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共5篇）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篇1

日前,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 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要求现代职业教育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这反映出我国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这也对我国高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本文试图以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教育的改革为借鉴, 从中找出一点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王安石教育改革略述

北宋中期, 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王安石在大宋王朝推行了旨在促使当时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熙宁新法”。为了培养推行新法的人才, 王安石对当时的教育也做了一些大胆的革新。因变法而史书留名的王安石, 生前并没有为自己赢得教育家的称号, 他当时改革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把教育当成了推行新政的有效手段, 但是他培养新政人才的教育理念、对教育所做的革新, 直到今天仍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成果, 虽也有论述其对当代教育改革启示的文章, 但深入探讨的不多。本文拟探讨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对当今大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故仅选取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教育改革的相关措施进行论述。

王安石改革教育的直接动力是培养新法推行的后继人才。王安石深知, 国家政策的推行需要相应的人才。早在嘉祐三年 (1058) 作为地方官的王安石就上书仁宗皇帝, 述说人才对于政令推行的重要性。王安石指出:“方今之急, 在于人才而已。”“在位者得其才……变更天下之弊法, 以趋先王之意, 甚易也。”[1]王安石赞同“徒法不足以自行”观点, 他认为, 新法要确立, 必须有人而且是能够支持新法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众多的人去实行[2]。王安石显然认为大宋在人才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 “在位之人才不足”, “能推行朝廷之法令, 知其所缓急, 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 “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 盖阖郡之间, 往往而绝也”[3]。

(一) 王安石改革学校教育的举措

王安石认为, 上述情况的存在与学校教育有很大关系。第一, 学校形同虚设, 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 取墙壁具而已”;第二, 学习内容空洞, “学者之所教, 讲说章句而已”, 而且对学生的思想上疏于教导, 以至于他们缺乏应有的使命感, “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 而非己所当知也”[4]。

针对上述情况, 王安石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起着关键作用, “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如果没有学校提供学习环境和教师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 学生即使有很好的天赋, 也很难成才, “教养之法无所本, 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5]。基于此, 王安石的改革先从学校开始, 首先由政府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学校体系;选拔有实际工作经验且品学兼优的人到学校担任教师, 其次, 改革课程设置, 本着实用的教育理念, 开设于治理国家有利的特别是“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的课程[6], 主张“学而能致”。他要求学生和文吏不要只会背诵文辞, 最主要的是学会以通过考察古今史事以学习实际的实际本领。另外, 王安石还设置了三种具有专科性质的学校, 即“武学”、“律学”、“医学”, 以培养军事、管理和医学的专门人才, 弥补了当时官方教育的不足。

(二) 王安石对学校人才培养机制的变革

王安石改革了学校人才培养的机制, 创立了太学“三舍法”。具体说来, 主要的做法是:第一, 以学生的学识程度为标准, 把太学生分为三个等次:上舍、内舍和外舍, 初入选者进外舍读书, 学习一年, 期间不能享受国家供给的生活费;第二, 以一年为期, 期间进行月考、岁考, 成绩优良者逐级升入内舍、上舍读书, 可享受国家提供的生活费;第三, 品、学、行兼优的学生倘若能通过层层考察, 并有人担保, 能以上舍出身直接获得官职, 并享受进士及第的声望。这一措施使当时的士子竞相努力, 以期能够进入太学读书。王安石的这一做法, 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考试考核方法进行年级升等的教育制度, 可以说是一个创造。

(三) 王安石培养学生思想的方法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极力阻挠, 在与其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 他深感反对派对儒学垄断的巨大阻力。这使王安石认识到, 要想争取士子的支持, 必须使他们的思想进行变革。王安石为此颁行了《三经新义》, 书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对王安石新政思想做了阐释。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材使用, 在教学过程中把新政思想传递给学生, 为新法推行培养了后继力量。

王安石加强了伦理道德的建设, 他的道德理论可以从其《五事论》中窥见一斑。王安石把《尚书》中“貌、言、视、听、思”解释为展现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相互关联的五个不同境界, 分别表现为:肃静, 即对人音容笑貌的敬重;和睦, 即言语通达, 上下左右之间的交流比较通畅;明智, 即善于观察事物;谋划, 即善于听从不同的意见;智慧, 即思考比较透彻。

二、王安石教育变革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上述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及措施, 对今天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当前高校人才的培养机制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优化大学结构, 明确大学功能

王安石在对教育进行改革之时, 从中央到地方, 注重了学校的建设, 设立专门的学校以培养专门人才, 这一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当时很见成效。在今天的中国, 高校的分类已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 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问题。首先, 高校分类缺乏权威的标准, 存在着按学科设置、科研规模等多重标准, 导致高校功能定位不明确, 并产生了类型结构不合理这一更为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 因经济结构的复杂性,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 如果一味地追求研究型大学, 追逐硕士、博士研究生, 而不顾及社会的实际需求, 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为此, 国家应尽快确立权威的高校分类规范, 引导各高校依据自己的特色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 以王安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整体思想为鉴, 依据全国统筹安排、功能多元的原则, 构建合理、科学的高校结构。这样做, 不但有利于高校教育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能够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 纠正高校办学中存在着的盲目“高大上”的倾向, 也利于引导高考学生理智择校, 优化人才的输出结构。

(二) 增强内容的实用性

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以来, 各高校也在极力提倡培养实用人才, 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但是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 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是重理论而轻实践, 输出的人才依然是理论型的多, 技术性的少, 远远满足不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求, 造成了人才市场供需的结构相矛盾。王安石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则无不在学”[7]。还说教学内容若不实用, 就会“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 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8], 他的这一观点在今天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目前, 我国培养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 但研究型人才并不是一个国家对人才唯一需求需要更多是满足实际生产需要的技术型人才。为此高校在教育实践中应该努力在进行专业、课程设置时注意到社会的需求, 注重学生技术的培养, 并注意及时将新成果、新技术合理更新到课程及教学过程中去。不仅如此, 还用考虑到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时注意学生知识基础的差异, 选择难易程度不同的教材。

(三) 重视思想道德的内化教育

在王安石的改革中, 对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引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今高校的教育中对之也非常重视。但是, 有一点当今高校的道德教育中应该注意, 那就是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化教育。

在今天, 各个高校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而且也都开设了相关的必修课程, 但是当今高校的学生仍然存在着大量令人担忧的问题, 比如很多学生学习不上心, 上课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 沉溺于虚拟的世界中不能自拔;有的以自我为中心, 只关心自己的得失, 对他人、国家、社会毫不关心;有的人生目标不明确, 内心迷茫;有的好高骛远, 只说空话, 行动力极差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 说明我们必须对当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进行反思:从小就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 为什么效果如此差强人意呢?要想破解这一难题, 高校注意做到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注意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化问题, 真正走入学生的心灵, 帮他们解决内心的困惑。

(四) 走特色之路, 发展应用型大学

目前, 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战略时期, 不仅需要大量高精尖的研究型人才, 更需要的是亿万的高中级技工、工程师等。但是, 高校扩招以来, 一些原本很有特色的地方性学校改名、升格, 求高、求大, 导致我国一些高校无论是办学模式还是办学理念, 都越来越趋于相似。这样的局面, 使得我国的高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合理的职责分工, 以至于培养的人才结构单一, 与我国多元化人才需求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为弥补当时官方教育培养人才单一的不足, 王安石创办了“武学”、“律学”、“医学”等科, 专门培养军事、管理和医学等方面的人才。在当下的中国, 发展职业教育也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部分高校也应该顺势而为, 坚持自己的传统, 认清自己的优势, 科学的定位办学目标, 尽快向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转型。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优化产业的结构,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无论何时, 教育都应围绕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展开。我国各个高校都应顺应我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需求, 找准自己的位置, 各司其职, 向社会输出真正合乎要求的人才。

摘要：王安石深知人才对于国家政策推行的重要性, 并针对当时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 他主张教育内容要实用, 培养的人才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本领, 其理念对当前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教育改革,高校,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3][4][6][7][8]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C]//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2, 11, 5, 5, 3, 8.

[2]林桂榛.“徒法不能以自行”究竟何意——兼与张岱年、郭道晖先生商榷[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2, (6) .

[5]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O[M].北京:中华书局, 1979:5534.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篇2

——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有感

史学家邓广铭著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是描述王安石的人物传记，偏重于对主人公思想、从政经历，改革举措的介绍。

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轨迹幼年时好学、壮年时养家、老年时育小，其青年所立志向十之八九淹没于家长、领导的训诫，妻儿、朋友的比较，能坚持长久的寥寥无几。青年王安石就已立定志愿：既不做只会写诗词歌赋的文人墨客、也不做只会背诵经典的庸俗书生，他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为人民做实事。表现在：①对抗上级。上级发公文“吏民定期纳钱悬赏揭发私自造盐或贩卖的人”。王安石针对治下众多的小船为家以煎煮私盐为业的群体，对此政令不以为然，且向上级上呈反对意见。②开凿运河。后因地方阻挠和天气恶劣终未成功，“令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愧恨无穷也”。③积极治水。应用新创的治水工具“铁龙爪”和“浚川杷”清理黄河泥沙。

一个改革家须一生敏而好学、持续思考并以此为乐，且具有持之以恒的坚定的意志力。王安石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认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为官时在全国积极推进他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当时的官绅士大夫都已养成袭故蹈常的风习，而王安石所到之处，总要对当地进行一番兴革。这些变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可这丝毫不影响他持续变革，只要他认准了的应革之弊和应兴之利，纵使千难万险也要实施推进。古往今来的改革家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也是这个道理。

网上有种说法：为什么每天工作后会有筋疲力尽的感觉?因为你只是社会分工过度细化的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你写的报告、发的邮件、做的记录、填的报表毫无价值且没有人看，而身体是诚实的，它深知你每天在做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事，所以会感觉困乏劳累。我对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同，可单就工作确有很多感触。工作能落到实处才有意义，在心中有意义才会有成就感，成就感会给人尊严与快乐。可扪心自问：我们每天的工作能有多少落到实处从而带给我们快乐呢?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篇3

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安石想建立周公辅佐成王的功业，宋神宗则希望找到辅佐刘备的诸葛亮，两人君臣相得，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然而，熙丰新法被元祐更化全面废止，北宋政治陷入了“翻烧饼”。熙丰新法的失败原因有多种，从管理角度看，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目标存在差异，顾问角色和经理角色的不同要求，制置三司条例司引发了原有组织体系的反抗，改革中缺乏对多种目标的整合，尤其是政策执行中发生了严重变异，都是导致新法不能继续推行下去的因素。由变法失败的史实进一步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管理思想在践行中存在不少困窘。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儒学治国铺垫出走向辉煌的红地毯，但红地毯下面却掩盖着各种坎坷。人们往往看到“拗相公”和“司马牛”的倔犟个性冲突，而看不到儒家管理思想的内在缺陷。大体上，这种践行中的缺陷可以归纳为缺乏试错机制而导致舆论一律、缺乏协商机制而导致党争不断、缺乏平衡机制而导致利益失衡、缺乏利害辨析机制而导致弊端丛生等方面。这些缺陷，从根本上看，是从修齐到治平之间的链接中断，和而不同的修养在实践中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举措。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学以修身见长而以实务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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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篇4

一、王安石生平及教育活动

王安石, 字介甫, 因祖籍抚州临川 (今江西临川) , 人称临川先生,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也被列宁称为“中国11 世纪的改革家”。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 登进士第4 名, 时年22 岁, 次年, 正式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 相继任州县等地方官十八年。在此期间, 王安石撰写《李通叔哀辞》、《慈溪县学记》、《虔州学记》等文, 批判在当时流行的华浮荡肆之学, 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嘉祐三年 (1058) 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亦称《万言书》) 中, 王安石提出人才缺乏是社会各种弊端的根本原因, 为了使人才“陶冶而成”, 须得“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 提出了意为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为不久后的熙宁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英宗治平四年 (1068) , 宋神宗赵顼即位, 寻求治世能臣, 希望借由改革实现政兴民和。这种积极求变的态度成为熙宁兴学的重要推动力。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 王安石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推行变法, 史称“熙丰变法”, 即王安石变法。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 称为“熙宁兴学”。无论是教育改革方向的确定, 还是教育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熙宁兴学都依赖于王安石的努力经营。王安石以一个无可争辩的教育改革家形象, 出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

二、王安石与熙宁兴学

宋初, 随着社会的日渐稳定和社会经济的缓慢复苏, 教育的种种弊端开始逐步浮现, 诸如学校数量过少、教育经费难以为继、教育人员的腐败现象、军事教育地位低下、科举考试难以甄别政治人才等问题严重困扰着统治者, 学术难以昌明, 政治难以进步。宋神宗熙宁二年 (1069) , 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 (副宰相) , 并开始发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推行变法, 至熙宁四年 (1071) 二月, 王安石上《乞改科条制札子》, 经神宗批准, 开始科举制度的改革, 这是熙宁兴学全方位展开的一个标志, 自此直至元祐元年 (1086) , 司马光拜相后罢废新法, 科举制重又以辞赋取士, 熙宁兴学告一段落。熙宁兴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中的重大改革举措, 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 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学校制度, 促进了地方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 从此, 北宋学校系统更加完整规范, 也对后世各种教育思想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三、熙宁兴学的主要教育举措

1.创立“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对太学进行了大力改革, 创立“太学三舍选察升补之法”, 简称“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程度不同、进度不同的等级, 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 实行分级教学, 并执行严格细致的考试升级制度。初入学为外舍, 外舍每月考试一次, 每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 考试为一、二等者, 结合平时品行 (“行”) 学业 (“艺”) , 升为内舍生。内舍每两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 成绩为优、平两等者, 结合平时行艺, 可升为上舍生。除主管官员之外, 增设太学直讲至10 人, 每二人负责讲授一经, 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 月考其业, 对上舍生根据“私试”成绩结合平时行艺进行评定, 上等者可免殿试, 其中学行卓异者, 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 直接命官, 中等者可免去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 即便是下等者也可不参加贡试直接参加礼部试, 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

2.恢复与整顿地方官学。熙宁四年 (1071) 初, 王安石即着手恢复和整顿“庆历兴学”时开始设立的州县地方官学, 先后“诏诸路设置学官”, 学官任免由中书堂直接管理, 全权负责地方学校的恢复、整顿和教育教学工作, 地方当局不得干预学校事务。为了使地方官学和中央官学更好衔接, 王安石命诸州开设学校, 在地方州县学中移植太学“三舍法”, 学生从入县学开始“, 程艺其能, 以差次升, 其最优者为上舍”, 再经过考试选拔, 进入州学, 州学上舍生获得太学的入学资格, 进入太学系统。一个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州学县学的系统的国家教育网络, 在此时期开始正式形成。此外, 为了保障学校教育经费, 同年, 宋神宗诏令各州“给学田十顷为学粮, 原有学田不足者益之, 多者听如故”。普设学田的做法, 解决了几十年来地方官学经费不足的难题, 也为学校教育的振兴与更多优秀人才的选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发展专科学校教育。在人才的培养上, 王安石非常注重具有专长的专门人才的培养。王安石意识到人才的缺乏是“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在选择陶冶的“道”上, 王安石认为“成于专而毁于杂”, 要使用专门的教育形式才能培养合适的人才, 满足改革变法的需要。因此, 熙宁兴学中, 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陆续恢复或建立, 并效法太学“三舍法”进行教学与考核。通过这些措施, 北宋的专科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专科学校的设立, 丰富了国家的教育形式, 使用分科教学的形式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 是我国教育中的一大创举, 几乎可以被看做是现代大学的雏形。

4.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设科举以来, 诗赋考试一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诗词歌赋等文学素养成为官员的重要素质之一, 而一些从政者需要掌握的经义、制度、法理方面的知识, 学校却没有系统进行学习。不合理的教学内容无法满足国家的改革需求, 甚至对人才的选拔起到了反作用。在宋神宗的支持下, 王安石从实际情况出发, 主持了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熙宁四年 (1071) 二月, 废除明经诸科, 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 以经义、策、论取士。熙宁六年 (1073) , 设立明法科“, 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 中格即取”, 元丰四年 (1081) 又规定, 进士考试内容除“本经、《论语》、《孟子》、大义、论、策之外, 加律义一道, 省试二道”。王安石科举制度的改革变传统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 有利于选拔实用的“通经致用”的人才, 注重士子对经书中“义理”的阐发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彻底改变了科举的面貌, 使得科举制度更能胜任延揽人才的历史重任。

5.编撰统一教材, 规范教育内容。熙宁兴学运动之前, 科举考试中虽有对经义中义理进行阐述的要求, 但并无统一标准, 考生答案莫衷一是。为了统一思想, 控制读书者言论, 熙宁六年 (1073) , 宋神宗下诏设经义局, 训释《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书, 命王安石主持, 吕惠卿、王雱同修撰, 两年后修成, 名曰《三经新义》, 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 作为士子必须学习的官方讲经的统一教材与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自此, 之前“谈经者人人殊”的经说纷纭局面得以改变, 成为统一士人言论的有效方式, 士子参加经学考试, 必宗其说, 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四、熙宁兴学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熙宁兴学是王安石教育思想与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 他以自己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 在一系列兴学改革措施中逐步实施自己对完美教育的设想。虽然熙宁兴学只持续了短短十八年时间, 但对于北宋中后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熙宁、元丰年间大规模的兴学校、变科举等举措不能被认为只是单纯的学校改革或教育改革, 而是明显地带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与政治结合的社会改革, 教育的政治功能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安石强调通过官学体系进行人才培养, 学校教育地位更加凸显, 不再是科举的附庸, 而呈现独立态势,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整套教育系统即始于此。这种倾向也进一步强化了科举的政治价值, 其中对科举制度的创新, 经后人调整后, 在中国有效行使了几百年, 直至1905 年科举制度才彻底废除。

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熙宁兴学中, 通过发展太学、复兴州县官学、兴办武学及专科学校, 培养出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 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来看, 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统治的稳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各行各业人才大盛。尤其是太学的发展, 对当时虚浮学风的扭转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外, 熙宁兴学运动培养了陆佃、叶淘、龚原、蔡卞等大批实干型人才, 推动了熙丰变法, 大批人才进入政府各机构, 对当时老气横秋的官场起到了很好的吐故纳新的作用, 为几十年后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兴学进行了重要积淀。

熙宁变法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诸如科举制度存在诸多副作用, 政治与学校联系过于紧密致使教育受制等问题同样存在,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也随着他的熙丰变法的失败而告终。然而, 我国后世的整个教育都受此影响, 兴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今天分析与应对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有借鉴意义。

摘要：北宋王安石在神宗当政年间, 配合熙丰变法,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兴学”教育改革运动, 通过创立“太学三舍法”、整顿与发展州县官学等措施, 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 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 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学校制度。

关键词：王安石,熙宁兴学,“三舍法”,科举考试

参考文献

[1]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 1986 (4) .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篇5

王安石, 字介甫, 号半山, 生于1021年, 死于1086年, 今江西临川人, 世称临川先生。从小天资聪颖, 喜欢读书, 而且过目不忘。写文章下笔如飞, 善于言辞。22岁考取进士, 做地方官近20年, 每到一地, 建堤筑堰, 改革学校, 开办农民贷款法, 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 都取得成功。1063年, 宋神宗任命48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即朝廷副宰相, 推行变法, 开始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要求变法, 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 是因北宋财政困难, 又面临辽和西夏的威胁, 国家积贫积弱时, 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 主要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改革科举等。所谓青苗法, 是每年青黄不接时, 官府向农民提供贷款或谷物, 收获后农民以20%的利息偿还, 使农民免受当时高利贷盘剥, 又增加政府的收入。募役法, 征收役钱, 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 增加政府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 保证农时。农田水利法, 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 促进农业生产。方田均税法, 重新丈量土地, 按土地多少和肥脊收税, 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增加国家收入。市易法, 政府设市易务, 平抑物价。保甲法, 政府把农户组织起来, 编为保甲, 保丁平时种地, 农闲练兵, 战时出战, 增强国家军事力量, 减轻军费开支。改革科举制, 考试内容改为议论文, 培养学士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利于选拔人才。

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十多年, 取得了一些成效, 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增加, 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但是, 王安石性格过于自信而执拗, 他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 祖宗更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天命、祖宗、舆论都可以不管, 不顾一切, 只有他对, 树敌很多, 他也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替国家、替他做事的人, 当时人皆称“拗相公”。因此, 新法内容过于理想、过于超前;在推行中, 又由于用人、措施失当, 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特别是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遭反对。新法终因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环境的保障而失败。宋神宗死后, 司马光当政, 废除了新法。

王安石辞官后, 退居江宁 (今江苏南京) , 封荆国公, 世称王荆公。当王荆公闻讯所有新法都被废除后, 一代伟人, 忧病抱憾而终。

王安石还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苏洵和苏辙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他的散文博取众长、融会贯通, 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的独特风格。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游记说理的优秀散文, 让人们领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远”, 只有具备主客观条件, 才有希望成功的道理。他的政论文立意高远, 辩理深透, 笔力雄健, 语言简练, 被后世称为政论文的典范。如《答司马谏议书》, 在观点上旗帜鲜明, 毫不含糊;在策略上柔中有刚, 直刺要害;在构思上谨严缜密, 重点突出。这是一篇言简意赅, 力重千钧的优秀政论文。