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予要求

授予要求（通用3篇）

授予要求 篇1

研究生在学期间要发表与研究工作相关的学术论文, 是很多学校决定是否授予相应学位的基本要求之一。但近年来随着扩招、评比和排名对高校的影响, 高校博士生在发表学术论文时出现了某种逆向选择倾向。这一要求变得越来越形式化, 背离了设立这一标准的初衷, 导致了许多不正确的导向, 而忽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目标与学术论文的真正作用。笔者从学位管理工作的角度谈谈对发表论文规定的思考。

一、认清高校将学位授予与发表论文挂钩的真正原因

研究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学校自己做的规定, 国家并没规定取得学位必须发表论文。高校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有四个共同点:对发表文章数量的要求, 一般要求就是2-4篇;对发表刊物要求, 一般要求至少一篇被SCI或EI检索, 或至少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对作者的要求, 即博士生应为第一作者, 或博士生为第二作者, 但第一作者为本校导师;对发表单位要求, 一般要求必须署名为本校。那么学校设立这样规定的初衷是什么?

(一)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导向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 学位授予的质量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研究生水平的高低的体现是有一定滞后性的。研究生的工作能力, 科研水平的体现往往要到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由用人单位来做出评价, 研究生教育质量如何来衡量。目前评估专家只能将目光瞄准培养过程, 用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的表现来衡量研究生教育的质量。2002年国家开展了全国性的学科评估试点, 2003年、2004年分别组织了第二批与第三批评估与排名。在学科点评估指标体系中, “人才培养”作为评估的四大指标之一, 研究生在读期间和毕业后两年内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是其重要的参考数据。另外中国目前在评比高校办学水平时, 把各个高校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作为大学排名和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为了提高学校排名, 各高校对博士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一定的要求。作为各高校来说在总结研究生教育质量时, 也不经意地将在校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数与研究生教育水平相挂钩。

(二) 加强研究生培养的有力手段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分为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两个阶段。课程学习是研究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 为进行科学研究打基础的过程;论文工作则是研究生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平台。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何促使研究生从入学开始就加强科研能力的自我锻炼, 并且实行有效的过程监控呢?而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就成了高校用于解决这一难题的既公正、公开, 又省心、省力的办法。

二、当前对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存在的问题

对于是否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存在着不同看法, 发表文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研究生专心学问, 搞好本职研究工作, 但也造成了很大的弊端, 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 不管学科差异全部一刀切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鲁卫教授提到研究生是否要发表文章才可获得学位时, 表示:这涉及到确定什么是学位的最低标准, 涉及到怎样评判是否达到这个标准,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由于学科差异性很大, 不同的一级学科也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不管学科差异, 全部一刀切在看似公平的幌子下, 会造成不少博士研究生压力加大, 学术研究等效果下降。

博士研究生一般在校时间是三年。在最初的半年要学习学位课程和专业课程, 一般不具备科研和发表文章的条件。在校的最后一年需要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 中国期刊文章的发表周期一般为一年左右, 即便博士研究生有文章投寄也难以在毕业前发表, 所以最后一年投寄的文章大多为无效文章。除去这些时间, 剩下用于写作发表文章的时间为一年半。按学位博士发表两篇论文, 以70%计, 每在一年半内要写三篇, 平均6个月一篇。对于一个边学习边研究的博士生来讲, 具有相当大的压力。实际上, 在很多高校, 对博士研究生发表文章的要求甚至要高于其导师。另外, 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短时间内发表如此大量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博士研究生深入研究问题、广泛博览群书的时间, 使其被迫腾出大量时间拼凑文章, 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原意。

(二) 重结果轻过程, 发表论文形式化

依据现行高校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 只要满足在高校指定范围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其收益效果是相同的。不同的核心期刊有不同的影响力, 它们对收录文章的质量要求也不同, 所以在核心期刊之间存在不同的录用风险问题。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讲, 他们知道学校规定的期刊范围和期刊对投稿文章的质量要求, 于是, 他们总是寻找付出最少而收益最大的选择。为了达到学校的要求,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写作时间短、质量一般的文章。同样在投稿选择上, 更倾向于选择对稿件质量要求较低的核心期刊, 以降低录用风险。

现在为了发表文章而发文章, 已经不只是研究生的问题了。发表文章越来越向着功利性甚至商业性转变, 这与要求发表论文的初衷相去甚远。急功近利地发论文, 不利于学生真正潜心学习、思考, 也不利于国家整体学术水平质量上的提高, 往往是造成学术的“低水平重复”。

(三) 盲目推崇SCI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是美国科

学信息研究所于1963年建立的一种大型期刊文献检索工具, 是对期刊和论文进行客观评价的一种工具, 在其刊源上发表的文章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学科的国际学术前沿。但SCI也并非是一把绝对正确的尺子。除了学术偏科问题外 (注重基础学科) , SCI本身也存在着语言、地域、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在SCI刊源中一些高水平的中国科技期刊由于语言限制而没被SCI收录, 从而直接导致了SCI对中国学者的报导偏少, 因此很难用SCI一个评价标准涵盖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科研工作和成果。以SCI为参照, 鼓励部分科枝人员向世界最高水平冲刺和评价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是相互联系又不尽相同的两个方面。混淆二者的区别, 就可能导致将SCI标准滥用, 非但不能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反而可能导致群体科研信心的散失。

三、对学位与发表论文关系的一些设想

处理好学位与发表论文的关系, 就要树立正确的学术评价观。要明确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在于培养人才, 发表文章只是个重要的副产品。以复旦大学张跃进 (2002) 研究来看, 博士生在读期间是否发表论文与其后续的学术成就没有相关性。但我们要认识到发表论文是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一个有效训练与培养手段。

(一) 学校不应将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

国家对学位授予的条件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并无要求获得学位者必须在在读期间发表学术文章的具体条款。复旦大学周鲁卫教授提到校学位委员会给出的只是一个能拿到学位的最低标准, 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不能授予学位, 这实际上就是一条底线, 但具体要不要发表, 要什么层次, 由各个学位分委会做出规定。这实际上是将对研究生的具体要求交给了导师来把关, 这样更有利于尊重不同学科间的差异, 发挥导师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周鲁卫教授提出, 在发表文章的规定上, 渐渐地做到由各院系在校学位委员会的框架内自主规定, 也可在其框架之外考虑那些特殊人才。应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要求与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的结合上来考虑发表文章的问题。

(二) 通过加强导师建设来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

研究生是在导师的指导下, 通过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 熟悉相关研究方向的基本理论及研究现状, 逐步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和高校自身的良好的科研环境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途径, 导师队伍是影响研究生培养的高校行为诸因素中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通过加强导师遴选, 来确保导师质量, 优秀的导师不仅能予以研究生学术研究上的指导, 还能从科学探索精神、治学态度等品德和作风诸方面影响着研究生。所以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关键是在导师, 而不应该由文章来把关。

(三) 个体区别要分别对待

杨振宁就曾说过, 中国按部就班把知识给孩子, 平均起来是好的, 可中国教育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对特别好的, 占总数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因此, 对于那些本身素质很好的5%的同学, 就不能拿这个标准去压制。不少课题的周期就一年至两年, 再加上现在国内不少期刊杂志的出版周期比较长, 因而, 一味地要求研究生必需发表论文才能授予学位对于不少研究生由其是理工科的研究生是个不小的压力, 这样会使学生急功近利, 不利于学生潜心学习、思考。因此, 这样死板地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发表论文, 会影响人才的培养, 不利于一些有造诣的学生的成长, 应该根据学科特点、学生个人发展情况具体要求, 对于一些已经在培养过程中显示出其发展潜力, 并已取得了相应成果的学生就要在制度上有一定的弹性范围。

(四) 建立激励机制变“压”为“导”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对于学生学习来说应该是有利的事情。因为通过撰写可以提高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对研究生全面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可抛开硬性规定, 通过将发表论文作为评选优秀学位论文或优秀毕业生等的条件来引导学生积极发文。

四、结论

实际上, 从事科学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是本科高级和硕士阶段课程训练的基本要求。中国博士研究生, 绝大部分早在入读前就已经发表过文章, 为了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 让他们接触现代科学研究前沿, 严格要求学位论文的做法难以避免道德风险, 诱发炮制应景文章、迎合杂志口味、粗制滥造等投机行为。孙莹 (2006) 提到麻省理工大学只要求博士生修够学分, 写出符合要求的毕业论文即可。相比之下, 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EB/OL].http://www.edu.cn, 2004-11-18.

[2]、张跃进.关于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规定刍议[J].国际学术动态, 2002 (1) .

[3]、孙莹.评高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要求[J].技术与创新管理, 2006 (4) .

授予要求 篇2

对于英语要求的说明

从2012年开始，我校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对于英语的要求，执行以下两个条件，达到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即可：

1、要么自学考试本科段课程“00015英语

（二）”取得70分以上（含70分）成绩； 注意：在自考本科毕业（以自考本科毕业证书落款时间为准）之前参加自学考试取得的成绩，才可以用来申请学位。毕业之后取得的成绩不能用来申请学位。

2、要么自学考试本科段课程“00015英语

（二）”为免考，并且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取得及格成绩（60分以上）；

注意：仅对于国家承认学历的英语专业本科（或以上）毕业生，在免考“00015英语

（二）”之后，可以不用再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其它免考“00015英语

（二）”的情况，均必须再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 注意：“00015英语

（二）”为六十几分的成绩（小于70分），不能用来申请学位，以此为条件办理的“00015英语

（二）”免考也不能用来申请学位。

参加我校主考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报考者，从完成办理自学考试课程“00015英语

（二）”的免考手续开始，到拿到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以自考本科毕业证书落款时间为准）之后的壹年时间内为止，可以报名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不符合上述时间限制要求的考生，原则上不得再报名参加考试。

注意：“00015英语

（二）”为免考、但又想申请学士学位的考生，应该尽早报名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我校自学考试考生应该在我校进行报名与考试。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每年10月份报名、11月份考试，一年仅考一次。请在每年的9月底关注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ces.nju.edu.cn）的通知。注意：只有免考外语课程者才可以报考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而外语课程小于70分者不能报考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

毕业生必须在毕业之日（以自考本科毕业证书落款时间为准）起一年内，向继续教育学院办理学士学位申请手续，逾期视作自动放弃。

注意：对于需要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者，请务必不要错过考试报名时间。如果因此耽误了学士学位的申请，责任自负。

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授予要求 篇3

一、文献综述

企业授信行为研究对象最初是受信方也就是客户的信用评价。典型的理论模型是客户信用的“5C”评价法,客户的品质、能力、资本、担保品和环境状况五个方面被纳入该评价体系用来评价客户信用风险。后来加入了保险因素,形成“6C”评价法。程新生等(2010)把公司治理作为信用风险评价的指标,构建“7C”评价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1]。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中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应主要考察企业基本素质、持续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稳定偿债能力、及时履约情况和企业发展前景。指导意见为企业的客户信用评价提供了指标参考[2]。

随着数学在管理学中的推广应用,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也得到发展。李成章(2009)将支持向量机SVM引入赊销风险评价,将客户的企业规模、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销售利润率、资产负债率、所有制结构、人员往来频次及来往级别纳入风险评价模型中[3]。王莉莉等(2007)通过将一些客户信用度影响因子作为探索变量,发现分类树方法具有低错误分类率和较好的灵活性,从而证实分类树方法在客户信用评级中的可行性[4]。

除了针对客户的信用评价,授信方的研究也是信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屈耀辉和黄连琴(2012)利用tobit模型和interval模型发现省域经济景气度、借贷额外成本、竞争劣势、公司年龄及规模、盈利公司价格歧视是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稳健性因素[5]。徐晓萍(2009)研究发现授信方的企业规模、公司年龄、经营状况、盈利性、流动性、客户集中度及客户质量、银行借贷能力和产品的库存状况是影响授信方提供商业信用的重要因素[6]。

通过文献阅读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授信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信用交易双方的特征上,而对于信用交易的交易品的特征研究较少。这说明信用管理中授信行为的决策过程缺乏管理会计的参与。财务导向型的信用风险信息报告注重的是客户的信用评价,注重企业的应收账款的安全性和授信行为对企业自身流动性的影响;销售导向型的信用风险信息报告则看重销售业绩,将商业信用的提供视为促销手段。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加入管理会计中与产品相关的会计指标,进一步完善授信行为的决策模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客户特征和产品特征两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本文主要研究以下指标对授信行为决策的影响作用。

“关系主义”的文化衍生自儒家文化传统,当然也会展现在华人的企业组织中[7]。因此,在企业的商业信用决策中,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是影响企业授信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与客户合作的密切程度越高,企业信用授予的额度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授信额度与客户合作亲密度成正相关。

国内关于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之间的研究有很多。政府隐性担保效应和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的垄断竞争优势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获取金融市场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方面都比民营企业更加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客户获得的信用额度更大。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我国在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很多经济带和经济圈。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案例研究发现地理集聚扩大了企业的外部信用供给,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近距离客户的应收账款催账和收账的成本较小,地理上的临近也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地理位置上越靠近的客户获得的信用额度越大。

客户能否及时偿还商业信用取决于客户的信用意识。应付账款周转率可以作为企业商业信用意识的指标。对德国企业而言,应付账款周转率与违约概率之间有很强的非线性依赖关系[8]。而在我国信用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应付账款的偿还主要靠客户追求商业折扣的利益动机和维护自身商业信誉的自觉性驱动。应付账款周转率越高,客户还款速度越快。客户的应付账款周转率在数据采集时由于敏感信息的保密可能难以全面获取,而本文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客户对本企业应付账款的还款意愿和效率。因此本文选取一个简易指标表征客户的还款意愿———应收账款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占累计交易额比重越大,证明该客户还款越不及时主动,发生坏账的几率越大[9]。采用这个指标与现有的会计信息系统应收账款管理风险管理的控制思路相吻合,数据也容易获取。鉴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信用授予额度与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成负相关。

以上分析假设都是针对企业对客户特征的考量所做的,但是企业授信行为还和交易中的产品的属性密切相关。因此,在产品的特征方面我们做如下分析:交易产品的单位边际贡献是指单价与单位变动成本的差。单位边际贡献反映产品的利润空间,单位边际贡献越大产品的降价空间越大,产品保本点越低。因此,对于单位边际贡献较大的产品,企业在使用信用赊销手段而不是价格手段竞争时往往更愿意授信[10]。当然出于资金安全和企业自身流动性考虑,价格手段的低价促销对赊销手段也有可能有替代作用。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5:企业信用授予额度与产品的边际贡献率成正相关(或负相关)。

管理会计中本量利分析思想认为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是由产品的边际贡献不断弥补的,当边际贡献为正时,产品的产量对于固定生产成本的补偿有着重要的作用[11]。产能利用率(设备利用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产品的生产销售对固定生产成本的弥补效率。产能利用率越高则机器设备运转越有效率。决策者对产能利用率低的产品增加商业信用,以高销售带动大生产对于减少企业设备利用率低下带来的设备闲置和资源浪费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企业信用授予额度与生产交易产品的设备或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成负相关关系。

商业信用存在的最主要动机就是促销动机[12]。因此,当企业的产品积压严重时,企业更加倾向于提供商业信用以扩大销量。这里我们使用存货周转率来测度产品的积压程度。当存货周转率较低时,企业一般采取信用销售方式扩大销售量减少产品积压。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7:企业信用授予额度与存货周转率成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信用销售业务的会计信息作为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收集各个销售业务销售类型(现销还是赊销)。按照信用额度的不同,本文将信用授予额度四级划分。由于因变量涉及四类离散变量,因此本文选用近年来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较常用的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二)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并且综合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选取以下变量表征假设中的因素。具体变量选择如表1所示。

(三)关键变量及数据的解释

1. 产能利用率。

产能利用率是衡量企业生产设备和流水线使用效率的重要指标。但是现实生产中影响产能利用效率的因素很多,不当的流程设计或者人员配置都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因此,为了更加明确地研究产能利用率与产品产量关系,突出信用交易对增加产品销量进而带动设备利用率提升的研究思路,本文设备利用率在收集数据时采用了产品的单位固定成本这一指标。该指标在管理会计中很容易获取,而且符合本量利分析的方法。

2. 存货周转率。

本文的存货周转率研究的存货是狭义的存货,即库存商品。因此,本文存货周转率中平均存货余额特指库存商品的余额。并使用这个指标衡量测度产品的积压程度。

(四)模型设计

Ordered Probit模型的一般形式是:Yi=βXi+εi,式中Yi称为潜在变量、Xi是解释变量的集合、β是待估计参数、εi是随机扰动项。Yi通常难以精确测量,但是我们能够识别Yi值的大小所属的区间范围,进而可以根据某种已知分布,将Yi与所处区间的概率相关联,然后利用各个区间的样本概率,借助最大似然估计获得对参数β的估计。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考察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信用授予行为的影响因素:

(五)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1. 信用授予额度的分布。

从表2可以看出,凌钢股份2015年前三季度的信用额度总体偏紧。前三季度授信额度在50%以下的交易占到总的业务量的73.23%。三个季度中第二季度的信用授予额度较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都更加紧缩。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在第二季度末需要出具半年度中期报告,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对于会计盈余而言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13]。因此,企业为了能够给予市场投资者持股信心在第二季度加强信用销售的审核力度,尽可能缩减信用授予额度。而在产权属性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背景的企业总体上获得的信用额度反而较小,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悖。一方面是由于观测数据只限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身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因此实际经营容易受到政治关系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非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大大受限造成购买力困难[13]。而在完全的赊销业务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超过非国有背景企业也说明政府的隐性担保效应存在[14]。

注:本文数据收集时仅仅统计交易发生前的以及交易涉及的信用额度,因此信用额度与季度末应收账款的变化趋势无必然联系。

2.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3是利用Stata13统计软件处理获得的有序Probit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等基本统计特征。企业信用授予额度变量的均值为1.014,表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信用授予额度总体上偏紧。客户地理位置变量的均值为1.428,表明企业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这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的空间分布是一致的,表明数据处理结果是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客户亲密度变量均值为0.678,说明2015年前三季度的采购主体仍是以大客户和熟客为主,证实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新客户拓展的压力。

(六)Ordered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

为了全面分析企业对客户的信用授予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将客户相关特征变量和交易产品的特征变量纳入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我们将客户亲密度、客户产权性质、客户地理位置和客户应付账款周转率四个变量作为客户自身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检验,并且其对企业的信用授予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

1. 客户亲密度分析。

“客户亲密度”变量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极显著”的正相关。客户与企业合作的亲密度越高,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额度越大。延期支付的允诺对于现金流紧张的客户来说是雪中送炭。因此企业往往愿意将商业信用作为维持和加深合作关系的一种支出给予重要的客户。同时,亲密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违约风险和坏账成本[15]。因此对客户亲密度较高的客户给予额度较大的商业信用符合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本文的发现与徐晓萍、李猛的企业对前五位客户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越高,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16]的结论互相补充。

2. 客户产权性质分析。

“客户产权性质”变量在本文的回归结果中系数为负数,表明非国有的产权性质的客户在本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反而比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产权性质的企业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较强,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交易活动中的付现能力强[17]。然而该变量的回归结果标准误差总体上较大,说明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稳定性较弱,这与样本数量较小有密切关系。

注:*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差(下同)。

3. 客户地理位置分析。

“客户地理位置”变量在回归结果中变现为“显著”且较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客户与公司距离越近,企业授予客户商业信用的额度越大。客户与企业的空间距离影响企业信用授予额度是“远亲不如近邻”这一俗语在商业决策中的体现。较近的客户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大额度的商业信用一方面是企业对距离相近的客户的实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相对了解,信息的不透明度降低;另一方面距离较近的客户的应收账款催账和收账的成本较小。如果客户出现破产清算等极端情况,企业也可以就近追偿,甚至可以重组将其收购[18]。地域上的临近极大地降低了信用销售的风险。

4. 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分析。

“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变量在回归结果中变现为“极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越高,企业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的额度越小。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衡量企业从客户身上获得一单位的交易额所需要授予客户的信用额度。站在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市场竞争手段的角度来看,该比重越大意味着使用商业信用作为竞争手段的成本越高,因此企业继续授予该客户商业信用的意愿降低[19]。统计该指标一定程度上还避免了只看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所反映的客户还款能力而忽视客户还款意愿的片面认识。

在逐步回归过程中,依次加入了产品边际贡献率、产能利用率和存货周转率三个关于交易的产品特性的指标。结果显示Pseudo R2的值随着变量的逐步代入逐渐变大,表明总体的模型的拟合度有所优化。

5. 产品边际贡献率分析。

“产品边际贡献率”变量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信用交易多发生在边际贡献率较小的产品买卖中。这种结果一方面是由于边际贡献率小的产品,降价促销时降价空间有限,因而公司采用授予客户商业信用的方式促销[20];另一方面是由于边际贡献率小的产品多是简单的初级产品,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工艺和设备的壁垒较小,造成这类产品的市场同质化较为严重。而采购此类产品的客户也多为小型的简单深加工企业,这些客户出于资金束缚和流动性困境,通常偏好商业信用这种优惠。

6. 产品存货周转率分析。

“产品存货周转率”变量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存货周转率越高的产品交易中企业授予客户信用额度越小。存货周转率高的产品库存积压较少,而且在钢铁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销量较好的通常是有工艺或技术优势的产品,产品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以凌钢股份主打的棒材为例,该产品的直径误差较小,领先于同行。所以在棒材产品的交易中授予客户的信用额度较小。

7. 产能利用率分析。

“产能利用率”变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上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且结果并不稳定。主要是钢铁行业总体的产能过剩,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有效刺激。企业以信用销售刺激产品销售追求高设备利用率的同时还需要相应投入原料和劳动力,极其容易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和应收账款过度膨胀以及流动性危机[21]。

(七)稳健性检验

在实际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粗放的信用授予决策往往是以交易额决定信用额度而忽略本文所侧重研究的影响因素。交易额越大,赊销的比重越大。为了验证各个变量在模型中的稳健性,将交易额按照等级进行分组,然后将组内的数据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检验各个变量的显著性(见表5)。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客户亲密度和客户地理位置变量与信用授予额度变量始终保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存货周转率变量、边际贡献率和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变量与信用授予额度变量之间则保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五个变量的稳健性较好。

客户产权性质对企业授予的信用额度仍然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有所变化。十万级交易额与百万级交易额的分组中,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额度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产权的企业多。但是在千万级及以上的交易额分组中结果相反,并且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22]。主要是因为交易额在千万元以上的客户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客户较多,样本结构上有所偏颇;而大客户中一些精密制造和工程建筑方面客户合作时间较长,有些产品规格上属于特殊定制,因此企业授予的信用额度也加大。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国有及国有控股背景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着政府隐性担保的红利。

设备产能利用率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对商业信用授予额度的影响不在具有显著性。表明在钢铁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提高设备利用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生产成本达到企业止损的手段并不被企业所接受。也印证了经济下行压力给钢铁企业拓展市场增加了很大的阻力。

四、结论

商业信用管理是现代商业管理决策中的重要内容。以往的商业信用决策往往走向对内对外的双向极端:有的过度看待客户的信用等级和违约风险,过低的商业信用供给使企业在买方市场竞争中优势不明显;有的过度重视产品推广,用赊销扩大销售减少积压结果账面“创收”,实际中企业现金流出现危机,坏账损失较大。本文构建模型综合考虑了客户特征和企业产品生产,将外部会计统计的客户信息和内部管理会计重视的相关指标结合,把客户亲密度、客户地理位置、客户产权性质、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产品边际贡献率、产品生产设备的产能利用率、产品的存货周转率纳入模型中。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表明客户亲密度、客户地理位置、存货周转率变量、边际贡献率和客户名下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累计交易额的比重五个变量的显著性和稳健性较好,而客户产权性质和产能利用率的稳健性较差。

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考虑的变量和衡量指标没有简单统一的标准。本文的研究创新点是在决策模型加入内部管理会计的一些信息,进一步优化决策模型。商业信用供给决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并且对不同客户和交易涉及不同产品进行差异化管理,商业信用决策模型才能更加完善,更加实用。

摘要：为了完善企业信用授予决策模型,本文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销售业务会计信息为依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企业信用授予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客户亲密度、客户产权性质、交易产品的边际贡献率等众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信用授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