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主义

优先主义（精选8篇）

优先主义 篇1

一、前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新闻自由的概念雏形最早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 新闻业早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新闻媒体与出版物的同源性, 新闻媒体便逐渐代替书籍、政论宣传册成为政府重点围堵打击的对象。由此, 新闻媒体便沿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哲学内涵对新闻自由进行建构, 强调自由主义权利观念中的自由维度, 力图摆脱政府控制, 实现自己设立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抑或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发达国家或地区, 传媒业界均对新闻自由进行过有力的捍卫和抗争[1]。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以民主制度为政治基础的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有力武器。但从我国的新闻实践来看, 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却不得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疑虑。然而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乃至“戕害”, 即使是高度民主的先进国家亦不能免。美国诸多的司法判例更是推翻新闻自由的特权主张[2]。可见, 对于新闻自由内涵的理解, 政府、司法界和新闻业界之间尤有落差, 而有待阐释并建构一套严谨的理论内涵。

新闻自由虽被推崇为普世价值, 但关于其具体定义, 却是杂家百言, 在国际社会或学界均尤未能取得一致观点。但不论新闻自由的具体定义为何,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各种学说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或者阐释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一种自由的权利观念之上[3]。在近代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中, 权利乃是新闻自由的代名词;在新闻自由的命题里, 也充满了权利的意义。

还原为权利观念的新闻自由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传承, 但它的核心价值仍然在于有助于形成一个一方面摆脱日益精致和复杂的国家宣传管理技术所约束, 另一方面摆脱市场逻辑影响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推动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 避免言论压制而造成的社会不安。新闻自由本身的核心价值和媒介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在社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便决定了新闻自由的权利观念将无法超脱于一种道德和善的维度, 更无法回避一种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关于权利的观念, 从霍布斯开始便一直成为自由主义者重点陈述论证的对象。及至当代,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而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却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对此, 本文打算对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和论证逻辑进行梳理和回顾, 对在权利优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观进行分析, 找出去道德化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责任维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

(一) “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宇宙万物“皆有其功能或特有的活动 (characteristic activity) ”[4]。整个宇宙是一个目的论式的实体, 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功能和目的, 只要它们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它们也就达成自己的意义。每项事物在宇宙中自有其应有的位置, 只要它们各居其所, 实现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整个宇宙体系便能成就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整个宇宙也便达成其意义。而处于漫漫宇宙之中的人类, 自然也是宇宙万物之一种, 人们要想成就自己人生的意义, 便应该对自己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进行沉思与冥想。只要能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们便可以说我们能成就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理性的活动, 便是努力去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行冥想, 找准自己在宇宙中所应处之位置。“根据这种宇宙观, 由于世界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目的, 因此, 这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 人生的意义也就从冥想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实现。”[5]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哲学体系之下, 事实和价值连为一体而不可分。哲学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对整个社会的善与道德的判断, 仍能提供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与证立。

但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开始, 人们对周遭世界以及整个宇宙的思考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阐释宇宙奥秘最好的语言已经变成数学式的语言。理性本身也从价值理性转变成一种工具理性, 价值与意义被排除出理性的思考范围之外。而休谟所提出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这一命题正好印证了一种理性观念的根本改变。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难以愈合的分裂, 理性所能处理的内容只能是纯粹经验性的事实, 而对于价值合理性的论证, 工具理性便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 对于价值的选择便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 完全成为一种偶然的选择 (arbitrary choice) , 无法得到理性的客观证立。因此, 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发端的现代性的展开, 带来的便是一个失落了意义与目的的世界。现代的工具理性只能计算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之有效性、合理性及其效率, 强调其思考内容的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 。韦伯所谓的“世界的解咒”的过程便是世界变成一个可计算性世界的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用理性化以及知性话 (intelle ctualization) 来描述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 用世界的解咒来描述”[6]。

在现代社会, 所有的价值和道德问题都因其非可计算性, 只能退出理性的王国, 而进入一种价值的主观选择之中。也就是对于价值和道德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拿出一套符合客观性标准的方案来进行判断。由此,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套制度安排及其法律设计便只能建立在一种“可计算性基础之上”[7], 社会制度设计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社会的运行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 而在面对证立道德上美好的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的善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代理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疑将会遇到困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构想我们如何得到我们所欲求的东西远比确切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容易。”[8]

起始于马基雅维利的“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正好标志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意义的失落和现代性所蕴含的紧张矛盾性的开端。虽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马基雅维利, 但是, 正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 “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 (也就是技术性的政治权利安排) 这个自由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被奥古斯丁视为至善的问题———“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也就是对道德、善、以及自己灵魂的追问) , 则变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之问题的注脚[9。这便意味着, 对社会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效率的计算, 对于权利分配的设想与思量, 以及如何确保公民在现代社会的权利, 这些问题绝对地高于对于人生价值、道德、以及善的追问。由于现代理性观的改变, 人们再也不能获得关于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知识 (genuin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good or right) , 因此必须对所有“好或对”的意见与看法予以宽容, 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具有同等的地位, 受到同等的尊重和重视[10]。韦伯说:“根据我们的终极立场, 一个是邪魔, 另一个是神, 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作决定, 究竟对他来说, 哪一个是神, 哪一个是魔。”[11]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最理想的这个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或者评价标准, 因此, 人们应该对最理想生活这个问题保有自己的答案, 而无需得到一种统一的共识;“‘异教徒的自我肯定’与‘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同样属于人的价值”[12]。这便是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 而这个药方不但是各式各样自由主义版本的中心论旨, 也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征[13]。

(二) 正义的首要性与自我的优先性

这样一来, 整个社会便再次回到古代先哲们所面临的“诸神冲突”的局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价值, 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概而论之, 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comprehensive theory) 。但由于现代的工具理性已经无法对这些整全性理论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没有任何一种整全性的理论能占据理性的制高点, 证立自己的普适性与绝对客观性, 使之能为社会全体成员接受。不同的个人将会接受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或者受到不同的整全性理论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14], 因此, 我们对所有关于善的看法应该保持宽容,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逐渐地, 对善和德性的判断、对价值的评估被排除出公共领域, 而只能限定在私人领域之内。既然现代社会的各种整全性理论相互无法得到调和, 而个体的价值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制度安排便应该符合正义 (justice) 的原则, 在这种符合正义的制度安排下,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最高度的自由, 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15]没有人有权利对他人在法律限度内对善的判断和追求进行干扰, 法律对每个人的私人领域都有严格的划定, 在这个私人领域之内, 每个人可以任意对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进行追求, 只要没要干扰或者损害他人的权利。在面临“诸神冲突”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的权利和私人领域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安排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必须超脱于任何一种整全性理论, 也就是必须服从一种“权利优先于善”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 的原则。

“权利优先于善”意味着,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确立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特定的善作为其证立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是由如此多元的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 只有当社会由那些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原作支配时, 它才能得到最好的安排;使得那些规范性的原则得以成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得社会的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 或者能够促进某种特殊的善, 相反,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符合权利 (正当) 的观念, 一种优先并且独立于任何特定善的权利道德观念[16]。这种正义的权利观念是如此的重要, 它使得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根本的保障, 而不会被任何一种特定的善观念所左右, 不会被权利制度所预先设定的特殊善观念所强制。这样一种权利观已俨然成为所有道德中“最主要, 最神圣、最无可割裂的观念”[17];正是这种权利观念使得个人的权利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确立, 个人的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尊重和体认。

如果说在密尔这里, 这种权利的正义所得以成立的基础最终还要服从于一种社会整体利益的话, 那么, 在康德这里, 正义的首要性便完全脱离密尔所诉求的功利主义论证。为了保证正义的绝对性, 康德放弃了密尔的功利主义论证模式, 而把这种权利的正义原则提升到一种先验的地位, 从而摆脱任何特殊善观念对它的规定。权利的优先性是如此的彻底, 而无需得到任何善观念的确认, 也无需以任何经验性的对善和德性的判断作为其证立的基础。那么, 既然不能用任何经验性的论证方式去确立正义的优先性, 那么权利的正义最终的基础会落在哪里?

康德给出的答案便是自律的主体。正义的优先性或者权利优先于善的论证根源在于具有自律意志的个体。自律的个体意味着个体能够不为任何欲求和目的所束缚。个体先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而存在, 各种目的在自律的主体面前只是被选择的客体, 各种经验性的善和德性只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个体的存在感, 自我的认同完全先在于目的、欲求、善和德性的存在。主体是自律的主体, 是各种善和德性的主人, 他总是能站在这些经验性的目的和欲求背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随心所欲地进行从容的选择。这些经验世界的善和德性从来不可能进入主体的内心而成为主体的构成性因素;它们永远只能成为主体所选择的结果, 最终成为主体的属性之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自律的主体成为了目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先在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欲求和善。他是它们的主宰者, 而不是它们的奴隶。人存在于世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善和德性, 而在于他拥有能够自由和理性地在各种不同目的、善和德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18]。任何经验性的目的、善和德性都不能先在地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解答, 作为自律的主体,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先于目的、善和德性而存在。是主体对目的、善和德性进行选择, 而不是目的、善和德性成为主体得以存在和自我认同的构成性因素。

由此,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是其不仅仅具有各种不同的整全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 而且这些学说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合乎理性”[19], 或者更准确的说,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对各种不同的整全性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 因此, 在各种整全性理论无法公约 (incom m e ns urability) 而个体的价值又被置于社会首要地位的情况下, 现代社会整个权利体系便被迫进行一种去道德化而将权利之中的道德框架全部抽空, 以防止统治者以一种特殊的善或道德观念对个人进行压制。在这样一种观念的规导下, “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预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20]———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被进行了明晰的划分、限定以及得到更为优先的处理。而这种“消极自由”观所倡导的是, 政府对自由权利的处理应该排除其中的任何道德内涵, 对个体在私人领域所欲求的行动要保持一种中立和不干涉的状态, 以期让个体在私人领域中有足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这种自由权利观的论证逻辑也得到了继承康德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延续[21]。

三、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

假若将新闻自由还原为这种抽空了道德内涵的权利优先论, 媒体相应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则并不成为新闻自由权利观得以证成的必要条件和构成性因素, 而只成为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 信奉这种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将难免沉陷于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境地之中。当然, 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是,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有序社会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22]。在一个以“权利优先于善”作为信条的社会中,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并不是必然会被公民所拒绝和排斥, 而且, 对权利的正义的追求和确认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在这种权利观的预设之下, 一个理性的传播业主在保持对新闻自由的信仰并极力扩大新闻自由范围的同时, 当然有可能追求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使之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 帮助社会中的个人正确地判断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以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发展。但在权利优先论的体系之中, 个体是拥有如此自律的意志, 以及任何善和德性都无法对其进行束缚的自由。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当然可能成为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共同体和社群的善的欲求当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但是,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依据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成为个人可能选择的诸多种善和德性中的一种, 它们只能成为个人存在的一种附加属性, 而无法成为个人认同和个人存在感得以确立的构成性因素。也就是说,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从现代权利观的哲学基础无法推导出, 个人会必然地将共同体和社群的善视为其人生所欲求的目标之一, 而且政府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权利的构成性因素而加以倡导, 以防对个人的欲求产生压制。由此, 在立基于现代权利观之上的新闻自由的荫庇下, 传播业主可以选择去促进公共的善, 也可以放弃对任何善做实质的道德判断, 而选择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去固守自己所追求的商业利润;大众媒介可以选择一种道德责任, 也可以放弃之。

在权利优先论的视角下, 追求商业利润、商业成功和促进共同体和社群的善之间都是可欲而且可求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的优先性之分, 而只是两个在价值上等价的选择。在权利优先论的逻辑体系内, 我们无法证明, 媒体会首先放弃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而转为选择服务社会、提高公民个人发展的潜能。一方面, 现代的工具理性无法对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客观的判断, 另一方面, 政府对这两种欲求之间保持中立, 由此, 商业成功和共同体的善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选择之中。这将意味着, 传播业主在对这两种欲求进行选择时, 将会产生一种偶然性。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 如果政府信奉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 遵循权利优先论所倡导的模式, 在保障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做出任何实质的道德判断从而恪守所谓的中立和不干预立场, 那么, 无论是从逻辑推演还是从历史经验分析, 在人的行动缺乏一种超越分歧的道德理念和判断为指引, 媒体市场也并非符合理想市场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媒体生态会先验地趋向有序, 新闻媒体会自发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协助公民的个人发展。

但是, 作为调节国家-公民关系的中介, 新闻媒体从来都不能放弃其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 也不能回避价值判断, 而这却恰恰与权利优先论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去道德化存在冲突和矛盾。米尔斯对立基于现代权利观之上的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境况进行过贴切的描述:“人们很少意识到, 个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历史的轨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结合。和当今历史的步调比起来, 人们以其珍视的价值去行动的能力一再瞠乎其后。……感觉与思考的旧方式已然瓦解, 而新的开始却是扑朔迷离, 简直就是勉励了道德停滞。难怪, 一般人觉得, 他们难以适应那突然要去面对的大社会;难怪, 他们无法了解, 这时代对他们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难怪, 为了保护自我, 人们变成了道德冷漠, 只想自扫门前雪”[23]。新闻媒体所要做的, 不但是维持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 调节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而保障公民的私人领域以及个人权利不被侵犯, 还有同样重要的工作便是协助所有个体发现自我, 帮助他们运用信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 使他们更为清晰扼要地了解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图景为何, 而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 理清其与自己所处社群的关系, 帮助个体看清自己行为的意义, 这也是在繁复无比同时又变幻莫测的全球化时代, 新闻媒体所应着力的地方。因此, 新闻自由的权利基础并不在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权利优先论或者是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应该成为新闻自由的权利构成因素, 成为其证成的必要条件。

优先购买权也有未优先时 篇2

2003年10月，A公司、王某、刘某签订了关于共同开设B公司的《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B公司，其中A公司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为75%，股份比例为63%；王某和刘某均出资25万元，出资比例均为12.5%，股份比例分别为24.5%和12.5%。合作期限为10年，在此期间，未经董事会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撤资、撤股，转让股份必须经董事会通过，原股东有优先受让权；合作期间，任何一方不得自行投资或从事与B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竞争的业务活动，如有违反本规定者，应视为本人主动放弃在合作企业的投资股东权利，其股份由其他股东按其比例进行分配。

2004年2月25日，A公司、王某、刘某签订B公司章程，约定：B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其中A公司出资37.5万元，出资比例为75%，王某和刘某均出资6.25万元，出资比例均为12.5%；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2月28日，B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4月2日，B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王某和刘某自愿出让股份。8月8日，王某与刘某在未通知A公司的情况下召开B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王某、刘某向第三人夏某转让股份。同日，王某、刘某与夏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某与刘某将其合计持有的B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夏某，转让价款为50万元。9月25日，王某、刘某又召开B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王某、刘某将所持B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夏某；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原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相应职务作相应改变。2004年12月17日，B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股东会决议载明：王某、刘某将各自所持股权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夏某，价格为50万元。

A公司认为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东权利应该是清楚、完整，并且该股东在事实和法律上不存在任何瑕疵；王某、刘某因严重违反合作协议，已经丧失其应有的股东权利，所以A公司不同意王某、刘某转让股权，因此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内部股东优先购买的权利。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2004年4月2日，B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王某、刘某可自愿对外转让出资，这说明全体股东已知晓王某、刘某要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出资一事；2004年8月8日和2004年9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因A公司没有参加，也没有发表关于同意王某、刘某转让出资以及A公司是否参加竞买的意见，导致两次股东会在程序方面有瑕疵，但该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夏某与王某、刘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归于无效，如果事后A公司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则将会补正这些程序瑕疵；2004年12月17日，B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对王某、刘某转让出资一事进行决议，其中两位股东同意该出资转让事宜，A公司虽然提出不同意的意见，但其并没有购买王某、刘某的出资，本院视A公司也同意王某、刘某转让出资，该次股东会议完成了对外转让出资的合法程序；2004年12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明确了王某、刘某转让出资的数量和价格，使A公司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由于A公司不愿意购买该股份，应认定其实际上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驳回原告A公司诉讼请求。

法理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某、刘某是否有权向夏某转让股权，A公司的优先购买权能否对抗第三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其实质是如何平衡受让人夏某与A公司的利益冲突，对此应结合《公司法》与《合同法》来分析。

1、股东在违反股东之间的约定对外转让股权时，其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实际上是如何在受让人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平衡利益的问题。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只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来解决。由于债权不具有追及效力，股东不能以其内部约定对抗对第三人（受让人），因此，如果《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则受让人的利益就应优先获得保护，其他股东只能依据其内部约定寻求救济。

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该条规定中，只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这一项涉及了如何平衡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问题。依该规定，只有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才能宣布合同无效，从而优先保护第三人利益，否则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将优先获得保护。就本案而言，只有A公司能够证明夏某与王某、刘某恶意串通，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帮助王某、刘某逃避A公司与王某、刘某之间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时，该《股权转让协议》才应归于无效。否则，夏某有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王某、刘某转让的出资。

2、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必须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同意并由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因此，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有在获得B公司股东会批准的前提下才是合法有效的。由于夏某处于第三人的地位，其无法也没有义务去查明B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有效性，因此B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作出了同意该次转让的决议后，《股权转让协议》即可生效，夏某有权依据该协议获得王某和刘某所转让的出资。但是，有权取得股份与实际成为股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不等同于夏某已成为B公司股东。在王某和刘某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之前，夏某有权请求王某和刘某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但还不能以B公司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笔者认为，夏某此种请求权并不能优于A公司依据《合作协议》要求将王某和刘某的股份归为己有的权利，此时同样存在夏某与A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易言之，在《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完毕，夏某取得股东资格之前，如果A公司请求法院推翻了B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那么《股权转让协议》将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如果A公司依据《合作协议》率先将王某和刘某的股份归为己有，那么《股权转让协议》将无法履行。此时，夏某只能请求王某和刘某承担违约责任。与此相反，如果《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夏某实际取得了B公司股东的资格，则A公司无权依据《合作协议》对夏某受让的股份主张权利。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夏某或A公司已实际取得该部分股份呢？笔者认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首先，工商登记资料是公开性资料，第三人可以通过查询来防范风险，确认工商登记的权威性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节约交易成本；其次，工商登记资料具有中立性，争议双方均无法擅自篡改，有利于法院的认定，节约司法成本。就本案而言，在判决做出之前，夏某与A公司都没有完成股权转让手续，但都享有对王某和刘某所持股份的请求权，但是由于A公司并未依据《合作协议》起诉王某和刘某，主张对该部分股权的权利，因此，法官在审判本案时并无义务考量A公司的请求权，而只需要判断夏某本身的请求权是否成立。由于A公司并没有提出有力依据来推翻夏某的请求权，因此法院支持夏某请求权的判决是合法的，正确的。

如果A公司改变策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依据《合作协议》另行起诉，在合并审理的情况下，法官就需要判断：在两个债权请求权发生冲突时，应该支持哪一个请求权？由于债权不具有对抗效力，因此，虽然夏某的请求权是建立在支付对价的基础上，而A公司获得请求权并没有支付对价，夏某的请求权仍然不具有优先效力，此时，只能基于公平原则，将争议部分的股权判由夏某和A公司平等分享，夏某和A公司可以各自追究王某和刘某的违约责任。

综上，有限责任公司的私人公司性质对股东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股东有互相约定较法律更为严格的义务，以保证股东能够专心经营所投资的事业；另一方面，在股东退出公司时应遵守较为严格的程序规定，以保障其他股东的投资安全，两者互相配合，保障着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和投资收益。因此，法院在裁判有限责任公司纠纷案件时有必要从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性出发，遵守投资者的自由约定，恪守法律的程序和实体规定，以保障投资安全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稳定。在股东违反股东之间的约定，擅自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依据内部约定享有的权利同样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但这种权利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亦然。

相关链接：

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具有法定性、权利行使的不确定性、同等条件认可、顺位优先性、不可转让性等特点，其目的是保护优先购买权人获得某种财产的特殊利益。我国法律规定了具体的优先购买权，还没有优先购买权一般规定，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完善。

优先主义 篇3

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是山西省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总体方案》在产业转型和生态修复两大任务里, 都涉及到完善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问题。尤其是推出一些有山西特色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体现了山西省对生态文明建设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总体方案》体现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全省人民创造更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一是探索建立生态环境产权制度, 主要是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二是建立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恢复治理责任机制和补偿机制, 要使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努力做到“边开发边治理”, 将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控制在最小范围。三是健全资源节约机制, 运用技术进步、产业准入、价格杠杆、产权交易等多种手段, 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在山西尤其是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四是创新完善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机制。以重点行业、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产品为着力点, 推动工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迈上新台阶,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以及节能环保装备。

优先主义 篇4

(一) 优先购买权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优先购买权, 法国、德国、瑞士称为优先购买权, 台湾地区的立法则称为优先承买权、优先承受权等, 是指特定人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享有的于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 得以同等的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

以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为例 (出租人、承租人、第三人) , 依目前的通说认为优先购买权就是在出租人意欲出卖房屋与第三人时, 在与第三人协商好的同等条件下, 将其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在此情况下有优先购买权。

(二) 优先购买权疏漏及其完善

对于目前的优先购买权的解读不能说是种错误, 但是确实存在着不足, 这种仅仅单一的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优先购买的某一方面, 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情况。对于优先购买权定义本身并不怀疑, 至于其定义在理论解释与实践的运用上却有很多疏漏。我们说, 理论是来自实践, 我们对于理论定义的解释应该也是以实践中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不是一味的以莫须有的理论去改变实践。

还是以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为例, 这里其实应分情形处理, 并不是上面表现的那样笼统。第一种情形是出租人意欲出卖房屋但是还没有第三方买家, 这时他可能有两种做法, 可能去寻找第三方买家也可能去找优先购买权人商量出卖事项, 对于寻找第三方买家的情况, 只有其寻找到并出卖时才会产生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对于找优先购买权人商量, 在出卖人说出心理价位并且优先购买权人同意的情况的并无问题, 但当其不同意, 并且出租人继续寻找到了下个买家并以此条件出卖给了买家, 此时难道说优先购买权人没有享受到优先的权利吗?很显然他是享有了优先的权利, 只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我们就觉得没有享有, 以为出租人侵害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当然在出租人继续寻找买家并以比刚刚给优先购买权人的条件更为优越的情况下, 必须再通知承租人, 这样才没有侵害其权利。也就是说在出租人在先与出租人协商出卖不成时, 再寻找其他买家所提出的条件不能比给出租人的更为优越, 若更为优越了必须再通知承租人。第二种情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出租人将房屋出卖与第三人, 必须将其同等条件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对于这里提到的第一种情形, 在理论解释中并没有提及, 对于国外也没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近年来有不少外国学者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优先要约权, 即需要财产所有人让权利人出价购买财产, 如果权利人拒绝以该出价购买, 财产所有者可以向第三方处分该财产, 其价格高于权利人出的价格[1]。对于优先要约权是否属于优先购买权, 学者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优先要约权应属于优先购买权, 就从目前理论与实践来看, 没有必要把优先要约权单独分割出来,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优先要约权与优先购买权在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硬是将其分割开往往不利于实践中全面整体的把握, 同时还要考虑什么情况下赋予优先购买权什么情况下赋予优先要约权, 就是要把优先要约权与优先购买权做一个彻底的区分, 事实上并无必要。将优先要约权统归于现行的优先购买权之下弥补了实践中的漏洞。

二、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在对优先购买权全新认识后, 我们会发现若以之前的方式去认定定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是不可行的。因为现在的优先购买权还含有优先要约权的内容。显然为了显示其是一个整体也可以以分阶段的方式来分析, 这种优先购买权具有阶段性[2]的说法, 之前夏志泽教授也提及过, 只是并不是对优先购买权作出新的阐释的基础上论述的, 还是立足于通说所认识的优先购买权, 虽然文章中也能隐约看到优先要约权的影子但是并没有明朗的提出来, 并且夏文章中优先购买权的阶段性质所分的三阶段所论述的并不完整, 这种阶段不是都会发生的, 事实上这种更倾向于分情况。要具体搞清楚优先购买权在每一阶段的性质必须知道优先购买权何时产生, 在理论界存在两种认识, 一是自基础法律关系成立时产生;二是自出卖人打算出卖标的物时产生。关于此两种说法, 第二种应该更具合理性, 若属于第一种情形那么优先购买权在此种情况下的性质应是什么?在优先购买权成立后出卖人尚未表示出卖标的物前的这一阶段有不少学者认为此时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期待权说”认为, 标的物所有权人未将标的物出卖, 则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尚未现实化, 只处于期待状态, 因而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王泽鉴先生关于对于期待权给出了两点判断标准:一是, 此种地位是否已受法律保护;二是, 此种地位是否有赋予权利性质之必要。[3]对于此两点愚钝的认为并不能确切的说明何种权利属于期待权。申卫星教授关于期待权的构成提出了三点判断标准:一是, 对于未来取得某种权利的期待;二是, 已经具备了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 (是指权利主体已确定, 并且所期待的特定利益的内容或范围已经确定) ;三是, 期待权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4]对于以上申教授提出的三点构成我觉得在判断何种权利为期待权上更明晰, 尤其是第二点构成要件上比较具体, 越是具体实践操作上会更容易。我们就以申教授的视角来分析优先购买权是不是期待权, 优先购买权人, 由于出租人出卖标的物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权利人取得标的物没有任何保障。所以说优先购买权在此阶段的性质是期待权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支撑的。连期待权都不是更谈不上不上实质的权利了, 因而此情况下优先购买权并没成立。从以上的推论, 我们很自然就得出优先购买权性质实际上存在两个阶段:一是出租人意欲出卖房屋, 未有第三人参与时;二是, 出租人与第三人达成了买卖协议后。

(一) 优先购买权第一阶段的性质

在出租人意欲出卖房屋, 但是还未有第三人参与时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 一是承租人主动要求购买, 二是出租人主动向承租人发出要约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优先要约权) , 对于承租人主动要求购买的情况下, 还是出租人向承租人发出要约的情况, 对于出租人并没有实质的约束力, 双方都有可能经历协商阶段, 此时承租人享有的也就是订约请求权。

(二) 优先购买权第二阶段的性质

出租人可能直接寻找第三方买家与其达成买卖协议而无视优先购买权人, 此种情况学术界对于优先购买权性质是否为形成权争议最大。我国有学者认为优先购买权只需要权利人一方之意思, 无须出卖人之承若, 何来契约?契约为法律行为之一种, 因当事人互相意思一致而成立。此种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两个意思, 其在前者称为要约, 其在后者称为承诺。就逻辑而言, 要约在何处?承诺在何处?既无要约, 又无承诺, 契约又在何处?出卖人作为当事人, 其契约自由又在何处?同时我们知道形成权具有不可侵害性的特点, 但是在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 当优先购买权人主张权利时, 出卖人可能会不履行其相应的责任, 这种情况下又应该作何解释呢?对于此点理论界也有人提出了, 形成权行使并不是形成契约关系, 而是形成了责任也不会影响买卖关系[5],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何为买卖关系, 买卖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 没有契约何来买卖关系, 这样一分析, 我们就不难看出此种理论的缺陷。

形成权, 指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 使自己与他人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 其主要功能在于权利人得依其单方之意思表示, 使已成立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发生、变更或消灭。[6]从形成权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分析即在于判断权利主体是否能仅凭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相关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优先购买权与形成权都有基础法律关系, 但是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并不能使既存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例如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既存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也是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法律关系, 但是租赁关系是因租赁合同而产生的与优先购买权并无关系。优先购买权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后果, 一为符合法定的同等条件的要求, 与出租人订立了买卖合同;二是没有与出租人订立买卖合同。在前一种情况下, 从客观后果来看, 由于承租人通过买卖合同获得了出租标的, 所有人与承租人混同, 自然不存在租赁关系之说, 所以原来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租赁关系自然归于消灭。但是这种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 实质上并不是优先购买权人行使权利的结果, 优先购买权人行使权利的后果是使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订立买卖合同, 只有在买卖合同得到履行的情况下, 承租人方能得到出租标的物所有权, 进而产生承租人与所有人身份混同的法律后果, 致使基础法律关系消灭。所以, 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是买卖合同履行的直接结果, 而不是优先购买权行使的直接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 承租人根本就不可能与出租人就标的订立买卖合同, 其也无法得到标的物的所有权, 故不可能产生基础法律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这样一来若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 那么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对于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法律关系的影响就只剩下变更一种,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可能直接变更当事人之间原存在的法律关系, 最多也就是在法律关系之外再创设一种新的法律关系, 但是这种创设与形成权并不必然存在联系。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却有不妥, 优先购买权对于权利人而言, 是一种购买上优先的权利, 但对于出卖人而言, 只要不侵害优先购买权人在购买上的优先即可, 出卖人并不当然具有将标的出卖的义务, 自然也不具有必须承诺的义务。[7]有学者提出了优先购买权是请求权的主张。反对者提出, 请求权说显然弱化了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不足以保证优先购买权人获得出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仅仅赋予优先购买权请求效力, 在义务人不去履行权利人请求的内容时, 权利人的权利肯定会受到侵害的, 这样又得转而实行权利侵害的救济, 在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后既使救济也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使得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但是若其为附强制缔约的请求权, 就可以很好的保障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 并且可以克服以上所提到的不足。最高院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也定为附强制缔约的请求权。综上对于优先购买权的在此阶段性质规定为附强制缔约的请求权具有合理依据。

三、结语

为了更好的使优先购买权能够在实践中落实, 在正确理解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 赋予优先购买权新的理解, 即优先购买权存在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也做出新的理解, 优先购买权的阶段性更利于协调优先购买权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关系, 使得优先购买权在实践中更容易落实。

参考文献

[1]马塞尔卡汗.优先购买权的经济分析[EB/OL].http://papers.ssrn.com/paper, 1999.

[2]夏志泽.先买权新论[J].当代法学, 2007, 21 (2) .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85.

[4]申卫星.期待权研究导论[J].清华法学, 2003.3.

[5]史浩明, 张鹏.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法律技术分析[J].法学, 2008 (9) .

[6]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66.

优先战略保民生 篇5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 就业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面是年复一年的就业难, 一面是再度出现的招工难, 看似相互矛盾, 却又“两难”并存。面对这种情况, 很多人不禁疑惑:当前的就业形势到底应该怎么看?

★解析“两难”局面:招工难难掩就业难

先看招工难。据对16个用工大省的调查, 招工难, 主要难在用工需求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 难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 难在薪酬待遇较低的企业和岗位, 尤其在春节前后的特定时间段表现得更加明显。可见, 招工难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季节性等特点, 而不是全局性、普遍性的难。

出现这一现象, 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用工需求普遍增加;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多, 吸引了一批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随着强农惠农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不少劳动力返乡务农;部分企业薪酬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权益没保障, 拴不住心, 留不住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预期提高, 对工作比较“挑剔”;一些农民工自身条件、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符;等等。

权威声音

就业主要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

尹蔚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十二五”时期, 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主要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招工难, 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 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人口红利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结束。

实际上, 招工难反映的是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在某些方面的“不匹配”, 而不是劳动力总体上的短缺, 更不意味着就业形势已根本好转。总的来看, 当前我国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岗位缺口大。据预测, “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 为9.97亿。城镇平均每年需就业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 岗位缺口每年将在1300万以上。此外, 还有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 每年需转移就业约800万-900万人, 可以说就业压力是长期存在的。

供需有错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仅总量供大于求, 而且存在供需不对接的矛盾。一边是有人没事干, 一边是有事没人干;一边是有事不会做, 一边是有事不愿做。比如, 不少大学毕业生宁愿蜗居大城市当“蚁族”,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也不愿到有“用武之地”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基层施展才华。

服务不完善。目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还不发达, 中介组织不规范, 信息渠道不通畅, 一方面很多岗位“虚席以待”, 另一方面很多劳动者“求职无门”。就业指导和培训不到位, 使劳动者求职能力和职业技能难以提升, 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政策不健全。由于户籍、社保等方面的政策壁垒还没完全打破, 导致就业机会不平等。各种不合理的“土政策”、潜在的就业歧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等, 抬高了就业门槛, 限制了劳动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 造成部分劳动者难以就业。

面对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 党和政府始终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就业优先战略, 坚持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必须下更大的决心, 用更大的力气, 想方设法解决好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深度解读

就业优先战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明确提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 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 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 创造平等就业机会, 提高就业质量,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就业政策“领航”: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对于劳动者来说, 能否找到工作, 首先取决于岗位是否充足, 岗位越多, 就业的机会越多。要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政策是关键。只有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才能为促进充分就业提供保障。近年来, 我国不断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 初步建立以《就业促进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 形成了一整套稳定扩大就业、鼓励创业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 促进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十一五”期间城镇新增570 0万就业人口, 接近法国人口总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以内。“十二五”期间, 我国需就业劳动力比“十一五”期间每年多出100万。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优先地位, 推出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不断推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在支持企业发展中创造更多岗位。企业是经济活动和吸纳就业的主体。要继续积极支持和鼓励现有企业稳定在岗劳动力, 建立失业预警等机制。同时, 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设立新的岗位, 并根据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给予相应奖励。目前, 中小企业承接着80%左右的新增就业人口。应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 切实贯彻《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加大财税、融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发展环境, 解决其吸纳就业不稳定的问题。

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拓展岗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 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应以最大化就业为重要依据, 处理好调结构与保就业的关系。制造业改造提升, 必须考虑充分就业的要求, 尽量减少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培育新兴产业, 应着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产业。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弹性最大的部门, 发达国家70%以上的就业在服务业, 而我国仅为34.1%。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 加快提高服务业比重, 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在帮扶困难群体中“订造”岗位。对于大龄下岗人员、残疾登记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 可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保障其就业。积极开发城市环保、绿化、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公益性岗位, 并优先安置符合岗位要求的困难人员就业。

专家点评

扩大就业必须倚重服务业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投入产出效果看, 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 重工业是400个, 轻工业是700个, 第三产业是1000个, 说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极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接近30%的就业人口, 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 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 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扩大就业必须倚重服务业。

★自主创业“启航”:就业天地更宽广

创业创造岗位, 就业源于创业。创业不仅可以实现自身就业, 还具有带动他人就业的“倍增效应”。近年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扶持自主创业。2008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强化创业培训、健全创业服务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从2009年开始, 全国27个省、自治区的85个城市开展创建首批国家级创业城市工作。要进一步落实有利于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切实提供服务保障, 鼓励和扶持更多劳动者实现自主创业。

加大政策扶持。创业是从无到有, 白手起家, 创业者面临的障碍、风险远大于普通就业者, 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扶持。应清理和消除阻碍创业的各种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壁垒, 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向各类创业者开放。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场地安排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 为创业者提供工商、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和减免。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 开辟创业“绿色通道”, 帮助创业者“轻装上阵”。

强化创业教育。创业难, 成功创业更难, 我国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仅为2.4%, 这与创业者缺乏相应的创业能力和素质密切相关。应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教育, 提升劳动者创业能力。积极开展各类创业培训, 广泛采用案例剖析、考察观摩、企业家现身说法等方式, 帮助劳动者掌握、提高与创业相关的各种能力。在大学开设创业教育、创业案例讲解、创业投资等创业课程, 把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大学生, 纳入教学主渠道。2011年, 将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通过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等一系列举措, 引领15万名大学毕业生实现自主创业。

营造良好氛围。当前主动选择创业的劳动者比例偏低, 城镇居民有创业意愿的不到5%。应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自主创业的重要意义及相关政策, 使更多的劳动者乐于创业、敢于创业。发挥社会各方面支持和推动创业工作的积极作用, 普及创业知识, 弘扬创业精神, 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创业理念。加强舆论引导, 大力宣传创业典型, 特别是面对失败不屈不挠成功实现再创业的典型, 营造崇尚创业、竞相创业、褒奖成功、宽容失败的和谐创业环境和良好舆论氛围。

优先股综述 篇6

关键词：优先股,投资

一、优先股的起源

优先股在国外是比较成熟的金融工具,优先股的融资方式与债券有所不同,债券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公司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债券是公司的负债,他的多少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优先股是以认购的形式发行的,优先股的股息获得不计入企业的成本,优先股的发行可以调整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优化,激励公司发展。优先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中国对优先股的了解在不断深入。要想深入了解优先股,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优先股的本质和起源。

优先股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从初期优先股的建立,到中期的完善,最后到现在优先股的大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已经对优先股的发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与体系。深入了解西方国家优先股的制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帮助我国不断完善优先股发行的制度。优先股的发展主要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

1.优先股的初期发展。最早发行优先股的国家是在英国。在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不断发展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为了满足这样的资金需求,英国的公司发明优先股这样一种融资工具。美国的优先股发展也是在19世纪初期,由于当时美国正在大量建设铁路系统,这样大型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普通股的融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美国通过发行具有固定股利的股票来满足资金短缺的问题,优先股的雏形慢慢形成。

2.优先股黄金发展期。20世纪初期百废待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萎靡不振,这个时候经济需要振兴发展。这样正好促进了优先股在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1928年的时候优先股的发行量已经占到了总发行证券的20%左右,可见优先股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大发展。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由于优先股制度的不够完善致使在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优先股遭到了重大打击,股息不断下降。为了保证优先股的发展,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对优先股的种类进行细化,与普通股出现了明显的区别,美国规定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优先股种类上出现了可转换的优先股这样更加丰富了优先股的种类。经过不断的调整优先股的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完善。

3.21世纪优先股得到空前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优先股的发展活力不减,成为公司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2003年日本的瑞惠金融集团发行了5000亿日元的优先股,来提高公司的资本充足率。

二、优先股国内理论研究状况

近几年,我国对优先股的引入讨论日趋激烈,如何引入优先股迫在眉睫。优先股的制度问题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股利分配、股东权利、股东收益等方面。李波与单漫与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与管理层激励—多项任务委托代理、经理人市场和优先股》中关于优先股的结构进行了研究,主要是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公司发行优先股进行了阐述。优先股在公司治理中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优先股是不享有公司的表决权,但是会获得公司固定的收益,因此如何让优先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优先股的分类

进一步了解优先股制度,首先要深入了解优先股的分类形式,优先股具有很强的契约性,不同的优先股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充当角色也不同,不同公司的优先股,权利也是不同的。经过公司内部不同股权之间谋求权利平衡的反复博弈,优先股的权利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块。这些模块不同的组合渐渐形成了不同种类的优先股。

1.累积优先股与非累积优先股。累积优先股是指在公司当年盈余不足的时候,在股息分红时不能保障优先股的股息分红,不足的部分在其后的年度对优先股的股息进行补足。非累积优先股主要是指在公司当年盈余不足的情况时,没有满足优先股的股息,不足的部分在其后的年度不再补足。目前由于非累积优先股的支付方式不合理,现在的优先股发行已经很少使用非累积优先股。

2.可转换优先股与不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指的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条款优先股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成为普通股或者是债券。不可转换优先股,是条约规定了不管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转换成为普通股或者是债券。由于可转换优先股在股权管理上可以灵活变化,所以通过公司设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优先股。

3.参与优先股与不参与优先股。参与优先股是指按照先后顺序进行股息的分配之后,可以参与公司盈余的分配,可以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超额盈余的分配。不参与优先股指的是按照公司原定的比例对股息进行分配,但是公司超额的盈余不能再参与盈余的分配。参与优先股获得股息始终会比普通股股利要高,对投资的权益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因此优先股的发行一般采用参与优先股的发行方式。

四、结论

通过,对优先股的起源、优先股的理论、优先股的分类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关于优先股制度的基本框架。优先股的发行首先了解优先股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通过对理论的深入了解对优先股发行提出了理论依据,对不同的优先股发行才用不同的策略。通过不同优先股种类的组合,可以很好的调整融资策略,降低公司融资的成本。

参考文献

浅谈公交优先 篇7

1 公交优先的地位

1.1 公交优先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市公交的正常营运,直接支撑着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有序运转,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也可以说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方向、用地布局紧密相关,没有大运量的、快捷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城市想要达到理想的空间布局几乎是不可能的。伴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和交通需求的增长,建立区域公共交通体系,能更好的联系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可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不仅是解决城市交通的需要,而且也是优化城市布局,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1.2 公交优先是实现道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

公共交通本身的优越性(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小、污染指标低、能耗小)决定了其优先发展的地位。据统计,每20辆自行车或4辆小汽车所占用的道路面积与1辆公共汽车所占面积是一样的,而后者的载客量是自行车的100倍、小汽车的30倍～40倍。运送同样数量的乘客,公共交通与小汽车相比,可节省土地资源3/4、建筑材料4/5、投资5/6,而空气污染只是小汽车的1/10,交通事故是小汽车的1/100。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城市公共交通是效率最高的交通方式,公交优先无疑是克服人多地少、车多路少、拥挤堵塞等基本矛盾和能源紧张、污染严重等问题的首选。

1.3 公交优先是老百姓安全便捷出行的保障

公交优先不是公交企业优先,不是部门优先、行业优先,其实质是百姓优先,大众优先,多数人优先。在目前城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空间狭小、环境污染严重、大多数人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市场管理的规范程度,经营服务的文明程度等,都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活质量。为保证普通群众方便、快捷、舒适地出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2 国外发展公交优先的经验借鉴

2.1 美国:乘公交有奖

在美国,一些公司规定,员工在两个月内累计乘公交车上班15次以上,可获得50美元奖励。而公交公司也规定,市民累计乘坐公交车45次以上,同样可获得50美元奖励。这样做既节省了汽油,又能获得奖励,不少年轻人开始加入乘坐公交车的行列。

2.2 韩国:公交车开在路中央

在韩国首尔,有8条主干道设有公交专用道,总长达73.5 km。与我国一些城市不同,首尔公交专用道是设在路中央的双向通道,沿线公交站点也随之移到马路中间,呈“私车—车站—公交—车站—私车”的布局。据介绍,实行这种公交专用道后,公交车辆行驶速度至少提高了18%,乘客数量增加了15%～38%。在两侧小轿车的“敬让”下,公交车快速驶过、优先拐弯,这样的“公交优先”,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2.3 巴西:采取快速交通(BRT)模式

快速公交系统(BRT-Bus Rapid Transit)是一种介于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新型运营系统,它独有的运营模式主要体现在拥有隔离的专用道。巴西库里蒂巴为解决市民出行,在建设公交换乘枢纽时充分考虑到市民换乘方便。他们用颜色区分不同类型的线路运行方向:到市区为红色、环线为绿色、郊区为黄色、区域交通为白色,方便市民识别乘坐,而且市民不出这个枢纽就不用再买票。

从世界各国大都市的实例可以看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才是城市交通的基石。应该看到,与世界发达国家公交出行率普遍达到70%～80%的比例相比,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为缩小这种差距,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公共交通显得尤其重要。

3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举措

3.1 规划上的优先

在城市规划上以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并保证城市公共交通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科学合理的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确定城市交通发展目标和战略,确定交通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保证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用地需求,并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法定规划之中。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调整和城市道路建设,以超前的思路、全新的理念和创新的精神,调整、完善、优化公交优先的道路网,改善和提高公交服务薄弱地区的服务水平,充分尊重民心、体现民意,更好地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3.2 建设上的优先

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是落实公交优先的基本条件。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城市公交场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按照有利于优化公交网布局、有利于场站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场站功能与人性化服务相一致和场站风格与城市景观相协调的原则,在交通设施建设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对公交车辆和基础设施、装备的配置、更新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要坚持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科学配置和利用交通资源,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3.3政策优先

城市公共交通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益事业。政府应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给予公交企业优惠政策,并可协调利用其他的交通方式来补贴公交发展。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宜居城市,北京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行“公交优先”战略。此次改革最具含金量的政策包括:公交月票取消,实行刷卡4折优惠,学生2折;大幅度增加公交专用道;财政每年投入公交40个亿。通过政府的扶持、市场的监管、经营权的特许等措施系统地进行体制创新,进一步放开搞活公共交通行业,完善支持政策,提高运营质量和效率,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周到、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

3.4理念优先

公共交通是一个“公共的品牌”,也是城市文化的表现形式。提到伦敦就会想到它与众不同的地铁,提到苏黎世就会想到它鲜明的蓝色优质电车和巴士。要营建良好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力,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的指引下,进一步转变观念,拓宽服务领域,创优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树立品牌意识,赢得市场。实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战略,构建高效、和谐、节约型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的腾飞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呼唤现代化的公共交通,“安全、迅速舒适、方便”的出行方式将是21世纪对中国城市公交的展望。为此,我们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摘要：针对城市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发展公共交通的成功经验,对未来的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策略,指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公共交通,公交优先,交通可持续发展,举措

参考文献

[1]陈学武.城市公交优先的发展对策研究[J].城市交通,2004(1):25-28.

[2]李振福.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世界地理研究,2006(5):12.

[3]王凤武.对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5(2):11.

[4]张厚红.也谈“公交优先”[J].科学管理,2006(4):53-54.

[5]孟庆华.谈城市交通规划中的公交优先战略[J].山西建筑,2005,31(22):34-35.

“人才优先”面临六大挑战 篇8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 我国人才战略思想不断发展, 人才政策法规逐步完善, 人才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贯彻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 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关于科技人才地位问题

要落实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进一步解放人才, 真正提高科技人才的实际地位。如果科技人才的地位不提高,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只能停留在口号和理念上, 不会很好得到落实。

现在我国科技人才地位的实际情况, 可用八个字概括:成绩巨大, 问题巨大。所谓“成绩巨大”, 是指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尊重”的方针正在逐步落实, 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 科技人才的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所谓“问题巨大”, 是指这支队伍的整体状况, 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不高, 科学家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敬仰的人, 相反行政化、“官本位”意识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前, 中科院对1180名中小学生调查, 询问未来做何职业, 结果科学家职业排第5位, 排第一位是公务员。又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 科技工作者队伍总体稳定, 但潜在的职业忠诚危机不容忽视, 科技工作者愿意子女将来从事自己职业的仅19%, 不愿意的达51%。不少科技人才, 偏重行政管理职务, 轻视学术技术工作。这种发展趋势, 对中国发展阻碍很大,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改进。

2003年以来, 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在五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这预示, “官本位”意识需要进一步摒弃, “人才本位”的理念需要进一步确立。笔者认为, 重点要突破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 真正把他们摆在国家发展的第一位。韩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韩国过去和我们一样, 排位是官员、企业家、科技专家。后来通过立法, 把科技专家放第一位 (有些专家的工资可以超过部长级) , 企业家放第二位, 官员放第三位, 韩国现在已经进入创新性国家行列, 二是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人才的经济地位, 通过分配制度改革, 真正建立一套“人才优先”的福利待遇政策, 让千军万马不是去考公务员, 而是去当科学家、工程师。通过这种导向, 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使科学家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敬仰的人。

二、关于人才投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 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时期。在我国, 现在讲人才工作不重要的领导几乎没有了。但是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导还大有人在, “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比较普遍。令人敬佩的是, 江苏提出“人才优先主要坚持人才优先投入”的思路, 2010年江苏省各级财政引才资金达到26亿元, 各类重点人才培养专项资金达到60亿元。这体现了领导的智慧和魄力, 因为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 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事实上,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人才等方面仍占优势, 主要是人力资本占优势, 人力资本优势实际上都是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结果。最近, 在“低碳经济与人才战略”论坛上,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分析,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研究, 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榜中, 香港占据前4个位置中的3个, 排在第一的是香港大学, 第二是香港科技大学, 第四是香港中文大学。丁教授认为, 1991年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能进入第2位, 主要是全校470位教师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 这些大师大都是花钱“买”来的。这说明, 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 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理念十分落后, “人才是第一资源”还是喊口号多, 实际做得少, 这种人才建设严重滞后的现象必须改变。主要措施是:大力宣传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资理念;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人才发展资金投入力度;鼓励用人单位、社会和个人投资人才资源开发, 建立多元化的人才投入机制;可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人才开发项目等。

三、关于人才开发问题

在计划经济下, 我们不太讲人才开发, 而是讲人才管理, 这种观念必须改变。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发:

增量开发, 就是改革与发展教育, 为国家培养人才。笔者认为, 中国教育主要矛盾不是发展不够, 而是改革不够, 这正如温总理在听取人才规划汇报时说的, 从人才工作角度讲教育工作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不能很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能很好培养创新的人才;不能很好培养技能人才;不能很好培养杰出的人才, 这给我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研究了世界两个人才高密区, 他们的人才教育培养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两个人才高密区, 一个是美国人群, 一个是犹太人群, 他们的主要做法有5条:高等教育国际化;注重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全社会注重人才的思想道德养成;整个民族具有浓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和开放的心态, 这5条经验, 都是我们目前教育中最缺少的, 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必须改革我们现行教育制度, 在思想道德培养、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方面, 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与创新。这里讲的“实质性”, 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落实在会议上, 而是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落到实处, 这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

存量开发, 坚持“以用为本”, 开发现有人才。就是对现有1.14亿人才进行“再加工”, 这是一项伟大人才工程, 目的是有效盘活现有人才存量, 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近几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改革实践, 在上海有震撼, 对全国有借鉴作用。现在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全球招聘的, 2004年以来, 先后有7位“海外院长”接受了上海财经大学的聘任, 他们被赋予人、财、物实权, 且不需全年在国内服务———这打破了国内高校一直以来的聘用原则。他们还打破陈规, 参照北美著名大学师资管理模式, 对聘任的海外教师实行“常任轨”制度 (常任轨教师年薪最低30万元, 现行教师年薪最高18万元) , 并按照国际学术标准对他们进行考核管理和使用, 使教育、科研收到了明显效果。他们的经验可以在全国推行。

四、关于人才结构调整问题

中央提出“转方式”“调结构”, 但落实一直很困难, 什么原因?笔者以为, 最根本的, 是我们的人才有问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 经济转型说了27年, 转不过去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没有人才, 另一个是我们吸引人才和发现人才的环境有问题。事实确实如此, 在世界产业结构中, 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 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力资本上不去, 是人才的素质上不去。据分析, 我国现有人才结构存在三大失衡:人才的产业结构失衡, 人才的区域结构失衡, 人才的专业结构失衡。人才结构优先调整的历史任务, 很现实地摆到了我们面前:首先, 根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 实现人才结构优化升级, 推进人才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次, 针对人才分布、结构不合理问题, 实施人才结构调整, 要适应产业结构发展变化, 重点推进人才在三次产业中的合理分布, 支持人才流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同时, 要适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功能区建设的需要, 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流动。

再次深化教育改革,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进行学科、专业调整。这些, 在人才规划中都作了充分阐述, 现在的关键是要狠抓落实。

五、关于人才国际化问题

笔者以为必须确立两个人才新理念:一是解放思想, 解放人才, 解放科技生产力。这“三个解放”, 切中时弊, 实际上讲的是制度安排, 即从制度上解放人才, 这是我国未来人才发展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因为世界人才的竞争, 说到底是体制机制的竞争。哪个国家人才制度好, 人才就会层出不穷;哪个国家人才制度不活, 人才就很难脱颖而出。二是人才国际化。实际上,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第9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就讲过人才国际化。他强调:“贯彻党管人才原则,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 推进人才国际化, 努力满足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人才需求”。如何巩固和扩大我国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加快人才国际化是一个良策。实际上, 人才国际化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人才国际化, 一种是主动的人才国际化。上世纪的“上海租界”有6万外国人, 那是被动的人才国际化;我们今天讲的国际化, 是利用国外人才和智力, 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人才国际化。国际人才竞争已经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 国际人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最终命运。然而, 中国在国际人才战略、制度和政策上出现了“盲点”,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几乎是空白。李源潮同志最近在杭州的一次人才座谈会上说, 引进国外人才, 我们连“边”都还没有沾。笔者认为, 千人计划必须拓展, 吸引人才应有三个层次, 一是国外的杰出人才, 二是留学生中的优秀人才, 三是华侨特别是新华侨中的人才。令人欣喜的是,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在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部分, 明确提出“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 探索实行技术移民”, 看得出中国正在日益重视国际人才竞争, 打造我国人才竞争的国际比较优势。

六、关于人才制度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