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通用12篇）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1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农业产业化成为中国农业和农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是, 作为中国改革策源地的农村, 却接连出现了农业增长减速、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统称为“三农问题”。面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诸多矛盾, 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 引导农民跨入市场经济大门成为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继续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 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 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 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节能减排和基地建设等。
一、农业产业化的涵义
农业产业化是现阶段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 由农民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 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在实践中, 它表现为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特征。
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 农业生产开始向产前、产后延伸, 形成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多种多样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模式。至2007年, 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5万多个, 带动农户9, 000多万户。各类产业化组织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市场主体。
目前,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经营, 已经显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的自然和市场两重风险越来越大。提高组织化程度, 增强自我保护功能, 成为农民的迫切希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增加投入, 改善生产条件, 依靠科技进步, 健全社会化服务,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载体。因此,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了产生的土壤、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必要。
(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建立联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纽带。
目前, 我国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户家庭经营存在信息不灵, 难以准确了解市场需求信息, 生产往往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规模小, 专业化程度不高, 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不能取得规模效益;农户分散地进入流通领域, 无论流通设施及手段, 还是经营能力及方式都不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
如果能够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 统一协调各方面、各环节的利益,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使家庭经营与大市场有机结合。为有效解决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 构建起现实的纽带和桥梁, 打下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虽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无论如何, 其中本质的一条都必须强调农民参与的要求。只有农民的参与, 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固有属性;缺少农民的参与, 也就不能称其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形成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
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依托。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利用自身的优势, 及时掌握生产技术和市场动态, 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民生产适销对路、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品种, 形成规模化生产, 使品牌产品和支柱产业迅速崛起, 为形成主导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龙头企业带动, 关键是能够真正起到龙头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数据表明, 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的不断增强, 促使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体规模和平均规模都有所增强。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以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 在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 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可见, 借鉴成功经验, 遵循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必须把解决的途径定位在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这是一条最为现实的基本途径。
(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及普及推广农业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最终会促使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产前提供各种农业生产要素, 产中实施技术指导, 产后进行运销和深度加工。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扩大了农业生产专业分工的细密程度, 促进了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为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供了可靠的渠道。
但是, 由于目前以农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力量薄弱而分散, 以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使单个农民难以直接参与技术市场的交易, 使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其主要原因还是农户承担不起科技吸收与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成本。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把农民组织起来, 形成较强的经济实力, 尤其是“农”字头的协会、学会和研究会, 具有引进、消化、传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最新科技成果的能力。涉农部门的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术、经营能手的致富经验对广大农民来说, 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上, 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所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填补了农业技术市场上需求方的空缺, 完善了技术市场, 使科技成果的转化有了完整的受体。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
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系看, 二者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专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要发展市场农业、现代农业, 就必须走产业化经营之路, 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推进又赖于有效的产业组织。所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 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载体。
(一) 组织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单打独斗的农民由于生产经营规模过小, 受到了很多阻碍。然而, 合作经济组织使分散的农民在保持产权独立的前提下组织起来, 可以把广大农民组织到产业化经营的轨道, 改变企业原材料供应分散和不稳定的状况, 从而形成了抗衡力量和保护能力。合作经济组织还为协调农户之间的购销行为, 加强行业管理, 防止恶性竞争等创造了条件。同时, 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纵向联合, 使农民分享到各个阶段的利润, 增加收入。因此, 对农民而言, 合作经济组织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 但是, 却是农民最可以依赖的组织。
(二) 载体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通过农村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加盟, 最终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运行格局, 不仅能较好地填充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空白, 还可以有效地协调公司和农户的利益关系, 降低成本, 大大消除了广大农户与企业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种种问题, 从而实现公司和农户利益的“双赢”。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构建市场———合作组织———农户相连接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农业产业化这个产业链中, 不能忽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个中间环节。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中介作用, 能在品种、数量、质量、供货时间等方面协调, 稳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降低交易费用, 减少交易纠纷, 增加各产业环节的联系。
(三) 服务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联千家万户, 外联国内外市场, 具有市场开拓、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搞好服务等综合功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离不开对农户的服务。而龙头企业的服务是十分有限的, 这就需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为农户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 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
如果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适应某种农产品生产, 当地的合作组织又落实了数量较大的销售合同, 这个地区就可以适度地大规模生产这种农产品, 实现生产的区域化。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是农民自己为自己提供的服务, 是最大量、最直接的服务。这一点是其他方面提供的服务所不可比拟的。因此, 不论从长期看, 还是从短期考虑,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都有利于农业产业化进程, 有助于增加农民的实际利益, 切实维护农村的稳定, 繁荣农村经济。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2
元谋是典型的热区农业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营机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坚持党在农村的这一基本政策，是确保农村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主体规模化、专业化的高效组织形式的需要，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县委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后认为，农民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必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专业化、规模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现实问题。并以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实践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的、以“协会、公司、经纪人”为组织模式，“好品种+订单”为经营模式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机制”，以求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财政增长难的突出问题。通过近三年的实践，认真抓好宣传引导和扶持措施的落实，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农民专业协会，是以农户自愿、平等、互利为原则，联合经营各自资源的自我服务中介组织。它以市场为导向，农户为主体，经济效益为中心，资本营运为纽带，适应农产品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依托自我教育、相互带动的组织优势，实施产销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成了新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共同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有效组织形式。协会充分发挥组织生产，提供服务的功能，将会员分散的资源统一规划利用，积极为会员提供专业高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会员农户统一购买种子，确定农药和化肥，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实现了根据市场、品种、播种时间统一种植标准和质量标准，既避免了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又使科技措施得到广泛的推广运用，产品生产的有效性、针对性和质量效益显著提高，为市场销售和增加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
农民专业协会作为松散型的农民自我合作经济组织，还不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协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帮助协会依法组建相应的公司，以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解决了协会无法解决的法人地位、融资签约、产品质量申报认证等现实问题。协会通过公司，使农产品生产、流通与市场紧密衔接，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沟通融资渠道，理顺与其它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经营合作关系，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地成为组织生产、服务农户、连接市场的龙头。在运作中，以协会为基础的龙头公司，深入进行市场调查，广泛收集市场供需信息，把握市场销售行情，千方百计开拓市场，建立产品流通窗口，构建安全稳定的营销网络。同时，竭力打造协会产品品牌，积极发展精、优、特和“人无我有”的专营产品，扩大生产经营品种，使协会及时组织会员农户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形成上接销售大市场，下连千家万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效益明显提高。
经纪人是活动于协会与公司间最为活跃的因素，是连接公司与农户的纽带。在实践中，我们把农村懂科技、能致富、敢于闯市场的乡土能人列入重点扶持对象，形成了一批在产业建设和市场营销中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市场开拓经验，懂经营、善管理的经纪人，积极支持他们负责协会的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工作，担任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好品种+订单”的方式，把公司开发引进的有市场需求，有比较优势，适合我县资源特点，能获取超额利润的优新“好品种”，按市场需求制定生产种植规划，以订单的形式落实到会员农户，会员农户按订单要求生产，公司按保护价确保收购，有效地化解市场风险，解除会员生产销售的后顾之忧。
在推行农民联营经济制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农民专业协会“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本着引导而不包办，扶持而不干预，积极为协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协会健康顺利地发展。一是强化服务。县委政府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职能部门，要深入各个协会，大力宣传县委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及时帮助协会协调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猓胄男φ匚岬姆⒄固峁┝己玫姆瘛６嵌苑⒄菇虾茫┟裨鍪粘尚飨裕缁嵊跋炝υ蟮男幔笆弊芙峋椋髁⒌湫停俳⒄埂ｈ乔惺底ズ弥傅肌ｒ罂萍肌⑴┮怠⑺⑺５壬媾┎棵牛橹こ碳际跞嗽保镏嶂贫ㄍ晟乒嬲轮贫群徒ㄉ璺桨福怪馨凑障执笠抵贫裙娣对俗鳎η笞龅阶榻ㄒ桓觯晒σ桓觯б桓觥ｋ氖鞘凳┱叻龀帧ｏ匚贫ㄏ路⒘斯赜诩忧颗┟窳米橹ㄐ帷⒐尽⒕腿耍┙ㄉ璧木龆ǎ徊矫魅妨伺┟褡ㄒ敌嵩谛税旒际蹙梅袷堤搴兔裼笠担谧⒉岬羌恰⑿糯с帧⑺胺鸭趺獾确矫娓璧姆龀趾陀呕菡摺ｎ迨遣扇∮谐シ龀趾湍扇肱┮怠⒖萍伎⑾钅孔ㄏ罘龀值确绞剑┟褡ㄒ敌嵘瓯ㄏ钅俊⒄∽式稹ａ枪睦с执笾凶ū弦瞪脚┟褡ㄒ敌峁ぷ鳎还睦с窒啬谛姓乱档ノ坏募际鹾凸芾砣瞬牛傻叫峁ぷ骰蚣嬷埃渥橹⒋觥⑷耸碌裙叵挡槐洹ｔ谝陨洗胧┑姆龀窒拢嘏┟褡ㄒ敌岢氏殖隽私】涤行虻牧夹苑⒄故仆贰ｄ壳埃匾殉闪⒏髦峙┟褡ㄒ敌?1个,会员达2720户。其中，经济实体型20个，服务型10个，普及型21个。
农民专业协会“引导农民看、指导农民种、帮助农民销”，以“好品种+订单”的经营模式发展生产，带动了全县44026亩土地的生产和经营，有效提高了农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去年以来，我们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协会紧紧围绕县委政府借“天然温室”打“天然牌”，做大做强无公害反季蔬菜、热带林果绿色产业的发展思路，紧紧抓住元谋被国家农业部列为全国首批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县的历史性机遇，以协会为龙头，大规模地在全县菜果生产中推行无公害生产种植，按市场需求对蔬菜的品种结构、种植结构和种植时令进行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冬今春菜季，全县10万亩冬早蔬菜实现了量价同增，产量达到14万吨，产值达到1.74亿元，平均销售价格每公斤达到1.32元,比上年菜季增长了46.7%,农民现金收入中仅出售蔬菜一项就达到602元。有14个菜果品种获得了无公害食品认证，无公害品牌初步得到了市场认可。全县种植业经国家农业部专家组验收，被授予了“全国无公害农作物种植示范基地县和先进县”。
在取得无公害生产种植成效的基础上，我们以“协会、公司、经纪人”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为依托，大力发展贸工农、种养加为主体的龙头公司，扶持发展集农产品精深加工、冷藏保鲜、包装储运为一体的龙头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大市场，实现农产品的国际出口，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我们积极鼓励支持协会以公司为参与市场竞争和融资的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引进私营业主，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加工园区。目前，元谋能禹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内已有14家企业入驻建设并相继投产。其中，龙川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能够带动县内外5万亩薯类生产种植的加工型龙头企业；3家小香葱加工企业已经完成了组建企业集团的任务，带动群众种植小香葱近3000亩，产品获得了出口贸易权，并销往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开始直接出口创汇；元谋与北京汇源果汁集团合作的蔬菜精深加工项目已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项目报批、土地征用、厂房建设规划、引种试验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引进的上海恒通集团和昆明子元集团投资建设的印楝生产基地和印楝无公害农药加工厂，广东恩平汉忠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对虾、欧鲶鱼基地及饲料加工厂，海南椰林农业开发公司投资建设的精品香蕉出口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中。
由于农民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创新，带来了整个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根本性变化。2002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86元，比2001年净增了153元，增长8.8%。今年1至6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127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增292元，增长达29.7%，是同期全省农民现金收入增长量6.7%的近5倍。在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全县社会治安综治工作也由全州倒数第二变成了正数第二，实现了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既定目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形式分析 篇3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农业生产单位拥有与耕地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及管理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数量的土地规模，或生产经营单位突破土地规模狭小的制约，通过主要生产环节的合作服务，实现农业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和服务社会化，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业出现了农户承包的耕地分散、规模经营太小、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市场化等问题。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则成为农民最主要的增收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镇、定居城镇，广大农村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村”和抛荒土地。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然而，在实践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经营形式与现实条件的不适应问题突出，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降反增、农民农业收入下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遭受侵害等问题，如何协调农业适度规模与现实条件的约束，选用合理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已经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
二、理论基础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当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使得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降低，这叫做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动因主要在以下几点，一是要素的不可分性；二是专业化利益；三是谈判优势；四是外部经济。
要素的不可分性是指部分生产要素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机器、设备以及人力等都是常见的具有不可分性的要素。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用机械力替代人力劳动对个体农户来说成本又过于高昂，那么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原因在于将土地集中起来，由少数专业农户统一管理，这就解决了人力缺乏的问题，再统一购置农业机械设备在田地上进行机械化耕种，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避免了因要素的不可分性所要求的每家每户都需要购买一套设备的问题。
此外，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得到专业化利益。在适度规模经营之前，各家各户单独进行农业生产需要掌握整个生产过程的所有工序与技术方法，而在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之后，通过分工可以使每个人只要掌握其中的一道工序就可以了，使其提高了工作熟练度和精细度，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成本。
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个体农户因为规模小、资金少，在生产要素的购买和产品销售方面往往没有话语权，而在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之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统一使得农户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具体表现为提高了农户的市场价格谈判能力、降低了交易费用，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等，随着产量的增加，这些优势将进一步增强。
从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家庭小规模经营将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暴露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商品量和商品率低、农业资本积累能力和吸纳新技术能力弱等缺陷和劣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趋势，农业的适度规模化有利于整合整个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使农业真正迈向产业化、现代化，而整个农业大环境的改善又有利于农户的增收和生存发展。
三、现实条件
1、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
由于农工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以及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人数达10038万人，比2004年增长7.3%，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为13212万人，比2005年增长5%，其中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0568万人，增加530万人，增长5.3%，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2644万人，增加104万人，增长4.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必然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驻到城镇中来，大批农村人口将彻底告别农村生活，随之而来将会有大规模的土地被释放，这就为土地的集中提供了充分条件。
2、眷恋土地的传统观念在青年农民中逐渐淡化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主体逐渐由“80后”这一新生代的农村青年代替，在不久的将来，“80、90后”的农村青年将成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主力军。这批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与其父辈的流动目的有着本质的差别，上一代的农民进入城市主要是为了在农闲时段获得其他的工资性收入，到农忙时节他们还是会回到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而新一代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是为了融入城市，立足扎根于城市，在第二、三产业中工作，摆脱农民身份，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更多的机遇，他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饮食结构都趋向于城市化。此外，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2009年已经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逐步把农村居民纳入养老保险体制之内，并要求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保障。我国城镇化情况如图1所示。
3、土地流转热潮开始，国家鼓励土地适度集中
2009年以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呈流转规模加大、流转速度加快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有一定规模。2009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1.5亿亩，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有800多个县（市），1200多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符合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三农”发展战略的，国家也尝试各种办法鼓励规范土地的流转。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有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5年3月1日，国家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用以规范承包经营权当事人的流转行为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经营行为。随后在2007年、2008年以及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到了有关“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内容。
4、我国农业机械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新阶段，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农机工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我国农机工业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如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销量逐年高速增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一批高科技含量的农机产品研发制造成功；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我国小麦收获机械化、水稻机械作业、农药循环喷雾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等重大项目被攻克或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出口增势强劲、贸易顺差创新高等等。我国农业机械工业体系正在不断地完善，机械力的进步可以替代更多的劳力，从而促进更多农地的释放，这对于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着重要意义。我国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如图2所示。
四、实现形式
1、国外典型模式
（1）日本的“农协”。“农协”是“农业协同组合”的简称，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是一个农业生产者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协是一个在一定的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基础上形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实体。
日本农协创始于二战后，由驻日美军指导推动，以划分大地主土地给贫苦农民，即确立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制度为前提。在1947年通过了以当时欧美诸国的合作经济制度为范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即现在的《农协法》，由此，日本的农协制度正式出现。随后，在战后经济复兴政策的强力推进下，通过对农村中原有的生产组织进行改组，实现了农协基层组织的突破性发展。到了1950年，农协的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指导机构“全国农协中央会”正式成立，之后，各县也在原有的按业务内容组建的各种县级专业联合会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县一级的“农协中央会”。经过战后十几年的发展，日本农协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三级组织体制（基层农协，都、道、府、县农协和全国农协）、覆盖面广、政治经济辐射力巨大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农协的推动下，日本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得到巨大的发展，除了农民得到规模效益外，整个日本农业也得到了有效的整合。
（2）法国的农业合作社。法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法国的一种公司组织形式，根据法国《公司法》定义，农业合作社有别于资本有限公司，是一种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一种负责农业原料供应、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的经济互助组织。
法国是世界农业合作社的发源地，已有150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农业人口年平均减少4%，农业劳动力由200多万人减少到不到30万人，到2003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减少到2.2%，这就使大规模的土地被流转了出来，规模化农场数量增加。1962年，法国出台“农业指导法补充法”，该法鼓励到退休年龄的农场主退出土地，同时鼓励部分年轻农民到其他行业投资或就业，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和补助，其他的青壮年劳动力则由政府培训后取得“农业技师证书”或通过农业职业和技术会考后再进行务农。此外，该法还鼓励土地集中和联合经营，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予以免税，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鼓励农场和农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成立共用农业机械的合作社，鼓励业已合并的农场进一步改组成生产、加工、贸易三位一体的农工合作社。这使得法国农业在机械化、专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巨大飞跃。
通过不断的发展，法国农业合作社的专业程度已经非常高，各种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纵横交错、自由组织，形成了国家、省、地区三级合作网络，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系统，它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自愿组合。虽然农业合作组织不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但其服务的对象却是逐利的，在市场的作用下，这些农业合作社的组合往往也是有效率的，这就使得一定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实现了产业化、现代化。
（3）美国的大农场经营。由于美国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特点，美国的农业生产是以大面积耕种土地为基础的家庭农场经营，大面积耕种会产生大量的农产品，这样大量的需求与供给在市场上的谈判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在美国的农场里，基本上都实现了飞机喷灌、机器收割等机械化生产，大规模的机械动力弥补了美国农业劳动力缺少的不足，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以说，美国大农村经营天然地享有了谈判优势、避免了要素不可分性所带来的麻烦。
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下，几个农场主之间的合作就能建立起运营成本低的农业合作组织。依照相关法律，只有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才能成为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也就是说，美国的农业合作社是农业劳动者的集体组织，它的成员必须是与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美国的农业合作社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不盈利，具体表现为，对待其社员时，合作社是免费或优惠提供服务的，而对待非社员时，合作社则会收取较高的费用。
经过长期发展，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已分为实体性合作社和合作社联盟。实体性合作社一般又分为地区合作社和区际合作社。地区合作社由生产同种产品或需求相近的农场主组建，合作社直接为农场主提供农产品的产供销服务，区际合作社除了提供上述服务外，还为地区合作社提供服务，而且服务的范围相对较大，一般覆盖几个、十几个州。而合作社联盟则是由不同的合作社跨区域联合经营的，服务范围覆盖全国甚至其他国家。
尽管如此，在美国国内市场上，农场主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农场却并未获得相应高昂的农业收入，据2002年美国普查数据显示，美国超过90%的农场经营不能获得家庭收入水平。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农业的稳定长期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便采用了高补贴的方式增加农场经营收入，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其补贴比例曾一度达到32.33%。
2、经验总结
（1）日本的“杂”。日本农协不仅开展农业生产指导（也叫营农指导）、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产品贩卖检疫等专业服务，而且还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供应、信用、保险、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乃至可以为农民提供从出生到去世的全部服务，也就是说，凡是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均离不开各级各类农协组织的参与。与传统的农业合作组织比较，日本农协不仅是个经济组织，还兼有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代表农民向政府表达意向的双重职能，因而具有“准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性质。
农协涵盖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使得整个日本农业产业化水平得到加强，农户不用再以单独个体身份面对市场，而是由农协代表农户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这样一来，除了机械化和专业化利益，农民还得到了谈判优势，农民利益得到了保障。
（2）法国的“专”。法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到现在，专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不仅成立了养殖、种粮、加工等专业生产的农业合作组织，还有农业科技推广、质量检查、人工受精等服务性的农业合作组织，范围已经包含了生产、加工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其原因在于法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都是中小型的农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数量不多，农民素质较高，生产需求也趋同，所以专业化的服务更能满足农民需求，能够带来了极大的专业化利益，
（3）美国的“大”。美国农业适度规模经验的“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农场土地规模的大，一个是农业合作社合作范围的大。大规模的农村经营优势上文已经阐述，而美国的跨区域农业合作组织不仅专业化、而且结合了日本农协覆盖面广的优点，是纯商业性的，这使得合作社的社员能够在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可观的规模报酬。例如新奇士橙种植者协会，这个协会服务范围覆盖全美，社员超过了6500个果农家族，所有成员生产的水果统一使用“新奇士”商标，合作社对内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农资购买等服务，对外则代表果农销售水果及其加工品，在全球范围内了解市场行情，统一价格。合作社联盟则多是建立在州、联邦这些行政层次之上，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合理的手段为合作社争取政策优势，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保护其成员的利益。
3、模式选择
结合我国农民素质、土地集散特点和上述现实条件，以及日本、法国、美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产生的“杂”、“专”、“大”的经验借鉴，笔者分两个阶段对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选择进行阐述。
（1）第一阶段：区域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一，在平原地区、平整土地大片集中地区，可以学习美国式的大农场经营，以农地集中方式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例如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等地势开阔、耕地集中、耕地面积大的地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转移后，可以将被闲置的耕地集中到部分耕作能手手中，通过系统专业的农业教育，将这部分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培养成专业农户，并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以尽快在这些农场中实现机械化的规模耕作。这种模式的规模效果直接明显，机械化将带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该模式成功实现的核心就在于土地的集中，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实现土地流转。第一种，通过股份合作，即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农民以其土地、资金、技术、劳务或设备等折资入股，成立股份农业合作社，由专业农户管理合作社，对集中的土地进行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农资统一购买、产品统一销售、利润统一分配，而原农户既可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获得收入，也可以外出打工，以其股份的多少获得分红收益；第二种，租赁土地实现农场（基地）经营，即农户以土地租赁的方式取得土地从而建立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按期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向租出方交租，农户同样可以在农场（基地）中劳动获得收入，也可以外出打工。
第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类似于法国的区域性专业农业合作社。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农民素质普遍较高、思想开放，“恋土”情节不深，在较快的城市化进程引导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地得到释放，在这种前提下，适度规模化经营较易实现。而且，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发展比较成熟，当农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在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和市场需求的引导下，农户间在农业生产中的需求将出现相对集中的趋势，加之得天独厚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营运成本更低的专业化农业合作组织将是最优选择。例如，可以把农业生产能手组织起来，以他们拥有的土地为范围，统一规划种植品种、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购置先进生产设备，组建一个专门从事某种农产品生产的专业生产组织，同时成立与其相适应的专业供销合作社、专业加工流通合作社等等，各专业合作社也可以根据农户需求自由组合，在一定区域内先完成专业化生产和农业一体化。
第三，在土地破碎的中西部地区，向日本学习，提倡发展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组织。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许多劳动力流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由于山地丘陵地形的影响，农地破碎，想要形成成片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成本过高，而小规模家庭经营致使农户的需求多元化，也不适合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的生长。然而，综合型的农业合作除了提供最基本的农业服务、合理安排劳动力外，还可以提供其他服务，例如交通、教育、卫生等。发展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组织，首先是要把一定局域内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然后给予统一的生产任务，进行统一的管理。再由生产单位负责生产，合作组织只负责服务工作，不直接参与生产。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二是为了保障分工明确，提高效率。例如“公司+农户”形式。这种形式也被称为订单农业，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某一经营主体（即公司，也称为龙头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经营目的，与农户达成协议、签订契约，双方分工合作。公司主要负责产前生产资料的提供、产中的技术指导和产后农产品的流通、加工和销售，农户则主要负责农产品的生产与培育，有些农户也会参与到产后农产品的加工环节上来。在该种模式下，不仅能够继续保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不变，而且公司作为商品经济的市场主体，能够有效获得市场信息和开拓市场，指导农户生产，农户在公司的支持下提高产中生产管理能力，甚至可能学习了最新的耕作方法，这也使得农业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有效避免了盲目生产。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司与农户的合作，当地政府或者公司本身会对其原有的生产设备、基础设施进行改善和兴修，这样一来，农户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还享受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事实上，这种模式已经存在于部分地区。例如湖南省隆平高科技园种子研究基地进行的育种栽培就是采用这种形式。隆平高科湘研种子基地共拥有土地490多亩，其土地多是以租赁的方式从当地农户手中获得的，在集中平整了土地后，公司再聘用当地农户为公司进行育种栽培，按月支付工资。据调查，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除了得到地租收入外，还得到了公司按月支付的工资性收入，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8435.89元增加到2011年的9617.27元，增加幅度是14.12%，农民收入实现了多元化，收入得到了提高，此外，农民还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农业栽培技术，可以就近就业，降低了生活压力。
（2）第二阶段：跨区域的联合。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合作社的覆盖范围小，带动力不足，直接迈向全国运营的系统化不太现实。待完成第一阶段，全国各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完善，追求更进一步的利益时，各合作社可以实现跨区域的联合，以当代美国“大农业”的农业合作经营组织体系为模板，实现“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以农地规模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或农场，可以联合起来组成目标利益协同的专业合作社；而本来就以专业合作社作为发展的地区则可以进一步细分、做大做强，甚至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综合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则根据其需要与其他专业化的合作社联合。通过这种跨区域的联合，全国的农业经营活动融为一体，农业资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都有专业化的团队负责管理进行，真正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经济。
五、结语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对于规模经营的适度性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依据规模经济理论，对于农业企业或农户来说，只要农业生产的长期平均成本是下降的，那么该种经营规模便是合理的，在长期平均成本最低值下的经营规模便是最优规模。但是，资本的投入、技术的进步等因素会造成最优规模的变化，要想确定最优规模，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中的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就是集中在长期平均成本开始低于市场价格值至长期平均成本最低值之间的区间，至于如何确定，则超出本文论述范畴，在此不予论述。
（注：本文属湖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XCX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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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4
关键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
目前, 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主要表现在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上, 因此, 对农户的选择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发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从而寻找解决措施, 改善我国的农业发展现状。通过研究, 笔者认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土地禀赋格局、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农户自身因素。
1 土地禀赋格局
所谓的土地禀赋格局主要包含了农户所持有的土地面积、土地类型以及空间分布和质量等级等几个方面, 接下来主要探讨两种类型对农户选择意愿的影响作用。
1.1 土地的细碎空间结构
土地的细碎空间结构是指土地的细碎化程度, 即农户用在空间上互补的相邻的土地的数量。一般来说, 农户持有的土地的细碎程度已经成为阻碍农业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 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花费的生产成本就相对比较高, 同时农户也无法大规模的采用先进技术进行耕种, 这就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率, 因此, 为了解决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这一问题就必须让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加强农户之间的组织化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化经营。
1.2 土地的斑块质量结构
通常来说, 水土流失会导致坡耕地产生严重的石漠化现象, 导致土地呈现出斑状分布的形式。在这种斑状分布格局中, 每一块土地的斑块都会表现出一种不规则的形状, 与此同时, 每块土地之间的边界就会变得尤为清楚, 这就导致土地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1]。在石漠化现象比较严重的地方, 往往不适宜农作物生长, 这样就会影响到该地农户的收入, 因此农户通常喜欢在平坝田耕种, 这样就导致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意愿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包括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支持、农户贷款的难度以及农产品销售市场三个方面。
2.1 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是农户在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来说, 政府的支持与农户土地组织形式的选择具有正向联系, 也就是说当政府对农户的支持程度越高的时候, 那么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2]。这种关系在我国一些西部地区的农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尤其是在以山地为主要耕地形式的农户中, 由于这里的交通不便, 农户的自主性比较弱, 因此政府的号召力往往能够在这些地方的农户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也就是说如果农户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 那么他们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2.2 农户贷款的难度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为了提高生产的效率就需要运用新技术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所要花费的成本就就不仅仅包括了农作物的采购成本, 同时还包括了土地转入中需要的资金。但是, 在西部地区, 农户相对而言资金比较紧缺, 这就限制了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因此, 农户如果可以从当地的金融机构中进行一定数量的贷款, 那么农户就更容易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2.3 农户担心销售市场
农户进行农业劳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收入, 而农产品的销售则是农户获得收入的关键环节。如果农户要对当前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进行改变, 那么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土地的租金, 同时在这种形式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等, 这些无形成本的增加导致农户在进行收入的计算中而犹豫不决。因此, 农户对销售市场的担忧, 导致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3 农户自身因素
农户自身的因素是制约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重要内在因素, 主要包括了农户的年龄、农户可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比例以及农业收入比例。
3.1 农户的年龄
通常来说, 农户的年龄越大, 那么选择土地流转的意愿就越小。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 从生理上来说, 由于农户受到年龄的限制, 劳动能力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无法承担比较繁重的农业劳作;其二, 从心理上来说, 由于农户的年龄越来越大, 因此对风险承担的意愿就变得越小, 甚至是厌恶或是刻意回避。这样可以得出, 农户的年龄越小, 那么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3]。
3.2 外出务工的比例
通常来说, 农户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 那么会直接减少农户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 进而影响到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这也就是说, 如果农户中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 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明显不足, 因此, 他们自然也就不愿意进行土地的流转。反之, 如果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多的时候, 农户就更愿意参与到土地流转中[4]。这样可以得出, 外出务工人数越少, 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3.3 农户的农业收入
农户的收入的来源途径主要两种, 分别是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 其中农业收入的高低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有很大的影响。通常来说, 当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越高,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那么农户愿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样可以看出, 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总所占的比重越大, 那么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能够增强我国农业的发展的竞争力。目前, 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有土地禀赋格局、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农户自身因素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农户对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意愿, 只有正确把握这几方因素, 才有可能调动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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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5
秦贵信
吉林省牧业管理局吉林长春 1300
21摘 要：本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20多年来农村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局面为背景，对农村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管理方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对比。从扩大饲养规模、改变畜禽饲养方式、畜牧业的企业化和产业发展、畜牧业生产合作和协作组织建设以及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建议。
关键词：生产组织形式；生产管理方式；分析和梳理；创新性的建议
1引言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农村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在劳动报酬制度、生产要素流动和生产组织管理等生产方式上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地发展。畜牧业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也一直保持着很强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市场导向作用下，畜牧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凸显。在许多省（市、区）畜牧业在农业（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到或接近50%，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发展趋势和资源条件，畜牧业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发展畜牧业将是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入世后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现行的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生产单元的微小规模独立经营的畜牧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以庭院饲养、散放散养为主的原始粗放的生产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新形势以及农牧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和生产管理方式的转变，尽快提高农村畜牧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企业化程度、产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是我们目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2国内外畜牧业生产组织形式及我国牧业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畜牧业的总体生产规模和生产单元规模不断扩大，畜禽饲养的集约化和科学化程度显著提高，大型的畜牧业企业和产业化体系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专门从事畜产品运销的组织和经纪人队伍不断地形成和壮大，但是，我们目前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生产管理方式和产品的市场流通体系总体状况与入世后的经济大环境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限制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畜禽饲养方式上看，传统的、家庭庭院式的小规模分散饲养仍然是畜牧业的主体。一些原始粗放的散养、放养饲养方式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这样的饲养方式，一是小规模的各自为政和传统的粗放经营观念不利于畜牧业生产的规范化管理和畜产品规格化的控制；二是分散无序的生产不便于现代化技术和机械化的实施，也不利于新技术的快速推广；三是畜禽的饲养环境和人的生活环境在空间上无法分离，一些人畜共患疾病，如：口蹄疫、禽流感、布氏杆菌病、猪囊虫病等，容易在人畜间形成交互感染，而且，由于畜禽饲养的卫生环境无法控制，其它一些传染病的防疫也非常困难；四是由于饲养环境不能独立隔离，畜禽随时接触和摄入到人们生产和生活排放和废弃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从而影响到畜禽的健康和畜产品的卫生安全；五是人的生活场所过于靠近甚至被包围或重合在畜禽生产场所之中，畜禽饲养过程排放的粪便等废弃物严重污染人生活环境中的空气、水体和土壤，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畜牧业生产的组织程度看，大多数畜禽养殖业的生产者还在无组织的状态下进行生产，以农户为单元的独立经营分散饲养仍然是目前畜禽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大部分地方，养殖业的合作和协作组织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一小部分畜禽养殖行业协作组织，在组织规模和组织程度上还远远不够，在协调生产、开拓市场和维护行业从业者利益方面所应起的作用也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以大型企业为“龙头”形成的“公司+农户”式的畜牧业产业化生产体系在现阶段是一种比较适宜而且有效的畜牧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目前在一些这样的产业化体系中，尤其在新建初期的产业化体系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风险分担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相互负责守信问题，以及龙头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常常影响体系的健康运行。从畜产品的流通状况看，现代化的市场信息系统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市场体系不够开阔、不够通畅，在沟通、衔接和调整畜产品供求，促进畜牧业发展方面起的作用远远不够。想买无货源，想卖无市场的情况还经常出现。畜牧业生产与畜产品市场之间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连接关系，生产者在制定产品种类、产品规格、产出时间等决策时常存在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而且波动周期较短，影响了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欧美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长，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资本积累、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都比较丰富，而且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商业化和组织化均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零散的、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几乎不存在了。他们的畜牧业生产和经营，基本上都是以具有一定规模的牧场和不同形式的公司为单元进行。而且，这些单元随着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美国自上世纪后期，养猪业规模结构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个趋势。1975年美国养猪场的数量大约为70万个，到1996年下降到16万个，而在同一时期猪场的平均饲养头数却有了相应的增加，并且超大型养猪场的数量明显增加。1996年，美国前40个最大的养猪企业拥有170多万头母猪，大约为全**猪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家猪场养了25万头母猪，另有5家公司的母猪饲养量超过了10万头。
欧洲畜牧业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总体上看不如美国那样大，以家庭牧场式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比较普遍。然而，牧场的生产经营并不是很独立，它们自身很少直接将产品推向消费市场销售。多数牧场往往都是按市场的有关机制，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与大公司或大的加工企业形成密切的“大公司+牧场”产业化经营关系，以这种形式将规模较小的一些牧场组织起来，进入大市场、大流通、大的经济循环。
发达国家畜牧业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按其从业的领域，组成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民间专业生产和经营的行业协作组织，如：养猪协会、养禽协会、肉牛协会、养羊协会、奶业协会等等。这些组织在维护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秩序、协调行业与社会及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参与有关政策和标准的研究制定、沟通市场信息、组织产品销售、维护行业组织成员的权力和利益、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长期的运行磨合，生产经营者、行业组织、政府之间已互相适应，而且，在国际贸易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这类行业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如：解决倾销、壁垒等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是政府和任何单个企业所不可替代的。
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农产品生产和出口超级大国，除了得益于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外，还与这些协会和组织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各种协会组织除了协调国内的生产经营外，还向国外派驻分支机构和专门人员宣传推销产品、开展售后服务。并且，与美国农业部农产品出口服务中心（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一起，收集、整理、分析世界各地有关的农产品生产、市场供求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变化信息情况，为其国内农牧业生产规划和产品结构形成和调整以及其市场流通提供极为有效的服务。例如，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种子贸易协会、肉类出口协会、家禽协会、种畜基因出口等组织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它们的宣传、促销、服务等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大大促进了美国农畜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
欧洲由于其生产企业的规模相对于美国而言要小一些，生产经营者对协作组织（合作社、综合体、协会等）的依赖程度显得更直接、更具体和更紧密一些。协作组织不仅直接参与产品质量管理、产品价格的制定及产品市场的开发，而且还开展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传递和咨询服务等工作，并参与政府有关农牧业生产经营方面政策的协调制定工作。例如，荷兰的养猪、养牛和养禽等协会组织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提取一部分经费委托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科学技术研究，解决一些共同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农民的行业组织与政府的有关机构积极配合进行新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和传递工作。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一些农牧业政策时都会通过协会组织征求农民或其他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协调有关的利益关系，解决制定政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使政策能够得到更有效地执行。
3畜牧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善
在畜牧业生产单元的规模、生产方式及生产组织机制等方面，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异。尽快地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借鉴发达国家的畜牧业经济发展经验，对畜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科学地整合，扩大生产单元规模，加强畜牧业的企业化
和产业化建设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1 扩大饲养单元的规模
要在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向外转移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通过制定适宜的土地流转政策、优化利用集体资产和社会信贷等措施，因势利导，进行农村生产要素的再整合，促进农民在从业内容上的分化。积极地倡导和支持农民从原来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向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经营方向转变。改变原来那种“一户几头猪、几只鸡”的家家户户养畜禽的畜牧业发展理念，鼓励一部分农户成为专门从事某种畜禽生产的专业生产者。在一些资源和环境具有适合于饲养某种畜禽的特点，并且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农村社区（村屯或乡镇），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制将其建设成为某种畜禽饲养比较集中，既有专业化特色又具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专业区域，以其地域的比较优势来推进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3.2 改变畜禽饲养方式
要按照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规范要求，并根据目前有关方面现有的条件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农村畜禽饲养方式的改变。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一些不科学、不卫生、不安全的原始粗放的饲养方式加以制约。要加强饲养方式科学化的宣传，积极引导养殖农户实行舍饲圈养。并在土地征用和贷款等方面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户在远离村屯的地方建设规模大、防疫条件好、适合于现代化生产的畜禽圈舍，形成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小区或家庭牧场，实现人与畜禽在生活空间上的分离，促进畜牧业生产的集约化、现代化和与国际畜牧业生产规范的接轨。
3.3 加强畜牧业生产的企业化发展及产业化生产体系建设和完善
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多方面的资金向畜牧业产业化建设投入。积极倡导、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参与畜牧业企业的组建和产业化体系的发展。各级政府都应制定有利的政策大力扶持畜牧业产业化体系的发展，在目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条件下，努力为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养殖基地农户的生产搞好协调和服务。龙头企业和农户都应充分认识到自己在产业化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地位、义务和权力，认识到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在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中，做到既为自己负责也为合作对方负责；在风险的分担和利益的分配上，做到公平合理；在理性、理解、诚信的基础上，努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畜牧业产业化运作机制。总之，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畜牧业产业化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3.4 加快畜牧业生产合作和协作组织建设
要提倡畜牧业生产和经营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不同形式的生产经营合作或协作组织，并不断强化它们的功能。努力使这些组织在组织产品生产、维护经营秩序、规范生产技术、协调产品流通、优化行业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这种形式把分散独立、规模微小的畜牧业生产经营单元有序地组织起来，达到大型集约化畜牧业的生产效果。使我们的畜牧业在以农户家庭为主要生产单元的情况下，也能够适应入世后参与
国际大市场竞争的要求。
3.5 努力建设市场信息体系
入世后畜产品的市场空间急剧增大，市场的变化将非常复杂，畜牧业生产经营对信息的依赖将显得十分突出。生产经营的决策需要依靠信息，产品的市场流通也离不开信息。信息收集、传播的广泛程度和快捷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经营的成败。所以，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牧业企业及农户都应关心、重视和支持畜牧业市场信息体系的建设。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电子信息网络体系建设，要把信息终端连接到基层、企业、农户。要广泛开展一般性信息网络使用技术的普及教育，使更多的生产经营者都能够掌握索取和传送信息的基本技能。另外，还要不断地培育和扩大专门从事畜产品市场流通业务的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沟通供求关系、建立产销连接中的重要作用，为在新环境条件下畜牧业的大发展提供流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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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6
摘 要：分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内涵及控制食品安全的动力来源，以葡萄产业为例，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这两种典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分析其内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提出合作社应保证生产的组织化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与科研机构合作并及时将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户，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以保证农户的切身利益。为了提高合作社在食品安全控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应加强政府对合作社的监督；农业企业基于管理集中的生产组织模式、技术精专的运作方式、同质的种植模式、信息充分沟通的产品市场分布，具备提供优质高端农产品的能力。
关键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合作社；农业企业；食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12.009
食品安全一直是百姓关心、社会关注、政府重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危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者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对分散农户的生产过程进行质量安全控制，而政府在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时，由于监管的对象是面广量大的农户，监管效果不佳，形成了权力真空和信息堵塞。农民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产前的生产资料的供给、生产要素的投入，产中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规模经营，产后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和营销等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归结到缺乏有效的农民组织这样一个“关键结点”上[1]。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2]。合作社与企业这两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的食品安全管理协作机制不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主体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也是不同的。笔者通过对某葡萄主产区的调研，运用案例分析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食品安全管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为农业实行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提供参考。
1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内涵及控制食品安全的动力来源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为增进各自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聚合到一起，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所形成的一系列契约关系[3]。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业领域内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活动以及为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的各类经营活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活动主体包括农场、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等等。既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一系列契约关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除了包括上述单个主体之外，还包括主体的联合，如农业产业化经济联合体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综合性组织。
组织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权力主要来自契约，即各类组织章程，但也有些非政府组织的权力仍然来源于政府或法律授予，如行业协会、鉴定机构等。笔者讨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归类上属于非政府组织（也称社会中介组织），其权力法理上来源于契约。实际上农民组织的现实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利益、技术、信息、权威等方面，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正是通过这四个方面形成组织凝聚力并获得组织权力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目标之一便是追求组织自身效益最大化，共同利益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和运行的主要源泉，这是吸引广大农户参加组织的重要原因，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生存发展的动力来源[4]。
在实际中，长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组织的匮乏，使得我国农民缺乏契约意识和法制观念，行为上自利主义严重。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则讲求集体行动，追求的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增加个人利益[5]。通过鼓励农户加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来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借助组织载体实现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全方位、全过程标准化管理与控制，加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规范与监督，能够弥补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低效率，降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组织成本，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虽然以利益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可能较为松散，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组织会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控制。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一般是按照股份制组建的，普通成员的股金很少，组织负责人往往为大股东，组织的经营情况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如果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产品销售、品牌声誉受损，损失最大的为大股东，这样的股权结构安排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强烈的控制产品质量的欲望，也是组织控制产品质量的动力来源[6]。
2 合作社内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分析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农民的合作社从此有了合法身份，能够作为市场主体之一与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开展经济活动。该法律颁布以来，原有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公司+农户”的形式或内部化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中，或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合作社作为中介来与农民进行交易，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社区组织产生了更多的碰撞、交错和融合[7]。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是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完善和创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从“龙头企业+农户”向“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转变，不仅解决农产品卖难、农产品加工增值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8]。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主流形式，笔者以葡萄专业合作社为例，分析其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农户+合作社+企业”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内部的组织紧密程度要高于“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之间形成了“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增强农户的责任感。已有研究显示“农户+合作社+企业”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农户的生产行为安全性高于加入专业技术协会、公司、基地和独立种植的农户[9]。该模式之所以能够提高农户生产的安全性，与合作社与农业生产经营上下游主体之间衔接的紧密程度安排有关。在此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型组织载体的优越性开始显现。
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农田是“第一车间”，可以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状态的农户联系起来，将更多农民发展成为合作社的成员，运用合作社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关系将农户与合作社联系起来，通过合作社中的能人带动，使社员按照一定标准生产[10]。社员互相之间形成监督机制，任何一种违约或道德风险行为都会影响到所有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在生产上，合作社已经由“统一选种、统一供应生产资料、统一生产技术服务、统一生产标准、统一销售”的五个统一增加了“统一进行产品质量认证、统一包装和统一品牌”，保障产品质量。“农户+合作社+企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有利于根据市场需求建立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
图1展示了某葡萄专业合作社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基本构架，该构架表明了合作社的质量安全控制机制涉及从产前选苗直到最终上市销售的全过程。根据这样的构架，该合作社制定了“五个统一”原则，为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这“五个统一”包括以下5个方面。
（1）统一提供苗木和技术指导。该合作社建有自己的苗圃育种基地，帮助新发展成员组织选购优质葡萄种苗，统一供应到户。合作社邀请科研院所，为农户传授先进的葡萄栽培管理技术。合作社积极组织成员参加葡萄种植新技术、农民创业培训等各类培训班。同时聘请果树专家培养技术骨干，培植科技示范户，将先进的技术通过技术骨干和示范户传授给周围农户。
（2）统一生产技术标准。合作社采用日本早川栽培模式，稀植、水平网架、控产提质栽培，不盲目扩大产量，保证质量达到标准。将产量控制在1.5万 kg·hm-2以内、平均穗质量450 g、单果粒质量达15 g、平均糖度17度、着色度100%，平均零售价10～16元·kg-1，收入稳定在15万元·hm-2左右。此外，合作社与质监机构合作进行科研攻关，以合作社的示范园作为试点，归纳生产实践建立了适合当地的企业标准。
（3）统一供应农药化肥。合作社按照国家无公害葡萄生产技术标准组织生产，通过集中采购生物有机肥料和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保证葡萄的食用安全性，保护生态环境，通过集中采购，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4）统一包装品牌。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获得了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对符合无公害生产技术标准、质量检验达到品牌质量标准的社员生产的葡萄，允许使用合作社统一的商标，并做到统一包装、现场检验、现场包装、现场发货。
（5）统一价格上市。葡萄上市时间集中且不易贮藏，因此合作社实行农户有组织的自销和集中共同销售两种形式。对使用合作社商标的葡萄，由各成员联系销售，但规定统一销售价格，定期验收发票存根，否则终止其使用资格，扣除入社保证金。
通过这“五个统一”原则，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在生产、管理、技术、标准、营销等方面的合作，使得原本分散生产的产品质量趋于统一，保障食品安全。
3 企业内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分析
根据优质优价理论，核心企业提供的农产品通过品牌和品质的独特性形成差别化，使得产品具有更强的市场区分度，目标市场定位为高端市场，如连锁超市、企业福利甚至海外市场，企业容易获得较强的价格控制能力。企业面对的市场是技术和规模化形成的市场，具有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特征。大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在高度集中的环境下进行，其投入品成本、种植维护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等必然使总成本提升，因此相对于一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而言，核心企业提供的产品必然价格较高，没有价格优势。当消费者不能对其产品质量作出区分时，认为所有农产品的品质都一样，高品质农产品由于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市场选择的过程中不得不退出市场，因此核心企业并不能获得其内在价值能够代表的市场份额。在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包括农资的供应、种植、初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的全部或者多数环节都容纳在一个生产企业内部，由公司统一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提供行为属于一个公司的生产销售决策行为，从对食品安全的控制能力而言，属于内部结构最为紧密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11]。我们以某葡萄企业为例，分析农业企业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图2）。
借鉴修文彦[11]关于紧密型猪肉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分析框架，该葡萄企业将生产经营活动，如种苗、农药、化肥、塑料大棚等生产资料的提供，葡萄的生长期的维护、采摘、分级、包装、储运、销售的全部或大部分环节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的葡萄供应体系，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葡萄产业中的核心企业一般是农工贸一体化、产运销相结合的大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行业具有领头羊的作用，其提供的产品具有同质化，并且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具有稳定性，对品种的改良会进行科研力量的投入，因此葡萄产业中的核心企业能够提供优质安全的葡萄，在同类产品中具有高端特征。
在本文案例中，该葡萄企业一直致力于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其生产流程精细，从种苗的引进到出售给消费者，该企业的生产流程被详细分为38个步骤，对葡萄生长过程的每个细节都予以关注，以求做到全程控制生产，保证葡萄品质。
（1）投入品环节。该葡萄企业注重科技投入，每年拿出收入的20%用于科技开发，建立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了自营葡萄资源圃以及2 000 km2的脱毒母本苗隔离网室，组建了年繁育试管苗20万株的组织培养室，引进并保留国内外优良鲜食葡萄品种600多个。与日本葡萄专家合作，引进日本最新脱毒苗品种及先进管理技术，建立了0.67 hm2中日合作葡萄示范园。
（2）种植环节。种植是葡萄产业最为关键的产品提供阶段，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关键措施都在这一环节进行。随着农产品污染的加大，农产品信用危机一度凸现，该企业始终坚持绿色生产方式，全程使用有机肥，尽量运用防虫网、黑光灯诱虫等物理措施来避免葡萄病虫害。该企业建立的钢架大棚设施栽培面积达10万m2，用来调节葡萄生长的温度和湿度。葡萄在大棚的覆盖下，模拟出北方干燥的气候，基本上杜绝了病虫害，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该葡萄企业为实现数字化精确管理大棚建设及农业设施，通过视频传感器、全球眼等高端监控设备的安全，实现了传感器自动采集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农作物生长环境指数，为葡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基于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工具。
（3）包装、销售环节。农业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都集中在企业内部进行，主要指销售环节集中在企业内部，这种模式是通过企业自建的销售机构所实现的。现代消费者对鲜食果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消费品味在不断变化、不断提升。以葡萄为例，既要讲究口感，还要看颜色、果形、大小等，还要好闻，最好还能多放几天。因此自建产品配送以及葡萄专营店，一方面可以有效节省批发销售的中间费用，使利润空间扩大，另一方面能够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一个鲜明的品牌形象，为消费者带来品质优良、品味独特、质量安全的高端葡萄。此外，还应在销售方面讲究策略，该企业注重品牌包装，有些精品葡萄设计手提式礼品包装，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和价格，拓宽销售渠道，产品进入连锁销售、配送领域，进一步扩大销售数量、领域。
4 合作社与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们以某葡萄合作社和葡萄企业为例，从葡萄生产的三个主要环节角度对这两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在投入品环节，合作社为社员提供苗木，集中采购生物有机肥料和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但并非强制农户使用固定品牌的农药化肥。而企业在投入品环节则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建有自营苗圃，并自主培育优良品种。运用物理措施避免病虫害，不喷洒化学农药，全程使用有机肥料。从投入品可以看出，两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的葡萄在质量上会有显著差异。其次，在种植环节，合作社采用早川栽培模式，保证产品质量，不盲目扩大产量。葡萄企业则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将高端的监控设备运用在生产中，及时防治葡萄的病虫害。全程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甚至保留原始的生产方法，杜绝现代农药化肥的污染，保证食品安全。第三，在包装销售环节，合作社对农户并没有强制使用统一商标，允许农户有组织的自销，因此社员在销售上有较大自由。企业则出于占有市场份额、保证优质优价的考虑，选择依靠国家认证标志来区分产品质量的认证，形成自己的产品定位、市场定位和营销渠道，让消费者得以充分的信息告知，赢得利润回报。
葡萄合作社与完全一体化的葡萄企业无论是在投入品环节、种植环节还是包装销售环节，在食品质量安全的具体管理措施方面都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导致两种模式下食品安全水平存在高低之分。进一步挖掘不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区别产生的原因，涉及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是分析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决定不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威廉姆森认为信息成本是企业产生一体化经营的诱因，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农户签订合同并不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法，如信用产品和检测成本大的商品。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企业一体化经营，将农业生产经营上所有的环节纳入到一体化经营体系中来，内化信息的搜寻成本[12]。交易成本的内化意味着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控制过程中，由于未按照规定采取质量控制措施可能引起的外部性虽然会增加收入，但是会给企业或消费者带来损害。同理，交易成本外化表现为减轻负外部性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农户的独立种植对于质量安全控制的交易成本内化能力最强，其次是混合模式，最后是完全一体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每一种模式所无法内化的交易成本由后一种模式内化掉，直至所有的交易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
5 结束语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组织结构的不断完善，对质量安全监控的功能也会逐渐增强。葡萄专业合作社为其他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以下借鉴。首先，生产的组织化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该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有组织地纳入农业产业化发展之中，营造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模式。而合作社与社员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规模化的发展要求，转变了农民经营观念，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次，信息的及时传递是避免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途径。葡萄专业合作社与科研机构合作，在生产技术上取得不断创新，并运用先进的手段将这些信息及时传递给社员，让农户落实在生产实践中，而不是出现问题后采取补救措施，将安全隐患排除在产前环节，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传导机制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这个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再次，在市场经济下，农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从理论上合作社社员具有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和动力，组织也有控制社员的权力来源。但是如果合作社缺乏稳定的销售渠道，没有制定购销合同去保证社员生产的农产品顺利销售，农户的切身利益无法保障的话，农户实施安全生产行为仍然缺乏动力，这也是葡萄专业合作社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第四，目前我国合作社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社员自身素质不高、组织实力弱、生产方式分散、组织结构不严密和外部支持缺乏针对性等原因，合作社自身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这也会影响其在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合作社本身作为法人，地位接近于一般企业，既约束农户的行为，也需接受政府的监督。
农业企业将农产品生产的全部环节，如种苗、农药、化肥的购买，塑料大棚、节水滴灌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作物生长期的维护、采摘、分级、包装、储运、销售的全部或大部分环节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葡萄企业基于管理集中的生产组织模式、技术精专的运作方式、同质的种植模式、信息充分沟通的产品市场分布，具备提供高端优质葡萄的能力。但是面对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柠檬市场”，企业必须选择依靠国家认证标志来区分产品质量的认证，如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ISO、HACCP等认证，让消费者得以充分的信息告知，形成稳定的市场份额，赢得利润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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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7
1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指通过一家特大企业实现区域布局, 从而带动整个同类市场的经济的迅猛发展。过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农产品的生产上存在产品单一、生产链短、科技含量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农业的发展为了更好的顺应市场运行规律, 达到市场要求, 就迫切需要改变其传统组织形式, 打破封闭式农业生产模式。
从1992年到2015年, 在这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已初具雏形, 虽然南北发展不均, 平原山地发展不均的问题明显, 但其所具有的市场集约化, 充分迎合市场等绝对优势, 注定了农业产业化这种经营模式必将在我国长期地稳定地发展下去。
资料显示, 2012年的城镇常住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6%, 超过58%的农民家庭有人外出打工、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已超过48%。这就说明, 农村务农人口在急剧减少, 这还是在不考虑目前我国农村常驻人口多为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因此, 务必提高务农效率, 实现全国农业产业化, 用更少的人力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 湖北土老憨集团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理念及现状
位于湖北省宜昌宜都市的土老憨集团, 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从2005年创立至今, 凭借农产品标准化种养、商品市场化销售、产品深加工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步进行等优势, 土老憨集团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市场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现代化农产品深加工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化企业, 土老憨集团以“爱岗敬业、高效奉献、开拓创新、追求卓越”为企业精神, 在实现自身产业快速发展和推动行业进步上取得了很大成效。土老憨集团以“至以销售荆楚味食品为主。产品种类分两步走, 一是调味品系列;而是休闲食品系列。其中“清江野鱼”, “手撕醉鱼”, “小憨鱼”, “柑橘酥”等系列休闲食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土老憨集团运用创新型模式, 融合两水为生产理念。紧密结合五个“两”:打造两水产业:柑橘产业, 水产业;推出两大产品:调味品, 休闲食品;树立两大品牌:土老憨, 清江野鱼;营造两大平台:创新平台, 市场平台;实现两大目标:树百年品牌, 创百亿价值。通过五个“两”来生产安全食品, 服务社会大众。从2005年创立至今, 土老憨集团已经初步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肯定。其主打品牌“清江野鱼”系列的产品已经在零食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精品柑橘也从最初的“论斤卖”变成现在的“论个卖”, 甚至一度卖至10元一个并被端上了我国国宴———“习大大”的餐桌。
3 土老憨集团在农业产业经营中所作出的创新
3.1 充分利用本土产业优势, 农户和企业联系紧密
宜昌宜都市是湖北省最大的柑橘生产地, 土老憨集团致力于打造柑橘第一品牌。在宜都,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养有柑橘树。为了实现原料的充分供给, 土老憨通过联系农户与农户签订合约, 收购农户的柑橘, 以双方合作的形式, 使得分散的农产品得到了统一。但由于每家每户种养的柑橘树数目不一, 品质不一。对此, 土老憨集团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 分块处理的形式。与农户签订合约, 将零散的柑橘分批分次分品种收购回来进行挑选, 分装。同时充分发挥其科技优势, 将柑橘纵向发展, 生产柑橘醋、柑橘蜜饯、精品柑橘等产品。充分增加产品附加值, 优化产品结构, 达到更好的经济效益。通过携农合作的方式, 一方面解决了自身原料的来源问题, 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内部消化了农户柑橘积压, 解决农户柑橘销售问题, 同时也缓解了社会压力, 使得千万农户同土老憨集团自身的加工场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3.2 加大科技投入, 建立科研小组
在科技研发方面, 土老憨集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来研发产品, 广纳人才。并同华中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学府建立了农业科研小组, 展开了密切合作。同时, 在技术研发、监管方面严格控制, 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之下, 农产品的收购, 加工, 包装, 销售各个步骤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尤其是农产品的加工转换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由原先的转换率低, 损失大、到现在的转换率高, 损失小, 科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土老憨集团的加工转换率为85%-90%, 在我国处于领先位置。
3.3 延长产业链, 实现“两水”产业产品创新, 融入新的生产理念
为了保留纯正的荆楚味, 土老憨集团着力发展“两水产业”。将水产与水果, 作为企业的核心生产理念。充分利用宜昌其两江交汇的水文优势和山地丘陵利于柑橘生长的地域优势。但要实现农业产业化这一目标, 单一生产形式不仅效率不高, 而且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 土老憨集团在“创新”这方面下足了功夫———鱼塘养鱼, 岸边种植柑橘树。跌落损坏无法销售的柑橘喂鱼, 鱼塘里的鱼泥又是柑橘树最好的肥料。收获的柑橘可以直接销售于市场, 也可以经过再次加工作为醋的原料。连柑橘的橘皮, 都可以碾碎, 晒干, 并用来催化出酱油。不浪费任何原料, 既实现了柑橘的产品创新, 又真正做到了生态环保。
4 当前土老憨集团在产业农业化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4.1 产品市场竞争力大且认知度不高
土老憨集团拥有独特的创新级生产模式, 涉足两水产业, 柑橘产业和水产业。主要生产两大类产品, 即调味品和休闲食品。其休闲产品清江野鱼、小憨鱼在市场占有率较高, 形成自身品牌标志, 在消费者中间认知度强, 深受消费者喜爱, 市场占有率高。然而, 相比之下其调味品即其土老憨专业鱼调料、豆豉酱、鱼肉豆豉酱等产品就要逊色很多。并没有做到市场完全占有, 在很多地方并没有上架销售。这也说明土老憨在调味品产品的销售方面并没有做到全面推广。在中国调味品市场上还有更多的知名品牌, 如贵州老干妈调味酱、海天酱油、水塔陈醋等。这些同类知名品牌产品就是土老憨集团最大的市场竞争者。产品的定位十分重要, 调味品作为消费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消费市场极大。土老憨集团要想以这一产品找到市场地位, 不仅仅要抓产品的质量更是要树立自身品牌, 做到与其他产品的与众不同、独具特色, 才可以在消费者心中形成较强的认知度。
4.2 食品安全信用危机
面对的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和不良食品生产企业的各种违法行为, 消费者开始谨慎消费, 出现食品安全信用危机。如今,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国民关注的首要问题。土老憨集团作为一个农产品深加工的食品企业必须树立好自身品牌形象。将“至憨、致纯、志广”的理念推广出去, 在产品的生产上, 更是要做到良心生产。将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食品生产企业只有做到生产安全, 才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打破消费者对自身产品的信用危机。做良心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 赢得企业未来。
5 推进土老憨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及措施
5.1 开启O2O运营模式, 扩大销售渠道
所谓O2O模式就是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 将线下无法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交易, 转为线上, 利用互联网来实现。通过线上交易平台, 扩大销售市场, 获得更为广阔的利润空间。土老憨集团的实际情况来看, 确实还是面临着市场占有率不高, 推广力度不强的现状。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湖北省内都面临着在很多地区产品无法入市上架销售的窘境。在此情况下, 就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 发挥互联网多、快、好、省的优势, 进行更加广泛的市场推广活动。建立土老憨网上销售平台, 推广与销售齐头并进。而且土老憨作为一个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企业, 利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 扩大销售模式。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线上销售, 减少中间渠道, 降低销售成品, 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5.2 加强与各大商超的合作, 由走进市场向占领市场转变
土老憨集团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凭借自身丰富的原料资源, 生产的产品也是涉及多个方面, 品种繁多。但现在出现在一些特大商超内难以寻觅其产品的踪影。这一点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老憨集团在市场上的推广销售。土老憨集团应该加强在各大省会城市的大型超市合作, 如沃尔玛, 家乐福等。争取能够先进场, 走进消费者的视线。再通过自身产品优势满足消费者,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从而逐步占领市场。充分入市上架是现在土老憨集团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5.3 增强宣传力度, 树立品牌效应
土老憨集团作为宜昌本土知名企业, 在宜昌, 湖北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一个品牌要想真正占据市场取得发展就必须将自己的品牌推广到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企业要树立牢固的品牌意识, 实行严格的质量监管, 用自身产品的高质量高销量进行宣传, 同样也需要借助网络、媒体等第三方宣传工具作为帮助其走进消费者视野的利器。通过加大宣传, 努力推广土老憨品牌。积极参加全国的“农博会”, “食博会”立足于产品, 用产品说话。
6 总结
农业的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重中之重。现代农业的产生为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形式给农副产品加工的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新思路。本文以土老憨集团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分析农业产业化给生产中所带来的优势, 并且根据现状找出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 望对其发展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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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8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进步, 现如今, 我国对于农业技术的创新越来越重视, 而时代的变化, 也为农业技术的创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可能。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农村的农业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家庭联产承包形式, 一种是“龙头实体+农户”的形式, 作为有着较长发展历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也将我国农村的农业基础基本稳定下来, 但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日常生产中的许多问题, 但是例如大农户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 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等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龙头实体+农户”的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在这种农业技术的组织形式当中, 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实际上是互相独立存在的个体, 互相之间并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关系, 龙头实体并没有将农业创新技术提供给农户, 进而农户也没有利用农业创新技术加大龙头实体的生产效率。在未来的变革中, 必须要将农业技术创新摆到重要的位置上, 让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互相支持, 互相进步, 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在2006年,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的基本责任和各种待遇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作为长期以来农村农业生产所依存的基本形式, 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自愿联合, 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到目前为止,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足的农业生产领域在不断增加, 队伍更是在不断的壮大。
虽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被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接受和喜爱, 但是, 由于我国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还不够完善, 导致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对于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起不到理想的作用。要是想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上入手, 进行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 就要完善现有的组织机构, 建立起一个分工明确, 管理严肃的社员大会, 使组织内的生产在严格的监督和程序中进行。不仅如此, 还有尽可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 让农民接触新技术, 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 让农民能够成为农业创新的动力, 将农业生产的队伍能力不断进行提升, 进而获得理想的农业生产效果。
3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 农业企业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要素的生产与经营当中活跃着。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农业企业的状态来看, 大多数的农业企业规模不大, 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低, 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企业有着较大的差距,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在于目前农业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员工纪律松散,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多, 无法为农业企业的创新进行有效的推进作用。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是我国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要想更好地建设农业企业组织形式, 发挥出农业企业组织形式的强大力量, 就要跟进时代的发展, 不断的观察市场的走向, 根据市场的变化和实际需求, 进行项目的制定以及创新, 保持高收益, 风险, 进行最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
不仅如此,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还要不断的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 吸收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企业可以定期对企业内部的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引导员工按照发展的眼光进行工业, 兢兢业业, 不断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技术上的观念, 同时, 也要积极的招聘相关高校的技术人才, 丰富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
4 股份制农业企业
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新时期背景之下, 最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一种企业形式, 不仅适合于城市改革, 在农村的改革中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力。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很好的解决“龙头实体+农户”中存在的大农户和小农户之间的矛盾, 将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的雇佣关系进行转变, 让农户成为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农业工人, 这样更加有利于农民本身进行农业技术上的创新。并且, 股份制农业企业由于在组织形式上更加贴近时代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也有着相当的优势, 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直接将农业技术创新的供给主体的位置留给企业本身, 在企业内部进行一整个创新的环节, 从效率和成本上都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优化, 满足了农业生产创新的实际要求, 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促进了农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与此同时, 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内部应当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 在体系之中建立各种部门进行互相的制约工作, 优化企业整体结构, 在内部营造出纪律严明, 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 激励员工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在外部, 不断的提高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着持久发展的势头。
5 结论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的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进行农业组织形式变化是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领域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虽然现如今我国的农业生产形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是相信只要企业与农民共同努力, 就一定可以建设理想中的农业组织形式, 让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在农业技术的创新方面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国政府主导整个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状态让我过的农业创新与时代不能很好的相融合, 造成整个创新工作效率很低的情况。就如何更好地进行农业创新, 开展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进行简要的探讨, 旨在更好的建设我国的农业生产体系,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腾飞, 贡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
关键词：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 (英) 鲁·特·彭南特—雷亚.克莱夫·克鲁克.西方经济学评价[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13, (3) :52-53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9
“组织是重要的”,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道格拉斯·诺斯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1]从组织发挥作用来看, 发展组织是农村经济凋蔽争论的焦点。农村的衰落, 并不是资源要素的短缺或者过剩, 而在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原子化, 所以克服这些问题的法宝就是组织。熊万胜认为, 所谓农业社会化的道路选择, 也就是农民组织化的道路选择。[2]但对于具体的组织模式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文献回顾
从国外实践的角度来看, 对于组织最为发达的欧洲, 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农业组织形式是完全相同的。罗斯戴尔起先以欧文社会主义为理念, 舒尔茨·德里奇则是古典形式的经济自由派, 赖夫艾森是基督教道德说教者, 法国的查尔斯·纪德是持异见的社会经济学家。[3]
国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问题:一是“需要组织”;二是“需要怎样的组织”。对于第一类问题, 早期学者如牛若峰等人以产业化、组织化的视角来揭示我国农业发展中组织的必要性。[4]郭红东等则将农业产业组织及其组织创新视为农业产业化的关键。[5]张红宇通过分析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条件和实践基础表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正当其时。[6]而关于第二类问题, 张晓山指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紧密相关的渐进过程。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需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吻合, 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需要考虑发展不同的组织模式。[7]
在这些研究中, 对某一类型组织的研究与探讨较多。而对于比较不同组织间差异, 特别是基于地租视角下的组织选择, 很少有人涉足。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农业土地制度决定了该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机制, 那么农户对于土地的利用形式将决定发展的效率机制。[8]而在现阶段特定的国情之下, 组织形式决定着效率机制。
本文认为, 上海郊区以及中间地带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使得农村土地利用形式发生急剧的变化。土地资源趋向于向那些出价最高的经营者手中转移, 趋向于向那些收益最大的用途转移。[9]这样也就使得基于土地而变化的农民组织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在不同的交易环境下农户的组织选择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土地权利形式形成不同的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 在不同的结构下将产生不同的组织形式, 也将带来不同的绩效水平。本文将以三个视角分析上海郊区三类不同的经济组织, 来探讨农业经济组织变迁的一般规律。
三、上海农业组织概要
1.上海农业组织规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上海一直在探寻大都市背景下的农业组织形式。截止到2010年, 上海市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419家,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5家, 市级龙头企业37家, 实现销售额419.5亿元, 比2009年增加了12%。上海郊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达到1850家, 比上年增加47.6%, 参与成员达到6.98万人, 比上年增加9.5%, 带动当地农户22.88万户, 比上年增加21.8%, 实现农产品销售额43.25亿元, 比去年增加20.9%。全市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数量达到33.9万户, 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的农户数量已达到22.88万户, 各类农业组织经营的种养殖面积达到185.01万亩, 占全市耕地面积 (309万亩) 的59%。
从数量及分布上来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2003年底的24家, 猛增到2004年底的187家, 2006年底达到了510家;社员人数从不足3000人, 壮大到7万多人;带动农户数108421户, 销售农产品超过30亿元, 实现净利润2亿多元。到2010年经济组织已经涉及农业产业的不同领域, 数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2.上海农业组织类型
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使土地利用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 在农产品市场需求引导下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农业组织形成了以农产品为纽带成立的农民专业股份合作组织、以农民拥有的集体土地家庭承包使用权入股成立的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以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给农民后入股成立的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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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郊区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上海郊区统计年鉴。
三类农业组织形式的选择都与土地利用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又与地租密不可分。近郊城市化快速推进, 集体经济比较发达, 农村土地结构形成了“确权不确地”模式, 量化折股比较容易;而远郊, 农业依然是农户的主要产业, 土地结构形成了“确权确地”, 组织形式也形成了以土地或者产品为纽带的专业股份合作组织以及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此外, 从组织功能上来看, 近郊组织侧重于服务功能, 而远郊则是生产、分配功能。
四、基于三个视角比较三类农业组织
相比于市场中的企业及其它组织, 农业组织有其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主要是源于农业产业特性。由于土地具有特殊的资产属性与产权特性, 农业组织的建立往往是在解决地租的分享与土地产权的再协调问题。同时, 自然生态、公共池塘问题以及人文社区环境因素, 使农业组织具有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功能。
以农户视角, 特别是在农户对于组织诉求及偏好方面来看, 组织发展过程中农户诉求与偏好将决定农户参与组织的程度;从土地利用视角, 组织在地租变化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模式来保证参与者利益的满足;从治理模式来看, 基于不同选择行为的农户以及不同方式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组织的内部治理模式也是不尽相同的。
1.农户视角下的三种组织比较
(1) 农户理性选择是农业组织发展的前提。
以产品为纽带的专业生产合作组织, 其动机在于生产可能性的进一步扩大与市场进入问题, 农业组织所追求的第一目标是生产效率。以集体资产为依托的社区股份合作组织, 市场化程度较高, 土地利用形式也已经发生变化。农户几乎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农户对于组织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农业产值的增长, 而更多的是关注农业之外的公共产品, 因而农户对于组织关注的焦点在于分配效率。而对于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股份合作组织, 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程度也在外部市场空间的扩展中削弱。在组织选择上, 农户介于效率目标与分配问题之间。
调研中发现, 在专业组织中, 农户对于组织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产品价格问题, 大部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生产部分。而对于组织利益分配问题, 仅有10%的参与者关注。
近郊社区股份合作组织中的成员对于生产方面的问题已经淡化。成员最为关注的是利益分配, 在调查中了解到, 33%的成员最为关注的是“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27%的成员关注点在于“现有组织是否能够再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19%的成员在关注“政府的土地规划问题”。
(2) 组织形式的差序格局。
市场的深入使得农户在封闭环境下的组织选择秩序被打破, 但与此同时, 传统的非制度因素却在补充着正式组织制度的缺陷。熟人社会之下, 组织选择与以业缘为纽带产生的产业型经济组织有很大的不同。在市场化深入的过程中, 地缘关系得到扩展, 传统的地缘约束效力受到挑战。交通要素的伸入使得农户活动半径极大地增大, 血缘、地缘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而在市场化进程较慢, 特别是农业生产依然是当地的主要支柱产业的条件下, 农户的地缘、血缘关系依然是组织形成有效的平台。
调查中发现, 在远郊地区, 经济组织的建立往往需要考虑地缘、血缘的影响。基于地缘、血缘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替代在业缘基础上形成的正式制度规则, 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 提高组织效率。奉贤区拓林镇绿都合作组织为利用地缘优势整合资源, 在有效的监督之下形成具有4700亩土地的经营规模。对于近郊的社区股份合作组织而言, 地缘关系的存在, 使得组织形成存在内在的基础。一方面来源于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原有集体资产的监督。地缘关系的存在使得组织成为可能, 这也是社区股份合作组织区别于股份制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村庄能人, 是有别于“委托-代理”模式下经理人的又一个特点。如上海九星村在发展过程中, 村主任吴恩福充分利用自身基于该村的地缘、血缘优势, 整合该村资源, 最终规划出九星村发展的创新之路。
2.土地利用视角下的三种组织比较
(1) 组织形式的最优在于地租分配解决的最优。
可以说, 三种不同的组织模式, 正是基于地租变化下, 农户对于土地认知以及土地产权的分解基础上形成的。在新的组织下农户有效地安排土地合约, 实现地租以及农业生产收益的分配。
社区股份合作组织在三类组织中由于土地利用形式及市场化条件都优于其他两种类型, 地租收益较高, 因而在组织建立时, 对于经济效率关注程度较低, 而对于分配效率关注较高。而远郊专业合作组织, 由于地租收益较低, 在组织形成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生产实现以及收益问题, 而收益的形成需要效率为先导, 因而在组织偏好上则关注效率, 对于分配效率则是通过血缘、地缘这种非正式组织进行补充。集体股份合作组织以土地为核心, 对于效率与分配的诉求基于其他两者之间。
(2) 基于不同的生产结构, 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组织模式。
温铁军所强调的只适合在产前、产后发展经济组织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 而社会风险必定与市场化的程度相伴随。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可能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要高于社会风险, 因而在这些地区可以发展产中模式的经济组织。
以上文所提三种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由中心向外围扩展的过程中, 地租收益逐步减小, 因而由中心向外围的产业选择上, 产业附加值不断下降。由此可以判断, 由中心向外围, 社会风险在逐步减弱, 而自然风险在逐步增大。这也就需要组织在建立过程中, 必须权衡两种风险的规避问题。以社区股份合作组织为例, 高度市场化的外围环境以及较高的地租收入, 使得其较为关注社会风险;而远郊的专业合作组织, 在寻求市场化提高路径的前提是拥有较小风险的生产基地。因而我们也就明确, 远郊的专业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在稳定的生产基地基础之上, 而近郊的社区股份合作组织则需要稳定良好的生产环境。
3.治理视角下的三种组织比较
有效的组织治理模式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解决组织内部激励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组织内部权力分配问题, 还是基于管理层面的组织决策问题, 治理结构的选择都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一般而言, 治理的方式有多种表达, 本文所涉及的治理结构包括市场模式 (竞争模式) 、科层制模式 (官僚或者权威模式) 以及混合型治理结构。
在三种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比较中发现, 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由于其组织诉求在于分配效率, 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多采用科层制这一模式。由于将集体资产已经量化的个人, 因此受益的分配较为清晰, 组织关键在于执行。与此相反, 远郊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由于其组织诉求在于效率, 因此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引入竞争机制。组织的目标在于激活效率而非对于收益的保护与分配。与此同时, 依然是传统的血缘、地缘这种非正式制度所形成的舆论及监督环境作为这种组织治理模式的补充。而对于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则是介于两种模式之间的一种混合模式。
五、结论
从三个视角来比较三种组织的不同, 不仅了解到因为地租差异而导致的不同产业选择以及形成的不同组织模式。而且置身于差序格局中的传统农户, 由于市场化的冲击使得农户交流纽带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上海这样快速都市化发展的过程中, 传统的纽带遭到破坏, 但传统纽带依然发挥其非制度性功效。
本文通过三种经济组织的介绍及农户行为、土地利用形式、组织治理模式选择三个方面的比较,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农户对于组织的偏好与需求受到农户所处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土地。土地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形式的改变, 使农户生存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变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由于土地利用形式变化产生的地租变化, 组织的兴起可以说是在解决地租租值分配的问题。
第二, 由于地租的变化以及市场化的深入, 导致农户在农地经营结构选择上发生变化。而农业生产的双重风险使得组织在形成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并不相同。地租较高的地区往往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 而地租较低的地区常常伴随自然风险 (此处包括正常生产问题) 。也正因为此, 组织在选择上存在不同的路径:地租较高地区对于组织的需求在于其能够维护稳定的交易环境, 而地租较低的地区则是希望组织能够提供较好的生产环境。
第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标在选择时会出现不同的倾向, 而这一目标则是基于农户的偏好与禀赋。如果组织中效率实现成本较低, 那么组织在目标选择上则偏好分配效率的实现。与此相反, 如果组织在分配效率上容易实现, 则组织在目标选择上侧重于经济效率的获得。
第四, 在治理层面,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由于股权改革较好, 对与组织收益的获取及分配较为明确, 组织的治理结构在于执行方面, 因而科层制往往成为其主要的选择。对于市场化深入不足的地区, 特别是进入市场存在较大的费用时, 组织选择更多的需要对资源的激活, 因而竞争机制成为其首要选择。
摘要：组织是重要的, 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而对于农业组织形式存在较大的争论。本文立足于三个视角分析上海三类农业组织, 来探讨组织变迁的逻辑。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 经济空间格局、土地利用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实质是在解决级差地租的分配, 农业组织的效率关键在于地租机制的效率。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10
不同国家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各具特色, 各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决定选择不同的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我国是农业大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动农民致富至关重要, 农村可以利用得天独厚地理优势发展生态农业。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有“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三种主要组织形式。
二、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业产业化主要组织形式
(一) 龙头企业带动型
1. 龙头企业+农户
该模式以企业凭借先进技术、雄厚资金作为当地的特色龙头企业, 签订合同契约来联结农户生产与公司加工、销售。1983年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创立, 到目前已有5.28万户合作家庭农场, 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 落实企业经营理念, 保护好农民利益。企业以养鸡、养猪为主, 农户与温氏合作, 企业负责种苗、饲料、兽药、技术、销售环节, 养户负责养殖环节, 形成封闭的利益循环体系, 加强了农户与公司的联结程度。
2.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该模式是公司对基地提供资金、技术、政策及市场信息服务, 基地向公司提供农产品, 对分散的农户进行监督和约束。龙头企业通过共建、自建基地引导分散的小农户进入社会化大市场, 形式可以是公司直接买断土地使用权, 或从产权上联结, 建立股份制生产基地。
被称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湖北省柑橘产业示范基地的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 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型的契约联结形式, 通过企业和农户协商签订规范合同, 确定双方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企业建立联结订单农户的柑橘生产基地, 为基地的农户提供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 农户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柑橘原料, 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 中介组织协调型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该模式以合作社为纽带组织分散的农户, 企业联结合作社为众多专业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销售的产加销等多方位服务, 三者密切联系起来共享产业化经营组织效应。内蒙古奶联科技公司建立“奶联社”模式招募奶农入社, 据统计2015年创建30万头牧场。生产期间, 奶联社建立技术、管理和资金投入平台, 支持企业对奶牛疫病研究并减少奶农养殖成本;承担奶牛疫病和死亡风险;在奶联社内部实行股份分红, 实现双赢。
三、新农村建设下我国产业模式面临的问题
(一) 融资难, 创新能力弱
新农村建设需要充足资金投入作为财力保障。龙头企业、基地建设、合作社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和对企业产品技术研发及监管, 打造有竞争优势和特色的龙头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目前, 农业企业自有资金缺乏, 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较困难。农村信合与农商银行信用担保要求高, 寻求民间借贷又要面临资金管理不善, 监管不严的高风险, 各种原因都会使企业融资难。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国家科研机构研究的农业科技成果相对较少, 且农业科技成果的使用率较低;没有国家支持和足够资金建立独立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 企业很难发展壮大。
(二) 中介组织发展不完善
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包括合作社和专业协会, 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会存在规模小、带动实力弱、运作不规范问题。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员接受教育机会少, 文化水平低, 传统的生产观念使农户难以接受组织化的经营方式, 种种因素都是降低农户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农合组织刚刚起步, 发展还不成熟组织带头人经验不足很难靠自身组织农民生产, 维护其合法利益, 带动农民致富。
(三) 利益联结机制不强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润分配机制难实现。第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 各自寻求利润最大化, 当供大于求, 农产品外销困难, 收购价格压低, 农户增产不增收;供小于求, 产品抬价抢购, 企业成本增加。第二, 政策宣传不到位。国家制定了许多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农业产业化的优惠政策, 但对政策宣传不到位, 使相对处于弱势广大农户难享受到政策的优惠。第三, 法律法规尚不成熟。现今相当大部分龙头企业人员和农户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交易中签订合同不规范, 两者都会面临双方违约、毁约风险, 造成损失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四) 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
部分基层便民服务大厅不便民, 管理薄弱, 制度缺失, 纪律松弛, 造成部分县乡政务服务机构存在窗口人员脱岗、离岗现象, 给群众办事带来不便。
农合组织刚起步, 缺乏合法地位, 组织带头人很难靠自身给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农产品交易市场少、市场监管和服务能力弱。大多数农产品市场摊点被中间商租用, 出租费用又高造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少, 专业市场少;多数地方没有建设规范的农贸市场, 加之市场监管机构不够, 监管和服务能力又弱, 损害农民利益。
四、农业经营组织优化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 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法律机制
1. 筹资机制多元化
建立一个以农村投资为主体、国家政策性投资、国内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外资及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结合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
加快培育农业资本市场, 鼓励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 协调经营权与使用权进入证券市场, 评估宅基地, 可以进入市场典当, 使之证券化。
2. 信用担保机制市场化
为解决企业贷款难、抵押难、担保难问题, 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解决发展资金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应的资金补偿机制、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和损失补偿机制, 运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积极引导并推进信用担保体系走向市场化。
3. 农村金融机构法律制度完整化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农商银行及非正规性金融机构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支持。一是修改《商业银行法》, 给民间借贷创造一个合法的贷款平台, 多条筹资渠道, 对贷款机构的财务、业务范围风险防范, 加强监管力度、风险防控;二是修改《担保法》, 放开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产品等财产抵押限制。
(二) 壮大企业和农产品基地、引导农合组织建设
龙头企业具有资本、技术、人才、土地等优势带动农户走农业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道路;农产品生产基地是龙头企业的依托, 保障公司和农户之间的沟通及利益联结;合作社是农民利益维护者, 更是进入大市场的最好的中介机构, 为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和主导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
(三)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1. 利益均沾, 农民转移成企业员工
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可使企业与农户、基地协商签订商品契约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中介组织协调型, 在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鼓励企业与农户利润合理分配、与农户签订劳动合同, 增加部分剩余劳动人的就业机会, 在加工, 销售环节聘用农户共享农业产业化利益, 让农民充分享受股份增值红利。
2. 签订价格保护收购合同, 建立风险储备基金
企业在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时, 协商合理的收购价格, 确定最低收购价格, 保护农户利益, 由双方共同出资建立农产品购销风险储备基金, 补偿市场及自然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 企业要及时向农户反馈市场供求信息。
(四) 壮大外部支持
1. 转变政府职能和服务方式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权力下放, 税赋改革, 对有明显效应的企业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 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及农业部门能提供准确及时的农产品市场信息, 保障农产品社会供应, 并引导企业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环境。
2. 培育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一方面培育新型农民, 政府与企业联合积极开展农民技术、知识培训和专业农业活动技能竞赛, 培育一批专业指导农户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农村经纪人”和农机技术推广人员。
另一方面, 壮大农合组织。鼓励农民自愿组建、加入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向享受组织服务的社员收取服务费用, 避免个别农户“搭便车”现象。
3. 建全适应新农村的土地流转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8亩, 家庭农户耕地最多8亩, 这种小规模的生产经营难以应用先进管理方法扩展土地使用效益。并且国家在鼓励农民集体迁进新农村时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可以享有之前所承包的部分土地。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并为解决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等合法用地应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 健全土地网络流转平台, 完善土地承包法律法规, 使农民继续享受家庭承包的土地, 使农民集体迁进新农村仍然获得一半的农地。
4. 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政府及企业有义务为基地农户积极提供金融支持、农机技术推广、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销售、供求信息等全方位服务。改造农产品流通市场, 发展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新农村便民农业服务中心管理, 积极开展农合论坛经济活动, 便于高层管理人员了解广大农民心声, 努力为其提供更好的需求服务, 最终提高农乡幸福指数。
五、总结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要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农业发展模式, 培育龙头企业、加强基地建设、促进农经组织发展、完善运行机制、营造发展环境, 推进农业产业化。
摘要：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就必须因地制宜培育农业主导产业, 培育一大批有特色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化, 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 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文章通过研究三个企业不同组织形式, 在对比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 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模式。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农合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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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齐成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J].农民经济问题, 2005 (03) .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11
关键词 农民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现代化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收问题。而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农业产业化是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专业合作组织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好的组织形式。不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就不得要领。
1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催动农业生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它改变了单家独户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地位，使个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微观层面上结合起来，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理顺的组织结构和适度的规模进入市场。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支撑，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经营，也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合作组织还可以为成员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并能享受国家某些减免税待遇，有利于农业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再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承载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承载了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功能，从根本上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给广大农民提供了组织的依托和学习提高的平台，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经营中，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将得到脱胎换骨的更新和改造，他们收获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活和科技的信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营销和投资的理念、社会参与的意识以及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催生出新一代的、整合的、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这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几种模式
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句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由分散的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模式。
2.1 "公司+农户"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非农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流转农民承包的土地形成农场，然后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并按照工业化生产形式，由公司雇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该模式以句容嘉汉生态农业园等由工商资本投资的农业项目为代表。这种模式中，农民收益包括两方面，一是从流转的土地上获得租金收入，一是通过在农场务工获得劳务收入。
2.2 "大户+农户"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农村中一些大户或能人，通过自身的成功经营形成示范效应后，联合其余农户组成合作社，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该模式以张小虎葡萄专业合作社、老方葡萄专业合作社等为代表。在农户认识不够的情况下，大户能人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
2.3 "合作社+农户"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社员的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服务。该模式以西冯花草木专业合作社和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代表。前者是，少数农户通过发展草坪、苗木等高效农业取得成功。在其带动下，其余农户自发组织起来，联合从事高效农业生产经营，但并不都是从事种植，而是逐渐形成一套种植、收割、运输、销售等严密的分工合作体系。后者是在全国三农人物、农业科技专家赵亚夫的支持下，于2006年2月成立，是江苏省第一家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实行"六个统一"的生产模式，即统一规划作物生产布局、统一提供技术培训、统一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免费供应农业生产资料、统一农产品品牌包装、统一组织市场销售。
从发展的实践看，这几种模式都能有效地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经营规模过小和进入市场困难等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在"公司+农户"中，工商资本的投入比较容易解决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农业发展难题，但这种模式以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劳资关系中公司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农户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两者之间很难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大户+农户"中，合作社发展严重依赖大户或能人的自身素质，利益分配也容易向大户或能人倾斜，农民也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在"合作社+农户"中，社员之间不仅保持了身份平等，而且通过利润的两次分配，农民获得了最大利益。
3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实践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处于“龙头”或“中介”地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带动主体，推进了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的共同带动下，2002年形成农业产值及农产品加工产值近170亿元，税利5亿多元，我市670万农民人均增收40多元。
3.2 促进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调、组织工作，使分散的农业生产实现了适度的规模经营生产，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3.3 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广泛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发挥一头联结政府农技推广机构，一头联结农户的作用。通过技术培训、品种引进推介、种养技术指导等方式，将最新农业技术成果推广到千家万户中去。
3.4 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解决了单个农户生产经营中许多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拓宽了增收渠道，使增收问题的解决有了比较可靠的保障。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篇12
“家庭农场”首次出现在我国中央一号文件中, 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研究界的高度关注。总体来讲,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的提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 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方面, 提出坚持依法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次, 在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方面, 提出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 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最后, 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方面, 提出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 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1〕什么是家庭农场?查阅文献资料发现, 目前被学术界认为权威的定义是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对家庭农场的解释, 认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刘文勇, 张悦指出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包括四个方面:农场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3〕原则上认为, 不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方面界定标准的农业经营形式不被认为是家庭农场。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实际操作弹性很大。这样使得一些政策投机主义者伺机而动, 举着家庭农场的旗帜骗取政策补贴, 误导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另外中央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由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认识不一致可能导致家庭农场的形变, 例如孟庆丽, 张紫贝斌指出我国泛家庭农场化显现, 发展过程中出现:家庭农场规模越大越好;一经注册即可享受国家政策扶持;种养大户成为地方家庭农场发展的“小盆景”;打“擦边球”, 套取多重优惠等错误的认识和做法。〔4〕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需要学者进一步探讨完善我国家庭农场界定标准, 本文在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基础上总结目前学者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进展, 发现严格的家庭农场界定标准应该包括: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家庭农场需坚持一业为主, 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家庭农场坚决不允许有长期雇工;家庭农场需要适度规模经营。文章在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标准部分提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机会成本核算标准, 给出具体的家庭农场规模计算公式, 以方便家庭农场的规模核定。
二、家庭农场界定标准探析
家庭农场的概念在我国应该算作舶来品, 农业部在家庭农场的设计上一定程度地参考了发达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由于中国农业发展有其特殊性, 所以发展我国家庭农场不仅需要借鉴外国经验, 而且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探讨适合我国的, 本土化的, 动态的家庭农场界定标准。本文认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 严格的家庭农场界定标准应该包括以下4个方面:
1. 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
关于判断目前农业经营形式是否属于家庭农场应该首先满足: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这一判定标准和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有相同之处, 即确定农场经营者必须是农村家庭成员。这里强调“农村”和“家庭成员”两个概念, 从户籍和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严格的界定, 即不具备农村户籍和不是家庭成员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不属于家庭农场的范畴。这样的界定标准有其科学依据, 首先, 国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是想解决谁来种地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个难题, 这两个方面的规定, 可以分离出目标群体, 以明确国家政策扶持对象。另外, 相比其他的农业经营形式, 家庭经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 部分经营自有土地, 较少受到土地流转和雇工成本的制约;〔5〕家庭经营形式是我国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 亲缘, 血缘, 地缘关系决定了较低的内部治理成本、谈判成本且便于稳定土地流转合同。家庭劳动力作为农场的所有者, 需要承担农场经营的所有风险, 形成有效的风险激励, 这一点决定家庭农场的所有者会为自己的利益竭尽全力, 以保持接近零值的代理成本优势。
除了在户籍和家庭经营两个方面对家庭农场界定, 本文在农村家庭经营标准之前加了限定条件, 即规定申报家庭农场的农村家庭应该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或农业生产知识。如:湖北省武汉市2011年出台家庭农场界定标准, 规定申报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年龄需在50岁以下,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并有5年以上务农经验;这样的规定保证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 能够筛选出一部分满足条件的家庭农场条件的经营者, 但是这样的筛选条件过于单一。目前, 关于家庭农场的学术研究中, 部分学者提到我国可以借鉴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 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培育现代农场主。〔6〕这样家庭农场申请者必须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界定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种是借鉴武汉市的界定标准, 从农业生产经验角度确立界定标准, 另一种可以考虑允许获得权威考核认证的农业生产资质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家庭成员经营者申报家庭农场, 这样可以抛开在从事农业时间方面的限制, 助力国家培育新生代农民。
2. 家庭农场需坚持一业为主, 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农业部在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中提到家庭农场要以农业收入为主, 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标准应该还包括家庭农场需坚持一业为主的前提条件。怎么解释一业为主呢, 家庭农场经营中的一业为主是指家庭农场在经营中应该确定一个主要的生产类型, 使得主要的生产类型收入能达到家庭农场总收入的80%以上。例如从事种植业中的水稻种植, 或者从事养殖业中的生猪养殖等。根据农业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统计到的家庭农场中, 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 占46.7%;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 占45.5%;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 占6%;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56万个, 占1.8%。目前, 暂时没有更进一步的细分统计数据。在家庭农场界定标准中突出强调坚持一业为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家庭农场区别于小农生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家庭农场不再是单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 它更注重将农业商品化, 机械化, 科技化等现代农业的因素组合起来。当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主体确定主要的生产类型之后, 农场主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某种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 科学技术钻研, 市场及营销策略方面的研究。这样首先利于农业生产向专业化、科技化、标准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其次, 能够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 改变传统经营和分散化经营中因博弈力量弱而处于劣势的状况;最后, 家庭农场坚持一业为主, 主要生产一种农产品以方便政府农业技术指导和制定匹配的财政补贴标准。
3. 家庭农场坚决不允许有长期雇工
农业部的界定标准指出, 我国家庭农场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本文在农业部的界定标准基础上提出更严格的界定标准:我国家庭农场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可以存在适量的雇工, 在农忙季节帮助农场主完成农业生产, 但是坚决不允许有长期雇工。这样严格规定家庭农场界定标准,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首先, 从我国提出家庭农场的目标方面讲, 发展家庭农场是想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以提高生产经营主体应对风险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 同时解决谁来种地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个难题。那么家庭农场要真正做到为设计目标服务, 就需要十分警惕生产关系的倒退, 在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上做出严格规定, 防止将家庭农场异变成新型剥削关系的工具。其次, 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 因为农业生产的生产主体是生物, 生物的生长需要在开放的空间进行, 农业生产的开放性特征为农场雇工偷懒、无作为创造了条件。同时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 因为雇工偷懒或无作为导致的收益损失几乎很难在后来的经营中弥补。例如苹果种植农场主雇佣雇工对苹果疏花疏果, 因为几乎不能监督, 雇工偷懒一般很难被发现, 但是偷懒的损失是很难在之后的精细化管理中弥补的。雇工总有道德风险的问题, 对雇工的监督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已有研究表明采用雇佣制的大农场, 因为需要管理雇佣劳动力并监督其劳动努力程度和劳动质量, 不可避免地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代理成本。因此, 家庭农场界定标准中应明确经营主体是家庭成员, 且坚决不允许有长期雇工。
4. 家庭农场需要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部强调我国家庭农场申报应该满足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的条件, 但是什么是家庭农场的合理规模, 界定标准模糊。目前, 我国没有出台相应的评定办法, 只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并制定合理的适度规模标准。探讨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家庭经营规模过小可能导致农业经营者不能完全投入精力, 不能认真从事农业生产, 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经营的农户理性选择会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经营规模过大, 一方面, 家庭成员不能完全顾及农业生产, 可能导致粗放经营, 效率损失;另一方面, 经营规模过大表明经营主体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可观, 如果继续获得农业补贴就背离了国家财政政策目标, 并没有运用有限的财政资源缩小国家贫富差距, 矫正收入不均。如何确定我国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呢?笔者认为在讨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界定标准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家庭农场的规模界定应该是一个动态标准, 不同地区, 从事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应该具有不同的适度规模界定标准。
明确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界定的前提条件之后, 笔者查阅大量的参考资料发现将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和经营收入挂钩是一种科学的适度规模核算办法, 即将劳动者从事非农业获得的收入作为家庭农场土地规模的参考标准, 首先, 算出从事一种农业生产获得亩均净收益;然后, 用参考标准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亩均净收益, 得出机会成本下的人均适度规模;最后, 用人均适度规模乘以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 就能得出家庭农场在机会成本核算标准下的适度规模。设某地区从事某种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为S, 农民从事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为ID, 从事某种农业生产亩均收入为IN, 从事某种农业生产亩均投入 (包括地租) 为C, 家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为N, 故家庭农场在机会成本核算标准下的适度规模计算公式为:S=ID/ (IN-C) ×N。例如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何岭村为例, 该村打工人均收入为16250元, 每亩水稻种植的平均纯利润为515元, 这样为了通过种植水稻保持和打工一样的收入, 单个农户种植水稻的合理规模约等于32亩, 〔7〕如果家庭中有两个人常年从事水稻种植, 那么合理的种植规模应该是64亩, 这样才能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将种田能手留在土地上。机会成本核算标准算得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是一个基准规模, 在实际核算中, 具体的规模可以在基准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 以匹配计算公式中农民从事非农业人均纯收入ID和家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N随地区和家庭差异变化的特征。
三、明确家庭农场界定标准的意义
1. 为种田能手安心种地创造条件
传统的分散化的农业生产中, 农户经营较小规模的土地, 不能形成规模优势, 常常出现打工的比种田的收入高的情况, 这样很多擅长种田的种田能手在经济效益差的强拉力下, 可能放弃种田, 被迫选择进城打工。明确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之后, 符合家庭农场申报标准的农户就可以选择向地方政府申请经营家庭农场, 以发挥自己的种田优势, 避免在利益驱使下, 盲目进城打工。
2. 为地方政府审批家庭农场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家庭农场,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认识不一致可能导致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被投机主义者偷换概念, 异变成工商资本下乡、新型剥削关系抬头、资本家趁机圈地的工具。家庭农场的严格界定标准, 为有效抵制家庭农场的异变, 明确地方政府审批家庭农场标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标准。
3. 为地方土地流转规模指明了方向
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家庭农场经营中需要坚持适度规模是对我国农业发展意见一致的认识, 但是家庭农场保持多大的规模是适度规模呢, 没有严格的基准计算办法意味着没有确定的适度规模标准, 这样土地流转也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导致很难执行或执行出错。家庭农场在机会成本核算标准下的适度规模计算公式为S=ID/ (IN-C) ×N, 该公式在核算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基准的同时能为土地流转指明方向。
4. 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更有效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 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逐年增加, 但是当财政支农投入的增加必须面对我国农业生产“小而散”的特点, 往往是财政投入基数很大, 单个农业生产农户的数量也很庞大。用财政支农资金除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 这样单个农户获得的财政支农资金十分有限, 有限的资金对农业生产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当明确家庭农场规模界定标准后, 农户申报经营家庭农场就能获得规模的财政支农资金, 这样便于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集中资金力量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基础上探讨了更严格且便于执行的家庭农场界定标准, 强调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生产需坚持一业为主, 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坚决不允许有长期雇工;需要适度规模经营。在实际执行中前面3个方面的界定是确定性标准, 是任何家庭农场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因地因物制宜在计算基准规模的基础上制定匹配的动态标准。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 文章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政府政策建议:
1. 建立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匹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界定标准部分, 本文提出了机会成本核算标准下的适度规模计算公式。该标准是以政府能够建立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匹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假设前提的, 家庭农场是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 其目标是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其经济效益。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政府建立能够匹配家庭农场规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高农业产前, 产中, 产后的中介服务水平。
2. 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培育现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第一条提到可以考虑允许获得权威考核认证的农业生产资质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家庭成员经营者申报家庭农场, 这样可以抛开在从事农业时间方面的限制, 助力国家培育新生代农民。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政府探索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的新模式, 培养现代农场主;且家庭农场的可持续经营中更需要政府向农场主提供职业教育或培训。
3. 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户积极申报家庭农场
明确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之后, 政府需要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户积极申报家庭农场, 一方面, 响应国家政策, 推行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在申报的家庭农场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农场主, 以此为榜样带动地方家庭农场规模发展。实际运行的家庭农场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家庭农场财政, 金融, 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制定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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