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报警

闯红灯报警（精选5篇）

闯红灯报警 篇1

2013年初夏某晚6时15分, 救护中心的司机王先生及本车3名急救工作人员接到救护命令, 前往市郊接救老年患者牛某。归来途中行驶到一处交叉路口时, 正赶上红色信号灯亮起。为抢时间, 王某强行闯红灯通行。就在救护车即将驶过路口时, 与由南向北、绿灯正常通行的吴某驾驶的马自达轿车相撞。吴某的轿车左前部撞击救护车右侧后轮, 导致救护车当即侧翻、二车均损的交通事故。救护车司机王先生、3名救护的医务人员受伤, 患者牛某当即身亡。

经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郊大队现场勘查, 对本次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未出具责任认定书) , 载明王先生驾驶机动 (救护) 车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吴某驾驶机动车无违法行为;对死者牛某死因无法确定, 无法查实。警方结论: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事后查明, 两辆车均购买了交通强制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救护中心另外为车上其他医务人员购买了责任险, 每座5万元 (共6座) , 不计免赔。

因本次交通事故情况较为特殊, 交警部门仅对事故责任出具证明, 但事故成因却无法查清。经调解, 三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之后, 患方家属和医方被害人分别以两名肇事车主、投保的保险公司和救护中心为共同被告, 到法院起诉。

本案多名受害人虽分别起诉, 但因系同一起交通事故引发, 法院予以合并审理。法庭上, 原告方诉称, 因被告的过错给原告身体、生命造成很大的伤害, 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 最终只能到法院起诉, 请求依法判决四被告全额承担因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被告吴某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辩称, 被告救护中心的救护车, 不仅违章强行闯红灯, 而且违章通行时未打开报警器和警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法律规定, 吴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 无酒驾、闯红灯、超速、逃逸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 请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 依法判决被告救护中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救护中心的司机王先生辩称, 我没有责任。120是急救车, 本身就是抢时间救患者, 当时属于正常行驶。据此, 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吴某承担。

被告救护中心提出辩称:1、我方120急救车行驶属于正常行驶, 根据道路交通法第53条规定, 救护车有道路优先通行权, 不受信号灯的限制;2、此次事故应当由吴某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吴某没有采取有效强制措施, 本身存在一定过错。从撞车情况来看, 吴某轿车前轮撞击在急救车右尾部后轮。根据这一情况可以看出, 此次事故造成原因是肇事车辆没有采取有效避让。因此, 应由吴某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王先生, 虽驾驶救护车执行紧急任务, 但遇红灯的路口时, 其未有明确警示, 在未能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 应负主要责任;被告吴某, 虽遇绿灯的路口正常通行, 但从两车相撞部位看, 可以认定, 两车是在被告王某的救护车即将驶过路口的情况下, 发生本次交通事故, 故被告吴某, 在遇有救护车通行的路口未能主动让行, 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 应负次要责任。随判决被告急救中心与吴某分别按60%、40%的责任比例, 承担赔偿责任。

闯红灯报警 篇2

有一天，孙悟空呆在花果山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用做，闷得慌，便动身去找师父，师父对悟空说：“你去八戒那里帮帮忙吧，他都忙不过来了。”孙悟空不服气的说：“哼!那个呆子，我才不帮他呢。”唐僧没办法便说：“那你就去沙僧那里帮忙吧!”孙悟空回答：“这还差不多。”说着他便飞走了。

孙悟空来到了沙僧的运输公司，他来的还真巧，正好有一批货要运，孙悟空沙僧说：“这批货我帮你运，你去一边歇着吧!”沙僧说：“这怎么行呢，大师兄，你可是我的客人呀!怎么能让你干活呢，还是我自己来吧!”孙悟空说：“我就是因为没事做，才来找事做的呀!”沙僧听了不知怎么说好，便答应了孙悟空。

过了一会儿货装好了，一切也都准备就序了。出发了，孙悟空一边开着车，一边吃着桃子，可神气了。当他的车开到十字路口时，正巧遇上了红灯，别的车子都停下来了，可孙悟空的车子却依旧向前奔，这下可成了交警的跟踪目标了，交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追上了孙悟空，交警对孙悟空说：“因为你乱闯红灯，罚款100元，坐狱一个月。”这下可把孙悟空气恼了，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就要向交警们劈去。就在这时观音出现了说：“你这泼猴，脾气一点也没改。”孙悟空觉得委屈便开始解释了。观音听后说：“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现在无论是天庭上还是人间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孙悟空听了只好乖乖罚款，乖乖的坐狱去了。

行人为何闯红灯？ 篇3

为什么想闯红灯：动机

有时人们会有这样的体会：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压力；为工作没做完，一天又过去了而忧虑；做事匆匆忙忙，力图用最少的时间办尽量多的事情；即使没有什么要紧事，走路也很快；看不惯那些慢条斯理、不紧不慢的人；遇到买东西排长队时，甚至宁愿不买；必须等待的时候，心急如焚。

人们的这类行为被称为A型行为。A型行为是美国著名心脏病专家弗里德曼和罗森曼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的一种人格特点或者说心理行为模式。他们发现许多冠心病人都表现出上述心理特点：时间匆忙感和紧迫感。相对缺乏这类特点的行为表现，被称为B型行为。调查研究表明，冠心病人中有很多是属于A型行为的人。

但实际上，A型行为并非冠心病人特有的，有些人并未患病也表现出A型行为，只是程度不那么深。另外，在某种情境的诱发下，有些人偶尔也会表现出A型行为。总的来说，不同人的A型行为在程度和跨情境稳定性上具有差异性。但几乎所有人都会体验到A型行为中的时间匆忙感、紧迫感和不耐烦。

A型行为与闯红灯有什么关系？闯红灯的心理动因之一就是人们A型行为的增多，尤其是其中的时间匆忙感和紧迫感。使人们在红灯面前不耐烦的因素有很多，就心理因素而言，时间匆忙感和紧迫感的增多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人的心理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现代社会人的心理受工业文化的影响最大。工业文化的特点是对速度的要求。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与时间赛跑是这种文化影响下的重要心理特征。伴随着人们越来越多感受到时间的匆忙感和紧迫感，人类行为也有越来越偏向A型行为的趋势。这就是人们闯红灯的重要心理动机之一。

为什么敢闯红灯：缺惩罚和去个性化

一旦人有了某种需要和动机，那么就有了表现出对应行为的可能。但是否会闯红灯，还要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当时的情境、个人的行为习惯等。有两点事实给了这种动机付诸行动的机会：缺少惩罚和去个性化。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的研究表明：奖赏可以让行为频率增加，而惩罚使行为频率减少。很明显，有一点事实是：同样是违规行为，汽车闯红灯几乎都要被罚款扣分，行人却很少因为闯红灯而受罚。执法不严，有法不究降低了法律通过惩罚来抑制人们闯红灯行为的功能。

人们因为受到处罚而降低自己违规行为的频率和可能性，在心理学中可称为直接学习。通过看到其他人受罚而自觉降低自己的违法可能，是一种间接学习。间接学习也称为观察学习，是另外一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概念。可见，有红灯而没有对闯红灯的严格惩罚，同时又缺少对这些个例的报道，使得人们没有学习到红灯对于行人的警示意义。

用法律的制裁来威慑闯红灯行为还会遇到一些阻力。这主要源于众所周知的“法不责众”心理。这种心理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家所称的“去个性化”心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的身份，即关于自己是谁的认识，这意味着我们代表着自己。而在一个非正式的群体中，这种自我身份会丧失。无组织的群体变成了自我身份的遮羞布。于是，群体里的人感觉自己不需要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非正式无组织聚集到一起的群体（比如，来自四面八方的互不认识的人群等候在斑马线前）所产生的责任会发生扩散乃至消失，源于里面每个个体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识别”。因此，我们有时可以看到汹涌的人潮仗着人多而无所忌惮地横穿马路，甚至有时我们也是其中一分子。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法不责众心理造成执法困难，执法困难导致缺少惩罚，缺少惩罚让行人责任更加扩散而变得更加侥幸，最终使得行人“敢”于闯红灯。

闯红灯现象的“传染”机制

在大众层面，闯红灯这种行为在个体中形成后，将至少有两种传播方式：一个是横向的以从众心理为主的人际间“传染”；一个是纵向的以时间为导向的传承。

从众，是指一个人在没有主见或者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参考大多数人做法的一种行为现象。回想我们前面谈到的闯红灯的诱因——时间匆忙感和紧迫感。并不是所有人的这类A型行为心理都很强，或者不是所有时候都想要“置红灯于不顾”。前文还谈到人们为什么敢闯红灯，其实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敢”的心理因素。对于这些在是否闯红灯的决定上徘徊的人，从众心理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一旦看到有其他人做出了“闯”的决定，他们就有可能跟从。不仅仅是在某次闯红灯的行为上存在从众，更加关键的是观念上的从众：把闯红灯看成是见惯不怪的事情，看成是社会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逐渐地，闯红灯就固化为一种习惯，成为常态。

闯红灯行为还可以在代际间传播，或者说在社会层面上，随着时间推移，它依然延续存在。就好比一位网友说的那样：“一出世老爸就带我闯红灯啦！优良传统！！”人的行为是被社会文化所选择和传承的。我们可以把心理行为在文化上的进化和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进化进行类比，虽然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在被科学家激烈地争辩。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闯红灯行为：如果社会文化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么闯红灯行为会继续传承下去。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选择了这种行为，就好比自然进化选择了乌龟而不是恐龙一样。

如何抑制闯红灯行为

那么，我们如何改变文化环境，以减少闯红灯行为的传播？这个问题把我们的思考转移到如何打破行人闯红灯行为的形成和传播的心理模型。文化环境是个复杂的系统。举例说，心理学家知道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选择了“爱面子”这种区别于个体主义文化的行为，但是却很难精确指出究竟是中国文化里的哪些属性导致了这种认知和行为。同样地，对于闯红灯的行为，我们能做的是从当前最靠近问题核心的因素入手，来试图扭转这种行为的传播和传承。

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红灯”作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其表示的意义并没有办法马上在基因和生理、心理层面上实现进化和传承。不像蜘蛛和蛇这些人类的“老朋友”，很多人生来就害怕，因为古人了解了它们的可怕之处，进而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把这种行为习惯保持了下来。“红灯”就像电一样，是现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就像小孩子需要家长十分留意和教导才能学会不碰电插座一样，“红灯”的交通警示意义也需要人们学习，因为人天生并不怕“红灯”。但就像前面讨论的那样，怕“红灯”的心理反应即便尚无法通过基因来传承，或许通过文化层面进行传承，也是有益和有效的。因此，依法对闯红灯行为进行惩罚是最基本的。然后，这些惩罚可以被观察学习，把“红灯”和恐惧联系起来。

另外，人们本身守法意识的提升也有重要的作用。守法教育应该让每个人知道，法律法规就好比人的眼睛，会盯着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法律法规的处罚会“识别”到每一个个体，使得去个性化不易于形成。

当然，塑造不利于闯红灯行为的文化环境还包括个体层面上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时间管理技巧的提高等。比如，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避免诱发A型行为；提高自己时间管理技能，尽可能降低时间匆忙感和紧迫感的强度和出现频率。

大多数时刻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每当你感到紧迫时，都不要忘了，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与时间的赛跑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漫长的马拉松。

作文 闯红灯 篇4

我那聪明可爱的妈妈终于犯错误了，我悄悄地来告诉你们吧――她闯红灯了。

星期三，妈妈带着我去上学，妈妈看见前面是红灯，可是，有一辆车开了过去，妈妈也跟着冲了过去。我着急地大声喊道：“你疯了吗?没看见前面是红灯啊!”妈妈说：“前面不是也有车在闯啊!我只不过跟跟而已。”我说：“这也不行，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妈妈说：“我再也不敢了，原谅我吧!”我说：“好吧，这次就饶了你吧!”

听了这件事，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我妈妈一样闯红灯哦!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守纪律的好学生。

闯红灯，后果很严重 篇5

其实不光新加坡，很多发达国家对于闯红灯者皆采取重罚。在以讲究秩序和纪律而著称的德国，闯红灯者将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不仅面临着罚款、车险费的增加，还关联到个人贷款利率、人身保险费用的增加。别人可以向银行拿到比较长时间的贷款，而闯红灯者却不可以。另外，银行给闯红灯者的贷款利率还要比其他人高一倍。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闯红灯的人无视规则且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危险的人，生命可能随时不保，对于这样的人，个人诚信度是不应该高估的。

美国各州对乱穿马路者处以2～50美元不等罚款，且处罚记录将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中，5～20年后才能抹去，有的州甚至终身不能抹去。大家不要小看信用记录，在一些国家，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升学、就业、升职、信贷等许多方面，一些信用记录不佳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会寸步难行。

在法国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海蒂的妇女乱穿马路，一辆轿车紧急避让时严重失控，引发了连环车祸。海蒂安然无恙，但这场车祸导致另外8人死亡，14辆车被毁。其后法院以“过失谋杀罪”起诉海蒂，最终罪名成立，她被判11年监禁，并判罚没收全部财产。

在日本东京以东80公里，有一所无设防监狱。这所监狱名叫“市原交通罪犯监狱”，里面囚禁的都是违反交通法规且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人。这里的犯人，既有司机也有行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在这里不仅要进行行路规则的严格学习，还要进行每天一次的忏悔。狱中有一座“交通事故死者纪念碑”，犯人每天要穿上素白的衣衫，在碑前鞠躬默哀，反复背诵“深感罪孽深重，定向社会赎罪”的誓言，以示悔罪。这里的犯人平均监禁期为9个半月，出狱前，要经过严格的路行规则考试，成绩优良者方能获释。

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于违反交通规则行人的处罚则别具一格。在菲律宾，乱穿马路或闯红灯者可以选择交纳罚款，或者是当众唱国歌，只有一字不差而且旋律正确者，才能获释。在印度尼西亚，闯红灯者有可能会受到“剃光头”的处罚，而且规定一个月内不准戴帽子，这样的处罚会让闯红灯者倍感羞愧，促其警醒并迅速悔改。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对乱穿马路闯红灯的严管并不是为难人，而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也是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