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

电视问政（共10篇）

电视问政 篇1

一、引言

“电视问政”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 它是“执政者、社会公众借助电视媒体对公共事务展开咨询、讨论和协商, 并以监督、问责为取向的政治传播活动。” (1) 在中国语境中, 电视问政是作为民主监督的手段之一, 它既需要接受政府的领导, 以便促成问政效果的达成, 也需要遵循电视制作和播出的规律, 使得市民接受并积极参与。

自2002年郑州电视台首个电视问政类节目——《周末面对面》播出以来, 在一般市民看来, 电视问政节目仅是政府的“秀场”, 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然而, 近年来电视问政类节目却遍地开花, 借助新媒体所带来的技术便利, 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在现实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由此, 我们必须思考:电视问政节目是否仅是政府的“秀场”或是确有实用?新媒体冲击下, 传播渠道的日趋多样化为电视问政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市民监督政府行为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因此, 本文旨在从电视问政节目的传播渠道入手, 重新审视电视问政节目的渠道创新对问政效果的影响。

二、南宁电视问政与民主监督

“广播电视与政治向来有着密切联系, 特别体现在政治传播中, 广播电视与政治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2) 一方面, 政府可以借助电视媒体, 将施政方针、执政理念和服务成果告知市民;另一方面, 市民也可通过电视舞台表达自我的诉求, 对政府进行问责。在这个过程中, 问政节目成为公众监督政府的途径之一, 市民与政府在电视问政平台中互相沟通、协商, 促进政令下达和民意上传, 对违法违规的行政行为给予曝光和惩罚。

笔者选取南宁电视问政节目为研究对象, 这档以“百姓参与, 百姓评说、百姓监督”为理念的电视问政节目, 从2014年3月开播以来, 在节目传播渠道上, 以南宁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为主要窗口, 在南宁门户网站“老友网”上设立节目视频专栏, 并开通“南宁电视问政”微博、“南宁问政”微信、“南宁问政”APP和“南宁问政”百度贴吧, 此外还在“南宁政务信息网”以及南宁电台“1014频道”实时直播。一系列媒体传播互动方式的拓展和创新, 拓宽了市民的问政参与和问政效果的实现程度。

三、传播渠道多样化与问政创新

“事实和观点在大众传媒中流通, 集体政治性活动所依赖的共享信息亦在其中积累” (3) , 传媒渠道对政治性活动意义重大,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活动, 传播渠道的选择是其节目效果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 南宁电视问政的成功, 正是基于其丰富多样的媒体运作方式, 对新媒体传播渠道的运用和策略成为该节目迅速提升影响力的关键, 直接影响了南宁电视问政效果的实现。

(一) 全媒体协作实现问政效果最大化

电视问政节目主要以电视为传播平台, 但是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指出, “截至2015年12月, 中国手机网民达到6.20亿” (4) , 显然以手机为主要载体的移动端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电视作为电视问政单一的媒体传播通道必须改变, 手机等新兴媒体需参与电视问政传播中。这使得多渠道传播成为南宁电视问政的必然选择, 以电视为窗口, 配合传统纸媒报道、电台直播、网站更新直播和社交媒体实时互动, 打造出全媒体协作的传播格局, 对于市民的问政参与以及问政效果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

(二) 互动性新媒体提升公众参与

传统电视问政以电视为主要传播载体, 但单向传播的电视缺乏即时互动的传播效果。移动端手机的出现, 为实时沟通提供了便捷通道, 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问题即可随时举报或提出建议, 真正建构了问政内容的互动性、即时性。通过搭建南宁电视问政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平台和手机APP, 实现市民、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连接。同时在问政直播现场, 这种即时互动的方式, 也成为市民对问政事项表态的一种方式, 在线实时表达意见, 最终汇集为对官员回应的一种态度。

(三) 自媒体平台促成个性化问政表达

从理论上说, 在参政议政面前人人平等, 但考虑到名人的参政影响和参政效应, 名人参政的机会应该比平常人多。 (1) 南宁电视问政中, 该档节目制片人周军开通微博自媒体账号“八只眼周军”, 与市民互动问政议题和监督执政违法行为等。事实上这些人充当了“网络观察员”的身份, 他们一般是比较熟悉当地事务的居民, 并且是本地互联网社交圈中较为活跃的舆论领袖, 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又十分熟悉问政内容, 能够深化问政内容并引发网民参与, 将其互联网中的粉丝转化为电视问政的观众, 亦可将电视观众引导到网络中进行互动沟通。

(四) 新老媒体联手促成最大传播效果

南宁电视问政节目开播前, 南宁市委所属的党刊党报、市长专线和南宁政务信息网, 以及南宁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南宁电台、电视问政官方微信与微博和“南宁问政”APP, 向社会广泛征集线索, 筛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归纳整理出本期问政的主题, 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同发力, 确保议题真正贴近市民关心的生活问题。“全媒体的协调配合、多媒体‘联合作战’, 在最短时间、最广范围内, 引起受众关注, 微博、微信等开放式新媒体平台, 给参与者讨论、发言的渠道” (2) , 显然传播渠道多样化有利于拓宽市民问政途径和问政效果的达成。

(五) 线上与线下、本地媒体与地区外媒体的联合互动

“万人响应, 无人到场”是网络平台线上动员与线下实践的风险之一, 南宁电视问政将微博、微信、手机APP等新媒体形式拓展为问政参与的重要路径。同时, 它还在线下设立了55个“舆情联络点”, 收集民情民意, 并对网络舆情采取快速反应, 有效提升了线上问政与线下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 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无缝对接。此外, 电视问政作为区域性的电视节目, 其服务对象是本地市民, 但网络社交媒体能够迅速将区域性话题引入全国范围中讨论。为此, 南宁电视问政不仅开通了官方社交平台, 在问政现场还设立了媒体专区, 邀请地区外的媒体参与问政, 促成地区间的媒体联动, 这种本地媒体与地区外媒体的协作配合, 营造出电视问政最大的传播效果, 进而加强问政的监督力度。

(六) 社交媒体实现问政监督网络化

电视问政事后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手段, 上级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责令下级部门或者个人进行整改和惩罚, 如南宁市纪委在2014年7月专门出台《南宁市“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反映问题督查问责办法》;二是舆论手段, 通过媒体的持续性追踪报道, 督促整改部门或者事件的解决。其中, 监督网络化是南宁电视问政监督机制上的新特点。南宁问政中, 市民可以通过热线、直播网站、微博评论、微信后台留言和南宁问政APP对问政问题进行实时反馈, 尤其在微博和微信上的互动式监督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互动既可以深化市民对问政事件的深度了解, 也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将电视问政引申到网络问政, 扩大了问政的广度和深度。

四、结语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各类社会抗争事件频发, 电视问政作为政府与市民沟通的产物, 以新老媒体为桥梁架起了“官与民”沟通的新平台, 一方面能够借此监督政府行为, 约束政府权力, 防止权力寻租与腐败;另一方面市民可增强对政治或者政府的监督, 并提升自身的参政意识与能力, 最终达成“拓宽受众的参与方式, 增强与观众的互动。” (3) 在南宁电视问政节目的传播过程中, “互动式传播渠道、整合式传播策略和网络式问政监督”促进了问政效果的实现。

首先, 互动式传播渠道拓宽了市民参与电视问政的途径, 官民沟通更加及时、便捷。面对电视媒体单向传播的不足、电视受众日益固定化、年轻群体对网络日益热衷的现实, 单一媒体已经无法满足电视问政对于广度和深度的要求, 电视问政全媒体化不仅是趋势所在更是效果所向。因此, 拓展传播渠道尤其是互动式传播渠道途径是势在必行的策略。

其次, 整合式传播策略扩大了电视问政的效果, 形成了对问政事项解决的舆论压力。线上与线下串联,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整合以及本地媒体与地区外媒体的联动配合, 在扩大南宁电视节目影响力的同时, 增强了对南宁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监督。而这种整合式的传播策略, 超越了本地媒体区域性限制, 在联合报道传播中形成了舆论影响, 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市民的关注。

最后, 网络式问政监督手段, 为普通市民参与问政提供了便捷通道, 同时让市民监督成为一种常态化方式。市民能够在官方微信、微博和手机APP平台对官员的回答和表达进行评价,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官员的敷衍式许诺和表演式问答。当进入纠正和整改阶段后, 网络式监督手段显得更为重要, 它弥补了政府自我纠正和整改过程中的“盲区”, 减少了市民监督的流程, 丰富了监督方式, 确保了问政效果真正兑现。

摘要：旨在对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 (以下简称南宁电视问政) 的传播渠道创新方式进行梳理, 并探讨电视问政类节目的传播渠道创新对问政效果的影响, 反思电视问政类节目在促进市民参政议政热情、提升官民互动和增强民众问责能力上的作用。

关键词：电视问政,传播渠道,新媒体,问政效果

注释

1 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 《中州学刊》, 2015年第3期, 第168-171页。

2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168页。

3 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 新华出版社, 殷祺译, 2015年第2版, 第21页。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6年1月) 》, 第1页。

5 (1) 陈鲁民:《参政议政与“名人效应”——从巩俐委员缺席谈起》, 《同舟共进》, 2006年第5期, 第17页。

6

7

电视问政 篇2

一、会议时间

****年**月**日（星期）

二、会议地点

三、参加人员

1、县领导、县“电视问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xxx、xxx；

2、被问政单位（县经信委、县人社局、县国土局、县科技局、县商务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县金融办）行政主要负责人、一名分管“服务企业”活动的有关负责人；

3、县广电台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会议议程 主持人：xxx

1、县改革办介绍第四期电视问政录制方案及程序；

2、县广电台介绍问政录制工作有关流程；

3、xxxx等被问政单位负责人就服务企业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商讨；

4、xxxx提要求。

县“电视问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视问政 篇3

武汉市治庸问责办通报第五场电视问政曝光问题问责情况。电视问政第五场以“问环境”为主题，围绕医院、商场、学校周边秩序管理、开发区和新城区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实施等2个方面的问题，曝光了11个具体问题涉及9家单位。市治庸问责办通过下发督办函等方式，责令相关单位深入调查，严肃处理，限期上报结果，17名责任人受到问责处理。

至此，5场电视问政期中考曝光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共146人被问责处理。

【保护湖泊河流不力】

管理处污水直排湖中

湖泊管理所所长拟党内警告

问政曝光：江夏玉龙岛花园沿汤逊湖有14栋别墅，房屋的三分之二已经入湖。湖边满是生活垃圾，水体浑浊。同样，在藏龙岛办事处杨桥湖管理处，拥有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其厕所的排污管直通湖面。

问责处理：玉龙岛水上花园别墅建设占用汤逊湖水面是实际状况，由于当时《湖泊保护条例》和《武汉市“三边”管理规定》尚未出台，按当时的水位线、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当时可审批的程序，不能认定其为违法建设；该项目内14幢花园别墅生活污水经过小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再排放到汤逊湖。

针对藏龙岛办事处杨桥湖管理所生活污水直排入湖的问题，藏龙岛办事处已采取措施，将杨桥湖管理所生活污水接入藏龙岛办事处污水主管网。拟给予杨桥湖管理所所长舒本安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藏龙集团分管杨桥湖管理所工作的副总经理文开一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区水政监察大队负责汤逊湖流域执法工作的党支部书记罗勇书面检查处理。

渣土车向河堤倾倒

东西湖区5人全区通报批评

问政曝光：东西湖区环湖路附近居民区有多个房地产项目同时开发，晚上6-10时成了渣土车的工作时段，周边居民苦不堪言。更严重的是，暗访人员还发现部分渣土车将渣土倒在了府河堤旁。

问责处理：东西湖区调查发现问题属实。拟给予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建平、区城管委渣土办主任徐俊、径河街市容环卫管理公司径河片区城管执法队队长熊成龙、径河街民田社区党总支书记邹春阳等4人诫勉谈话处理，并在全区通报批评；拟给予区城管委副主任袁发武书面检查处理，并在全区通报批评。

楼盘离湖面不到15米

严控湖区房产项目建筑密度

问政曝光：新洲柴泊湖2013年被列为阳逻开发区重点治理湖泊，区政府承诺对获得规划许可圈占湖岸线的小区，通过协调补偿等方式尽可能使其让出湖岸线，然而，该小区的临湖楼盘还在持续建设，楼盘离水面最近不到15米。

问责处理：电视问政中曝光的建筑2006年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柴泊湖蓝线尚未划定的前提下，区国土规划局于2010年和2011年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建筑与蓝线的距离实地测量为31米，符合项目批准时30米的退线要求（原湖泊保护条例）。由于当前正值雨季，电视问政督查员在测量时的参照线为柴泊湖土堤被淹没后堤岸外侧水域边界线，不是市政府批准的柴泊湖“三线一路”规划确定的水域蓝线。新洲区将加大对沿湖房地产项目的管理力度，严格控制湖区的房地产项目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今年底前，完成4.9公里的柴泊湖环湖路路基建设，全面完成柴泊湖截污工程；2015年年底前，完成8.5公里柴泊湖环湖绿道建设；两年内，沿湖打造16个景点。

【公共秩序管理不严】

高校周边赌博机屡禁不止

正调查派出所工作不到位情况

问政曝光：武汉大学附近的东湖风光村，狭窄巷内不到10米的距离暗藏着四五家经营赌博机的门店，吸引了很多学生顾客。据周边居民介绍，这里的赌博机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有时候查的人前脚刚走，后脚赌博机又开工了。

问责处理：今年以来相关公安机关已在该地区查处游戏机赌博案件2起，共行政拘留1人、罚款6人。武昌分局珞珈山派出所虽然按照市局有关规定，对涉赌部位进行了巡查，但未深入开展调查，情况不清，取缔工作未得到有效落实，市公安局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光谷黑面的生意火爆

加强检查协调新增公交线路

问政曝光：光谷广场公交站一带，从白天到夜晚，都有大量黑面的当街揽客。由于大量面的占用道路，路面交通混乱不堪。

问责处理：今年以来，东湖高新公安分局针对该处“黑面的”问题，组织多次集中整治，采取多项措施进行管控，共查扣涉嫌非法营运车辆277台，处罚违法停车“面的”300余起。但由于光谷广场周边人流密集，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等问题，使“面的”存在经营空间。目前，市公安局责成东湖高新公安分局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治，加强宣传教育，提示、引导群众不乘坐“黑的”等非法营运车辆；增强力量，明确工作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依法打击和处罚“黑的”非法营运行为。同时积极与公交部门沟通协调，新增公交线路，方便市民出行。

【保护山体耕地不力】

采石厂关而不停

街矿管中心主任党内警告

问政曝光：今年6月初，督查员探访了蔡甸区的横山、军山、九真山等被开采的山体，现场没看到采石厂和开采设备，但山体仍然满目疮痍。在侏儒街石料加工厂有大量等待被加工的石料。而在黄金山山坡上，10分钟内有十几辆渣土车和货车排队进出。去年，蔡甸区区长曾经作出承诺：关闭非法采石企业，检修居民危房。

问责处理：电视问政中曝光的石料加工厂位于侏儒街土金村，目前该厂采挖外销情况已得到遏制。拟给予侏儒街矿管中心主任钱峰党内警告处分，侏儒街工委、办事处向区委、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山林被旅游开发破坏

花山街处理4名责任人

问政曝光：去年4月，白浒山林地被人为砍伐，并开始修建上山的车行道路。白浒山山林砍伐遭到媒体曝光后，林业部门处罚了砍伐单位。今年6月督查员再次来到白浒山，发现山体中部已变成黄土，现场有机械在施工，山脚下有成片的砖瓦房和活动板房。

问责处理：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召开现场办公会，针对白浒山松材线虫病害、被砍伐林木补种、碧云寺景区违法建筑、碧云寺重建规划建设审批等问题一一落实到部门，责任到人。拟给予花山街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曹应旺书面检查处理；拟给予花山街城市管理办副主任袁泽盛、白浒村党支部书记张用点等2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拟给予白浒村村干部张才彦党内警告处分。

耕地上违建厂房迟迟不拆

剩余厂房将限期拆完

问政曝光：在黄陂区滠口街三闸村，几万平方米的耕地上，建起了一个工业园。然而在2013年4月17日，根据城管部门下达的违法通知，这些厂房是违建。

问责处理：问题属实。2012年5月，区纪委区监察局已对滠口街城管中队3名负有责任的执法人员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4年7月6日，电视问政当晚，黄陂区政府召集城管、环保、水务等部门及滠口街负责人赶赴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研究制订相关方案，将尽快进行“工业园”内剩余厂房的拆除工作，并限期拆完。

电视问政 篇4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民参与,舆论监督,效果评估

“问政”, 即咨询、讨论为政之道。所谓电视问政, 是指执政者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民沟通, 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传播活动。[1]民众反映问题, 媒体揭露问题, 官员了解问题, 通过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 让这些问题暴露在聚光灯下, 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并解决相关问题。电视问政在全媒体时代, 很好地综合了电视节目娱乐性和社会性, 围绕城市治理问题, 提供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平台。2011年, 武汉市市委、市政府掀起了“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 为检验各单位整改践诺情况, 举办《兑现承诺优化环境——2011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节目, 先后16位相关单位负责人, 包括4名市级领导, 被请进演播厅, 接受评说监督, 每晚黄金时段直播, 引起强大反响。[2]但有人认为电视问政只是一场秀, 没有多大的作用。本文对电视问政进一步地分析, 就如何对电视问政的效果进行评估做了尝试性探讨。希望依据此标准, 在对电视问政进行一系列地跟踪调查与研究后, 最终得出电视问政效果评估的结果。

一、电视问政设计的客观与合理

评估电视问政进行前节目设计的中立性。节目设计即是电视问政的表现形式, 也直接关系着电视问政的实际效果。因此评估电视问政效果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看节目设计的是否合理, 具体一点就是节目是否中性。衡量节目中性与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参与问政的观众是由哪些群体所构成, 是否具有代表性。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要有来自多方的声音。例如最近很受关注的雾霾问题, 如果以环境问题做一档电视问政节目, 那观众中就要包括专家学者、人大代表、企业、普通市民学生等等, 每一个群体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只有综合这些声音才是科学的。

还有就是主持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中性, 是否过多干预, 是否有所偏向其中一方。电视问政节目中, 节目主持人的作用一方面是保证节目流程的顺畅, 另一方面是当发言人与听者存在沟通上的阻碍时起沟通的桥梁作用, 而不是引导提问, 或者在问题讨论到很激烈的时候故意转移话题避重就轻, 因为政府官员经得起质问是政府官员必备的素质, 有时候尖锐及语言上激烈的冲突才能触到问题的实质, 才能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之所以要保持节目的中立性, 一方面是防止电视问政流于形式, 避免政府一方唱独角戏, 而是应该自下而上让群众畅所欲言,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提问的民众群体更客观的看待政府工作。所以说中立性的节目设计是电视问政发挥实际效果的前提。

二、电视问政节目的参与和影响

评估电视问政进行时百姓和政府人员的参与度。电视问政节目的广泛性是决定这个节目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其参与度是电视问政产生良好效果的基础。主要针对以下三个对象进行电视问政效果评估:

首先是节目现场的嘉宾与政府人员, 这是参与电视问政最直接的方式。节目现场的参与和互动情况对观众有着很大的影响, 直接决定节目的效果。他们引导着话题的走向, 突出了问题的重点, 给观众一定的启发和思考。官员的积极回应, 参与的特邀评论专家对问题提出建议, 现场民众亮牌表示对官员的承诺是否满意, 以表决器体现满意度, 通过电视放大了这些效应。所以要对电视问政节目的参与和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就是针对现场的人员。

其次是观看节目的普通观众。其中参与方式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是指电视节目播出时或之后一段时间, 通过电话、短信、微博、微信等媒介进行互动的方式。对于这些有迹可循的留言与评论, 相关网站的点击量与回应情况, 可以直观地了解群众的参与情况。收集、整理、分析这些数据, 能够较好地分析群众参与的情况。间接参与是指观看电视节目没有采取行动的方式。除了通过上述方式进行互动了的观众, 还有一部分只是观看了电视节目还暂时没有通过某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需通过街头采访、调查问卷了解其参政议政的热情, 观看电视问政节目前后对政务看法的改变, 以及参与政治的潜在可能性等。

电视问政相对与“网络问政”“微博问政”更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平台, 想利用此优势使市民深入地关心城市治理中的问题, 突出“公民性”, 提高民众的公共意识, 促使“大众”向“媒介公民”的身份转换。[3]但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它依靠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强力意志推动, 其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 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4]一旦更换领导人, 其执政理念与前任领导人不同, 这样的电视问政节目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更重要的是让民众行使好监督权。通过上述方法, 分析电视问政是否产生了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效果, 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 体现民主政治。

最后是未参加节目的政府人员。毕竟进入电视台录制节目, 在现场与嘉宾、观众实时互动的政府官员是少数, 更多的政府人员没有此经历, 并且这种问责形式难以常态化, 但要分析他们通过电视问政节目得到的改变。所以除了邀请高级别领导以外, 还可多让基层干部出镜, 以提高电视问政的覆盖面与实效。通过对这些政府人员的调查, 了解其工作作风的转变情况, 服务意识是否增强。政府官员要正确认识新闻媒体的作用, 并且学会利用媒体的优势, 使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做到政府政务公开、透明, 在人们的监督下工作, 保持时时刻刻的警惕。“电视问政”是一档电视节目, 更是新形势下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一个工作平台。它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治庸问责, 奖优罚劣, 提高干部素质和工作效率,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5]

三、电视问政问题的解决与评价

评估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政府部门处理相关问题的执行度。在电视问政中揭露出来的问题, 政府部门事后及时处理并作出回应, 这是电视问政产生效果的根本。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如果只是空有口头的承诺, 而没有落实到事实上, 没有问责机制, 这样的节目非但不能取信于民, 更不能以此渠道改善民生问题。

首先, 对于通过节目播放的短片反映的具体问题, 相关部门是否有立案调查, 对涉事人员是否进行了处罚。其次, 整改和调查处理工作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建章立制工作多久时间完成;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那在此期间的完成度如何。最后, 就是这项工作完成后, 民众的满意度和完成效果, 因为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让民众满意。例如在武汉市一场电视问政中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为老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的“一键通”不通。要评估此场电视问政针对解决该问题的效果就应该按照如下步骤:首先, 看各责任单位是否对此进行了调查, 出现“一键通”不通的原因, 如果存在人为因素, 是否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其次, 使“一键通”通需要的时间, 是否在承诺时间内, 进一步地完善武汉市居家养老服务体制的情况;最后, 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 了解针对此问题老人的满意程度和大众的认可度。既然电视问政是想做到政务公开、透明, 那么节目播出后的问题解决情况也应公开, 才能知道官员的口头承诺是否兑现。

电视问政不仅限于在节目现场“问政”, 更重要的是事后政府的执行度, 改善不正之风的决心,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这是责任型政府的体现。构建责任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所谓责任型政府就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与归宿点, 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为目标, 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为约束, 以相关履行职能并合理承担其相应责任的体制机制安排为有力保障的“勇于负责、敢于负责、善于负责”的责任政府形态。[6]“电视问政”是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的问责, 是“治庸问责”的拓展和延伸, 是在操作层面上的拷问。而电视问政这种形式又难以常态化, 不可能天天问政, 所以关键是节目结束后, 政府官员是否意识到诚信意识的重要, 在今后的行政中能否做到重诺守义, 一诺千金, 打造责任型政府。公共事务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不会在几场电视问政中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此要评估电视问政的效果要需要跟踪调查、深入研究, 不管台上说得多好听, 重要的是台下怎么做、做了没。所以说政府的执行度是决定电视问政产生效果的根本。

四、电视问政品牌的持续和创新

评估电视问政吸引力的持续性和节目的创新性。电视问政的收视率可以达到黄金时段日播电视剧的三倍, 足以说明目前这类电视节目对民众的吸引力, 但能否一直保持对大众的吸引力, 这是电视问政形成品牌后是否可持续, 是否能一直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电视问政2011年举办时, 面对揭短短片, 官员尴尬、结巴、流汗等现象很明显, 到了现在则没那么明显了, 官员应答越来越自如了。有部分观众表示电视问政没有了看点, 不能看到官员如坐针毡, 无所适从的样子。当然让官员出丑其不是目的, 更重要的是电视问政节目已经形成一种品牌节目后能否持续实现社会功能。

一方面是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在选题上, 除现在的一般民生公益外还要扩大范围, 比如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 只要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都可以放在节目中讨论, 做到与时事同步。另一方面是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如果做到了这种创新, 作为一般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能够得到保证, 作为“问政”节目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持续。

“电视问政”, 像一股巨大的风暴, 冲击着政府行政的现有模式, 为阳光型政府的打造, 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同时也彰显了政府执政为民的信心与决心。但如果电视问政浅尝辄止, 不能公开深入讨论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务与问题, 在节目后没有切实解决问题, 公民没有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 那它的效果有待商榷。地方政府的开放胸襟、媒体的强化监督以及公众的积极参与都影响着电视问政这档节目的社会意义。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没有跨不过的障碍, 希望电视问政能发挥其作用, 从而真正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程辉.电视问政火爆背后的深度思考[J].秘书之友, 2013, (9) .

[2]黄鹤TV[EB/OL].http://www.whtv.com.cn/2012zt/x/f/201212/t20121211_345307.shtml, 2012-12-11.

[3]王蕾, 刘敏智.城市电视台节目创新“电视问政”促进公民政治参与[J].新闻知识, 2012, (10) .

[4]田必耀.行政推导的舆论监督样本[J].公民导刊, 2012, (11) .

[5]赵振宇.电视问政考验官员权力观[N].湖北日报, 2013-01-08.

电视问政的得与失 篇5

武汉并非电视问政的首创者，但把电视问政弄得如此声势浩大、风生水起的却似乎只有武汉一家。武汉电视问政已延续三年，由最初的一年一次，发展到一年两次、一次五场，大有连续发展下去之势。每年武汉电视问政之时，便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之时。媒体的大幅度报道，更加助推了这一档问政节目知名度的提升。但检视媒体报道，少见深度的思考，多见浅显的颂扬。作为一名曾经的问政参与者和密切关注者，本着质疑是为了完善的态度，我在此表达一下自己对电视问政的管见。

客观而论，电视问政是一档颇受本埠市民欢迎的节目。据节目制作方武汉电视台的介绍，问政节目的收视率比同期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还要高出许多。尽管此说法没有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数据的支撑，但以我接触的各类人群的看法而论，大致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的成立。个中原因在于：

电视问政为市民提供了一种问政的剧场化体验。市民可以通过类似设身处地的心理投射，使得某种情绪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对官员的直接究问，对问题的大胆暴露，甚至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均打破了很多市民的政治神秘感和隔膜感，而有了实在主人翁的快意。

湖泊山体治理、渣土污染、三公消费、建筑违建、服务作风等等这些主题均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节目制作方精心设计的短片曝光问题、观众提问打分、官员问答承诺、事后整改问责的问政流程使问政显得有真实感，因而能够赢得节目受众的心理认同。

电视问政被武汉官方定位为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是治庸问责的重要内容。电视问政的主导者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不应只是一个节目，而是揭露问题、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其终极目标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常怀敬畏之心”。在如此目标追求之下，短期内部分市民关切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机关和干部作风得到一定程度改进，政府的服务效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自然也能提高电视问政节目的美誉度。

电视问政的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此种形式若运用得当，能够增加社会各方对施政者的体谅和宽待。并可能通过角色互换、将心比心，拉近施政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施政的阻碍。

电视问政尽管有上述所谓的正面效应，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这些局限可分述如下：

首先，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它依靠的是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强力意志推动，其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体制内的问责如同自古以来实行的监察制度一样，天然存在选择性问责等诸多缺陷。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却稳坐官位、安然无恙。这种只揭露不严格问责的问政形式若持续长久，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

其次，依法行政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电视问政主体到底是谁？这个赋予问政正当性、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在热闹的形式下被严重遮蔽了。若是电视台，媒介的舆论监督俨然干政，它如何能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任意要求某个官员到场？若是广大市民，那些到场问政的市民是依循何种正当程序选派出来，如何防范市民“被代表”的情形发生？若是“治庸问责办”，那该机构自身也是并无组织法明确授权的临时性机构。一个合理的追问便是，谁可以问责“治庸办”？谁可以监督“治庸办”？

再次，即便是合法性、正当性不存疑问，电视问政的投入大，成本高，亦使得这种问责形式难以常态化。姑且假定主导电视问政者有壮士断腕之心，但也一定有害怕引火烧身之顾虑。武汉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不仅问政的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某种限制，目前还只能做到“动皮毛不动筋骨”。

最后，一个城市政府在特定时间内的配置资源总量和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指望它能解决老百姓关切的所有问题极不现实。电视问政极易成为电视切糕，违背资源分配的预算法治。电视问政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有着很复杂的面向，有的可能涉及机制问题，有的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问题，还有的甚至可能涉及整个行政体制。比如交通拥堵、排水不畅的问题，表面的呈现可能是交通、水务部门的失职，但却可能忽略了武汉市同时存在一万多个建设工地所滋生的治理难题。节目制作方为了追求节目效果，让苦主现场指控当事官员。民粹主义逼问让官员左支右绌，个案纠结取代了对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不仅可能消解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而且还会让官员在镜头的逼视下违心承诺、迎合性表态，违背行政决策正当程序。

《温州电视问政》的创新与实践 篇6

从2014年3月到现在, 《温州电视问政》一共举办了10场。从去年的两月一场到今年的一月一场, 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新的飞跃。《电视问政》大型直播节目, 全面融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博、微信、公交移动电视等多媒体手段, 打造全新问政平台, 借助电视媒介搭建起一座民众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桥梁, 力求构建社会公共治理平台, 助推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电视问政》案例典型, 成效显著

2014年3月31日, 第一场《电视问政》以“治水”为主题, 之后又分别推出了“创卫”、“县 (市、区) 百亿工程建设”和“作风效能建设”等主题。四场电视问政活动精心筛选了最具代表性的33个案例并采制短片, 采访扎实到位, 画面冲击力大, 问政针对性强, 引起观众共鸣。此外, 主持人、“两代表一委员”、媒体记者、市民监督员以及群众代表组成的问政团队, 在与政府官员的对话过程中产生了“交锋”。通过“交锋”, 深受问题困扰的市民群众有了直接反映呼声的渠道, 社会舆情和群众心声得以公开充分地表达。100名民意代表还通过手中的表决器, 对官员的回答直接给予满意度的评判。通过问政, 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为社会和谐增添了重要因素。《电视问政》真正让普通百姓“当家做主”。

从社会各界的反馈信息来看, 《电视问政》关注度稳步提高, 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市民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据索福瑞权威调查数据, 《电视问政》单场平均收视率最高达到5.6, 名列集团所有节目的前茅, 远高于一般的电视剧和新闻节目。

有观众评价《电视问政》体现了务实、透明、厚道的理念。务实,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场才拿出来, 不是演戏;透明, 微博、微信、电视、网络全程直播, 100名民意代表来自各界, 包括村民代表;厚道, 看起来考官是给考生出题, 但双方目标一致, 都是为了推进工作。这是给予《电视问政》的高度评价和准确概括。

二、《电视问政》创新形式, 亮点纷呈

《电视问政》力求打破常规问政模式, 从短片内容、技术手段、问政形式、主持效果等多渠道不断创新, 力争做到每场都有新亮点。

(一) “治水”问政中, 力求做到内容形式创新

《三垟湿地垃圾填河》短片中, 面对触目惊心的垃圾画面, 三垟湿地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三垟街道已在三月底完成对垃圾的清理。但现场大屏幕随即播放记者当天上午拍回的画面, 垃圾填河的现象依然严重。面对这当场被揭穿的“谎言”, 该负责人开始不停地擦汗, 表示将马上对情况进行再次核实, 并承诺一个月内将河面垃圾清除。在《拯救永乐河》短片中, 5瓶呈红褐色的水, 被送到了5位“一把手”面前。这是永嘉县乌牛街道金合村村委委员傅德林带来的特殊“礼物”——取自永乐河的河水, 直观展现出由于该流域隶属乐清北白象镇和永嘉县乌牛街道两个行政区域, 致使污染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现状。

(二) “创卫”问政中, 力求做到技术形式创新

第二场问政在第一场的基础上, 又策划推出了几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是启用卫星直播车, 由记者在案例现场发回同步报道, 来印证现场官员答复情况的真实性, 让观众耳目一新。二是由市民代表向区长送皮球, 给政府施加压力, 让区长督促下属部门不再推诿扯皮。三是启用“东海网”实时互动平台, 在现场大屏幕上直观展现网友的点评观点。

(三) “县 (市区) 百亿工程建设”问政中, 尝试主持人形式创新

第三场问政在前两场的基础上, 又策划推出了几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是设男女两名主持人, 分工明确, 互相补充, 各具特点。二是设置社区现场直播点, 由出镜记者同步发回社区群众组织收看电视问政直播、对现场官员表现进行评判、赠送对联以示诫言等内容的卫星连线报道, 丰富了电视问政的层次。三是邀请网友担任“网络观察员”, 与现场进行视频和信息互动, 在现场大屏幕直观表现。四是满意度测评增加了“基本满意”这一选项, 使投票更加客观公正。

(四) “作风效能建设”中, 力求做到流程形式创新

第四场问政继续推陈出新:一是开篇通报12起近期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正风肃纪”典型案例, 并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处理, 震慑视听。二是网友送来改编MV《大约是个谜》将氛围带入高潮。这个讽喻停车乱收费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MV, 引起现场嘉宾和观众强烈共鸣。三是在场外设立了问政观察员访谈区, 由一位主持人和四名问政观察员组成, 和问政现场进行互动, 点评更接地气, 提问更直接尖锐。四是特邀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3名教授, 对案例进行麻辣点评, 为整场问政添加专业权威。

(五) “滨水公.亲水绿道建设”问政中, 尝试水陆空全方位拍摄方式创新

第五场电视问政在节目形式上做足了文章, 力求全面展现工作的亮点和成绩。一是通过“水、陆、空”三路进行全方位拍摄和展示。为了充分展示温州近年滨水公园、亲水绿道建设情况, 在原有陆地案例拍摄的基础上, 首次采用航拍和船拍, 从空中、水上展示建设情况。二是制作温籍诗人创作的MV《水乡清清, 水乡甜甜》将分为带入高潮。甜美的歌声、优美的画面, 充分展现了温州滨水公园、亲水绿道建设成果, 以及在外游子对家乡巨变的惊喜、眷恋, 引发观众席上共建水乡美景的共鸣。三是在场外继续设立了问政观察员访谈区, 使问政气氛更热辣, 弥补了现场的不足。四是在鹿城龙舟基地设立现场直播点, 利用卫星直播连线与直播现场链接, 反映滨水公园晚间市民活动情况以及靓丽夜景, 通史表现现场群众对《电视问政》的关注。五是特邀住建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丰厚的专业底蕴, 权威的政策解析, 对案例进行犀利点评, 为整场问政添加专业权威。

三、《电视问政》广开言路, 群众支持

《电视问政》在开播前, 以栏目组名义开通了QQ群、电子邮箱、新浪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电视新闻综合频道还专门设立问政参与热线88923333, 并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进行广泛宣传。每场问政前一个月左右, 都会通过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温州广电传媒集团下属的各报、刊、网、频率、频道以及市长专线、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向社会广泛征集线索, 筛选群众反映集中,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全媒体的协调配合, 多媒体“联合作战”, 在最短时间、最广范围内, 引起受众关注;微博、微信等开放式新媒体平台, 给参与者讨论、放言的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不仅为节目制作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 也全方位反映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 五场活动, 共收到各类投诉、举报1500余条, 直播期间, 参与微信平台互动直播的达1720余人次, 参与微博互动的达1000多人次, 目前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人数近千人。

四、《电视问政》机制保障, 督办落实

“问政”的终极目标是解决问题, 《电视问政》建立起了跟踪督办制度, 由市考绩办 (市委市政府督查室) 、市纪委 (监察局) 、各大新闻媒体等机构联合督办, 督促每场电视问政案例的及时解决和落实。

每场直播当天, 全市各大报纸、广播、电视、网站都会在显要版面或时段进行预告;直播当晚, 市本级各大媒体及外地媒体都派出记者现场采访, 根据各自特点, 精心策划、深度挖掘, 在第二天开辟专题专栏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活动之后, 马上指定记者对问政案例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 对问题解决、落实的情况, 进行时时反馈, 普通市民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网站、QQ群、微博、微信平台直接反应问题整改情况。全媒体的跟踪督办, 让政府相关部门的整改举措及时曝光在公众面前, 时刻接受监督检查, 避免了部门的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截至目前, 五场问政所涉及的39个案例, 均得到解决或有明显推进。

五、业内人士高度赞赏, 充分肯定

电视问政 篇7

1纪委推动让问廉节目坚守党性原则

问政类节目所问的对象是执政的主体和执政行为, 这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一致的, 问有询问、责问、质问和拷问, 但单纯的问问题也许只是热闹一阵, 畅快一下, 问, 靠什么来保障,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遵从党章的要求执纪, 执纪靠什么实现监督, 监督靠什么保障问责, 问, 问责是问政节目的关键, 更是纪委监督执纪的要义。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切身感受到, 问政节目因为有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的推动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也才能真正发挥问的作用, 而纪检监察机关牵头推动问政类节目, 既是节目问好政的重要保障, 更是纪委履行职责的主动担当, 在推动谋划中要抓住三点。

1.1紧扣中心选准主题

我们坚持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哪里, 就把阳光问廉的监督触角延伸到那里, 以推动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地。三年来关于脱贫攻坚, 开播了“正风肃纪扶贫攻坚”, 关于政务服务开播了“办事难不难, 请听百姓言”, 关于惠民政策开播了“问民生事圆百姓梦”, 关于依法治市开播了“法制阳光专项行动”, 关于从严治党开播了 “铸利剑正风纪”等等。

1.2紧盯问题落实责任

问政类节目关键在围绕主题, 找准问题把准症结。问准对象, 难点在聚焦责任, 厘清责任落实责任, 纪委牵头推动问政类节目, 就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实不力的人和事。各个明晰责任, 层层传达责任, 积极压实责任, 把曝光的每个问题问准问深问透, 把梳理的每份责任落地落根落实, 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让被问的官员红脸出汗, 让群众的诉求务实解决, 让干部的作风持续好转。

1.3正反典型鲜明导向

问政节目既要直面问题, 又要针砭时弊, 要强化正反事例的对比, 既树标杆立榜样又封底线明规矩, 通过电视短片生动形象润无无声的告诉党员干部和群众, 什么该做, 应该怎样做, 什么不该做, 《阳光问廉》通过挖出具有多发性、 易发性、普遍性的问题典型, 寻访具有引领性、代表性、示范性的先进典型, 曝光典型解决问题树立标杆带动风尚。 如2015年我们通过选出优秀第一书记熊正平, 同时又曝光干部结队帮扶走了样, 扶贫扶助资金送了礼等典型的负面问题, 推动全市调整了第一书记130余人, 引领带动全市住村干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脱贫攻坚。

2全媒直播让新闻媒体汇聚监督力量

未来监督官员举起摄像头的不仅是也不能只是纪检监察机关, 更需要媒体的参与, 群众的动员,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格局。 一是作风问题需要全媒监督。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 党中央对作风建设紧抓不放, 党风政风为之一兴, 但是一方面作风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性、顽固性、 反复性, 另一方面一些四风问题开始隐性变种, 如公款吃喝向会所机关食堂隐性, 大操大办宴席敛财, 转变为分批次、 分时段、分地点操办, 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 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的查, 一次行动一次行动的检查, 难以形成压倒性的态势, 必须依靠媒体的专业队伍发现问题, 依靠媒体宣传阵地强力曝光, 依靠媒体的畅通渠道带动群众, 真正警醒党员干部。二是群众监督需要全媒带动。问政不是新名词, 老百姓自古就有问政的传统, 从尧舜时代到到西周的汉代再到宋代等等都是问政的工具。 当前群众不仅可以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投诉取访, 也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发贴反映问题, 但是由于办理时限过长, 办理的主体不明, 有所顾虑不敢写真名等等, 群众对问题的办法不直观有距离不满意, 进而对其监督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阳光问廉》通过将群众反映的问题现场曝光, 面对面问责任主体, 问整改措施, 问完成时限, 群众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短信、微信、QQ等进行互动参与, 及时爆料打通群众参与监督的最后一公里, 真正让群众信任监督, 愿意监督, 敢于监督。三是巴中故事需要全媒传播。巴中作为一个老区, 山区贫困地区也是劳务输出大区, 每年近100万人外出务工,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已经不能全部覆盖, 我们通过建立电视频道、电台频率、网站专栏、手机APP等全媒直播平台, 通过正反事例对比的宣传模式, 真正让关心关注巴中的社会各界人士和群众, 知晓党委政府要做什么, 在做什么, 党员干部作风怎样, 转变如何, 经济发展怎样, 变化如何, 全域讲好巴中故事, 集中宣传巴中的正能量。

3麻辣问点让两个责任层层压紧压实

电视问政 篇8

1 电视问政节目在社会中的传播规章制度

电视节目的社会性质回归到群众实际生活中, 将节目内容从政治宣传和娱乐性方向进行一定的取舍, 让节目内容更贴近群众实际生活需求。电视台具备经济宏观职能, 让许许多多存在于媒体里面的商品都披上了商业气息化、娱乐气息化的外衣, 这些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和批评。电视问政这个崭新的节目刚好将这种太过于商业化或者政治化的电视节目内容进行了中和的发展, 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使得电视节目焕然一新。

中国电视媒体传播的形式主要采用的是管理领导制度, 各级领导部门是电视新闻媒体中的决策者, 电视新闻传播的管理制度是各个部门进行的全面管理。中央电视媒体部门主要负责全中国的电视媒体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市级以上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该地区的电视新闻媒体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电视新闻媒体中播报的每一个事件都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和检查, 对那些长期存在负面消息和引诱性宣传广告的媒体进行一定的监管, 保证电视新闻媒体工作环境的纯净度。在电视新闻媒体中各种节目主要依靠及时有效的传播技术进行报道, 因此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对电视媒体的传播最终效果起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电视问政节目在报道时必须选择出一条贴近当地人们民心的实际性话题进行讨论, 该话题的讨论必须体现出人们的真实性心理, 在讨论环节中一些问题的设置必须符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 从而使得电视问政节目在播放时受到人们的认可。

2 电视问政节目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优势

针对网络平台和微博论坛中出现的各种询问, 电视问政节目更能为群众搭建出一个很大的桥梁, 使得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电视问政节目在播放的过程中, 都连喝道当地相关的电视媒体进行了很多的报道, 这些电视媒体都课开设出了一些相应的方式来对该节目的报道, 为该节目的传播速度提供了很到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丰富了该问政节目在传播内容的丰富多样性, 对实现问政节目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发展意义。

电视问政节目的播出收到了高度的评价和重视, 同时也满足了许多群众对电视节目的接近和收视习惯的增加, 使得该节目的收视率大大增加。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节目中来, 同时该节目在播出后广泛收集来自各大平台中群众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因电视问政节目具有群众广泛的监督评价机制, 在短时间内就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反应, 各大新闻媒体都对电视问政节目的录制现场进行了转博, 各大媒体对电视问政的报道使得该节目具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媒体平台, 并不断的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积极参与兴趣。电视问政节目在现场直播中, 由于直播的过程和主要事件的发展过程不是同样进行的, 因此电视问政节目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而这种不确定因素正好增加了电视问政节目在播放中的信息存储量。对于观众来说, 电视问政节目内容的增加, 不仅科技激发出对该节目的观看欲望还可以获得最终结果的一种盼望, 因此, 问政节目在直播过程中就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提供出了比较大的心理接受能力, 这些增加的信息量有时候都超过了问政节目内容的提前安排, 使得问政节目的信息量逐渐发生着变化, 也因此在内容上进行着扩充。

3 电视问政节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来的作用

电视问政节目在社会管理中促进了群众在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参与性,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提高关注自身的权力, 促进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群众不在是以前思想和行动上都处于离散的状态中,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社会公共事务建设活动中来,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理性化发展, 每个群众都积极地参与到精神文化建设中来, 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飞速发展, 带给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机遇, 电视问政作为当下社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的注入。

电视问政节目在媒体价值和媒体工具使用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融合, 使得两者的关系的相互促进发展, 密不可分, 电视问政节目从群众贴身利益出发, 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人民群众遇到的难题, 让群众即是这些问题的提问者也是一个城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中的监管和贡献人员, 以电视台问政节目为主流的新闻媒体的发展从本质上流露出对群众的各种方式的关爱, 这就是电视问政在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创新型社会管理中带来的价值作用所在。电视问政节目的开设, 带动了群众积极有秩序的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把每一项优惠的相关文件都科学合理、及时的落到每一个群众的手中。电视问政节目在录像播出时、实际情况录像播出和现场面对面播出这三种方式下有秩序性的进行着, 在电视媒体问政节目结束后电视工作者针对播出的事件中提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一定的回访, 保证这些现场直播的问题解决得到及时的处理, 并且处理的妥当和有效, 从而提高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速度, 促进越来越多的群众投入到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来。使得电视问政这一期节目逐渐变成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著名的节目, 除了本地新闻媒体的宣传帮助外, 其他地方的电视媒体也要进行相关的报道和关注, 加快中央电视台对该节目的报道和肯定步伐, 使得电视问政节目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发生着变化, 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指导该节目的存在。

4 结论

笔者通过对电视问政节目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带来的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该问政节目在各大网站和媒体中都收到了很好的口碑, 因此该问政节目具有一定的节目改革性质、符合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让人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交流, 促进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城市建设中, 让每一个人在城市建设中都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带动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大面积增加, 如果让电视问政节目能长期如此的发展下去, 肯定会对城市发展带来很好的作用。

摘要：随着各大电视台相继播出的电视问政节目相继问世, 为单位管理人员和群众之间提供了一个直接对话的重要方式, 该方式围绕城市在创新管理社会中遇到的问题, 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管理者与人们的对话, 体现了单位和人们之间的互动性和积极参与。电视问政节目在权力威力方面、公众信誉方面、舆论导向以及科学技术下多媒体技术之间的互动等方面都有着无可取代的优点, 让人民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提高单位管理者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 带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电视问政,节目,创新社会管理,功能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龚奇.电视问政:建设性监督的特点与趋向[J].中国记者, 2014 (6) .

[2]胡桂林.电视问政:问出政府职能新变化——武汉台“电视问政”的理念与实践[J].中国记者, 2014 (2) .

[3]葛明驷, 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J].中州学刊, 2015 (3) .

电视问政中主持人的问话技巧 篇9

关键词：电视问政,主持人,问话技巧

自从2011年开始, 电视问政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并随着各地电视台的参与, 迅速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公众对于这样一种现场问责政府官员的方式, 表示了好感。然而电视问政毕竟是基于电视媒体的访谈节目, 有着作为电视访谈节目与生俱来的特点, 其中主持人是连接公众和政府负责人的纽带, 他在现场起着掌控和协调的作用。主持人如何控制现场, 关键在于如何提问, 进而调动公众与相关负责人的积极性, 这就涉及到主持人的问话技巧。由于电视问政不同于一般的访谈节目, 因此对电视问政中主持人的问话技巧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并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1 电视问政及其现状

所谓电视问政, 其媒体基础是电视平台, 其客体是政府官员, 主体是民众。它是借助电视平台对过往的网络问政等形式的优化, 民众在这一平台上, 对关系自身利益的民生等问题向相关政府官员提问, 已达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目的。更重要是发挥民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电视问政往往具备直接、直观、直白的特点。电视直播对于问政的客体和主体来说都有压力, 首先, 面对面的提问以及现场解答, 使得问题的有效性得到最大发挥;其次, 电视问政具有针对性, 现场的政府官员都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使得问题的提出具有直观性、明晰性。因此往往出现比较尖锐的问题, 更能突显问政的作用。

其实, 与电视问政相类似的节目早已有之, 比如之前的网络问政、电话问政等等。笔者从2009年开始做《政风行风面对面》电视问政类的节目, 2011年湖北电视台开始制作播出电视问政节目, 而后湖南、广东等省份相继推出问政类电视节目, 这时电视问政呈现勃勃发展的势头。

2 电视问政中主持人的问话技巧

电视问政中, 主持人如何提问与电视问政的特点、目的以及现场的环境密切相关, 与一般的电视访谈节目相比, 电视问政更加严肃、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而主持人的提问就应该具有特点。

2.1 充分准备是前提

电视问政是以项大型的访谈类节目, 它一方面联系民众, 一方面要面对官员, 而讨论的问题也相对专业化, 所以主持人必须提前熟悉官员所负责的领域、以及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对专业性的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的了解, 以便在现场恰如其分地联系民众与官员, 不至于使现场失控。

2.2 提问要选好切入点

笔者在, 《实话实说看行风—城建专场》节目录制中, 现场播放了一段城市次干道的路面及交通情况的视频后, 我借助视频, 问:这一路段, 相信各位领导也经常路过, 不知城建局领导看到此视频有何感想?”这样的提问, 就显得驾轻就熟, 水到渠成, 电视观众可以接受, 相关官员也不会觉得束手无策, 民众也能明白提问的目的, 同时也使现场的气氛不至于过于紧张。主持人在电视问政中的提问, 必须从小处着眼, 从细节入手, 问题既要关系民众又要能与相关责任部门对应, 就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2.3 提问要有针对性, 语言应得体

应该说, 电视问政中其问题的设置必须具有针对性, 随意发挥的可能性不大, 但一个问题可能会牵涉几个具体的法律法规, 所以电视问政, 作为客体的政府官员代表着不同部门, 提出的问题不能模棱两可, 一定要具有针对性。在这样的提问中, 主持人的语言必须得体, 不能显得突兀, 或者有故意讥讽的意味。作为这样的电视节目, 往往涉及到很多有关民生的问题, 可能会引起主持人的情感共鸣, 情感累加可能会导致情绪的波动, 因此, 主持人必须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姿态, 语言尽量得体、平和。笔者在录制《实话实说看行风—食药局专场》时, 现场播放了一段熟食加工企业车间内苍蝇成灾的画面, 笔者问当地食品药品监督局的领导:“您吃过这家企业生产的食品吗?以后还会吃这个企业的食品吗?”这就很具有针对性, 作为监管部门的领导, 多次检查该企业, 却没有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并一再强调这家企业的食品很受大家的欢迎。虽然问题很尖锐,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提问关系到民生, 同时也比较得体。

2.4 提问中要适时出现尖锐性问题

电视问政往往显得很严肃、很紧张, 不仅表现在官员身上, 主持人往往也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但是, 作为一档与民生有关, 且要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和政府执行力的节目, 就必须适时提出一些尖锐性的问题, 一方面能显示政府的执行能力和应变能力, 另一方面调动现场的气氛, 使之更符合电视媒体的播出特点。但越是对于尖锐性问题的提出, 主持人就更需掌握一定的时机, 并且语言要得体, 公正, 不能带有情绪性。依然是《实话实说看行风—工商局专场》的例子。针对某超市挂着‘百家放心示范店的牌子’却出售过期食品的问题, 主持人直接问“这个牌子能不能摘, 出售过期食品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显得很有分量, 不回答不可, 且问题的提出不突兀, 有视频作为铺垫。这一发问, 现场显示一片寂静, 而后相关负责人给出了一个满意的答案。可见, 这样的问题的适时提出有它的有效性、合理性。

3 结论

主持人是电视问政中的纽带, 它在民众和政府官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掌控着现场的气氛。在提问中, 主持人应该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 冷静分析问题, 不失时机地提出尖锐问题, 这样的提问才会显得有逻辑、有内容。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有些职能部门的领导也会用一些口号性或是外交式的话语避重就轻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这时主持人就要进一步追问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或办法, 不要被大话空话给迷惑, 让观众对职能部门和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最后, 笔者认为, 电视问政中主持人的问话技巧, 是在一般访谈节目的基础上针对电视问政的特点而产生的, 提问技巧的最终问题不在提出的问题是否让官员难堪, 而是要从人出发, 关注提问能给民众带来什么。

参考文献

[1]孙苏卫.访谈节目的提问技巧.青年记者, 2008 (23) .

[2]程辉.电视问政火爆背后的深度思考.秘书之友, 2013 (9) .

电视问政 篇10

一、政府形象传播视角下电视问政的内涵梳理

有关电视问政的学术内涵,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 有学者从政府形象与受众的关系视角出发, 认为电视问政是民众以电视为媒介和政府官员交流互动的一类电视节目, 其节目形态与政府形象息息相关。 如学者张萍认为:“具有比较强烈的行政色彩是我国电视问政的特点, 电视问政节目创建的直接推动力和嘉宾的邀请、节目的运作,都离不开行政干预其中。 ”[1]

其次, 从执政者的自我形象和政府形象建设的角度,一些学者认为,电视问政是执政者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民众沟通、 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传播活动。 其参与主体是普通公民,通过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让政府官员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回应和解决相关问题。 电视问政既是打造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也是政府对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保障,补充了我国的现行监督制度,同时电视问政符合政治传播学的规律。[2]还有学者认为,电视问政是政府官员以电视为媒介与民众交流、 民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一种传播方式。 电视问政在同一时空中构建了政府、媒体和公众面对面的公共对话空间,尤其是官员们公开、零距离地直面电视“考问”,政府和官员都要面临更多考验,这是电视问政的最大特点。 与网络问政相比,电视问政的组织化程度更高。[3]

再次,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来看,作为一种新的问政方式,电视问政以电视为媒介,可以让市民百姓就民生问题向负责的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质询, 效果不错。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颋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 认为电视问政就是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的执政情况进行监督、质询及评议。电视问政的主体即所有公民,在聚光灯下反映问题,再通过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 使相关官员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从而进行回应并解决相关问题。 他说,电视问政既是打造责任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对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保障,补充了我国的现行监督制度, 同时电视问政也符合政治传播学的规律。

笔者认为, 电视问政是政府公务人员以电视媒体为平台对涉及民生的公共事务接受公民监督、公民质询及评议的政治传播活动。 从传者的角度出发,它还具有以下三种意义。

首先, 电视问政是一种带有反思性的政治传播活动。 所谓反思性,就是指政治传播主体在进行政治传播活动时对自身特定政治目的的反思性意识。 这种反思意识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观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传播主体的本质要求。 由于宣传模式下单向的传播一度使政府在面对复杂的信息问题时捉襟见肘, 而且各种危机事件也逼迫政府不得不反思过去的传播模式是否有效。 所以,能够勇敢地在自己主导的媒体中接受批评监督, 就说明电视问政确实是一种反思性的政治传播活动。

其次,电视问政为政治合法性提供道德依据。 哈贝马斯曾在研究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时指出:“政治的道德性主要体现在每个独立主体自由、 平等地进行对话和协商, 人们彼此就如何做出公共决策达成一致意见,此时,主体间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力服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能够通过暴力方式,而要回到程序理性上来,把冲突的主体纳入理性的轨道上去,依靠某种程序来化解复杂利益、价值冲突,塑造社会共识,为各方营造一个理性对话的空间,为社会整合提供所需要的共同规范。这个空间,哈贝马斯定义为公共领域,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经济市民将变为国家公民,这样就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同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公共领域才获得了政治功能。电视问政程序上的公平性,在议题讨论上的理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为某种公共政策进行协商和监督,都表明电视问政在竭尽全力地为政治合法性提供道德依据。

再次,电视问政带有强烈的民本意识。政府官员参与电视问政节目,是政府机构及官员亲民的一种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执政的根本原则,用这种原则来指导媒体选择传播方式,是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此宗旨下,执政者的主体地位就需要换位、主动沟通和落实,而对于信息传播者而言,积极主动公开和选择信息就是民本意识的彰显。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如果没有这种民本意识,如果还存在官本位的思想,电视问政就可能不能成为常态和机制化。

其实,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要打破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观,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社会公平应该成为核心价值,而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应该加强公民的广泛参与权,尊重人民的意愿。在行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提供给不同的公民以适当的公共领域,以便公民参与到自我建构的行动中去。

郑州电视台《周末面对面》(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二、电视问政发展的动力分析

有研究者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媒体反应等指标指出,“无论是从电视节目收视率情况来看, 还是政府和民间对活动的反响状况来看, 抑或是从中央媒体的评价上看始于2011 年的武汉《电视问政》 活动都可以说是成功的”[4]。 而在探讨该节目成功的原因时该节目的创作者说策划、 角色和内容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个结论还没有道出电视问政节目能够生存及成功的根本动力。 笔者认为除了实践层面, 还可以从以下视角来进行电视问政的分析。

(一)电视问政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

从传播实践的角度看, 电视问政也反映了媒体工作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 在实际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发现, 由于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新闻事实一旦成为新闻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客观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检验事实是否成立的标准。 客观性是一种规则或机制,使新闻记者能够从观点中分离事实,从而避免个人偏见。 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与生物界和有机体的类比中,认为在社会中传播过程具有三大功能:一是环境监测, 揭示社会及其组件的状态将带来威胁或机遇的影响;二是社会协调,使社会组织和环境响应相互关联影响;三是社会遗产的传承。[5]施拉姆则用了更加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论坛和教师。 从客观性和论坛功能的角度看, 电视问政契合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某些规范。

具体来讲,首先,电视问政充分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中国传媒大学郭镇之教授曾在比较中西方有关舆论监督的定义时指出:在中文中,“监督”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行为,而且通常伴随着制裁,是一种表达的力量。 作为党和政府代言人的传媒机构,社会地位比较高、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比较大,在监督过程中一般以对政府监督和社会责任的名义进行。 这种监督有时也有很大的力量, 这可能会导致快速的行政措施和社会的全面谴责,并带来某些变化。[6]

其次,电视问政体现了把关人技巧,在策划、角色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 主题策划采取的是多人集体创作的形式, 保证了新闻资源的多元性,被邀请参加节目的嘉宾,包括某一行业的专家、社会知名人士、比较有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也保证了评论的理性色彩。 在内容上,与其他舆论监督的节目不同,电视问政是针对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如环境、医疗、教育等热门话题,加以展开和监督,淡化传播主体的单向说服性宣传。

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二) 电视问政与政治媒体化的关系分析

美国学者Timoth-y Cook教授在 《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一书中提出的政治媒体化理论认为, 新闻界并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媒体也越来越演变成为政坛的角力场。

首先,在电视问政与政治媒体化的关系上,媒体功能被看作“镜子”和论坛,使用电视问政去发现社会问题,使公众知晓,在媒体领域使意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能得以平衡显现,观点碰撞,并最终形成共识,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 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各种政治信息、政治观点、政治立场在相互传递交流中,提供给人民群众以权衡与取舍。 这种政治宣传,也是横向意义上的互动性宣传方式。[7]

其次,在电视问政与法律的关系上,可以用法律进行必要的约束。 依靠国家强制力和媒介自律相结合的方式, 约束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新闻媒体是必要的。 现代政治正朝着自由民主开发的方向发展,早期媒体专制控制模式已经被逐步取代, 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自由的新闻媒体也已失去应有的效果;采用法律手段事后追惩来调节大众媒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服务于统治秩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8]

(三)电视问政是拓展公共领域的现实需要

从公民参与政治的内在逻辑上看, 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从事政治活动、 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场域。 以私人生活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和公共权力发展的成果之一, 其主要特征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 以劳动为主要方式的个人生活领域, 国家则成为以管理和规则为主要目的的公共权力场。 哈贝马斯曾论述说:“市民社会提供了在政治问题上多多少少是 ‘自由的’ 舆论能够产生的土壤———一种通过民主参与的法律渠道转变为公民的交往权力的公共影响。 ”[9]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描述是:“‘公共领域’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就其核心意义来说,它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空间。 ”[10]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领域与国家不能等同,与市民社会也有较大差别,它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在不断碰撞和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场域。虽然公共领域存在的条件非常苛刻, 但是,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原则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电视问政,还是存在公共领域的某些因素的。

三、政府形象传播视角下电视问政的未来观照

综观电视问政的发展道路, 它时刻受到三种逻辑的影响。 如果媒体完全按照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去主导电视问政,虽然加强了电视节目的客观性、独立性, 但是它会造成整个节目向为批评而批评的媒介暴力方向发展。 如果政治逻辑占据主导,就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秀场,再次沦为单向宣传模式。 如果公民参与逻辑占据主导,就有可能使节目具有民粹色彩。

首先,从政治逻辑的角度分析,由于政府形象传播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公开,舆论监督受到重视, 电视问政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春林教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的时候指出, 把舆论监督难简单归咎于外部大环境不够宽松是不对的, 党的新闻政策是舆论监督大环境的核心, 党历来重视舆论监督,并不断创新舆论监督思想。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舆论监督思想有了重大创新,这些创新包括提升舆论监督的政治高度、明确舆论监督的体系定位、强化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细化舆论监督的操作原则、重视舆论监督的网络阵地。

其次,电视问政将向电视施政转化。 政治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的,也可以说, 公民参与政治传播活动是表达自己话语权的主要方式。 公民参与政治活动,需要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和对公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 但是在传统媒体的束缚下, 公民话语权的表达往往受到多种限制。 虽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民参与的机会和平台,但是由于民众是以原子状态存在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因此,在现实传播环境中, 公民参与这个变量在实践中被考虑的成分较小。

再次,传播逻辑对电视问政的影响。 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加强了对自我职业理念的认识———追求真理、 披露事实、 监督政府和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 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专业主义的努力,能够坚守进步、理性、普遍的标准或规则,同时,又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媒体把人民的关切、 意志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但单一新闻专业主义观念支配下的新闻传媒,并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人们实际看到的是,新闻传媒同样与政治力量、商业力量合谋,也会受到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针对我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弊端,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保军教授提出一种新的新闻主义,即“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观念,说到底,就是“发展为体”“专业为用”的新闻观念,或者说,这是一种“发展”是目的、“专业”是手段的新闻主义。 简单地说,“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观念论视野中,在其追求的理想性上, 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实现新闻业自身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促成新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闻主义。 “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观念,还不是完全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主义观念,而主要是以发展为本位的新闻观念,但它特别强调在把新闻当作发展手段的过程中, 这个手段本身必须以新闻为本位, 必须遵守新闻活动自身的特征和规律,这是它与比较纯粹的宣传主义、宣传新闻主义观念的主要不同之处。

概括来说,在电视问政过程中,政治逻辑影响力趋向宽松,公众参与逻辑变化不大,如果没有其他变量的影响,传播逻辑就需要进行一定的调试,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转变为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其特征是由真实原则、客观原则、全面原则、公正原则、公开及时原则构成, 而特殊原则是由党性原则、 指导性原则、群众性原则、批评原则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求在个体层面上处理好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之间的关系,报道事实与舆论引导之间的关系,不可一味地为批评而批评,或以歌功颂德式的宣传模式为选择。因此, 电视问政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向电视施政转化。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