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优化配置

资本优化配置（共7篇）

资本优化配置 篇1

高校人力资本管理是将不断获取的高素质人才, 整合到各项活动中, 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开发他们的潜能, 以实现高校的发展目标。

高校人力资本的特征

高校人力资本的主体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力, 除具有时效性、能动性、持续性、可塑性和可激励性之外, 还具有其特殊性, 表现在:

1.高层次性。高校人力资本主要是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科研人员, 他们大多拥有高学历、高职称, 有些甚至是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普遍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同时, 由于工作的特性, 他们在知识更新、专业扩展和理论研究等方面, 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并且能促进自身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2.较强的流动性与可共享性。高校教师依靠其在人力资源储备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流动性优势来工作, 他们更多地忠诚于自己的事业而不只是忠于学校, 因此如果遇到不利于自身发展的情况时, 他们就会选择流动。教师易流动的本质在于人力资本的可共享性。一个教师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可以被多家单位共有和重复使用。这也正是许多高校在吸引人才时, 都相应建立对人才“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新的人才使用制度的原因。

3.两重性。两重性是指高校一方面培养人力资本, 即通过教育、教学和管理等活动使受教育者成为人才;另一方面, 又是人力资本的消费者, 即运用自己已获得的人力资本去培养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 这就使高校形成了既培养人力资本, 又消费人力资本的两重性。可见, 高校人力资本具有投入与产出的规律, 并具有高消费和高增值的两面。我们可以认定, 对高校人力资源的投资, 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 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所带来的收益, 都远远大于其它社会资源投资。

高校人力资本管理的现状

高校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与组织发展目标计划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虽然各高校都先后进行了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但人力资本管理与配置尚存在着一些问题。

1.对人力资本管理的认识不到位。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本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应称之为劳动人事管理,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力资本管理。近几年来, 高校虽然在人才引进、干部任免和教师激励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但到目前为止, 仍有传统的选人、用人和管人的影子, 没有把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作为高校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点来考虑。一是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对人力资本缺乏整体开发, 实行的是直接的“人头”管理, 市场配置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现有的激励手段使人才难以发挥才干和实现自身价值。二是各类人才还未实现真正的合理配置、合理使用,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还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缺乏科学有效的业绩考核和评价体系, 造成人才流失, 同时制度设计也制约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部分人才被浪费。

2.人力资本缺乏长期规划。很多高校管理者更重视任期内完成国家下达的师资指标, 而忽略对人力资本的长期规划, 未形成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在人才使用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和“近亲繁殖”的现象, 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阻碍了学术活动的创新;缺乏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从实际情况看, 在一个任期内制定人力资本长期规划, 待到初见成效时管理者的任期将满, 所以很多高校管理者更重视在任期内见成效的短平快工作, 而不愿冒风险去做成效滞后的人力资本长期规划。况且, 不同的管理者有不同的工作思路, 即使有人力资本的长期规划, 在下任管理者手中也很难继续实施;即使有些高校领导很重视人力资本的长期规划, 但由于没有政策的导向和制度的保障, 也很难实施。

3.人才政策对高层次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相对于其它领域的人才来说, 高校人才普遍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在各方面都有较高层次的追求, 特别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尤为关注。因此, 在政策上更要有针对性, 在管理上更要认真细致。如果人才政策不倾斜或倾斜度不够, 就会使高层次人才不安心工作而流失, 使高校面临“对内想留的留不住, 对外想引进的引不来”等问题。有些高校虽然花大力气引进了人才, 但是由于学校的软、硬件条件较差, 未给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严重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高校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1.更新人力资本管理观念, 进行人力资本管理定位。高校应更新人力资本管理观念, 深化体制改革, 坚持把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作为学校的最重要工作来抓, 这是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前提;应树立教师是学校发展重要战略资源的观念, 把人力资本建设, 即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重中之重。高质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不仅可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 而且有促进经济成倍增长的效应。高校的发展不仅要有全局观念, 而且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观、惜才如金的人才观, 增强做好人力资本开发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把提高人才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来抓。

2.制定具有超前性和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的长远规划。根据学校的发展定位、规模和任务, 利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指导和宏观调控, 通过改革, 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配置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外部环境, 促进人才的交流和竞争, 在动态中培植和优化教师队伍。首先, 把引进、培养和保留优秀人才放在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的首位, 围绕学科建设和学校的文化特色, 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稳定工作;其次, 要根据文化知识的传承性, 把对优秀学术人才的培养作为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的长期目标, 在中青年骨干教师中择优选拔, 加大培养力度, 确保学科整体优势不断延续。

3.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机制。在高校也参与市场竞争的今天, 原有的教师 (职工) 学校所有制和终身制已被人才的合理流动机制所冲击。在事业迷人、待遇诱人、感情引人的人才竞争中, 高级人才的“跳槽”现象已习以为常, 在高校中“以强欺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形势下, 在完全实现三种权力 (校长的权力、教授的权力、学生的权力) 的前提下, 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合同制,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具体实施中, 对年轻教师、低层次人才实行合同制, 对高级人才 (院士、知名教授、学者) 实行一定期限内的高薪聘请制。要进一步打破高校之间人员流动的壁垒, 促进校际之间人才的合理流动, 鼓励专家学者校外兼职, 加强高校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实现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共享, 互通有无, 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以实现为办学需要而在更大范围选聘并有效利用所需人才, 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这样, 既走出了“好的留不住、孬的赶不走”的困境, 又解决了有限资源利用最大化问题, 真正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佳配置和有效利用。同时, 还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和监督, 建立正常的运作秩序, 维护人力资源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原则, 保护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

高校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与高校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密不可分的, 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做依托。而在高校内部, 则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协调一致, 才能做好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工作, 使之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述评 篇2

为了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深入探讨, 明确该问题的研究动向, 本综述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尝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概念、测度和区域差异的评价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对国内外现有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相关文献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1 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出

资本配置效率, 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要素流动效率问题。早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初期,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素的配置,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在所有要素中, 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资本配置的专门研究相关文献越来越多。早在19世纪末, Bagehot (1873) 等就认为“资本理所当然地、迅速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就像水流找到它的位置”, 不过, 影响资本的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资本的流动并不是迅速有效的, 开创性的研究则是Wurgler (2000) 最早进行的, 他求解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 并将其称之为“资本配置效率”, 通过对65个国家33年的行业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一国资本配置效率与该国股票市场发达程度正相关。之后, 国内外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不过, 不同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概念的理解还是有一定视角差异。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看,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各种金融工具和机构通过不同优化组合, 经济体内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资本在空间、时间和数量上达到最优配置, 货币政策能较好促进储蓄投资之间的高效转换, 资本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吕宙从企业、行业和国民层次分析了资本配置效率, 认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必须从上述三个角度去分析评价。魏海港从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分别定义了狭义与广义的资本配置效率。刘赣州则从微观、宏观和国际三个层次详细讨论了资本配置效率的范围。

上述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定义都是从资本流动的范围角度出发, 本质上无太大差异。事实上, 资本的流动区域是非常宽泛的, 不同学者研究范围的大小可能会导致定义的理解误差, 但是不同层次的资本配置效率一定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在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 一国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可以借助溢出效应有效提高国际间的资本配置效率。

2 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

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应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来分析。直接测度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 主要有边际产出水平的变化和资本的流动性。

在边际产出水平研究方面, 最早用数据衡量的是Wurgler (2000) , 他将资本配置效率定义为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Arturo G使用12个发展中国家公司面板数据, 在采用C-D生产函数时使用资本产出比来度量资本配置效率, 同时也使用每单位投资所获得的营业利润来度量资本配置效率。国内学者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所使用的指标与Wurgler有一定差异。李治国、唐国兴等 (2003) 则用资本产出比和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韩立岩、潘文卿、张伟 (2002, 2005) 基本采用Wurgler的度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史晋川和王争度量资本配置效率时利用的是资本边际产出在区域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来衡量;才国伟 (2007) 则从资本产出比趋同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创新研究。

而Maurice Obstfeld认为, 资本的流动性是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他认为如果投资者能够有多样化和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可供选择的话, 投资风险就会有效分散, 资金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其他学者如Robert G.King和Starr从资本跨行业和跨企业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市场一体化可以有效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Harris R等以资本流动性来度量资本配置, 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认为, 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受到金融自由化的影响, 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来提高效率。客观来说, 世界许多其他经济学者基本认同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一体化及相关政策是可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的。

考虑到任何直接度量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缺陷, 一些学者从金融市场的发展角度来评价资本配置效率。Ross L和Ross Levine从总体和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受到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 并详细阐述了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功能;而Edward.S.Shaw则探讨的是既然金融市场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那么金融市场的增长效应机制和渠道又是怎样的问题;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 Thorsten B和Ross L认为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服务型的金融市场才是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3 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 大多是在Wurgler (2000) 思路的基础上展开的, 或者从资本边际产出均一化角度进行研究。

基于资本边际产出均一化思想, 龚六堂、谢丹阳 (2004) 较早详细考察了我国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 具体途径是先估算各省生产函数, 引入离差指标, 进而得出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之后, 沈能 (2005) 运用计量模型, 从动态和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不收敛性;许开国、洪荭 (2009、2011) 等则利用工业行业或上市公司数据, 测算中国各区域和各省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在上述学者研究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我国由于历史上地区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层次差异大,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距不言而喻。

也有学者对地区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展开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各行业的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资本配置效率受行业结构和价值创造能力正相关, 章宁宁借鉴Wurgler的模型分析了浙江省总体资本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 浙江省的资本配置效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而产业结构中低端、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高。

其他还有学者从行业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赵德武等采用面板数据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的结论认为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比较高的, 其原因在于自身累积的利润追加投资所致而非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李学峰则以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研究了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绩效的非稳定性和经营的非持续性。

4 相关评价及启示

综上所述, 国外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国际及国家层面而较少涉及地区及行业层面, 原因在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均衡;而国内研究倾向于我国整体资本配置效率或者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 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及行业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 在国内研究中, 大多学者基本借鉴国外研究方法, 以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为基础展开, 忽视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 金融市场的结构不断优化是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根据Wurgler (2000) 的分析明显可以看出, 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明显提升。因此, 我国必须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股票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就目前而言, 股票市场上参与者、管理者中对股票市场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 存在一定的误区。股票市场是筹资的重要场所, 发展股票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不足, 这种认识使得一些企业上市后只是为了圈钱, 而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 各级政府应把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 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促使资本流入有更大赢利可能的公司。另一方面, 投资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并成为真正的股东, 享受股东的权力, 可以从企业获得应有的红利。同时还要鼓励在海外上市的优质国企回国内上市。

参考文献

[1]Wurgler, J.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

[2]Ross L, SASA Z.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

[3]Genevieve.Boyreau-Debray, Shang-Jin Wei.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N].NBER Working Paper No.w11214, 2005.

[4]Harris R.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a reassess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 (1) .

[5]范丽, 范闯.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差异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28) .

[6]韩立岩, 蔡红艳.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J].经济学 (季刊) , 2002 (2) .

[7]沈能, 刘凤朝.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11) .

公司资本配置行为与绩效 篇3

关键词：资本配置,公司绩效,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 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资本配置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资本配置是指企业将其资本在不同来源之间进行组合, 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在企业的筹资活动中, 资本的配置主要解决资金来源结构的合理安排的问题;在企业的投资活动中, 资本的配置主要解决其资本的合理分配问题[1]。

不同的资本配置行为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到底是选择多元化的资本配置行为, 还是坚持专一化的资本配置行为, 不同资本配置行为的后果又如何?本文以七匹狼和雅戈尔为例, 比较了2家公司2008年以来的截然不同的资本配置行为及后果。公司数据来源于公司公告和年报。

二、资本配置行为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 在2008年-2012年期间, 七匹狼的收入和利润都以主营业务服装为主, 说明其始终坚持发展核心业务, 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 从2008年开始, 雅戈尔就形成服装、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为主的格局。且作为主业的服装在雅戈尔的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 而房地产业给公司带来的收入却逐年上升, 2010和2012年甚至超过了服装业的贡献。再看其净利润的组成, 房地产业对净利润的贡献则波动较大, 2007到2011年大概在30%左右;而服装业在2009年的时候贡献率不到20%, 2010年有所改善, 其占净利润的比重超过了房地产业。但始终不变的是, 从2007到2011年, 股权投资对雅戈尔净利润的贡献一直最大, 只有2012出现了负贡献。由此可见, 雅戈尔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 收入能从多方面得到保障, 但相应的风险也增加了。

三、资本配置结果:经营绩效与行业地位

在规模上, 雅戈尔已经经营了21年, 而七匹狼经营13年, 因此在规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表5可知, 在绩效上, 七匹狼紧追雅戈尔其后, 甚至在成长性上远高于雅戈尔, 雅戈尔近几年一直陷于营业收入负增长的困境, 其前景不容乐观。在管理方面, 雅戈尔信用政策比较紧, 存货周转率低, 而七匹狼放松信用条件, 去库存, 加快库存周转, 加强库存处理。在市场排名上, 两者几乎一前一后, 雅戈尔仅高于七匹狼。

通过杜邦分析可知, 两个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2008年到2012年间呈现X型, 雅戈尔从2009年开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且其一开始净资产收益率较高都是由于其举债和销售净利率带来的。比较两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图可以发现, 其相较于雅戈尔在净利率上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少, 七匹狼正在迎头直上, 在2012年甚至超过了雅戈尔。此外, 从2009年开始, 雅戈尔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都在下降, 但是资产负债率却呈现小幅增长, 说明该公司的财务杠杆利用差, 举债带来的资金并没有充分利用。而七匹狼在2009年到2011年各个指标都维持较好的增长, 虽然2012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7.75%, 这主要是由于其资产负债率下降了14.393% (虽然总资产收益率也下降了, 但只下将约2%) , 七匹狼可以适当提高杠杆, 增加投资。比较毛利率可知, 七匹狼和雅戈尔的初始盈利能力是相似的, 但观其成本费用率, 雅戈尔在成本控制能力上正在逐渐下降, 而七匹狼的成本控制能力正在增强, 至2012年, 七匹狼成本控制能力已经反超。这说明七匹狼的规模化策略是成功的。

七匹狼和雅戈尔2008年以来不同的资本配置战略和行为导致了两家公司在服装行业不同的行业地位、经营业绩持续发展能力、竞争能力等。七匹狼始终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其竞争优势不断加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规模化战略正在日见成效;而雅戈尔却因为投资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失利, 使本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前景不容乐观。

四、结论与意义

由于企业经营理念不同和投资偏好差异, 七匹狼和雅戈尔选择了相反的资本配置行为。经过五年的发展, 七匹狼的规模化策略总体趋势良好, 专一化经营更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和长期绩效, 这五年七匹狼资金运营较好, 收益增长。而雅戈尔公司舍弃主业投资, 尝试多元化投资, 投资长期股权、房地产等, 不幸地是, 多元化战略失败, 仅获得短期收益, 长期就使得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虽然目前雅戈尔回归主业是明智之举, 但是难度很大, 需要克服行业下行威胁。

实际上, 雅戈尔代表了一批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战略和行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获得不错发展后, 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不再踏实作业, 致力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而是偏好短期投机, 寻找市场上的热点投资机会, 以公司资本进行实业投机, 以获取公司的快速发展和扩张。在热点投资机会走势良好时, 该投资能为公司带来短期的高额收益, 而当该热点投资机会失去其热度时, 这些公司的收益会因此遭受损失, 且因为该投资扩张并没有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公司的主业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发展得到中断和破坏。而七匹狼代表了另一批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战略和投资行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和市场认识清晰, 目标明确, 并不受市场投资风向的影响, 注重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稳扎稳打的提升主业竞争地位, 提升公司的长期价值。

参考文献

浅析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的配置 篇4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银行管理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银行管理重点逐渐从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发展为以风险计量和风险优化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而经济资本则是贯穿于风险度量和资本优化配置过程的关键概念。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日趋规范和壮大, 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建立在“资本至上”基础上的资本约束思想成为国际银行业新的价值坐标, 并推动着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取得了革命性进展, 在日渐完善和不断量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商业银行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一些国际先进银行已经将资本配置与各种绩效衡量指标挂钩, 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配置过程。

经济资本配置管理正逐步为我国银行业所接受。因此, 一方面, 对商业银行资本配置机制和方法研究是为了适应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 为了增强我国商业银行在日趋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 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 借鉴国际先进的资本管理方法。

二、经济资本的内涵和作用

(一) 经济资本的内涵

经济资本是基于银行全部风险之和的资本, 因此又称为风险资本, 它是银行自身根据其内部风险管理需要, 主要运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出来的, 同时经济资本也是银行自身根据其风险量化、风险管理能力认定的应该拥有的资本金, 由商业银行内部评估而产生的分配给资产或某项业务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准备。经济资本与实际资本的比较, 是银行确定风险边界的基础。经济资本 (economiccapital) , 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容忍水平下, 用来吸收由所有风险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资本, 是测量商业银行真正所需资本的风险尺度。

银行的潜在损失可以分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三种类型。预期损失是平均损失在统计上的估计值, 代表一个交易组合的损失的平均值, 它以从收入中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弥补。非预期损失, 它常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以平均损失为中心的损失波动性, 其规模是不定的, 但一旦给定了置信度, 它就是由一定置信度所确定的一个损失临界值减去预期损失的差值, 它以经济资本来弥补。异常损失是指超出非预期损失临界值的损失, 它不能用资本来弥补, 在国外, 通常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银行异常损失的发生, 在我国实际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因此, 从银行资本配置的角度可得银行风险的分级管理如图1所示。

(二) 经济资本的作用

1. 经济资本是银行管理层为评估业务风险而设置的一个虚拟资本, 它是一个管理参数, 银行资本金并没有进行实际拨付,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防备风险和创造价值。

2. 经济资本是一个抵御非预期损失的缓冲器。从本质上讲银行的风险来自于非预期损失。它是在没有监管要求状态下, 银行开展业务必须持有的资本量;其数量由银行每日从事业务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风险量所决定。

3. 经济资本对风险敏感性高, 银行对经济资本的要求会高于用法定资本及监管资本计算出的资本要求, 银行需要的经济资本主要用来弥补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非预期损失程度而非用于流动资金支出。根据计量的非预期损失数额在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之间分配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既补偿了业务风险,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考核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 对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业绩进行客观评价。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与分配

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银行经营面对的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经济资本管理就是对这三种银行风险的综合管理, 经济资本也就是这三种风险的非预期损失相对应的资本。因此, 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风险分散效应的损失。经济资本的计量也就是分别对这三种风险的非预期损失计量。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目前主要还是基于VAR的风险计量技术。

(一) 基于VAR的信用风险资本管理要求

VAR方法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中提倡的现代主流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以J.P.Morgan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1997年2月推出了基于Va R的信用风险模型-Credit Metrics Model。该模型是利用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在下一个计算期内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概率即信用等级转移矩阵、贷款违约时的回收率、贷款或债券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利差和收益率等数据, 通过计算下一期内贷款在各相应信用等级上的价值从而得到贷款价值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最后可算出个别贷款和贷款组合的VAR。例如单个贷款或债券的分析方法, 由于信用风险取决于债务人的信用状况, 而企业的信用状况由被评定的信用等级表示。像标准-普尔等公司会提供信用等级转移矩阵。

资料来源:Introduction to Creditmetrics, J.P.Morgan, 1997, PP.20

(二) 基于VAR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VAR (Value at risk) 中文译为风险价值或在险价值, 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和一定期限内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基于VAR计量经济资本首先需要确定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损失分布, 然后从损失分布中计算出VAR, 再将VAR值减去预期损失即可得出贷款组合的非预期损失, 即所应占用的经济资本。

例如, 在正态分布情况下,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可得出:

其中ω0为初期投资额, μα和δ2分别为日 (周、年) 的均值和方差。

此公式的含义是在报酬率R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 一定投资额ω0在置信度1-α的范围内, 在持有时间t期间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

如果要求置信度为95%或99%, 即α=5%或1%, 应该查相对应的10%和2%的正态分布表, 相应公式可变为:

(三) 基于内部计量法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对操作风险资本金的度量, 新协议给出了三种方法, 即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内部计量法, 并提出将来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损失分布、业务类型和风险种类逐步实行操作损失分布法, 操作损失分步法的目的也是要通过操作风险VAR的估计确定资本要求, 使对监管资本的计算更加精确。因巴塞尔委员会鼓励银行应用比较复杂和精确的风险度量方法, 我们只考虑内部计量方法, 在此方法下,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计算公式为: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其中:i表示业务类型, j表示风险类型, (i, j) 表示业务类型i和风险类型j的组合γ (i, j) 是将预期损失EL转化为资本要求的换算因子, 其定义是在一定的置信水平内, 每一个持有期的最大损失量, γ由监管部门根据全行业操作损失数据确定并适用于所有银行;EI (i, j) 表示组合 (i, j) 的操作风险暴露大小;PE (i, j) 表示组合 (i, j) 对应的损失事件发生的概率;LGE (i, j) 表示组合 (i, j) 给定的损失事件发生时的损失程度。

四、商业银行资本配置的方法

(一) 基于风险调整的绩效测评 (RAPM) 体系的测评方法

风险调整的绩效测评 (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简称RAPM) 已经成为国际性先进银行评估内部风险的重要工具, 这种方法通过某种风险调整, 将收益率与风险资本 (或风险资产) 联系起来, 进行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

RAPM模型通常分为四类:这四类中又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以资产为基础, 是资产收益率 (ROA) 衍生出来的一类指标, 它们有风险调整资产的收益率模型 (Return on Risk-Adjusted Assets, 简称RORAA) 和资产的风险调整收益率 (Risk-Adjusted Returnon Assets, 简称RAROA) 模型。另一类以风险资本为基础, 它是以资本收益率 (ROC) 为基础衍生出来的, 主要有风险调整资本的收益率 (Return on Risk-Adjusted Capital, 简称RORAC) 和资本的风险调整收益率 (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简称RAROC) 两个模型。

当前, 应用范围更广由美国信孚银行发明的ROROC模型, 它对分子 (收益) 进行风险调整, 但其分母也是采用风险资本, 即实际上分子分母都进行了风险调整。当前, 美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 如美洲银行、信孚银行都正运用RAROC绩效评估模型来对各经营部门的经营绩效做出评估。在该模型中, 通过合理地确定各业务单元的风险价值及相应的经济资本, 并确定对业务单元经理的支付补偿, 最终确定出各业务单元对银行整体的贡献。

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 (RAROC) 是由美国信孚银行 (Banks Trust)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最先提出, 它改变了银行传统的盈利考核指标只考虑账面收益不考虑风险的做法, 强调了风险衡量在银行这种特殊行业的重要性。RAROC这一概念蕴含了风险需要资本覆盖的思想, RAROC的计算公式为:

RAROC= (净利差收益-管理费用-预期损失) /经济资本 (4)

上式中分子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就是从收入中扣除管理费用和预期损失等各项成本;它的分母是经济资本, 是充分反映银行真实风险, 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量。在计算出银行某项业务的RAROC指标后, 需要和占用的经济资本回报率 (即股东要求的资本回报率K) 进行比较, 才能判断出该项业务是否能够创造扣除了经济资本成本, 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利润。当RAROC>K时, 该项业务能获得正的经济利润, 可以为银行创造股东价值做出贡献;当RAROC

(二) 基于EVA的方法

西方银行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附加价值 (Economic Value Added, 简称EVA) , 由美国Stern Stewart财务咨询公司首创。EVA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 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衡量标准。它摒弃了传统的业绩衡量指标不考虑股本资本成本的缺陷, 在会计税后利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 扣减包括股东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成本, 计算企业为股东创造的增值部分它的表达式是:

其中:NOPAT指税后净利润;C%是资本成本系数, TC为企业所使用的全部资金。即公司每年创造的经济附加值等于税后净营业利润与全部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其中资本成本既包括债务资本的成本, 也包括股本资本的成本。在资本管理中能够运用EVA指导资本配置, 主要是因为:

1. EVA是以经济资本和经济利润为基础的一种业绩衡量方法, 可直接反映股东价值增值状态。因而EVA可引导资本配置的方向和业务发展计划, 为价值创造服务。

2. EVA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可以在部门或业务层次计量, 这使以价值管理为导向, 在银行内各部门、业务间进行资本配置具有了可行性。

3. EVA相对于RAROC系统具有自身的优点。RAROC系统可使银行各部门、业务间进行业绩比较, 但仅RAROC系统来配置资本, 可能会使业务经理人员尽量避免高风险业务, 以提高资本收益率, 而这会误导资本配置。如果EVA的值大于0, 就说明该资产业务可以为银行带来正的净收益, 应该接受;反之, 拒绝。见图3。

五、结论

本文从经济资本内涵与作用出发, 论述了基于VAR的信用风险资本管理要求、基于VAR的市场风险资本管理要求和基于内部计量法的操作风险资本管理要求。基本上涵盖了经济资本覆盖风险的主要领域, 并提出了以RAPM和EVA为主的银行资本配置方法。

摘要：经济资本是基于银行全部风险之和的资本, 又称为风险资本。经济资本的计量就是分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计量, 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目前主要还是基于VAR的风险计量技术。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方法有基于风险调整的绩效测评 (RAPM) 体系和基于EVA分配方法。

关键词：商业银行,经济资本,资本配置,RAPM,EVA

参考文献

[1]齐君, 张军朋.西方商业银行风险战略实践研究[J].金融论坛, 2008 (3) :16-18

[2]卢唐来, 周好文.经济资本与商业银行股东激励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07 (4)

[3]孙彦钊.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研究[D].湖南大学, 2006

[4]郑玉仙, 李胜宏.基于VAR的信用风险管理[J].金融问题研究, 2005

农业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篇5

资本是农业上市公司最稀缺的资源。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取决于资本总量的积累, 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微观层面上, 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回报率高、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吸引的投资增多, 而资本回报率低、盈利能力弱的公司投入资本减少。

2000年, Jeffrey Wurgler提出了一种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 即用资本对于盈利的敏感性 (投资弹性系数) 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近年来, 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借鉴Jeffrey Wurgler的思想方法, 展开了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但大都与Jeffrey Wurgler一样, 着重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的研究, 而从企业层面进行的研究很少。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农业上市公司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变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方军雄, 2006) 为此, 本文以全部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农业上市公司1995年到2009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变化展开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资本配置效率可以反映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大小, 所以, 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很注重资本配置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 提出了多种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

其一, 用资本的流动性度量资本配置效率。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国际化可以使资本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自由流动, 可以使投资者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本和分散风险, 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Ross L.和Sara Z. (1998) 、Almeida H.和Wolfenzon D. (2005) 等的研究都支持了上述结论。

其二, 用托宾Q值或托宾Q的离散程度度量资本配置效率。托宾Q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和债务的市场价值之和与公司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 反映的是公司现在1元的资产所代表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果托宾Q大于1, 即现在1元投资所获得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大于1, 那么, 公司就有积极性去发行股票, 然后进行投资, 这会导致资本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在完善的市场中, 托宾Q应该等于1。所以, 托宾Q值或托宾Q的离散程度, 可以反映资本配置效率。Abdul A.等 (2005) 、范学俊 (2008) 运用了这种方法。

其三、用边际资本产出或边际资本产出的离散程度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用K表示资本存量, △K表示资本增量, 用Y表示年度总产出, △Y表示总产出增量, 则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ICOR) 等于△Y/△K。当ICOR提高时, 说明单位资本增量所带来的产出增加, 资本的配置效率上升。而且, 资本在具有不同效率的行业间流动, 会使各行业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ICOR) 趋同, 所以, 各行业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ICOR) 的离散程度, 也可以反映资本配置效率。张军 (2002) 、沈能、刘凤朝 (2006) 运用了这种方法。与这种方法类似, 刘赣州 (2003) 采用产出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作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配置是否处于最佳状态的判断标准, 即在资本配置最优状态下, 各项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

其四、用投资弹性系数度量资本配置效率, 即Jeffrey Wurgler (2000) 首先提出的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借鉴Jeffrey Wurgler的方法, 研究中国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或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比如, 冯玉明 (2003) ;汤伟、赵昕 (2004) ;韩立岩、王哲兵 (2005) ;张魁伟、许可 (2006) ;曾五一、赵楠 (2007) ;蒲艳萍、王维群 (2008) ;夏天 (2008) ;俞颖 (2008) ;孙文博 (2009) ;韩昱、花小安 (2009) 等。

在上述四种方法中, Jeffrey Wurgler采用的投资弹性系数更适合于度量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但直接运用Jeffrey Wurgler所采用的计量模型, 又存在一些问题。

Jeffrey Wurgler2000年提出的计量模型如下:

这是一个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式中, I表示行业固定资产净值, V表示增加值;i表示行业, t表示年份。显然, η是I对V的弹性, 即V增长1%所引起的I的增长率, 可以用于衡量资本配置效率。

直接运用这一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问题有:其一, V可以用公司的一年的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现金净流量表示, 但有一些公司的年度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现金净流量是负数, 相邻两年的V的比值也可能是负数, 其自然对数没有意义。其二, 由于新上市、退市或兼并收购, 不同年份上市公司的数量不一样, 不同年份的I、V的可比性不强。其三, 农业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多, 截止2009年底,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能够查到的共44家, 如果分年度回归, 样本太少, 可能影响回归分析结果的质量。所以, 本文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研究农业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Yi, t=β0+β1Xi, t+εi, t

上式中, Y表示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 (投资额) , X表示公司的利润总额 (盈利额) , i表示第i家公司, t表示第t年。显然, β1表示投资额与盈利额之间的关系, 是1元的盈利所引致的投资。β1越大, 说明1元的盈利所引致的投资越大, 说明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吸引的投资较多, 所以, 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2.2 研究对象和样本数据生成

以1995～200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CSMAR数据库选择样本数据:第一, 组合选择沪市A股和深市A股;第二, 在行业中, 选择农、林、牧、渔业;第三, 在CSMAR“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的资产负债表中, 查询并导出每家公司每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在利润表中, 查询并导出每家公司每年的“利润总额”。

3 统计分析和结论

首先, 对19952009年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据以考察总的资本配置效率;然后, 将全部样本数据分成三段, 即1995～1999、2000～2004、2005～2009, 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据以考察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利用SPSS11.5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3.1 全部样本统计分析结果

全部样本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1、表2、表3。

3.2 分段样本统计分析结果

分段样本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4、表5、表6。

3.3 结论

3.3.1

全部样本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固定资产净值和利润总额的相关系数为0.779, 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净值和利润总额的相关度较高;回归系数Β1为5.297, 且在0.00水平上显著。说明1元的利润所引致的投资为5.297, 资本配置的效率较高。

3.3.2

资本优化配置 篇6

资本配置效率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课题,资本的稀缺性使得人们有强烈的要求对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少的资源耗费获取最佳的效益。为达到此目的,人们会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作为判断和选择最佳资本配置方式的依据,这就表现为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在完美和无摩擦的资本市场环境中,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金向高回报的项目流入,而从低回报的项目中流出。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扭曲性因素的存在(Stein,2003),造成公司资本低效率配置的现象时有发生。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分析公司投资价值最为基础的重要信息,会计信息可以通过股价来影响资源配置(Francis等,2004)。然而,在我国大部分投资者很难有效识别会计信息的真伪,会计信息中所蕴含的信号难以被投资者所发现,这就使得公司的价值被高估。

国外已经有部分文献考察了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也发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能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正面影响的证据(Healy and Palepu,2001)。与国外市场环境相比,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尚处于逐渐规范的进程中,如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增发等目的操纵盈余来迎合监管要求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资本资源稀缺的问题更为突出,是否能够引导资本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投资项目,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本文以2007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尝试寻找中国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探索制度环境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机制,揭示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综合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拓展了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的理论外延,丰富了“法与金融”理论在转轨经济国家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Bushman和Smith(2001)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提高项目识别、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逆向选择及流动性风险等途径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Verdi(2006)则指出,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通过降低投资者与公司、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与公司的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盈余质量能显著减少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徐磊和张祥建(2007)通过模型推导的方法研究了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盈余质量的降低会损害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Biddle等(2009)认为,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周春梅(2009)研究发现,较高的盈余质量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间接地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雷光勇等(2011)指出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提高盈余质量或间接降低代理成本的方式达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目的。

本文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高质量会计信息可以缓解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而降低了因逆向选择造成的融资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会计信息是股东监管经理人的重要依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利于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可以弱化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道德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即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时,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King和Levine(1993)发现,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减轻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Beck和Levine(2002)的后续研究也证实了金融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lmeida和Wolfenzon(2005)研究指出,薄弱的投资者保护会约束资本配置的效率。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证实了Almeida和Wolfenzon(2005)的结论。方军雄(2006)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有着较明显的提高。王永剑和刘春杰(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蒲艳萍和成肖(2014)以我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会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李海凤和史燕平(2014)探讨了投资者保护和政府干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是政府干预则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陈德球等(2012)认为政府质量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有所差异,政府质量对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大于国有企业。

本文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推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投资项目的信息更加及时透明和真实可靠,有利于企业有效地识别和抓住具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有效地抑制内部人对公司资源的侵占,缓解公司代理问题,进而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法与金融”文献已经证实了金融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等制度环境因素在促进企业绩效和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Laporta等,1998、1999),国内也有大量文献将该研究模式引入中国问题研究中(夏立军、方轶强,2005;罗党论、唐清泉,2009)。尽管我国政府在推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已经有所进步,但是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先天性的不足和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问题,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较高的法治水平可以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法律角度来约束管理者的私利行为,迫使管理层披露质量较高的会计信息,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同时,良好的金融发展体系可以帮助具有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便于企业在市场中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从而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使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发挥更大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对于制度环境薄弱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制度环境完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7 ~ 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ST、*ST和相关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4 900个观测样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 资本配置效率。国际主流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以下两种:

第一,Wurgler(2000)认为,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国家中,资本往往会流入报酬率高的产业而流出报酬率低的产业,在此思想上构建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资弹性系数模型:

其中,I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固定资产净额;V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工业增加值;η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投资弹性系数,表示资本配置效率。

Wurgler(2000)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开创性研究得到了后续学者们的广泛运用(蒲艳萍、成肖,2014;Asker等,2014;Eklund和Desai,2014),但是该计量模型主要用来衡量国家、地区和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适用衡量公司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

第二,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新增项目投资支出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预期投资支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预期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

其中,INV、GROW、LEV、CF、AGE、SIZE、RET分别代表企业的投资水平、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上市年龄、公司规模、股票收益,该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

Richardson(2006)的模型可以有效地刻画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受到了李延喜等(2013)、Cheng等(2013)、Balakrishnan等(2014)的推崇。基于此,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计量资本配置效率,以模型回归残差绝对值的相反数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

2. 会计信息质量。借鉴李青原(2009)、朱红军等(2013)、张娆(2014)等的类似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分别采用了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Jones模型。

Healy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NDA为非可操作的应计利润;TA为总应计利润,即净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净值的差额;t=1,2,…T;i代表企业。

De Anglo模型如下所示:

Jones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ΔREV为营业收入的变动值;PPE为固定资产的原值;A为总资产。

修正的Jones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ΔREC为应收账款的变动值。大量实证研究将修正的Jones模型应用于截面数据的估计,形成了截面修正Jones模型。Bartov等(2000)对不同应计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比较,最终发现截面修正Jones模型的识别性最强。因此,本文主要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作为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方法,辅以其他三种应计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由于应计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方向指标,因此本文以操作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相反数作为会计信息质量代理变量,该值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3. 制度环境。现阶段,学术界关于中国制度环境数据应用较为广泛的是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国内最为权威的制度环境数据,受到了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李延喜和陈克兢(2014)等的青睐。本文主要从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两个方面选取制度环境变量,以该报告中“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数和“金融业竞争”指数分别作为法治水平(Law)和金融发展水平(Fin)的代理变量,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由于该报告仅提供了我国各地区2007 ~ 2009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借鉴目前主流的做法,本文将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以2009年的数据代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相对较为稳定,可以假设2010 ~ 2013年具有与2009年相同的制度环境。值得说明的是,为了避免该数据处理方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在后续的敏感性测试中给予了详细分析。

4.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从公司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两个层面进行了控制。其中,公司特征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Size、成长能力Growth、代理成本Age、资产负债率Lev和自由现金流CFO,公司治理变量主要有董事会规模SBD、独立董事比例PID、监事会规模SBS、股权集中度OC等。同时,本文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以此来控制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变量的计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在前文变量定义的基础上,为了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AQI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具体包含分别采用四种操纵性应计利润方法计量的AIQ1、AIQ2、AIQ3、AIQ4。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1,模型(7)的回归系数α1应该显著为正,这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为了明晰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E为制度环境,具体包括法治水平Law和金融发展水平Fin。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2,模型(8)的回归系数α1应该显著为正,即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同时,为了分析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交叉影响,本文在模型(7)和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了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的交乘项,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AIQ×IE为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的交乘项,用来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时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3,模型(9)的回归系数χ1应该显著为正,这说明在相对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正向影响更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发现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平均值为-0.063,最大值为0,而最小值仅为-0.976,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平均值为-0.10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和-0.963,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另外,本文还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会计信息质量的四个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6,制度环境的两个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大于0.6,而本文其他变量之间部分相关系数均未大于0.6。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均单独放入一个会计信息质量变量和一个制度环境变量,由此可以避免上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相关性检验结果。

(二)单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样本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本文采用均值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单因素分析。本文分别按照会计信息质量代理变量和制度环境代理变量的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了两个样本组,低于平均值的为样本组1,否则为样本组2。表3为资本配置效率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分别列示了在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下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两个样本组的均值差异为-0.018,T检验在0.01的水平上 显著 ;两个样本 组的中位 数差异为-0.016,Wilcoxon秩和检验也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会计信息质量样本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低会计信息质量样本组,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采用Jones模型、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检验结果基本未发生变化。另外,低法治水平样本组和高法治水平样本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均为-0.001,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说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上市公司,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注:括号内为 t 值;本文还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根据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限于篇幅未能详细列出,下同。

表4为模型(7)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主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会计信息质量AIQ1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75,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资本配置效率越高,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到了证实。这主要是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弱化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最终有利于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Verdi(2006)和Biddle(2009)等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要加强监管,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推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采用Jones模型、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结果同样显示,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企业特征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成长能力Growth、自由现金流CFO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自由现金流越充沛,其资本配置效率越高。代理成本Age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代理成本越低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公司治理控制变量方面,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事会规模越大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有利于企业将资本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中。另外,本文还进行了自相关检验,D-W检验的结果均在2左右,这说明模型(7)中的随机误差项并不具有一阶自回归形式的序列相关问题。

(四)制度环境与资本配置效率

表5为模型(8)的回归结果,主要分析了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从表中结果可以发现,法治水平Law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128,这说明相对于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法治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Fin与资本配置效率CA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79,这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综合而言,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现有文献主要是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和业绩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制度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了制度环境在推动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中的积极作用,丰富了“法与金融”文献在转轨国家的研究成果,为提高新兴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证据。

(五)会计信息质量、制度环境与资本配置效率

表6为本文模型(9)的回归结果,主要探索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IQ1的回归结果为例,会计信息质量AIQ1和法治水平Law的交叉项与资本配置效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相对于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法治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正向影响更大;会计信息质量AIQ1和金融发展水平Fin的交叉项与资本配置效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会计信息质量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更强。整体而言,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发挥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相对于制度环境薄弱地区而言,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作用更强,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现有文献大多仅单一的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而未能发现制度环境在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异,拓展了传统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研究的外延和范围。

(六)敏感性分析

首先,替换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借鉴李青原(2009)的类似研究,本文采用盈余平滑度和DD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

模型(10)为盈余平滑度的计量模型。其中,ES为盈余平滑度,ES越大说明企业的盈余平滑度越低,此时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σ(Profit)为第t-4年至第t年间线下项目前利润的标准差;σ(CFOit)为第t-4年至第t年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标准差。本文将盈余平滑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带入检验模型中,回归结果未发生变化。

模型(11)为Dechow和Dichev(2002)计量应计质量的模型,该模型受到了Francis(2005)、Kim(2012)等学者的广泛使用。其中,△WC为营运资本的变动值,具体为(应收账款变动值+存货变动值+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值-应付账款变动值-应付税款变动值)/总资产;CFO为经营现金流净值/总资产。本文将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带入检验模型中,回归结果未与前文相同。

其次,由于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仅提供了2009年及之前的相关数据,本文2010 ~ 2013年的数据均以2009年的数据所替代。为了避免这种数据处理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第一,删除2010 ~ 2013年的数据,仅以2007 ~ 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按照2007 ~2009年制度环境数据的平均增加值,推算出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检验后发现,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最后,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的产权性质、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也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和经济周期变量进行了重新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

本文尝试从会计信息质量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出发,寻找提高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路径。以2007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4 900个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探讨了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分析了在不同制度环境背景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

资本优化配置 篇7

资本配置是将资本合理分配到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用途上去, 使用较少的资本获得更多的产出。资本配置效率具体体现为:如何把既定的金融剩余尽可能多地配置给实体部门;资本从低回报率的区域 (或行业) 流向高回报率区域的程度。

边际分析是将收入的增量与成本的增量相比较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企业在组织生产中, 最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效率, 即用最少的生产要素投入去完成一定的产出或者以一定的生成要素投入去得到更多的产出, 使企业获得效益最大化。对贵州工业行业的边际分析主要是通过第三次经济普查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的对比和第三次经济普查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对比, 从边际角度研究36 个工业行业资本增量与产出增量间的匹配关系, 分析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变化趋势。

二、数据处理和指标选取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贵州统计年鉴》、《贵州经济普查年鉴2004》、《贵州经济普查年鉴2008》、《贵州经济普查年鉴2013》。行业分类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第一次经济普查 (2004) 年与第二次经济普查 (2008) 年参考的是GB/T4754-2002, 而第三次经济普查采用的是GB/T4754-2011。

为了能更加直观的说明和测算经济普查两两比较的结果, 引入了边际产出资本比率 (又叫做增量产出资本比率) 来表示广义金融资本、狭义金融资本、实物资本口径考察的各个行业的资本投入增量与产出增量之间的匹配关系。边际产出资本比率是用来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 是指单位产出增量需要的资本增量。边际产出资本比率= 总产出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在本文研究三次经济普查两两之间的资本增量与产出增量的匹配关系, 但这个比率不能够反映真实的反应行业的投资效率, 对于资本投入增量为负的行业原有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不具有意义。所以在原来公式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对分母资本增量加上绝对值, 以考察每单位资本增量需要的产出增量。即边际产出资本比率= 总产出增量/| 资本增量|×100%。经济含义为;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与其投资和生产效率成正比, 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越高, 其投资和生产效率越高, 单位资本增量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增量。

三、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动态分析

1.三普与一普的边际分析

通过三普与一普的边际分析, 可以利用这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粗略的看到从第一经济普查以来贵州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整体的变化趋势, 主要也从三个口径进行分析。

(1) 金融资本- 狭义角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从一普到三普贵州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从整体来看, 三普与一普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范围为 (-80%, 70%) , 并且变化趋势相对平缓。其中, 有5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为负值, 9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投入比介于0-10%之间;10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10.01%-20%之间;5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20.01%-30%之间;7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高于30.01%。从各个行业来看, 边际产出资本比最低的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为-71.00%;依次是“化学纤维制造业”为-25.0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22.3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12.9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2.49%。将所有者权益增量绝对值后全为正值, 那么这5 行业边际产出资本比为负是由于净利润增量为负值的原因。边际产出资本比比介于0-10%的行业如下表所示:

这些行业的数值都不高但却大于零, 这些行业提升的空间很大。边际产出资本比较高的行业是“非金属矿采选业”64.97%;“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为60.74%;其次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58.28%;“食品制造业”为46.91%;“家具制造业”为40.92%;“纺织业”为32.1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30.06%。这些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的所有者权益净增量为-184, 817.90 万元, 净利润120083.25。这表示从一普到三普, 所有者权益的投入减少了, 但是产出净利润却增加了。结合一普和三普的静态分析, 一普中该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为2.06%, 三普投入产出比为33.81%, 也是一种增加的趋势, 这也说明了修正后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能够反映真正的行业投资效率。

(2) 金融资本- 广义角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 广义金融资本角度下三普与一普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从整体上来看, 在0-100%内边际产出资本比缓慢平稳增加, 100%之后快速增加到600%。其中, 有2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投入比为负值, 7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投入比介于0-10%之间;9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10.01%-20%之间;8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20.01%-30%之间;10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高于30.01%。相比于狭义金融角度, 广义金融角度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表现较好较稳定。从各个行业来看, 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较低的行业为“化学纤维制造业”-33.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51%。对于化学纤维制造业来说, 由于第三次经济普查中该行业数值空缺, 而导致了边际产出资本比率的负值, 这也说明了该行业投资效率的降低。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中间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石油业、煤炭业、金属矿、通讯设备业、化学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边际产出资本比较高的行业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41.03%、“非金属矿采选业”:42.13%、“家具制造业”51.53%、“食品制造业”51.62%、“ 纺织业”77.20% 、“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81.49%、“黑色金属矿采选业”604.53%。这些行业中纺织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都属于资本增量净值为负, 这也说明这两个行业在减少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却有较高的产出。同时对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来说, 在一普中资本投入为6.3 亿元, 但产出却只有-0.42 亿元, 而三普中投入产出比却高达99.9%, 这就导致了该行业具有604.53%的边际产出资本比。

2.三普与二普的资本配置效率边际分析 (1) 金融资本- 狭义角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狭义金融资本角度三普和二普资本配置效率边际分析的变化趋势。整体来说, 边际产出资本比的变化范围为 (-50%, 450%) , 在-50%--50%内, 边际产出资本比的变化趋势平缓, 50%以后边际产出资本比变化趋势较陡。其中, 5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为负值;9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0-10%;9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10.01%-20%;4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介于20.01%-30%;9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高于30.01%。由此看出大部分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各个行业来看, 边际产出资本比较低的行业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23.2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1.4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7.66%、“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52%、“专用设备制造业”-0.56%。对于投资效率最低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其所有者权益增量为-18990.10 万元、净利润增量为-4412.625 万元, 相对于二普来说三普的资本投入和产出都相应减少, 投入产出比分别为28.39%和27.67%, 投资效率相对来说提高了。边际产出资本比较高的行业为“食品制造业”50.3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5.58%;“造纸及纸制品业”62.8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117.6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39.27%;“化学纤维制造业”450.00%。这几个行业中单位所有者权益投入增量得到的净利润增量较高, 投资效率也较高, 是值得投资的行业。

(2) 广义金融资本角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广义金融资本角度下三普与二普资本配置效率边际分析的变化趋势。整体来说, 边际产出资本比值范围为从-10%到600%波动较大, 在90%内边际产出资本比的变化较为稳定趋势较为平缓, 在90%之后比值变化趋势较陡。其中, 2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为负值;7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0-10%;10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比介于10.01%-20%;6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介于20.01%-30%;11 个行业的边际产出资本高于30.01%。从中看出一半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却不是太低,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各个行业来看, 边际产出资本最低的行业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8.82%, 其次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91%、“专用设备制造业”0.21%。相比于狭义金融资本, 广义金融资本下边际产出资本比负值较少。投资效率具有较大提升空间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及制造业、石油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纺织业等。边际产出资本比较高的行业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53.33%;“食品制造业”50.39%;“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62.64%;“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83.99%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147.21%;“造纸及纸制品业”170.71%;“化学纤维制造业”600.00%。这几个行业的投资效率较高, 其中除了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所有者权益增量减少但产出增量增加之外, 其他行业单位所有者权益投入增量得到的净利润增量较高, 是较值得投资的行业。

四、结论建议

从分析结果看出:一普到三普的十年内, 贵州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无论是工业行业的经济总量还是行业资本配置效率都取得了较大的提高, 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对贵州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显著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长久以来工业行业算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 贵州一直依靠电力产业、煤及煤化工、铝及吕化工、磷及磷化工、烟酒制造业、中药制造业等行业, 这些行业都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融资倾向的影响, 因此资本更多的流向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 从而使得资本的投入发挥着负面的影响。因此综合来说, 只有通过研究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才能实现资本的均衡有效的配置, 资本能够更多的流向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行业, 流出资本配置效率低的行业。

摘要：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指标, 本文充分利用贵州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 采用边际分析方法, 测算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大小, 并指出贵州资本配置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贵州,资本配置效率,边际分析

参考文献

[1]Wurgler, Jeffrey.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2]韩立岩, 蔡红艳.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评价研究[J].管理世界,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