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精选8篇）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篇1

一、引言

一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该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结构以及未来走势。就目前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 我国的金融体系还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即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服务体系。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宏观大环境, 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规范,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运营提出了挑战。国内学者对商业银行的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方法上, 而对银行资本经营管理的关注度不够。运用经济资本进行战略指导和业务决策, 构建出一个与股东目标和银行的总体风险控制相一致的业务风险组合, 既可以保证银行资本金抵御潜在损失, 减少信用危机的发生, 减少破产风险;又能够防止银行的过快扩张, 同时还能够激励银行各个业务部门设法消减风险。因此, 对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效率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而提出完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建议和对策, 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完善, 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基础

(一) 资本金配置标准及目标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最低目标是在不利的情况下, 非预期损失低于事先设定的水平, 更高的要求是使得各业务单位的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相匹配, 从而最终实现经济资本回报率 (RAROC) 和经济增加值 (EVA) 最大化。简单来说, 经济资本配置最终的目标是:经济资本回报率 (RAROC) 的最大化。理论上讲, 经济资本最优配置标准是使商业银行内部各个业务单元的边际RAROC处处相等, 也就是说, 将商业银行某个业务单元的资本重新配置到另一个业务单元之后, 股东的额外价值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因为在RAROC处处相等的时候, 损失的收益和获得的收益也是相等的。

(二)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模型根据以上所述的资本金配置标准及目标, 可以根据组合优化方法来构建理论模型:首先, 假设商业银行拥有的经济资本数量为Cap, 并且有n项业务可供选择, 其中第i (1≤i≤n) 项业务可以为银行带来的边际收益率为Ri, 用期望值E (Ri) 表示, 并假设业务组合中银行投资于第i项业务的头寸为Vi, 则业务组合的预期收益 另一方面, 若用Va R (Value at Risk) 方法来度量业务组合的实际风险大小, 并以此为基础来提取经济资本金, 此时业务组合所需要的经济资本金用VARP (V1, …, Vn) 来表示, 那么各业务投资头寸Vi (1≤i≤n) 的选择可以通过如下组合优化模型来求解 然而在实践中, 由于银行通常会有很多的盈利性项目可供选择, 上述约束条件式 (2) 就可以通过下面的式 (3) 来表达, 也就是说银行会使用所有可供分配的资本金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VARP (V1, L, Vn) =Cap (3) 。然后, 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对式 (1) 和式 (3) 构成的模型进行求解, 首先构建以下辅助函数, 其中λ为常数 用这个辅助函数对Vi (1≤i≤n) 求偏导, 就可以得到最优解 (V1*, …, Vn*) 应满足的一阶条件

式中 代表了最优化业务条件下, 业务i头寸的单位变化对整个业务组合风险 (经济资本) 的影响大小, 即边际风险, 用MVa Ri*来表示。在式子两边同时乘以Vi*, 得:Vi*E (Ri) -鄣Vi*MVa Ri*=0, (1≤i≤n) 。因此, 模型的最优解满足下面的等式 上式中, 分子Vi*E (Ri) 代表业务i的预期边际收益, 分母Vi*MVa Ri*代表业务i对整个业务组合风险 (经济资本) 的贡献大小。类似于RAROC的表达式 各业务的收益率期望值E (Ri) 是其头寸Vi的减函数, 而边际风险值MVa Ri是其头寸Vi的增函数, 所以, 对于任意两项业务j和k (j

三、基于RAROC波动的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 样本选取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现状, 选取四家银行作为目标银行,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两家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 、中型商业银行一家 (招商银行) 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一家 (北京银行) 。在银行业务上, 选取了三项主要业务作为研究对象, 即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 这三项业务占据商业银行总业务的比例均达到95%以上。

(二) 研究思路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其理论基础就是基于RAROC的模型。在内部业务既定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分配在各项业务中的经济资本, 从而使得RAROC值相等以实现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最优配置。因此, 可以通过RAROC值的波动来测度经济资本的配置效率, 考察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是否有效。对商业银行来说, 其各项业务的RAROC波动很小, 表明该银行的经济资本得到了有效使用。首先, 计算目标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经济资本额和经济增加值;然后, 根据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与RAROC之间的关系, 计算得到各目标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RAROC序列;最后, 计算RAROC序列的标准差。

(三) RAROC的测算与分析RAROC的测算过程如下:

(1) 经济资本总量的计算过程。现在商业银行普遍使用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 步骤如下:首先, 选择符合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的计量模型, 分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经济资本的计量;然后, 将三大风险的经济资本相加减去重叠部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大量相关数据难以收集, 所以经济资本的计量一般采用内部系数法。由经济资本的内涵分析可得, 风险损失=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异常损失。预期损失是指平均损失值, 非预期损失是指在一定的置信区间内, 最大损失值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 所以经济资本在数量上等于一定置信区间内最大损失与预期损失的差额。在实践中, 一定置信区间内的最大损失约等于监管资本, 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有强大的股东支持, 并且经营业务较为保守, 发生异常损失的可能性小, 置信区间较大;二是由于在发生异常损失时, 我国商业银行会接受监管机构的盘查。据上所述,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总量=监管资本-各业务部门的资产减值损失。

(2) 配置经济资本的计算过程。系数法是由预期损失分配法、损失变化法和风险敞口分配法综合的。通常, 我国商业银行在确定经济资本的总量之后, 根据系数法来配置各业务经济资本。本章实证分析中选择预期损失法进行经济资本的配置, 其中公式如下 其中, RC表示监管资本, ECi、ELi分别表示交易对手i的经济资本、资产减值损失。

(3) 经济增加值的计算过程。根据经济增加值的指标可知,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经济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可以从商业银行的年报中获得, 经济资本成本=各业务单位的经济资本额×股东回报率。根据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得知 (见表1和表2) , 股东回报率=无风险收益率+β×市场组合的风险溢价,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择2009年平均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 为2.52%;选取目标银行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每月股票的持有期收益的加权风险因子取其平均值, 即为β值;市场组合的风险溢价为4% (郑鸣, 2007) 。

(4) RAROC测算结果分析。根据Stoughton、Zechner在2004年提出的关于RAROC的计算方法, 可以得出RAROC与经济资本的乘积在数值上与EVA近似相等, 即EVA=RAROC×EC。第一, 中国建设RAROC计算结果分析。由 (表3) 可以看出, 首先, 中国建设银行资金业务的RAROC值显著高于公司银行业务和个人银行业务。这是因为2009年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该行的资金业务收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资金业务部门的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85%;同时由于市场利率下降, 资金业务的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45.36%, 冲抵了资金类收入的增长和减值损失的下降, 导致本年度资金业务利润增长缓慢。随着市场逐步回暖和投资组合的调整, 资金业务投资减值损失支出大幅下降92.74%。其次, 个人银行业务的RAROC值略大于公司银行业务, 说明个人银行业务风险较小且有良好成长前景, 但是现实中, 中国建设银行仍然以公司银行业务为主, 所以商业银行应该重视对个人银行业务的配置经济资本。第二, 中国银行RAROC计算结果分析。由 (表4) 可以看出, 首先, 中国银行资金业务的经济增加值为正, 但资产减值损失也为正值。这主要是因为:受2009年外币债券价格回升等因素的影响, 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数值上成为负值, 计算结果RAROC也成为负值。其次, 中国银行个人银行业务的RAROC值较大, 所以商业银行应给予个人银行业务较多的经济资本配置, 给予更多的重视。总体比较, 中国银行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与资金业务之间RAROC值相差较大, 说明该银行虽然开展了多种业务, 但是经济资本并没有在各项业务之间得到合理的配置。第三, 招商银行RAROC计算结果分析。由 (表5) 可以看出, 首先, 招商银行的资金业务的经济增加值为正值, 资产减值损失为正值, 这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该银行对外投资大幅贬值, 另外受2009年外币债券价格回升等因素的影响, 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数值上为负值, 计算结果RAROC值也为负。其次, 该银行个人银行业务的收益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 所以造成经济增加值为负, 计算结果RAROC也为负值。总体来看三项主要业务的RAROC值差别较大, 表明招商银行也没有合理配置这些业务的经济资本。第四, 北京银行RAROC计算结果分析。由 (表6) 可以看出, 首先, 北京银行的资金业务的经济增加值为正值, 资产减值损失为正值, 这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北京银行采取流动性管理以合理配置资金, 加大了资金业务的配置力度, 提升了整体资产收益率, 上一年度资产减值损失有部分回转。所以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数值上为负值, 计算结果RAROC也为负值。其次, 总体来看三项主要业务的RAROC值差别也比较大, 北京银行应该更加合理的调整业务结构以此来配置经济资本。样本银行的RAROC波动比较结果如 (表7) 所示。

(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

注:加权平均的权数为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利润额占该集团利润额的比例。2009年, 中国建设银行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利润额占该集团利润额的比例分别为60.66%、16.80%和21.84;中国银行比例分别为70.01%、22.99%、6.93%;招商银行比例分别为56.77%、9.81%、31.30%;北京银行比例分别为58.26%、5.58%、35.7%。

四、结论

上述各个样本银行RAROC标准差都较大, 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上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普遍较低。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我国商业银行还处于重盈利轻效率的阶段, 如果长此以往, 经济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将会影响到银行业整体的盈利水平。从业务来看, 所选取的三项业务各自的RAROC值来看, 作为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代表,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其个人银行业务的RAROC值较高, 而对个人银行业务的经济资本投入却比公司业务的经济资本投入低, 这说明我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股份制银行不重视个人银行业务的情况仍未改变,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的原因, 我国商业银行一贯比较重视公司银行业务, 但实际上, 根据本文分析, 个人银行业务更具有良好的成长前景, 因而商业银行有必要在今后的资本配置中加大对个人银行业务的投入。从银行来看, 比较所选取的四个样本银行RAROC波动, 可以看出, 招商银行的盈利能力最强 (ROE最大) , 但是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却排在第三位;而中国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最高 (RAROC波动标准差较小) , 但其盈利能力却落后于招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位列第三。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并不具有一致性, 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普遍较差, 这是因为这些商业银行引入经济资本的时间相对较晚并且不完善, 因而使经济资本配置也受到了影响。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为了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 都会对某些业务有所偏重和依赖, 所以在配置经济资本时各银行并不完全以RAROC为标准, 导致了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普遍低下。鉴于此种现状, 商业银行应该重视经济资本配置问题, 应该对各种业务给予适当的资本分配, 达到整体上的资本配置最优化, 从而使得商业银行能够保持良好而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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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篇2

一、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与配置公平概述 （一）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配置效率就是资本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配置，在不造成某些资本的优化配置程度降低的条件下，就能使另外一些资本配置的程度提高。这时的资本配置就具有资本效率。所谓有资本效率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指资本资源分配存在着帕累托效率或者帕累托最优。如果对于现存经济体而言，在资本的配置上，不存在其他资本的可行配置，使得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至少比初始的满意程度严格地最高，那么这种资本配置就是最优的。

（二）配置公平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公平的含义，比较公认的观点认为公平就是配置公平，是某种资源的配置公平。根据这个观点，本文中所研究的公平问题就是国有资本的配置公平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大部分文献研究比较多的是收入分配的公平，事实上资本的配置是生产要素的分配，但是由于国有资本除了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之外，还具有其特殊属性，所以公平问题也是研究国有资本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配置公平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产业公平、区域公平与代际公平

二、基于国家财务视角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国有资本配置优化战略

（一）产业方面：进退有序战略 国有资本产业配置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一个“进”和“退”的过程，应当按照国家财务投资论的指导思想，本着“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使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以下几个行业：一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合理收缩中央企业分布范围，使国有资本集中投向特定产业链中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或需要重要控制的基础产业、基础服务、基础设施、基础原料、关键技术、关键工序等。二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通过增量投入和存量调整相结合的办法，加大对产业进入门槛高、国有经济控制力较强、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的基础性和支柱产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未来主导产业，形成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先导和带头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和骨干力量。

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来看，国有经济应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对竞争力强、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可继续保留；对不具优势、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应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城乡居民日用生活品、享受品生产的领域；一般采掘、加工业领域；商业、服务业领域。

（二）区域方面：结构优化战略与资本引导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非平衡增长．形成了一种梯度开发格局。东部、中部和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有规律的梯度差异。这种格局的好处是：东部地区可以首先发展起来，在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方面形成优势，然后将这些优势按照梯度逐步向中部和西部转移，“先进带动后进”，逐步缩小地区差异。

国有资本在其中的作用是在资本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成为先导力量，以解决不平衡增长向平衡增长的转变中外力不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仍然要按照资本的一般属性，实现资本的增值。 国有资本在中、西部地区的布局也并非平均用力，而应当由选择、有重点的进行投资。在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方面，应当以基本的区域资本配置理论为指导。在局部区域形成一种非平衡增长的格局，并进而利用扩散效应带动经济整体平衡增长。

一是国有资本的引导力：产业集群。国有资本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投资措施之一，就是结合区域的特点和优势，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内在规律，在不同的区域引导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国家财务引导区域资本形成产业集群的战略可以通过投资创建核心企业，并进而引导区域内形成基于核心企业的产业集群来实现。核心企业是这类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在这类产业集群中，大量中小企业聚集在一个或几个大型企业（核心企业）周围，核心企业控制核心技术（包括品牌、商标、专利等），主要进行终端产品的组装和生产技术难度最大、附加值高、对规模生产十分关键的配套产品，中小企业生产技术要求低、专业化分工程度高，一般围绕核心企业生产批量较小的零部件、半成品。以青岛海尔集团为核心企业的胶东半岛家电产业集群、以重庆嘉陵摩托集团为核心企业的摩托车产业集群都是此类产业集群的范例，在这些例子中，国有资本在区域产业集群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引导区域资本投资于产业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内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脱离全球资源流动、商品流动、价值流动的链条。任何价值创造活动必然是作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如果投资于产业价值链中一个不可缺少而又适合自身特点的环节，对于此项投资而言，这一环节就是产业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关键环节包括：具有垄断性质的环节、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环节、适合专业化外包的业务环节。

（三）国家财务投资、分配方面：经济公平国家财务战略 为了解决国有资本区域配置的不公平性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从起点公平来看，国有资本收益分配中应当有一部分再投资到经济落后地区。在我国，国内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实现的。在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变中，控制效率体现在为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提供参与竞争的起点公平。因此，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再投资，应当有一定比例投入到中西部和农村落后地区。当然，这种转移投资是以资本增值为目标，注重效率的财务行为。在投资中应当注意形成地区的独特的产业集群和经济竞争力。二是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对象包括国有资本经营的利润和国有资本产权转让收入。收益的主要部分应当用来再投资，小部分可以转化为基金，类似于股利分配，用以提高全社会人民的福利。再投资应当以增值为基本目标，这是实现经济公平的第二方面——过程公平所要求的。国有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在以最大程度的获取增值为运行目标方面，与其他任何形式的非国有资本遵守着同样的规则。因此，国有资本收益的再投资，要实现经济公平，也必然的以增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三是经济公平的第三个方面是结果公平，即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是产出要与投入相匹配，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应当与它们的投入相匹配。如果生产要素投入得不到其应得的那份报酬，则必然会影响效率。反之，在分配中实现了结果公平，也必然会提高效率，有助于总产出的增加。国有资本收益分配中也要体现结果公平，体现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要求。在承认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的前提下，应当进一步明确各种生产要素要以贡献大小参与分配。

（四）代际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下国家财务投融资战略主要包括：一是可持续发展下的资本引导战略。国有资本由于其特有的引导性，应该率先投资于风险大、资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长、短期效益较低的产业或行业。经过一段时间，带动起这些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回报率之后，可以逐步引导其他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这些产业或行业现阶段有：农业、生态工业、绿色产业、知识服务业，环保业等。二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融资战略。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下重新审视我国目前的融资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及改进的空间。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引入“生态”因素，建立银行绿色信贷制度；在企业融资中大力加强环保评估、创建环保银行、建立专门的环保评级制度、发行环保有价证券等。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效率优先,发展到20世纪末的效率兼顾公平,直到21世纪的以公平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已成为众多学者探究的话题。资本和劳动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尽管存在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但资本趋利的天性,使得我国目前资本在市场驱动下从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区域流向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然而经过近十年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引导,我国各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如何,如何缩小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值得研究。

二、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和比较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最多的八大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八个省市分别为：东部地区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中部地区的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主板、创业板和O TC市场等，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的5年。剔除了数据异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共获取上市公司数量是广东省299家;北京市160家;上海市191家;浙江省171家;江苏省167家;山东省131家;湖北省75家。总计1276家上市公司。

（二）回归模型的设定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计量

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学家在测量资本配置效率的常用方法是Jeffrey W urgler提出的测量各个国家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模型形式如下：其中，I代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 (gross fixed capitalform ation)，V 代表的是增加值(value added)，而T代表的则是时间(年)。这样，通过公式得出的ηc则代表的增加值增长率相对于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的弹性，表示的是C国家在它的成长性行业中追加资金以及从它的衰退行业中撤除资金的程度，也就是该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考虑到Jeffrey W urgler模型只进行了单因素分析，仅把行业利润或者增加值作为唯一的自变量继入计量模型，忽视了其他可能影响行业固定资本形成的因素对其配置效率的影响，因而是不完全的。从经济意义上分析，由于地区经济的复杂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资本配置效率还受到很多非利润因素的影响。故除了销售收入以外，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增加选取了负债总额、税收因素为自变量，通过考察固定资产存量和销售收入、负债总额、税收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我国各区域八省市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具体测算模型为：。本文以“(年初固定资产净额+年末固定资产净额)/2”来衡量企业的资本形成情况。本文选取销售收入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选用负债合计数代表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额以衡量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以“(支付的各项税费总额-收到的税费返还总额)/资产总计”来反映企业单位资产对政府的贡献度，从而衡量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意愿。式中：I为企业的资本存量;V 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D 反映金融机构与其它自发性投资对企业的支持力度;T反映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意愿;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c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系数ηc、βc、γc分别反映某个地区的V 、D 、T的弹性值;截距项αi，εict综合反映了未进入模型的其他外生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本配置的影响程度。根据指标的选取，当ηc、βc、γc大于零，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反之，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当ηc、βc、γc均等于零时，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成长性无关。

(三)测算结果分析(表1)可以看出:

第一,从整体来看,销售收入(盈利能力)这个因素对大部分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是明显的(除了四川省、山东省);负债总额(金融机构支持力度)这个因素对一半以上的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明显的;税收(政府支持力度)只对上海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是明显的。从整体上来看,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还是比较好,只有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的整体效果不太好。湖北省、北京市、浙江省上市公司的利润的系数为正,负债、税收负担的系数为负;四川、上海、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利润、负债的系数为正,税收负担的系数为负;而广东、山东这三项的系数均为正。可见,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对企业的资本形成有影响,同时说明这八个区域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从整体上看是有一定效率的。第二,从盈利能力分析,北京市的盈利能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贡献程度最大,达到了1.074354,其次是上海、浙江、广东,分别为:0.651668、0.416404、0.385458。湖北省的仅为0.296628,略高于江苏省0.26805,最低的是四川省,仅为0.003699。本文根据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来进一步探讨原因。第三,从金融支持分析,由于资本配置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中介作用完成的。由(表1)可以看出,湖北省上市公司的负债的系数为负,除了北京与浙江也为负外,其他的省市都为正。广东省的金融支持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贡献程度最大,达到了0.608094;其次是四川、江苏,分别为0.445754、0.375202。湖北省仅为-0.205346。这表明湖北、北京和浙江省上市公司资本配置对于金融的依赖程度显著小于其他各省市,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只有各个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趋同时,才能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当资本流动存在障碍时,各地区的系数之间出现差异,使得金融要素不能发挥最大作用,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广东省与四川省的上市公司的资本形成受金融支持力度的影响最大,获得的金融支持也最多;北京和浙江投融资渠道众多,资本过剩,金融对资本配置影响出现负面效应;而湖北省的上市公司获得的金融支持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第四,政府支持也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表1)可以发现,广东与山东地区,政府税收支持产生负效应,但影响不大。其他省市政府税收支持产生了正效应,但中西部地区湖北省政府支持效率偏低;东部省市中上海市政府支持效率较高。资本配置效率是一个国家(地区)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能力的衡量指标。各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存在的差距。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具备将资源投入到最有利可图的行业(项目)和将资源从无利可图的行业(项目)中退出的能力,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就意味要素市场的这种调节能力较弱,资源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实现其追逐利润的本性,也就是说,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地区对资本是没有吸引力的。而这就将造成资本更多地流入到发达地区,使得本已拥有较强资源配置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获得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优势,最终导致两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三、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和经济差距分析

（一）区域之间区位分析

东部省市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山东。这几个区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和区位环境，是区域比较优势存在的先天条件和基础。广东省地处我国南海之滨，港澳之邻，是华南地区、东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北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邻，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江苏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经济强省。北京市是我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的中心。还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心。上海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山东G D P总量列第三位。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而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是世界楚文化的中心。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为中国水陆交通运输枢纽，是为“九省通衢”。位于我国西部的四川省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为我国内地综合性工业基地。是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又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

（二）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2006年到2009年湖北省和四川省的G D P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北京、上海的值相对而言比较小。这主要受到目前我国以公平为重心，推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影响。此外，在现代经济中，上市公司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已与区域经济交融为一体，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上市公司往往是区域内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规模大、业绩优的上市公司往往是区域行业的龙头，可以带动区域经济腾飞。各区域上市公司的情况见(图1)。总的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发育基础好。进一步地，从微观层面———上市公司来分析固定资本投入效率。各区域固上市公司定资本与销售收入的比较分析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2006年到2010年各个区域的固定资产净值和销售收入均有大幅度的增长。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北京市的固定资产净值和销售收入均是最多的。而湖北省的是这八个省市中最小的。从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速度来看四川和上海最快，均高达1.08。从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来看广东和上海最快，分别高达1.57倍和1.47倍。而湖北省这两个方面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慢的。尤其是销售收入方面，是这八个省市中增长速度最慢的，仅为0.84倍;四川省上市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则主要建立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吸收资本流入规模增幅较快，但盈利能力提升尚不明显，属于较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在促进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方面还有待加强。

（三）各区域金融支持力度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四川省、北京市的增长速度最快，分别为1.28倍和1.19倍。其次就是湖北省，也达到了1.05倍。上海的增长速度最慢，仅为0.26。负债总额可以作为衡量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从表4可以看出，2006年、2010年，北京市的负债总额是最多的，而湖北省的负债总额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就这两年的增长速度来说，广东省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达到了1.67倍，而中部省份湖北省仅为1.38，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和山东增幅小，但绝对额相对较高。西部省份四川增幅较快，但绝对额偏小。这说明中西部省份需要金融支持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方面进一步提高。

（四）各区域政府支持力度分析

(表5)可以发现：第一，各区域国家投资力度。投资的来源也说明了政府对各区域的政策支持力度，国家投资指标说明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故本文选取该指标来分析。由(表5)可看出：北京市的国家投资力度在下降，不过幅度不大，其他各区域都是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国家加强西部大开发，四川省国家投资力度增幅最高，达到了564% 。而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由于经济发展快，市场发育相对成熟，国家投资力度减弱。第二，各区域上市公司税收情况。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广东省的增速最快，并且远远超过了其他省市。北京和江苏的税收情况的增长速度比较接近，均为正。而湖北省的为负值，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高，税赋情况呈负增长。

（五）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分析

(表6)可以发现：第一，各区域外商投资情况比较。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外资除了直接将资金导向更有效率的项目或者区域，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直接作用外，还会通过和金融市场交互作用从而对资本配置效率施加影响。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由(表6)可知：总体来看，外商投资比重在下降，在向江苏、山东、湖北倾斜。说明一方面外商资本从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撤出,但也没有向基础资源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进入,而是向一些经济基础好、具有一定区位优势的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区倾斜。第二,各区域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比较。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正常状态下,国际贸易有利于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效率的进步。(表6)可知:从各区域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指标来看,除了四川省增长速度很快,达到119%外,其次就是湖北省增长最快了,达到了47%,其他区域相对而言增长较慢,湖北省在国际贸易方面占有比较大的优势。进出口方面做得较好。这说明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影响下,中西部物流规模增加。

（六）各区域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各区域近几年来人才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山东省的R & D 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湖北省居中。科技活动人员的增长浙江省最快，其次就是湖北省，广东相对而言还比较慢。科技财力实力是体现区域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企业科技财力投入可以体现区域科技经费的集中趋势。由(表7)可以看出，山东省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量的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187% ，其次就属湖北省最快，为180% 。最慢的是上海市，仅为86% 。由此可见，中部地区逐步应有已有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的重视。而西部地区历史上的科技资源弱势地位仍未得到改善。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本文以深沪2006年至2010年京、沪、苏、浙、粤、鲁、鄂、川八省市12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结果发现：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仍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目前均确立了以知识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用高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并着力发展知识经济特征鲜明的新兴服务产业，为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动力源。目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除了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等原因外，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特色优势产业不突出。我国西部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于中东部，而且西部各省及各省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东中部地区无论是盈利能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支持、税收支持、科技水平都有待于提高。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种差距有望缩小。后于中东部,而且西部各省及各省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东中部地区无论是盈利能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支持、税收支持、科技水平都有待于提高。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种差距有望缩小。

(二)政策建议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一是培育资本市场。一级市场上,要从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高度去设计并逐步规范证券市场,把它作为一个国有资本结构调整的通道。同时,要优化二级市场的投资结构,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养老金基金、住房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以便对上市公司实行有效监督。二是建立与各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包括大力发展中小银行金融机构,加快设立专门为科技型企业服务的科技银行,推动政策性银行向综合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等;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推动银行组织体系和机制创新;推动适合高科技产业特点的信资产品创新;创新风险资本的运营机制;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三是拓宽融资渠道。如建立企业上市资源库,加快上市融资步伐;成立融资租赁公司,开辟产学研技术—资金合作融资方式,建立风险投资基金。(2)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推动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借鉴沿海省市企业对外开放的战略,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主动承接来自国际和国内经济发达省市的产业转移,实行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以开放促改革。同时,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设计专项扶持基金,在境外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专业市场、生产加工企业和研发机构等,改革审批制度,对“走出去”企业从以审批管理为主,逐步向促进、服务、保障、监管为主转变。促进资本、人员、技术资源的双向流动。(3)加大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一方面要通过多渠道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建设和完善信息服务网络、促进中西部地区社会化的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建立金融保险支撑体系等措施,建立健全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通过产业集聚形成扩散效应,为中西部地区建立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永剑、刘春杰:《金融发展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区域比较》,《财贸经济》2011年第3期。

[2]赵奇伟:《金融发展、外商投资于资本配置效率》,《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9期。

[3]许开国:《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的实证》,《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述评 篇4

为了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深入探讨, 明确该问题的研究动向, 本综述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尝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概念、测度和区域差异的评价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对国内外现有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相关文献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1 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出

资本配置效率, 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要素流动效率问题。早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初期,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素的配置,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在所有要素中, 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资本配置的专门研究相关文献越来越多。早在19世纪末, Bagehot (1873) 等就认为“资本理所当然地、迅速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就像水流找到它的位置”, 不过, 影响资本的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资本的流动并不是迅速有效的, 开创性的研究则是Wurgler (2000) 最早进行的, 他求解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 并将其称之为“资本配置效率”, 通过对65个国家33年的行业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一国资本配置效率与该国股票市场发达程度正相关。之后, 国内外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不过, 不同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概念的理解还是有一定视角差异。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看,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各种金融工具和机构通过不同优化组合, 经济体内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资本在空间、时间和数量上达到最优配置, 货币政策能较好促进储蓄投资之间的高效转换, 资本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吕宙从企业、行业和国民层次分析了资本配置效率, 认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必须从上述三个角度去分析评价。魏海港从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分别定义了狭义与广义的资本配置效率。刘赣州则从微观、宏观和国际三个层次详细讨论了资本配置效率的范围。

上述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定义都是从资本流动的范围角度出发, 本质上无太大差异。事实上, 资本的流动区域是非常宽泛的, 不同学者研究范围的大小可能会导致定义的理解误差, 但是不同层次的资本配置效率一定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在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 一国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可以借助溢出效应有效提高国际间的资本配置效率。

2 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

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应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来分析。直接测度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 主要有边际产出水平的变化和资本的流动性。

在边际产出水平研究方面, 最早用数据衡量的是Wurgler (2000) , 他将资本配置效率定义为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Arturo G使用12个发展中国家公司面板数据, 在采用C-D生产函数时使用资本产出比来度量资本配置效率, 同时也使用每单位投资所获得的营业利润来度量资本配置效率。国内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所使用的指标与Wurgler有一定差异。李治国、唐国兴等 (2003) 则用资本产出比和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韩立岩、潘文卿、张伟 (2002, 2005) 基本采用Wurgler的度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史晋川和王争度量资本配置效率时利用的是资本边际产出在区域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来衡量;才国伟 (2007) 则从资本产出比趋同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创新研究。

而Maurice Obstfeld认为, 资本的流动性是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他认为如果投资者能够有多样化和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可供选择的话, 投资风险就会有效分散, 资金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其他学者如Robert G.King和Starr从资本跨行业和跨企业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市场一体化可以有效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Harris R等以资本流动性来度量资本配置, 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认为, 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受到金融自由化的影响, 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来提高效率。客观来说, 世界许多其他经济学者基本认同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一体化及相关政策是可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的。

考虑到任何直接度量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缺陷, 一些学者从金融市场的发展角度来评价资本配置效率。Ross L和Ross Levine从总体和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受到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 并详细阐述了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功能;而Edward.S.Shaw则探讨的是既然金融市场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那么金融市场的增长效应机制和渠道又是怎样的问题;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 Thorsten B和Ross L认为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服务型的金融市场才是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3 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 大多是在Wurgler (2000) 思路的基础上展开的, 或者从资本边际产出均一化角度进行研究。

基于资本边际产出均一化思想, 龚六堂、谢丹阳 (2004) 较早详细考察了我国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 具体途径是先估算各省生产函数, 引入离差指标, 进而得出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之后, 沈能 (2005) 运用计量模型, 从动态和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不收敛性;许开国、洪荭 (2009、2011) 等则利用工业行业或上市公司数据, 测算中国各区域和各省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在上述学者研究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我国由于历史上地区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层次差异大,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距不言而喻。

也有学者对地区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展开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各行业的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资本配置效率受行业结构和价值创造能力正相关, 章宁宁借鉴Wurgler的模型分析了浙江省总体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 浙江省的资本配置效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而产业结构中低端、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高。

其他还有学者从行业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赵德武等采用面板数据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的结论认为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比较高的, 其原因在于自身累积的利润追加投资所致而非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李学峰则以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研究了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绩效的非稳定性和经营的非持续性。

4 相关评价及启示

综上所述, 国外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国际及国家层面而较少涉及地区及行业层面, 原因在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均衡;而国内研究倾向于我国整体资本配置效率或者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 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及行业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 在国内研究中, 大多学者基本借鉴国外研究方法, 以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为基础展开, 忽视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 金融市场的结构不断优化是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根据Wurgler (2000) 的分析明显可以看出, 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明显提升。因此, 我国必须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股票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就目前而言, 股票市场上参与者、管理者中对股票市场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 存在一定的误区。股票市场是筹资的重要场所, 发展股票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不足, 这种认识使得一些企业上市后只是为了圈钱, 而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 各级政府应把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 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促使资本流入有更大赢利可能的公司。另一方面, 投资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并成为真正的股东, 享受股东的权力, 可以从企业获得应有的红利。同时还要鼓励在海外上市的优质国企回国内上市。

参考文献

[1]Wurgler, J.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

[2]Ross L, SASA Z.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

[3]Genevieve.Boyreau-Debray, Shang-Jin Wei.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N].NBER Working Paper No.w11214, 2005.

[4]Harris R.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a reassess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 (1) .

[5]范丽, 范闯.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差异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28) .

[6]韩立岩, 蔡红艳.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J].经济学 (季刊) , 2002 (2) .

[7]沈能, 刘凤朝.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11) .

江苏省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篇5

一、资本配置效率文献综述

关于资本配置效率, 早在19世纪末, Bagehot (1873) 等就认为“资本理所当然地、迅速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就像水流找到它的位置”, 不过, 影响资本的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资本的流动并不是迅速有效的, 开创性的研究则是Wurgler (2000) 最早进行的, 他求解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 并将其称之为“资本配置效率”, 通过对65个国家33年的行业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一国资本配置效率与该国股票市场发达程度正相关。之后, 国内外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所使用的指标与Wurgler有一定差异。韩立岩, 潘文卿, 张伟 (2002, 2005) 基本采用Wurgler的度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李治国、唐国兴等 (2003) 则用资本产出比和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史晋川和王争度量资本配置效率时利用的是资本边际产出在区域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来衡量;才国伟 (2007) 则从资本产出比趋同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创新研究。

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 同样也是以Wurgler (2000) 的度量为基础, 沿用“资本边际产出均一化”的思想展开分析。龚六堂 (2004) 先估算各省生产函数, 引入离差指标, 对不同省份之间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沈能 (2005) 从动态和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不收敛性;许开国、洪荭 (2009、2011) 等则利用工业行业或上市公司数据, 测算中国各区域和各省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

总体看, 现有资本配置效率研究侧重于度量方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 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已构建的各种度量模型, 仅为同期因素之间的度量, 忽视了动态因素的影响, 即没有考虑过去历史事件、过去固定资本形成影响因素对当期资本形成的影响。二是在影响因素分析中, 只进行单因素分析, 仅把行业利润或者增加值作为唯一的自变量纳入计量模型, 忽视了其他可能影响行业固定资本形成的因素。这样得到的资本配置效率, 没有综合考虑资本形成过程中其他重要因素对其配置效率的影响, 因而是不完全的。三是在时空差异分析中, 大都进行长期年度数据的研究, 没有进行短期月度分析。这就会导致对短期细节的忽视。因为在短期月度视角下, 可以揭示出很多关于行业投资的有价值信息, 而且在微观层面下企业的短期投资行为, 也表现出很多不同于宏观层面下企业长期年度投资行为的独特特征。

二、江苏省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上述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家和省级之间的效率差异, 本文运用Wurgler (2000) 的资本配置效率测算方法简单估算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内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界面数据, 统计测算结果见表1。

注:9) 9) 9) , 9) 9) 分别表示1%,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S.E.为标准差;t为t-统计量;P为伴随概率;R2为拟合优度。

表1中回归系数不显著 (t值小于临界值) 的年份有2002年和2010年, 排除这些年份后, 江苏省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保持在0.3至0.9之间。2000~2005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平均水平为0.4844, 高于与江苏省毗邻的山东省1998~2011年资本配置效率水平, 相对于全国而言也处于较高状态, 但与Jef fre Wurgler测算的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平均资本配置效率0.723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从图1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出, 江苏省2000~2012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整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 但波动较大。从2000年开始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逐渐增加, 到2007年达到峰值0.86, 此后又逐渐回落, 2011~2012年又逐渐上升, 说明江苏省资本配置效率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在波动中增长的态势反映出江苏省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较为敏感。2005年资本配置效率跌入低谷0.3492。2005年以后, 国家加大公共开支, 增加社会总需求, 并且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不断推进,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也逐渐提上日程, 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资本配置效率呈上升趋势, 到2007年达到最高值0.86。2008~2010年, 中国经济过热, 投资增长过快, 资本配置效率又逐渐下降。

三、相关建议

(一) 发展资本市场。

根据Wurgler (2000) 的分析明显可以看出, 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明显提升作用。因此, 必须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股票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就目前而言, 股票市场上参与者管理者中对股票市场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 存在一定的误区。股票市场是筹资的重要场所, 发展股票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不足, 因此积极推荐江苏省的企业上市, 这种认识使得一些企业上市后只是为了圈钱, 而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 江苏省政府一方面应把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 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促使资本流入有更大赢利可能的公司。另一方面, 投资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并成为真正的股东, 享受股东的权力, 可以从企业获得应有的红利。同时还要鼓励在海外上市的优质国企回国内上市。

(二) 优化信贷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 江苏省中小企业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但由于资金使用的传统格局、政府对银行机构施加的行政压力及中长期信贷的高风险等原因, 使得银行机构一般不愿意对经营绩效良好的中小企业进行中长期授信, 反而更愿意对经营绩效较差但有政府做后盾的国有企业进行长期授信。银行机构的信贷偏好造成了资本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为使资本流向经济效益好的行业, 对于经营业绩表现较差的国有企业, 江苏省政府和银行机构应防止可能发生的资本资源滥用现象, 严格国有企业的贷款审核程序, 并对资本的使用进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具有较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 银行机构应加大对他们的长期和短期信贷力度, 放宽对于他们的贷款门槛限制, 使其得到充分的资本支持, 确保资本资源流向具有明显优势的企业和行业。

摘要：本文在对国内外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 运用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江苏省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分析, 认为江苏省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普遍不高, 提出发展资本市场和优化信贷市场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配置,地区差异,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1] .Wurgler, J.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187~214

[2] .Genevieve.Boyreau-Debray, Shang-Jin Wei.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J].NBER Working Paper, 2005

[3] .韩立岩, 蔡红艳.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评价研究[J].管理世界, 2002

[4] .韩立岩, 蔡红艳.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J].经济学, 2002

[5] .沈能, 刘凤朝.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篇6

资本配置效率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课题,资本的稀缺性使得人们有强烈的要求对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少的资源耗费获取最佳的效益。为达到此目的,人们会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作为判断和选择最佳资本配置方式的依据,这就表现为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在完美和无摩擦的资本市场环境中,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金向高回报的项目流入,而从低回报的项目中流出。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扭曲性因素的存在(Stein,2003),造成公司资本低效率配置的现象时有发生。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分析公司投资价值最为基础的重要信息,会计信息可以通过股价来影响资源配置(Francis等,2004)。然而,在我国大部分投资者很难有效识别会计信息的真伪,会计信息中所蕴含的信号难以被投资者所发现,这就使得公司的价值被高估。

国外已经有部分文献考察了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也发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能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正面影响的证据(Healy and Palepu,2001)。与国外市场环境相比,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尚处于逐渐规范的进程中,如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增发等目的操纵盈余来迎合监管要求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资本资源稀缺的问题更为突出,是否能够引导资本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投资项目,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本文以2007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尝试寻找中国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探索制度环境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机制,揭示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综合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拓展了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的理论外延,丰富了“法与金融”理论在转轨经济国家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Bushman和Smith(2001)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提高项目识别、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逆向选择及流动性风险等途径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Verdi(2006)则指出,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通过降低投资者与公司、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与公司的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盈余质量能显著减少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徐磊和张祥建(2007)通过模型推导的方法研究了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盈余质量的降低会损害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Biddle等(2009)认为,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周春梅(2009)研究发现,较高的盈余质量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间接地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雷光勇等(2011)指出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提高盈余质量或间接降低代理成本的方式达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目的。

本文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高质量会计信息可以缓解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而降低了因逆向选择造成的融资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会计信息是股东监管经理人的重要依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利于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可以弱化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道德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即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时,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King和Levine(1993)发现,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减轻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Beck和Levine(2002)的后续研究也证实了金融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lmeida和Wolfenzon(2005)研究指出,薄弱的投资者保护会约束资本配置的效率。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证实了Almeida和Wolfenzon(2005)的结论。方军雄(2006)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有着较明显的提高。王永剑和刘春杰(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蒲艳萍和成肖(2014)以我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会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李海凤和史燕平(2014)探讨了投资者保护和政府干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是政府干预则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陈德球等(2012)认为政府质量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有所差异,政府质量对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大于国有企业。

本文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推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投资项目的信息更加及时透明和真实可靠,有利于企业有效地识别和抓住具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有效地抑制内部人对公司资源的侵占,缓解公司代理问题,进而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法与金融”文献已经证实了金融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等制度环境因素在促进企业绩效和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Laporta等,1998、1999),国内也有大量文献将该研究模式引入中国问题研究中(夏立军、方轶强,2005;罗党论、唐清泉,2009)。尽管我国政府在推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已经有所进步,但是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先天性的不足和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问题,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较高的法治水平可以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法律角度来约束管理者的私利行为,迫使管理层披露质量较高的会计信息,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同时,良好的金融发展体系可以帮助具有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便于企业在市场中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从而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使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发挥更大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对于制度环境薄弱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制度环境完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7 ~ 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ST、*ST和相关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4 900个观测样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 资本配置效率。国际主流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以下两种:

第一,Wurgler(2000)认为,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国家中,资本往往会流入报酬率高的产业而流出报酬率低的产业,在此思想上构建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资弹性系数模型:

其中,I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固定资产净额;V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工业增加值;η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投资弹性系数,表示资本配置效率。

Wurgler(2000)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开创性研究得到了后续学者们的广泛运用(蒲艳萍、成肖,2014;Asker等,2014;Eklund和Desai,2014),但是该计量模型主要用来衡量国家、地区和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适用衡量公司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

第二,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新增项目投资支出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预期投资支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预期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

其中,INV、GROW、LEV、CF、AGE、SIZE、RET分别代表企业的投资水平、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上市年龄、公司规模、股票收益,该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

Richardson(2006)的模型可以有效地刻画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受到了李延喜等(2013)、Cheng等(2013)、Balakrishnan等(2014)的推崇。基于此,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计量资本配置效率,以模型回归残差绝对值的相反数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

2. 会计信息质量。借鉴李青原(2009)、朱红军等(2013)、张娆(2014)等的类似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分别采用了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Jones模型。

Healy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NDA为非可操作的应计利润;TA为总应计利润,即净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净值的差额;t=1,2,…T;i代表企业。

De Anglo模型如下所示:

Jones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ΔREV为营业收入的变动值;PPE为固定资产的原值;A为总资产。

修正的Jones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ΔREC为应收账款的变动值。大量实证研究将修正的Jones模型应用于截面数据的估计,形成了截面修正Jones模型。Bartov等(2000)对不同应计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比较,最终发现截面修正Jones模型的识别性最强。因此,本文主要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作为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方法,辅以其他三种应计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由于应计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方向指标,因此本文以操作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相反数作为会计信息质量代理变量,该值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3. 制度环境。现阶段,学术界关于中国制度环境数据应用较为广泛的是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国内最为权威的制度环境数据,受到了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李延喜和陈克兢(2014)等的青睐。本文主要从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两个方面选取制度环境变量,以该报告中“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数和“金融业竞争”指数分别作为法治水平(Law)和金融发展水平(Fin)的代理变量,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由于该报告仅提供了我国各地区2007 ~ 2009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借鉴目前主流的做法,本文将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以2009年的数据代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相对较为稳定,可以假设2010 ~ 2013年具有与2009年相同的制度环境。值得说明的是,为了避免该数据处理方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在后续的敏感性测试中给予了详细分析。

4.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从公司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两个层面进行了控制。其中,公司特征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Size、成长能力Growth、代理成本Age、资产负债率Lev和自由现金流CFO,公司治理变量主要有董事会规模SBD、独立董事比例PID、监事会规模SBS、股权集中度OC等。同时,本文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以此来控制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变量的计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在前文变量定义的基础上,为了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AQI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具体包含分别采用四种操纵性应计利润方法计量的AIQ1、AIQ2、AIQ3、AIQ4。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1,模型(7)的回归系数α1应该显著为正,这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为了明晰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E为制度环境,具体包括法治水平Law和金融发展水平Fin。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2,模型(8)的回归系数α1应该显著为正,即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同时,为了分析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交叉影响,本文在模型(7)和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了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的交乘项,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AIQ×IE为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的交乘项,用来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时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3,模型(9)的回归系数χ1应该显著为正,这说明在相对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正向影响更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发现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平均值为-0.063,最大值为0,而最小值仅为-0.976,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平均值为-0.10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和-0.963,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另外,本文还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会计信息质量的四个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6,制度环境的两个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大于0.6,而本文其他变量之间部分相关系数均未大于0.6。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均单独放入一个会计信息质量变量和一个制度环境变量,由此可以避免上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相关性检验结果。

(二)单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样本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本文采用均值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单因素分析。本文分别按照会计信息质量代理变量和制度环境代理变量的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了两个样本组,低于平均值的为样本组1,否则为样本组2。表3为资本配置效率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分别列示了在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下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两个样本组的均值差异为-0.018,T检验在0.01的水平上 显著 ;两个样本 组的中位 数差异为-0.016,Wilcoxon秩和检验也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会计信息质量样本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低会计信息质量样本组,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采用Jones模型、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检验结果基本未发生变化。另外,低法治水平样本组和高法治水平样本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均为-0.001,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说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上市公司,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注:括号内为 t 值;本文还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根据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限于篇幅未能详细列出,下同。

表4为模型(7)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主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会计信息质量AIQ1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75,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资本配置效率越高,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到了证实。这主要是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弱化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最终有利于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Verdi(2006)和Biddle(2009)等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要加强监管,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采用Jones模型、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结果同样显示,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企业特征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成长能力Growth、自由现金流CFO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自由现金流越充沛,其资本配置效率越高。代理成本Age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代理成本越低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公司治理控制变量方面,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事会规模越大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有利于企业将资本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中。另外,本文还进行了自相关检验,D-W检验的结果均在2左右,这说明模型(7)中的随机误差项并不具有一阶自回归形式的序列相关问题。

(四)制度环境与资本配置效率

表5为模型(8)的回归结果,主要分析了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从表中结果可以发现,法治水平Law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128,这说明相对于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法治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Fin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79,这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综合而言,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现有文献主要是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和业绩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制度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了制度环境在推动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中的积极作用,丰富了“法与金融”文献在转轨国家的研究成果,为提高新兴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证据。

(五)会计信息质量、制度环境与资本配置效率

表6为本文模型(9)的回归结果,主要探索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会计信息质量AIQ1和法治水平Law的交叉项与资本配置效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相对于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法治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正向影响更大;会计信息质量AIQ1和金融发展水平Fin的交叉项与资本配置效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会计信息质量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更强。整体而言,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发挥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相对于制度环境薄弱地区而言,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作用更强,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现有文献大多仅单一的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而未能发现制度环境在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异,拓展了传统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研究的外延和范围。

(六)敏感性分析

首先,替换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借鉴李青原(2009)的类似研究,本文采用盈余平滑度和DD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

模型(10)为盈余平滑度的计量模型。其中,ES为盈余平滑度,ES越大说明企业的盈余平滑度越低,此时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σ(Profit)为第t-4年至第t年间线下项目前利润的标准差;σ(CFOit)为第t-4年至第t年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标准差。本文将盈余平滑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带入检验模型中,回归结果未发生变化。

模型(11)为Dechow和Dichev(2002)计量应计质量的模型,该模型受到了Francis(2005)、Kim(2012)等学者的广泛使用。其中,△WC为营运资本的变动值,具体为(应收账款变动值+存货变动值+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值-应付账款变动值-应付税款变动值)/总资产;CFO为经营现金流净值/总资产。本文将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带入检验模型中,回归结果未与前文相同。

其次,由于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仅提供了2009年及之前的相关数据,本文2010 ~ 2013年的数据均以2009年的数据所替代。为了避免这种数据处理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第一,删除2010 ~ 2013年的数据,仅以2007 ~ 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按照2007 ~2009年制度环境数据的平均增加值,推算出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检验后发现,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最后,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的产权性质、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也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和经济周期变量进行了重新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

本文尝试从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出发,寻找提高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路径。以2007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4 900个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探讨了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分析了在不同制度环境背景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篇7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GDP总值全球排名第二,然而整个经济发展缺乏效率和质量。为了推动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转型,应当加大改革力度,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按照市场准则办事,确保市场竞争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计领域而言,会计质量的改善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如果要提高效率,必须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证券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为资本配置提供了平台,容纳了众多上市公司的资本。优质的会计信息能够推动资本流向朝阳产业,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所以,实现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融合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资本市场的运作原理。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实力雄厚,经营稳定,业绩增长迅速的企业其股票价格通常较高。但我国由于信息缺乏透明度,再加上中小企业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股票价格较低,严重偏离了价值。对此,必须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如实反映上市企业的实际,这样才能让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做出准确地判断,帮助投资者进行科学合理地投资,这也有助于加快股票的流动,增加企业的价值。所以,分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市场价值是十分有必要的。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投资者在资本配置方面越来越具有效率,投资者的权益也能得到维护,投资更加科学,进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善资本市场的运行环境;也有助于上市公司管理层科学合理地管理公司,增加公司绩效,推动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当前,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的分析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来进行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配置效率指的是基于某种条件,企业投入资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企业的资本配置是否有效对企业的财务运作具有巨大的影响。如某个项目能否增加企业的价值,项目资金的使用能否增加收益都需要上市公司管理层认真考虑。而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对投资者的信息具有显著的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市场中的资本由效率低的公司流入效率高的公司,推动了资本的优化配置。不管是何种形式的资本配置,都可以增加资源的利用率,推动有潜力的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然而因为资本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投资过度或者不足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足,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都可能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使得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收益却难以达到预期,进而减少了企业的价值。随着会计信息质量变优,经理层和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弱化,企业的代理成本减少。所以,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会计信息可以向企业的管理层和投资者提供可靠准确地信息,帮助管理层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业绩和项目的投资价值做出准确地判断。因为股东和债权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若股东认为投资新的项目会损害其利益,股东会拒绝进行投资,由此造成投资不足。因为管理层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会盲目投资风险过高的项目,引发过度投资问题。而会计信息的质量越高,股东、债权人及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为公司投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减少了投资的风险,推动了资本优化配置的实现。会计信息可以向需要投资项目的投资人提供有效的信息,就投资者来说,获得的公司财务信息越准确,决策才可能越准确,但这必须依靠优质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优质的会计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地判断项目的优劣,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确保证券市场能够有效运行。而劣质的会计信息掩盖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使投资人无法对企业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增加了投资的非理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司运营的基础是市场估价,而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对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目的在于把握企业的市场价值,并将信息传递给投资人和管理层,以利于其决策。对于市场估价来说,财务信息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企业进行市场估价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的决策,若市场价格和企业的市场价值不相符,市场机制就会推动二者相符,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此期间,投资者就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做出决策。此外,市场估价有助于企业制定有效的战略规划。如上市公司对另一家公司进行并购,通常是按照市场估价来对其收购收益进行判断。会计信息和企业价值存在密切的联系。首先,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增加了公司的价值。其次,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最后,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增加企业的价值。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增加,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会得到有效控制,资本市场中的企业价值和项目价值越准确,使得资本能够及时合理地流动,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反之,若会计信息质量较差,信息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这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投资者进行良好的决策,导致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实现,提高了公司的资本成本,降低了企业的价值。所以,优质的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决策中的风险,推动资源合理流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加企业价值。会计信息具体包含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都对公司股价具有显著的影响,也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优质的会计信息能够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实际,对其潜在的风险作出真实的反映,使得投资者依据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理性的决策,降低了投资的潜在风险,推动了公司股票的流动,减少了公司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公司的价值。此外,在资本市场披露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就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价值较高的信号,进而对公司价值做出准确地估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会计信息质量和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所有深市在2007年之前上市的公司,样本区间为2007-2014年。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所用的分析工具是SPSS20。为了确保结果靠,本文按照如下保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为了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相符,本文将2007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剔除;(2)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考虑到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所用的指标数据均为滞后一期的数据;(3)数据发生异常的上市公司剔除。最终共获得1935个样本公司。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资本配置效率(Allocation)。本文使用Richardson模型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其中残差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数值,残差大,表明资本配置效率低。此外,还将股票收益指标剔除,取消年限限制,引入滞后一期净现值为正数的变量,将主营业务增长率引入模型。最终得到:

式中,Invt为i公司在第t期的新增投资,此处用固定资产和总投资的比值表示;Growthi,t-1为i公司在第t-1期的发展能力,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Scalei,t-1是i公司在第t-1期的公司规模,此处为了便于计算,取对数;Structurei,t-1是i公司第t-1期的资本结构,等于资产负债率;Sharei,t-1是i公司在第t期的股权集中度,此处使用排名前10%为的股东持股比例表示;Pari,t-1是i公司第t-1期的盈利能力,此处使用用权益净利率表示;Costi,t-1时i公司第t-1期的代理成本,此处使用资产周转率表示;∑Ye是年份;∑Id是行业;ξi,t的绝对值是i公司在第t期的资本配置效率(Allocation)。ξi,t越大,说明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差。ξi,t是非预期投资,ξi,t>0表示过度投资,ξi,t<0表示投资不足。

托宾Q值(TobinQ)。本文选取托宾Q值的倒数来衡量市场估价。资产的市场价值等于股权市场价值+债券市场价值;资产的重置成本相当于账面价值。

(2)解释变量。当分析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二者关系的时候,选取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此处用AQ1表示。企业对本期支出进行增加确认,并降低收益来降低利润,但会计稳健性指的是企业实际收益与会计收益的匹配度。所以,学者琼斯使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对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做真实的反映。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多,表明盈余管理的弹性越大,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差,也就是模型的残差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式中,Ti,t为i公司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Ai,t-1为i公司第t-1期的总资产;△Ri,t为i公司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额;Pi,t为i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ξi,t的绝对值为i公司第t期的操纵性应计利润;ξi,t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值越小,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优。

模型(2)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评价等级赋值来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Q2)。深市按照制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来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做出完整评价并给与相应的评级,具体包括“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会计信息质量包含披露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现状,是否及时有效,是否能够用于比较。为了便于计算,此处分别将优秀等级赋值1,良好等级赋值2,及格等级赋值3,不及格等级赋值4。

(3)控制变量。本文根据以往研究还选取了新增投资(Invest)、代理成本(Cost)、盈利能力(Par)、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S)、资产负债率(DR)、公司规模(lnN A)和营业利润率(PRO)作为控制变量模型(1)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模型(2)的主要变量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证实假设1的正确性,本文构建模型(1)来进行研究。由于残差的绝对值越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大,盈余管理弹性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所以,AQ的系数α1>0。

为了证实假设2,本文构建模型(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样本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是0.041,最大值是0.65,最小值是0。公司的资产净利率是-0.0127,最大值是0.78,最小值是-20.64。代理成本的平均值是0.7373,最大值是9.05,最小值是0。新增投资的平均值是0.460,最大值是0.38,最小值是-0.65。AQ1的均值是0.857,最大值是2.93,最小值是0。

表4是对模型(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4可知,托宾值倒数(TQ)的均值是0.661,最大值是1.54,最小值是0.06。AQ2的均值是2.1305,和及格的3分有较大差距。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S)平均值是0.2791,最大值是57.39,最小值是-0.77。资产负债率(DR)的平均值是0.5085,最大值是1.18,最小值是0.03。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PRO)的均值是0.0502,最大值是2.04,最小值是-9.04。公司规模指标(lnN A)均值是20.7536,最大值是24.68,最小值是12.74。

(二)相关性分析

模型(1)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资本配置效率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系数是0.057,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值(Allocation)和净资产收益率(Par)的相关系数是-0.102,和代理成本的相关系数是-0.107,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资本配置效率和新增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281,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资本配置效率和新增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AQ1和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是-0.035,但缺乏显著性,和代理成本的相关系数是-0.004,也缺乏显著性,和新增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095,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5%、1%水平上是显著的(双尾检验),下同。

模型(2)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托宾Q值的倒数(TQ)和证交所的等级赋值(AQ2)的相关系数是-0.049,但缺乏显著性;托宾Q值的倒数(TQ)和企业规模(lnN A)的相关系数是0.38,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交所的等级赋值(AQ2)和营业利润率的相关系数是-0.167,在1%水平上显著,和公司规模(lnN A)的相关系数是-0.356,在1%水平上显著,和资本结构的相关系数是0.082,也在1%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表7是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的调整后R2为0.104,模型的拟合度在10.4%左右,尽管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然而由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且本文分析的是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所以模型是有效的。模型的F值是59.33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的解释度较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会计信息质量值(AQ1)的回归系数是0.023,并且显著,这表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结果显著,也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的修正R2是0.279,拟合度为27.9%,表明影响对企业市场估价的因素众多,所以模型是有效的。模型(2)的F值是147.368,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模型(2)的解释度较高。AQ2的回归系数是0.03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估价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企业的市场价值显著增加。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深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2007-2014年的信息进行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市场估价的关系。最终得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的股权净利率、代理成本均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处于合格水平,然而离良好还有较大距离;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建议

(1)加强公司治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要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上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有效地激励约束机制,实行管理层持股计划,将管理层目标和公司目标融为一体,对管理层如实披露公司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进行良好的激励;第二,将激励制度具体化。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对管理层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其偏好习惯,进而制定最佳的报酬。这个报酬使得公司的信息失真的成本最低,也使得管理层的收入较高。此外,还要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明晰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关系,降低利益冲突,确保会计信息质量。(2)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惩虚假披露会计信息行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产业消失,但同时也有许多产业兴起,此时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些产业,必须调整会计制度来确保其经济行为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这有助于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立法机构应当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法律,推动我国会计准则和世界接轨。此外,在法律法规执行的过程中,要做好协调工作,加强各机构部门的沟通,减少内耗,增强执法的水平,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3)增强机构投资者对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以及信息披露的影响力。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投资者投资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上市公司需要承担投资带来的风险,政府不会为风险买单。所以,投资者要重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然而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无法承担为获取信息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此有必要借助机构投资者来获取信息。机构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额较大,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够代表中小投资者对公司的最大股东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金额庞大,十分重视公司的经营现状,财务质量以及现金流量,以此来进行投资决策。对此,公司要减少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允许其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施加影响,以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控股股东如果控制董事会,其财务造假付出的代价很低,这促使其很可能掏空公司。政府要放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数额和持股比例,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再者,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也能够帮助投资者科学合理地记性投资,推动股票加快流动,增加公司的价值。(4)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资本合理流动。改善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助于推动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朝阳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予以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推动资本市场有序发展。公司获得政府低息投资,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增加,最终实现了企业价值的增加。此外,政府有效地宏观调控,还能够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推动民间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加快资本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张洪辉、王宗军:《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3期。

[2]朱雅琴:《基于终极控制权的会计透明度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

[3]蒋义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Bushman R.,Piotroski J.and Smith A.What Dete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4.

[5]Habib A.Corporate Transparency,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Empirical Evidence.Abacus.2008.

[6]Durnev A.,Morck R.Yeung B.Value Enhancing Capital Budegting and Firm-specific Stock Return Vari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2004.

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篇8

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角度考虑, 资本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差异必将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 所以从宏观层面上可以将资本配置效率分为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和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其中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是指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益率最高地区的有效程度, 地区间的资本配置揭示了不同地区间资本的存量和增量的比例关系。按照Jeffrey Wurgler的理论, 从产业角度看, 拥有较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表现为资本流出低成长产业、流入高成长产业。从区域角度看, 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也可以通过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来考察, 资本的区域间流动有明显的倾向性, 表现为流出低成长地区、流入高成长地区。对于政府而言, 既要考虑到资本的有效配置, 又要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平衡发展, 缩小地区差距。因此, 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当前首要目标, 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 引导区域资本配置流向。

国内学者刘振、宋献中 (2008) 运用数据包络法分析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对我国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自主创新研究投入不足、主要依靠技术进口的问题。

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 科技投入与产出效果, 不仅是衡量资本配置的有效依据, 而且是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管理效率和地区竞争力的标准。本文以湖北省17个地区为区域研究样本, 在Jeffrey Wurgler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定量比较。我们分析比较的思路为:当一个地区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固定资产建设中, 说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高;相反, 则说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低或者无效率。为了衡量科技投入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需将科技投入变量引入Jeffrey Wurgler (2000) 建立的模型。

二、科技投入要素指标分析

科技投入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科技投入是指为保证创新活动的成功而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 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由于很难获得无形要素投入指标的测度数据, 所以通常情况下都以有形的投入要素来反映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本文用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两个方面的指标来测度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强弱,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共选择7个指标来衡量科技要素投入情况, 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中, R&D人员全时当量是国际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 它是指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湖北省17个地区科技投入情况如表2所示。

本文表2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第二次R&D资源普查报告和2009年湖北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在作研究分析时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科研设备投入、科技人员数量指标, 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17个地区2009年R&D人员全时当量、技术改造投资、R&D经费占GDP比重和专利申请量四项科技投入要素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要减少变量的数目, 用少数具有典型意义的因子代替所有变量去分析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 即本文设定的湖北省的科技投入对所辖17个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需对指标进行KMO检验, 以此验证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我们利用SPSS17软件, 对科技投入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后得出KMO值为0.730 (KMO值>0.7, 效果比较好) , Bartlett's Test球度统计量为115.604, 远大于100, 效果很好。这说明因子分析法是适用的。

由表2反映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R&D人员全时当量、技术改造投资、R&D经费占GDP的比重和专利申请量四个变量均属于生产力的重要要素, 它们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适合于做因子分析。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中系数更加显著, 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使因子和原始变量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分配, 从而更容易解释分析结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 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取主成分的标准, 通过计算可知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的只有一个, 说明样本选取的指标之间高度相关。另外, 依据碎石图可以发现只有第一个提取的因子特征值大于1, 该成分特征值为3.983 (参见下图) , 且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8.962% (提取的因子累计影响超过85%或90%即可认为已提取足够的主成分) , 因此选取第一个因子——专利申请量为主成分因子。选取专利申请量作为主成分因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比起R&D人员全时当量、技术改造投资和R&D经费占GDP比重三个因子的技术含量更高, 因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科技投入的成果。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1. 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借鉴Jeffrey Wurgler模型来测度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代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i代表湖北省样本市州;t代表时间;λ1表示工业总产值变化的弹性系数;λ2表示专利申请量变化的弹性系数;截距α反映其他外生影响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ε为随机干扰项。

2.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进行研究:①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来衡量区域资本形成情况。②选取工业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情况。③选用地区专利申请量代表区域科技投入力度。根据指标的选取, 当λ1λ2大于零, 某地区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反之, 某地区的资本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当λ1λ2等于零时, 某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投入没有多大关系。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说明处于经济快速上升趋势的区域流入资本的增速也快, 而处于经济上升趋势相对缓慢的区域流入的资本增速相对也较慢;λ的值越大, 表明资本增减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投入变动的反应就越灵敏。

3. 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①市场是有效的, 资本流入投资回报增长的地区而流出投资回报减少的地区;②工业产值的增长反映投资机会, 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反映资本的流动方向, 并且两者存在线性相关关系;③固定资产净值的增加或减少会在当年的工业产值总额和专利申请量变化中反映出来, 不存在滞后性, 此点Jeffrey Wurgler已经给出了证明。本文选取湖北省17个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和专利申请量这三个经济指标, 时间跨度为2005~2010年, 采用Jeffrey Wurgler (2000) 的模型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来测算湖北省17个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统计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统计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湖北省内17个地区科技资源投入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湖北省科技资源经过多年不断的积累和发展, 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 极大地促进了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1. 科技人力资源在总量上占有一定优势。

2009年, 湖北省R&D人员达13万多, 科研机构1 500家, 其机构和人员数量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投入强度 (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 居全国第六位, 处于上游水平, 与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位基本吻合。

2. 企业作为科研主体的地位得到提高。

湖北省科技活动已经基本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局面, 在对17个地区的调查统计中发现, 企业的R&D经费投入占全部经费投入的比例都较高, 2009年第二次R&D资源普查时, 湖北17个地区中有11个地区企业的R&D经费投入比例超过70%, 比2000年第一次R&D资源调查时均有大幅度提升。在按行业划分的R&D经费来源中, 制造业的投入比重是最大的, 其中5个地区的比重超过90%。但是, 企业机构人员数量在科技活动中低于高等院校, 因此还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应创造条件鼓励和推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企业中去, 使之站在经济建设的前沿。

3. 区域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强。

依据湖北省第二次R&D资源普查结论可知, 武汉市的科研核心地位非常明显, 科研投入规模的各项指标均占全省总额的50%以上, 其中在校大专院校人数居全国首位。与湖北省城市圈建设步伐相一致的是, 襄樊、十堰、宜昌、荆州等区域的科技基本建设正在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 宜昌、襄樊等地的科研设备投入将近占全省总投入的20%, 十堰、荆州等地区所占份额也已达到约10%, 可望成为武汉科技中心建设的有力补充。

但是, 湖北省各地区科技人力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过度集中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因素影响, 武汉市的科技活动人员和R&D人员数量一直在全省居于首位, 所占比例均超过五成, 2009年分别占全省同类人员的52.4%和54.76%, 与2000年相比变化不大, 其他地区中仅宜昌和襄樊的科技人员数量分别达到全省数量的15.12%和10.63%, 较2000年的比例有所增长, 其余14个地区的科技人员总量不到全省的30%。因此, 要加大全省各地的科技队伍建设和发展力度, 吸引人才到各地区工作, 加快地方经济建设。

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而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和企业拥有人才的数量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 湖北省在科研上的一个优势就是拥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因此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大力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在基本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 湖北省的资本存量水平在全国居中等地位, 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湖北省的资本配置效率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科技投入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以专利申请量作为科技投入水平指标, 运用Jeffrey Wurgler提出的模型, 测算科技投入对湖北省内17个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投入,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专利申请量,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张宗成, 李建良.技术创新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测度.中国科技论坛, 2010;3

[2].Jeffrey Wurgler.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