基础设施提供商, 延伸到下游产业如顾客的分销渠道, 以及为创新服务的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等。第三, 推动了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 促使信息、编码化知识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流通, 降低信息搜寻和交易的成本。第四, 有利于区域内形成学习和知识溢出的环境, 促成集体学习的氛围。第五, 促进新企业从现有企业中持政府科学的决策和相应的制度改变。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 可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是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捷径。
4.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矛盾。由于政府行为的监督者是人
民, 所以政府只有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现。进行解决, 才是提高其公信力的最终落脚点。
政府执政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利益, 人民满意是政府取得信任的标志, 也是政府执政的基础。因此, 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必须重点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矛盾, 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 给人民群众最大的方便和最全面的服务。比如在一些人员流动量比较大衍生出来。因此, 区域创新集群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由于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创新行为主体, 它是一种有效的创新空间安排方式, 成功的区域创新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必然具有集聚性特征。
目前, 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方式主要有增长极、梯度推移、反梯度推移、点轴开发、网络开发, 以及近20余年经济地理学界刚开始研究的新产业区。创新的本质要求增加组织中要素的网络化联系, 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证明, 网络为组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界面, 使创新可以在多个层面、多个环节中发生, 成为各行为主体采用的新型组合与运作方式。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研究发现网络是一种有利于创新的区域治理结构, 是一个由区域内各参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具有创新特征的制度安排, 区域创新体系如果基于网络组织运行会更加高效, 创新能力会更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网络组织的区域创新体系即区域创新网络作为区域适应知识经济特点的崭新形式, 无疑将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发展方式。现在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创新使用了网络开发方式, 这些区域的创新网络结构已基本成形。由于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在薄弱的创新基础上和落后的创新环境中, 直接形成内部空间单元有机联系的、发达的创新网络。根据区域创新集群的作用机理, 欠发达地区只能集聚有限的创新资源, 在一个较小区域内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重点培育创新空间增长极, 使这一小范围区域成为城市的主要创新源泉, 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 通过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逐渐向周围地区或创新低梯度地区扩散, 推动整个城市创新体系的营建。这一小范围区域的实质就是科技工业园, 国内有学者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凯斯泰尔兹和豪尔 (Castells and Hall, 1994) 认为, 发展科技工业园的目的是再工业化、区域发展和协同创造。科技工业园的基本功能包括孵化功能、科技成果的引进吸收与创新功能、培训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信息集散功能、聚集功能和对外交流功能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科技工业园的目的包括:第一, 欠发达城市的再工业化。通过园区技术的产业化和集群化, 来推进城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 实现城市的现代化。第二, 欠发达城市的发展。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为区域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保障。第三, 欠发达城市的协同创造。以区域学习和区域结网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创造, 逐步提升以园区为主体的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由此可见, 科技工业园明显具有区域创新体系的集聚性特征, 积极发展科技工业园能够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营建。
的服务场所, 可以精简机构, 增加窗口, 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减少人民群众的等候时间;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等加大监督力度等;针对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需求, 制定满足多元性需求的政策。另外, 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 经常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心中的疑惑, 防止怨恨积累的现象出
[本文系《西部地区中小型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W09207037, 财务预算号:042000653。]
注释:
(1) 温家宝.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2004.5
总之, 提高政府公信力,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浅层次来看,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 影响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高低, 从深层次来看, 还直接影响到我国政权的稳定。因此, 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 毛寿龙.“疫苗门”凸显当地政府被监督行为逻辑.中国广播网, 2010.3.24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
(责编:贾伟)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2004.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骗子藏身公信力背后 篇11
2006年6月5日。北海市中级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韦克强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他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37．89万元。
一
现年45岁的韦克强．在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工作多年，任主任科员。
信访局是个清水衙门，除了工资，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从2001年起。发财心切的韦克强迷上了赌球，然而他对这一行并不精通，微薄的积蓄很快就输得精光。
就在韦克强绞尽脑汁想从哪里弄钱继续赌球时。找上门来的上访人员让他灵机一动。这些四处投诉无门的弱势群体。在最无奈的时候找到信访部门，将信访部门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急于得到援助的心情溢于言表，有些甚至私下对他说：“韦干部，只要你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一定会重重酬谢你的。”他想。这些人这么急于求助，又那么相信他．何不谎称能帮忙，骗他们些钱来赌球？大不了以后赢了钱再还给他们。
2001年10月。韦克强接待了上访人员黄某。黄某告诉他。她堂弟是一名包工头。一家房地产公司欠了工程歉58万元一直不给。堂弟告到法院，法院判令房地产公司偿还。但房地产公司称没有钱。案件一直没有得到执行。韦克强眉头一皱说：“这个事情容易办。你给我3．5万元钱．我在半年内帮你追歉到手。如果没办成的话。我就把钱退给你。”看他说得那么有把握。黄女士相信了他。给了他3万元。
可此后。韦克强再没下文了。黄女士电话催他，他就说：“快了。快了。”一直到2003年，韦克强的“快了”也没有到来。有一天黄女士催他。他竟张口就说：“市有关领导已经同意了，并签了字，很快就得了。”黄女士不大相信他了，要他拿领导的签字来看。韦克强却说送到房地产公司了。黄女士半信半疑，跑去房地产公司问，根本没这回事，黄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追钱。2003年6月6日，韦克强写了一份保证书：“收了黄女士的3万元，用于办理执行案件，未办成，计划在2003年6月30日前还2万元，7月份还1万元。”到了2004年10月。韦克强才还了1万元。后来法院执行庭为黄女士堂弟执结了51万多元。黄女士后悔不已：“早知道钱能要回，也不会到处去托人，遇上骗子了。”
吴女士的父亲在北海市有座房屋，1949年其父亲去了台湾。1993年北海市政府建设政法南路。征用了其父名下的旧宅地。吴女士找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给拆迁补偿。后来市土地局同意在偏僻的徐屋南(地名)另外划宅基地补偿。但她不满意，于是到信访局上访。
韦克强热情接待了吴女士。表示。他不但能找到人快办，而且可多划三块宅基地。接着，韦以要请人吃饭、打通各种关系为由。先后于2002年1月20日、7月31日向吴女士先后要了4万元、3．64万元。2002年6月份的一天，韦克强拿出一份“宗地图”给吴女士。说是土地局给她的。上面注有划给她的宅基地。吴女士高兴不已。把这份“宗地图”拿回家给家人和朋友看。有人研究一番后，说：“不像是真的。”吴女士找到韦克强质问，谁知韦克强生气了，说：“你不相信算了。”把“宗地图”收了回去。不帮就不帮了呗。可不帮得退钱啊。但无论吴女士怎么追要。韦克强只退了9千元。
二
在人民眼里。信访干部是应该为人民说话的，因而他们在人民心中有着很好的形象。这就让韦克强利用信访干部的公信力，屡屡诈骗成功。
庞女士的女儿小荷。2003年夏参加高考。为人父母谁不希望儿女考上好的大学。这时候韦克强出现在庞女士面前。说只要肯出钱让他事先安排好各种关系。可以保证小荷上中央民族大学。庞女士表示考虑一下，几天后韦克强就打电话给庞女士，问她要5万元打通关系，并承诺如办不成连本带息退还。庞女士想想，即使办不成。钱也不会少。再说他是政府干部，不致于赖账的。于是，4月25日给了韦克强5万元。过了一段时间韦又讲还需要3万元才能办成。庞女士又给了3万元。
7月底。高考揭榜了，小荷却没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庞女士便找韦克强退钱。“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韦克强爽快地说。但一直没有还。一天，庞女士的大哥庞某来家里。庞女士说起此事，庞某大吃一惊，“你给他骗了！”庞某与韦克强共事过几年，深知韦克强的秉性，听到妹妹连收条都没叫韦克强写，他更是着急．第二天亲自向韦克强追钱，韦克强无法推托。先后还了2万元。
残疾的小玲姑娘在北海市城建大厦前的书报亭帮人卖书报。2004年3月份，韦克强买书报时认识了小玲和她母亲。他对母女俩说，市里建了一批爱心亭，以解决残疾人就业。具有本市户口的残疾人均可参加报名进行公开竞标。他是市政府工作人员。认识许多人。如果她们想租，他完全可以帮她们租到一间爱心亭，“全部办完此事需要35000元费用。”
他是信访局的干部。有什么信不过的？3月26日。小玲母女借了5000元交给韦克强，说只借到这么多，以后再慢慢给，过了几天，韦克强告诉小玲。说租到了，韦克强还怕小玲不信。用摩托车载小玲去了滨城电影院附近，指着一个崭新的爱心事说：“就是这个。”小玲高兴地笑了。过了几天。小玲告诉老板莫某说她已经租了一个爱心亭，准备辞职。由于韦克强已名声在外了，莫老板一听，当即告诉小玲：“你被韦克强骗了，他骗了许多人的钱。”小玲去市残联一问。真没有一个叫韦克强的人来谈租爱心亭的事。她马上打电话给韦克强要他退钱，这时候韦克强还表示一定帮她的忙，拒绝退钱，到后来连她不接了。
三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领导了，他又是政府的干部，怎么会连我都骗呢？”提起被骗的事，蔡女士连声叹息。
蔡女士从小和书克强一起长大。知道韦在市政府信访局工作。2003年1月初。两人在一块聊天，韦克强得知蔡女士的儿子小张即将大学毕业，她正四处托人联系工作，他便对蔡女士说：“北海市政府每年都有几个免试的公务员指标，我可以弄到一个指标，你想不想让儿子进政府工作？”这是天大的好事，蔡女士哪有不想的。但韦克强又提出要出钱打通各种关系。“行，这年头办事哪有不花钱的。”蔡女士相信了韦克强。第一次韦克强就向老街坊要了5万元。“其中18000元作为免试费用。剩余的钱作为给领导及有关人员的通关费用。”他说。
对老街坊可不能拿了钱什么事都不做，过了些天后韦克强将一份履历表、一份体检表送到蔡女士家。交待让其儿子认真填，并去云南路药检局后面一家指定的体检处进行体检。蔡女士把填好的履历表和体检表交给韦克强后，韦克强又叫蔡女士让还在学校的小张送回三份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过了几天。韦克强拿了就业协议书给蔡女士看，
蔡女士见协议书上盖了“北海市清理整顿农村‘两会一部’领导小组”公章和“同意录用”的签字。就更加相信他的本事了。对他有求必应。韦以打通关系为由，先后从蔡女士处要了14万元。其实“同意录用”是他自己签上去的；“北海市清理整顿农村‘两会一部’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信访局隔壁。他串门时趁秘书不备，偷了公章盖在协议书上。
2003年7月，小张毕业了。拿着报到证回北海，韦克强推托了几次后。只得硬着头皮带小张去市政府人事部门报到。走到一个办公室，韦探头进去，问某某主任回来没，里面工作人员应道：没回。于是韦对小张说：“我说人家主任没回来，你们又不信。”接着，韦克强又带小张到“两会一部”办公室看了看．当时办公室锁了，韦说：“大家下乡了。到时你在这个部门工作都要下乡的，乡下城里两头走，一开始是辛苦的。你要好好干。”天真的小张直点头。
又两个月过去了，小张还是未能去上班，蔡女士感到不对劲了。自己去人事部门一问，才知受骗了。后多次催韦还钱，韦也只还了45000元。小张得知这一切竟是骗局时，羞愧难当，离开了北海。至今没回过一次家。
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北海市福成镇的12名聘任教师。他们原都是学校的代课老师。为了能成为正式老师，北了一身债去进修。2004年下半年，教育系统清理代课老师，他们也被划入清退之列。这些老师们想不通，多次到市信访局上访。上访时是韦克强接待他们。2004年11月28日。韦克强主动打电话给老师代表王某，说有好消息，约老师们到市体育馆对面相见。“市领导很重视你们上访的事。已经答应帮你们到自治区争取到指标。但必须每人交4000元办理各种手续。”韦克强说，还拿了份文件给王老师看。并说如果办不好会把钱退还。奔走了近一年已近绝望的老师们相信了韦克强的话。十二名教师东借西凑按要求每人找来4000元，而王老师刚结婚。只拿得出3000元，韦克强很大方地说，“我先帮你垫1000元吧。”这样老师们共交给韦克强47000元，韦克强写了收条。不久后的一天，韦克强告诉老师们。领导答应帮忙，还拿出一份内容是“召开全市编委成员单位会议”的《北海市人事局通知》，说市里研究他们的编制问题了，叫老师们耐心等待。之后再没了消息。
等得心焦的老师们去人事局打听。才知这一切都是假的。
四
张某等14人都是北海市食杂公司年近五十的老工人。由于公司不景气，他们都下岗了。这时才想起。公司没有给他们办养老保险，下半辈子怎么过啊l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补办。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补办。2004年4月。这十几位下岗职工推选张某等人为代表。到信访局上访，要求解决养老保险问题。
接待他们的信访局的主任科员韦克强还没听完张某等人的申诉就说：“应该可以办的。”韦的话让张某等人喜出望外。接着。韦克强说：“我把你们的情况向市长汇报。一定能解决。”张某等人紧握着韦克强的手，千恩万谢地走了。
5月19日。韦克强打电话给张某，告诉她，李副市长已经在他们的材料上签了字。是可以补办的。大家奔走相告，连夜填写各种材料。第二天。大家将材料交给韦克强，韦克强说：“你们以前一直没有办，所以要交滞纳金、养老金、工龄钱等费用。”“行，行，应该交的。”张某等人连连点头称是。
张某于是出面收取曹某、普某及其本人的共9000元，到韦克强家交给韦克强。韦克强收钱后郑重其事地写了收条。并信誓旦旦地说“马上就办得了。”6月11日。韦将张某等人提出要求补办养老保险的申请以信访局的名义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月16日市劳动保障局答复信访局及职工代表普某，不能补办。然而韦克强却将这份答复藏了起来。继续对张某、普某等人说。等市领导一签字就得了。并要他们再交钱，7月28日、9月11日又收取了张某交来的43500元、8000元，另外还收取了韦某的16500元。
韦某后来意识到可能有诈。表示不办了，向韦克强要回了16500元。但张某等3人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愿再等等。到了2004年10月，还不见有结果，张某等人也觉得不对头了，又去信访局找到韦克强。这回韦一点也不和气了，很恼火地说：“都讲快办得了，你们还来找!”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怀疑被韦克强骗了。于是直接去市劳动保障局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早已给信访局回复了，不能补办。“真是被骗了1”3人气愤地找韦退钱，见事情已经败露，韦克强表示一定退钱．“等过春节，我卖房子也要还钱给你们。”然而春节过去了，韦克强仍没有还钱的意思。工人们愤而向纪委举报。
经纪委调查，查实张某等人的举报属实，韦克强的行为已不是违纪的问题，而是涉嫌诈骗。于是将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建议立案侦查。2005年2月初，韦克强风闻公安机关要抓他。仓皇出逃,在深圳市躲了起来。6月中旬，公安机关得到线索。韦克强藏在深圳宝安区，办案人员赶到深圳侦查布控，7月14日在宝安区一间民房里将韦克强抓获。公安机关经审讯，查实韦克强以帮忙办事为名。诈骗上访人员等25人共46万余元。只退还了受害人8万余元。其余37万余元已被他赌球全部输光。
北海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韦克强作为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主任科员。本应忠于职守，为民办事，廉洁奉公，诚实守信。但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某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并且其大部分是利用政府信访部门广泛接触上访群众的机会。骗取他人信任。严重影响政府机关的公信力；连续作案时间长达三年余；作案对象分别为申请执行人亲属、台属、大学毕业生家长、普通高校考生家长、求职人员、下岗职工、农村聘用老师、报考公务员的家长等需要社会关照的人员；大部分赃款用于赌博，致使诈骗的款项无法返还。案情败露后畏罪潜逃。归案后毫无主动退赃诚意，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惨重。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其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政府公信力探究 篇12
历史上, 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战争方式获得的统治权, 都离不开公众的信任, 否则, 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戴, 其政权就不会长治久安。商朝六百年, 周朝八百多年, 秦朝十五年, 考量其兴亡交替周期律, 最后都是由于丧失公众信任而众叛亲离, 国破家亡。“三代之道无二, 以信为管。”夏商周三代都是将诚信视为治国准则。“上之使下尤心腹之运手足, 根本之制枝叶, 下之事上尤手足之卫心腹, 枝叶之庇本根, 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智治、信治, 使民众无威而服, 不劝而勉。建国君民, 教育为先。为人君者, 不仅要作之亲, 还要言传身教, 作之师。
现代社会, 民主法治至上, 政治契约论、民主宪政, 人权天赋,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 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法治制度, 并不能避免政府信任危机, 政府公权力在众多政党政客的觊觎下, 频繁易手, 每一次更迭都有跌宕起伏, 都是对公众耐心的一次冲击, 都是对民族情绪的一次煽动, 都意味着公权力对集团利益、民族更多的承诺, 为兑现承诺, 或者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或者对内行使欺骗主义, 除此, 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用以满足公众日益膨胀的胃口。人类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历次局部战争, 都体现了公众与政客互动的扩张、膨胀理念。政府信任危机屡屡发生, 政府公信力一再削弱, 公权力代理人频繁更换, 社会动荡因素增加, 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 地区、行业等各个领域的不平衡逐步显露, 资源的稀缺性, 加剧了竞争。自然生产积累以及自然再生产的速度, 比不上欲望膨胀与消耗的速度, 势必会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今, 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已然显现, 最终他们或者主导政府改革, 或者背叛国家民族利益, 除此他们不会有更高的智慧选择。以上这些状况, 都会对政府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毛泽东思想是实事求是, 走群众路线;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首先是党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 首先是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党的宗旨只有一个,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既是改革理念, 也是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地、忠诚地履行着其对人民的责任, 这也是其由弱到强, 百折不挠, 成就伟业的根本因素。
无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客观上都要求政府应是负责任的政府, 是关注民众、顺应民意的政府, 是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的诚信政府。无论是民主法治, 还是人治独裁, 其执政行为必须在客观上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 与公众加强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政府合法建立与合理存在的前提, 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人群社会之所以结社立会是出于生存的共同需要, 之所以能够结社立会是基于血缘姻亲的相互信任关系。血亲互信关系使得家庭契约成为多余。只要细究, 任何契约都是有漏洞的, 任何法律也都是不精准的, “三代之亡, 非法亡也, 御法者非其人也。”所以说, 仁爱、诚信才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现代社会, 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仁爱精神、诚信程度主导着社会文化, 引领着社会风气, “上有好之, 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 国人多饿死。”任何一级政府、一个行政人员的悖谬言行, 都能损害政府形象, 损害政府公信力。诗云:“节彼南山, 维石岩岩。赫赫师尹, 民具尔瞻。”百姓审视效法上面所为, 而后或随或叛。“上老老, 而民兴孝;上长长, 而民兴悌;上蓄孤, 而民不倍。”面对组织关怀, 人们说“感谢政府, 感谢党。”面对那些不顾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党和政府的干部, 人们也会埋怨党和政府用人不当, 影响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政府诚信程度是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因素是构建诚信政府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