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

帝王思想（精选10篇）

帝王思想 篇1

一般说起唐玄宗李隆基, 只知道他是个风流皇帝, 因为他和杨玉环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让世人记住了痴情的他。李隆基对杨玉环痴情之深, 恐怕算是帝王中的另类了, 当然, 杨美人那倾城姿色绝对是原因之一, 但不容忽视的是,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喜好相同、志趣相吻才是根本内在因素。作为帝王中少有的音乐才子, 李隆基对音乐的迷恋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他对音律之精通, 对曲谱研究之深, 都达到了盛唐时期文艺工作者的顶峰。而贵妃杨玉环也是能歌善舞, 对音乐的理解力和感悟力自是不同常人, 这显然是她能牢牢占据唐玄宗晚年心理的重要因素。在李隆基的扶持下, 开元、天宝年间的大唐音乐, 达到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最高峰。归纳唐玄宗李隆基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成就, 我们将其对盛唐音乐繁荣的贡献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隆基对音乐异于常人的爱好, 培植了促进唐代音乐繁荣的土壤,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李隆基从小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 其父亲李旦在政治上没什么成就, 但却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才:爱读书, 在文字学、音韵学和书法等方面很有研究。在父亲的带动和影响下, 李隆基从小文武双修, 博览群书, 好学不厌, 对音律、书法、历法、天文都有研究。特别是对音乐和戏剧的认知更高。据史书记载, 一次武则天举行盛宴, 许多皇亲大臣都登台表演, 年仅7岁的李隆基, 惟妙惟肖地在台上表演了《长命女》, 赢得了大家的喝彩。李隆基从小就喜欢和艺人们交往, 共同探讨戏曲、音乐等艺术。后来在他担任平王的时候, 组织当地艺人, 建立了一个散乐戏班, 在当时影响颇大。

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对音乐的酷爱更是明显。《吹笛记》 (唐代·杨巨源) 里有这样一段故事, 说是某天唐玄宗李隆基上朝召集大臣们议政时, 忽然他的手不停地在按抚腹部, 站在旁边的高力士很是奇怪, 但当时又不敢多问。群臣退朝后, 高力士找个机会问他:“陛下临朝时, 为何用手指按着腹部, 莫非腹部有所不适?”李隆基笑了笑, 答道:“非也。我忆起昨夜梦游月宫之际, 众仙子欢迎我时演奏的音乐有着十分美妙的旋律, 这天上仙乐实在令人难舍, 绝非在人间能听得到的, 令我酣醉其中。后来依依不舍离别之际, 众仙子又奏乐送我归来, 音乐轻柔清脆, 扣人心扉, 空灵之感, 意犹未尽, 回旋在耳际。回来以后, 我是情不自禁地随着节奏在腹部敲打起来, 并非身体有何不安。”[1]34《吹笛记》的这段记述很生动形象, 将李隆基对音乐的痴迷描述得淋漓尽致, 栩栩如生。在古代封建社会, 帝王的爱好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喜好, 所以说, 唐代音乐能达到如此顶峰, 和作为一国之君的李隆基对音乐的喜好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种喜好培植了促进唐代音乐繁荣的土壤。

二、李隆基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为盛唐音乐的兴盛提供了保证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励精图治, 百姓安乐, 天下太平, 四夷来朝, 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在这种背景下, 李隆基便在处理政务之余, 开始营建为自己发挥音乐才能的音乐机构。开元二年 (公元714年) , 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成立了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央音乐机构——内教坊, 内教坊设在蓬莱宫侧, 同时, 他又令在长安和洛阳设置左右教坊二所, 作为地方的音乐机构。教坊脱离太常的管辖, 由他亲自安排专业音乐人才负责, 教坊的负责人直接向唐玄宗汇报, 使教坊事实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家音乐学院”。对教坊的日常工作, 唐玄宗丝毫不放松, 要求教坊加强对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 于是这所“皇家音乐学院”大力收集民间音乐, 整理和创新传统音乐, 研究和吸纳西域音乐, 加工整理成为教坊曲目。唐玄宗不光重视对音乐曲谱的研究, 他还十分注重对作词品味的提升, 唐朝时期诗歌艺术相当繁荣, 为了能将优美的诗歌纳入作曲范围, 他特设了“新曲”这门音乐分类, “新曲”打破了当时对格律诗的字数限制, 在七律、七绝等诗歌的基础上有规律地减字和加字, 形成“长短句”, 这样更方便传唱, 也更适合音乐的抒情要求。这种独特的“长短句”就是“词”的雏形。唐玄宗还亲自创作“十韵诗”, 这首曲子在当时民间相当流行。

唐玄宗李隆基除了设立教坊, 还在长安光化门北禁苑设立“梨园”。唐初, 梨园只是与枣园、桑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一个果木园, 是供帝后、皇戚游乐的场所。后经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 梨园遂成为唐代开元之后戏曲活动中心。梨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备的国立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 梨园的最高负责人为“崔公”, 与现在的高等学府的院长或校长相当, 这一职务由皇帝李隆基亲自担任。唐玄宗对音乐的认知程度相当高, 有着社会大众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品位, 他在闲暇常去梨园品尝乐曲, 能登台梨园演出的自是非等闲之辈, 但李隆基却能从这些皇家私人乐队演奏的动听的乐曲中听出不足之处, 并亲自加以教正, 直到满意为止。《旧唐书·音乐志》上有这样的记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 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 音响齐发……有一声误, 玄宗必觉而正之。”[2]51数百人的乐队一齐演奏, 各种各样的乐器掺杂在一起, 要想从众多繁杂的乐声中听出某人的错误, 绝非易事, 而李隆基竟然能够做到, 他的音乐造诣之深确实让人感叹, 他的音乐指挥家的头衔绝非虚名, 当之无愧。更为难得的是, 唐玄宗注重对音乐人才的培养, 坚持从娃娃抓起, 梨园专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小部音声, 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种设立专门机构将儿童作为音乐培养对象的教育模式, 在世界音乐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

盛唐文化之鼎盛, 梨园艺术之繁荣, 应该说, 除了一些社会原因之外, 与李隆基的参与、支持、倡导和推动是分不开的。正如德国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在他的名著《秘密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所写:“明皇……他是一个神, 一个戏园的神……他亲自训练演员, 在一座梨园里举办他的戏园。因为这个缘故, 中国的优伶, 现在还被称为梨园弟子。而且没有一个戏院 (就是梅兰芳的戏院也一样) 的后台可以没有李隆基的雕像。”事实正是这样, 此后历代, 全国各地建立的无数梨园会馆, 会馆里面都敬着老郎神。这个老郎神, 不是别人, 正是唐玄宗李隆基了。

三、李隆基亲自创作、表演了众多音乐作品, 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李隆基还可以称为是作曲天才, 音乐史料专著《羯鼓录》 (唐朝·南卓编撰) 上有详细记载:“上洞晓音律, 由之天纵, 凡是丝管, 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 随意即成, 不立章度, 取适短长, 应指散声, 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 律吕呼召, 君臣事物, 迭相制使, 虽古之夔、旷, 不能过也。”[3]45这些记载实事求是, 古人夔、旷的音乐贡献还远不能与李隆基相比, 无疑李隆基的音乐贡献要高很多。

李隆基参与创作并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众多, 大型歌舞曲占的数量不少, 其次是器乐合奏曲和独奏曲。李隆基的作品有着深刻的个人印记, 诠释着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和历史面貌。《还京乐》、《夜半乐》是李隆基即位前所作的作品, 这是他诛杀韦、武朋党集团宫廷政变的纪念篇章。《小破阵乐》、《光圣乐》、《文成乐》、《圣寿乐》等作品创作时间在他即位后, 由于他重用贤良, 政治清明, 唐朝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出现, 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 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 他创作了上述歌功颂德的音乐作品。李隆基的一生崇尚浪漫, 对仙境充满神往, 于是他本人参与创作、改编了《凌波曲》、《霓裳羽衣曲》、《紫云回》等“游仙”题材的音乐作品。其中《霓裳羽衣曲》这首为唐代最著名歌舞大曲堪称代表, 蜚声乐坛, 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歌舞音乐最高水平的代表, 成为千古流传演绎的神奇佳作。此外, 李隆基创作了大量的羯鼓曲。这种流行于西域的打击乐器的音色“焦杀鸣烈”, 音调怪诞, 在高楼晚景之际演奏尤显独特, 可形容为“破空透远”。李隆基十分喜爱这种透着浓烈北方民族音乐印记的乐器, 他的演奏技术更显出神入化, 高超脱凡, 演奏时“头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点”[4]37, 可见投入之程度。李隆基还创作了《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多首羯鼓独奏曲, 一时之间玄宗羯鼓之乐流行于长安的大街小巷, 王公大臣争相习之, 羯鼓盛行一时, 谓之为“八音之领袖”。

李隆基作为皇帝酷爱音乐, 并且达到颠倒政治与音乐位置的地步, 这显然是相当荒谬的。随着杨玉环的受宠, 杨美人的家人也都拜相封侯, 把握朝政, 权势显赫, 独断专横, 政治清明之风顿失, 政治腐败之浊满天, 政风一污浊, 民风就思变, “安史之乱”在这个大背景下终于爆发, 杨玉环被三尺白绫缢死在一间佛堂前的梨树上, 时年仅38岁。

唐玄宗李隆基后期由于过于宠爱杨贵妃, 以致无心打理朝政, 官员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 贪图享乐的他不但不理朝政, 而且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 把持朝纲, 又宠信安禄山, 最终酿成了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 大唐开始走下坡路, 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让后人深思。我们无论李隆基的政绩如何, 后人在政治上如何评价他, 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古典音乐所作的贡献巨大, 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比拟的。

参考文献

[1]徐寿凯, 试述隋唐五代的文化交流与反交流[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1987 (7) .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

[3]程云.汉唐乐荣衰之回顾[J].音乐研究, 1988 (2) .

[4]李西林.唐代文人士大夫对西域音乐的态度略考[J].交响, 1994年 (2) .

汉代以前帝王治国思想分析 篇2

关键词：统治思想；君人南面；阳儒阴法

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54-03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帝王统治的开端，作为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对全国的臣民进行统治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而春秋战国时期与汉代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和分析的问题。君人南面之术向阳儒阴法思想的转变反映了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统治者思想的进步。

一、君人南面之术的产生和发展

君人南面之术也叫人君南面之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提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又说：“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夫扎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①

我国大部分在地球的中低纬度提取，并且在地势上看西高东低，所以古人建房子都是南北朝向，房子的大门朝着南面。这样一来权力、辈分或者年长的人都面对着大门坐在中间，其他人面向北方，这样就形成了“以南为尊”的习惯。古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古人南面称王也。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政治哲学。②

人君南面术是继承了古代老子的思想，核心内容是“清静”和“无为”，具体来说就是清心寡欲、谦虚礼让，这里的“无为”不是说天天什么是都不做，而是指“任人而不任智”，有什么问题先找下属，问问他们怎么办，让他们来解决，实在不行再自己想办法，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

有人好奇这样君王不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吗？天天就会无所事事。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君王可以不关心具体的事情了。但他要做的就是“求贤才”，找到好的下属和帮手。《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君人南面思想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其中很多思想与其《道德经》中观点相类似。都主张社会的自由发展，作为君王尽量少干涉国家的各方面发展。“无为而治”不是说君王对天下百姓的事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就是说要制定一定程度的峻法，让百姓不敢铤而走险去干坏事。不但是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只是刚刚产生，并没有得到君王的重视和发展。

战国末期，由于多年的战乱，各个诸侯国都无人力和财力支持战争。没有了资源，君人南面的修养生息政策才显得尤为重要。到了汉代情况更是如此。“汉初，民力凋残，天下疲惫，将相或乘牛车，天子不能具钧驷。为了医治战争创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③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认为：对人民干涉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自由的政策环境能保证人民的较快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富强。这样一来人员也会拥护这样的政府，政府的执政地位才能长久。施行“君人南面之术”与西方近代自由政府主义想类似，就是希望百姓的生活不要禁锢在政府干预的枷锁中，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保证君王的统治权力。

二、阳儒阴法思想的形成

“阳儒阴法”就是表面实行的“仁政”，儒家提倡仁政，所以是表儒，而其制度則是用的“刑法”，由于法家与刑有关系，所以必是里法。这种政策表面上看是人治的观点，其实质却是法制。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诱导人民的支持，但一旦进入这个思想就会发现还是很严格的峻法。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学是最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统治的。儒家文化的精髓，“表现在哲学心态和思维方式上，就是重人生，务实用，看重群体关系，强调伦理道德，注重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义务，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④

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在秦前是两个不沾边甚至有些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个人对社会发的义务，儒家倡言仁政，称性本善。法家，顾名思义，主张“以法治国”，法家奉行法治。说性本恶。讲究诚敬、正直的儒家思想是向阳的、明朗的；玩弄权、术、势的法家思想是阴暗的、阴险的，二者好象水火不相容。

作为封建君王必须找到一种学说既能维持政治上的专制，又使得人不反对自己。于是，一种混合的做法就产生了：“阳儒阴法，儒法并用”。这就在思想上用仁义道德来蒙蔽百姓，获得人民的支持，在思想行为规范上规定了范围。但是在具体做法上用法家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规范人的具体行为。

孔孟儒学的精神实质是“血亲至上”，在冲突情况下不惜为了维护“父子有亲”放弃“君臣有义”。这一点从孔子主张“父子相隐”高于“忠于叶公”、孟子强调“事亲为大”等论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先秦法家的精神实质是“忠君至上”，为了维护“君臣有义”放弃“父子有亲”——也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慎子·外篇》说“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商君书·开塞》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都指出了法家与儒家在这一点上的鲜明对照。⑤

如果大家都遵循孔孟儒家的“血亲至上”精神，就没人愿意为君主卖命了。所以，尽管他们总是讲“君君臣臣”、“无君禽兽”，聪明的诸侯们却始终不肯长久重用他们。荀子是孟子的学生，荀子看到这个问题，因此才修正孔孟儒学，转而主张“礼莫大于圣王”（《非相》），提出“隆礼重法”。

“礼义”在古代的作用之一就是“教化”，“小人”只有经过“化性起伪”这种思想的改造才能成为“君子”，刑法的作用是强制实施，已达到对不听教化人的控制。所以，“隆礼重法则国常有”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不可少的。荀子将礼的原则法律化，使之有法的性质。隆礼重法对秦汉以后的正统法律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开了儒法合流之先河，被改造成为维护官僚等级制的新礼。

三、阳儒阴法思想的发展

汉武帝亲政时已经立国70多年，这时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君王的威望也已经形成。而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希望有所作为的帝王。“武帝治国，一改前代恭俭谨厚之风。对外，屡行挞伐之师，北逐匈奴，南平闽粤，连通西域，拓土开疆，使汉朝声威远播；对内，则表彰六经，号令文章，修制度，改正朔，兴太学，订礼乐，掀起了一股政治变革的热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景以来的政治风气。”⑥

在历史上汉武帝一直是以为善于实用策略和方式来处理问题和政治改革的君王。在思想上兴太学、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人心，但在具体做法上对董仲舒这样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却弃而远之，任用大量的法家思想人物，用“法、术、势”思想来治理官吏，打击社会不法分子。

汉武帝所倡导的“阳儒阴法”只是一种存在表面现象上的模式，也就是说只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表面上的结合，其结果也是证明了这种结合所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效果是不大的。汉武帝强调儒学，仅仅是为了教化人民，维护思想上的统治，在实施上也仅仅停留在宣传上。儒家的轻徭薄赋、仁者爱人等思想都没有实施。在实际统治者大量的使用了法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先后任用14位丞相，其中，5位因罪处死，4位死于狱中或自杀，宰相如此，百官自是一体。⑦

汉代治国策略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汉武帝以后的汉宣帝提出了“霸、王道杂而用之”口号。其中“霸”就是是采用法家主张，“王”是采用儒家主张。《汉书·元帝本纪》中提到，汉宣帝本人特别提倡用法制来治理国家，其朝着的大臣也多少支持法家思想的一派。太子汉元帝对汉宣帝的做法不满。他对宣帝说，陛下用刑过于严峻，用人也是文法之士，这样不好，应当多多任用儒生。汉宣帝怒斥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果然不出宣帝所料，“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即位之后，重用萧望之、周堪等提倡儒家思想的大臣。但出现很多问题，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法律，结果政策无法实施，效率底下，导致超纲大乱。

汉宣帝被史家称为西汉的中兴之主，《汉书》称赞他当政的时代，“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汉宣帝开始，“阳儒阴法”有了真正的发展，儒家的“柔”与法家的“刚”相互弥补、相互配合，形成了有效的互补。这也成就了汉宣帝时期的国家兴旺。而到了汉元帝时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下降，正是由于背弃了“阳儒阴法”这一治国策略导致的。

四、两种统治思想的分析总结

战国末年和汉初的君人南面的无为思想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同时大大提高了自己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一种和谐发展的统治技巧。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统治方式在历史上也是短暂的，不可否认君人南面思想带来的发展成果。但当这一政策长久运行时，国家会不会产生腐败问题、机构效率低下问题等都是需要考虑的。

为什么说汉武帝开始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阳儒阴法”是一种成熟的治国思想呢？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阳儒阴法”防止中国古代单纯使用儒家思想统治导致的预付柔弱，也避免了单纯使用法家思想统治导致的严刑峻法，形成了一种柔和的、兼容的政治态度。第二，提出“阳儒”这种思想就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统治了思想也就统治了人民，“诛心”比“诛形”更加重要。证明了我国汉代时的治国技巧已经相当的成熟。第三，重视“阴法”就说明了法家和发展思想在政治中的不可或缺性，法家思想是真实的、现实的，比儒家思想上的教化要实用，证明了当时君王政治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⑧

在我们现代社会，关于实行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学习这一时期的思想。单纯的人治必然導致社会中腐败问题的发生，而单纯的法治则不利于灵活的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没有发展的活力。通过分析战国和汉代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认识到当前社会也必然是人治法治并存且共同发展的社会，在经济放任其发展，在政治上加强法制化，这才是良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参考文献：

①葛荣晋.法家“的无为而治”与“君人南面之术”[J].理论学刊，2008，（1）.

②郝虹.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J].大连大学学报，2007，（4）.

③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J].北京社会科学，1986，（3）.

④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J].南开学报，1989，（4）.

⑤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396-403.

⑥刘泽华.论汉代独尊儒术与思想多元的变态发展[M].学林出版社，1993.

⑦蒲坚.中国法制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3-98.

⑧刘太祥.汉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形式[J].史学理论研究，2007，（10）.

帝王思想 篇3

一、原则:依法用人真远见, 伯乐相马多误区

韩非子早年在荀子门下求学的时候就意识到, 选任官吏对国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作为执法者的官吏, 其强弱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正如《韩非子》中所言:“奉法者强, 则国强。”所以, 人、法、官吏三者之间在国家用人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依法从各类人才中选任官吏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前途, 也关系到百姓的利益、社会的安定。德才兼备的人得到国家的重用, 是一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韩非子说:“官失能者则国乱, 此亡之本也。”官吏是否为“能者”应以法度作为衡量, 如果没有法度标准, 就会导致不称职的官吏出现, 继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特别是丢掉法度而任用无能之辈甚至贪官污吏, 那就为国家的衰亡埋下了祸根。所以, 韩非子一直强调国家用人的一个根本原则即是法律至上。他曾对嬴政直言不讳地说:古今但凡明智的国君从来都是依据法度选任人才, 而不是依据国君的个人好恶;依据法度来评价所选任官吏的功劳, 而不是依据个人判断。

韩非子依法用人的“法治”治国理论与依人用人的“人治”治国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其关键在于完善有关国家用人的法律制度, 并坚决予以执行, 不能依靠春秋时期“伯乐相马”典故中的方式来用人。当然, 韩非子并不完全否认伯乐的作用, 而是认为伯乐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任何用人事务都不能以权废法、以权乱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韩非子提倡依法用人, 并不是要排斥“伯乐相马”, 而是希望让世人走出“伯乐相马”在用人上的几个误区。他认为, “伯乐相马”的最大误区是以一己之意用人[2]16。“伯乐相马”的典故中明显反映出, 将个人意愿作为用人的标准, 很容易有失公允, 对那些没有进入用人者视野中的优秀人才是非常不公平的, 也很容易滋生人事上的腐败。“伯乐相马”的第二个误区是以身世用人。该典故显然寓意了以身世的贵贱尊卑、关系的远近亲属来用人的不恰当内容。韩非子对此说道:古今贤明的君主所选任之人, 有的做过喂牛、放牧、厨子等工作, 有的甚至一直隐居在沼泽山林之中, 但贤主绝不会因他们卑贱的出身而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反而会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干、精通治国理政之法、有富国强民之术而照例委以重任。为了证明这一观点, 韩非子举例说:百里奚曾经是陪嫁的奴隶, 伊尹曾当过乡间客栈的厨子, 但他们后来都得到了君主的赏识和重用, 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 被视为圣人, 而其卑贱的出身和经历从来都不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包袱。所以, 即便一个人做过卑贱之事, 但只要对他的任用可以让国家振兴, 就不能掩盖他智士能人的光环。此外, “伯乐相马”还存在以言谈用人、以相貌用人的误区, 韩非子对此都一一予以了纠正。

二、选人:内亲外仇皆不避, 不拘一格荐人才

在解释了“伯乐相马”的误区及其与依法用人原则不符之处后, 韩非子提出了自己的用人主张。要用好人必先选好人, 所以韩非子首先思考的是选人、荐才之术。《韩非子·说疑》中有一句“内举不可避亲, 外举不应避仇。”说的是, 举荐人才对内可以不用亲属回避, 对外不应排斥仇敌。现实地说, “内举不可避亲”并不难, 但“外举不应避仇”的确很不容易, 它要求举荐之人秉公推荐, 不将私人恩怨放到选人、用人上来。韩非子当然也知道“外举不应避仇”的不易, 所以特地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举了这方面的事例来证明此事“虽难却可为”。春秋时, 一位名叫解狐的晋国大夫给赵简主推荐的相国就是自家的一个世仇。当他的这位仇人得知是解狐向国君推荐自己担任相国要职时, 以为他们两家之间的恩怨仇恨已经化解了, 于是上任第二日便登门解狐府上拜谢。没想到, 解狐却在大门口对来访的仇人以弓箭相威胁, 并粗口要对方滚回去。这位仇人大惑不解, 解狐直言道:我是为了晋国而推荐你的, 因为凭你的才干能担此重任, 但我们两家的私人恩怨还在, 这是另一回事, 我不会因我们的恩怨而埋没了你这个人才, 否则就是对国君的不忠[3]29。韩非子以此例充分肯定了“私怨不进公门”的“公举”方式, 认为选人只要坚持“公举”, 便能真正做到任人唯贤, 让贤能之人无论是内亲还是外仇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

除了不分内亲外仇, 韩非子还提出选人或举荐人才时要眼睛向下看, 即面向基层, 要“不拘一格荐人才”。《韩非子·显学》中有言:“猛将发于卒伍, 宰相起于州部。”强调军事将领要在士兵中挑选, 国家级官吏要从地方官吏中提升, 不能论资排辈, 不能以门第出身作为选人举人的条件。在《韩非子·说疑》中, 例举了大量武王、商汤、舜帝、尧帝等不拘一格选人举人的做法。被举荐之人有世代生活在江湖山林、岩泽窑穴中的草民, 有几度被捕下狱的囚犯, 有割草养牛的牧民, 有烹调屠宰的厨子, 还有最底层的奴隶, 但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 于民于国有利, 都会被举荐和任用。可以说, 韩非子不拘一格的选人观念是对西周之后世禄世卿制的彻底否定, 为战国末期国家人事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用人:人无完人不求全, 扬长避短有贤君

人无完人, 即便是选出来或被举荐而来的人才再优秀, 也各有所长、各具所短。韩非子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 在《韩非子·观行》中, 他说:“智有不立, 力有不举, 强有不能, 此天下有信也。”最优秀的人才也不是全才, 所以人才被选荐出来之后, 任用他们时首先就要有意识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有言:尧帝舜帝时期有一位乐官, 名叫夔, 他脾气暴躁, 得罪了很多人, 但尧帝舜帝都认为此人对音乐颇为精通, 仅此一项长处就足以委任他为主管音乐的乐正。韩非子还在该篇中提到:曾担任赵简主相国的阳虎野心勃勃, 无论是同朝为官的大臣还是赵简主身边的侍从都怀疑他有不臣之心, 所以都排斥他, 还不断向赵简主谏言罢黜他。但赵简主却眼光独到, 认为阳虎是个在治国理政方面堪担大任之才。他对向他谏言的臣子和侍从们说, 阳虎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缺点, 但还是有可用之处, 只要精心驾驭即可。果不其然, 阳虎并没有像其他人所说有不臣之心, 反而悉心辅佐赵简主, 使赵简主统治下的晋国很快强盛起来, 甚至一度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韩非子在扬长避短的用人之策方面至少有三点值得一述。首先, 善用人必善知人之所长、所短, 用人者对选荐出来的人要善于挖掘其真正的长处, 了解和把握其难以改变的短处, 如此才能善用。尧帝舜帝以及赵简主之所以被韩非子认为是善于用人的贤君, 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所用之人的长处和短处。其次, 善知长短之后就要扬长而避短。韩非子认为, 只有在特定条件、环境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长处;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才来胜任, 所以用人者就要为不同的人才提供最适合他们的工作, 唯此才能扬长避短。如果任用脾气暴躁的夔为相国、只懂权谋不知乐理的阳虎为乐正, 岂不是扬其短而避其长, 于民于国都会产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此外, 在管理人才方面, 韩非子的思想还有一大特色, 那就是赏功罚过。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是以“人性本恶”为思想出发点的。在“人性恶”的基本认知下, 韩非子分析了人的欲求, 强调人不仅会为了生存求赏、求利, 还会为了满足自尊求誉、求名。所以他在《韩非子·八经》中撰文提醒用人者:用人要赏功罚过, 而且在赏功时要授予名誉, 在罚过时要相应加以恶名, 以此强化赏罚的激励效果。关于如何赏罚的问题, 韩非子提出了“奖惩公允”、“赏罚敬信”等原则。具体而言:赏要有依据, 罚要有所得;每一个人在赏罚面前都是平等的;奖赏他人要无遗漏, 惩罚他人不可赦免。奖赏如果有遗漏, 就会打击已立功之人继续立功的积极性;惩罚如果被赦免, 就会怂恿奸邪之人继续为非作歹。如果所用之人确实有功, 即便在用人者看来卑贱疏远, 也一定要对其进行奖赏;如果所用之人确实有过, 即便在用人者看来喜爱亲近, 也一定要对其加以惩处。这就是韩非子所言的“赏不遗匹夫, 刑不避大臣。”在这种人才管理模式下, 人人都会积极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效忠、使国强大, 而秦国后来的强大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韩非子的用人思想。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被视为“帝王之书”的《韩非子》内容涉及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 其中就有不少篇幅论及了韩非子的用人思想。韩非子用人以法律为原则, 不避内亲外仇, 不苛责求全, 堪称先秦法家之“伯乐”。

关键词：韩非子,用人思想,《韩非子》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2]梁启雄.韩子浅解[M].中华书局, 1982.

帝王的冠冕 篇4

冕，就其本义而言就是系于下巴的帽子，基本组成部分有冕板、旒、笄、武、充耳等，其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意义。冕冠的顶部覆盖一长形木板，称为冕板。冕板又称为“綖”，一般会用细致的布帛包裹，板形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有天子是奉上天旨意来治理天下之意，而前低后高，呈前俯之状，象征皇帝有谦恭的美德，能倾听民意，关怀天下百姓，这也是“冕”字的本义。在两耳旁边悬挂的玉石称作充耳，目的是提醒帝王不可妄听，误信谗言。另外，在冕板的中间一般会横着一条红带，代表天河，称为天河带。天河带产生于唐宋时期，元代以后消失。

冕在中国古代与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在祭拜天地、祖先及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时候佩戴的礼冠。其使用自产生之初即有严格规定，所谓“冕，大夫以上冠也”。只有那些具备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才可以佩戴。并且，在这些有资格使用冕的人群中，也因其地位高下，所佩戴的冕的形制也不相同。比较明显的点就是冕前后下垂串珠，所谓“旖”的数量的不同。一般来说，地位最高的帝王是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冕在古代礼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象征着秩序和威严，被人们用来别贵贱、明尊卑。

冕的形制世代相传承，在承袭古制的前提下，历朝历代略有不同。

上古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观察天象地理，模仿鸟兽冠角，创制了冠冕来装饰自己。传说中，冕即是由黄帝所作。这说法虽无从验证，但在后世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中却有所反映。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中的黄帝就是戴“冕”的形象。与黄帝同时出现在画像石上的颛顼以及帝喾等古帝王也同样用冕来装饰。可见，关于上古帝王制冕之说由来已久。

冕在夏代叫做收，殷商的时候叫辱；周代叫爵弁。除了名称不一样外，夏、商、周三代的冕在形制，颜色上也不同。夏朝的冕纯黑泛红，冕版前小后大；商代黑色微微发白，冕版前大后下，周代黑中有红，冕版前小后大。

与夏、商时期的冕相比，周代的冕形式规范、结构完整，同时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史书记载，两周帝王在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时，要根据典礼的轻重，分别穿六种不同格式的冕服，总称六冕。六冕具体包括大裘冕、衮冕、蹩冕、毳冕、絺冕、玄冕，分别对应祭拜上天，祖先，先王，山川，万物等不同的场合。后世所说的冕，大部分是指这其中的衮冕。同样，也是从周代开始在冕上装饰旒。以后历朝历代的用冕制度都是从此而来。

秦及西汉时期的帝王是不用冕的。这一点在后世的艺术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汉代石刻泗水捞鼎画像中的秦始皇戴的就不是冕，是通天冠。唐代绘画作品《历代帝王图》中的西汉汉昭帝刘弗陵，同样没有戴冕。而同一幅画上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却是冠冕齐全。可见这个时期是不讲究用冕的。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东汉皇帝刘庄下诏依照周代礼制佩戴冠冕。这是第一次通过官方立法的形式制定了用冕制度。东汉时期的冕，冕板表层是黑色。里边是朱绿色。此后历代的冕基本沿用了这个色调。

三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冕的使用上大体实行与东汉相同的制度。这一点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绘制的《历代帝王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画中三国时期的吴主孙权，蜀主刘备；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都是冠冕齐备。稍有不同的是，从晋代开始，冕不再专用于祭祀，而是逐渐世俗化，只要是比较隆重的场合都可以佩戴。

隋唐时期的冕在整体上与东汉没有太大的差别。其中隋代的冕强调以旒的长度来显示身份的尊卑。皇帝之旒最长，而皇太子和王的旒要短两寸。唐代初期沿用了隋代旧制。开元年问之后，规定只有重大祭祀活动才佩戴冠冕，其他时候不再使用。唐代以后，冕的发展进入了简化期。

两宋时期崇尚礼制，倡导完全恢复周代的六冕制，但这一主张只是停留在官方讨论的层面上，实施过程中仍然奉行了简化的原则。两宋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纺织技术高超，所谓“千室夜鸣机”就很好地描述出当时纺织业繁荣的景象。此时冕的冕板部分的表里就是用织锦覆盖。可以说，宋代的冕，在历朝历代里是所用材料最为华美的。

从辽、金时期开始，佩戴冕成为了皇室的特权。元代和明代继承了这一规定。辽、金、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冠冕制度只是其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还保留了自身的服饰习俗。因而，真正意义上继承周代以来冠冕之制的是明王朝。

明王朝建立后，在周代规定的六冕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简化，只保留了其中祭祀天地、宗庙的衮冕。明代的礼制规定皇帝用冕前后各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只能用9旒、9珠。北京明十三陵定陵中出土的冕就是前后12旒，与墓主万历皇帝的身份是相对应的。山东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九旒冕的主人鲁荒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第是分封到山东的亲王，使用9旋、9珠则是符合当时礼制规定的。

明代以后，冠冕制度被废止。

帝王学纵横谈(二)帝王学的由来 篇5

管理上讲帝王学并非例外，主要是从积极的一面来论述帝王，向明君贤主学习有用的治臣驭民之道。据我所见材料，帝王学一词源自日本。据日本汉学家守屋洋在《帝王学的智慧》 (日文) 一书中说：中国古典文籍中的重大支柱之一是领导论 (这在现代中国也有，如《领导科学概论》等) ，著作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孙子》，等等，都为领导立论。把领导学概括集中，乃成帝王学，经典著作有《尚书》、《贞观政要》等，无论中、日这些都是帝王学的必修教科书。他还说：当我翻译出版《贞观政要》时帝王学一词大家还并不熟悉，其后特别是巳故伊藤肇 (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 发表了《现代帝王学》一书，有关帝王学的书籍便开始多起来，帝王学一词也逐渐流行了开来。据查，伊藤肇的著作还有《社长帝王学》、《十八史略帝王学》、《圣贤经营理念》等。我所见则另有佐佐克明著《超优良企业型帝王学—历史是教导管理的秘诀》。

为什么中国的史籍会被日本学者拿去做学问说事，从历史看并不奇怪。中日同文同种，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日本对外来文化并不排斥，相反，把中国的许多古籍视为瑰宝，努力学习研究，积极推广应用，无论政治企业界，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日本经济运行中所谓的“洋才和魂”，洋才指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和魂主要即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精髓，日本现代管理实质上是中国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科学的融合。例如，丰田汽车公司三代人的管理理念分别是：祖父丰田佐吉为“天地人”，取自《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儿子丰田喜一郎加上了“知仁”二字，取自《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重在学习和力行;孙子丰田章一郎再加一“勇”字，“知耻近乎勇”，是《中庸》连接上述两句话的第三句话，表达了当时丰田章一郎面临日产汔车严重挑战后自勉自励，奋发图强的决心。其实，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悉《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孔子、老子、孙子的教导给他们的影响和激励至巨，实例多多。甚至有人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战败国，而能在战后的废墟上经济得到迅速复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国经典文化同样居功至伟。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子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一国有君臣，一个企业有顶级领导 (Top) 和中下层领导;君无臣不行，臣无君无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辨证看待。“蛇无头不行”，事业要有带路人。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士子，其追求的人生目标便是：“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下) ”，“修齐”靠自己，而“治平”则要遇明主，故最期君明臣良，戮力同心，庶几事业有成。从中国历代君臣关系推演而来的现代帝王学，是指导公司Top思想行为的准则，Top要对中下层领导进行思想教育和委以职责，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那帝王学便是他至为重要的教科书。

日本帝王学从“修己治人“(朱熹)开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向》)。唐史臣吴兢编撰、呈奉唐玄宗的《贞观政要》, 专记唐太宗的励精图治, 君臣的“嘉言善行, 良法美意”, 志在匡君, 希望玄宗“择善而行, 引而申之, 触类而长”使“贞观巍巍之化, 可得而致”, 堪称领导学首选经典。不但此后为中国历代皇帝所常读, 就是日本历代天皇也都列为进讲的必读教科书。此书也曾伴随毛泽东作出重要政治决策。太宗之朝, “君明臣忠, 可取为后嗣法”, 故《贞观政要》实“历代明君良相治国安邦宝典, 汇萃至理名言流传千古圭臬。”

其他有关中国史籍和经典著作也无不涉猎, 因为帝王学的原理法则, 古今相通, 只要赋予时代精神, 无碍实用。以伊藤肇所著《圣贤经营理念》 (中国古代圣贤) 一书为例, 书中所列观人之道、用人之道、交友之道、自我磨炼之道、功成身退之道共5章, 皆现代经营管理的不易原则, 决无违反之理。

帝王思想 篇6

帝王学纵横谈

—帝王绝学

伟大暴君—秦始皇嬴政 (3)

叶钟灵

(接2009年第12期)

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开始忘乎所以, 追求穷奢极欲, 横征暴敛, 大兴土木。

“六王毕, 四海一。蜀山兀, 阿房出。”六国君王结束, 天下统一。蜀地山林被砍光, 阿房宫拔地而起。“覆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绵延三百多里, 遮掩了天上太阳。这就是秦始皇年用70余万人所建, 而后被项羽烧了三个多月的阿房宫。咸阳方圆200里内有宫殿270座, 关中有行宫300处。又预建他日自用的陵寝骊山墓, 周围五里, 用水制成江河大海, 夜明珠为日月星辰, 并有各式宫殿, 杂陈珠宝, 仿佛地下世界, 常年使用刑徒72万人。

这些浩大工程, 极度劳民伤财, 加上浩繁兵役, 于是出现了“男子力耕, 不足粮饷;女子纺织, 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 自然激起民众反抗, 埋下了灭亡的祸根。

为扬威显德, 在秦始皇统一后在政的11年里曾5次巡幸各地, 封禅泰山, 建台琅邪, 会稽山祭祀大禹, 刻石留念。虽有博浪沙之击, 并未有所收敛, 最终病死巡游。生前他贪生怕死, 迷信方士, 寻山访仙 (出游目的之一) 求不死之药, 一再受方士卢生、徐福之骗, 由此并有徐福东渡之历史之谜。

苛政如虎, 千夫所指。秦始皇

Management Analysis

无疑是个暴君, 但肯定地说, 秦始皇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帝王。在秦之前的周朝800年间, 分土建邦, 诸侯林立, 相互攻伐, 战乱不息, 直到秦帝国建立, 才归于一统。从此“一家天下, 兵不复起”。功勋赫赫, 何人能及?!

“百代皆行秦政”秦始皇统一六国, “废封建, 改郡县”。车同轨, 书同文”, 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和货币, 对中国版图的确立, 对中国各族文化的融合, 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老文明灰飞烟灭, 已成过眼云烟之际, 唯我国中华文明传续至今, 依然灿烂辉煌, 始皇之功不可没焉!明代思想家李贽盛赞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见《藏书》一书) ,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秦始皇自13岁登基, 从一个傀儡小帝王一步步到统一全国, 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死于沙丘平台 (今河北广宗境内) , 享年仅50岁, 他在王位共25年, 称帝12年。在他扫平四海后, 为巩固统治行暴虐之政, 贪图享受而肆意挥霍, 以致失去民心, 激发民愤。陈涉、吴广揭竿而起, “斩木为兵 (兵器) ”, 天下响应, 秦朝二世而亡, 是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唐太宗名臣虞世南说: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 虽能吞并六国,

责任编辑:于寅虎

统一天下, 然守成则未可。秦亡根由即在始皇, 他是创业之君, 而非守业之主。

施政之策, 谋略概要

忍字为先, 后发制人——秦始皇少年登基, 权在母后、吕相之手, 无所作为, 还感到了对自己的威胁, 但他采取了忍的政策, 暗作准备。“所就大者, 必有所忍”, 终于在他亲政不久, 先后歼灭了两大敌对集团, 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废封立郡, 强化皇权——废封立郡不可世袭, 任更免官中央独行。三公九卿各司其职, 分别对皇帝负责, 实际权力集于皇帝一身。

征讨四海, 必先安内——吕不韦、缪毒两大权臣集团结党营私, 威压朝廷。秦始皇分而治之, 武诛缪毒, 文逼吕不韦, 扫平两大势力, 稳握全国大权。

统一法度, 制定秦律——秦律苛刻严明, 尤重治吏。吏必通晓法律, 以吏为师, 地位很高, 但不再“刑不上大夫”, 官吏犯法, 罪加一等。因而吏治清明, 效率较高, 彼时鲜有贪污受贿者。

远交近攻, 各个击破——秦以一国之力, 攻灭六国, 国力强威当然是根本原因, 但其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也功不可没。

帝王思想 篇7

次年，刘邦乘项羽撤兵东归，毁约追击，韩信、彭越率军驰援。十面埋伏，围项羽于垓下，四面楚歌，项羽终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刘邦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建都长安，国号汉，建立了延续210年的西汉王朝。他做汉王4年，称帝8年后病死，终年62岁。

成功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刘邦有刁钻、诡诈的一面，但又有豪侠仗义、仁义爱人的一面。管理上有所谓“短板理论”，可事实上也存在“长板之论”，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一个人纵有许多短处，只要有一特长，也能成事。刘邦当亭长时每年有两次解送刑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的徭役。一次解送，走出沛县不远便逃跑了不少，又突遇大雨，逃跑更多，这对刘邦有杀头之罪。有人要把剩下的用绳索捆在一起，刘邦却说，逃跑已有那么多，死罪已成，何必难为他们，不如都放了，让他们逃生去吧!他自己也回不去了，只得打算流浪山林。如此仗义，感动众人，不少人愿意跟随左右，于是有刘邦斩白蛇，芒砀山起义的故事。进咸阳后的废秦苛法、约法三章的仁义之举，的确深获人心，流传史册的。

其次，刘邦善于用人，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刘邦有号称三杰的张良、萧何和韩信，项羽仅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胜负之势可见矣。

其三，善听意见，从谏如流。郦食其初见刘邦，刘邦正由两女子为他洗脚，郦生佯狂揖而不拜，说动刘邦，止洗谢罪。郦生乃劝其袭击陈留，得到秦军储存的许多粮食，解决了至关重要的部队给养。陈平献反间计，气走了项羽的唯一谋士范增。张良是最为重要的谋士，当刘邦西进巴蜀时劝其烧毁栈道，以安项羽，使生轻慢之心。楚汉之争期间又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乘机追击项羽而一举歼灭等重要策略。即使当这酒色之徒，住进秦宫安乐之乡，还是听从张良之劝，退了出来。其他还有不计前嫌用人，“招降纳叛”进贤等也都是刘邦的成功要素。

功过之论

刘邦也是历史上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说：“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更将刘邦与古罗马恺撒大帝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对人类文明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清末民初创立《厚黑学》的川人李宗吾则将刘邦归入脸厚心黑，稍次于曹操的历史代表人物。

刘邦亲历了秦王朝由盛而衰、顷刻灭亡的惨痛教训，日夜思索如何不重蹈秦亡的覆辙，最后他采用了陆贾提出的“无为而治”之策。所谓“无为而治”，就是一反秦朝的苛政峻法，采取宽舒政策，轻徭薄赋，给老百姓安心农耕，休养生息的机会，奠定了汉室基础。以后“萧规曹遂”这种清静无为，对巩固西汉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刘邦布衣出身，过失甚多，遭到历史的非议不少。楚汉相争时，曾有项羽欲烹其父而求分羹，兵败逃遁时急推子女下车等不孝不仁之举，而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事成之后的杀戮功臣，特别是未央宫斩杀韩信。韩信屡建奇功，功高震主而不知韬晦，成了刘邦的心病，终于下了毒手，留下“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被，谋臣亡”的千古惨烈教训。即使第一功臣萧何也因权力太大，曾被刘邦借故关进监狱，连襟樊哙也差点以谋反罪被杀头。只有张良聪明，功成身退，迅速交权，在家装病，韬光养晦才保住一命，得终天年。刘邦从而至尊天子，擅权一身，再无有人敢与他平起平坐。纵观历史权势之争，“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往往如此，不足为怪，唯智者识之，或可跳出此套套。

帝王思想 篇8

远交近攻, 统一全国

24岁的赢政完全清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势力, 真正掌握了秦国的政权。秦自秦孝公任用商鞅, 经过变法一百多年来, 又有六代先王相继努力, 疆域不断扩大, 国家日益富强, 六国无有能与之匹敌者。

此时秦王年轻有为, 雄才大略, 积极对外, 图谋吞并六国, 完成统一大业。为此, 他礼贤下士, 网罗人才, 虚心纳谏, 倾听意见。全心结交重用武将尉缭, 在发了“逐客令”之后, 看到李斯的谏书而改变了主意, 收回成命, 追回李斯, 进一步加以重用。

在秦王手下, 确有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 文臣李斯、尉缭、姚贾、顿弱, 武将蒙恬、蒙武、王翦、王贲等。加上秦国兵精粮足, 国势强大, 秦王沿用“远交近攻”之策, 间以贿赂离间之计, 分化瓦解六国, 借手杀了坚决抗秦的赵将李牧、司马尚等, 一战而俘赵王, 赵国灭亡。其实, 秦王最先的攻击目标是最弱小的近邻——韩国, 遂手而逞, 这是“远交近攻”、统一六国的成功开局, 而后灭的赵。再后攻燕, 其时有燕太子策划的荆轲刺秦王悲壮一幕, 这更激怒了秦王, 加紧了攻燕步伐。

公元前227年大将王翦奉命攻燕, 燕军一触即溃, 燕都蓟城 (今北京) 沦落, 燕王喜逃向辽东, 并杀了惹事的燕太子丹以求和。但未过几年, 秦将王贯便又攻陷辽东, 俘燕王喜, 燕亡。

楚国为东南大国, 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拥兵百万, 战车千乘, 又有猛将项燕, 曾事秦多年的楚公子昌平君、昌文君等, 是秦统一战争中最艰难、最激烈的一战。当时年少壮勇的秦将李信轻敌, 认为20万人即可灭楚, 而老将王翦则坚信非60万人不可。结果李信、蒙武损兵折将, 大败而归。秦王不得不亲自登门, 向王剪认错。最后还是王翦领军攻楚, 坚持等待战机, 终于大破楚军, 活捉楚王, 越君降秦, 平定东南。

公元前230年 (嬴政30岁) 至前221年 (39岁) , 前后10年, 秦国百万雄师在秦王统率下, 相继兼并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 结束了春秋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此时秦王政意气风发, 踌躇满志, 乃取了三皇的“皇”字, 五帝的“帝”字, 创造了“皇帝”这一空前至高无上的尊号, 自称“始皇帝”, 以后子孙二世、三世以至万世, 企图奠定万世一系的帝业基础。

秦始皇称帝后, 仍频繁征战, 三攻岭南, 北击匈奴, 并连接修缮了秦、赵、燕等所筑长城以为对匈奴屏障。在国体上他摒除了周朝的分封制, 朝政上实行“三公九卿”制, 地方上实行“郡县”制, 把国家大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之手。

初定六国, 贵族还在, 遗民尚存, 人心不一, 复国之意难消, 秦始皇一直把镇压反抗作为中心任务。他收缴民间武器, 铸造了十二个极大铜人放在咸阳宫外, 并将全国富豪和各国诸侯家属迁到咸阳附近, 以便监视。

帝王梦，何处寻 篇9

【关键词】《三国演义》思想 理想的帝王 刘备 孙权 曹操

《三國演义》以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三国鼎立的史实为依据，采取高超的艺术手法，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一幅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着力刻画的刘备、孙权、曹操这三大帝王，跌宕起伏、动人心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寄托作者人生理想———寻找理想的帝王。

《三国演义》作为一个历史演义小说，把蜀汉作为中心来描写。拥护刘蜀唾弃曹魏。从作品篇幅来看，全书共120回，1～50回主要写赤壁之前，各路诸侯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过程，实际上是交代了“三国鼎立”的来龙去脉和斗争背景。51～115回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兴衰成败的曲折过程。第16～120回写三国先后被消灭，统一于晋。作者在构思时却表现了他的偏爱，将全书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刘备集团。

我们先来分析曹操的形象意义，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远远大于帝王之上。

曹操，易中天在《品三国》中是这样说的：“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出身于宦官家庭，汉末天下大乱之际登上政治舞台。他既有对战乱带给人民灾难的悲哀和由此产生的平定天下的愿望，也有为实现政治理想要延揽英才的思想。经过19年，将江北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其做了充分的肯定和正面描述。

罗贯中在刻画曹操这个封建时代领袖人物的过程中，注意到其领导素养的多面性、复杂性，有意识地突出了其“奸”的一面。他有许多残暴不仁的表现，杀吕伯奢全家；为报父仇提大军杀戮徐州；杀死华佗。《三国演义》中曹操杀人不少于几十次。同时曹操还有阴险狡诈的行为，小时假装中风诬告叔父，离间父亲与叔父之间的关系。

《三国演义》中曹操还具有严于律己与以法治众的领导观。对儿子“法不徇情”。“割发代首”。等等。曹操具有很好的知识素养和心理素养，始终保持积极进取、豁达乐观的态度。著有军事著作，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实战能力。他还是诗人，史载“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向大臣们说道：“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言不差。

曹操确实有过人之处，罗贯中除能客观真实描写曹操外，但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即“正统”就是与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以复帝为中心的历史观。”在曹操与刘备当中，刘备是汉室嫡系，要继承大统就非刘备莫属，其他任何人一统天下，都被视为篡权夺位。曹操他担任汉相，实则是汉贼，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吞并诸侯，一统天下，因此，《三国演义》不仅将曹操作为一个“乱世奸雄”来刻画，更作为一个“乱臣贼子”来训话。尽管，曹操的才能远在刘备之上，仍不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帝王。

至于孙权，南宋抗金将领辛弃疾曾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是三国时东吴的君主。孙权不负兄托，倾力巩固与发展先人遗业，“开宾馆于吴会，广纳贤士，谋臣良将，纷纷而至，江东称得人之盛。”

“得人才者得天下”。魏、蜀、吴三国能够在汉末群雄蜂起的背景下最终形成鼎立之势，原因都是主要领导人有着比较先进的人才观。孙权的人才观更显进步，“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依靠群体智慧，重视人才使用与培养，形成整体智力优势，避免“人亡政息”，使事业可以长期延续下去。完全具备帝王知人善任的能力，然而，孙权偏安东南，不替或很少替天下黎明百姓着想。尽管囯险民富，爱民如子。作者认为也不是心中理想的帝王，孙权个人性格也有不足之处，如有时面临大事非常犹豫，遇到强敌有时怯阵，赤壁大战中都有所表现，同时性格中还残留一些儿童的稚气，孙权缺少帝王的大气。

最后，我们分析刘备的人物形象。论出身是帝王之胄，论才能刘备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杰出的领导才能。

刘备有一颗永不衰竭的进取心。少年素有大志，第1回中交代其家东南方有一桑树犹如“车盖”，刘备因此有“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之说。从28岁起兵到63岁去世，无论什么环境都保持着自己强烈的进取心。

其领导观坚持以仁治为本，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上广结仁义。既明确了自己政治集团的目标定向，又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摆脱眼前利益的一时局限，既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置于首位，有使得自己在下层社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刘备识人较准，既能看清一个人的特性、能力，也能把握一个人与自己的感情深度，重情重义。如他曾经准确地评价关羽与张飞各自的优缺点。对于刘备重义无可厚非，却在丧失原则的前提下，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论法该斩，作为帝王的刘备讲哥们义气，横加阻拦，徇私枉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怎能带头这样做呢？更甚者，听说关、张二弟遇难，伶俐智昏，不顾劝说，草率报仇，为“义”而兴，也为“义”而败。白帝托孤令人伤感千古。其子刘禅更无法与他相比，纵有诸葛亮的辅佐，也终亡国。

细读《三国演义》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寻找的理想帝王，到小说结束，均未找到。无论孙权世据江东，固守祖业，称王称帝。还是刘备的称王称帝，曹操的篡汉自立，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目的只有一个，便是雄霸天下。唯一不同的便是刘备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而曹操则采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但这都不过是一种图霸称王的策略手段。然而作者肯定和歌颂刘备，因为他是“汉室之胄”，夺取天下便是“继承汉统”，但“义”大于法律，这不是帝王所为。同时又时刻不忘否定和批驳曹操，就因为他姓曹，所以便是“篡位逆臣，乱臣贼子”。作者心目中的帝王是什么样子，我想，处在元末明初动荡时代的罗贯中，寻找的结果，只能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1]罗贯中 《三国演义》 哈尔滨出版社

[2]周先慎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演讲稿） 2005.5.9

帝王思想 篇10

赵匡胤取得政权后, 采取怀柔优抚之策, 尊世宗皇后为周太后, 封后周皇帝为郑王, 移至房州 (今湖北房县) 将养起来, 并未施加毒手, 使其得终天年;后周文武百官悉数承袭原职, 甚至连宰相都仍由王溥等三人继任, 没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人心归向, 稳定了政局;更没有乱杀一个有功之臣, 历史鲜见。凡此种种, 都足见赵匡胤心胸博大, 气度非凡。

同时, 赵匡胤撤销了殿前都点捡之职, 分设了几个都指挥司, 直接听命于皇帝, 并把地方精兵选拔到中央禁军, 充实中央军力, 共20万左右禁军一半驻于京师, 一半驻全国各地。在行政方面, 虽沿用了以前的宰相制, 但削减了他的权力, 由原来的“事无不统”一分为三:中书掌政, 枢密院掌军, 三司掌财, 悉听命于皇帝。对地方官员也采取了“差遣”的办法, 达到了皇帝指挥臣僚, 中央指挥地方, “如臂使指”, 真正“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 专制独裁, 由此而始。

唐末五代, 都是武人篡权, 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地方权力多被节度使、刺史等武臣掌握, 专横跋扈, 不听朝庭。赵匡胤决定收回兵权, 架空他们, 逐步代之以文官任“知州”。后又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文官, 去代替牙校担任地方司法职务, 明令死刑案件, 一律须送刑部复审, 集权中央。但这种“强干弱枝”的政策, 大大削弱了地方权力, 也留下了严重的后果。

重用文臣, 就需要大量儒生。宋代开始改进隋唐初建的科举考试制度, 扩大了范围, 甚至君王亲自主持殿试, 殿试不再淘汰, 称为“天子门生”, 人人都有做官机会。从此不再只重出身门第, 使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 进入政府机构。赵匡胤自己也常到史馆披阅史书, 总结历史经验, 还下令修复孔庙, 开辟儒馆, 沿用老学名儒, 劝励教化。在这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措施下, 连那些骄横的武将见了宰相也恭敬有加, 并且也读起书来。秦皇汉武以来一直是以武治文, 到赵匡胤时从根本上着手, 变为以文治武, 彻底扭转了重武轻文的风气, 延续至于明清, 再没有出现过武将拥立的情况, 可宋朝武备自此积弱不振, 最后灭亡于蒙古大军之手, 也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文治武功, 千秋伟业

在集权的同时, 赵匡胤没有忘记统一大业, 在赵普辅助下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平定荆、湖, 扫灭后蜀、南汉, 征服南唐、吴越, 南方全部统一。赵匡胤也未忘恢复汉唐旧疆, 平定北汉, 收复燕云16州, 曾两次出兵讨伐北汉, 均因契丹 (辽) 的增援而未获成功。尽管如此, 除北汉外, 宋朝基本结束了延续几十年的分裂局面, 中原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统一起来, 实现了“天下一家”, 赵匡胤功莫大焉。

在大局己定的情况下, 赵匡胤慎终如始, 并没有志得意满, 忘乎所以, 更没有骄逸放纵。他勤于政事, 未敢丝毫懈怠, 生活节俭, 衣着简便, 大力裁减宫中宦官、宫人, 这在封建王朝中都是不可想像的。对百姓也采取了善待政策, 命令“切勿暴掠生民”, 罢除地方暴政, 免去苛捐杂税, 禁止买卖人口等, 受到人民欢迎, 也促进了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